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毓海：今天的中國需要馬克思

　　《法治周末》記者管鹍鵬

　　北京大學教授韓毓海的新著《馬克思的事業：從布魯塞爾到北京》，從馬克思的視野審視當今中國和世界重大問題，入選了“新聞出版總署迎接黨的十八大主題出版重點出版物”。該書的最大特點，是從馬克思的視野分析和解讀國際國內形勢，同時，又在國內、國際形勢的的分析中去深入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

　　黨的十八大的報告的鮮明特點，就是通篇閃耀著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光芒，報告莊嚴指出：“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而在當今歐美世界，特別是自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資本論》再次登上最暢銷著作的排行榜，這一切，都印證了法國哲學家雅克•德里達曾在《馬克思的幽靈》一文中所說的：“不能沒有馬克思，沒有馬克思，沒有對馬克思的記憶，沒有馬克思的遺產，也就沒有將來：無論如何得有某個馬克思，得有他的才華，至少得有他的某種精神。”

　　馬克思對當今世界意味著什么？我們為什么需要馬克思？在當下人類世界發生深刻轉變的時期，“馬克思的事業”意味著什么？對此，韓毓海教授接受了法治周末記者的專訪。

　　不能沒有馬克思，不能沒有《資本論》

　　法治周末：近年，《資本論》成了歐美國家的暢銷書，甚至是華爾街的人們熱衷閱讀的作品。你覺得馬克思的理論對當今社會有看起來那么重要嗎?

　　韓毓海：實際上，馬克思的意義，比“看起來”要重要的多。因為離開了馬克思，你就不知道該怎么“看”，即不知道怎樣去有效地觀察和分析我們身處的世界。今天我們為什么需要馬克思?這首先是因為--馬克思提供了認識和解釋我們身處的世界的基本方法、基本認識框架，這種方法，首先就包括他指出的：“社會”是我們認識自身的出發點，而所謂社會，無非是人們交往方式的產物，從而，有什么樣的社會交往方式，就有相應的經濟交換方式和一定的生產方式，因此就會有相應的國家、家庭和市民社會的組織形式--試想，還有哪一個人能夠像馬克思這樣言簡意賅地將社會、經濟和政治綜合在一起，從而對人類活動進行如此有力的概括和解釋呢?--馬克思提供的這個方法，就是現代社會科學的基礎，離開了這個基礎，現代社會科學就解體了。

　　同時，這也包括馬克思對于現代經濟發展進程的描述：重商主義-產業經濟-金融資本的演進，馬克思在三卷《資本論》中，更以邏輯的方式將這三個階段概括為商品生產-商品流通-信用與虛擬資本之間的關系。迄今為止，經濟學家們只是研究了馬克思所提出問題的某一個方面，并往往把一個方面夸大為全部，其中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往往缺乏馬克思那樣綜合和廣博的視野;如果沒有馬克思，我們就無法對經濟史進行描述，就無法對經濟發展不同階段之間的聯系和區別進行邏輯的闡釋。

　　還有，如果沒有馬克思，我們就無法解釋16世紀以來，人類社會、人類世界發生的大轉變和大分流的真正動因何在，盡管在西方世界，許多人因為意識形態的原因，刻意掩蓋自己從馬克思那里繼承的思想方法和理論遺產，這固然是為了維護“政治正確”所采取的姿態---而這恰恰意味著，假如沒有馬克思，我們就無法解釋和了解自16世紀以來，東西方差距、現代社會內部的差距，種族的、地緣的、階級的和階層的差距，何以變得不可逆轉。

　　法治周末：你在《馬克思的事業》中談到：商品經濟和貨幣經濟都不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是對于信用的壟斷，是虛擬經濟對于生產和交換的支配，因此馬克思沒有寫《商品論》或者《貨幣論》，而是寫了《資本論》。這個論點很獨特。在你看來，《資本論》是一本什么樣的書?

　　韓毓海：我們必須從馬克思總體性的寫作計劃來看《資本論》，而不是就《資本論》談《資本論》。因為馬克思的《資本論》并沒有完成，嚴格說來，《資本論》留給我們的是一部殘稿。因此，我們研究《資本論》，首先應該從馬克思總體的寫作計劃出發，去理解馬克思恢弘的視野，而不是僅從《資本論》的殘稿出發，誤以為那就是《資本論》全部了。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的基本觀點是：信用及其表現--票據，連接起了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因此，支配資本主義總過程的不是商品生產，也不是貨幣交換，而是信用機制，它表現為資本主義體制的實質是虛擬資本支配實體經濟，但我要指出的是，這個論斷的鮮明性，在很大程度上卻被現有的《資本論》敘述結構掩蓋了。法國的哲學家路易·阿爾杜塞的《讀資本論》所要闡釋的正是這樣一種觀點：即我們應該從資本主義總體發展的視野去重讀《資本論》。

