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布倫納是分析馬克思主義學派“9月小組”的重要成員。目前國內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對柯亨、埃爾斯特以及羅默已經比較熟悉，但對布倫納還很陌生，只有歷史學界對布倫納有過零星介紹。實際上，布倫納在西方影響很大。他因著名的“布倫納辯論”而在西方學術界所建立起來的學術聲望，不亞于柯亨、埃爾斯特和羅默等人。在他的周圍，聚集了一批追隨者，包括著名的加拿大學者艾倫·伍德、美籍華人歷史學家黃宗智等人。布倫納和艾倫·伍德被英語世界的學者看作是“政治馬克思主義”的兩位旗手。艾倫·伍德追隨布倫納，并對布倫納的政治馬克思主義思想作了許多闡發。關于艾倫·伍德的政治馬克思主義思想，我們將另文介紹。本文主要圍繞布倫納關于“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和“戰后資本主義現實”問題的研究，對他的政治馬克思主義思想作一介紹和評析。
一 布倫納關于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理論
資本主義起源或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問題并非新話題，亞當·斯密、馬克思、韋伯等著名思想家都對此作過探討，并從不同角度提出了各自的看法。二戰以后，國際史學界曾圍繞歐洲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爆發過兩次激烈的爭論：第一次是1946年英國劍橋大學莫里斯·多布的《資本主義發展之研究》一書出版后發生在多布與斯威齊之間的爭論，這次爭論后來由希爾頓編輯成論文集《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于1976年出版;第二次是由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機分校的羅伯特·布倫納發表在《過去與現在》第70號(1976年2月)上的論文《前工業歐洲農村經濟結構與經濟發展》引發的，1987年阿斯頓和菲爾平將爭論文章以《布倫納辯論》[1]為名編輯成文集出版。《布倫納辯論》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布倫納1982年的長篇答辯論文《歐洲資本主義的農業根源》。除此之外，布倫納后來又寫了《經濟發展的社會基礎》[2]、《從西歐的發展看東歐的經濟落后》[3]、《資產階級革命與向資本主義過渡》[4]、《中世紀晚期及早期現代歐洲的財產關系與農業生產率的增長》[5]等論文以及一部大部頭的著作《商人與革命》[6]。收在《布倫納辯論》中的兩篇論文對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論述主要通過批評新馬爾薩斯人口決定論來展開，而后來的論文和著作大都是針對新斯密主義經濟發展理論的。雖然批評對象不同，但布倫納關于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基本觀點沒有發生根本變化。
1.前資本主義財產關系的主要特征
布倫納指出，在世界歷史的絕大部分時間里(從定居農業的出現到現代早期)，“前資本主義財產關系”主導世界各國的經濟。[7]布倫納所謂的“財產關系”，是指“直接生產者之間、剝削階級(如果存在剝削階級的話)成員之間、剝削者與生產者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具體規定并決定個體經濟行為人(或家庭)得到生產資料及經濟產品的權利”。[8]在任何社會的經濟中都存在財產關系，財產關系使直接生產者和剝削者(如果存在剝削者的話)得以繼續維持其既有的階級地位，而且財產關系一旦建立，將決定“再生產規則”，即個體行為人(直接生產者或剝削者)理性地活動從而再生產其自身的規則。布倫納的“財產關系”，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所有制關系，其實質是階級關系。但布倫納不喜歡用“生產關系”這個概念[9]，因為在他看來，生產關系除包含所有制關系這層含義外，還有“生產單位中的社會技術關系”或勞動關系這層含義，而布倫納恰恰是要用“財產關系”概念來排除這層含義的。另一方面，布倫納關于財產關系決定“再生產規則”的說法，又非常接近于制度學派關于制度決定“游戲規則”的思想。
布倫納指出，前資本主義財產關系具有以下兩個決定性特征[10]：(1)生產者直接(不是通過市場)占有其全部生存資料(包括用于養活自己的勞動工具和土地)。占有的方式在不同地區和不同時期會有所不同。有的是生存資料由個人占有，有的是歸共同體所有而個人擁有使用權。在這兩種極端之間還存在其他許多中間層次。但無論如何，生產者確實占有其全部生存資料，生產者共同體在不同情況下會用不同方式保護這種占有權，這種占有權是不可剝奪的。(2)由于直接生產者直接占有其全部生存資料，剝削階級的成員被迫通過超經濟強制方式奪取生產者的部分勞動成果，從而再生產其自身。有時剝削者是作為個體奪取生產者的勞動成果。它又包括兩種情況：一是直接從勞動者那里奪取，二是間接從勞動者共同體那里奪取。在后一種情況下，共同體負責向每個勞動成員收租。
