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歸以中國為中心的新世界體系:弗蘭克的“世界體系”論辨析

　【內容提要】弗蘭克認為，世界體系不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而是擁有5000 年歷史的世界經濟貿易體系，其中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貿易體系是真正的平等的世界體系，而且是未來世界的歷史進程的方向。他的世界體系理論幾乎顛覆了沃勒斯坦的判斷。需要注意的是他的新理論包含了顛覆性、全球學視野、反傳統和反權威精神、超越意識形態糾纏以及選擇經濟要素分析等理論個性。當然，它也存在諸如選擇單純的貿易要素分析、超階級分析的歷史觀、從貶低到全盤否定歐洲資本主義的歷史貢獻、倚重結構主義方法等理論不足。因此，從本質上看，弗蘭克的分析不具有歷史唯物主義的深刻性。 

　　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1929-2005)是世界體系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對“世界體系”的顛覆性理解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他認為，真正的世界體系不是沃勒斯坦的“500 年”資本主義體系而是“5000 年”世界體系，它的中心不是歐洲而是東亞(或中國)，他由此批評沃勒斯坦、阿瑞吉和阿明在歐洲的路燈下構想世界體系，要求從全球學的視野上重新定義世界體系。當然，弗蘭克不是簡單地重新確立世界體系的時間長度，而是重新審視歐美資本主義與世界歷史的關系，揭示第三世界國家長期不發達的真相。從總體上講，弗蘭克的思考包含了某些獨特內容，為人們理解世界體系提供了十分有益的理論資源。

　　一、弗蘭克論世界體系

　　沃勒斯坦將世界體系等同于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他認為，在前資本主義社會歷史上出現過許多政治帝國體系，但它們不是世界體系，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是真正的世界體系，亦稱“現代世界體系”。阿明不完全贊同沃勒斯坦對世界體系的界說，將前資本主義史上的帝國體系稱為“納貢體系”，以區別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同時又把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稱為“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需要注意，阿明也使用過“現代世界體系”一詞，不過，他用這個詞指稱20 世紀70 年代以來的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與他們有所不同，弗蘭克在深入探索中發現，真正的世界體系并非像沃勒斯坦等學者所描述的那樣，而是另有一番情形。

　　他認為，無論從哪方面來看，世界體系都不可能是500 年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而應當是擁有5000年歷史的世界體系，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僅僅是它的“變種”。從生產方式上看，一方面歷史上的生產方式與世界體系未曾一一對應過，另一方面也不是唯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能夠造就世界體系，亞細亞生產方式就造就了中華帝國的貿易經濟體系。從資本積累上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和其他世界體系都進行資本積累，所不同的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資本積累是“剝奪性積累”，其他世界體系的積累則是“非剝奪性積累”。從結構體系上看，所有體系幾乎都呈現出“中心—外圍”或“中心—外圍—邊緣”結構，所不同的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是不平等的結構體系，其他世界體系則是平等的結構體系。從霸權上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和其他世界體系都擁有霸權力量，所不同的是霸權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成為資本積累的強制性保障力量，在其他世界體系中則充當政治權力的象征性力量。從體系周期上看，世界體系擁有11 個大變化周期，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則擁有5 個大變化周期。從體系擴張上看，非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擴張不以市場的無限擴張為選擇，尋求建構一個松散的國家間體系，且各成員國能夠享受平等發展權;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以市場的無限擴張為選擇，這種擴張不是為了實現全世界的共同發展，而是為著實現歐美發達國家財富不斷增長，且造成了嚴重的兩極分化，一邊是宗主國的依附性積累不斷增長，另一邊是殖民地附屬國的長期不發達。總之，沃勒斯坦的那些分析要素不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獨有的，卻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發生了某種變異。

