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特”共產黨宣言

　　如今，很多人認為“共產主義”已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而《紐約時報》卻偏偏為大家介紹了一種“多特”共產主義（The dotCommunist Manifesto），該文由伊本·莫格林（Eben Moglen）2003年1月撰寫，王宇琦翻譯。全文如下。

　　一個幽靈，自由信息的幽靈，在跨國資本主義間游蕩。為了對這個幽靈進行毫不神圣的圍剿，“全球主義”的一切勢力：美國微軟公司(Microsoft)和迪斯尼(Disney)、世界貿易組織(WTO)、美國國會(U.S. Congress)和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都聯合起來了。

　　有哪一個新數字社會的自由的倡導者不被罵為盜版者、無政府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呢?難道我們還未發現，許多拋出這些綽號的人只不過是當權的小偷，而他們關于知識產權的言論，也只不過是試圖在必然變革著的社會中保留他們并非無可非議的特權?不過，公認的是，自由運動本身已經被全球主義的勢力公認為一種勢力;現在是我們向全世界公開說明自己的觀點、并且拿我們自己的宣言來反駁關于自由信息幽靈的童話的時候了。

　　數字時代下的階級結構

　　遍及全球的自由信息運動宣告了一種新的社會結構的到來，它誕生于資產階級工業社會的轉型，憑借的正是該社會自己所創造出的數字技術。

　　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

　　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會師傅和幫工，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帝國主義者和從屬國，一句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始終處于相互對立的地位，進行不斷的、有時隱蔽有時公開的斗爭，而斗爭經常性的結局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爭的各階級同歸于盡。

　　從昭示著現代社會到來的歐洲勢力的全球性擴張中產生出的工業社會，并未消除階級對立，而只是用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條件、新的斗爭形式代替了舊的。但是，資產階級時代的新時代卻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似乎分裂成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成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然而革命并未發生，而“無產階級專政”，無論是在其興起抑或聲稱要興起時都無力爭取自由。相反，科技提供了確保同意的措施，賦予了資本主義新的活力。如今更高級社會中的勞動者是在工業的進步、而非其所屬階級境況的日益惡化中成長起來的。人口的財富的增長速度超過了貧困的增長速度。經由福特生產方式實現的合理化的工業生產，并未將產業工人推向赤貧的無產階級的狀態，而是使他們成為與大量生產相匹配的大眾性消費。而對無產階級的教化也成為資產階級自保性方案的一部分。

　　由此以來，普及教育和終止使用童工便不再是無產階級革命的計劃，而成為了資產階級社會的道德標準。教育的普及使得工人在各種媒體面前成為有文化的人，繼而在媒體的不斷刺激下更多地消費。錄音、通話、活動影像、以及廣播和電視諸多技術的發展，不僅改變了工人同資產階級文化的關系，也深深地改變了這種文化本身。

　　以音樂為例。在人類歷史的早期，音樂是一種會迅速死去的、非商品化的社會過程，在某個時間和地點出現，生產和消費同時進行，其創造者和消費者也難以明確區分。錄音技術的采用，使音樂成為不易腐壞的商品，可以被遠距離傳送并與它的創造者分離。音樂成為消費的對象，為它新的所有者提供了追求更多消費的機會，也創造了大眾性消費的欲望，并驅使這種需求能夠為所有權帶來收益。移動影像催生的整個新媒體也是同樣的道理，在近十年內重新定位了人類的認知的本性，抓住工人們日常生活的每個片段來灌輸指使他們更多地消費的信息。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此類廣告從每個孩子的眼前飄過，將已經從操作生產機器的奴役狀態中解放出來的孩子，帶入了一種新的奴役狀態：他們如今被迫參與到了整個消費機械體系中來。

　　因此，資產階級社會關系得以拓寬，從而更有能力容納它本身所創造出的財富。荒唐的周期性生產過剩的瘟疫也得以治愈，過剩的文化、過多的替代品、過量的產業和商業都已不復存在。

　　隨著數字技術的應用，大眾消費文化支撐下的大眾消費性生產帶來了新的社會狀態，賦予了階級對立一種新的結構。

　　資本的自我禍根

　　資產階級借助生產工具和通訊手段飛速發展的極大便利，將所有哪怕是最野蠻的國家與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來了。低廉的商品價格，則是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迫使野蠻民族放棄強烈而頑固的仇外情緒的重型炮彈。它強迫一切國家——如果他們不希望經歷自己文化滅絕的痛苦——轉而采用資產階級的文化以及知識所有權的理念;它強迫它們引入并推行它所謂的文明制度，即使它們也變成資產階級。總而言之，它依照自己的模樣創造出一個世界。然而，正是那些被它用來進行交流和教化的工具，構建出了抵抗它自身的模式。

