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經濟的長期波動，受制于那些支配著資本積累的基本矛盾，其中首先是剩余價值生產和剩余價值實現的矛盾，這是資本積累過程固有的內在矛盾；其次則是資本積累與支撐這一積累的制度環境之間的矛盾。馬克思主要分析了前一矛盾，調節學派和積累的社會結構學派（以下簡稱"SSA學派"）則側重于分析后一矛盾。關于第二種矛盾與資本主義經濟長期波動之間的關系，SSA學派的戈登等人曾有過如下表白："不僅資本主義經濟在資本積累的速度上傾向于長期波動，而且這些波動是由確定的制度結構，即積累的社會結構所中介的。不能將這些制度結構與資本主義經濟本身分離開來（因而不是作為資本主義經濟的外生因素）進行分析。"①
主要由上述矛盾主宰的資本主義經濟的長期波動，發生在特定的時間框架內。從歷史上看，這一時間框架是長約半個世紀左右的長波。1912年，荷蘭社會主義者凡蓋爾登正式確認了這種長波的存在。他提出，從1850～1876年，1898～1911年，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分別經歷了兩次資本積累的長期擴張。他將這兩個時期稱作資本積累的"春潮"。這一發現日后又為俄國學者康德拉季耶夫的獨立研究再度證實，并因熊彼特的采納在學術界廣為傳播。表1描畫了資本主義歷史上得到公認的數次長波所跨越的時間及其基本特征。由于第五次長波是否存在還存有疑義，在該表中我們只保留了原表的前四次長波。
二戰爆發后，長波理論的研究進入低潮。直到20世紀70年代，伴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1973～1974年危機的爆發，長波理論開始復興，涌現出三種有代表性的長波理論。除了新熊彼特派外，還有曼德爾的理論、SSA學派和調節學派的理論。后兩個學派在某種意義上具有共性，可被視作一類理論。②
本文第一節將對三種長波理論做一概覽。第二節則主要檢討SSA學派和調節學派的理論，在強調其功績的同時，也力圖指出其某些局限。第三節則從技術、經濟和制度協同演化的角度，對以佩蕾絲為代表的新熊彼特派和馬克思主義長波理論進行比較，并探討建立一種新的理論綜合的可能性。
一、三種有關資本主義經濟長波的理論
德國學者門施的著作可以看作上個世紀70年代新熊彼特派理論的開山之作。③新熊彼特派繼承和發展了熊彼特的觀點，把創新集群的出現當作決定長期經濟增長的唯一重要的自變量。在該學派看來，長波或長周期建立在一種不變的內生經濟機制的基礎上。與新熊彼特派的觀點不同，馬克思主義者往往把長波理解為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階段，它的形成或者取決于與積累相關聯的各種制度（調節學派和SSA），或者取決于那些具有歷史偶然性的超經濟因素與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的某種共同作用（曼德爾）。
在《晚近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發展的長波》等著述中，曼德爾發展了一種馬克思主義長波論，其宗旨是把《資本論》所揭示的資本運動的一般規律與資本擴張的實際歷史相結合。為了實現這個任務，他從方法論上重新探討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若干基本范疇的性質及其相互關系，提出這些范疇是部分獨立、又部分相互依賴的自變量。在《晚近資本主義》一書中，他列舉了6個這樣的變量，分別是資本有機構成、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比例、剩余價值率、積累率、資本周轉時間、兩大部類之間的交換關系。④在馬克思那里，這些變量既被用來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般運動規律，也就與這些規律一道屬于最抽象的理論層次；其變化不能超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運動規律的總體所能允許的范圍，也即是說，這些變量是內生地被決定的（即完全由其他經濟變量所決定）。而一旦把這些范疇看作部分獨立的變量，其變化就不完全以內生方式決定，還要受到各種非經濟因素的影響。以剩余價值率為例，曼德爾就指出，其變化不總是積累率的函數，還會受到階級斗爭的形勢，以及產業后備軍在特定歷史時期的規模等多重因素的影響。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定歷史階段的形成，便取決于這些部分獨立變量之間的相互作用。這種相互作用最終表現為利潤率動態，后者就像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熱度表，其變化要由前述變量的相互作用來解釋。圖1描繪了發達資本主義經濟中利潤率的長期波動。
從方法論來看，曼德爾賦予馬克思經濟學的基本范疇以半獨立變量的意義，在方向上是完全正確的。這樣做有助于避免經濟變量間相互關系的機械決定性質，使經濟領域變得開放，能夠接納來自于社會其他子系統（政治、技術、文化等）的影響。但是，同調節學派和SSA學派相比，曼德爾的努力仍然不夠充分。在他的分析中，只有兩個層次，即資本運動的一般規律這個抽象層次，以及資本擴張的實際歷史這個具體層次。通過提出半獨立變量的概念，曼德爾得以將這些變量與歷史偶然性相結合。但他沒能再往前走一步，像調節學派和SSA學派那樣，在一般理論和具體歷史這兩極之間，自覺地發展一種屬于中間層次的分析。根據這種中間分析，資本積累過程中各個變量的關系，是嵌入特定的制度體系之中、并為之所中介的。這樣一來，盡管他在《晚近資本主義》一書中展開了具有宏大敘事風格的分析，并在所涉及的幾乎所有問題上都不失其理論研究的深度，與調節學派和SSA學派相比，卻顯得形象不夠鮮明。用SSA學派的奠基者戈登的話來說："曼德爾最接近于某種（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理論，因為他充分注意到了從一個階段到另一個階段的所有變革；但是，他仍然是有缺陷的，因為他沒有為其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依次更替的各階段的有趣分析，提出一個全面的方法論基礎。"⑤
