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成：論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奢侈品理論與馬克思奢侈品理論的古典淵源

　　一、引論

　　奢侈或奢侈品(Luxury)與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其他一些概念(如財富、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一樣，是一個內涵和外延都頗具爭議的經濟學概念。作為集合，它多半只能以補集的方式加以定義，即人們必須首先定義什么是必需品(N)，然后一切非必需的消費品才是奢侈品(L=N');而何種商品應屬必需品，何種商品應屬奢侈品，則因時代、國家、風俗和生產力發展程度不同而相異。因此，休謨(David Hume)在一開始討論奢侈時就說："奢侈一詞是個含義不確定的字眼(a word of an uncertain signification)。"[1]19世紀60年代，由巴師夏(Frédéric Bastiat)等人編纂的大型辭書《政治經濟學大辭典》(Dictionnaire de L'Economie Politique)，在"奢侈品"(Luxe)詞條的開頭也說："我們是在純粹相對的意義上(à des faits purement relatifs)使用奢侈一詞的，其要素極為復雜，難以加以精確的和科學的定義。"實際上，"奢侈"一詞原是含有道德倫理色彩的日常生活語言，而"奢侈品"一詞相對具有較多的經濟學色彩，早期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常常不加區別地交替使用這兩個詞。我們在此遇到的正是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在討論經濟學語言時提到的典型問題：一方面，經濟學術語多借自日常生活中的慣用詞;另一方面，"經濟名詞所表示的主要區別......似乎是種類上的差別，而且能清楚地劃出明顯的輪廓;但較為仔細的研究表明，連續性并未真的破裂"[2]。

　　盡管對于奢侈品的界定存在著如上困難，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們對于奢侈品(及與其密切相關的必需品)還是存在著一些"共識"的。1894年，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在一篇題為《論奢侈》的演講中，就將古典政治經濟學對奢侈品及其消費的看法較為明確地歸納如下："奢侈一詞，包括了所有那些財富的私人消費形式，這些消費對于消費者的健康和工作效率不是必需的，或者說，在直接或間接意義上都是非生產性的因而也是不經濟的。"[3]此外，我們還能發現，在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看來，奢侈品的生產和消費，在微觀和宏觀層面(如勞動激勵、制造業和對外貿易，等等)對國民經濟均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而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雖然也視奢侈品為與必需品相對的概念，但主要是從個體的、理性的決策者出發，通過消費函數來對奢侈品進行微觀分析的。例如，奢侈品是價格需求彈性(︱Eii︱)大于1的商品，當其價格變動為1%時，其需求量按相反方向變動率大于1%。[4]又如，奢侈品是需求收入彈性大于1的商品，隨著消費者收入的上升，收入中用于奢侈品的開支要以更大的比例上升。[5]相形之下，奢侈品的宏觀經濟學意義，則較少被關注。

　　其實，馬克思關于奢侈品的理論思考也是極為重要的。在《資本論》和其他著作中，他多次--雖然不是系統地--論述和批判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和庸俗經濟學的奢侈品生產和消費理論，并在自己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體系內對之進行了重新定位。20世紀七八十年代德國和國內的一些前輩學者在這方面已經做出了頗有價值的貢獻，特別是馮文光先生的《馬克思的需要理論》(1986年)和《從社會生產兩大部類的關系看奢侈品的生產和消費的作用》(1999年)。[6]近年來國內一些標榜研究馬克思奢侈品生產理論的論文，其深度和廣度大體未超過馮書的水平。[7]然而，這類研究僅將奢侈品作為馬克思經濟學體系的一個內部范疇來關注，基本不涉及這些理論的思想源流或是同時代人(如蒲魯東)對馬克思觀點的影響。近年來，雖然西方的一些經濟思想史家，對于亞當·斯密等"蘇格蘭學派"的奢侈品理論有所論述，卻并未討論其他著作家的有關貢獻。[8]此外，克里斯托弗·貝里(Christopher J.Belly)在對奢侈的政治學-社會學研究中也提到過一些古典作家，但其分析仍缺乏理論經濟學的向度。[9]因此，本文所要討論的首先是：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是如何反思奢侈品生產與消費的經濟意義的?他們的研究范式或理路為何?馬克思對奢侈品的理論思考又在多大程度上(自覺或不自覺地)承襲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范式或理路，進而批判和發展了奢侈品理論?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對重商主義直至馬克思的一系列重要經濟學文獻重新進行考察。此外，西方近現代的一些思想家，如凡勃倫(T.B.Veblen)、加爾布雷思(J.K.Galbraith)和桑巴特(Werner Sombart)等，對馬克思的奢侈品理論作過批判、引申和發揮。這些理論觀點，本文在必要時也將有所涉及。

