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對于1980年代開始深刻影響臺灣思想界的西方現代性和后現代理論表示懷疑，認為這些思想的涌現恰恰體現了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危機。而臺灣思想界卻不亦樂乎地“代理”這些理論，以圖解決臺灣問題，是更加的讓人懷疑。
從七十年代后半期開始，西方思想界逐漸產生變化。在前一個階段居于主流地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似乎已過了高潮，而為另一股趨勢所取代。這一新趨勢本身也非常復雜，無法以一個單純而統一的名詞來加以指稱。不過，在眾多的討論之中，我們逐漸會發現一些要點;而在這些要點之中，“現代性”(Modernity)和“后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無疑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到少我們可以說，誰要認識西方八十年代的思想潮流，誰就要注意到“現代性”、“后現代主義”及其相關問題。
從歷史的、巨視的觀點來看，有關“現代性”和“后現代主義”的討論，其實是近數百年來西方人對于自己歷史命運思索的一個新的轉折。我們當然可以把卷帙浩繁的有關著作，加以厘清，加以歸納，因而把“現代性”的種種看法，分成種種類型。但是，在我們做了這許多辛苦的工作，獲得了許多寶貴的知識以后，也許我們還不能明白，西方人“為什么”要在八十年代討論這些問題，而在這些討論之中所呈現出來的種種看法又具有什么“意義”。我覺得，在這一方面，歷史的、巨視的觀點對我們會有極大的幫助。因此，在本文里，我想把有關“現代性”的“故事”追溯到較早的文藝復興時代;想透過極粗略的歷史回顧，來突顯出“現代性”問題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特殊意義。
人文主義理想的演變
何謂“現代性”?用馬歇爾.柏爾曼(Marshall Berman)的話來說，“現代性”是一種特殊的經驗模式──有關時空意識、有關自我與他人，以及生活的可能性和危機感的經驗模式。也就是說，“現代性”是指現代人在現代世界所感受到的特殊的經驗模式?，F代人生活在“現代”之中，認識到“現代”是不同于以前任何時代的一個特殊時代;生活在這一特殊時代的人，有他們特殊的歷史條件與歷史命運;“現代性”就是對于這一切經驗的總反省，是要對“現代經驗”作一個整體性的“界定”。
從理論上來講，自從人類具有“時間意識”以后，任何時代的人都可能會有一種感受，即：他是生活在一個與以前完全不同的時代。不過，據德國文學理論家姚斯(Hans Roert Jauss)的研究，以modern一詞來指稱自己的時代，以別于過去，始自于五世紀后期;因為那時基督教已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這跟以前的異教時代是截然不同的。此后，凡是想把自己的時代獨特化，以便和以往的歷史區別的，即稱自己的時代為modern。
但是，就西方的歷史而言，modern一詞逐漸取得特定的意義，而變成是和ancient、medieval鼎足而叁的階段，如一般人所知，這里的modern指的是，文藝復興以后的時代。這種意識的modern，一直延續到現在。從這一歷史的分期我們就可以知道，由modern所產生的modernity的問題，實際上從文藝復興的時代就已開始。
