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紀蘇: 閑話國企改革

　不平等=效率？

　　十年以前都說國有企業、集體企業沒效率，“大鍋飯”啦“企業辦社會”什么的。那時效率確實有問題。20世紀70年代中期，我在一個儀表廠當車工，當時干私活、泡病假是很普遍的事，勞動積極性不高，效率不打折扣才怪。所以國企的效率問題，確是個真問題。但問題很快就被過度簡化成越是公家的越是無效的。改革思路很快也就從物質刺激躍升為越是私人的越是有效的。應該說，私有化很早就成為中國改革的基本思路。

　　這樣干凈利落的思路——其實不僅僅經濟學家喜歡簡潔，普通人也喜歡——是哪兒來的呢?這肯定跟農村解散人民公社實行聯產承包的改革有關。鄉下一分田單干，城里魚肉菜蛋就都有了，那城里的企業干嘛不效法人家?

　　其實農村改革的成功，原因要復雜得多，普適性也有限得多。先說原因，糧食漲價就是其中之一。據一位經濟學家朋友說，那一次漲價就讓農民收入翻了一兩番。還有這些年又被翻出來的文革末期引進化肥生產線之類。再說可推廣性，種地能以一家一戶為單位，多勞多得、少勞少得，立竿見影。但大工業行么?又不是焊洋鐵壺，一爐子加一烙鐵就齊活了。城市工業的組織規模跟農村有天壤之別。所有制和效率隔得比較遠，中間還有好多環節。

　　前些年吳思寫了篇《我的極左經歷》回憶文革末期他在農村當隊長，按照列寧的思路擴大義務勞動時間，縮小自留地，希望通過這個方法離共產主義近點兒，結果失敗了。于是他得出結論：只有地主資本家對提高效率更有動力。他說的沒錯，的確他們更有動力，但有動力不一定就有能力。地主還可能有這個能力—— 因為就那么幾個長工短工，他可以挨家挨戶半夜雞叫提高勞動生產率。小工廠主或作坊主也可能有這個能力，可大資本家就不行了，起碼不比國企老總強多少。

　　我曾跟一個80多歲的農村老支書探討過當年從互助組到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經驗教訓，我問他農村合作社大概要不超過多少戶，大家干活才覺得是給自己干而不是給別人干，他說十七八戶吧。人太多了就都指著別人了，每個人就會形成“少勞就是多得”的心理。當然也不是絕對的，還有其他變量如等級制、帶頭人的人緣、能力等等合并進來。所以，不能想當然，把經驗的適應性隨意擴大。幾年前我讀前國家領導人在香港出版的回憶錄，其中關于當年農村改革他講得很中肯：中國農村情況千差萬別，選擇哪種所有制哪種責任制不應該一刀切，而應因地制宜，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同情況不同辦法。農村如此，城市就更是這樣了。

　　可惜，“地主資本家=效率”這種過分簡單化的公式成為了中國經濟包括國有和集體企業改革的基本思路，本來責任制能解決的問題也都推給了所有制，結果使改革走了彎路，社會付出了不必要的代價。全體人民的資產被改到少數權貴暴富階級的兜里，有沒有效率還另說。賴昌星的侄兒為吸引女歌星眼球，把六輛奧迪當街撞成一堆廢鐵，這叫“效率”么?

　　“效率=私有”的改革公式還有個同卵雙胞公式：效率=不平等。其來源估計是當時看著跟神話故事似的西方：西方不是人壓迫人嗎，人壓迫人卻衛星登了月，不明擺著資本主義好嘛!其實效率與不平等的關系并沒那么絕對，也會因社會歷史文化諸多因素的不同而不同。我讀過一篇西方社會學的實證研究，談到美國大醫藥公司，效率與不平等成正相關;而在日本的汽車制造廠，效率則跟技工與工程師之間較為平等的關系成正相關，因為技工有了主人翁感就特愛搞點小改進，比如車身的某條曲線什么的;北歐的家具廠也是效率與平等成正相關。其實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農村改革，在一定意義上又何嘗不是因為平等解放了積極性呢?因此，對效率與平等/不平等的關系的觀察應該先把立場擱一邊，實事求是地做具體分析。