　　二、休謨、坎蒂隆和魁奈：古典政治經濟學奢侈品理論的奠基

　　一般認為，同為18世紀早期著作家的休謨和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是兩個對后世政治經濟學發展產生過重大影響的源頭[10]，休謨集中論述奢侈經濟的論文《論技藝的日新月異》(Of Refinement in the Arts，1752年)帶有極其強烈的道德色彩，這正是近代對于奢侈的審視逐漸從單純的倫理學批判過渡到成熟的經濟學研究的印記。盡管如此，休謨對于奢侈品的思考還是極富啟發性的。他在《論商業》(Of Commerce，1752年)一文中提出，由于耕種技術的改進，土地的產出不但能維持直接從事農業的勞動人口，而且能為非農業人口(即工匠)提供足夠的剩余，這無疑為奢侈品制造提供了現實的經濟基礎。同時，休謨也看到，用于奢侈品制造的勞動力和物質存在"機會成本"的問題，它們可以用來"擴充海軍、擴大版圖、增加領地，揚國威于海外"，"如果一個國家的多余勞力完全不用于為社會服務，則這個國家絕不會強盛起來。私人的安逸和方便，要求把這些勞力用于為他們自己服務"[11]。

　　就奢侈品的生產與消費對國民經濟的影響而言，休謨認為：如果不考慮對外貿易，就孤立國經濟而言，奢侈品的制造是有益的，因為這種剩余的生產實際上起到了一種"勞動的庫存"(a stock of labour)的作用，這種庫存"在國泰民安之世，旨在滿足個人的安逸舒適;一旦國家有急，也可部分地轉化而應社會之急需"。而就開放經濟而言，奢侈品總是與對外貿易相聯系，而"對外貿易總是為國內制造業的翻然改進鳴鑼開道"，新的享受和需求帶來工業的技術進步和新市場的開拓，于是，"國內制造業趕超外國......力使所有國產商品達到盡可能完美的水準"。盡管休謨區分兩種奢侈，產生經濟的、對社會福利有益的奢侈，以及少數精英的非生產性消費，但總體上還是認為奢侈利大于弊。此外，就勞動激勵而言，休謨反對當時流行的"貧困效用說"(The utility-of-poverty theory)，主張奢侈品消費能提供一種勞動激勵效應。對這一問題M.G.馬歇爾作過專門研究[12]，此處不擬贅述。

　　坎蒂隆寫作《商業性質概論》(Essai sur la Nature du Commerce en Général，1755年)的時間，據考證與休謨的系列論文接近，其中對奢侈品的一些論述為休謨提供了一些創造性的補充。首先，坎蒂隆同樣認為，就封閉經濟而言，生產力發展產生的經濟剩余，是奢侈生產和消費存在的合理經濟基礎，即"如果無法為一百人中的這二十五個人找到對國家有用和有利的工作，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反對鼓勵他們從事某些純屬裝飾性和娛樂性的工作"。但是，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他認為奢侈品消費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弊大于利，理由有二。其一，國內制造業能提供的奢侈品是很少的，國內的需求主要靠進口產品來滿足，即使存在國際分工，奢侈品進口國相對于奢侈品出口國也居于不利地位;以法國的葡萄酒交換布魯塞爾的花邊為例，為購買1英畝土地亞麻產品，就要支付1.6萬英畝葡萄地的產品，"在這筆交易中，大批原來用于維持法國人生活的土地產品流走了。除非通過交換使同樣多的一批產品被送回法國，所有這些被輸送到外國的產品都會起到減少該國人口數目的作用"。其二，從重商主義的立場看，奢侈品貿易導致了一國貴金屬的流失，從而減少了國民財富。