就歷史的(特別是文化史的)回顧的眼光來看，文藝復興以降這一長期的、不間斷的“現代史”，還可以細分為叁個階段。從文藝復興到十七世紀末的“今古之爭”(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是一個階段;從“今古之爭”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象征主義為先鋒的現代主義(Modernism)的興起，是另一個階段;現代主義產生以后，又是一個階段。以最簡化的方式來說，第一個階段是modernity的萌芽，第二個階段modernity發展到顛峯，到第叁個階段，modernity受到嚴重的挑戰，引起種種的反省。
文藝復興的基本主題是：“人”的發現。在中世紀，以基督教思想為主導的文化體系，把神和天堂作為重心，而將塵世中的人附屬于其下。這種天上“指引”地上的經驗模式，在歷史進入文藝復興以后，開始受到挑戰。文藝復興是要把“人”從“神”的護持之下解放出來，并賦予“人”本身的能力與價值。也就是說，在基督教的思想里，“人”的價值不能獨立于“神”之外，文藝復興則正是要肯定“人”本身的獨立價值。這就是一般所謂的“人文主義”(或稱“人本主義”)。
但是，在基督教長期統治之后，當人們開始要去追求“人文主義”的生活經驗(亦即“現代性”)時，他們除了自己去摸索與冒險之外，他們還要過去的歷史經驗來作為指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他們發現了未被基督教宰制以前的希臘羅馬文化，亦即“古代”文化。在古代文化中，他們看到真正的“人”，自由的“人”，未被“神”的陰影籠罩的人。于是，當他們要透過思想來為新發現的“人”尋求“界定”時，他們乞靈于“古典”──古代文化的經典。這也就是說，第一階段的“現代性”，是經由“古典文化”來加以闡釋。這就是一般所通稱的“古典主義”，或者，更精確的講，“新古典主義”──以別于希臘羅馬的“古典主義”。
“新古典主義”文化萌芽于文藝復興的發源地義大利，但卻在十七世紀的法國發展到顛峯。在這時期，法國產生了一群偉大的思想家和文學家，如笛卡爾、帕斯卡爾、莫里哀和拉辛。這就促使人們開始反省，“現代”是否還要依附于“古代”。這種反省，以“現代作家是否必然劣于古代作家”的形式出現，在十七世紀末產生了“今古之爭”。經過激烈的爭辯以后，人們事實上已經承認，現代作家有他獨立的價值，可以跟古代作家并駕齊驅。“現代派”的勝利，等于最后宣告了“人文主義”的成功。“人文主義”在經過古典文化的長期撫育之后，已經完全可以獨立自主，西方人追求“現代性”的第一階段也就此落幕。
就這樣，西方人經過“新古典主義”時期的追尋與努力，終于完全肯定自己的能力。從此以后，他們開始以勇勐精進的精神去拓展他們的“現代生活”，因而進入“現代性”的第二階段。
這個階段的開頭，是十八世紀的啟蒙時代，啟蒙思想家揭橥“理性”的大旗，認為在“理性”之光的指引下，人類終將破除蒙昧，而在“進步”的坦途中，將歷史帶向最高的光明。這可能是西洋“現代史”上具有最純粹的希望的時代，因為，人們對掃除過去時代遺留下來的“罪惡”充滿信心，但對于尚未完全實現的“現代性”卻還沒有預見它的罪惡。這是大革命之前艱若奮斗但卻志高氣昂的樂觀時期，就在這時期中，人們為“現代性”擬測了最美好的前途，為人類預定了最美好的理想。
大革命終于來臨了。革命的來臨把人們懸想中的“現代性”逐漸的、一一的呈現在人們之前。這是波瀾壯闊的，但卻也是美惡雜陳的。它的惡，出乎人們想象的巨大，嚇壞了很多人，使他們開始反對“現代性”，如浪漫主義者;但也刺激了另外一些人，使他們重新考慮“現代性”，如社會主義者。但大體而言，在大革命之后獲利的資產階級基本上是歡迎這一個新時代的。在政治上，他們逐漸取得了政權，在經濟上，透過新興的工業生產方式，他們享受了前所未有的物質文明。因此，不論政治現實和意識型態多么的繁復多變，十九世紀的西方人基本上還是樂觀的──只有部分的浪漫主義者，以及更少數的現代主義的先驅(如福樓拜和波特萊爾)是例外;甚至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也是樂觀的，因為他們把希望寄托在更遠的未來。