關于前資本主義財產關系的第二個特征，布倫納所要強調的是，盡管剝削者擁有土地的所有權，但這還不足以使其利用這種土地所有權奪取生產者的部分勞動成果，因為勞動者具有使用土地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剝削者之所以能夠奪取生產者的部分勞動成果，靠的不是其土地所有權，而是基于暴力的“超經濟強制”。布倫納專門批評了諾思等人關于農民與領主之間是自由契約關系的說法。
總之，前資本主義財產關系以生產者與再生產資料的直接結合為特征，而這正是馬克思在《大綱》[11]中所強調的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征。布倫納并不隱諱這一點，明確指出他自己關于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理論是以馬克思《大綱》及《資本論》的相關論述相一致的。
2.前資本主義財產關系決定“經濟不發展”
布倫納在其許多論文中花費大量筆墨反復論證的就是：經濟發展是現代現象，也就是資本主義財產關系的產物;前資本主義財產關系主導的社會趨于停滯，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增長。
布倫納的論證過程是這樣的：在前資本主義財產關系占主導的情況下，無論是剝削者或勞動者都不是非得在市場中購買再生產自己所需要的東西，也不是非得在市場上競爭地出售自己的產品，從而不是非得降低生產成本并通過專業化、積累或創新來不斷提高生產率，總之在前資本主義財產關系下不會有斯密所描述的受“經濟人”自利驅動的現代經濟發展。
具體來說，在前資本主義財產關系占主導的情況下，直接生產者理性地傾向于自己生產全部生活必需品，而避免依賴市場。遠離市場并多樣化地生產全部生活必需品，是與商業化的專業分工相對立的，而沒有后者，就不會有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由于人口增加以及新土地的開墾而導致的糧食供給的增加，并不意味著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也不意味著真正的經濟增長。布倫納稱這種經濟增長為“粗放增長”[12]。粗放增長不具有可持續性。隨著拓荒的停止以及人口增長達到土地所能負載的極限，“馬爾薩斯調整”就到來了。[13]國內歷史學界所熟知的黃宗智的“內卷化理論”，其思想淵源就可以追溯到布倫納。
剝削者也沒有提高農業生產率的動力。盡可能增加自己的收入是剝削者的理性行為，但在前資本主義財產關系占主導的情況下，剝削者無法通過積累和增加投資做到這一點。剝削者增加收入的最有效途徑是盡可能多地從生產者那里榨取更多勞動剩余，而要做到這一點，就要靠政治“積累”，即增強軍事實力以擴大自己領地內直接生產者的人數。這樣，大量的資源就被用于非生產性消費，經濟增長就成為不可能。
總之，在前資本主義社會，行為人的理性行為不是做大蛋糕，而是爭奪蛋糕的占有份額。這實際上就是一個“囚徒困境”。結論就是：經濟發展的前提是從“前資本主義財產關系”到“資本主義財產關系”的轉變;起決定性因素是財產關系即制度，而非技術或市場的發展。
3.前資本主義財產關系向資本主義財產關系轉變的前提
既然財產關系至關重要，那么是否可以通過改變財產關系而引致現代經濟發展呢?實際情況并非這么簡單。財產關系不像技術或生產組織，可以按照人的意愿提高或改變。財產關系是一套再生產規則，它一旦建立起來，就具有很強的穩固性，對行為人的行為有很強的約束力;而且行為人按照這一規則活動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行為人是理性的。這樣，生產者和剝削者都不斷把自己再生產出來，雙方都沒有改變再生產規則(財產關系)的意愿和動力。而且在沒有成功范例的情況下，改變財產關系是否能夠引致經濟增長從而跳出“囚徒困境”也是不確定的。因此維持前資本主義財產關系符合生產者和剝削者的共同利益。布倫納還強調，商人資本也并非像人們常常認為的那樣會促使前資本主義財產關系解體，而是會鞏固前資本主義財產關系。總之，在布倫納看來，英國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實現現代經濟發展的社會，是特例而非常例;資本主義財產關系在英國的出現是“非故意”的結果。
布倫納認為從前資本主義財產關系向資本主義財產關系的轉變需要一定的歷史前提，這就是直接生產者與生產資料(首要的是土地)的分離以及剝削者不再靠超經濟強制來獲取勞動剩余。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勞動者是自由的，而且自由得一無所有，只能靠出賣勞動力過活。
布倫納指出，到15世紀初，西歐的農奴制已經解體，勞動者基本獲得了自由。但進一步的發展在英國和法國卻出現了差異。在法國是小土地所有制占優勢，農民仍然與土地相結合;而在英國，農民在獲得自由不久就喪失了土地，地主則獲得了絕對的土地私有權，并最終出現了地主—租地資本家-農業工人這一導致英國農業革命的三層階級結構。那么英國和法國何以出現這種差異(或分岔)呢?布倫納把它歸結為不同國家因歷史條件的不同，導致階級斗爭的結果不同。法國農民由于得到日益加強的集權國家的支持，在與地主的斗爭中最終獲得了完全的小土地所有權;而英國農民在與地主的斗爭中處于劣勢，并最終被趕出土地，成為租地農。[14]
布倫納所謂的階級斗爭實質上是農民與地主之間的非合作博弈。在不同的國家，由于歷史傳統的差異，農民和地主具有各不相同的資源可供斗爭使用。農民總是力圖少繳租稅，而地主則力圖增加自己的收入。西歐農奴制解體后，地主并沒有放棄增加收入的努力。在新一輪農民與地主的斗爭中，法國和英國呈現出不同的博弈結果。英國的三層階級結構是“非故意”的博弈結果，雙方的博弈在無意中沖破了前資本主義財產關系，進而出現了導致現代經濟發展的制度創新(資本主義財產關系)。