　　但中國的改革家們不是這態度。他們以前一直當馬克思的鐵桿信徒，緊接著又當哈耶克的鋼桿信徒，一天都沒形單影只過。那些年上頭一下改革文件，當頭一段全是“拉大差距，強化激勵，提高效率”這些話。公正地說，拉大差距的確可以強化激勵，提高效率，但這是有范圍、有條件的。然而，上世紀80年代之后，不平等=效率成了幾乎所有改革者信奉的教條，一路如入無人之境。到如今，貧富分化成這樣，社會關系已經快成火藥桶了。

　　私有化不能解決國企問題

　　經過上世紀90年代以來“抓大放小”“現代企業制度”等等改革，近10年來，國企特別是央企的效率好像不太是問題了。這10年來對國企的主要批評，又轉到“公平正義”方面來了。一部分“左派”批評如今國企內部的階級關系比血汗工廠也好不到哪兒去，國企老總跟大資本家也沒什么兩樣，“社會主義”也不知道體現在哪兒了。這種批評有沒有道理呢?當然有。有人說，國企老總年薪上千萬的絕無僅有。不過，年薪和收入是倆概念，而且有些東西都未必計入正式收入。至于為什么政府大官會跟企業老總對調位置，據說因為兩者經濟差距不會太大，所以董事長才愿意調出去當副省長。當然，也可能是因為差距不小，誰都想沾沾光，輪流坐莊于是就成了官場潛規，就好像清代的窮京官要外放到地方撈“十萬雪花銀”一樣。不過，說央企內部跟血汗工廠肯定夸張了，真要那樣，大家也不會打破頭往里擠。

　　自由派倒不認為國企內部階級關系有什么不合適。他們主要批評國企占據壟斷地位獲取壟斷利潤，擠占了私企的機會，而且像汽油價就高不就低，人民也沒得著多少好處，好處都被國企和政府拿去花天酒地了。他們的批評有沒有道理呢?也有一定道理。首先，有的領域沒私企，是因為政策不讓私企進去，有的則是讓你進去你也待不住——競爭不過央企。后一種情況不說了，就說前一種吧。這在很大程度是個立場問題：站在私企的立場上看，這肯定不好，但站在普通老百姓的立場上看沒準兒也挺好。為什么“挺好”呢?因為假定國企和私企的效率一樣，那當然是屬于全體人民的企業越有戲越好，屬于個別人個別家族的企業越沒戲越好了。老百姓從私企那兒所能得到的直接好處，只有稅收那一部分，而從國企那兒得到的好處就不止這些了。因為理論上那是你的產業，分紅也有你一份。

　　但為什么說“沒準兒挺好”而不說“肯定挺好”呢?那是因為，第一，同一行業內，適當引進一些競爭包括不同所有制的競爭，的確可以提高效率，而且還可以逼著相互競爭的企業向消費者讓渡更多的利益。美國電信企業的拆分以及中國電信產業的拆分都證明了這一點。第二，不得不承認，國企以及國企背后的政府也有自身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利益集團——盡管理論上不是，但實際上是。國企的收益被國企拿去一部分自己合適了，被政府拿走另一部分讓官僚群體亂花了一些，往自己兜里私揣了一些，這的確有些過分。但對國企和國家的批評也有過于情緒化、不理性的傾向。經濟低迷、價格倒掛時期，私企關門的關門、溜號的溜號，而國企央企得硬撐著維持“國民經濟的命脈”，這是不爭的事實。另外像修地鐵、修高鐵、給老頭老太太發退休費等等，一部分錢也是從國企來的——要說人民一點好處沒落著，那是瞎說。所以既要正視問題，還要實事求是。

　　如今對國企和國家的批評，主要由自由派承擔。由于觀點偏激，他們的解決辦法便過于簡單，就是私有化，這特別像兩口子一拌嘴就起草離婚協議。如果說用私有化解決效率問題還靠點譜的話，用私有化解決化公為私貪污腐敗問題，就有點莫名其妙了。本來是責任制范圍內的監管問題，干嗎要一個大躍進躍進到改所有制呢?對于一些人，這是認識上的事情，但對于另一些人就難說了。這另一些人屬于揣著明白說糊涂的，他們穿著“民”的迷彩服，混在烤白薯、攤煎餅的中間，可說的話全在給民企老板——好多也都是官倒出身——代言。民企老板的利益也是利益，當然需要有人代言和維護。但你代言沒關系，最好把迷彩服脫了，大家都清水摸魚，誰也別渾水摸魚。

