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曉波 丁超
一個文學批評家的出走
“是的，‘文學是國民精神的燈火’，可是在今天，這樣的‘文學’在哪里呢？這樣的燈火又在哪里呢？我一直在尋找這樣的文學，這樣的燈火，可惜的是，我還沒有找到。”
2002年，已經被視為“新左翼”中堅力量的北大中文系學者韓毓海在一本充滿“攻訐與怨懟”的著作《知識的戰術研究》中如是說。自1997年開始延續至今的中國知識界的左右大論戰中，韓毓海的出現，實在是一件很突兀又很順理成章的事情。
1998年之前，30歲出頭的韓毓海，已經是文學批評界相當知名的評論家。短短四五年間，韓毓海連續出版了四本著作：《新文學的本體與形式》《鎖鏈上的花環：啟蒙主義文學在中國》《摩登者說》《從“紅玫瑰”到“紅旗”》。就是放在今天來看，韓毓海當時的這些文學批評性著作，仍然凸顯銳氣和鋒芒。 1991年，26歲的韓毓海博士畢業，其導師是著名的評論家謝冕，韓毓海當然繼承了其導師熾熱、浪漫的學術品質，且文字多產。不僅是在北大，甚至在全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韓毓海也是眾所周知，他“年齡雖小，輩分卻高，上學早，出道早，成名早，這是所有神童學者的必由之路”（高秀芹語）。
很難預測，如果韓毓海仍堅守在現代文學評論領域，今日會有什么樣的作為。但很明顯，韓毓海的雄心并不在自如、優裕的文學批評領域，恍然回首，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經歷的人類文明、中華文明迎接大挑戰、實現大跨越、大發展、大轉變的空前時代。在《知識的戰術研究》一書的序言里，他已經明確地說明了作為一個文學批評家在上世紀末遭遇到的尷尬。90年代，改革開放在經歷了1989年至1992年的短暫休克之后，徹底開動市場經濟的馬達，中國的經濟快車開始了新一輪的高歌猛進。文學創作，在市場化的時代，越來越流水線化，并自覺走入資本主導的超市體系，直接明碼標價，任人采購。衡量文學成就的標準，從“國民精神的燈火”，轉化成了“發行量、版稅、銷售碼洋”等等市場化的標準。與上世紀80年代的整體文化熱語境相比，90年代學術文化界分化嚴重，高雅藝術、精英文化在開放且無引導的大眾市場面前遭受前所未有的冷遇，局面相當尷尬。
80年代，正是韓毓海孜孜求學的年代，他先在山東大學讀碩士研究生，師從著名魯迅研究專家孫昌熙先生（孫昌熙先生1953年在山東大學首開新中國以來的“魯迅研究”課程，可謂是吃螃蟹的第一人，1957年孫與他人合著的《魯迅研究》一書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是新中國最早的一部系統地研究魯迅的專著）。受導師影響，韓毓海對魯迅下功夫頗深，在此后的著作中，也常見到他對魯迅獨特的解讀，如2000年的《世界的疾病》一文，他這樣寫道：“正如魯迅1936年的患病和逝世被理解為：巨大的歷史災難，戰爭、民族的苦難最終凝結為核，在這個多災多難的秋天摧毀了中國的良心。而他的遺容或者病容被復制為石膏面模，永恒的保存下來，大上海萬人空巷，人們在他遺容前動容下淚，幡然悔悟。他的死變成了一個民族復活和蘇醒的慶典——這一切恰恰是由于造物主選擇了他最偉大的兒子來承擔‘一切疾病’并作出犧牲，才使得一個民族從疾病和死亡中徹底擺脫出來，從而走向真正復活和蘇醒，走向歷史的轉折。”一般文學研究者寫到這里已經是 “妄語歷史的出格之舉”，但是韓毓海的氣勢和雄心遠遠沒有打住，他接下來寫道：“而在20世紀的1936年和1976年，紹興周家的兩位長子就是這樣，分別以他們的疾病和逝世推動了歷史的轉折——推動了歷史的蘇醒和民族的復活。”這才是完整的韓毓海，也是他最有活力的所在。
