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媒體與社會運動

　　2010年底以來爆發的阿拉伯革命和英國學生運動讓很多人預言，以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為代表的互聯網社會媒體很可能將取代傳統的革命組織形式，在未來的社會革命中發揮關鍵作用。但英刊《國際社會主義》雜志的副主編瓊尼•瓊斯發表在《國際社會主義》2011年4月號上的這篇文章卻告誡人們，社會媒體可以成為傳統左翼革命組織形式的有益補充，但它的作用不應被夸大，更不能盲目相信它可以取代后者，為人們提供一條通往社會變革的捷徑。對真正反資本主義的活動分子來說，他們必須充分意識到互聯網并非所有階級成員都可以不受限制地公平運用的交流平臺，它也是有階級屬性的;他們面臨的挑戰不是去武斷地宣稱社會媒體可以取代左翼組織，而是應該思考它們在鞏固和重建組織方面可以發揮何種作用。

　　過去幾個月，圍繞互聯網在當今社會運動中扮演何種角色的問題，4爆發了大量的爭論、博文、理論學說和言過其實的報道。從2010年底英國的學生抗議活動到阿拉伯世界爆發的革命，在所有這些形形色色的事件中，社會媒體——像臉譜網(Facebook)、推特(Twitter)和YouTube這種專為用戶創建內容并相互交流提供便利的聯網應用程序——被認為起到了關鍵作用。

　　近些年來，人們為了各種目的而應用新技術的興趣劇增。對于像托馬斯•弗里德曼一樣鼓吹全球化的人來說，互聯網正把世界變小，而這必將有利于民主和市場的繁榮興旺。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在為弗里德曼的著作《凌志汽車與橄欖樹》所寫的書評中如此總結了后者的觀點：“我們正在走向一個基本民主化的世界，因為人們一旦擁有了互聯網，就不可能再繼續把他們限制在農場上。”戈登•布朗則把互聯網的交際潛能視為某種可以恢復人道干涉原則的事物。他在2009年對一位《衛報》記者說：“不會再發生類似盧旺達慘案的事件了，因為信息會很快被傳遞出來，告訴人們正在發生的一切，而公眾也會很快發出采取行動的意見和呼聲。”

　　維基解密事件凸顯了隨著互聯網的興起統治階級將面臨的一些問題。維基解密是一個致力于公開官方秘密文獻的組織，它首次引起人們注意是由于發布了有關駐伊美軍士兵濫殺無辜記者和平民的暴行的視頻。2010年底，成千上萬份被泄露的美國外交電報又把美國國務院的運作內幕公之于眾，繼而引發針對維基解密創辦人朱利安•阿桑奇的全球通緝。

　　由于在2008年的奧巴馬總統競選活動和2009年伊朗所謂的“推特革命”中都存在網絡因素，有關互聯網在政治動員活動中會起何種作用的問題引發爭議。新技術的支持者們越來越被稱為“網絡烏托邦分子”，而與之意見相反的則是依舊堅持落后的組織形式的“恐龍們”。

　　在英國學生運動中，為了發起街頭抗議而進行的網上宣傳激增。“網絡”也隨之再度成為人們在討論政治組織時所關注的概念。記者兼活動分子勞瑞•潘尼在《衛報》上撰文宣稱“舊政治”已經越來越與我們不相干了：

　　英國的年輕人不再需要領袖，新一波的活動分子們也對老左派的意識形態官僚制度不感興趣。他們散播能量和創造力的渠道是網絡而不是組織機構，并且許多年輕人既沒有時間也不愿意等待由任何政黨來決定他們的方向。

　　讓潘尼懷疑的是，像《社會主義工人》這樣的報紙“仍在每場集會上向年輕的網絡活動分子們進行兜售，而對這些年輕人來說，報紙這一概念本身就和那種被視為行動基礎的統一思想的概念一樣過時”。在該文發表后的一個月內，隨著本•阿里在突尼斯下臺和埃及爆發革命，無數的印刷媒體版面開始換上討論社會媒體如何引發了革命回歸的話題：在2011年3月初，用谷歌搜索關鍵詞“推特革命”，可以得到20.3萬條搜索結果。

　　當然，圍繞這些事件有如此多的爭議也不奇怪。社會媒體自身也促生了大量或專業或業余的博客和“公民新聞”之類的事物。對于忙于這些爭論的人來說，他們可能既觸及不到新技術給人們的日常生活所造成的實際影響，又有消失于“信息煙塵”中的危險。為了理解這些影響，我們必須抓住互聯網不斷變化中的本質，同時討論它在伴隨這些變化出現的社會運動中的實際應用情況。

　　“答案是技術，可問題是什么?”