SSA學派和調節學派都深具馬克思主義的背景。就調節學派而言，兩位主要代表阿格列塔和利佩茨都曾明確地宣稱，其理論是馬克思資本積累一般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在戈登等人的著作中，馬克思主義也是最主要的思想來源。20世紀90年代以后，SSA學派的馬克思主義色彩得到了進一步加強，這一點突出地體現在由科茲、麥克唐納等人主編的兩本論文集當中。⑥除了上述馬克思主義的來源外，在這兩個學派中也能辨識到來自其他學說的影響。兩個學派都有凱恩斯主義的因素。⑦此外，美國的老制度主義也被看做為SSA學派的思想來源之一。⑧在調節學派的陣營中，還出現了以布瓦耶為首的所謂"巴黎學派"（Parisan School），這個流派試圖在傳統馬克思主義之外另辟蹊徑，與當代演化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互通聲氣。
盡管在某些概念和觀點上存有差異，SSA學派和調節學派具有明顯的理論一致性。借用美國學者、SSA學派的成員科茲的觀點，這種一致性主要體現在：第一，兩個學派都"試圖通過分析資本積累過程和影響該過程的一整套社會制度之間的關系，來解釋資本積累的長期模式。兩個學派的核心思想是：在長期內，資本積累過程的主要特征是一整套社會制度的支撐作用的產物。"⑨第二，兩個學派共同發展了一種 "中間層次的分析"，這種分析"和有關資本主義發展的具體歷史敘述相比，要更為一般和抽象，但與資本主義的一般抽象理論相比，則更特殊而具體。"⑩
戈登在其早期著作中，通過借鑒日本學者宇野弘藏的三階段論，從方法論上清楚地闡明了發展一種中間層次分析的重要性。按照宇野的觀點，馬克思主義經濟分析包括三個抽象程度不同的分析層次：原理論、階段論和政策論。戈登這樣寫道："我們必須在至少三個不同的抽象水平上分析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社會關系。在最抽象的水平上，我們必須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關系。在中間分析的水平上，我們必須分析依次更替的積累各階段的內在關系，以便理解生產方式的力量和具體活動的有效性是如何被中介的。在最具體的水平上，我們必須研究在這些更為基本的規定所施加的界限內人的活動的歷史總體性。"11
所謂階段論或對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分析是由列寧開創的。但是，列寧并沒有展開討論他所確立的資本主義發展新階段的基本特征，與馬克思所分析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般運動規律之間的相互關系。在列寧之后，諸如瓦爾加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意識到，必須將一般規律與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以分析諸如經濟周期和危機這樣的問題。在分析1929～1933年的危機時，瓦爾加明確地談到："這些普遍的前提（指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筆者注），對于說明各個具體的周期和危機，當然是不夠的。每個周期和每次危機都有它的由許多因素決定的具體的歷史性。"有必要分析"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同時期中周期和危機的過程的特點"。12以上述方法為指導，瓦爾加分析了造成1929～1933年危機的原因。在他看來，壟斷作為帝國主義階段的基本特征使消費不足成為這次危機的根源："壟斷組織維持著高度的價格水平，減少了沒有加入組織的資本家、中間階層、特別是工人階級的收入，并相對地更加縮減了社會的購買力。從而壟斷組織加深了資本在擴張中的無限需要同有限的社會購買力之間的矛盾。因此，如果撇開一切特殊情況，那么在壟斷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危機必定比在自由競爭的條件下更深刻更頻繁；危機和蕭條必定更持久"。13這些引證表明，對于中間層次分析的重要性的認識，嚴格講來并不是從SSA或調節學派才開始的。但是，在這兩個學派之前，相關分析并未在方法和理論上達到足夠成熟的地步。在筆者看來，自調節學派和SSA學派開始，才真正出現了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制度經濟學。14
SSA學派和調節學派在分析上區分了資本積累過程及其制度環境，強調資本積累并非發生在真空之中，而是被一系列制度所支撐的。由各種制度形式構成的整體被定義為調節方式（調節學派），或者積累的社會結構（SSA學派）。兩個學派主張，不應該以個別經濟關系，而應該以調節方式或積累的社會結構來區分資本積累的不同階段。為此，阿格列塔和戈登都曾對列寧的觀點發起了尖銳的批評。