然而，二十世紀開頭的一場國際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卻真正把大部分的西方人都嚇壞了。他們萬萬想不到，美好的“現代性”藍圖，竟會以這種赤裸裸的方式“實現”出來。文藝復興以降的，以“人”為主體的“人文主義”理想，怎么會以這么殘酷的方式在人們面前徹底毀壞呢?──為什么?就在這一問號下，“現代性”開始受到根本的質疑，而進入到命運坎坷的第叁階段。
一次大戰后的“現代性”危機
第一次世界大戰把文藝復興以降的“現代性”的持續發展打斷了，并且“全面”地暴露了“現代性”的潛在危機。因此，我們不難了解，“現代性”的第叁階段，即二十世紀所呈現的“現代性”是對“現代性”的總檢討。這個檢討，當然不可能具有“一致性”，必然是繁復多變而充滿矛盾的。事實上我們可以說，在法國大革命發生，“現代性”逐步體現的十九世紀，敏銳的人(如浪漫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 )已強烈感受到“現代性”的一些潛在問題。但正如前面已經提到的，以理性、進步、科學實證和工業生產為基本面貎的“現代性”，在十九世紀還是居于主導地位。必須等到十九世紀末，尤其是到第一次大戰發生以后，塬已存在的、對于“現代性”質疑的思想，才完全表面化，而成為二十世紀的主要思潮。所以我們可以說，在一次大戰以前，“現代性”的面貎“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在二十世紀，“現代性”由于成為“問題”，引發種種討論與爭辨辯，就呈現了“多樣性”。我們不應忘記，“現代性”、“現代主義”等名詞，不論在字源上可以追溯到多遠以前，主要還是在二十世紀的思潮下才成為關鍵字眼的。
大體而言，二十世紀有關“現代性”的爭辯，可以分成叁種派別：第一種是“反現代性”(anti-modernity)的;第二種是要“辨證地揚棄”“現代性”，即揚棄其“罪惡”，以使其真正的理想能夠實踐;第叁種則是為“現代性”辯護，認為“現代性”沒有根本的困難。
“反現代性”思潮的源頭，是十九世紀初期的浪漫主義。浪漫主義有兩個著名的口號：回返自然，回歸中世紀;前者反對的是“工業化”，后者反對的是“現代化”。很明顯，這是跟“現代性”針鋒相對的。浪漫主義在近代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性是絕對不容忽視的，因為以后一切“反現代”的思想家和文學家，追根究底來說，都具有“浪漫主義”的本質。
浪漫主義在十九世紀中葉開始變形，在福樓拜和波特萊爾的藝術實錢中得到轉化。如果說，浪漫主義者還覺得“現代性”可以加以阻擋，那么，福樓拜和波特萊爾根本就放棄了這種希望。為了對抗“現代性”，他們兩人唯一可以找到的武器就是“藝術”。他們是一切現代主義的源頭。
這種以自己建造的“藝術王國”來反對“現代性”的努力，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起，逐漸得到全面性的實現。先是頹廢派、象征主義與美學主義，接著是一連串的新的藝術流派。藝術家似乎在彼此的相異之中一致的向著一個共同的敵人“現代性”進攻。在這總名為“現代主義”的潮流中，我們看到“現代性”的深刻危機。這絕不是一小撮藝術家在那里搞小陰謀，而是，凡想要反“現代性”的人就極可能成為藝術家，而投到“現代主義”的陣營中。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反現代性”的潮流，在法國主要是以藝術的“現代主義”這種形式來加以表現(當然也包括一些哲學家，如博格森。)但是，在德國，情勢就有所不同了。德國“反現代性”的浪潮似乎特別的強大，幾乎包括了當時重要的哲學家、社會學家和文學家。他們在理論上最主要的成果之一是：把關于人的科學和自然科學區分開來。在意識型態上來講，他們這種區分無疑是要特別突顯出“人”本身獨特的“理性”以有別于“自然”的“理性”。在這里，他們無疑是要暗示，“現代性”的最大錯誤是，以“自然”的“理性”來衡量“人”，因而抹煞了“人”本身的價值。這種思考方式，深切的影響了二十世紀的思想，是德國“反現代性”思潮對二十世紀人類的巨大貢獻。