　　互聯網用戶數量在過去10年間驟增。國際互聯網數據統計機構根據從不同地區收集來的信息統計，網民數量從2002年的360985492人增加到2010年的1966514816人，增長了448.8%，占到世界總人口的28.7%。增長最快(當然起點也較低)的地區是非洲和中東。有10.9%的非洲人口正在使用網絡(數量從4514400變為110931700，增加了2357.3%)，而在中東，網民數量已占到總人口的29.8%(從3284800人到63240946人次，增加了1825.3%)。此外，中國的網民數量大約是4.2億，比美國總人口還多。

　　社會媒體的增長同樣讓人印象深刻。臉譜網的用戶在2009年1月份只有1.5億，但今天已超過5億。2011年3月份，臉譜網宣布它在英國已有3000萬注冊用戶，占英國人口的近一半。

　　早在互聯網和社會媒體如此迅猛發展之前，就已有人宣稱互聯網將會提供某種激進的可能。1996年成立的“公民網絡權利聯盟” (CIEC)發起了反對美國政府制定的《通訊規范法》(CDA)中的某些條款的運動。該聯盟宣稱自己是“由圖書館和公民自由群體、在線服務提供商、書籍、報刊和音像產業協會以及代表整個互聯網群體的超過5.6萬個人用戶組成的廣泛聯盟”。

　　《通訊規范法》的意圖是把約束廣播電視的那套規范施加給互聯網。表面理由是為了保護兒童，防止那些在公共論壇上發布“令人討厭的”或“明顯不雅的”內容的違法行為。不過，公民網絡權利聯盟卻認為，這種管制將會把那些張貼像《麥田里的守望者》和《尤利西斯》(均含有污穢語言)這樣的小說內容的行為也視為違法。而且它還宣稱，由于互聯網的本性就是“公開和去中心化”，《通訊規范法》將會損害到這一點。

　　作為發起行動的號召，公民網絡權利聯盟在網絡雜志《有線》(Wired，也是共同原告方)上發表了針對美國司法部的起訴書：

　　在本世紀的大部分時間內，大眾媒體、尤其是廣播和電視的特點就是由少數說話人向根本消極被動的聽眾發布節目信息。21世紀的通訊媒介——主要是互聯網和“網絡空間”——卻在改變它，這將允許億萬個體在此前從未可能的全國和全球范圍內參與通訊交流。過去的公共廣場——散發傳單、搭建臨時演講臺、進行熱情討論的場所——正在被互聯網取代，這將使普通公民可以參與國家話語、出版一份報紙、向世界發一份電子宣傳冊，并和前所未有的廣泛聽眾交流信息。它也幾乎可以讓普通人從全世界范圍內獲取信息。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最終裁定《通訊規范法》違憲。這是網絡運動初期取得的重大勝利。公民網絡權利聯盟宣稱互聯網將會取代“公共廣場”成為政治討論的場所，但事實證明這種說法言之過早了。相反，沒過幾年，互聯網幾乎就成了色情活動、音樂下載和網絡域名泡沫破滅的同義詞。但對另一些人來講，這又被所謂的Web 2.0的到來改變了。

　　通訊理論家喬斯•漢茲( Joss Hands)給Web 2.0下的定義是：

　　到目前為止，它是一個隨處可見的術語，被寬泛地用來指稱用戶創建內容和網站的暴增。這些網站被專門用作信息共享和社交的框架，也被作為像博客這種自我表達或共享音頻和視頻的平臺。

　　漢茲認為2006年是Web 2.0和社會媒體進入大眾媒體的突破年份，其標志是《時代周刊》決定把“你”確定為年度人物，甚至還為雜志選用了一個反光封面。在該期雜志中，列弗•格羅斯曼的文章認為2006年講述了：

　　一則關于規模前所未有的群體協作的故事，也是一則關于包羅萬象的知識綱要維基百科、有著百萬頻道的人際網絡YouTube以及網上都市MySpace的故事。它還是一則有關多數人從少數人手中奪取權力并不求回報地相互幫助的故事，一則有關這一切不但將改變世界、還將改變世界變化的方式的故事。

　　格羅斯曼認為：“與20世紀90年代后期被過分夸大的網絡域名不同……它是一種工具，可以把數百萬人的力量集中起來并發揮影響。”雖然2.0這一術語暗示了一種技術升級，“但它其實是一場革命……一次建立新型國際間理解的機會。這種理解不是政客與政客之間的，也不是偉人與偉人之間的，而是公民對公民、個人對個人的”。

