柄谷行人：1941年生于日本兵庫縣尼崎市，早年就讀于東京大學，曾任教于日本法政大學、近畿大學，并長期擔任美國耶魯大學東亞系和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學客座教授。他是日本最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之一，也是日本最負國際盛名的社會理論家，他早年的重要著作《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及四卷本《柄谷行人文集》已在國內出版。
柄谷行人也是一位社會活動家，青年時代就曾投身反對日本安保條約的民眾運動，本世紀初曾發起以超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目的的新合作運動，今年又積極參與到日本民眾的反核運動之中。
談話中，柄谷行人先生給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是一位堅定的理想主義者，堅信國家、資本主義等范疇是可以超越的，堅信民眾運動中蘊藏著催生一個更合理的社會制度的潛能。
日本利用釣魚島問題轉移國內矛盾
《南風窗》：今年是中日建交40周年，但中日關系的氣氛被日本“國有化”釣魚島一事破壞了，日本方面采取的是一種讓人難以理解的做法。日本方面為什么會這么做，應該如何理解日本這種做法的邏輯?
柄谷行人：關于這個問題，我讀過一本去年出版的書(指日本學者孫崎享的《日本的國境問題》)，作者以前是日本外務省情報局的官員，做過伊朗的大使，退休后成了日本防衛大學的教授，是一個保守派人物。他說，如果在國際法層面進行辯論或者裁決的話，釣魚島有可能是屬于中國的，中國把它擱置起來對日本是非常有利的，日本像以前那樣把問題放在那兒不管就可以了，為什么要特意拿出來呢?他感到不理解。
其實原因是很明顯的，完全是日本國內的問題造成的。日本民眾在進行反對核電站重啟的大游行，國會附近每周都有超過10萬人示威;還有沖繩問題，美國有軍事基地在沖繩，沖繩人一直反對，現在反對美國軍事基地的運動也處于高潮。釣魚島離沖繩很近，如果釣魚島發生危機的話，就會讓人覺得美軍基地有必要存在，這是日本挑起這些事端的動機。關于釣魚島，美國表面上看起來保持中立，但其實他們非常希望中日對立。所以如果不用他們自己開口，有人替他們去做，他們會非常高興，而現在的日本內閣就是在替他們做這些。
當然，也不是所有的日本政治家都是美國的應聲蟲，自民黨雖是一個保守黨派，但其中有一些政治家想和中國保持友好關系，但這些政治家要么很早就死了，要么就進監獄了，比如石橋湛山、大平正芳、田中角榮、小澤一郎，最近的是鳩山由紀夫，他想把美軍基地從沖繩趕出去，還倡導東亞共同體，這引起了美國的不快，所以他就不得不下臺了。
《南風窗》：對于爭議，正常的做法是與爭議的另一方解決，但日本關起門來對釣魚島進行“國有化”的做法實在是匪夷所思，中國方面稱之為“鬧劇”。日本政府為什么會做這種難以理解的事呢?
柄谷行人：的確，這不是合理的想法。石原慎太郎是一個極具煽動力的政治家，他剛開始說這個事的時候，我以為會以玩笑收場。我那時想：“哦，石原要買火星的土地。”但今年6月份日本政府正式把問題提出來，就不再像一個玩笑了。我想大概是發生了什么變化突然導致了這些吧，這應該是反核的大眾化運動規模急劇加大了的緣故。關于釣魚島，日本媒體大幅度地報道，但是對示威游行根本就不報道，在這一方面(指轉移話題)來說他們是做得比較成功的。
《南風窗》：日本政府在法理上完成了“國有化”手續，這其實是把自己逼到死胡同里面了，中國肯定是不會接受的，而日本政府又沒有給自己留下回旋的余地。您認為事態會怎樣發展?