1988年，韓毓海從山東大學考到北大讀博，研究方向從現代文學轉為當代文學，他就更有理由直接地跳離書齋，參與到現實的思想界的激蕩中去了。隨時代的大勢，韓毓海是大字小字都寫過，步行騎車不落下?？裳劭?0年代的文化熱已成過眼煙云，覆巢之下，文學批評這個本來算是文化熱中最熱門的行當，卻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了。韓毓海導師謝冕先生堅持主辦下來的“批評家周末”的活動，也抵不住90年代初起來的“個人”“消費”“掙錢”等等的煽動，慢慢辦不下去了。其實，撇開市場經濟對人文學科的沖擊不談，90年代的文化界內部本來就流行一種淺薄、單向度聲音：凡是“自由”的，宣傳“個人主義”的，講究“無價值判斷”，實驗的，先鋒的，審美的，就是好的，就是超脫一切意識形態影響的、最“純粹”的文藝；而凡是“左翼”的，強調“革命”的，有“階層立場”的文藝，都是“沒人性”的，是頑固，是余孽，是馬列主義老太太，是歷史的泡沫和殘渣。雖然當時媒體的宣傳還有一些些人格分裂的傾向，但隨著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文藝界、思想界內部的價值觀反而一體堅固起來，學術界內部的充滿思想性和政治性的嚴肅論爭也消弭了，到處彌漫著“歷史終結”的價值觀。而作為“國民精神燈火”的文學，還能活下去嗎？
在這樣去意識形態化的語境中，一個操弄“意識形態”武器、以真正的批評為業的文學批判家還有何用？是隨聲附和，奔忙于各種各樣的新書發布會，為形形色色的商品出版物鼓吹站臺，還是堅守書齋，焚膏繼晷，皓首窮經，做著無人問津的學問，講著毫無聽眾的高頭講章？這樣的困境不僅困擾了韓毓海，更困擾了無數象牙塔里的知識分子，幾乎所有人都對知識和教育產生了嚴重的懷疑。一方面，物質生活極大提高，物質繁榮，汽車、別墅這些國人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東西走進社會生活；另一方面，教育方面待遇很低，連北大都出現了根本留不住人的狀態。1997年，受當時《中國青年》雜志的總編輯彭波的邀請，韓毓海奮筆疾書《北大魂兮歸來》一文，并發表在《中國青年》五四?？希@篇直抒胸臆的文章滿頁流淌著書生意氣，凸顯出韓毓海的才子氣概、憂患意識和歷史責任感。但同時，這篇文章也已經接觸到當時中國改革中的深層次問題——面對空前的挑戰與轉變，教育該到底怎么辦？百年樹人，北大到底該怎么辦？當時有人認為此篇文章是給北大抹黑，連主辦《中國青年》的團中央也受到很大的壓力，雜志甚至差點被?？５芸?，中央召開了關于發展教育的會議，1998年5月4日北大百年校慶慶典上，江澤民直接提出：在實施“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中，重點支持國內部分高校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和高水平大學——985建設從此轟轟烈烈開展起來?，F在來看，《北大魂兮歸來》一文雖是書生意氣，但它表現出的強烈的歷史責任感。深刻的危機意識，卻撬動了中國改革中最深層次的問題的解決，功莫大焉。
1994年至1995年間開始的一場“人文精神大討論”，給出的結論是平面的——人文精神在市場化面前只有失落。其實從始至終，這場討論只局限在“精英知識分子”內部展開，其討論的標準仍然是前現代的標準“何為人文”、“守住經典”等等。其結果，市場只按照強勢利益集團設定的軌道繼續高速運轉，懷舊的知識分子繼續如竇娥般失落，自說自話。作為這場大討論的旁觀者，韓毓海后來如是評價：“人文精神大討論中知識分子的這種失落感并沒有導向對原有知識的反思，也不意味著這些知識的失落；在現實中，這種‘失落’的姿態反映的毋寧是，在當代經濟社會的利益博弈乃至‘分配不公’狀態下，知識分子對自己‘精英’地位‘失落’的不滿和焦灼?！憋@然，韓毓海對于這一討論缺乏實際的內容與內在的深度，頗為不滿。
隨著自上而下層層推進的市場化的擴展，帶來的一個比較“良性”的結果：市場化的經濟效益終于溢出，惠及到作為國家重點人才儲備庫的大學，同時，國家將教育、醫療、文化等也逐漸納入市場化的軌道，上層“精英”們的機會漸漸增多，批判性知識分子紛紛轉型，要不是徹底宅入書齋，淡化思想，積累學術，遠避批判；要不就是變身為公共媒體上常?，F身的“姿勢分子”，半引導半迎合大眾審美取向，與大媒體時代合歡而舞。當時寥落的幾聲對世界終結圖景和市場化狂潮的批判，漸漸落得講者慷慨激昂，聽者麻木不仁。