　　對漢茲來說，“數字化的網絡時代是這樣一個時代：它可以、也的確正在服從于……橫向的交際活動，并放眼于一個充滿異議、反抗和批判的視野”。正是在“群眾力量”的范圍內，Web 2.0才會產生影響。在一次由谷歌和臉譜網以及其他公司組織的會議上，前美國國務院官員詹姆斯•格拉斯曼認為社會媒體可以為美國的“反恐戰爭”提供幫助，他說：“前不久，我說過基地組織‘正在網上吃我們的午餐’。現如今這再也不可能了。基地組織還陷在Web l.0中，而今天的互聯網已是互動與交談的互聯網了。”

　　在這些夸大的言辭背后隱藏的是什么?社會媒體真的可以扮演其吹捧者所期望的角色嗎?在一些人看來，為Web 2.0所做的那些宣傳不僅言過其實，而且還成為阻擋行動的障礙。它們是通往“懶漢行動主義”的捷徑，后者曾被葉夫根尼•莫洛佐夫定義為“感覺良好但又毫無社會政治影響的網上行動主義。它給那些參與‘懶漢行動主義’的人們一種幻覺，似乎他們只需要加入一個臉譜網群，不用再做更多事情就可以對世界施加有意義的影響”。作為一位社會媒體專家，莫洛佐夫正打算就傳播民主問題向政策制定者們提供建議。在他看來，懶漢行動主義是“慵懶一代的理想行動主義：如果我們可以在虛擬空間里進行同樣引人矚目的運動，何必還要冒著被警察暴力驅趕和拘捕的危險去靜坐抗議呢?”

　　喬迪•狄恩認為，人們常常“以為只需點擊一個按鈕、往請愿書上添加自己的名字或評論一篇博文，他們就算是行動了，甚至可以產生影響”。在狄恩看來，這正是斯拉沃熱•齊澤克所說的“交互主動的背面是交互被動”的例證。她解釋說：“當我們交互被動時，某種別的東西，即一種物戀對象，就替我們行動起來……這種物戀對象的瘋狂行動就是為了阻擋真正的行動，防止某些事情真的發生。”按照這種解釋，“訊息的流通正在消解政治，不是因為人們不關心或不愿介入，而恰恰是因為我們關心了也介入了”。

　　在類似的觀點中，或許最著名的就是由加拿大作家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所提出的。他在文章《小變化：推特為何推不出革命來》中認為，社會媒體產生的人際網絡基礎是“弱聯系”，而有危險的激進行動卻必須依賴“強聯系”。格拉德威爾在這里就是要區分親密朋友、稍疏遠一點的朋友和熟人之間的差異。他引用了道格•麥克亞當對1964年密西西比“自由之夏”運動的研究，后者發現，“在整個運動中堅持到底的活動分子要比那些中途退出的人更可能擁有親密朋友”。格拉德威爾進而指出：

　　這種模式一再出現。針對意大利20世紀70年代的極左派恐怖組織“紅色旅”的一項研究表明，70%的成員早已在該組織中擁有至少一位好友。對那些在阿富汗參加反動圣戰組織的人們來說，情況同樣如此。即便那些看似自發形成的革命行動，比如在民主德國導致柏林墻倒塌的示威運動，從本質上來看也是一種強聯系現象。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不奇怪。如果一個人要參加不以集體工作場所組織為基礎的政治活動，那么他很有可能會經過與他有共同興趣的人的介紹加入。不過，在格拉德威爾的描述中尤其讓我們感興趣的是，他在這種行動主義與那種和社會媒體有關聯的行動主義之間作了區分。在他看來，像臉譜網這樣的社會媒體可以“有效處理熟人關系”，并且“讓人和那些不用這種方式就無法保持接觸的人們保持聯系”。仿效社會學家馬克•格蘭諾維特的觀點，格拉德威爾指出，熟人“是我們獲得新思想和信息的最大源泉”。不過，雖然他也認為這本身是件好事，但他也注意到，這種新形式的互動限制了社會媒體在促進異見方面的有用性，因為“弱聯系很少會導向高危險的行動主義”。相反，社會媒體可以讓一個人得到大量群眾簽名，支持參與某運動，但前提是“不向他們提過多要求”。他不贊同商務顧問安迪•史密斯及斯坦福商學院教授珍妮弗•阿科爾的觀點，即“社會網絡在增加參與動機方面尤為有效”，而只是認為這些網絡“在增加參與活動方面有效——通過降低參與行為所要求的動機水平”。