在劃分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這兩個階段時，列寧所注重的僅僅是資本集中程度或資本之間關系的變化。為此，調節學派的首倡者阿格列塔針鋒相對地提出："我們拒絕這種思想，即資本集中是20世紀歷史中最主要的過程。理論上最關鍵的過程毋寧存在于資本一般的再生產條件的根本變化：為此本書第三章就具有理論上的重要意義，在那里我們研究了工薪階級的生存條件的轉變。"15在此，阿格列塔強調，應該以雇傭勞動關系的變化為核心，界定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特征。類似的，戈登也提出："列寧，以及巴蘭和斯威齊，把資本主義的結構性變化僅僅歸結為產品市場競爭程度的單純而線性的改變，這種改變表現為從'競爭性'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的變遷。"16
戈登在其早期的論文中，曾以積累的當事人、積累的動力、積累的系統條件、個別資本積累的條件為標準劃分出四類SSA，一共囊括了13種具體的制度（參見表2）。在此后的著作里，SSA的分類變得趨于簡單。在對二戰以后美國經濟的分析中，戈登等人考察了以下四項積累的社會結構，即美國的霸權、有限的資本-勞動協議、資本-公民協議，以及對資本之間競爭關系的抑制。17沃爾芬森日后又將金融體制增添為第五項積累的社會結構，并在SSA學派內部得到了一致認同。18在鮑爾斯等人所著的教科書《理解資本主義》當中，則將用以劃分美國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SSA區別為四種關系：資本與資本的關系、資本與勞動的關系、勞動與勞動的關系以及政府與經濟的關系。19
積累的社會結構這一概念大致對應了調節學派的調節方式（mode of regulation），兩者所指都是"資本積累借以被組織起來的特定的制度環境"20。布瓦耶將戰后發達資本主義經濟的調節方式概括為5種具體的制度形式，即貨幣和信用關系、雇傭勞動關系、競爭的類型、加入國際體制的方式、國家干預的形式。21和SSA學派不同的是，調節學派為了強調資本積累一般規律在特定制度形式下所采取的具體形式，還提出了積累體制的概念（regime of accumulation）。調節方式和積累體制的統一則被定義為發展方式（mode of development）。22若與馬克思的概念相比較，發展方式可以看作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一概念的延伸，意味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所經歷的不同階段。
相對而言，由于調節學派使用的概念更為復雜，在詮釋者中間也容易引發不同的理解。譬如，在科茲看來，阿格列塔使用的積累體制概念既包括積累過程，也包括積累的社會結構。23另一種理解則認為，積累的社會結構大體上類似于積累體制和調節方式的結合。24在筆者看來，這兩種理解似乎都有偏頗。就前一種理解而言，雖然在積累體制的概念中的確體現出積累的社會結構對于資本積累一般規律的影響，但將兩者在分析上予以區分是完全必要的，不應把積累過程與積累的社會結構相混淆。就后者而言，其不當之處則在于，制度概念的外延被隨意擴大，把積累本身也一并囊括了。
調節學派和SSA學派對19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做了各自不同的界分。在調節學派那里，這一界分是與外延型積累體制和內涵型積累體制這兩個概念聯系在一起的。阿格列塔最先提出了這兩個概念，首先將其作為"理想類型"來看待，但稍后又以其作為資本主義歷史分期的根據。25在調節學派那里，19世紀以降資本主義的發展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即主要建立在絕對剩余價值生產基礎上的外延型資本積累體制，主要建立在相對剩余價值生產基礎上的內涵型資本積累體制（即二戰后的福特主義積累體制），以及兩者之間的一個過渡階段，此時形成了內涵型積累，但卻沒有形成與之匹配的促進大規模群眾消費的調節方式，正是這種矛盾帶來了1929～1933年的大蕭條。利佩茨和布瓦耶甚至主張，在19世紀后半葉以絕對剩余價值生產為主導的資本積累體制中，生產率和資本有機構成幾乎沒有增長，資本積累主要是靠勞動力投入的增長來實現的。類似觀點在戈登等人1982年的著作里也依稀可見。26調節學派的上述觀點先后引發了克拉克以及布倫納和格里克的批評。批評者完全正確地指出，從歷史上看，以生產率進步和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為前提的內涵型積累體制的基本特征，在19世紀就已廣泛存在。另一方面，在調節學派那里，所謂內涵型積累體制是以福特主義大規模消費制度的確立為前提的。工人階級的收入與生產率掛鉤而增長，被認為是促進消費品部門的積累和技術變革，進而促進兩大部類資本積累協調發展的關鍵。從理論上看，正如布倫納等人所強調的，這種觀點事實上植根于傳統的消費不足論。27
與調節學派相比，SSA學派對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劃分更易為人接受。在2005年問世的《理解資本主義》第三版中，鮑爾斯等人把美國資本主義史劃分為四個階段（見表3）。表中的跨國資本主義階段是從冷戰結束才開始的，大致對應于多數馬克思主義者主張的新自由主義階段。
二、積累體制、制度形式與階級斗爭
SSA學派和調節學派的共同點，在于強調資本積累一般規律所面臨的制度約束。兩個學派對制度概念的注重，自然使人聯想起兩者與經濟思想史上老制度主義傳統的聯系。美國學者利皮特曾從這個角度對積累的社會結構概念做了進一步探討。依照他的看法，這一概念所指涉的制度具有廣、狹兩種，就其狹義而言，是指組織形態；就其廣義而言，則是指習俗、習慣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人的行為預期等。作為后一意義的制度，是為特定的國度或文化所專有的。28類似的，英國學者杰素普為調節方式做了如下定義，即由規則、制度、組織形式、社會網絡以及行為模式組成的總體；這個總體維持并引導著特定的積累體制，并在資本主義社會關系具有沖突性質的條件下，在經濟行為者的分散決策間起著協調作用。29
