生態社會主義者對資本主義與生態危機的反思

豪爾赫•列奇曼 魏文 編譯

　　勞動和自然不應當成為商品

　　自古以來就存在商品市場(嚴格限制在所有類型的政治—社會措施);但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市場顯得越來越重要，特別是實施了全球自我調節的市場烏托邦計劃。由于工業革命，起動了一個商品化擴張的進程，它威脅擴張到社會和經濟生活所有的階層，帶來嚴重的后果。卡爾•波蘭尼在幾乎70年前出版的《大變革》中的警告應當繼續響在我們的耳邊：“一個市場自我調節的思想是一種純粹烏托邦的思想。像這樣的一種制度如果沒有消滅人類的實體和社會的本能，沒有破壞人和不將它的生態系統變成一個沙漠的話，不可能以長期的形式存在”。

　　從半個多世紀以前工人運動就知道勞動力——與他的體力的支持不可分，勞動者——不可能像其他的東西一樣成為商品，如果不使勞動者的生命和健康處于危險境地的話。現在，同樣自然界也不能像其他東西一樣成為商品，如果不使生物圈的完整性和健康處于危險境地的話，有生命的生活是我們(以及生活在我們的地球的其他物種)絕對依靠的。

　　波蘭尼在《大變革》的第六章中分析了生產的要素——自然、勞動和資本——俗語說的虛假的商品或“假商品”。實際上，清楚的是土地、勞動和金錢都不是為了在市場上進行交換而生產出來的商品，相反而是成為生產商品的選項條件，之后如果情況需要可能進行交換。在將它們作為假商品時，占統治地位的經濟理論(新古典的限界效用論)扭曲了它自己的理論上的構建，而造成嚴重的損害。因為“勞動正好不是人類自己形成公司;土地只不過是每個社會存在的自然的工具。將勞動和土地包括在市場的工具中意味著使社會的財產本身服從于市場”。

　　不論是勞動，或是自然都不能商品化而不損害人類和生物圈，為了它的生存和福利必須創造某些獨立于經濟的條件。但是，正是資本主義的特性將生產勞動、自然和資本的要素商品化。

　　我們需要一種市場經濟，但是不需要一個市場的社會，幾年以前法國總理利奧內爾•若斯潘(也是社會黨的領導人)這樣說過。但是，如同波蘭尼在他經典的書里分析道，一種市場經濟傾向于鑄造社會以至將其變成一個市場的社會，也就是說，變成一個自我調節的市場經濟范圍的社會從體制上與政治領域相脫離，在市場社會這個領域或次經濟制度占優勢，將整個社會服從于它的要求。這樣，如同在所有的非資本主義社會一樣，社會關系包括經濟，引導和調控經濟，在全面的市場的資本主義的烏托邦正好發生相反的事情。于是，必須做出選擇：或是市場經濟，或是可持續的民主的社會—具有排他性的分離。

　　經濟的目的不可能是抽象的生產效率(被定義為交換的價值和私人利潤的最大化)，而是人類的福利(包括最原始的保留可居住的生物圈的地方)以生產性的效率為名義的經濟不可扭轉地損害人類，生物圈受到絕對的破壞。

　　因此，生態可持續性和正義的社會要求的條件為市場的外部限制而運作，獨立于市場。一般來說，生態局限的要求必須轉換為調節和控制的措施。這些局限是：有許多情況是不應當發生的，盡管看來要求這樣做是“經濟效率”的近視，結果當然來自“市場力量的自由博弈”。

　　換句話說，使經濟生態化要求對自由交換和市場的行動設置障礙，對資本的權力和勞動與自然的商品化設置障礙。費爾南多•德洛斯里奧斯說過，“我們想成為自由人，我們必須建設規模的經濟”。今天我們可以補充說：如果我們想保留世界，想阻止生物圈和居住在生物圈的人被破壞，我們必須建設規模的經濟。用非常普通的方式表達，一種生態的經濟必須克服我們現在遭遇的工業社會與生物圈之間的新陳代謝中自動調節的赤字。

　　設計的問題，規模的問題與資本主義的動力

　　我在《生物模仿》一書的頭幾章里指出特別是在兩個問題上造成了生態危機的原因：一個問題是技術領域的設計不好(為此我提出將模擬的原則作為“手段”)，另一個問題是人的制度的過多擴張(對此我建議根據對需求的普遍化管理原則的方式進行自我控制)。現在要問的是，如果不隱藏這兩個問題(我建議稱之為設計問題和規模問題)，會有更深刻的某種原因。我確實相信這兩個問題的根源會在資本主義功能的動力中找到。在將自然屈從于評價資本的強制性時，必須尋找當前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因此，生態的理由是21世紀初反對資本主義的主要的理由之一。