　　數字技術導致了資產階級經濟領域的變化。那些在生產體系中居于主導地位的商品——作為文化性的消費品，不僅包括售出的商品、還包括對于購買什么和如何購買的指導——以及所有其他形式的文化和知識，如今都具有零邊際成本。任何人、每個人都可以從所有的作品和文化中獲益：音樂、美術、文學、技術信息、科學、以及其他各種形式的知識。社會不平等和地理隔離所造成的屏障得以消散。過去地區之間和國家之間的隔離和自給自足，也被全方位的交流和人與人之間的普遍依賴所取代。這不限于物質產品，知識產品亦是如此。個人的智力創作成為公共的財產。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曾經借助生產關系、交換關系和所有制關系，如魔法師一樣地召喚出了巨人般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如今卻無力控制同樣由它的符咒召喚出的魔鬼了。

　　在這一變化下，一個人最終得以清醒地認識到他的真實生活狀態，認識到他和他的同類之間的關系。社會則會面臨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如果每個人都占有包含美和效用的智力成果——收獲知識的每一點增加所帶來的全部人類價值——與每個人獨自占有這些成果，具有相等的成本，那么后面這種排斥便不再合乎道義。如果羅馬能夠用與供應凱撒的餐桌相同的成本來供應所有人民，那么一旦有人陷于饑餓，人民將會以最激烈的方式除掉凱撒。然而資產階級的所有制體系卻要求按支付能力分配知識和文化。

　　不同于傳統的、由包含了創造者和支持者的自愿聯合的互聯技術所衍生出的新的所有權形式，不得不與具有壓倒性勢力的、大眾交流性的所有權體系進行不平等的競爭。后一種體系正是以侵占人們在電磁頻譜中的公共權力為基礎。在數字社會中，知識生產者階級——藝術家、音樂家、作家、學生、技術員、以及其他試圖通過復制和修改信息來改善生活境況的人——在他們認為可行的和資產階級迫使他們接受的價值理念的沖突中變得激進起來。這種不和諧引發了一個新階級的覺悟，繼而是他們對所有權開始衰落的自覺。

　　數字社會在資產階級不自覺的推動下取得發展，用創造者們革命性的聯合，取代了他們在競爭狀態下的隔離。知識、技術和文化的創造者發現，他們不再需要那種建立在所有權和基于強制支付的分配結構之上的生產結構。合作，連同它的無資本生產的無政府主義模型，使自由軟件的創造成為可能，而創作者可以藉此實現對未來產品的技術控制。網絡本身也擺脫了播音員和其他頻帶所有者的控制，為一種新的分配體系提供了場所;不存在層級控制的友儕間的合作，取代了音樂、影像等軟產品的強制分配體系，成為這種新體系的基礎。

　　大學、圖書館等等相關的機構成為上述新階級的同盟，被賦予了知識分配者的歷史角色，和促進全體人類越來越完全地接近并使用那些知識的職責。從所有權的控制下解放出來的信息，也將工人從機器看管人的強制性角色中解放出來。自由信息使工人得以重新分配自己的時間，不再在愈加迫切地邀請人們進行無聊消費的資產階級文化的指引下，將自己的時間投入到那種消費中，而是將時間用于培養自己的思想和技能。隨著工人逐漸意識到自己的創造力，他將不再安于做一個被資產階級社會誘入其中的生產和消費體系的被動參與者。

　　然而，資產階級已經在其所有地方終結了封建的、宗族的、田園式的關系。它無情地扯碎了把人們束縛于“天然首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紐帶，使人與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和冷漠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誠、騎士的熱忱、小市民的傷感這些最神圣的激情，淹沒在利己主義算計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價值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毫無節制的貿易自由取代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總而言之，它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著的剝削。