90年代中后期，中國改革遇到了較多深層次問題，特別是資本全球化給中國帶來了極大挑戰：中國的過度出口，依賴于美國等發達國家的過度消費，國內基層民眾的生計提升，依賴于先富者的“滴漏效應”，這種模式的“全球化”是否可以持續？思想界急需更新理論視野和理論方法，以深度分析和批判當代的狀況?！叭宋木翊笥懻摗睕]有觸及到的思想領域，90年代末必須要進入了。紛亂的時代給思想界出了題目，但答卷遲遲交不出，一場大論戰呼之欲出。1997年底，汪暉在《天涯》（1997年第5期）雜志刊發《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這篇批判性檄文高度概括了80年代啟蒙主義在90年代的無力與失語，并提出了90年代的新問題：知識界如何在全球性的新自由主義本質化語境中突圍，是鸚鵡學舌、人云亦云地歡呼“歷史終結”？還是尋找另一種歷史的可能？該文提出，中國思想界必須重新喚回批判的精神，重新回到政治經濟學領域。一石激起千層浪，這篇文章產生的巨大反響，遠超汪暉本人的預想。
什么是當代中國的真問題？1998年，韓毓海以高調的姿態，介入了這一場改變其學術道路的論戰。這場“新左翼”與自由主義的論戰，不僅撕裂了20世紀末中國思想界的地圖，甚至于在今天，分裂始終在加劇，而不是彌合或對話。
韓毓海第一篇關于左右論戰的，是刊發于1998年《天涯》第1期上的《市場意識形態的形成與批評的困境》。他提出：發達國家和國內先富階層主導和推動的市場化和全球化進程正面臨根本性的挑戰，中國在經濟結構、發展模式特別是思想文化思維方式上面臨全面挑戰，目前的發展模式和發展道路不可持續，支配當代中國與世界的發展模式已經落伍，中國正面臨著新一輪思想大解放，以克服廣大基層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舊的市場化、全球化發展模式之間的矛盾。在該文中，韓毓海作為知識共同體的一員，對90年代末知識界的庸俗展開了批評：“在這個合理化的，很少被反思的知識體系知識制度中，知識分子無可避免地成為一個個日漸溫馴的‘博雅之士’。真正造成知識分子‘邊緣化’的，并不是籠統的市場化過程，它恰好表現為在這個科層制社會里知識分子的專家化和精英化，而在此意義上社會功能性的喪失與有機知識分子的消失是一個同步進行的過程?！?/p>
對比人文精神大討論時所謂知識分子的“失落”感，韓毓海的判斷要準確的多、深刻的多。知識分子是“失落”了，但“失落”的不是知識分子的“特權”，而是“社會功能性”。而在1998年，為新自由主義合法化提供辯護的專家與精英們，自以為是前所未有地掌握了文化領導權，產生樂觀主義錯覺。而歷史終結的最后勝利，恰是專家精英們親手構造的假象。
1998年，不愿做“埋沒于假象中的文學評論家”韓毓海出走了，走向更為廣闊的公共領域和政治經濟學領域，在“攻訐與怨懟”中橫沖直撞，毫無懼色，論戰領域跨越大學教育、知識產權、歷史地理、城市研究。四年后，韓毓海如是評價自己的這番毅然決然的出走：“一個人只有生活在攻訐怨懟之中，夸大點說，只有生活在真實的斗爭中，他才能感到生命的意義。”韓毓海的這番出走，按照他在1998年至1999年一系列的論戰文字的說法，是不滿于新自由主義體系下的思想界無力狀態，是要勘探當下歷史的真實圖景。而這一真實的獲得，只有在更為廣闊的對現代中國歷史曾經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革的強烈關注和探求之中，才能真正明白其內在動因。
觸摸革命：歷史與經驗
韓毓海1965年出生在山東膠東煙臺，現代中國的歷史，并非與其擦肩而過，恰恰相反，與其家族的際遇緊密相關。中國百年革命與波折，山東幾乎都首當其沖：甲午戰爭，膠東北洋軍港，為日本摧毀，洋務運動三十年之艱辛一旦成灰燼；義和團運動，山東是發源地之一；五四運動之爆發，為奪回膠東主權，也是成因之一，抗戰軍興與人民解放戰爭，膠東是共產黨的根據地。如此，膠東的知識分子思考國族命運，不是應有之義嗎？