　　至于技術領域設計不好，我們至少可以指出四種重要的現象。首先是資本主義在考慮進程、把進程分成塊和越分越多(這使“業主”在每個新的將要實施的進程中找到新的利潤來源)的趨勢的困難，這是在生物圈中生產進程構建不好的潛在的和長期存在的原因。資本主義與生態體系分割是為了讓價值的擴張取得進展;相反，一種可持續的經濟應當推動生態體系的完整性。

　　其次，根據生物模擬的標準以有效的方式建設“工業的生態體系”，選擇技術時事先評估其對生態(和社會)的影響，這要求生產的組織進行一種深思熟慮的和合理的干預，這將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功能原則發生激烈的沖突(顯然這是反對資本主義在決定投資時的自由)。例如，瑞士一家有名的紡織廠為了重新設計生產，根據生物模擬的標準，對傳統的紡織工業中普遍使用的8000種化學產品進行檢查，對其中38種能夠保留，它們對人的健康和環境有很高的標準。看來很清楚，如果這個試圖作為公共的倡議而普遍實行，而不是作為一種私人企業的自我限制，那維護企業自由的呼聲就會讓我們所有的人成為聾子--之后將出現比呼聲更糟糕得多的事情……(事實上歐盟試圖在化學物質的生產和使用中引入某種合理的東西的有節制的倡議已經成為全世界化學工業猛烈攻擊的目標)。

　　將近40年前，巴里•科莫內指出，向一種可持續的經濟的過渡需要投入國家大部分投資的資金，至少在一代人的時期用于重建生態的任務。也就是說，幾乎所有新的在農業和工業生產的投資，以及在服務部門和運輸部門的投資都必須首先接受生態標準的指導(而不是被尋求私人利潤所指導)。很清楚的是這在很大程度上相當于將資本主義排斥在游戲之外……達尼埃爾•塔努羅最近的分析與此類似：對于氣候變熱的回答適應于結果在資本主義內部政治上可行的做法，作為一個沒有基礎的框架接受，將是一個極大的錯誤，不管我們出于采用神圣的表達說的是交易，還是適應。氣候變熱—以及一般說是社會生態危機—不可避免地將社會經濟制度的問題確實提到桌面上來。

　　從前景來說，主導地位的說法是“成本--效益”，只接受以下問題：哪是更便宜的，以何種方式能夠達到更多的私人利潤。這種前景結果是不可接受的。達尼埃爾•塔努羅對技術的潛力市場、經濟的分析很有道理，目的是為了減少所有相關的排放，他的結論是：

　　“建立在技術能力的基礎上等于說我們承諾盡最大可能穩定氣候，動用所有了解的手段，而不取決于它的成本;采納其他兩個概念中的任何一個意味著試圖以不花任何錢(市場的力量)，或不花過多的錢(經濟的力量)的方式拯救氣候，只要能夠允許企業賺取利潤”。

　　既不是國家安全和軍事防衛的問題，比如也不是在征服太空的問題上，行動的準則是“成本--效益”：或者說在政治上確定一個目標，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使用必要的資金，而“不停留在支出上”(盡管資金必須以盡可能更加有效的方式使用)。但是，手段不應當決定目的更不用說當我們談論的目的是地球對人類未來的可居住性。

　　生態社會主義者的基本計劃是為了應對氣候的轉變(達尼埃爾•塔努羅語)

　　1，我們需要減少物質的生產力：生產更少些，運輸更少的商品。因此，“大幅度減少勞動時間—不失去工資—是今天我們能夠提出的最重要的生態的要求”。

　　2，征收(沒有賠償)大型能源企業及其分配的網絡并將其社會化。

　　3，新的能源系統建立在可更新能源的基礎應當是公共的稱號。

　　4，但是，這些大量的投資從哪里來呢?征收銀行和金融系統并將其社會化。

　　5，基礎產品(水、能源、活動性)由公共部門免費提供，直到民主地決定的人的基本需求達到滿意的程度。

　　第三，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的技術革新—為了實現新利潤的來源的制度有力的發動機—將會造成生態的問題。實際上，保持利潤的高水平需要不斷引入新的產品和服務—因為在成熟的市場上利潤是更低的—一般來說，沒有足夠的時間和努力去證實生態系統的共存性。這又涉及我們剛碰到的一個問題：巴里•科莫內30多年前在分析化學工業的實用事例時已經揭露過的問題，“在四五年的時間里，從一種新的化學產品投放到市場開始，對于中間環節來說利潤是很高的(革新的企業比抗拒進行革新的企業大約獲得雙倍的利潤)。這是由于創造了材料的企業享有有效的壟斷，允許它確定很高的銷售價格……化學工業特別高的利潤指數看來是開發與生產的直接的結果，空間轉換快，采用新的一般來說是反自然的合成材料，在滲透到環境中時產生污染。這種情況對生態學家來說是一場惡夢，因為從文字上說沒有足夠的時間研究生態的后果。當看到這種后果時，不可避免地已經產生了損害，在新的生產技術中大力投資的慣性使得向后退特別困難”。