　　弗蘭克強調，如果我們基于歐洲一時的領先地位和結構優勢，把世界其他地區說成是圍繞著歐洲組建起來的，那我們就極可能陷入歐洲中心論的世界體系論。從歷史上看，直到18 世紀末和19世紀初之前，歐洲還沒有形成為一個足以向亞洲挑戰的“新工業化經濟體”，只是在那之后，世界經濟的中心才開始轉向歐洲。即便以貿易順差為例，歐洲經濟在很長時期都存在貿易逆差，雖然它在20 世紀依靠自身強大的工業優勢維持過一段時間的貿易順差，但是新興經濟體很快就趕上或超越它，又使其貿易回到逆差狀態;即便以霸權為例，歐美資本主義世界霸權也不是長期存在的，而且從來都沒有達到獨霸天下的地步，更何況今日的東亞和中國已經強勢崛起，使得歐美資本主義世界霸權面臨著嚴重的生存危機。如果霸權都不存在了，那么歐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就不可能存在下去。要言之，只要歐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繼續存在下去，那么依附性積累和不發達這種兩極分化就將繼續下去。因此，只有廢除歐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回歸真正的世界體系，邊緣區國家和民族才有希望擺脫被殖民和不發達之困局，獲得真正的平等發展。他還說：“真正的世界經濟/體系也是不可能被塞進沃勒斯坦的以歐洲為中心的‘現代世界體系’的普洛克路斯忒斯結構的，因為全球范圍的世界經濟/體系沒有單一中心，至多有一個多中心等級結構，中國很可能處于這個結構的頂端。”因此，重歸以中國為中心的新世界體系是世界(體系)史的必然趨勢和合理選擇。

　　其一，這個世界體系不僅有著久遠的歷史、豐富的發展經驗和遠比歐美資本主義體系具有更大的發展潛力，而且它還奠定了世界(體系)史的發展方向。

　　其二，這個世界體系是多樣性的統一體，且在長久的歷史中形成了成熟的全球性視野;歐洲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存在時間短、經驗不足，且缺乏全球性視野，尤其是它的單一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扼殺了世界的多樣性和豐富性。

　　其三，這個世界體系的中心—外圍關系不是宗主國與殖民地的關系，而是國家間的平等互惠關系;歐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中心—外圍關系則是地地道道的宗主國—殖民地關系，作為宗主國的歐美發達國家掌握了依附性積累，而殖民地附屬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則長期處于不發達。

　　其四，這個世界體系在久遠的歷史中是穩定的，很少發生大規模入侵他國的戰爭，即便蒙古帝國好戰，在其建國之后也基本上停止大規模戰爭;歐美資本主義體系的擴張始終伴隨著軍事擴張，戰爭在其歷史進程中從未停止過，戰爭保障了歐美資本主義體系獲得廣闊的市場空間，成為歐美發達國家掠奪和搜刮世界人民的財富和資源的最快捷手段。

　　其五，這個世界體系極少出現經濟危機，其發展是平穩的、協調的、持續的;歐美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則周期性地爆發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極大地危害著世界經濟發展和各國人民生活穩定。其六，弗蘭克推斷，在當代，歐美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呈現出衰退之勢，與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經濟呈現出復興和繁榮之勢，形成了兩重天，這將昭示著世界經濟體系的中心開始移向東亞，“中國在歷史上的世界經濟中的‘中心’地位和角色”將再現于未來世界發展進程。

　　二、弗蘭克“世界體系”論的內在品質

　　從總體上講，弗蘭克對世界體系的理解在一定意義上改寫了沃勒斯坦等學者的理解，包含著一些理論個性和價值。

　　第一，顛覆性。弗蘭克早年師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里德曼攻讀宏觀經濟學博士學位時，對弗里德曼關于世界不平等發展的解釋就持有懷疑。究其原因是他受到世界體系分析范式的啟示，用世界體系分析的“中心—邊緣”結構模式顛覆了弗里德曼的解釋模式，可是，弗蘭克對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分析也持有懷疑。他把沃勒斯坦的1492 年形成說改寫成5000 年前形成說，把沃勒斯坦的歐洲中心論解釋模式改寫成整體主義的全球學視野，還把世界體系論的出發點由沃勒斯坦的歐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改寫成亞洲貿易經濟體系，用依附性積累和不發達問題置換了沃勒斯坦的現代化和全球化問題作為中心議題，把世界體系周期模式由5 大周期改寫成11 大周期，把沃勒斯坦的平面世界改寫成彎曲世界，強調世界的多樣性統一，批評平面世界是表面平等而實則不平等;甚至顛覆了沃勒斯坦把中華帝國排斥在世界體系之外的論斷，提出以中華帝國為中心的世界體系是真正的世界體系，斷言世界體系的未來仍將回歸這一世界體系。總之，弗蘭克的顛覆性理解是全方位的、徹底的，且蘊含了批判性思維。