　　更值得一提的是，坎蒂隆還看到，支配著三分之一土地產品的土地所有者對總需求的變化起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因為普通勞動者的"邊際消費傾向"比較穩定，而"少數租地農場主、手工匠師傅或其他業主在景況寬裕時改變他們的支出和消費......總是以貴族和土地所有者為榜樣的"。例如，土地所有者若決定減少家丁而增加馬匹--即從桑巴特定義的"量的奢侈"向"質的奢侈"轉化[13]--那么這一決策將產生一系列后果，如大批的仆役和供養這些仆役的手工業者將失業，而部分農田將被改造成牧場。坎蒂隆所描述的雖然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支配地位的社會，但這一分析無疑極大地影響了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對生產性奢侈到非生產性奢侈轉化的思考。

　　魁奈(Francois Quesnay)的思想雖頗受坎蒂隆影響，但其對奢侈品的理論思考卻在早期著作家中獨樹一幟。他認為，只有農業才能生產"純產品"。[14]其《經濟表》(Tableau économique，1758年)研究的是由三大階級("生產階級"即從事農業的階級，包括租地農場主和農業工人;"土地所有者階級"即占有地租的階級，包括土地所有者及其依附;"不生產的階級"指從事工商業的階級)構成的資本主義社會的財富生產、流通與分配的總過程。在魁奈看來，這一財富的再生產過程，是靠足夠的土地、生產預付和支出來支持的，而"由于生產支出和不生產支出彼此間所占優勢的程度不同，每年再生產的收入就可能發生變動"[15]，不生產的支出因此構成了對生產支出的一個凈扣除。他所謂的"不生產的支出"包括"手工業、住宅、衣服、利息、仆婢、商業的費用、外國商品等方面的支出"。他在《谷物論》(Grains，article de l'Encyclopédie，1757年)中指出，制造業和商業都是"靠紛亂的奢侈來支持的"，而仆婢和外國商品很大程度上就是奢侈品，可見，奢侈品的生產和消費在再生產過程中的作用是消極的。因此，魁奈的結論是："不要鼓勵奢侈。因為這種奢侈會妨礙農業經營與改良的支出和生活資料消費的支出，正是這些支出維持著本國農產品的良價和販賣，以及國民收入的再生產"，而"過度的奢侈能使一個非常富裕的國家很快地破產"。他在這里第一次將奢侈品部門納入資本主義社會財富的再生產圖式，這一理路深刻影響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2卷中關于奢侈品生產和消費對社會生產兩大部類的交換與再生產的影響的分析。

　　就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奢侈品生產而言，與坎蒂隆不同，魁奈認為，以土地產品的剩余換取奢侈品的進口，在一定程度上要比以出口奢侈品換取必需品有利。他提出，國民的消費是君主收入的源泉，而對外國販賣剩余生產物，增加了國民的財富，這二者的結合構成了國家的繁榮。因此，"在相互貿易中，出賣最必需的和最有用的商品的國家，比出賣奢侈品的國家更加有利"。因為，"在這種情形下，這個國家的貿易是建立在別國的需求之上的，它只是將其剩余產品出賣，且只是因自己的富足而進行購買，別國向它出賣商品的動機比它向別國購買的動機更加強烈，削減奢侈品的購買對它來說較容易，而其他國家要削減必需品消費則不那么容易"[16]。此外，奢侈品制造國也面臨較大風險，"一旦經濟衰落，奢侈品的貿易很快減退，因此，勞動者就陷于沒有面包、沒有工作的危險"。這里重要的是--用現代經濟學語言來說--魁奈考慮到，奢侈品制造和出口會對一國的貿易部門產生影響，進而可能造成整個國民經濟結構的扭曲。

　　綜上分析可知，早期古典經濟學的奢侈品理論中存在一個核心問題，即奢侈品的生產和消費，是否達到了資源的最優化配置，或是否造成了國民經濟結構的失衡和效率低下?從這個基點出發，古典經濟學家們對奢侈品的利弊做出了與上不同的回答。