　　法治周末：重讀《資本論》，可能會讓人們認識到馬克思思想的重要。但是，使得今天的人們重拾《資本論》的，還是因為目前的世界經濟危機。

　　韓毓海：沒錯。我們正面臨著資本主義空前的經濟危機，這場危機的實質不是什么生產過剩，而是馬克思所揭示的：是美國信用的破產引發的，它標志著美國長期以來通過壟斷國際信用，大規模發行債務，以債務和虛擬資本驅動世界經濟的發展道路，走向了破產。

　　上次美國大選時我正在紐約，當時還是參議員的奧巴馬在總統競選演說中的一句話，令人印象深刻，他說，今天的危機，不是哪一屆政府的經濟政策錯誤造成的，而是一種長期支配美國的經濟學的形而上學造成的。奧巴馬的這句“經濟學的形而上學”其實采用的是馬克思的原話。馬克思《資本論》的副標題就是《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認為，政治經濟學的基礎就是形而上學，在經濟領域，它表現為虛擬資本對于生產和交換的支配，用我們今天說濫了的一句話，就是虛擬資本支配實體經濟。結果，有些人就因此攻擊奧巴馬是“社會主義者”。奧巴馬是不是個社會主義者很難說，但他是《資本論》的讀者，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法國新當選的總統奧朗德，他的政黨就叫社會主義黨，不知道為什么，人們偏偏把它翻譯為社會黨。他的名言是，要拯救歐洲經濟，就必須重建歐洲的實體經濟，要重建實體經濟，就只能重視勞動者。如果你今天重視這個階級，明天又討好那個階級，在社會各階層之間打便宜拳，結果只能是成為路易•波拿巴，那這就不是政治家，而是政客和路易•波拿巴那樣的政治投機者。從這個話你就可以看出，他是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熟練而優秀的讀者。

　　布熱津斯基在他那本《大失敗》中，也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觀點，蘇聯失敗的一個基本教訓，就是對于馬克思的簡單化和粗暴理解。布熱津斯基甚至認為蘇聯人其實根本就沒搞懂什么是馬克思主義、什么是社會主義。我認為，他的這句話是很中肯的。何況，他所謂“失敗”了的，只是指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同時，他指出中國根據自己國情走出的社會主義道路，則會成功。

　　全球分裂的原因

　　法治周末：“二戰”后，從全球趨勢來看，西方自由市場經濟理論成為了主流。在你看來，在經濟、社會、文化全面全球化的今天，如何去認識當今世界中“馬克思的事業”?

　　韓毓海：西方占主導地位的體制絕不是自由市場經濟，而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指出的：戰爭國債-稅收-關稅體制，在今天西方貿易保護主義嚴重抬頭的情勢下，如果說西方是自由市場經濟，這恐怕連奧巴馬都不會相信。馬克思有句名言：“當前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所謂‘國民財富’，無非就是它的人民所承擔的國債。”而這完全就是今天美國的寫照。

　　我們知道，上世紀70年代是世界秩序發生深刻轉變的時代。這個轉變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隨著美元本位體制的確立而形成的、以美國信用或者美國債務發行來驅動世界經濟的新的歷史階段。

　　說到全球化，1972年，正是在布熱津斯基等人的倡導下，成立了美日歐“三邊委員會”，其宗旨便是以控制國際金融的方式，來控制世界能源和主要工業品價格。該委員會的頭一個“政績”，便是制造了拉美債務危機，也正是這場危機造成了社會主義在拉美的復興。因為拉美人民認識到：在美國金融壟斷的體制下，靠賣能源謀發展的道路走不通，在美國的金融壟斷下，進口替代的工業化的道路也走不通，拉美要真正實現發展，除非擺脫美國金融壟斷的資本主義秩序，走一條不同的道路——他們叫做“具有玻利瓦爾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而這就是今天烏戈·查維斯總統得到擁護的原因。

　　同樣的，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通過國際債務關系將歐洲從世界霸主的寶座上推翻，目前則全力打壓歐元。這表明：美國對于國際信用的壟斷，美國的金融霸權，不但威脅著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同時也威脅著歐洲的利益。美國的這一系列舉措，也使得歐洲的政治家們認識到：金融壟斷和暴力壟斷，這是美國統治世界的兩個基本方式。

　　馬克思在《資本論·現代工業資產階級的起源》中指出的這兩點：金融壟斷和以有組織的暴力去控制世界地緣政治的核心區，這確實是造成全球分裂的根本動因。這也是使得在位時的薩科齊也去讀《資本論》的原因。因為他知道，支配當今世界的不是自由民主的說教，而是有組織的暴力和金融壟斷，但這二者絕非什么新鮮的東西，因為馬克思早指出過：自從16世紀以來，資本主義控制世界的方式就不過如此，而世界不平等的根源也就在這里。

　　中國需要馬克思

　　法治周末：十八大做出了一系列深刻影響中國未來發展道路的決定，對此，中國社會各界都有不同的解讀，包括世界各國也在關注。你個人是怎么看的?