柄谷行人：解決這個問題的將是日本的人民，我覺得日本人民應該要去認真地改變國內政治。去年福島核事故之后，日本的人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核事故的影響是非常大的，而且一點都沒有得到處理，日本政府還有大媒體從一開始就掩藏真相，到現在也是。正如我剛才說的，他們在釣魚島事件制造危機，試圖煽動人們引開注意力。但以這種手段來欺騙人們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因為大家不相信他們了。另外，大家不要以為有許多日本人在為釣魚島吵嚷，那只是媒體制造的假象。
日本可能成為國際社會的孤兒
《南風窗》：您很早就提出過東亞共同體的議題，認為亞洲地區，尤其是東亞，可能會仿照歐洲走向一體化的模式，成立“東亞共同體”，請問您是否還認為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
柄谷行人：我寫過《歷史與反復》，這本書在中國也出版了，其中談到了這個問題。在某種意義上這是有根據的，我認為歷史大概每120年就會反復，東亞的構造在120年前就已經形成了。那個時期是日本朝帝國主義發展的時期，當然那時也存在著其他的可能性，也有追求與東亞聯合的人，比如支持孫中山革命的那些日本人就是這種傾向的，尾崎秀實也是。
甲午戰爭時期，日本有一個很具代表性的知識分子叫福澤諭吉，他當時與朝鮮王朝的開化派是有聯系的，后因開國派被鎮壓，他因而變得非常絕望，“脫亞入歐”就是他在這種絕望的情境下提出的。只是，從結果上說，我覺得日本的態度的確是“脫亞入歐”的，“入歐”意味著加入到帝國主義的行列。不過，在那之前也是有另外一種可能性的，就是與亞洲被殖民的國家聯合起來，脫離西洋的統治。但是歷史走上了錯誤的方向，而且這樣的錯誤一直持續了下去。現在，大家都講戰前的事情，可僅停留在對戰前的反思是不行的，我們必須回到120年前，追溯甲午戰爭的那個時期，去重新思考它，探求那種新的可能性。我認為那是可能實現的。
《南風窗》：您認為中日聯合起來是有挑戰美國霸權的可能性的，但是如果中日關系或“東亞共同體”的設想要往前走一步的話，日本對侵略戰爭的認識問題沒有辦法繞過去的，但是我們從日本方面看不到進步。有一種看法認為，德國的文化中一直存在普世主義和特殊主義的爭論，存在“西方的”和“反西方的”兩種傾向，德國知識分子可以將發動戰爭解釋為歷史的偶然，而日本的傳統沒有提供這樣的張力，所以日本不可能做到真誠的面對歷史。您認為呢?
柄谷行人：像這樣的問題，一般人怎么想都無所謂，是根據政府所采取態度來決定的，與德國有什么樣的思想家日本有什么樣的思想家這些無關。德國的態度是非常明確的，日本沒有做到這一點，可是，其他的國家也難以做到這一點。日本有個棒球隊叫“廣島卡普”，日本人說起來的時候就簡稱為廣島，但美國人一聽到這個就以為是在指責他們用原子彈轟炸廣島的事兒，反應特別強烈，辯解說“我們當時是不得已的”。我不會要美國人來道歉，不過我覺得將來他們肯定會承認這個錯誤的，以后日本也會承認對中國和東亞犯下的罪行。
德國為什么會采取那樣明確的態度呢?是因為有奧斯維辛這樣的事情被明確地揭露出來，他們沒有任何辯解的余地。當時，德國殺害了那么多猶太人的事大部分德國人也并不知道，如果對這些事進行辯解的話，也是可以找很多理由的。但是德國人沒有辯解，我覺得這是非常明智的。我相信將來任何一個國家都會像德國那樣，最終都會承認自己做下的錯事。
《南風窗》：如果日本的傳統不能提供對歷史解釋的回旋余地，正確面對歷史有可能導致日本民族的自我否定，所以不光是日本政界不愿意這么做，恐怕您寄予希望的民眾運動也無法承受這個代價?