也許有人會覺得，這種理論并不是對于“現代性”的“反抗”，而是“修正”。這似乎可以言之成理，但其實還是不能成立的。試以這時期的中心人物韋伯來說。韋伯社會學的基本課題是：以歷史的、巨視的方法來證明：官僚化的、理性化的資本主義體系為什“只”在西方產生?換句話說，就是：“現代性”為何會出現于西方?而任何人都知道，韋伯很清晰的意識到，理性化與官僚化是不可克服的，也就是說，不管你喜不喜歡，你對“現代性”將無可奈何。韋伯的“理智”很值得贊嘆，但韋伯無疑是悲觀的。
以韋伯為代表的德國的“反現代性”思潮，盧卡奇稱之為“浪漫主義的反資本主義”(Romantic Anti-Capitalism)。從“反資本主義”可以知道，這是“反現代性”的，而“浪漫主義”則表明，這種反抗是“無效的”、“非理性的”。這可以看出，盧卡奇對這一思潮的態度。為了批判這一思潮，盧卡奇寫了一本八百多頁的大書，書名是：《理性的毀壞》(The Destruction of Reason)。盧卡奇也以同樣強烈的態度來批判藝術上的“現代主義”。從這雙重批判可以看出，盧卡奇認為，二十世紀西方“反現代性”(用盧卡奇的話是“反資本主義”)走的根本是一條死胡同。
很明顯的，在對“現代性”的思考中，盧卡奇是屬于另一流派，即“揚棄”“現代性”那一派。這一派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初的烏托邦社會主義。烏托邦社會跟浪漫主義一樣，都看到工業革命與法國大革命所呈現出來的“現代性”流弊。但是，當浪漫主義者因此而反對“現代性”時，社會主義者卻認為，“現代性”可以經過“修正”而實踐得更為完美。
就這方面來講，馬克思主義是社會主義的集大成。就馬克思的立場來說，十九世紀“現代性”(即“資本主義”)的弊病，并不在于工業生產與政治革命，而在于，它并未把文藝復興和啟蒙時代的“理想”“真正的”、“全部的”實踐出來。十九世紀的“現代性”，實際上只解放了資產階級，但更大數量的無產階級并未獲得解放。只有所有的人都真正的得到解放，政治革命才算完成，而工業生產也才算被所有的人都享受到。所以，問題不在于文藝復興以降的“現代性”出了毛病，問題在于：“現代性”(文藝復興的理想)根本還沒有得到最后的實現。
這就可以看得出來，馬克思主義者對于十九世紀“現代性”的揚棄，和現代主義者及韋伯對于“現代性”的浪漫主義的反抗，是截然不同的。前者認為，個人可以透過無產階級的革命，達到真正的解放;而后者則竭力的突出個人，以和逐步理性、官僚化、庸俗化的“現代性”對抗。以馬克思主義的眼光來看，后者無異螳臂當車，根本沒有出路可言。以現代主義和韋伯的眼光來看，前者實在是提出一個不可能實現的烏托邦來騙人。就韋伯來說，如果那種理想可以實現，那結果也必然是理性化、官僚化了的。
“反現代性”思潮的崛起
就二十世紀的歷史來說，“反現代性”的思潮只在文化上反對資本主義的體制，在實際政治上并未有所行動。真正想在現實之中推翻資本主義體的是，想要“揚棄”現代性的馬克思主義。
一次大戰以后，資本主義的確處于驚濤駭浪之中。在大戰的最末期，馬克思主義出乎意料之外的在資本主義尚處于萌芽階段的俄國取得了政權。不過，在資本主義比較發達的英、法、德叁個，工人運動也非常蓬勃。尤其是戰敗的德國，無產階級的革命實際上已經走上歷史舞臺。這一“ 揚棄”現代性的行動，雖然最后被壓平了，但德國所付出的代價也非常慘重。為了獲得大家夢寐以求的安定，德國人甘心把自己奉獻給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至于英、法兩國的資本主義，則在馬克思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之中求取生存。最后的結果是，資本主義由于新興的美國的加入，終于與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聯手打敗了法西斯。