　　對反消費主義雜志《廣告克星》的編委麥卡•懷特來說，這并非簡單地是技術決定論的結果，而是市場力量使然。在他看來：“行動主義的靈魂正在進行一場激烈斗爭。這是在已采用市場邏輯的數字活動分子與強烈反對社會變革市場化的組織者之間的斗爭。”懷特關注了近幾年來網上運動和倡議群在數量上的驟增，他認為：

　　麻煩的地方在于，這種行動主義模式不加批判地擁抱市場銷售邏輯。它相信那些用來銷售衛生紙的廣告和市場調查策略也可用于社會運動。其表現是過分相信度量學可以測量成功率。由此，數字活動分子對所做的每一件事都進行精細監測和分析。這份追蹤記錄點擊數量的執著把數字行動主義變成了“點擊主義”。

　　懷特指出，這些運動“隱藏在膨脹的數字和被美化的故事背后，炫耀他們的請愿書在24小時內得到了幾百萬的簽名支持”，然而“真實情況卻是……占到80%-90%的絕大多數所謂的成員幾乎從沒打開過活動電子郵件”。他還認為最重要的是：“無效的營銷活動擴散了政治犬儒主義，同時把注意力從真正的激進運動上轉移開。用廣告邏輯取代顯著政治批判的最終結果就是政治順從。”

　　如果懷特是對的，那么對左派來說，互聯網運動的增加就是一個巨大的危險。為了判斷這些宣稱社會媒體和互聯網組織的力量或威脅的主張是否準確，我們有必要檢驗一下在過去幾年間它們被運用的實例。

　　推特推出革命?

　　奧巴馬在2008年的總統競選是第一次試圖利用社會媒體力量的大規模政治活動。他的大選經理人戴維•普洛夫聲稱這次活動創造了一種“多米諾效應”，“利用互聯網、短信以及其他通訊形式在組織者與志愿者之間建構一種當代傳奇般的草根網絡”。在這場活動的社會媒體中心，即“我的巴拉克•奧巴馬”網站上，志愿者“創建了200多萬個側面像……籌劃了20多萬次離線活動，形成了3.5萬個群，發布了40萬篇博文，并在7萬多張個人籌款網頁上募集到3000萬美元贊助”。

　　這次活動取得的成功還不止于網上：通過在線注冊志愿者，只需要輸入一個郵政編碼就可以聯系到那些已注冊成員共同組織街頭活動。互聯網不再僅僅讓他們沉溺于點擊主義，而是成為組織活動分子的一種方式。托馬斯•根斯莫是奧巴馬互聯網戰略的主要幕后運作者之一。他說，活動的關鍵是“要讓人們在社區有實事可干”。不過，若把這視為一次去中心化的草根運動的范例就錯了。正如普洛夫在競選活動結束后所說的：“我們想控制活動的所有方面……我們想控制我們的廣告宣傳，最重要的是，我們想控制我們的戶外活動。我們不想失去那些可作為資源利用的數百萬群眾，以及成千上萬的全職志愿者。”

　　奧巴馬競選活動的巨大成功表明，社會媒體可以充當組織者角色。不過這里還需加上幾個限制條件。奧巴馬的宣傳利用了人們對布什政府在處理經濟危機問題上的廣泛而巨大的不滿。人們對奧巴馬傳遞的“變革”信息非常樂觀，雖然這種變革尚未明確。大約有61%的注冊民主黨黨員對他們的總統競選人“很感興趣”，而在共和黨中這一數字只有30%。除了忠實的黨內支持外，奧巴馬甚至還能夠吸引更廣泛層面上的活動分子參與進來，尤其是黑人和拉丁裔群體。同樣，雖然這次競選活動顯示了社會媒體可以有效發揮動員作用，但是，對那些沒有成百上千萬美元財力、沒有全職團隊、也缺少企業支持的社會主義者和工人階級活動分子來說，我們卻很難說它能告訴我們它有多大用處。這次活動的目的不是為了創建一個草根組織，而是要“精心編排一場高度規范、集中和層次化的競選活動”。

　　2009年4月在倫敦爆發的“融化20國集團”抗議活動發生在20國集團首腦峰會期間，漢茲認為：“這次抗議活動所做的組織準備工作采用的就是網絡模式，網絡在協調不同因素和散播信息方面發揮了作用”，并且“為了與分散的成員保持聯絡，那些藏在‘融化20國集團’行動背后的人們僅把自己相互識別為‘與4月1日英格蘭銀行行動有關的人’”。