4.資產階級革命
馬克思主義非常強調資產階級革命在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轉變過程中的作用。布倫納在1989年《資產階級革命與向資本主義過渡》的論文和1993年《商人與革命》的著作中專門討論了資產階級革命問題，從而進一步豐富了他的過渡理論。
布倫納認為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理論是資產階級革命理論的基礎，如何解釋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直接決定如何解釋資產階級革命。他進而認為馬克思早期[15]與晚期[16]在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問題上觀點截然相反。[17]具體來說，布倫納認為馬克思早期沒有擺脫斯密的影響，屬于斯密主義的生產力決定論。相應地，馬克思早期的資產階級革命理論強調，專制君主起初與新興資產階級結盟以對付共同的敵人——寄生的封建貴族，然后隨著資產階級力量的增強，專制君主轉而倒向舊貴族。此時專制君主的任意課稅及專營壟斷政策成為資產階級進一步發展生產力的障礙，資產階級革命就是要打破這最后的桎梏。布倫納認為這種對資產階級革命的解釋本身就是與基于生產力決定論的過渡理論相矛盾的，因為既然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是自發的過程，那么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就是遲早的事情，資產階級革命就變得可有可無了。而馬克思晚期放棄了生產力決定論，轉而強調前資本主義財產關系的穩固性，強調勞動者與土地等生產資料的分離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得以產生的前提。布倫納認為馬克思的這種新觀點為解釋資本主義在商業地主所有制框架內的出現，進而為解釋資產階級革命提供了新的基礎。
在《商人與革命》中，布倫納具體闡述了他自己對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解釋。他指出，已有的證據并不支持新興資產階級對抗封建貴族的觀念，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核心沖突存在于世襲集團與其余地主階級之間：在地主作為一個整體已經轉變為資產階級之后，君主仍然靠中世紀遺產占據國家首腦的位置;君主不但是行政執行者，而且是最大的世襲貴族。君主與已經資產階級化的地主之間的根本沖突表現在對國家性質和作用的看法上。資產階級化的地主要求的是最小但能夠保護絕對私有權的國家，而君主則樂意朝絕對主義國家方向發展。商人則出現分化。舊商人深深依賴國王的商業特許經營，因而在革命中是支持國王的保守力量;而新商人直接參與組織生產，他們既是商人，又是工業資本家。新商人非但沒有享受舊商人與國王保持良好關系所得到的好處，還深受國王任意課稅之害。他們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領導力量。
布倫納試圖將他自己的資本主義過渡理論與對資產階級革命的解釋統一起來，但正如莫利所評論的那樣，布倫納對資產階級革命的解釋可能會得出革命的發生只是偶然的歷史事件的結論。[18]
二、布倫納關于資本主義現實的理論分析
布倫納在闡述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理論的同時，也對資本主義的現實進行了理論分析。他對資本主義現實的理論分析，主要集中在對不發達資本主義發展、資本主義規制和戰后資本主義發展周期及經濟危機的研究上。其中，前兩者主要是他在批判別人思想中闡述自己的思想：在批判P.巴蘭和A.G.弗蘭克的依附論、I.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中，闡述了他關于不發達資本主義的思想;在批判法國規制學派的理論中，闡述了他關于資本主義規制的思想。后者則超越了對別人思想的批判，形成了自己對資本主義發展周期和世界經濟的分析，并引發了一些學者如福斯特、B.法因等展開對資本主義發展周期和危機的爭論。
1.對不發達資本主義發展的研究
20世紀40年代以后，隨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的迅速發展，一些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和地區被卷入資本主義體系之中。這樣，發達與不發達資本主義之間的關系如何，不發達國家和地區如何擺脫束縛和貧困，成為左翼學者思考的重要問題。P.巴蘭、A.G.弗蘭克、I.沃勒斯坦先后闡述了他們的不發達理論。布倫納寫了《資本主義發展的起源：對新馬斯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1977)等文章，對巴蘭等人的理論進行了批判。英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M.C.霍華德和J.E.金認為：“羅伯特·布倫納用生產關系術語對落后問題作出了比阿爾都塞主義者更為嚴謹的思考;從這方面講，布倫納現在被廣泛地認為是巴蘭、弗蘭克和沃勒斯坦的最強有力的批評者。”[19]