　　今天當科學家和企業家如克萊格•本特爾從描述性的分子生物學對合成物的生物學—在那里對環境和健康的影響比合成物的化學制品很小--實現飛躍時，這就給了我們時間思考和民主地討論，也許是以由謹慎的原則而啟發的展緩的方式進行，看來這比任何時候都更為必要。

　　最后，對這些問題有一種有趣的分析是在自然的時間與速度和資本的時間與速度之間相沖突的情況下進行的，一般來說，生物學家善于比經濟學家看得更清楚。發生了評價進程的“短期做法”與長期的可持續性的條件相沖突，貨幣流動的快速度與自然周期獨特的不可加速的速度相摩擦。這是一個卡爾•馬克思本人已經尖銳指出過的問題。

　　一位生態學家的分析

　　地球生態系統的整個程度有某種高層的限制，這反映了生態系統輪換的速度固有的局限。如果超越這個速度，系統將徹底垮臺。這已經被我們知道的關于生態系統的所有情況堅定的證實。從這里可以推斷出存在一種高于生態資本的開發程度的高層限制，它取決于整個生產系統。由于這種生態資本使用的程度不能自我超越，不破壞它，合乎邏輯的是使用資本的實際程度(也就是說生態資本加上傳統的資本)也是有局限性的。這樣，必然存在整個資本增加的某種限制，生產系統應當最后達到一種“非增長”的條件，至少對用于開發生態系統的資本的資產的積累來說是這樣，以及由于這些資產而得到的產品。

　　在一個私人企業的系統中，非增長的條件意味著不必積累更多的資本。如果是這樣，通過利潤的資本的積累是制度基本的推動力，結果難以理解這種制度如何能夠繼續在非增長的條件下發揮作用。

　　生態系統向私人企業的制度提出了另外一個問題。不同的生態周期在它們的內在的自然速度上的變化是很大的，如果想避免破裂，就不應當超越。這樣，土地系統輪換的自然程度大大低于一個水的系統(比如一種漁業)。由此推斷出如果這些不同的生態系統不得不被私人企業的系統同時開發，而不引起生態的破裂，就不得不以不同的經濟收益的速度發揮作用。但是，私人企業系統的自由操縱傾向于最大限度提高不同企業的利潤的速度……那些被“邊緣化的”企業，也就是說其運營獲利的利潤顯然低于經濟體制的其他部門，最終將被徹底拋棄。但是，從生態角度說，建立在一種生態系統基礎上的企業其輪換的速度是相對慢的，不得不在經濟上被強制邊緣化，如果它在不破壞環境的情況下運作的話。可推薦的一種程序是補貼;但是在某些情況下，這些企業應當是很重要的，這相當于一種國有化，此事與私人的企業是矛盾的。

　　這樣，必須得出的結論是資本主義政黨的發揮作用傾向于造成技術領域“設計不好”的問題，使實施生物模擬原則變得困難。至于第二個問題即規模問題會發生什么—人的系統造成的對生態的損害增加過大?這里，資本主義的表現是更糟糕的。

　　自然屈從于對資本的評估

　　在資本主義之前(以及后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中，生產活動的目的創造使用價值，也就是說創造能夠滿足人的需要的商品或服務。對此，資本主義的特點—如同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闡明的那樣—為資本的定價而生產。生產不是按使用價值的功能而組織的，而是為交換的價值而組織的。商品沒有使用價值商品的流通就不可能，這是為了滿足人的需要，從資本家的觀點來說，這是次要的。對于資本家，主要的是一種有利潤的生產的商品流動本身—由于他渴望利潤—從本質上說缺乏目的和措施。這最后的說明沒有顯示它的重要性，而是說明“充足的世界”的時代和全球的生態危機。實際上，“錢作為資本的流通本身就是一種目的，因為價值的定價唯一存在于不停的更新流動的框架內。資本的流動因此是缺乏措施的……從來不應當將使用價值看作是資本家直接的目的。利潤也不是孤立的，而是利潤的生產不疲倦的流動”。