　　三、從斯密到穆勒：古典政治經濟學奢侈品理論的發展

　　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或許是第一次給出了對奢侈品和必需品的標準古典界定："消費品或是必需品，或是奢侈品。我所說的必需品，不但是維持生活上必不可少的商品，而且是按照一國習俗，少了它，體面人固不待說，就是最低階級人民，亦覺有傷體面的那一切商品。......此外，其他一切物品，我叫做奢侈品。"不過，斯密在《國富論》中只是含混地提及奢侈需求對國民經濟有著某種促進作用，如"隨著財富的增進以及隨財富的增進而發生的奢侈的增進，對此等產物(指原生產物。--筆者注)的需求多半會增加"，等等。

　　亞當·斯密對古典奢侈品理論做出的主要貢獻，其實是其對資本主義成長時期奢侈經濟由"非生產性"到"生產性"的過渡的分析。在貿易和制造業欠發達的前資本主義時期，土地所有者掌握了大量的生產剩余，但"無物可以交換，就無所謂地把它花費于鄉村式的款客"，因此大小地主和領主都豢養了大批的佃農和仆役。用桑巴特的話說，即這一歷史時期的奢侈主要表現在"量"上，即"揮霍，比如，讓100個仆人去干1個人就能完成的工作，或者同時擦亮3根火柴點1支雪茄這樣一類行為";用凡勃倫的話說，這一時期的奢侈主要表現為仆役和主婦的"代理有閑"(vicarious leisure)而"非炫耀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在斯密看來，這樣一種奢侈是領主經濟在司法方面的權威的支柱。資本主義工商業發達之后，奢侈"客觀化"了，擁有大批仆役只是新興資產階級展現奢侈的一種方式，而"有形奢侈"，如"華麗的服裝、舒適的住宅和珍奇的珠寶"，在這個階段占主導地位。這一趨勢構成了"奢侈從非生產性向生產性的轉變。因為前者，即個人奢侈(在資本主義意義上)是'生產性'的，它使(資本主義)企業中的雇傭人員成為生產性的工人。就此事實而論，奢侈的客觀化對資本主義生產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分析資本的原始形成時，就對斯密的這一論述予以了重視。馬克思此前曾提到"奢侈品在古代所起的作用和在現代所起的作用不同"，并打算把這個問題放在"以后再談"，雖然此后他沒有再集中論述這個問題，但他想要談的(除了馮文光先生在其書中所列舉的奢侈品在貿易和創新方面的古今差異。)很可能就包括這種轉化。可以說，斯密的這一分析，為自休謨以來一直在同一水平軸上延伸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奢侈品理論增添了歷史的立體維度。

　　部分延續著早期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探索思路的還有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在《政治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1820/36年)中，馬爾薩斯將生活必需品定義為"勞動階級藉以支配食物、衣著、居住和燃料的手段"，而將一般意義上的"奢侈"區分為奢侈品和高級便利品(luxuries and superior conveniences)的生產與消費，以及使用私人服務(仆役)的奢侈兩類。這種分類法顯然受到了斯密的影響。在馬爾薩斯看來，如果一個社會的資本非常明智且巧妙地用來生產生活必需品，并且這些必需品在滿足生產必需品的工人和資本家需要之外的剩余被用于維持仆役、軍隊和水手，這些資本就足以維持對該國資源所能最大效率地動員的勞動力的需求，而無需用大量資本來生產奢侈品和便利品。換言之，使勞動力和資本的利用達到最優化的條件，只需要存在斯密所指的"非生產性奢侈"就足矣。如果使這種"非生產性奢侈"向"生產性奢侈"轉化，也就是將投入仆役、軍隊和水手工作的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奢侈品生產部門來，那么由于勞動力市場存在種種缺陷和摩擦，即"從事私人服務的人員減少的速度比奢侈品和高級便利品的生產雇傭他們的速度要快"，盡管生產奢侈品的資本增加了，但對勞動的需求反而會減少。歸根結底，兩種奢侈都是現代經濟不可或缺的，"如果一個國家的純收入只能用來維持仆役和軍隊，我們完全有理由可以認為現代國家中對生產的刺激會大大地減少"，而如果總產品的剩余"全部只能用于生產和購買有形的奢侈品和便利品，而不能雇傭仆役來看管房屋、家具、車輛、馬匹等，那么十分明顯，有形奢侈品和便利品的需求不久就會大大減少，地主和資本家將沒有什么動力可以刺激他們以最有效的方法來使用土地和資本"。馬爾薩斯認為奢侈品在國民經濟中產生積極作用的觀點，可謂是休謨觀點的一種延續。在《人口原理》第2版(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183年)中，馬爾薩斯還提出："讓富人享受過度的奢侈，以便支撐國家的制造業，或者要剝奪窮人的一切奢侈品以維持其足夠多的人數，這都是不必要的。......專為富人服務的制造業不僅因其數量有限而不足為道，而且由于風尚的易變，會不時將受雇于該行業的勞動者暴露于悲慘的境地和極大的危險之中。因此，不論就國民財富還是就國民福利而言，最有利的莫過于奢侈品消費在廣大民眾當中的擴散(the spread of luxury among the mass of people)，而非少數人的過度奢侈。"