　　第二，全球學視野。由于沃勒斯坦等學者在歐洲的路燈下審視歐洲與世界的關系，抬高了歐洲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同時又貶低了其他地區(比如東亞和中國)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尤其是他們把歐洲的地域性夸大成全球性，不僅扭曲了人們的視界，而且造成人們不能公正地理解真正的世界體系。因此，弗蘭克執意放棄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視野，追尋一種整體主義的全球學視野，探索真正的世界體系。他認為，雖然沃勒斯坦不斷強調世界歷史，但是他的世界歷史是歐美資本主義體系的演變史，不是真正的世界史，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史觀是錯誤的歐洲中心論歷史觀。歐美在成為世界體系的中心之前，一直都是世界體系(史)的外圍地帶，由于亞洲在最近二百年間衰落在先，歐洲才趁勢而上占據亞洲原先所在的中心地位。如果憑此斷定歐美是世界體系的中心，就未免過于輕率，至少說明沃勒斯坦忽視了其他地區的發展及其對世界體系史的巨大貢獻，回避了歐洲人對美洲、非洲的掠奪和盤剝已經造成這些地區的不發達。如果不糾正來自歐洲中心論的錯誤歷史觀，就不能正確理解世界歷史，也不能正確認識歐洲以外地區在世界歷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世界體系史是世界整體主義的而不是歐洲中心主義的人類史。只有堅持歷史的整體主義視野，才能“研究唯一的整體世界(體系)的持續結構和運動，才能闡明世界(體系的)任何部分，無論是歐洲、美洲、非洲、亞洲、大洋洲等等的‘發展’、‘興起’或‘衰落’的來龍去脈”。弗蘭克還強調了世界歷史的整體連續性。這與沃勒斯坦強調斷代史有所不同。后者曾經提出世界歷史開始于歐洲資本主義體系興起之時，主觀地割斷了世界史的整體聯系，是弗蘭克所不能同意的。“我認為，通常那種把近代早期和現代歷史視為一次重大歷史斷裂的結果或預兆的論點是不確切的，甚至是不必要的。各種流行的斷裂說法不僅無助于，而且大大妨礙了人們理解真實的世界歷史進程和當代現實。這些引人誤入歧途的說法表現為各種各樣的形式，其中包括‘資本主義的誕生’、‘西方的興起’、‘亞洲被并入歐洲的世界經濟’等等，更不用說所謂西方的‘理性主義’和‘文明使命’了。”

　　第三，蘊含著反傳統和反權威精神。這是針對弗蘭克的研究主題而說的。以沃勒斯坦為代表的權威論者，把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演變特征及其發展趨勢以及它對世界歷史的影響等問題作為世界體系分析的中心議題，可是弗蘭克并沒有遵循沃勒斯坦的權威理論路線，反而放棄世界體系分析的傳統議題，著眼于合理地解釋南美洲國家的不發達問題的真相。在他看來，由于南美洲國家很長時期都是西方發達國家的殖民地，其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幾乎都與其宗主國的制度和管理方式相一致，本該獲得相應的現代化進步，可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弗蘭克認為，沃勒斯坦不恰當地把這種不發達歸咎于國際分工，其實，原因恰恰是西方發達國家追逐的資本積累，因為這種資本積累建立在掠奪和盤剝南美洲國家和地區的剩余價值之基礎上，更何況現行的國際分工體系服從于西方發達國家資本積累的需要。不平等不是世界體系的固有本質，但它卻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本質，換言之，不平等根源于歐美資本主義自身固有的貪婪、掠奪、侵略本性，而不是根源于世界體系的中心—邊緣結構，因為這種結構不是從一開始就有不平等性或依附性，而是到了歐美資本主義階段時才出現這種新變化。第四，超越意識形態糾纏，選擇經濟要素分析。弗蘭克之所以堅持世界體系有5000 年而不是500 年歷史，關鍵在于對貿易經濟要素的分析，而不是基于某種意識形態要素分析。白銀在世界的流動既反映了宏觀經濟的不平衡，也是對微觀經濟謀利機會的主動反應。白銀主要是跨大西洋以及經由歐洲跨印度洋向東流動，但也從日本和美洲跨太平洋向西流動。最終，中國成為最大的白銀“秘窖”。由于中國具有相對更大的生產力和競爭力，因此吸儲了最多的白銀。但是，中國與其他地方一樣，新增的貨幣造成了有效需求的增長，刺激了生產和消費的增長，從而支持了人口的增長。“歐洲在世界經濟中的劣勢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因其對美洲貨幣的壟斷而得到彌補。從需求方面看，歐洲人利用美洲貨幣——只有美洲貨幣——打進了世界市場，然后又擴大了他們占有的市場份額。但是世界市場的所有活躍中心都在亞洲……也就是說，歐洲人廉價地、幾乎無償地獲得所有這些由非歐洲人生產的實用品，因為他們能夠用美洲供應的貨幣來償付。實際上，這些白銀——也是由非歐洲人生產的——是歐洲能夠拿到世界市場上的唯一出口商品。”③在這里，弗蘭克通過分析白銀的流向和流量來論證中國—歐洲關系也是中心—邊緣關系，揭示中國是世界的中心而歐洲則是世界的邊緣。他還認為，即便在20 世紀的世界體系中，貨幣變量仍然是研究世界體系的中心—邊緣關系的有效分析要素。維持當今世界貿易的世界貨幣是美元，它的流向特征在整體上反映出現代世界體系的中心—邊緣關系特征，即美國是中心，其他地區(包括歐洲和東亞等)是邊緣。這就啟示人們，居世界體系分析的核心地位的要素不是貨物而是貨幣(或白銀或美元或其他幣種)，強調了世界貿易中的貨幣變量及其流向特征是研究世界體系的中心—邊緣關系的重要維度。