但是，調節學派和SSA學派與老制度主義之間的這種聯系并不是直接的，兩個學派的創立者并沒有直接承認來自老制度主義的影響。30而且，遲至今天，針對這種聯系的比較研究在文獻中仍非常罕見，無論是馬克思主義者或制度主義者，都鮮見關注這個問題。為此，澳大利亞學者奧哈拉--作為制度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曾于2004年在美國《經濟問題雜志》（這是制度主義的傳統陣地--筆者注）發表文章，專門分析了這一現象，并對SSA學派和調節學派與制度主義乃至演化經濟學的聯系做了一定程度的分析（后文還將涉及這個問題）。31
在戈登等人看來，一個穩定的SSA或調節方式的存在，是迅速而持續的資本積累的必要條件。構成SSA的各項制度，當其相互影響促進積累時，就傾向于形成一個具有內在聯系的有機整體。32相反，當構成SSA的各項制度在其相互作用中阻礙積累的時候，其整體性就趨于瓦解。那么，SSA或調節方式是如何產生的呢？積累過程與SSA之間的矛盾是如何形成和發展的呢？戈登及其合作者為此提供了以下由9個命題組成的故事：33
第一， 資本積累長期擴張的前提，是建立并鞏固有利于資本積累的SSA；第二， 有利于資本積累的制度環境帶來投資繁榮和經濟活動的加速；第三， 資本積累的順利開展將把投資推進到在SSA的框架內所能達到的極限。要維持持續而快速的資本積累要么必須再生產出在繁榮開始時存在的那些條件，要么必須過渡到勞動過程和勞動市場的新組織。但最初的條件難以被再生產，所必需的改革也難以輕易地實現；第四， 積累速度放慢，停滯階段開始了。改變制度結構的嘗試在停滯的條件下遭遇到反抗；第五，經濟停滯促使現存的SSA進一步瓦解；第六， 在經濟危機期間恢復快速資本積累的可能性取決于新的制度結構的構建；第七， 這一制度結構的內容是由經濟危機期間階級斗爭的性質深刻地塑造的，但又不限于階級斗爭的影響；第八， 新的SSA必然不同于先前的SSA，由此形成了資本主義的一系列不同階段；第九，資本主義的每一階段都可能具備如下特征，即有一段長時期的擴張，然后是一段長時期的停滯。
上述模型的要害在于，SSA的變革是以危機的形成和發展為契機的。在SSA學派和調節學派的理論中，區分了兩種不同性質的危機。一種是作為長波上升期和下降期的轉捩點的危機，也被稱作結構性調整的危機（structural crisis of adjustment）；另一種則是馬克思分析過的作為古典周期特定階段的危機，它是資本主義經濟調整機制的一部分，克服這種危機并不需要以SSA的變革為條件。作為長波轉捩點的危機意味著積累過程與SSA之間的沖突，既有的SSA在這種沖突中開始解體。在這種情況下，要想渡過危機，恢復正常的資本積累，就需要建立新的積累的社會結構。34在歷史上，1873年的危機、1929～1933年的危機，以及1973～1974年危機等都可劃歸結構性調整危機的范疇。按照科茲日后的概括，這種危機既是由剩余價值生產和剩余價值實現的矛盾帶來的積累過程內部的危機，也是積累過程和積累的社會結構之間的矛盾帶來的危機，還是積累的社會結構內部的矛盾帶來的危機。35
結構性危機的出現和逐步深化是孕育階級斗爭和集體行動，進而建立新的積累的社會結構的動因。但也正是由于這一點，在上述模型里，新的積累的社會結構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內生的方式被塑造的。換言之，按照這種觀點，危機將因其孕育了新的SSA而自動渡過。這一點引起了曼德爾的批評。在曼德爾看來，新的擴張性長波不應看作此前的危機和蕭條長波的內在結果。不管蕭條持續的時間有多長，程度有多嚴重，由此誘發的階級斗爭并不能決定新的擴張性積累長波必然出現。在曼德爾看來，戈登的觀點甚至回到了第二國際的經濟主義決定論。36
在強調階級斗爭的作用這一點上，曼德爾和SSA學派有著一致性。但是，前者更為注重階級斗爭的相對獨立性，而SSA學派則傾向于把階級斗爭的開展及其成果視為由積累過程和SSA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的。在SSA學派以及調節學派那里，階級斗爭的功能事實上取決于兩個學派對于積累過程和SSA之間關系的界定。
SSA學派和調節學派在理論上假定，資本積累過程的內在矛盾是可協調的；相關制度形式正是為了協調積累過程的內在矛盾而產生的。在此意義上，積累過程就像一種最適者生存的選擇機制，只有那些促進積累的制度，才會被選擇。由于不同階級的利益是與不同的制度形式相聯系的，在由危機觸發的制度變遷中，必然形成各階級之間的沖突。重要的一點是，在兩個學派看來，階級斗爭的作用只是為了發現和確立那些能夠促進積累的制度形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英國學者克拉克在其針對調節學派的批判中深刻地指出，階級斗爭事實上被賦予了一種結構功能主義的作用，即在特定的矛盾結構中，為了協調矛盾必須擔負起相應的功能。37
克拉克所指認的這種結構功能主義關系暗含了一點：各種制度形式就其促進了積累過程而言，是在這種結構功能主義關系中所能產生的"最優的"制度形式；與此同時，這種制度形式也符合在階級斗爭中達成妥協或休戰的各方的利益。克拉克反對這一點，在他看來，積累體制的變化事實上是以階級斗爭和階級統治的再生產為前提的。資本積累過程同時也是資本主義階級關系再生產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各個階級和集團總會利用一切可能來鞏固自身的地位。因此，構成SSA或調節方式的那些制度形式不僅是緣于協調積累過程的內在矛盾而產生的，而且是由階級斗爭的發展格局所決定的（當代新自由主義就是這樣一個例證）。在此意義上，構成調節方式的那些制度形式可以看作特定的階級力量平衡關系的制度化。克拉克甚至提出，不應使階級斗爭隸屬于積累體制的結構性需要；相反，借助于相關的制度形式，"積累體制內部的生產和交換的數量關系應該隸屬于圍繞階級關系的再生產而展開的那些斗爭"。38