　　不過，讓漢茲感到惋惜的是，主流媒體太過重視當時的東倫敦大學人類學教授克瑞斯•奈特在組織這場抗議活動中所發揮的作用了，都把他描述成了一個名義上的領袖形象。漢茲分析了從《每日郵報》到《衛報》的大量報刊文章，認為它們都敘述了一個未經證實的、“或許由無政府主義者及其同伙引發的騷亂”的故事。他的結論是：“這些文章在任何地方也沒有涉及到這次抗議活動的種種動機或實際內容，而只是描述了他們的憤怒、警方的顧慮以及暴力的潛能等。”

　　事實上，由整個資產階級媒體渲染起來的有關一場巨大抗議活動的故事是讓這次活動取得如此大規模勝利的關鍵因素。充斥在電視和報紙上的媒體報道促使這次事件不可避免地持續了數周。一個常見的誤解認為，抗議者們純粹是被一些主張吸引到此次示威活動中來的。這也是那些空想宣傳家們所犯的錯誤，他們以為要發起一場運動，一種完善的程序是必要的。還有一些人也犯了這一錯誤，他們強調有必要“教育”人們了解事實真相，以便創造出更多有社會覺醒意識的活動分子。在此次抗議活動的準備階段，互聯網、像奈特這樣的名義領袖以及資產階級媒體相互作用，把這次示威變成了一個只要是對救助銀行行動感到憤怒并想做點什么的人都可以去的場所。這是某種該被慶祝的事--左派應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方式去發起運動。這在2010年底的學生抗議活動中同樣很明顯，只是細節不同。

　　在反對保守聯盟的斗爭中，2010年11月10日占領米爾班克塔行動是一個顯著轉折點。激進學生抗議活動的回歸改變了圍繞抵制削減教育投入的爭議的本質。在此語境中尤為有趣的是，由于全國學生聯盟不支持此次占領，隨即引發了一系列繞開聯盟組織的示威活動。但是，我們還應意識到，這里面的確依然存在組織行為，這一點非常重要。

　　由全國學生聯盟和大學與學院聯盟在“破壞”的名義下發起的這場示威活動，引發了5萬名抗議者在2010年11月10日走上街頭。如果沒有全國學生聯盟為這次行動出錢出力并提供大巴，這個結果不可能實現。但在占領米爾班克塔期間，主流媒體便已獲悉“第X天”的活動消息。報紙突出了像教育行動家網的新聞發言人以及全國學生聯盟的執行委員馬克•伯格菲爾德這樣的學生活躍分子的作用，并探聽到了后者有關可以運用“合法力量”來“打倒政府”的言論。在這場“融化20國集團”活動的輿論呼應中，資產階級媒體、學生活動分子和社會媒體存在互惠關系。在缺少全國學生聯盟官方機構(或者說，在很多地方的確缺少左翼學生組織)的情況下，臉譜網便成為學生們在不同地方了解什么正在進行、在他們地區誰正要去抗議等信息的途徑。它可以給那些只有極少或從未有過示威活動經驗的在校學生們自信，去集合更多人走出校園。

　　不過，若以為上街游行和占領活動只是形成于橫向網絡，那就犯了嚴重錯誤。那些爆發最大規模游行活動的學校，比如倫敦的奇西克社區學院和曼徹斯特附近的圣十字學院，都是由社會主義者或激進活動分子運營或建立的。超過30所大學參與了占領活動，但在其中的“第一波”占領中--包括倫敦大學學院、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國王學院、布拉德福德大學、布里斯特爾大學、諾丁漢大學、約克大學、利茲大學、愛丁堡大學、曼徹斯特城市大學、鄧迪大學、謝菲爾德大學以及東倫敦大學等--可明顯見到有組織的左翼活動分子和社會主義者的身影。

　　學生造反運動告訴我們，在左翼組織最為薄弱的地區，社會媒體可以有效地加強潛在抗議者們的自信。但對反資本主義的活動分子來說，他們面臨的挑戰不是去武斷地宣稱它們可以取代左翼組織，而是應該思考社會媒體在鞏固和重建組織方面可以發揮何種作用。當我們把目光轉向社會媒體在阿拉伯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時，情況尤其如此。