　　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和一位老朋友聊過國企的問題。他談了一個觀點我覺得很實在：“國企這不好那不好但有一好：怎么改都相對容易。一旦成了私人的，發現不好再想改回來可就難了，就得要流血了。”所以，國企改革要多在責任制、在監管上動腦筋想辦法，少在所有制上輕舉妄動。國企的好處被高管多拿了，被官僚瞎花了，老百姓還有理由跟他們理論。等成了私人的，人愛怎么造怎么造，根本就沒老百姓說三道四的份兒。趙本山窮奢極欲玩私人飛機，網友們不滿。趙說：那是我掙的，我愛咋咋的。賴家的侄子拿六輛奧迪撞著玩兒誰又真能拿他怎么著?中石油﹑中石化老總這么玩試試，老百姓不得炸窩，中紀委不得雙規么?

　　但是，怎么監管呢?現在的監管手段顯然不夠。其實辦法不外乎加強法制、建立民主、擴大新聞自由這幾塊。至于有人說新聞媒體對國企乃至政府的批評有夸大不實之詞，這要從兩方面看。一方面，新聞自由不等于信口雌黃、造謠惑眾，必須受到法律和行業規范的約束。另一方面，國企和政府也真得有人不停地叨叨它們——有人叨叨還這樣，沒人叨叨就更不知啥樣了。

　　天下大勢與社會心理

　　與改革基本思路密切相關的是社會心理的變化。社會心理的變化又跟所謂“天下大勢”密切相關。天下大勢決定了在一個時期內什么樣的社會心理會成為主流。主流的社會心理不是讀書讀成那樣的，也不是辯論辯成那樣的，而是天下大勢往那兒一放，它就乖乖地成那樣了。原來社會主義為什么大家都看好，都來入股，就是因為一戰二戰、中間加一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把事情搞砸了，否則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還不就是灰頭土臉在圖書館某個旮旯里窩著么?這幾十年中國在資本主義道路上歌聲嘹亮，根本原因也還是天下大勢變了，里面是文革慘敗，外面是蘇聯東歐從下坡路一直走到了煙消云散。有了這個大勢，當年老左派唱多少遍《社會主義好》也沒用，不會有多少人信這個。

　　就說國企改革思路吧，其實一直也不光是“效率=私有=不平等”這一種思路，就我個人有限的了解而言，像經濟學家楊斌遠在十幾年前就提出過要實事求是的思路，而諸如王小東等人比這還要早。但可惜都沒成為主流的、基本的思路，形勢比人強啊。

　　那么現在的天下大勢呢?應該說又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雖然還不是根本性的變化。中國改革以糾正毛時代的弊端為起點，在過去三四十年凱歌高奏的同時，也不斷積累著自身的弊端，逐漸耗盡其體制、文化和道德能量。這些都在醞釀著一種新的社會心理，并會在此基礎上形成建設未來的新的思路。

　　作為社會心理的重要承載者和主要表達者的知識分子，這些年也發生了明顯的代際變化。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成長起來的知識精英，如今進入盛年，占據著知識文化領域的關鍵崗位，如主任、主編、所長、院長、社長、名導演、名作家、名畫家等等。他們是前三十年向后三十年歷史巨變的產物，既體現了這一巨變的歷史合理性，也表現出這一巨變的歷史局限性。其中有些人，說得夸張一點，思想上他們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會址上原地踏步幾十年，踩出的坑都能把自己活埋了。讓他們改變幾乎不可能，但時間會做出改變。而且已經做出了，這就是新一代知識分子的出現。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大學生一畢業，事業家庭都順得不能再順，感覺跟黃世仁一樣良好，對白毛女完全沒有同情的社會基礎——覺得嫁給黃世仁是她的最佳人生設計了。2000年以來的大學生研究生畢了業工作無著，房子無著，老婆無著，而且這“奴”那“奴”跟一排麻袋似的壓在背上，那他們對白毛女、黃世仁的感覺就不可能跟他們的上一代保持一致了，也不可能把大春和恐怖分子直接畫等號而一點不猶豫了。

　　目前，世界和中國的發展都進入未定之天，將生將死，正在犬牙交錯之際。所謂時移勢易，時候到了窗戶紙一捅就破，時候沒到在墻上鉆眼兒也沒用。未來社會心理的表達者和未來社會方案的制定者，將是新一輩知識分子。他們會整合以往兩個時代的得失成敗，形成正—反—合第三階段上的世界觀。相信用這種世界觀捅破的窗戶紙，會展現一個比現在更有意思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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