克拉克的批判事實上重新定義了構成SSA的那些制度的性質：它們不是某種經濟必然性帶來的結果，而是作為階級關系和階級統治的產物出現的，自身鐫刻著路徑依賴的特征。值得提到的是，在戈登本人的晚期作品中，也曾接近于類似觀點。在出版于1996年的《富有而吝嗇》一書中，他批判地回顧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歷程，分析了工會力量衰落、工資遭到擠壓、收入分配變得嚴重不平等這種種現象的制度根源，提出這是資本出于自身利益和制度的惰性而走上的一條"低端道路"（the low road）。書中界分了兩類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一類經濟體（包括美國、英國和加拿大）屬于實施新自由主義"大棒"政策的"沖突型經濟"，另一類經濟體（如德國、日本、若干北歐國家）則屬于更加重視工作保障和工人參與管理的"合作型經濟"。通過對這兩類經濟體的主要經濟績效（如生產率、失業率、工資率等等）的系統比較，可以發現前者遠遜于后者。戈登就此提出，美國經濟的發展應該揮別成本高昂的"低端道路"，另擇一條"高端道路"（the high road），并給出了相關政策建議。39在這些論述中，由于引入了冷戰后興起的資本主義制度多樣性的理論，從而大大拓寬了SSA理論的解釋范圍。與此同時，戈登無形中也拓寬了積累的社會結構的含義（雖然這一點在方法論還有待明確）：積累的社會結構并不必然是促進積累的制度形式，在那些"沖突型"經濟中，相應的制度形式首先是為維護特定的階級統治而服務的。只有在選擇了"高端道路"的"合作型經濟"中，相應的制度形式才有可能帶來快速、可持續的經濟增長。這種觀點預示了沃爾夫森和科茲日后對積累的社會結構概念所做的重新定義。后者明確地提出，一種SSA的形成并不必然是為了促進資本的快速積累；根據新自由主義時代的經驗，資本家可以為了利潤率而犧牲積累，畢竟前者才是資本家的根本目標和動機。新自由主義積累體制的特點恰恰就在于，盡管增長率等指標不盡如人意，卻有一個較高的利潤率水平。這意味著，新自由主義的SSA首先是為資產階級的利益及其階級統治服務的。40
在思想史上，卡萊茨基和霍布斯鮑姆最先注意到階級斗爭與資本積累在長期間存在著某種結構性聯系。41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如何解釋這種聯系時，最終形成了三種各不相同的觀點。第一種觀點便是以SSA學派和調節學派為代表的結構功能主義。第二種觀點則是強調階級斗爭相對自主性的曼德爾的觀點。這個觀點就其結論而言是正確的，但是曼德爾并沒有充分地揭示這種相對獨立性的來源。在他那里，這種獨立性僅僅取決于工人的階級意識和組織化的發展程度。42這樣一來，就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主觀唯意志論的色彩。第三種觀點則以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西爾弗為代表，她曾利用媒體的新聞報道，勾勒出一條自19世紀中后期以來階級斗爭波動的曲線（圖2），并提出了一個以產品生命周期為基礎的理論假說，來解釋這一波動。
在西爾弗的著作中，紡織業和汽車業這兩個大型工業綜合體的生命周期，被分別作為19世紀英國和20世紀美國經濟發展的生命周期來看待。產品生命周期可分為創新階段、成熟階段和標準化階段。西爾弗提出，這些階段的持續時間并不只是由經濟變量決定的，工人階級的形成和反抗這樣的社會變量也是形成生命周期的核心因素。在創新階段，企業取得的超額利潤可為勞資之間達成某種妥協提供有利條件。進入成熟階段后，勞資之間的沖突迅速攀升。在該階段的晚期，資本迫于工人的斗爭性和資本之間的激烈競爭，較以往更加依賴于"空間修復"（即將資本轉移到勞動力更加便宜的外圍國家或地區）、"技術修復"（提高生產率）和"產品修復"（即在工人的談判力較弱、競爭壓力不太大的新部門或新產品線進行投資），以維持利潤率和資本積累。這樣做的結果將削減核心區域勞動力的規模，弱化工人的談判能力，同時也使工人的反抗趨于衰落。在采取"產品修復"戰略的場合，舊的產品周期（紡織業）和新的產品周期（汽車業）將出現重疊，即當前者進入成熟階段晚期時，后者進入創新階段；前者進入標準化階段時，后者進入自身的成熟階段。工人反抗在前一情形下趨于式微，在后一情形下又有蔓延之勢（見圖3）。
在西爾弗的理論中，階級斗爭的漲落是由技術革命的生命周期所決定的。用她的話來說："全世界工人反抗的整體發展是嵌入在產品周期的興起和衰落，以及相應的工人談判權力的大小及其性質的轉變之中的。"43在此意義上，階級斗爭不僅被內生化了，而且帶有濃重的技術決定論色彩。西爾弗的這種觀點與曼德爾恰好相反。但是，這兩種初看起來有云泥之別的觀點，從制度分析的角度看卻有共同的缺陷。兩者都傾向于孤立地看待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關系，沒有認識到這種關系的發展并不單純取決于技術的生命周期（西爾弗），或階級意識發展的程度（曼德爾），而是為各種制度形式所中介的；這些制度形式--借助于SSA學派或調節學派的觀點--涵蓋了國家與國家、政府與經濟、資本與資本、勞動與勞動的關系等多種維度。在西爾弗的理論中，階級斗爭的發展還遵循著如下路徑--不管資本來到何處，都將在那里造就類似的工人階級和類似的階級沖突。在這里，上述制度形式在資本與勞動的關系上所起的中介作用就完全消失了。一位批評者最近就特地指出，西爾弗的理論可以用來解釋韓國在上個世紀80年代工人運動的興起，卻不能解釋同一時期臺灣和香港地區工運的低迷。類似的，這個理論也很難解釋90年代以后中國工運的發展。西爾弗在其著作中熱切地期盼，隨著全球汽車業資本大量轉移到中國，中國的罷工也將出現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高漲。這個具有強烈的決定論色彩的預言，完全忽略了特定的國家形式在工人階級的形成和反抗中所起的作用。44