　　在此有必要先回顧一下2009年爆發的伊朗抗議示威活動和“綠色革命”。關于社會媒體、尤其是推特在2009年的總統選舉之后爆發的抗議活動中所發揮的作用，人們已經談了很多。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的高級創新顧問阿萊克•羅斯聲稱：“在組織抗議活動時，社會媒體發揮了關鍵作用。”但其他人沒有這么肯定。位于洛杉磯的波斯語新聞網站的經理梅迪•亞納達認為：“推特在伊朗國內的影響是零。在(美國)這邊各種推文熱鬧異常，但只要仔細看一下，就會發現其實大多數推文都是美國人自己發送的。”

　　事實上，推特以及其他社會媒體在組織抗議活動中的作用看上去十分有限。社會媒體分析公司Sysomos的分析結果顯示，在2009年總統大選前夜，伊朗的推特注冊用戶只有19235人(占總人口的0.027%)。隨著綠色運動的許多同情者們開始把推特的倉位狀況轉移至德黑蘭，以迷惑伊朗政府，人們幾乎不可能“辨別出那些在伊朗發推文的人們到底是在德黑蘭還是在別處，比如說洛杉磯”。推特在此時的真正優勢在于，那些少數可以從伊朗獲取信息的人能夠把它廣泛散播開來。

　　這也就可以理解為何主流媒體要急切地把社會媒體解釋為導致阿拉伯革命爆發的原因了。畢竟，革命是屬于過去時代的產物，而工人階級也不再被認為是社會變革的代理人。不過，當埃及工人階級成為推翻穆巴拉克的決定性因素時，這種解釋的局限性也就顯現出來了。

　　在一篇題為《推特不能推翻獨裁者》的文章里，杰伊•科恩討論了有關社會媒體在阿拉伯革命中的介入作用如何被快速化簡為駁斥“稻草人論點”的方式問題，這種“稻草人論點”宣稱“它簡直就像‘推特推翻了獨裁者’一樣簡單，或者‘有了互聯網，就會有革命’”。這些簡單化的做法傾向于回避“真正有趣而又難以回答的問題：在政府和對政府深惡痛絕的民眾之間的斗爭中，互聯網如何影響力量的平衡?”這個問題在短期內不可能有明確答案，但我們可以從最近的一些事件中得到有價值的啟發。

　　根據埃及活動分子吉吉•易卜拉欣的看法，社會媒體在協調抗議活動中的作用被嚴重夸大了。她指出，不同組織間的協調工作更常通過面對面的會議進行。在埃及，臉譜網和電子郵件已經被用于召集示威集會好多年了，但那些活動規模都很小。2011年1月25日發生的規模前所未有的動員活動并非是因為埃及人在社會媒體應用層面有了某種質的轉變，相反是因為人們從突尼斯事件中得到了信心，此外還因為在很少有人可以上網的地區開展有計劃地散發傳單和貼標語活動。這些都是很危險的工作，一些活動分子遭到逮捕和毆打。但它對發生于解放廣場和其他地區的群眾動員活動卻是必需的。

　　薩坦•埃爾•卡西米是一名阿聯酋媒體記者，對該地區的暴動有著廣泛深入的了解。他對社會媒體的作用的看法值得我們詳細引用：

　　社會媒體的確在“阿拉伯之春”革命中發揮了作用，但它在其中的影響卻常被夸大。埃及被切斷與外界的聯系長達數日，但運動卻從未停止……在今天的利比亞，互聯網甚至遭到更嚴厲的破壞，然而我們依舊看到運動不斷加速。社會媒體的主要作用是把消息傳達給外部世界，寫博客和發推文的人們才能把一些用其他方式無法做到的新聞誘餌傳達給主流新聞媒體。這些信息可以幫助他們吸引世界人民的注意力，讓后者與被壓迫者團結在一起，甚至可以施壓給他們自己的政府，讓其作出反應。

　　信息可以進行快速的洲際傳播，部分原因是運用互聯網的活動分子們的推動作用。在解放廣場上，高舉“埃及支持威斯康星州工人”標牌的抗議者形象被迅速傳播到世界各地。而在美國威斯康星州，工人們已發起反對共和黨試圖削減工會權利的抗議活動。約翰•斯特弗里利斯是第一波的50名抗議者之一，他說：“我們的啟發來自英國學生示威運動和突尼斯與埃及的抗議活動。”截止到本文寫作時間，最近一次的抗議活動有1萬人參加。