資本主義就在這種形勢之中，于二次大戰后重新站穩了腳步。也就是說，經過叁、四十年的危機，“現代性”似乎重新獲得了肯定。這是“現代性”的第二個高峯，可以媲美于十九世紀。在戰后二十年的安定與發展之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人幾乎都認為，“現代性”的危機已經完全克服，并證明了它是人類歷史的頂點，是其他“落后”國家“現代化”的楷模。
在這種情形下，馬克思主義被認為是心懷惡意的意識型態，而人們已在歡唿，馬克思主義錯了，“意識型態”已經結束了。就這樣，“揚棄”現代性的潮流似乎已經終止了。至于“反現代性”的思潮，則被吸收到資本主義的新秩序中，成為其中的一分子，喪失了塬先的反叛性。這也就是說，“現代性”復歸于統一，“現代性”的問題全部解決了。
可以想見，在這一時期所產生的有關“現代性”的思考，當然是要護衛“現代性”了。這就是上一節所說的，本世紀對于“現代性”的第叁種看法──第叁種潮流。美國社會學家帕森思(Talcott Parsons)以功能主義的觀點來分析社會結構，先預設了社會的合理性而不再對其存在基礎加以質疑，基本上就是完全肯定了“現代性”。
更直接的表明對于“現代性”的護衛的，是另一個美國社會學家丹尼.貝爾(Daniel Bell)。前面提到的“意識型態的結束”，就是他一本著作的名字。在另一本書《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里，他攻擊本世紀初期的“現代主義”。他認為，資本主義的問題在于文化與社會脫節。“現代主義”的文化未能深入的與資本主義社會的日常生活結合在一起，因而使社會產生了裂痕。也就是說，對于“現代主義”的“反現代性”，他把責任歸之于“現代主義”，而非“現代性”。
就是在這個時期(六十年代)，“后現代”與“后現代主義”的名詞開始在美國出現。“后現代”意謂著“現代性”已進入到一個新階段，也就是重新穩定下來的更高的階段。而“后現代主義”則意謂著，對于“反現代性”的現代主義的超越。很明顯，這種意義的“后現代”與“后現代主義”基本上是在護衛“現代性”，這跟八十年代起重新開始討論的“后現代”與“后現代主義”是有極大差異的。
這種差異的根本塬因是：在六十年代與八十年代之間，隔著一個“新左派”的大反叛時期。事情是這樣的：由于越南戰爭與石油危機的影響，那個號稱已不成問題的“現代性”又開始出現了“問題”。也就是說，資本主義在經過二十年的超級安定與發展之后，又再度出現了危機。相應于這一危機，那個號稱已經錯誤、死亡的馬克思主義也再度復活。隨著六十年代后期學生運動的擴大，馬克思主義又在西方流行起來。西方人終于被迫承認，要有效地解釋“現代性”，馬克思主義無論如何是少不了的。
但是，六、七十年代重新在西方復活的馬克思主義和世紀之初的馬克思主義是有所不同的。世紀之初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揚棄”現代性的基本武器是無產階級革命。但六、七十年代的馬克思主義者大都承認，西方的無產階級已經喪失了革命性。指引他們的思想的，已經不再是過去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而是，以法蘭克福學派為核心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在馬庫色(Herbert Marcuse)的影響之下，他們相信，新的革命必須依靠社會中的“異類分子”如青年學生，婦女和少數民族。