布倫納認為，巴蘭和弗蘭克都誤解了不發達國家持續落后的原因。他指出這些依附論者沒有抓住資本主義在世界出現的歷史意義，也沒有看到資本主義與前資本主義在市場中貿易的本質區別。布倫納也認為沃勒斯坦關于不發達和資本主義發展理論沒有把階級斗爭放在合適位置。在布倫納看來，資本主義由兩種關系來定義：經濟人對市場的依賴;雇傭勞動。他的基本命題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導致生產力有體系地發展，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卻不能。由于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個人不可能生產他們所需的全部使用價值，而必須通過交換來獲得這些使用價值，所以他們有提高效率的驅動力。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持續改進效率既無刺激又無強制。他堅持認為，外圍地區的階級結構說明了它們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20]他舉出外圍地位有時在同中心的貿易中獲得剩余的例子，否認對落后國家進行剝削是發達資本主義的發展所必需的，因為資本主義有其自身的內在的增長動力。[21]
布倫納認為，弗蘭克、沃勒斯坦等人的分析在政治上導致了“第三世界主義的”結論，將會使人低估西方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可能性：“這種狀況必然使資本主義在戰后成功地發展了城市的生產力……而這又為工人階級在戰后時期的激進運動和意識降低提供基礎。這也最大限度地減少了由發達工業化國家的資本主義停滯所引起的無產階級政治運動的可能性。”[22]所以，布倫納在強調資本主義核心的階級關系時，似乎是在重述經典馬克思主義關于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
布倫納重新揭示了階級關系的重要性，并將不發達資本主義落后的原因從外部轉向了內部。布倫納在闡述他關于不發達資本主義的理論過程中，把資本主義競爭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一種強制力量。但是，布倫納的思想與馬克思的思想并不相符。馬克思認為競爭是重要的，但競爭只是“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規律”外在化，這一內在規律源于“越來越多地占有抽象財富”是資本家的“主觀目的”這個事實。T.安格梯(Thomas Angotti)批判布倫納和P.巴蘭、A.G.弗蘭克、I.沃勒斯坦一樣都存在理想主義的問題。他說：“布倫納完全對沃勒斯坦、斯威齊以及其他依附論者在主要方法論上的錯誤做出的不正確的判斷。它不是機械唯物主義的問題，而是理想主義問題。” [23]
2.對資本主義規制的研究
法國規制學派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國的經濟學家M.阿格利塔、A.利皮茨、R.博耶、R.德洛姆和B.米斯特拉爾等。布倫納和M.格里克(Mark Glick)發表了《規制方法：理論與歷史》(1991年)，對法國規制學派的理論進行全面分析和批判，并對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的規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西方國家里，正統經濟學(即新古典經濟學)已經不能對過去或當代經濟模式進行令人滿意的解釋，特別是它的經濟決定主義的方法排除了非經濟的因素，例如階級關系、制度形式和政治行動等等，而規制理論是對當代普遍接受的理論的回應。布倫納認為，因為規制主義者的起點是國家經濟，所以他們不可能解釋“國際經濟的共同的、一般性的特征”。[24]規制主義者區分了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史中自一個半世紀以來的三個發展模式，每一個發展模式都是特定規制模式和積累體制的結合。第一，在19世紀，競爭的規制模式占主要地位，并且要求擴展型的積累體制。第二，在階級斗爭和技術變革的壓力下，出現了一個新的發展模式。在這里，工藝控制被削弱，公司之間的競爭使內涵式的積累出現。但是，這種新的發展模式是不穩定的，因為規制模式還是競爭型的，不能使集體消費制度化，結果產生了嚴重的結構危機。第三，由于20世紀30年代的階級斗爭，出現了新的規制模式，最終使全面采用內涵積累成為可能，成為資本主義前所未有的成功發展時期。
布倫納指出：“規制理論的一般缺陷，是它不能解釋資本主義社會財產關系的體制，而這構成界定各個階段的背景。”[25]首先，這是因為資本主義財產關系一旦建立，就對單個經濟單位或參與者提出經濟行為的必要形式——通過專業化、積累剩余和引入最新技術，對于出售他們的商品必須使價格/成本比率最大化。這種集中的發展趨勢結果——反映生產成本的中間價格的趨勢，不同生產領域的追求利潤率的平等化，追求資本積累，追求生產力前所未有的發展——使資本主義區別于其他形式經濟。第二，資本主義社會財產關系一旦建立，就形成對歷史具體經濟體制的出現與再生產的自然選擇。實際上，規制主義者由于中心概念與實踐在理論上的缺陷，不能充分闡述這些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般或顯著特點。