　　這里出現一種強烈的差別。就在資本主義前或資本主義后的生產在滿足需要方面有內在的局限性的時候，為了增加利潤的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不知道什么局限性。馬努埃爾•薩克里斯坦評論道：“格隆德里塞人說新社會的本質是在物質上將其供應者變成了另外一個人，這一更多分析和更科學的變革的基礎是一個社會占統治地位的不是交換價值，而是使用價值的思想，需要不能無限地擴大。一個人可能有不確定的金錢的需要，比如一般來說交換價值的需要，成為富人的需要，更多權力的需要，但是不可能無限制地有使用的東西的需要，有使用價值的需要”。

　　這樣，強迫繼續創造新的消費愿望—為了不阻止商品流通的車輪—這是資本主義的內在性。在歷史上的資本主義，這導致以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破壞自然資源，大規模地損害生物圈，將人類和其他活的物種物化。

　　不將資本主義認定為擁有“市場經濟”

　　這樣，當全球生態危機的根源挖掘一點時，就出現了工業資本主義的黑色胖粗根：它特有的擴張的力量;將尋求私人短期的利潤強加于科學技術的開發;私人控制關于投資和生產的決定;留下沒有支付的帳目的傾向。

　　我們不應當不指出在認定擁有“市場經濟”(至少在非資本主義的工業經濟是可能的這個意義上，那里市場發揮一種重要的作用)的“資本主義”時，存在一個重要的意識形態的方面。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至少包括(A)更重要的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B)資本作為制度主要的發動機的積累，(C)私人關于投資和生產的決定由短期的利潤的邏輯所引導，(D)通過商品買賣的渠道引導勞動力，這成為最廣泛的人類存在的所有領域逐漸商品化的現象主要的事情，(E)或多或少有競爭力的市場。

　　從這種模式產生一種不可制約的經濟擴張的傾向，在這里繼續強迫連續創造至少人類新的需要，他們有償付能力的需求(與此同時，對其他人或者說人類的多數則傾向于將他們排除在“人的”地位之外：一名觀察家帶頭假想的前景肯定會認為我們所說的“人類”實際上肯定了兩種不同的動物種類，即北方的“人”和南方的“人”)。

　　現在，從來不會重復足夠的事情，在一個有限的生物圈內無限期的經濟擴張是不可能的。被競爭性地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潤的資本主義破壞生物圈，耗盡自然資源。它的擴張文化從正面反對充足、節制、自我控制的文化，而這是一個生態化的社會的特點。任何類型的可持續的發展，任何類型的從生態上說可以共存的生產方式都要求上面提到的(a), (b), (c) 和 (d)幾個特點的限制，許多市場大體上是競爭性的(E)，我認為繼續將其稱為“資本主義”沒有拫大的意義。

　　一種內在的擴張的制度

　　總之，資本主義的一個基本特點是急迫的擴張的需要(不論是從整個生產來說，還是從地理上說，直至占領地球的全部)，目的是保持不斷的資本的積累。還應加上另外一個重要的特點，在評價一種“可持續的資本主義”或綠色的資本主義的前景的時候：如同因馬努埃爾•瓦列斯滕所強調的那樣，“對資本家特別是大資本家來說，在資本的積累中一個根本的因素是不為他們的帳目付錢。這就是我所說的資本主義骯臟的抹布”。這些“骯臟的抹布”的一部分幾十年前就被經濟學理論確定為在外部性的形式下所為(社會的和“外部的”生態的成本)。

　　世界資本主義制度以這種方式的擴張(通過一些渠道尋求最大化的利潤，其中有創造“外部性”，不愿意內部化)與生態系統的穩定和生態的平衡相沖突。不阻止這種積累就不能制止這種力量，但是阻止積累也就是說質疑制度本身的基礎。

　　資本主義作為建立在不斷追求利潤的基礎上—靠其領導層、鎮壓和不平等作為所謂必要的手段—從其內在說是擴張性的。那么，如果“非擴張的資本主義”在說法上是矛盾的—確實是這樣—“可持續的資本主義”是一種成問題的無限的擴張，因為內環境穩定(用生物物理學的說法;停滯的狀態)是一種生態可持續性的必要的條件。

　　內環境穩定的經濟

　　一種生態社會主義的經濟將描繪不斷擴張和長久增長的目標，這曾經是歷史的資本主義的特點。因此將是一種經濟的停滯的狀態：一種停“滯狀態的社會主義”(將經濟的停滯狀態翻譯為內環境穩定的經濟更好一些)。發現這種經濟更簡便的方式是：所有的一切旨在尋求足夠的東西，而不是總是追求更多。