這種以青年運動為前鋒的“新左派”革命，具有鮮明的主觀色彩，沒有辦法獲得成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馬克思主義雖然因為這一次“革命”的影響，開始進入到莊嚴的學術界;但作為社會運動和思想潮流，到了七十年代后期，“新左派”就逐漸的喪失了活力。“二次革命”的熱潮既煺，那在六十年代一度被提出的“后現代”與“后現代主義”又重新引起爭論，并被提升為八十年代西方思潮的重心。
八十年代對“現代性”的整體質疑
要了解八十年代有關“現代性”和“后現代主義”的思潮，我覺有兩點認識是非常重要的。首先這一思潮是六十年代新左派學生運動失敗之后的產物，這一點在法國尤其明顯。法國后結構主義在有關“后現代主義”的討論中，一直具有深遠的影響，有些人甚至還把“后現代主義”等同于后結構主義。而后結構主義，可以說就是在六八年法國學生革命失敗之后才流行起來的。
一般來講，革命失敗后的藝術與思想常常有兩種傾向，即保守主義與虛無主義。保守主義是基于對前一階段的革命的反動，虛無主義是基于對前一階段的革命的失望。八十年代有關“現代性”的思潮，也可以用“非此即彼”的方式加以區分。以革命者的眼光來看，虛無主義的思想雖然貎似激進，但其實對“維持現狀”還是有間接的助力。就是在這種觀點下，哈伯瑪斯和培里.安德生(Perry Anderson)都毫不猶疑的把法國具有虛無主義傾向的后結構主義思想家，如傅柯、德希達、李約塔(Jean-Francois Lyotard)，稱為保守主義者。
其次，以“現代性”和“后現代性主義”這一類的觀念，來反省“新左派”革命失敗后西方社會的前途問題，基本上就是一種“反歷史”的思考模式。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說，我們可以把十八世紀末以來的西方社會發展分成叁個階段，即：市場(或古典)資本主義、壟斷(或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跨國化資本主義。我們可以在這種經濟發展的框架下來考慮，近代西方社會在不同階段所面臨的不同問題。從這種歷史發展的觀點來透視，西方社會的未來命運就可以從比較“具體”的角度來加以分析。
當然，歷史也可以不從馬克思的觀點出發，而采取韋伯或其他歷史社會學的理論，來分析西方社會。但無論如何，西方近代社會是一個“連綿不斷”的“發展歷程”。對這一歷程及問題的反省，不應忽視其“時間性”與“歷史性”，而只提出一個“現代性”的范疇來總括幾世紀以來的一切問題。有關“現代性”的思考方式，就是想以一種抽象性、哲學性的觀點，來提出一個“現代社會”的根本問題，并企圖加以超越。這種反省模式，即使不說是“保守的”，至少也是“反歷史”的。
我們在前面叁節追溯西方近代歷史時，基本上是以“現代性”思想家的方式來加以敘述。如果換成一個歷史家的角度，那就完全不一樣了。歷史家可能用上許多政治、經濟、社會名詞，卻一點也不提及“現代性”，但我們仍然了解，這是西方的近代史、現代史。而且我們應該可以同意，歷史家的講法比較能夠具體的讓我們掌握近代西方人的命運。
再換個角度來說，不論我們讀的是黑格爾或海德格的哲學著作、馬克思或韋伯的社會學著作、波特萊爾或卡夫卡的文學著作，我們知道，他們是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地區對他們所處的現代社會作出敏銳的反應。對于這樣的著作，我們可以有兩種闡釋方式。第一種，我們找出黑格爾或波特萊爾所處的具體的歷史時空，以此歷史條件來解釋黑格爾為什么會這樣想，波特萊爾為什么會那樣想。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思考方式。第二種，我們說，不論是黑格爾、海德格、馬克思、韋伯、波特萊爾，還是卡夫卡，他們都生活在現代社會中，都體驗到“現代性”。我們要研究他們對“現代性”的種種反應，并從此得出一個解決“現代性”問題的方法。這是八十年代“現代性”思想家的思考模式。