柄谷行人：就是我剛才說的，在市民運動中我們能找到那種消失了的東西，是一種精神，一種市民精神，我們可以把它拿起來去解決以前的問題。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日本社會有一種普遍趨勢，就是否定戰爭，再也不重復之前做過的那些事，但是這漸漸地被人遺忘了。我上大學是在1960年代，1960年對于日本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年，第一是現在的這種日美關系態勢形成了，第二是針對日美安保條約發生了特別大規模的反抗運動，可能是日本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民眾運動，我就是其中的一員，當時是大學生活動家。我以為日本不會再進行這樣大規模的民眾運動了，但是從去年到今年又重新發生了這樣的運動。所以，我認為在這里面有一種新的希望。
《南風窗》：有人提出中國可以以人民幣為紐帶，聯系周邊國家創建一個新的世界體系，但這個體系是不包括日本的，因為日本的自我定位一直在亞洲和歐洲游移不定，注定要成為這個國際社會的“孤兒”。關于這樣的觀點，您的看法是什么?
柄谷行人：我覺得這是極有可能的。這是日本政府必須應該考慮的吧，但不管怎么樣考慮他們總會做一些愚蠢的事。
作為隱喻的建筑
譯者: 應杰
作者: 【日本】柄谷行人
出版社: 中央編譯出版社
出版年: 2011-1
《作為隱喻的建筑》是一部關于解構主義的理論著作，集中反映了1980年代身處后現代思潮旋渦中的作者在日本語境下對“解構”方法的獨特思考。作者認為，西方20世紀人文和自然科學領域中普遍存在一種“形式化”的傾向，但這種“形式主義”革命不僅沒能真正顛覆傳統形而上學，反而使種種思想努力落入“結構”的深淵。而出路則在于通過“世俗批評”，在馬克思“社會性外部”和維特根斯坦“絕對他者”的概念之上重建作為批判理論的“解構主義”方法。
資本主義的終結不應該是人類的終結
《南風窗》：日本近來在對外關系的表現，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面臨的危機是否有什么樣的內在關系?是否深陷危機的資本主義體系的掙扎?
柄谷行人：你的問題里面已經包含了答案，就是這樣的。美國霸權的相對衰落導致目前的緊張關系，日本想投入美國一方，我也不知道日本該怎么辦，但這樣是不行的，因為美國在衰落。
關于資本主義我要強調兩點：一、很久以來就有人說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建立了社會保障體系，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所描述狀況已經過去了，但現在情況又變了，資本和勞動的對立越來越厲害，勞動者的境況也越來越差;二、資本主義到達了臨界點，資源和能源消耗差不多到了極限，環境污染非常嚴重，新的革命性的技術革新也已經不太可能了。此外，產業資本主義的特殊性在于被稱作勞動力的特殊商品生產，資本主義不僅依靠勞動者進行生產，也依賴勞動者購買其生產的產品。把自己創造的東西買回來，這樣一種體系就是資本主義，具有這樣的勞動者是資本主義和以往社會的差別，簡單地說，勞動者同時也是消費者。
在世界資本體系里，勞動者薪金提高、資本的利潤下降等這樣的現象大概開始于1970年代初。因此，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需要向外拓展尋求新的勞動力，即新的消費者，這個過程就是我們經常說的全球化，這個進程在中國和印度體現得最明顯。資本通過全球化進行了重組，但仍無法持續，因為在中國已經出現了工資提升、新勞動力缺乏、人口老齡化等問題，此類問題也開始轉移到東南亞和非洲。資本主義的終結對人民大眾來說不是問題，但對資本家將非常艱難，他們會盡力維系這個體系，所以我認為將來的幾十年將是非常危險的時期。
《南風窗》：未來的演進方向會是什么呢?是否會出現大規模的戰爭?資本主義是否會在其終結之前破壞掉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
柄谷行人：很好的問題。我覺得，資本主義的終結不應該是人類的終結，馬克思已經討論過資本主義之外的生產方式，即合作化。這不應該在資本主義終結之后才開始，而是現在就應該開始，合作化會瓦解資本主義的市場，平穩地結束資本主義，同時不會發生更大的問題。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我們需要大規模的人民運動，各個國家孤立地進行這樣的運動是有局限性的，需要的是世界同時革命。聽到這樣的話大家都會感到驚訝(笑)，但世界同時革命不是我自己說說而已，而是已經在發生的事情。我們要根本性地改變我們的思考方式，一個國家發生革命后，應該放棄軍備，這樣做了就會影響到其他國家，這是我所說的世界同時革命的意思。
清華大學剛剛邀請了比利時學者弗朗索瓦•浩達來演進，他87歲了，還在聯合國工作，我告訴他我關于世界同時革命的看法，他很高興，他讀了我的論文后轉發給聯合國的相關人士，他們考慮把我的論文放到聯合國的網站上。這意味著，在聯合國的層面看，我考慮的問題不是那么不現實的。我考慮的問題是最高層和最低層，最高層就是聯合國，最低層就是大眾運動，對中間的問題我不太感興趣(笑)。
《南風窗》：世界同時革命的觀點是具有強烈的理想化色彩的，在現實層面來看，成功的可能性幾乎是沒有的，您怎么看這個問題呢?