　　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其《政治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1848年)中反對馬爾薩斯的觀點。他的出發點其實同絕大多數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相同，即奢侈的存在有其現實經濟基礎.在前資本主義時期，統治階級"把大部分財富用于供養他本人和他所關心的一切人......在這之后，就揮霍多余的部分用于交換奢侈品"，由此出現奢侈品的供求。即使在資本主義社會，由于社會發展和技術進步，糧食生產"除了養活實際生產者外，還養活著同樣數目、有時甚至更多的生產無數種便利品和奢侈品或從事運輸業的勞動者，還養活著大批指揮和監督這種種勞動的人員，除此之外，還養活著比最奢華的古代社會多得多的從事非直接生產性職業和無業的人員"。

　　但是，隨著資本積累達到一定限度，如果不存在一定的非生產性消費，則多余的資本會白白浪費掉，因為必需品的需求已經飽和了。對此，穆勒提出：奢侈品的生產和消費也不是必要的。他假設，政府強制地主和資本家實施資本積累并禁止奢侈，那么就不再會有奢侈品需求;但資本家和地主階級的消費能力并沒有因此被消滅，而只是轉移給了他們雇用的勞動者。伴隨著資本積累，要么勞動人口隨著資本的增加而增長，要么資本增加，而勞動人口不增長。若勞動人口增長，那么"新人口所需生活必需品的生產取代了一部分原先的奢侈品生產，并恰好補足所失去的就業機會";如果勞動人口沒有增加，由于資本充裕而勞動力相對稀缺，工資就會上漲，因而，那些原用于奢侈品消費的資本就"會以增加工資的形式分配給現有的勞動者"。在勞動人口的生活必需品本已得到充分供應的情況下，工資的上漲會使勞動者成為奢侈品的消費者，"原先用于生產奢侈品的資本仍可以用于生產奢侈品;所不同的只是，奢侈品由社會普遍分享，而不是僅限于少數人享用。嚴格說來，增加的積累和增加的生產可以持續下去，直到每個勞動者對財富的每一種欲望都得到滿足"。

　　從上述勞動-資本的充分均衡模型出發，穆勒提醒說，奢侈品消費對"對生產既沒有直接貢獻也沒有間接貢獻"，因而是"非生產性的"。如果奢侈品的消費以消耗現有的資本為前提，"每年就會有相當數目的勞動者被雇用來生產這些對生產毫無用處的東西;這些勞動者所做的工作對國民財富的增長毫無幫助;而他們每年消費的工具、原料和食物要從可用于生產的社會總資本中扣除"。換言之，穆勒只是在重復魁奈先前的觀點，節儉有利于資本積累，奢侈則不利于這一進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奢侈品理論至此已是強弩之末。

　　四、馬克思對古典政治經濟學奢侈品理論的繼承和批判

　　如上所述，古典政治經濟學奢侈品理論的核心問題，是奢侈品生產和消費是否有利于社會財富資源的最優化配置，或是否造成了國民經濟結構的失衡和效率低下。但是，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們是將奢侈品放到一個本質上是靜態的和均衡的經濟模型中考察的，即資產階級生產方式是絕對的生產方式，是沒有更確切的特殊規定的生產方式，也是生產的永恒的自然形式，而奢侈品的消費和生產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經濟剩余出現的必然結果，不論它在配置剩余勞動力和資本方面是起到了積極的還是消極的作用，從長期來看，國民經濟總有一種趨向"均衡"的趨勢，"需求是無限的，只要資本還能帶來某種利潤，資本的使用也是無限的"(李嘉圖)，而勞動的使用總是和雇傭勞動的資本成比例，"勞動受資本限制......如果能找到更多的人手去工作，總產量會增加。如果人數不變，他們可得到較大的份額。甚至在后一種情況下，由于勞動者受到刺激后會更賣力地干活，產量本身也會擴大"(穆勒)。在這樣一個過程中，奢侈品消費就像馬爾薩斯說的那樣擴散了，普通勞動者就能沾其余瀝。