從這種比較就可以知道，八十年代的“現代性”思想家，是要把幾百年來西方社會的歷史問題化成一個整體性的、抽象性的哲學問題來加以思考。這種思考方式基本上是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背道而馳的。所以在前面提及的，二十世紀對“現代性”的叁種不同反應的流派(反“現代性”、揚棄“現代性”、護衛“現代性”)中，想要揚棄“現代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最不喜歡用“現代性”這種名詞。即使他們用了，他們也都努力把它擺在一個明顯的歷史時空，特別是經濟發展架構中(詹明信就是明顯的例子)。
不過，不論八十年代“現代性”思想家的思考模式多么的抽象化、多么的超越時空，這一現象卻反映了一種特殊的歷史意義。近代的西方思想家，從十八世紀法國的啟蒙學者、十九世紀德國的唯心論哲學家，到二十世紀德、法兩國的存在主義思想家，不論他們的思想如何從現代社會中出發，不論他們的思想對現代社會問題作出了多么敏銳的反應，他們從來沒有把“現代性”提出來作為一個明顯的“范疇”。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現代性”卻成為思想界的重點，被提出來當作哲學問題來加以討論。這就表明，西方現代社會的“問題性”已到了一個總檢討的階段。也就是說，從文藝復興以來，從不同時代不同角度所反映出來的“現代社會”問題，如今已集中在“現代性”這一范疇上，整個的被提出來。就某種意義來說，這種算總帳的思考方式，其實就代表了：西方現代社會的危機已到了最高階段，思想家因而不得不對這一“現代性”起了整體的懷疑。
這一質疑明顯的表現在，“現代性”思想家對于啟蒙思想的反感。啟蒙思想家所標榜的科學與理性，現在幾乎已成為現代資產階級革命的基礎。這就證明了，八十年代的“現代性”思潮(即對“后現代社會”的追求)，事實上是早期浪漫主義與現代主義那種“反現代性”傾向的延長。這種非理性的反現代性，明顯的只代表了一種主觀的愿望，完全沒有客觀的實踐基礎。
這一思想上的困境，也可以在哈伯瑪斯的理論體系中看得出來。哈伯瑪斯非常明確的反對以法國后結構主義為代表的那種反啟蒙思想，在護衛并揚棄啟蒙思想家的“理性”這一點上，可算是難得一見的中流砥柱。因此，培里.安德生拿他來跟法國的后結構主義作對比，認為他是進歩的，而法國思想家則是“保守的”。不過，哈伯瑪斯為克服啟蒙思想的弊病所提出來的“溝通理論”，恐怕也未必有多少的實效。這種精細的理論建構，到底具有多少實踐的可能性，是很值得懷疑的。
總括起來講，在八十年的“現代性”思潮中，哈伯瑪斯代表“揚棄現代性”的一派，法國后結構主義代表“反現代性”的一派。跟早期的馬克思主義來比，哈伯瑪斯的“革命性”顯得多么蒼白無力;跟本世紀初的現代主義相比，后結構主義“反現代性”的虛無主義和主觀主義色彩又顯得更加的強烈。所以，整個的看起來，八十年代的“現代性”思潮實在是西方現代社會進入高度危機時代的思想表現，是現代西方思想家在探討西方現代社會的前途時所作的一種無效的思考。
復刊《文星》 1988年5月號
補記：重讀二十四年前的這一篇文章，非常驚訝，不知道哪來的信心，寫出這么大口氣的文章。不過從現在的時點來回顧，好像也不太離譜。寫了這篇文章的第二年，大陸的改革開放碰到了大挫折，東歐集團也垮了，再過兩年，蘇聯也解體了。西方集團歡唿：資本主義勝利了，歷史終結了。此后，他們的價值觀被稱為“普世價值”。臺獨派聲勢喧天，中華文化被踩在腳底下。我有十多年時間，“氣結不能言”，只能“痛飲狂歌空度日”。2005年，我突然感覺中國局勢基本穩定，心情為之舒暢。再過叁年，美國金融大海嘯，西方經濟出現大問題，幾乎可以肯定，西方霸權時代就只剩尾聲了，距離蘇聯垮臺也不到二十年，歷史真是太奇怪了?，F在也許可以寫一篇《西方現代性的完結篇》，但自覺準備不足，以后再說吧。
201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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