　　要言之，弗蘭克的世界體系論啟示人們，不能教條地固守現有理論而要批判地反思現有理論，不僅要超越歐洲中心論的局限性而且要學會用世界眼光和全球性思維來思考問題，以“具體的總體”思維方法來思考世界體系的本質特征，思考世界歷史的整體性和連續性，研究最有益于人類社會史的議題，既不要追尋學術時尚，也不要跟在學術權威屁股后面亦步亦趨，要善于選擇那些影響長久且應用廣泛的要素作為分析的“切入口”，不要被短期效益的經濟要素所蒙蔽。所有這些內容都在一定意義上體現了弗蘭克理論的價值所在。

　　三、弗蘭克“世界體系”論的理論困境

　　弗蘭克對世界體系的理解在國際學術界引起很大爭議，遭到一些學者的激烈批評。比如沃勒斯坦、蔡斯—鄧恩都指責過弗蘭克的世界體系概念過于泛化，模糊了世界體系與帝國體系之間的界限，造成了理解混亂。這從一個側面暗示了弗蘭克的“世界體系”論包含了某些理論困惑。這類困境可能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選擇單純的貿易要素分析，難以令人信服世界體系已有5000 年歷史。從弗蘭克的全部著作來看，他以國際性貿易以及為之服務的貨幣流向為據，確證世界體系的存在時間不是沃勒斯坦的500 年而是他的5000 年，論證世界體系的周期也不是沃勒斯坦的5 大周期而是他的11 個大周期，指證世界體系在整體上表現為多樣性的統一，在過程上表現為體系本身的連續性與霸權中心的不斷轉移的雙重歷史進程。這些內容雖然有些道理，但是僅僅以國際貿易中的貨幣流向來確證世界體系的悠久存在及其連續性推進，還是顯得理由不足。正如沃勒斯坦所說，在歐洲資本主義體系產生以前，雖然某些地區的貿易活動做得很遠，但是從嚴格意義上講，它們并沒有形成一體化的、完備的、可操作的國際貿易體系，當時的國際貿易活動受到地區性帝國政治力量的嚴格控制，除了少量的官方貿易活動，很多貿易活動都是民間的，甚至還是走私的非法貿易，這樣的貿易活動豈能作為世界體系的分析指數!如果說那時有過什么體系，那就是帝國的政治體系，這種體系與歐美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在本質上是迥然不同的，沃勒斯坦不同意把前資本主義時期的政治帝國體系納入世界體系。這就告訴人們，對于一些重大問題的分析不能僅僅依賴對單一因素的分析，否則很容易陷入解釋困境。