　　蒲魯東(Pierre Joseph Proudhon)在《貧困的哲學》(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1846年)中對奢侈品生產的分析，就帶有這種古典理論的印記。他認為，生產必需品需要的時間最少，效用最大，"社會總是先從最輕便的生產部門開始;然后才逐步地'轉到生產那些花費勞動時間最多并適合更高級需要的東西'"。對此，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情況完全不是這樣：

　　當文明一開始的時候，生產就開始建立在級別、等級和階級的對抗上，最后建立在積累的勞動和直接的勞動的對抗上。......到目前為止，生產力就是由于這種階級對抗的規律而發展起來的。如果硬說由于所有勞動者的一切需要都已滿足，所以人們才能創造更高級的產品和從事更復雜的生產，那就是撇開階級對抗，顛倒整個歷史的發展過程。......羅馬人民連必要的糧食也買不起，而羅馬的貴族卻并不缺少充當鰻魚飼料的奴隸。

　　事實上，馬克思對奢侈品的思考徹底逆轉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前提，他認為，奢侈品的社會經濟意義，不在于其存在的表面合理性，而在于其合理性所掩蓋的階級社會生產方式所蘊含的矛盾。在《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指出，現代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一方面，是"廣大的生產者的消費只限于必需品的范圍"，另一方面，是"資本家的利潤"而不是"生產者的需要"，"成為生產的界限"。在出版《資本論》第1卷時，馬克思就認識到，奢侈品生產在資本主義社會獲得了新的大規模的增長;在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時代，機器的采用同時增加了剩余價值和體現這些剩余價值的產品量，"從而，在增加供資本家階級及其仆從消費的物質時，也增加了這些社會階層本身。這些社會階層的財富的增加和生產必要生活資料所需要的工人人數的不斷相對減少，一方面產生出新的奢侈要求，另一方面又產生出滿足這些要求的新手段。社會產品中有較大的部分轉化為剩余產品，而剩余產品中又有較大的部分以精致和多樣的形式再生產出來和消費掉。"但緊接著他又指出，"正是這些生產奢侈品的工人大部分處于悲慘的境地"。一方面，資本的一般生產規律是以生產力為尺度不斷進行積累和再生產的，另一方面，"廣大生產者的需求]卻總是被限制在平均水平上，而且根據資本主義生產的性質，必須總是限制在平均的需要水平上"。

　　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奢侈品首要的經濟社會意義，在于它是異化和壓迫的分界線，是勞動者的全面需要不能得到充分實現的標志，在于"資本總是要給工人的必要需要設置一個界限"。這才是馬克思對奢侈品生產和消費進行反思的理論前提。他雖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古典政治經濟學所定義的奢侈品和必需品概念，但在這一理論前提下，這兩個概念有了非常特殊的意義。在《資本論》第3卷中，馬克思曾提到，奢侈品生產"是指一切對勞動力的再生產不是必需的那種生產"(unter Luxusprodukt ist hier alle Produktion zu verstehn，die nicht zur Reproduktion der Arbeitskraft erheischt ist)。由此可見，馬克思不是撇開"必需"和"奢侈"的社會階級內容，撇開資本家與工人的關系來談奢侈品生產與消費的，他始終著眼于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及其矛盾。因此，在《資本論》第2卷談到"奢侈消費資料"(Luxus-Konsumtionsmittel)時，馬克思認為，"它們只進入資本家階級的消費，所以只能和花費的剩余價值交換，而剩余價值是絕對到不了工人手中的"，他補充說："這種奢侈品，同以生產資料形式存在的商品價值 Iv一樣，工人階級是無法購買的，盡管這種奢侈品和那種生產資料都是這些工人的產品"。當然，對馬克思所說的奢侈品不進入工人的消費，并不能機械地加以理解。在《資本論》第2卷中討論可變資本的支出增加而貨幣價值不變時，馬克思探討了由此產生的工資提高，工人階級在"極小的程度上"產生對原先屬于奢侈品的消費品的需求的可能。但從根本上，馬克思認為，"資本家財富的增長......是同他榨取別人的勞動力的程度和強使工人放棄一切生活享受的程度成比例的"。