　　這些事例顯示，互聯網和社會媒體常常可以作為左派傳統活動方式的有用補充。但如果把它視為后者的替代品，就會遭遇失敗。因此我們有必要保持警惕。抗議活動的爆發性和互聯網的有效性已經誘使一些人宣稱不再需要組織機構。這就忽視了階級結構的一些關鍵問題。在與互聯網有關的討論中，這些問題往往被棄之一旁。

　　階級2.0版(Class 2.0)

　　2011年1月25日，埃及政權實施了一項瘋狂的社會實驗，做了一件在很多技術專家看來對任何一個以互聯網經濟為主的國家來說都不可思議的事情：為了消除異見，它完全切斷了自己與國際互聯網的聯系。但這卻沒有產生預期作用，因為抗議活動仍在不斷擴展。這次徒勞之舉所顯示的正是互聯網的階級本質。

　　有人認為互聯網是一個可以讓所有主張公平角逐的中立場所，這是一種不可救藥的烏托邦幻想。貝拉米•福斯特和麥克切斯尼在最近發表的一篇有關資本主義和互聯網的文章中說：“技術不會凌駕于歷史之上，不管它有多大威力。它們都是在社會的、政治的和經濟的語境下發展出來的，而這有力地限定了通訊革命的發展歷程和形態。”在非常基礎的層面上，我們需要向一家互聯網服務提供方--比如英國電子通訊集團(BT)、美國在線(AOL)和天空集團(Sky)等--繳付費用才能上網。這些服務提供方也有強大的力量可以阻止你上網。在埃及，跨國通信公司沃達豐就和其他幾家移動電話運營商一起被政府責令切斷網絡服務，以防止抗議者們相互溝通。只有在發送支持穆巴拉克的信息時才可以重新開啟聯接。它們自然服從政府禁令。在社會媒體層面上，臉譜網和其他社會媒體網絡可以“隨意驅逐用戶并對通訊交流施加限制”。臉譜網的部分所有權歸屬高盛銀行，而摩根大通銀行也正打算收購推特網10%的股權。在2011年1月至3月間，臉譜網的市場價值從500億美元飆升至750億美元。資本主義已經出色地證明了自己可以嫻熟地開發新的資本積累途徑，網絡世界也是如此。

　　互聯網的階級屬性遠不止于這些淺層表現。開放源代碼軟件(OSS)——公開開發并自由發布的軟件--可被視為一種基本民主的編程形式。但市場的力量并不會止于網絡世界的邊界線前。正如約瑟夫•庫拉納在討論OSS最成功的實例Linux時所說的：

　　它的開發是圍繞一個“核心開發團隊”進行的，所有改變源代碼的建議都必須提交給它。有人分析，只有約1000人經常向Linux提出修改建議。而在最近的3.8萬項改變中，有3.7萬多項都來自約100名編程師，并且他們都是被花錢雇用來為該操作系統工作的。允許員工為Linux工作的雇主們包括英特爾、IBM、惠普以及其他行業巨頭。它們都期望在與微軟操作系統的競爭中獲益，并已經積累了大量資本，以便可以主導世界市場。

　　正如庫拉納所總結的，成功的OSS計劃“作為一個潛在的利潤源泉被迅速吸收進資本市場”。這與尼古拉斯•卡爾最近的觀察結果相符，后者發現，資本主義幾乎絲毫不懼怕在這些領域的志愿者網絡，因為“由一些不要回報的人借助網絡搞出一些創新，這在‘非市場環境下是可以想象的’，但他們創造出來的東西最終還是會成為‘支持商業投資’的‘新平臺’”。

　　支持互聯網的絕對新穎性的人們提出的論點會有哪些組織性后果?在思考這個問題時，階級也是一個關鍵因素。當勞瑞•潘尼聲稱“為了真正有效，反抗者們必須去除對抗議活動的組織管理”時，她就是在接受典型的新自由主義有關工人階級的言辭，即：“通過創造更高的結構性失業率并降低薪金，在把工人綁定在日益細化和可疑的群體中的同時，又通過業務外包和生產全球化把工人原子化，有組織勞工的力量便在世界范圍內被架空了。”對那些不加批判地接受此種論點、卻不試著去理解就業模式在最近幾年到底發生了哪些改變的左翼批評家來說，他們有淪為”新自由主義合唱團中的左翼和聲“的危險。遍及歐洲的罷工潮、威斯康星州支持工會權利的群眾運動以及埃及工人階級在革命中不可缺少的作用，這些都早已用實踐表明，這種論點更熟悉的是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而不是物質現實。

　　這對政治組織來講意味深遠--出版一份像《社會主義工人》這樣的報紙便是其一。正如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在回應潘尼時所說：