上述有關階級斗爭的三種觀點具有明顯的互補性。一方面，技術革命的生命周期和資本積累的內在矛盾的確賦予階級斗爭以某種半內生性。另一方面，各種制度形式的中介作用又使階級形成和階級意識的發展成為半獨立變量，反過來影響、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著資本積累的運動規律。
三、技術、經濟與制度的協同演化
在《技術創新與金融資本》一書中，佩蕾絲提出了一個技術、經濟、制度三者協同演化的模型，并據以解釋資本主義的長期演化。45在這個解釋中，新熊彼特派長波理論所固有的技術決定論傾向被否定了。但是，技術作為社會發展的一個子系統，畢竟是一切發展的"燃料"。任何一種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理論都必須接納這一點，并恰當地解釋技術創新與資本積累的關系。
積累的社會結構理論是如何看待技術創新的？在我們看來，這是該學派自身長期以來一直在回避的問題。在SSA學派最近十多年來的著作中，尤其是在1994年和2011年出版的兩冊頗具代表性的文集當中，找不到對這個問題的系統解釋。在兩本書后的索引中，有關技術變革的條目竟也寥寥無幾。在SSA學派中間，大概只有戈登對技術創新和資本積累的關系有過系統的討論，但這些討論基本上只限于他在1980年發表的那篇論文。在以后的著作中，分析的重心轉向了制度之于積累的作用，先前強調過的技術因素則基本消失殆盡。在1980年的論文里，戈登反對那種把技術創新看作資本積累外生因素的觀點，主張創新具有完全的內生性，并將巴蘭和斯威齊，甚至熊彼特、曼德爾都一概視為這類觀點的代表。他這樣寫道：
"熊彼特、巴蘭和斯威齊以及曼德爾都強調了使資本積累得以恢復的那些刺激源泉的外生性：他們以不同的方式強調了外生的技術創新的極端重要性。我認為，這樣強調的根源在于，他們都沒有看到，當經濟危機深化時，各種經濟斗爭日益加強的結構性導向的極端重要性。由于我們關于積累階段的分析框架強調了資本家、工人和其他集團為造就解決危機的條件而斗爭的內生過程，我也傾向于強調各種特定'創新'的內生決定因素，這些創新使積累率得以恢復。正如我不相信新的積累的社會結構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一樣，我對經濟危機動態的分析也促使我懷疑技術創新的外生源泉。我認為，其他幾位之所以強調外生的技術創新，部分地是因為技術決定論的緣故，后者最近受到了布雷弗曼和其他人的挑戰。這樣做的政治危險自然在于，在等待戈多帶著他那劃時代的思想來臨之前，我們可能早已白白地浪費掉那些寶貴的政治機遇。"46
熊彼特終其一生未能在理論上將創新成功地內生化，這一點是他的遺憾，但他的確是主張創新具有內生性的。47戈登把熊彼特與巴蘭、斯威齊倆人等量齊觀，是完全不適當的；把曼德爾劃歸此列也不甚公平。在曼德爾的理論中，由結構性危機向擴張性長波的轉折是由外生因素引起的，但轉折一經發生，經濟擴張之所以還能長期延續下去，則要歸功于企業在宏觀形勢改善后對創新的大規模投資。48因此，在曼德爾那里，盡管技術創新并不是直接造成擴張性長波的因素，卻也起著重要的作用，具有某種內生性。事實上，只有巴蘭和斯威齊才真正符合戈登的批評。在他倆合著的《壟斷資本》一書中，科學和技術發明被明確地歸于影響積累的外生因素。那種試圖將技術創新完全內生化的觀點，來自門施、范
杜因等新熊彼特主義者。而同屬新熊彼特派的佩蕾絲，則和這種絕對內生的觀點保持了距離。
在1980年的論文里，戈登強調了投資于基礎設施對于長波形成的重要意義。這種投資因其規模和所持續的時間為長波奠定了基礎。被戈登列為基礎設施投資的內容，大都屬于歷次技術革命的產物，具有成批出現的特點。例如，19世紀中葉對鐵路的大規模投資；19～20世紀之交因殖民地擴張、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電力工業的發展而產生的投資；二戰以后對高速公路、航空運輸、石化工業綜合體、新型通信設備的投資等。這些投資集中出現于一個新的積累階段或長波的開端，通過乘數和加速器效應產生了基礎設施投資周期。49
戈登以基礎設施投資解釋長波，在理論上并無任何原創性。為了將這一觀點與SSA理論相結合，他又提出，對基礎設施的大規模投資植根于建立新SSA的需要。或言之，這些投資最終是由階級斗爭所主導的內生性制度變革帶來的。在這里，戈登明顯地把布雷弗曼用于解釋資本主義企業內部技術變革的觀點，運用在長波理論上。為了對抗技術決定論，布雷弗曼提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因其階級屬性在結構上主宰了技術變革的軌跡和方向；資本主義企業的一切技術變革，都只是加強勞動對資本的實質隸屬的工具。戈登完全接受了這種觀點，把投資于基礎設施看作建立新的積累的社會結構的產物，這樣一來就忽略了存在以下反向過程的可能性，即制度變革是對那些以半自主方式出現的技術變革的適應和調整。
有趣的是，在時隔兩年后出版的、給SSA學派帶來了"確定形式"的著作《分割的勞動、分化的工人》里50，戈登看待技術的態度發生了重大變化，轉而把技術創新看作受內生因素影響的外生力量。我們讀到："盡管不可否認那些基本上是外生的事件在產生長期波動中的重要后果，我們還是注意到在這些外生力量中諸如人口趨勢和技術創新會受到內生經濟條件的重大影響"。51對于前后觀點上的這種微妙變化，戈登自己并沒有做出必要的交代。
戈登等人1982年的著作討論了影響長波的內、外生因素。52此時，分析的重心決定性地移向了制度。資本主義經濟長期波動的原因，被歸于積累的社會結構在多大程度上促進或妨礙了積累。內在于積累的社會結構之中的矛盾最終將使長期繁榮走向終結；由此產生的危機，則將引發各種形式的階級斗爭和集體行動，為新的積累的社會結構的產生創造條件。書中寫道："在一次經濟危機后恢復那些有利于資本積累的條件，通常需要塑造一個新的積累的社會結構，其特征基本上是在此前的經濟危機期間，由資本家和工人的集體斗爭的性質所決定的。"53