最后，布倫納從政治上對規制主義在資本主義社會里階級關系和階級斗爭的影響進行了總結。他認為，規制主義在政治上容易淡化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和階級斗爭。“因為規制主義者發現當前危機的根源在于，工人參與的‘非正式相關’的危機……它緊接著提出了利皮茨關于反泰勒革命的出路”。[26]這將引起一個新的階級妥協。因為“當前危機的根源不是生產率增長問題……所以，提高生產率不可能恢復利潤率和繁榮”。[27]此外，“在隨后的經濟危機中，由于工人加入‘團隊的概念’……將摧毀他們捍衛自己工作條件的能力”。[28]
3.對戰后資本主義發展周期及經濟危機的研究
戰后西方各國都加強了對經濟生活的全面干預，凱恩斯主義得到了廣泛的傳播與發展。但是，由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不可避免地出現周期性和危機。布倫納發表了《全球動蕩的經濟學：1950—1998年世界經濟的特別報告》(1998年)、《繁榮與泡沫：全球視角中的美國經濟》(2002年)等等，對資本主義周期和危機產生根源、未來發展趨勢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同時，隨著1998年東亞經濟危機的爆發，布倫納又發表《正在顯現的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從新自由主義到經濟蕭條?》，把研究視角轉向發展中國家，探討了這些國家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周期性和危機的根源。布倫納對戰后資本主義發展周期研究，具有較強的理論性和現實性，在某種程度上也被視作左派學者對資本主義制度在蘇東劇變后的歷史命運的回答，因此引起了西方學術界的極大關注。
布倫納認為，從20世紀4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長期繁榮時期。1973年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結束了“二戰”后的長期高速穩定增長，從擴張性長波發展期轉入蕭條性長波發展期。在《全球動蕩的經濟學》導言里，布倫納形成了被P.安德森稱之為“過度競爭”的理論，并用這種理論解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長期經濟衰退的原因。在他看來，過度競爭導致了蕭條，他說：“導致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在國際制造業生產能力過剩和生產過剩的條件下，生產商不能將成本加到價格上去。”[29]
1998年，東南亞經濟危機爆發。西方各派學者根據不同的知識背景和立場，對這場主要發生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外的經濟危機的根源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布倫納認為，盡管主流經濟學家對短期游資造成的東亞經濟危機進行了批評，但他們的分析是片面和膚淺的，而左派把危機的根源歸結于執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卻是倒果為因。
在布倫納看來，金融資本和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即使加劇了經濟危機，也只是國際經濟危機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布倫納根據戰后資本主義發展的周期，分析了資本主義面臨的矛盾。在20世紀60年代，P.安德森與T.奈恩(Tom Nairn)認為英國國家如果現代化，它的經濟危機可以克服。布倫納認為，資本主義的特性在于它從體制上激勵生產力的增長。但是，“如果資本主義的本質是無計劃的、競爭的，實現問題就不可能解決”。[30]布倫納認為，如果資本家對他們競爭者的行為完全了解，可能會適應發展形勢，然后“無疑會通過技術變革來控制成本”。[31]可惜的是，在資本主義現實世界，“單個資本主義生產者是既不可能控制也不可預測市場對他們商品的需求的”[32]。資本主義的特征不是計劃性，而是冒險和熊彼特稱為的“創新性破壞”。布倫納還認為：“熊彼特……可能低估了創新性破壞的破壞一面”[33]。
布倫納對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周期的分析，在西方學術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一些左翼學者對他的思想進行了批判。福斯特認為，布倫納以競爭解釋資本主義，這和資產階級主流經濟學并無二致。[34]英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B.法因等人認為：“布倫納的論點存在著以下決定性的缺陷：第一，布倫納對資本主義競爭與積累的理論基礎是斯密和主流經濟學，而不是馬克思理論。第二，布倫納忽視了信用對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重要地位。第三，他完全沒有考慮生產、金融的國際化，沒有考慮構成當代全球經濟中的最重要的現象。第四，簡言之，布倫納的方法根本不是價值理論的，這個缺陷在他早期的歷史著作里也有表現。”[35]