　　《社會主義工人》讓我們和成千上萬的其他活動分子有了一種組織化的周末對話。它的優點之一在于，它并非僅存在于網絡空間，而是必須在具體的時間和空間內--比如一個具體的社區、工廠、罷工糾察線或一次示威活動等--出售的一份物質產品，而這就包括面對面的互動在內……它讓我們可以和其他活動分子發展持久的關系，并且我們相信這種關系可以給我們和更廣闊的斗爭增添力量。

　　當潘尼說各個團體可以“通過推特和短信在抗議活動期間交換信息和改變計劃”時，這里面顯然有一個規模大小的問題。在小規模的直接行動中，這自然沒什么問題。但在成百上千人的游行或工人罷工行動中，它還能行嗎?在應對長期戰略構想問題時，它也會遇到麻煩。為了把廣大公眾的視線引向企業逃稅問題，由英國“反削減公共開支運動”組織起來的當前抗議活動表現出令人難以置信的創造力和想象力。它通過推特召開會議，并且明確會議是“非等級化的”。但是，當有成員試圖發起一場運動來贊揚反對聯盟的“合作分子”約翰•劉易斯時，一場爭議由此引發，并在那些有時間通過多種上網渠道來討論這些問題的少數人中間經過長久討論才最終解決。有關無社會組織的網上制定決議的想法或許看上去民主而又有包容性，但實際上卻是不負責任和排他性的。如果活動涉及更多人，尤其是如果人們因為抗議活動未能迫使企業繳稅或讓政府改變其稅收政策而遭受挫折時，這些問題會升級。

　　經濟編輯保羅•梅森在《衛報》上撰文稱：“通過推特、臉譜網和YouTube，真理比謊言傳播得更快，并且也容易引燃宣傳鼓動。”但一個明顯的問題是，真理為何應該比謊言傳播得更快?在一個被階級分化撕裂的世界里，在一個對此并不具有免疫力的互聯網上，社會媒體的應用如何發揮有效的過濾作用?對梅森來說，答案是：戰略問題是通過“模因”來解決的。“模因”是英國進化論生物學家理查德•道金斯的文化概念，大意是指在諸如語言、觀念、信仰、行為方式等的傳遞過程中與基因在生物進化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相類似的某種東西。梅森認為：“先出現一些想法，接著被市場快速檢驗，然后要么大受歡迎而悄悄潛入主流文化，要么因為不夠好而消失。”但他所說的好壞是什么意思?是否與它們可以多么有效地帶來根本的社會改變有關?和其他成千上萬的人一樣，我也喜歡那種非常成功的“邊吃晚飯邊看電視”的模因。我沒有幻想這種模因會有助于反對節儉。這背后有一個嚴肅的問題：等看清楚什么東西流行后再做決定，這樣的策略是有危險的，它可能會接受在短期內回報豐厚的行動主義，付出的代價卻是在長遠目標上的戰略思考。

　　近期的社會運動所催生的諸多想法并無特別新意，盡管它們都帶著些許今天的技術轉變。早在1968年初，法國社會學家安德烈•高茲就指出：“在可預見的未來，歐洲資本主義不會遭遇到足以驅使大批工人開展革命性總罷工的危機。”但沒過幾個月，一場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總罷工就席卷法國，而資本主義危機也在此后數年內動搖了歐洲大陸。克瑞斯•哈曼在談及20世紀60年代動搖美國的社會運動時指出，自發性和無組織性可以適合“突然爆發的卷入很多學生的情形……當他們走上街頭、占領建筑物并攪亂當局時，并不過分擔憂戰略、技術和組織問題”，但當運動被迫撤退時，“人們突然開始感到需要組織、需要理解那些運作與社會中的力量--需要一種意識形態”。

　　和那時候一樣，我們現在仍生活在資本主義制度內，工人是資本主義利潤的源泉。因此，工人擁有停止剝削并從根本上改變世界的力量。和那時候一樣，工人中的意識仍然參差不齊。政治組織不過是對下列事實的確認：“某些人會比其他人更迅速地與現存社會的既有思想決裂，那些最早決裂的人需要自我組織起來，去為他們的思想贏取更多的支持者，并且反對統治階級和政府的操縱。”認為互聯網可以為我們提供一條捷徑的想法不過是一種技術決定論。如果理解了這些，我們就可以更有成效地思考如何更好地把社會媒體和互聯網整合進一場改變世界的整治規劃中。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98期，摘自2012年第8期《國外理論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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