　　如上所述，在分析奢侈品生產和消費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的作用和意義方面，馬克思受到了魁奈的影響。但是，不同于魁奈和穆勒等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偏好將奢侈打上"非生產性"的印記，在馬克思看來，生產奢侈品的勞動部分屬于生產性勞動，因為它進入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參與了"使生產資料(材料和勞動資料)變為吸收無酬勞動的手段的過程"。此外，不同于魁奈在分析社會財富的再生產與分配時，將制造業和服務業等部門一概囊括在"不生產的支出"項目下，馬克思明確指出，"生產工人""不僅直接從事物質財富的生產，并且用自己的勞動直接同作為資本的貨幣交換，因而不僅把自己的工資生產出來，并且還直接為資本家創造剩余價值"。在這個意義上，奢侈品的生產與生產資料和必需消費品的生產一樣，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發揮重要的作用。馬克思在《資本論》第2卷中從簡單再生產出發論述社會生產兩大部類的生產與交換，特別是第II部類內部的交換時，對奢侈品生產和消費有過一些集中而繁復的分析。對這一問題，馮文光先生曾作過專門研究，此處不再重復。馮先生總結說，馬克思所闡述的社會生產兩大部類之間的關系，是一種"互為前提、互相制約和互相促進的辯證關系"，其中，"第II部類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在II a和II b的關系中， II b即第II部類中的奢侈品分部類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這是正確的。我們還可以補充一點：馬克思在討論"由可變資本的價值革命"引起危機的《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殘頁中，也提到了必要生活資料的漲價會導致由可變資本所推動的工人的支出增加，同時也會導致對其他一切商品，即一切不加入工人的消費的商品(包括生產資料和奢侈品)的需求減少;因此"這些商品按其價值出賣"就成為不可能，生活資料的漲價"導致其他生產部門發生危機"。事實上，奢侈品部類之所以能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發揮上述作用，歸根結底是由于在這種生產方式下，"廣大的生產者仍然或多或少局限于獲得'食品'和'必需品'，局限于必要的東西。因此，只要財富超出必需品的范圍，絕大多數生產者就或多或少被排斥于財富的消費之外"。

　　以上所論主要是馬克思對奢侈品生產和消費在資本原始積累和再生產過程中作用的分析，這些分析抽象掉了存在著對外貿易的情況，他的確也極少論述在存在地區間和國際貿易的條件下，奢侈品對國民經濟可能產生的影響。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馬克思談到1851年英法等國遭受的商業危機時，法國工業因危機而陷于停頓，"這一方面是由于當時法國工業已經經受不住英國人的競爭而被排擠出所有的市場，另一方面是由于法國工業是奢侈品工業，每當出現商業的停滯，它都首當其沖。這樣一來，法國除了普遍危機之外，還經受本國的商業危機"。換言之，按馬克思的理解，法國的出口貿易部門由于過分偏重奢侈品制造而形成了結構性失衡，從而在不景氣時期為國民經濟帶來更大的風險。實際上，類似的觀點我們此前論述魁奈的思想時已經有所涉及。早期馬克思在制訂經濟學著作的寫作規劃時曾經提出過一個"六冊計劃"，其中就有《對外貿易》和《世界市場》兩篇。不難想見，若馬克思完成了《資本論》諸續篇，應會留下更多對國際貿易條件下奢侈品的經濟功能或影響的論述。

　　最后，馬克思還談到了在社會發展進程中，必要需要與奢侈需要之間的轉化以及兩者對立關系的揚棄。由于生產的利潤原則、競爭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奢侈需要的界限不斷后退"，某些奢侈品生產部門發展成為必要消費品部門，而某些奢侈消費品也轉化為必需品。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總是為勞動者的必要消費設置界限，而工人消費領域中奢侈需要向必要需要的轉化也遠遠落后于資本生產領域的這種轉化。只有在未來社會中，必要需要和奢侈需要之間的對立才能從根本上被揚棄。