柄谷行人：我不反對你的意見，但是我也不會放棄自己的理念。弗朗索瓦•浩達87歲，我已經71歲了，不算年輕了，但我覺得你們這樣的年輕人太現實化，有點問題(笑)。我看到弗朗索瓦•浩達的時候就想，我到87歲的時候，也要戰斗到87歲。
《南風窗》：您不但在理論上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也投身超越資本主義的社會運動當中，發起過新合作運動(NAM)，想請您介紹一下新結社運動的情況，有哪些成功和不夠成功的地方?
柄谷行人：關于這個運動，需要分兩個方面來看，一是當時具體存在的組織，二是作為運動的原理。組織已經沒有了，但是參與NAM的社會活動家們還在繼續發動各種形式的運動，例如我們剛才討論的示威活動，就是通過類似的人脈來組織參與的，而不是靠強硬的政黨組織等方式來進行的。從這個角度來看，把生產者、消費者聯合起來的合作組合在日本扎下的根也越來越深了。
從某種意義上說，我覺得在中國，還保留了濃厚的合作組合模式，可能中國的有些人想把它解體，使之民營化。可是，我覺得現在既然還實際存在，那就有必要加以利用。雖然和前面討論的話題好像沒什么關系，但如果從合作化的角度來看，日本人和中國人之間跨國家的民間交流也是可以通過合作化的途徑實現的。不好意思，又說到這樣理想主義的東西(笑)。
《南風窗》：您設想從消費領域入手，期待勞動者以消費者的身份聯合起來，進行超越資本、國家的斗爭。但是，消費領域是一個制造分裂、凸顯差異的場域，而且是一個去政治化的領域，所以您的設想仍然面臨著可行性的問題。抱歉，這又是一個不夠理想主義的問題。
柄谷行人：對此，我還沒有明確的具體性的計劃，我所關注的是培育參與這樣的運動的人，所以還沒法談具體的方法論。
要注意的是，在生產的場所中，勞動者對抗資本是困難的。相對于生產，消費領域是使得勞動者可以獨立于資本并能夠占據相對于資本的優勢地位的唯一機會。沒有勞動者的消費，企業就無法得到利潤。因此，勞動者不能只在生產領域進行斗爭，還要在消費或流通等對他們更有利的領域斗爭。將消費者運動和勞動者運動區別開來是奇怪的，消費運動就是另一種形式的勞動運動，當然與勞動運動的效用有限一樣，消費運動也有問題。可是，看看在中國發生過的事情就能明白，作為一種消費運動的“不買運動”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我談到的日本反核電運動也是由消費電力的市民所組織的對抗運動。所以，對抗資本是需要通過將勞動運動和消費運動連接起來才能實現的。
歷史與反復
譯者: 王成
作者: 【日本】柄谷行人
出版社: 中央編譯出版社
出版年: 2011-1
《歷史與反復》是一部嘗試運用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的歷史分析方法透視世界近代史，透過文學文本的解讀來觀察日本明治時期以來的近代化歷程和思想話語空間的著作，反映了作者對馬克思理論的最新探索，以及對文學和歷史的全新思考。作者認為，歷史的反復(重演)是存在的，但反復的并非事件而是結構。面對復雜而不透明的21世紀，我們有必要通過對歷史的結構分析來預測和思考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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