在《分割的勞動、分化的工人》一書中，先前有關基礎設施投資的觀點被壓縮到一個腳注里；與此同時，在提法上也顯現出微妙的差異。我們讀道："重大的基礎設施投資集中在資本主義一個嶄新階段的開端，并且是作為新的生產結構和新的交通及通信體系的結果而出現的。基礎設施投資的這種成批出現會在一個新的積累的社會結構的開端給經濟帶來巨大的刺激。"54在這里，出現了新熊彼特派所強調的觀點：即技術革命帶動了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并引起制度的相應變革。但這種解讀在書中還遠未發展為明確的觀點。
從筆者掌握的資料來看，戈登觀點的前后變化，很可能是受到了合作者的影響。美國學者賴希（M. Reich）是《分割的勞動、分化的工人》一書的合著者。在一篇發表于1997年的文章里，他回顧了SSA學派的源起，其中特地談到戈登早期論文里的所謂熊彼特因素。在賴希看來，戈登當時過于看重技術創新以及基礎設施投資在長波形成中所起的作用。賴希反對這種觀點，主張另以制度因素解釋長波。55戈登是否主動地接納了合作者的觀點，抑或只是被動地妥協，筆者尚不得而知。但不管是出于何種原因，戈登觀點的變化無疑影響了SSA理論此后發展的路徑。該理論的后繼者幾乎全都接受了賴希的觀點，專注于長波現象的制度解釋；而技術創新在制度變革，乃至長波的形成所起的半自主作用，就這樣令人遺憾地從SSA理論中淡出了。
和SSA學派相比，調節學派顯得更為重視技術的作用。以布瓦耶為例，他與新熊彼特派就過從甚密，并曾受邀為多西、弗里曼等人主編的名著《技術變革與經濟理論》撰寫過兩篇論文。在他看來，調節理論的發展所面臨的關鍵問題即在于，如何解釋一種給定的技術體系與積累模式之間的一致性和相容性。他贊賞多西和佩蕾絲在相關問題上的研究，主張調節理論應與新熊彼特派相結合。56
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佩蕾絲一直試圖提出一個分析框架，以解釋技術、經濟和制度這三個系統的協同演化。她所關注的問題是，一場技術革命如何起到發展的動力作用，即如何才能最終帶動整個制度和經濟的變化，掀起一次"發展的巨潮"。
佩蕾絲在其理論中進一步發展了多西首倡的"技術-經濟范式"這一概念。按照她的定義，"技術-經濟范式是一個最佳慣行做法的模式（a best-practice model），它由一套普遍的、通用的技術原則和組織原則所構成，代表著一場特定的技術革命得以運用的最有效方式，以及利用這場革命重振整個經濟并使之現代化的最有效方式。一旦得到普遍采納，這些原則就成了組織一切活動和構建一切制度的常識基礎。"57
一般而言，技術革命總是率先發生在個別部門，新技術此時還無力證明自己有能力對整個社會經濟予以全盤改造。和技術革命相伴而生的技術-經濟范式則不同，從一開始它就具有普遍的示范意義。這樣一來，一次潛在的技術革命能否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革命，就取決于技術-經濟范式被普遍接納的程度。在技術革命和技術-經濟范式這兩個概念的基礎上，佩蕾絲進一步定義了所謂"發展的巨潮"，它是"一次技術革命及其范式在整個經濟中得以傳播的過程，這一過程不僅在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方面產生出結構性變化，而且也在社會中產生了深刻的質的變化。"58
根據佩蕾絲的模型，在新范式的傳播得以造就一次發展的巨潮之前，整個社會還需要經歷一場深刻的制度變革，佩蕾絲將其稱作"制度的創造性毀滅"。在她看來，既有的制度具有惰性，過度適應于舊的技術-經濟范式，并傾向于拒斥新范式。因此，在新技術和舊的制度框架之間就存在一個不相匹配或結構性調整的階段。佩蕾絲就此寫道："社會制度框架適應著每一種范式，進而影響著技術潛能得以展現的方向，以及這一潛能的成果被分配的方式。但是，這種深度適應對于下一次技術革命的引進和擴散會逐漸地成為一個障礙。一個已經建立了無數常規、習慣、準則和規章的社會，為了適應前一次革命的條件，會發現難以消化新的革命。因此，一場制度的創造性毀滅過程就發生了，在拆毀舊框架的同時，逐漸建起新的。"59
"創造性毀滅"這個概念來自熊彼特，它表達了企業之間在創新中發生的競爭關系。在佩蕾絲那里，所謂"制度的創造性毀滅"是在形形色色的決策者（"設計者、工程師和管理者"）之間展開的。這意味著，圍繞著制度變革所發生的沖突，主要也是資本之間在競爭中的沖突。60這樣一來，在解釋技術變革的制度前提時，與勞資之間的階級沖突相關聯的方面就被忽略了。與之形成對照的是，在調節學派那里，福特主義勞動過程中的技術變革和生產率進步，是以勞資之間的協議為前提的。資方承諾工資以指數化方式與生產率聯動增長，以此來換取工會的合作，使其放棄對于生產線中引入新技術的抵抗。
關于何為制度，以及它與技術和經濟這兩個領域的關系，佩蕾絲還有過如下論述："制度領域是每一階段的政治、意識形態和社會的一般思維地圖所盤踞的地方。它也是標準、法律、規則、監督機構和負責社會治理的整個結構所組成的網絡。作為社會的體現，制度領域在某種程度上包含著另外兩個領域。"61
不難發現的一點是，在佩蕾絲那里，技術-經濟范式本身也是一個制度概念，它被界定為經濟決策者的思維地圖、常識或思維定式。62在此意義上，它非常接近于新熊彼特派的常規概念（routine）。作為制度概念，技術-經濟范式和常規事實上是不同利益集團之間、尤其是勞動和資本之間在斗爭中妥協或休戰的產物。佩蕾絲忽略了這一點，僅僅在競爭關系中理解技術-經濟范式和制度框架之間的沖突，從而傾向于把這種沖突膚淺地看做一種新的思維地圖或新的習慣同舊的思維地圖或習慣之間的沖突。