　　第二，超階級分析的歷史觀，無助于理解依附性積累和不發達問題的真相。值得肯定的是，弗蘭克揭示了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不發達直接根源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依附性積累，并激烈批評西方發達國家的貪婪、殘暴和無恥。然而，僅僅分析到這一層還是不夠的。其實，第三世界國家在當代的不發達，從根源上講，是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借助于現代資產階級政治力量來完成其資本積累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從實質上講，是世界無產階級與世界資產階級之間的斗爭產物。因此，如果沒有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法的介入，那么不僅找不到依附性積累和不發達的真正根源，而且也無法找到解決不發達問題的合理途徑。在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上，弗蘭克表現得不如沃勒斯坦，后者多次承認階級斗爭作為馬克思學說的主題在今天仍然不可忽視。為什么弗蘭克輕視階級斗爭和階級問題的研究價值呢?這只能歸咎于他的超階級歷史觀。從認識上講，受制于他的純粹經濟學研究范式，根源于他專注于對那種無差別的國際貿易體系的迷信;從個人情感上講，根源于他專注于對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依附性積累的憤慨，專注于對第三世界國家的不發達的同情;從政治立場上講，他的諸多分析都沒有觸及資本主義基本制度;從價值評價上講，他追求一種超越意識形態色彩的純粹學術化研究，言說某種沒有被意識形態觀念污染過的中立性理論。然而，他的超階級分析實際上不可能做得很徹底，他避重就輕地討論問題，有意避免直接討論資產階級政治統治和資本主義基本制度的不合理性。

　　第三，從貶低到全盤否定歐洲資本主義的歷史貢獻，不利于全面地理解人類社會歷史。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地肯定了歐洲資本主義的歷史貢獻，他們同時也指出資本主義社會是人類社會史的一個特殊的發展階段，它將在以后的發展中被別的社會形態所取代。可是，弗蘭克對歐美資本主義的態度有些偏激。在他的視野中，歐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形成是歐洲人投機鉆營、巧取豪奪的結果，是世界體系在最近二百年間出現的一個變種、一個變異階段、一個歷史拐點，這在客觀上否定了歐洲資本主義的歷史貢獻。

　　第四，倚重結構主義方法，不利于合理地理解世界歷史的前進性和上升性。弗蘭克把世界史看做是世界體系在時間上的拉長過程，歷史變化不過是中心與邊緣之間的偶然性轉換。以他之見，這一切都是世界貿易活動促成的。他曾經聲稱：“如果我們不考慮亞洲和非洲的變化情況，就無法理解和說明歐洲和美洲的變化，反之亦然;如果不搞清從各個地方散射出來的影響——這是整個世界(體系)本身的結構與動力的結果——就無法理解和說明任何一個地方的變化。簡言之，我們需要用一個整體主義的分析來解釋這個體系的任何一個部分。”他還說：“真正的世界經濟/體系也是不可能被塞進沃勒斯坦的以歐洲為中心的‘現代世界體系’ 的普洛克路斯忒斯結構的，因為全球范圍的世界經濟/體系沒有單一中心，至多有一個多中心等級結構……因此，盡管在地區內或某些地區間有某種中心—邊陲關系，但也很難確認有一個由中心—邊陲關系構成的單一中心結構……但是，如果因此斷言實際上根本沒有這種(整體的)世界經濟/體系，那么這種反駁意見也是不可接受的。相反，顯然曾經存在著一個世界經濟/體系，而且實際上只有一個。它具有一種全球的勞動分工和商業金融聯系，尤其是通過世界范圍的通貨市場。另外，這個世界經濟/體系顯然也有一個全球性的結構和運動，很值得更深入地研究。”可見，弗蘭克注意到世界體系的復雜多樣性，卻忽視了它的前進性和上升性。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弗蘭克始終倚重結構主義方法而看不到矛盾分析法，看不到社會基本矛盾對人類社會史的根本作用，不理解世界體系的“中心—邊緣”結構本身之復雜性和反復性恰恰根源于社會基本矛盾運動，不了解世界歷史本身總是一如既往地向前推進，總是表現出某種上升性——由落后走向進步、由簡單走向復雜、由低級走向高級，不了解這種復雜性變化并不是貿易變量在平面結構中的純粹流動與積累，而是多種社會力量合成的結果。因此，弗蘭克對世界(體系)史的分析不具有歷史唯物主義的深刻性，至多超越了某些社會學理論的實證主義討論。

　　參考文獻：

　　[1] 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第1 卷，尤來寅、路愛國等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年。

　　[2] 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第2 卷，呂丹、劉海龍等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年。

　　[3] 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第3 卷，孫立田、丹擁軍等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

　　[4] 埃米爾·阿明：《世界一體化的挑戰》，任友諒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年。

　　[5] 吳苑華：《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以沃勒斯坦的學說為切入點》，重慶：重慶出版社，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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