　　五、余論

　　綜上分析，自休謨以來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文獻中對奢侈品的論述多圍繞著一個核心問題展開，即奢侈品生產和消費究竟是有利于國民財富資源的最優化配置，還是起到了恰好相反的作用?他們對各種不同性質的奢侈進行的區分，就是以此為基準的。這一研究理路自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中后期日臻完善，并最終顯示出它在解釋資本主義社會中有關奢侈品生產和消費的經濟現象時的無力。前引編纂于19世紀60年代、集當時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之大成的《政治經濟學大辭典》的"奢侈"詞條，就清楚地顯示了這一點。該詞條執筆人是法國經濟學家庫爾塞勒-塞奈爾(Jean Gustave Courcelle-Seneuil，1813-1892)，也是約翰·斯圖亞特·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的法譯者。在這一冗長的詞條中，作者先說明了定義奢侈的難處，簡述了斯圖亞特、斯密、薩伊等數人對奢侈品和必需品的界定，其結論則是：無需在奢侈品的定義上兜圈子，而是要從"具體的例子和實踐考慮"來研究奢侈經濟;他試圖將奢侈消費定義為"個人支出超過所屬階級或社會的平均水平、但不一定超過其收入"的消費;最后，作者聲明自己反對奢侈，因為奢侈品消費會摧毀現有資本，對奢侈品的追求只會引起對不勞而獲的財富的欲求。與古典政治經濟學傳統相左，馬克思從自身政治經濟學體系出發，對奢侈品理論進行了根本的革新。這種革新的關鍵在于，馬克思將奢侈品的生產和消費還原到一定的生產方式和社會階級關系中去，并著眼于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及其內在矛盾，來分析奢侈品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和意義，由此揭示出了"最勤勞的工人階層的饑餓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資本主義積累基礎上的粗野的或高雅的奢侈浪費之間的內在聯系"。

　　注釋：

　　[1] David Hume，Of Refinement in the Arts，Selected Essay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67.

　　[2] [英]馬歇爾：《經濟學原理》上卷，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71-72頁。

　　[3] H.Sidgwick，"Luxur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Vol.5，No.1(Oct.，1894)，p.3.

　　[4] 林白鵬等編：《消費經濟學大辭典》，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63-64頁。

　　[5] [美]克利斯托夫·帕斯等編：《科林斯經濟學辭典》，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34頁。

　　[6] 馮文光：《馬克思的需要理論》，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馮文光：《從社會生產兩大部類的關系看奢侈品的生產和消費的作用》，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9年第4期。

　　[7] 楊永華：《馬克思的奢侈品生產理論及其現實意義》，載《經濟學家》2009年第4期;朱解放：《馬克思奢侈品生產理論及其啟示》，載《商業時代》2010年第33期。

　　[8] A.Brewer，"Luxur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David Hume and Adam Smith"，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45(1)，1998，pp.78-98;M.G.Marshall，"Luxury，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Work Motivation: David Hume，Adam Smith，and J.R.McCulloch"，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32(3)，2000，pp.631-648.

　　[9] [美]克里斯托弗·貝里：《奢侈的概念：概念及歷史的探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0] [愛爾蘭]理查德·坎蒂隆：《商業性質概論》，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152-153頁。

　　[11] [英]休謨：《休謨經濟論文選》，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6-7頁。

　　[12] M.G.Marshall，"Luxury，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Work Motivation: David Hume，Adam Smith，and J.R.McCulloch".

　　[13] [德]維爾納·桑巴特：《奢侈與資本主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6-87頁。

　　[14] 傅澤風：《馬克思對魁奈〈經濟表〉的解讀與重構》，載《當代經濟研究》2011年第1期。

　　[15] [法]魁奈：《魁奈經濟著作選集》，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225頁。

　　[16] 此外譯文為筆者重新翻譯，原文參見：F.Quesnay，uvres économiques et philosophiques de F.Quesnay，par Auguste On\|cken，Jules Peelman et Cie，Paris，1888，p.240.

　　(作者簡介：周思成，中央編譯局馬列部翻譯)部分注釋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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