佩蕾絲的模型可以由馬克思主義來補充。按照調節學派的分析，與福特主義大規模生產相匹配的制度形式，是在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之后，經過嚴峻的階級沖突才最終建立起來的。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即便創造性毀滅機制的確發揮了作用，也是以階級斗爭和階級力量的平衡關系為前提的。曼德爾在回應新熊彼特派的觀點時，曾對"創造性毀滅"的機制提出了如下異議。在他看來，資本主義經濟并不能自動地通過"創新性毀滅"來克服危機和蕭條，并為擴張性長波的出現造就條件。相反，從歷史上看，要在資本主義制度的界限內為這一長期擴張造就相應的條件（在曼德爾看來，這些條件主要包括剩余價值率的重大增長和世界市場的重大擴張），意味著人類可能要為之付出戰爭和大規模殺戮的沉重代價。他寫道："不要忘記世界資本主義為克服20世紀20、30年代的停滯危機而采取的各種'適應'，這些'適應'包括法西斯、奧斯維新、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巨大的毀滅，......這是人類為著以資本主義的方法克服大蕭條以及開始一個長期擴張的新階段所付出的社會和人的代價。'破壞性適應'是為'創造性毀滅'所必須的，在此條件下，這個公式才是有效的。"63
自誕生之時起，長波理論就包含著一個內在矛盾，這一矛盾日后演化為新熊彼特派與馬克思主義這兩種理論對長波性質的不同理解。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長波事實上構成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階段。作為特定歷史階段的長波，其形成原因應該從屬于每個階段的獨一無二的歷史因素中求得解釋。而在新熊彼特派看來，長波是以一種固定不變的內在機制為基礎的長周期。這種固定不變的內在機制，就是因應經濟形勢的需要、周而復始地出現的技術革命及其在經濟中的擴散過程。
筆者在以往的著作中曾經提出了如下觀點，即可以把新熊彼特派所理解的長波作為一種分析性概念來看待，并與馬克思主義者注重分析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相區分。64作為分析性概念的長波，旨在把握門施所說的基本創新及其引致的投資對于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熊彼特的思想，即技術創新是推動長期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力量。技術創新的這種效應，在相關制度形式既定不變的條件下，是可以在新熊彼特派的框架內來分析的。但是，一旦引入制度變革，作為純粹分析性概念的長波框架就失效了。在佩蕾絲那里，由于她在技術革命的生命周期中納入了制度變革的因素，就脫離了傳統新熊彼特派的框架，轉而走向一種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理論。作為一場技術革命傳播過程的發展巨潮，最終也被她界定為資本主義發展的階段。用她的話說："每次巨潮都代表著另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資本主義制度更深入于人民的生活，在地球上也得到更大的擴張。"65
不過，佩蕾絲本人并沒有充分意識到長波的這兩種含義的區別，往往還傾向于把那些在特定發展階段出現的、主要由其他原因導致的現象強行納入技術革命生命周期的模型，從而造成削足適履的后果。這方面的一個典型例證便是她對第五次技術革命的解釋。按照佩蕾絲的模型，第五次技術革命的導入期是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2001年納斯達克的崩潰相當于"轉折點"的出現，此后則應是第五次技術革命的展開期。換句話說，被SSA學派和調節學派作為新自由主義積累體制的整個時期，在她那里是作為又一次黃金年代的預備期來看待的。不幸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爆發證偽了這一觀點。雖然第五次技術革命在短期內的確起到了促進積累的作用（這在美國1995～2000年的"新經濟"中體現得格外明顯），但是，對于全面克服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資本積累的內在矛盾，開啟又一次長期擴張而言，其作用還顯得十分有限。此外，金融資本在80年代以后的崛起或資本積累的金融化，在馬克思主義文獻中被理解為資本積累內在矛盾的發展形式，即被看作資本積累的"金融修復"（financial fix）。而在佩蕾絲的模型里，對于金融資本的發展只是從促進新技術的擴散這個狹隘的角度來理解的。
四、結 語
本文著力探討的幾種理論，從不同角度論述了制度在資本主義經濟的長期波動中所起的作用。SSA學派和調節學派強調了制度對于促進資本積累的重要意義；新熊彼特派的佩蕾絲則專注于技術-經濟范式和技術革命在其傳播中所面臨的制度約束。這幾種理論對于發展資本主義階段的制度分析均有其貢獻，但也難免于各自的局限。正如前文一再指出的，從其性質和功能上看，制度及其變革并不總是為著適應技術的需要，也不總是為著促進持續而快速的積累，它還服務于階級統治和階級關系的再生產。要將上述三個維度統一起來，即在保持階級力量均勢和階級妥協的前提下，實現足夠高的創新速度和足夠高的積累率，就像二戰后出現的"黃金年代"那樣，在資本主義發展史上似乎還是例外。新自由主義體制的崛起昭示我們，特定的制度形式在這三個維度上的作用往往是相矛盾的。而且，如果特定的制度形式（如新自由主義）為了鞏固階級統治，通過恢復利潤率而犧牲積累和增長，最終也將通過危機的爆發加劇該體制的合法性危機。現代資本主義從戰后黃金年代到新自由主義階段的嬗變，在許多不同的側面彰顯出階級力量均勢和階級妥協對于制度設計和制度安排的重要性。只有將制度變革所涉及的三個維度統一和協調起來，發展的巨潮才是真正可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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