確實，布倫納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分析與馬克思的經濟危機分析存在著很大的不同。布倫納本人也明確地說：“我分析了另一種方法，它的出發點就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無計劃、無協調和競爭的本質。”[36]但是，這不意味著布倫納不堅持馬克思主義。布倫納對他后來對用資本與資本之間的關系考察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做法，作了進一步的說明。他說：“我不是不‘討論資本與階級的關系問題’，而且討論了戰后各個時期階級斗爭及其對利潤的影響。但是，盡管剝削成為剩余價值的惟一來源，盡管階級斗爭在收入分配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沒有理由教條地從勞動與資本關系中尋找經濟危機和停滯的根源。”[37]我們認為，布倫納是從經濟史而不是純粹的經濟理論的角度來考察戰后資本主義經濟周期的，理解布倫納對戰后資本主義周期的分析，不能僅僅從經濟或經濟學的角度出發，更重要的是從政治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理解布倫納分析中所蘊含的政治結論。
小結
“政治馬克思主義”這個詞最先是法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吉·布瓦在回應布倫納的《前工業歐洲農村經濟結構與經濟發展》一文時新造的，是要批評布倫納對歷史的解釋具有唯意志論傾向[38]。艾倫·伍德熱烈歡迎以這個術語，并以它來標識布倫納和她的學術思想及政治主張。當然，伍德不把“政治馬克思主義”看作貶義詞，也不認為政治馬克思主義是唯意志論。盡管布倫納沒有對“政治馬克思主義”這個稱呼表態，但其他評論者還是把他看作“政治馬克思主義”的領軍人物。
布倫納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者中的異端。在對歷史的解釋上，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堅持生產力決定論(或技術決定論)，科亨在《卡爾·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一個辯護》一書中就為這種生產力決定論辯護。布倫納反對把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解釋成生產力決定論，認為馬克思《大綱》和《資本論》中的思想正好是否定生產力決定論的。布倫納并不否認經濟領域相對于上層建筑的基礎地位，但他明確反對生產力相對于生產關系(他所謂的財產關系)的首要性。在資本主義危機問題上，布倫納也不贊同正統馬克思主義者著眼于生產領域對資本主義危機所作的解釋[39]，而強調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過度競爭即“無計劃性”導致危機的思想。
布倫納堅持階級斗爭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強調在資本主義體系的中心而非邊緣爆發無產階級革命的必然性，堅信資本主義的前途在于被社會主義取代，所有這些政治理念和政治主張無疑都是馬克思主義的。在當前西方形形色色的改良主義、后馬克思主義大行其道，否定馬克思階級斗爭學說和無產階級革命理論日益得勢的形勢下，布倫納明確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這些基本原理，從而被評論者[40]看作是馬克思主義衣缽的真正繼承者。這樣的評論也許言過其實，但也從一個側面折射出布倫納的政治馬克思主義在西方左翼思潮中的定位。
來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6年第2期
注釋：
[1] T.H.Ashton and C.H.E.Philpin eds, The Brenner Deb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2] Cf John Roemer ed,Analytical Marx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3] Cf Daniel Chirot ed, The Origins of Backwardness in Eastern Europe: Economocs and Politics from the Middle Ages until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4] Cf A.L.Beier et al eds, The First Modern Society: Essays in English History in Honour of Lawrence Stone,. Cambridge University,1989.
[5] Cf Economics Development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Elgar, 1997.
[6] Merchants and Revolution: Commercial Change, Political Conflict and London’s Overseas Traders, 1550-1653.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7]Analytical Marxism, p27.