　　但是，正如德特•特雷內指出的，這不只是說達到一種不再增長的經濟;是指實現一種內環境穩定的經濟，在這里生產、消費、投資、貿易和國內生產總值都是它現實的數量中很小的部分。“取消資本主義的增長”這是不可能的，如果它結果是可能的話，使其余部分不被觸動：一種平衡的經濟與這個社會的基本結構是不相容的。

　　“這個制度的基本結構和機制的大部分由增長推動，沒有增長它們就不能起作用。不能取消增長，讓經濟的其他部分保持原狀。不幸的是現在支持減退的運動傾向于認為增長如同是在一座房子里運轉不良的一臺空調機，只需要把它搬走，房子的其他部分將繼續如同以前一樣運轉。

　　如果我們破壞了增長，不可能存在有利息的支付。如果必須多于貸款或投資的部分，在這種情況下隨著時間整個數量將不可避免地增長。現在的經濟從字面上說依靠以這種或那種方式有利息的支付，一種沒有有利息的支付的經濟應當擁有完全不同的機制以便實施許多進程。這樣，必須排除幾乎整個的金融工業，通過能夠支配金錢的措施去取代它向其貸款、投資，而不增加向其貸款的人的財富”。

　　在漫長的思想史上許多哲學家贊揚貿易的功能，認為它是人的關系的平等的和文明的實踐。為了得出這類結論，集中在相應的商品的交換上，在這里兩者的每一方從另一方收到的財產來補救短缺，這樣雙方結成一種社會的聯系。重要的是強調不尋求滿足需要而是積累資本的貿易交流幾乎從來不會導致富有的社會性。這里必須記住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開始的經典分析：易貨(一種商品與另一種不同的商品的交換)代表著最簡單和古老的交換(我們可以象征性說成M-M)。

　　金錢作為交換工具的使用超越了易貨的限制，發生了簡單的商品生產(為了購買而出售)：M-D-M。這里金錢的總和是為了實現更好地滿足所追求的使用價值的工具。

　　關鍵的變化發生在隨后的歷史的步驟，馬克思稱之為資本主義的商品流通(“買是為了賣”)：D-M-D*，在這里D*代表大于D的金錢的總和。在這里目的不是實現更好的使用價值，而為了交換的貨幣價值的擴張。“流動的資金根據轉變為資本的最后的流動類型而調整”。經濟學家赫爾曼•戴利評論說：“重點從作用價值偏向交換價值(由于D-M-D*商品流通而發生)是關鍵性的。商品的使用價值的積累是有自我限制的……但是一般的商品的交換價值被抽象為資金的形式，回到積累的中心。沒有任何東西會限制可能擁有的抽象的交換價值。

　　與具體的使用價值不同，當其囤積時會毀壞或破壞，抽象的交換價值可以無限地積累，沒有破壞或倉儲的成本。事實上，抽象的交換價值本身在增長，產生利息，然后利息又產生利息。馬克思和在他之前的阿里斯多德指出了這種對金錢的拜物教的危險……在我們的時代這個使使用價值越來越抽象的歷史進程已經被帶到所謂‘紙面的經濟’的局限，可能是D-D*的象征，將金錢直接變成更多的金錢而不提及商品，也不將其作為中間的一個步驟。”

　　在資本主義的市場上，生產、銷售和投資的目的使利潤最大化，資本積累的輪子不停地旋轉。相反，在一個生態社會主義者的經濟中追求平衡：必須考慮某種事情，比如說是一種一體化的生存的經濟，它擁有工業的生產，但是沒有工業生產的持久增長。

　　“一種增長的經濟的選擇事實上在于一種生存的經濟，也就是說，一種人們生產是為了滿足穩定的需要，而不是為了積累財富的經濟。在古老的和中世紀的部落社會、農民社會以及如今的許多公社里，產品的生產不是為了出售以便獲利，不是為了隨著時間積累資金。生產是為了用于交換其他的需要的‘等價’的產品。在有市場的日子里，使我們大家買到我們所需要的東西，以一種貢獻作交換去滿足別人的需要。沒有任何人企圖從交換中獲利，大家都只是以某種‘價值’的產品去交換其他的同等價值(一般生產產品必要的勞動時間去測量)的產品。人們不是去市場上成為富人……”

　　在一種沒有生產的物質增長和不創造利息的經濟中，基本的運作是交換產品和相應的服務：互補的好處和表現將有一種非常突出的作用。特德•特萊內說：“主要的擔心應當強調地方的資源的組織和生產能力，以便能夠保持所有的人沒有獲利的任何概念或隨著時間而致富的概念。基本的機制應當在于向其余的人和社區提供東西，知道將提供的是我們需要的東西”。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12期，摘譯自2011年12月16日西班牙《起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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