　　不同于即將到來的勞動階級的解放，那些能夠直接接觸知識和信息的力量，已經超越了先前狹隘的大眾文化消費者的角色，致使資產階級所有制不得不為自己做最后的辯護。借助自由貿易這種它最偏愛的工具，它試圖喚回曾一度給它帶來恐懼的生產過剩的危機;為了不顧一切地誘使創造者成為有工資的消費者，它試圖通過對地球上一些地區進行物質剝削來獲取生產廉價產品的資源，并反過來用這些廉價商品賄賂它最珍貴的財富——最發達的社會中受過良好教育的技術工人——而非賄賂野蠻民族，以求他們在文化上被動順從。

　　在這一階段，工人和創造者還是分散在全球各地并被因相互競爭而分裂的大眾。創造者有時也取得勝利，但這種勝利只是暫時的。他們斗爭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持續擴展的聯合。這種聯合由于大工業所造成的日益發達的通訊交流工具而得到發展，這種交流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和創造者彼此聯系起來。只要有了這種聯合，就能把許多性質相同的地方性斗爭匯合成全國性的、階級間的斗爭。而一切階級斗爭都是政治斗爭。同時，得益于網絡系統，那種中世紀的市民靠著他們不中用的道路需要幾百年才能達到的聯合，現代的知識工人只要幾年就可以達到了。

　　創造者覺醒——思想自由

　　資產階級不僅鍛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還產生了將要使用這種武器的人──數字時代的工人階級，即創造者。這些工人掌握了一定的知識和技能——這些知識和技能能夠創造社會價值和交換價值，不僅沒有淪為單純的商品，還能夠集合起來進行以自由為目的技術生產——從而不再僅僅是機器的附屬品。無產階級曾一度被無知和地理隔離的鐐銬束縛，成為產業大軍中不起眼的、用后即棄的組成部分;但如今這些創造者掌控了人類的交流網絡，既保留了自己的個性，又借助種種由他們自主設計安排、更符合他們的利益和自由的、而非是資產階級所有制所勉強容忍的交流體系，將他們的智力勞動所創造出的價值奉獻出去。

　　然而，為了與這些創造者建立真正的自由經濟的成功相平衡，資產階級被迫加固強制性的生產和分配結構，而這種結構暗含于他們對“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假想性偏好之中。雖然資產階級已經做好了武力保衛他們依賴于武力的制度安排的最后準備，但是無法掩飾的是，他們更喜歡首先求助于法律機構和其他的強制性手段來重建強權。就像法國的舊政權曾經相信，保守的法律力量能夠在社會的現代化過程中繼續維持封建所有制一樣，資產階級文化的所有者也期望，他們的所有權法律能夠在他們自己釋放出的沖擊力之前筑起一道防護堤。

　　在這些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發展的一定階段，封建社會的生產和交換在其中進行的關系，封建的農業和工業組織——總而言之，封建的所有制關系——便不再適應已經發展的生產力了。這種關系已經在阻礙生產而不是促進生產了。它變成了束縛生產的桎梏。它必須被打破，而且果然被打破了。

　　取而代之的是自由競爭以及與自由競爭相適應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資產階級的經濟統治和政治統治。但“自由競爭”從來都不是親歷過資本家對壟斷的內在偏愛的資產階級社會的渴望。資產階級的財產所有制正是壟斷概念的例證，即在實踐層面對資產階級法律所宣稱的自由信條的否定。在數字社會中，就在創造者們建立真正自由的經濟活動形式之時，資產階級的財產信條和資產階級的自由信條之間的沖突也凸顯出來。要保護各種觀點和思想的所有權，就要求壓制技術自由，這也意味著壓制言論自由。國家的力量將被用來禁止自由創造。科學家、藝術家、工程師和學生創造和分享知識的活動也要被阻止，以免他們的觀點在文化生產、分配的體系中對所有者的財產造成危害。正是在這些所有者的神殿中，創造者們最清晰地辨識出他們自己的階級身份，從而認識到沖突即發端于此。

　　但是，資產階級的財產法并非對抗資產階級技術發展結果的魔法護身符：魔法師的掃帚將掃個不停，水面也會繼續上升。在技術領域，隨著新的生產和分配模式沖破過時的法律的枷鎖，其所有制終將潰敗。

　　過去一切階級在爭取到統治之后，總是使整個社會服從于它們發財致富的條件，企圖以此來鞏固它們已經獲得的生活地位。知識工人只有消滅自己的現存的占有方式，從而消滅全部現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會生產力。這是為了自由而做出的革命奉獻：為了廢除對觀點和思想的私人所有權，為了知識的自由流通，為了文化作為全人類共享的標志性公共品的屬性的回歸。