[8] The Origins of Backwardness in Eastern Europe: Economocs and Politics from the Middle Ages until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p18.
[9]參見羅默編的《分析馬克思主義》第43頁。其實許多西方學者如科亨也有類似的區分。
[10] The Origins of Backwardness in Eastern Europe: Economocs and Politics from the Middle Ages until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pp20-21.
[11]即《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
[12] Cf Economics Development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P27.
[13]布倫納盡管批評新馬爾薩斯人口決定論，但并不否認人口因素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重要作用。只是在布倫納看來，相對財產關系即制度因素的決定作用來說，人口只是第二位重要的因素。
[14] Cf Robert Brenner,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in The Brenner Debate.
[15]布倫納所謂的“馬克思早期”不同于一般西方學者的用法，不是指《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時期，而是指從《德意志意識形態》到《共產黨宣言》這一時期。
[16]布倫納這里指從《大綱》到《資本論》時期。
[17] Cf Robert Brenner, Bourgeois Revolution and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in The First Modern Society: Essays in English History in Honour of Lawrence Stone。
[18] Cf Paul Blackledge, Political Marxism: Towards an Immanent Critique,Studies in Marxism, Vol.9(2002/3).
[19]M.C.霍華德、J.E.金：《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史1929-1990》，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210頁。
[20] 21 22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No.104,1977, p.80, pp60-61,p92.
[23]Thomas Angotti,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Dependency Theory,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vol.8,No.3/4.
[24] 25 26 27 28 R.Brenner & M.Glick, The Regulation Approach: Theory and History, New Left Review, No.188, 1991, p.102., p132, p115, p116,p119.
[29] 30 31 32 33 36 Robert Brenner,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a special report on the world economy, 1950-98 New Left Review, No.229 1998, p137, p24, p25, p26, iv.8.
[34] Cf John B. Foster, Is overcompetition the problems? Monthly Review, June 1999.
[35] Ben Fine, Costas Lapavitsas and Dimitris Milonakis, Addressing the World Economy: Two Steps Back, Capital & Class, Spring 1999, p67.
[37] Robert Brenner, Competition and Class: A Reply to Foster，Monthly Review 1999, Vol51, Number7.
[38] Cf Guy Bois, Against new-Malthusian Orthodoxy, in The Brenner Debate.
[39]如認為馬克思把生產過剩看作是導致資本主義危機的根本原因。
[40]參見安德森為布倫納《全球動蕩的經濟學》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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