　　韓毓海：我們可以從許多角度去解讀18大報告，但是其中首要的一條，我認為就是：“18大報告通篇閃耀著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光芒。”這就包括把人民民主、公平正義、群眾路線和共同富裕，擺在了突出位置。

　　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提出：巴黎公社的一項偉大創舉，就是使政治成為一項勞動、一項工作，而不是一種特權，政治工作是普通勞動者同樣可以勝任的，它與一般社會生產勞動不應該有等級差別、貴賤之分，這說到了人民民主的實質。

　　今天，民眾的參與覺悟已經大大提高，但是，受資源約束，不同人群的參與程度出現了差別。社會的中間偏上階層的參與能力，比普通工人農民大，這在關于個人所得稅、房產、遺產稅征收和減免額度等問題的討論、乃至政策制訂中就有所表現。因此，我們要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推動共同富裕，就必須加強基層勞動者代表在各級人大的發言權和參與權。

　　我自己是海淀區的人民代表，作為來自基層的人民代表，我感到，除了擴大基層普通勞動者代表的比例之外，還必須要求基層代表必須真正生活在基層、真正保持基層勞動者的本色，關鍵是為基層勞動者說話，回應基層人們群眾的要求：養老、住房、教育、醫療和就業，而不是、起碼不僅是回應先富起來的那一部分人的需求：寶馬、別墅和高爾夫球場以及出國購物。

　　法治周末：在你的著作《五百年來誰著史》中，你多次強調國家組織能力的問題，認為中國幾百年來對基層組織不力，是政府過于“無為”造成的。而如果政府過于“有為”是不是會對社會空間造成擠壓?

　　韓毓海：首先，我們要糾正一個比較典型的常識性錯誤，這個錯誤，就是混淆了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人民國家與中國傳統的王朝之間的根本區別。中國的傳統王朝不是國家，它的統治機構是朝廷，朝廷又分為“內朝”與“外朝”，內朝以皇帝為中心，外朝以宰相為中心，彼此爭斗不已。前者是皇權，后者接近于國家政府。明代胡惟庸案之后取消了宰相，皇帝只憑內朝執政，故皇權的膨脹與國家的衰敗是一個同步的過程，國家能力的下降，自明代之后表現的非常突出。國家的衰敗在晚清之后達到了高峰，其表現就是對外不能抵抗帝國主義列強，對內不能回應人民的要求。

　　其次，所謂“政府”與“社會”及其對立的說法，則是抽象的、含混的，從嚴格的學術角度講，這種抽象而含混的說法沒有什么意義。準確的說法是：這里的“社會”，是指市民社會，政府，則是指現代代議制政府，市民社會并不是天然的，而是指通過商品生產和交換聯系和組織起來的社會，那么，代議制政府為什么會成為了壓迫市民社會的破壞性力量呢?因為西方代議制政府也不是天然的，它是從籌措國債、征收國稅、制訂關稅中發展起來的，當它把無盡的國債、稅收和戰爭動員令加到市民社會頭上的時候，它就成為市民社會的破壞性力量(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看看奧巴馬最近的競選演說)。當議會、代表、壟斷金融機構、媒體、律師成為一個不代表生產和交換的市民社會領域，而只代表它自己的特殊利益的集團的時候，代議制、代言制和代表制就成為生產和交換的破壞性力量。

　　要重建社會或者市民社會，這就需要人民民主，用馬克思和列寧的說法，就是勞動者參政乃至執政，以此來糾正代議制的國家機器的弊端和異化。國家總是需要的，唯一的關鍵是誰掌握國家，勞動人民掌握國家機器，國家機器保衛勞動者的利益，這就是真正地重建市民社會，并使社會支配國家。

　　我是有信心派

　　法治周末：你之前是研究文學的，這次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在國內引起很多爭論，左派和右派都找到了批評莫言的理由，也都有贊同他的理由。你怎么看?

　　韓毓海：我一向不贊成左派、右派這種劃分，中國士大夫一個極大的歷史缺點、痼疾，就是宗派主義。我自己不屬于哪一派，我對“分派”、站隊極其反感。但如果說今天的中國有“有信心派”和“沒有信心派”、“喪失信心派”，那我算是有信心派，對中國的發展和未來有信心。這包括我們之所以敢于正視問題、不掩飾各種矛盾，就是我們因為有信心解決問題，有信心逐步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同樣的，我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成就很有信心，我認為，只要老老實實為人類五分之一而寫作，他就會感動世界。莫言獲獎首先是因為他的文學成就，但還有一個，就是他寬厚和包容的品格，他用寬厚包納了狹隘，用幽默和智慧化解了偏見，借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用磅礴的漢語敘述升華了高密東北鄉的“最光輝燦爛和最王八蛋”。

　　我們要尊重自己的前人，尊重自己的文化和歷史，靠罵前人來抬高自己，這是可笑的。

　　莫言的創作也是建立在“五四”以來的新文化傳統基礎上的，是魯迅傳統發展的一部分，莫言很誠實地表達了對于歷史和前人的尊重，什么是文化自信?莫言在這里表達的就是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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