　　對于文化的所有者，我們要說：你們一聽到我們要消滅私有制，就驚慌起來。但是，在你們的現存社會里，私有財產對十分之九的成員來說已經被消滅了;這種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為私有財產對十分之九的成員來說已經不存在。他們的雇主通過專利、版權、商業機密等等形式的“知識產權”的法律，不僅索取了他們的智力果實，還直接指派了它們的用途。這十分之九的成員對電磁頻譜的生來就有的權利——這電磁頻譜本可以以象征性的收費，賦予所有人取之不盡的自由交流、相互學習的機會——被資產階級從他們手中奪去，卻又以廣播和電訊類消費品的形式返還給他們，并被索以高價。他們的創造力找不到出口：他們的音樂、藝術、敘述表達淹沒在資本文化背景下的商品之海中，而要求他們繼續充當被動消費者、而非創造者的廣播通信寡頭，又通過其壟斷力量進一步放大了資本主義文化。簡言之，你們唯恐被竊賊掠去的那些財產，其對于極少數人的存在恰恰是由于對于其他所有人都不存在。因此，你們斥責我們將要毀掉的那種財產，其存在的必要條件正是這種財產對于社會絕大多數人來說根本不存在。

　　對于廢除觀點、思想和文化的私人所有權，有一種反對意見認為，這將使所有的創造性工作由于缺乏“激勵”而停息，我們將會被普遍懶惰所打倒。

　　依照這種說法，在獨出心裁地提出使全部知識和文化受制于金錢交易的構想的資產階級出現之前，音樂、藝術、技術抑或學問都無從產生。然而，面對自由生產、自由技術、自由軟件，以及由此發展起來的技術的自由分配，這種論述僅僅是在否定顯而易見、無可辯駁的事實。事實從屬于教條，雖然有歷史和現實的確鑿證據，那些教條卻只是簡單勾勒出知識的生產和分配結構在資產階級短暫的全盛期之內的特征，并將其標榜為知識生產和分配的唯一可能的結構。

　　因此，我們要對那些所有者說：你們的偏私觀念，使你們把自己的基于生產方式和所有制形態的社會關系——這些關系在生產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只是暫時的——變成永恒的自然規律和理性法則，而這種偏私觀念正是你們和一切滅亡了的統治階級所共有的。你們談到古代所有制的時候所能明白的，你們談到封建所有制的時候所能承認的，一談到資產階級所有制你們就再也不能理解了。

　　我們的理論原理，決不是以這個或那個世界改革家所發明或發現的思想、原則為根據的。這些原理只不過是當前的階級斗爭、我們眼前的歷史運動的真實關系的概括呈現。

　　當人們談到使整個社會革命化的思想時，他們只是表明了一個事實：在舊社會內部已經形成了新社會的因素，舊思想的瓦解同舊生活條件的瓦解是步調一致的。

　　我們這些自由信息社會的創造者，打算一步一步地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回全人類共有的繼承權，打算收回在“知識產權”和電波媒體的掩護下被盜取的文化遺產。我們決心為自由言論、自由知識和自由技術而戰。我們推進這場斗爭的措施在不同的國家里當然有所不同，但是下面這些措施應是普遍適用的：

　　1．廢除一切形式的、對于觀點和思想的私人所有權。

　　2．撤銷一切排他性使用電磁波段的許可、特權及其他權利。

　　3．發展能夠使每個人實現平等的交流權利的電磁頻譜設施。

　　4．發展社會公共性的計算機程序，并使所有其他形式的軟件包括其原代碼成為公共物品。

　　5．充分尊重包括技術性言論在內的所有言論的自由。

　　6．保護創造性產品的真實性和完整性。

　　7．在公共教育體系的所有領域，實現對所有公共創造信息和教育資料的自由、平等獲取。

　　我們致力于通過這些以及其他的措施，展開一場解放人類思想的革命。我們將推翻當前的知識和思想的私人所有權體系，構建一個真正公正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每個人的自由發展，都以其他所有人的自由發展為前提。

　　譯者原擬標題：《點共產黨宣言》/《自由軟件共產黨宣言》

　　伊本·莫格林(Eben Moglen)，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律及法律史教授、自由軟件基金會理事會成員及義務首席法律顧問、軟件自由法律中心創辦人及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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