在韓毓海的回憶中，從小一直到十幾歲，他都是跟著自己的姥姥姥爺在膠東的農村生活。而姥爺傳奇的經歷，幾乎能勾畫出一部曲折的中國近現代史。姥爺很小就闖關東，當時還是偽滿洲國時期，竟被選拔去日本學日語，回滿洲后，就成為了買賣襄理，后創辦了吉順絲房，對外（主要是日本）出口中國絲綢，曾經去過十幾次的日本，日語相當流利，在東北當時的所謂民族資本家中是一個很著名的人物。
但是韓毓海的姥爺最后還是變成了道地的農民，這里有段一波三折的傳奇故事。姥爺的公司是靠做日本的買賣維持的，帶有買辦性質，1945年日本投降后，公司就自然衰弱了。1948年，沈陽圍城，他把自己的妻子女兒（韓毓海母親）送到了北平，后來自己也到了北平，全家投靠一戶北平的遠房堂哥。但是這戶遠方堂哥偷偷侵吞了姥爺投靠時自帶的財產，沒有辦法，姥爺只好帶著老婆孩子回老家膠東黃縣繼續做農民了?；啬z東之后，姥爺什么都沒有，只有祖上傳下的幾幢房子，因此后來土改劃成分被定為了中農，而侵吞自己財產的那個遠方堂哥，解放后因為說不清楚自家東西的來源，反倒壞事了。
韓毓海就是在這么一個大環境里懵懂長大的。根據韓毓海的回憶，很小的時候，姥姥就一直認為新社會真好，人民公社的時候，每逢組織鄉民修河、秋收，她就去自愿做飯，所以家里貼了很多勞動光榮的獎狀。為什么經過新舊社會的姥姥會說新社會好？新社會又是好在那兒？姥姥對韓毓海說得很清楚：“人，尤其是男人，一旦有了錢，就會變壞了，你姥爺也一樣！現在新社會多好，想變壞都沒法變，環境多安定！”
韓毓海對于農村公社的記憶猶新，今天的人看那個時代，總覺得物質上是匱乏的，不過小時候的他感覺并不太明顯，因為膠東地區不論什么時候都還是比較富裕的。他清楚地記得當時村里有兩個廠，一個是玻璃管廠，另一個是提籃廠，把玉米皮編成草籃子，而且還能出口，“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他的姐姐和姥姥就利用晚上的時間編織玉米皮，勾成網袋和墊子，當時幼小的他則負責把玉米最里面那層嫩皮剝出來，當時大家做這個都不能賺私錢，收益都算村集體的福利。
回顧童年時代的生活經驗，姥爺對于中國革命的粗淺看法，恰恰給了韓毓海啟蒙似的思考空間。姥爺這樣一個民族資本家，是如何看待共產黨的革命成功的呢？這位從沈陽圍城而逃奔出去的“資產階級”這樣講：“共產黨能打仗，日本人打不過他，后來美國人也打不過他，愿賭服輸，這就是槍桿子里出了政權，你不服能行？共產黨確實把下等人當人，不是當想扔就扔的抹布、想拉就拉的壯丁、想征就征的捐稅、想糟蹋就糟蹋的妓女，董存瑞是真的、劉胡蘭也是真的，老百姓誰知道什么是共產主義，只要跟上共產黨，要地有地、要公道有公道，窮鬼要當家哩，董存瑞、劉胡蘭不為別人，為他們自己哩。如果沒有毛澤東，就肯定會回到封建主義。毛澤東使社會上層變成了下層，社會掉了個個兒。毛澤東即使犯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老百姓也沒有多少埋怨毛澤東的，為什么？毛澤東把話說在前面，大家都是新中國的新主人，成績是大家的，錯誤也人人都有份，大家都相信這個話，文化大革命也是群眾的事。過去政府的好話，都是說說罷了，沒有真干的，共產黨不含糊，說了就干，而且還要實現，毛主席的話，那不是說著玩的，毛主席死了，大家害怕，害怕什么？怕沒有說話算數的了。共產黨靠什么？靠說話算數，做生意必須講誠信，共產黨為什么作成了這個大買賣？人家說得到，做得到哇！”
很難確定少年時代的韓毓海能博聞強記多少書本知識，但韓毓海卻清楚地記得這樣一件事情：1976年的某一天，正是“狗都嫌”的年紀的他，爬進一個果園偷果子，被看園的老大爺抓到，戰戰兢兢的他正等著挨訓，老大爺卻已經眼淚盈眶，“孩子，回家去吧，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在了?！碧詺獾乃用摿艘淮斡柍猓瑓s永遠記下了老百姓對毛澤東發自內心的熱愛和紀念。多年以后，他在自己的著作《天下》中的《盧舍那》一篇中用最飽含敬意的文字向毛澤東致敬——
“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人人皆可成佛陀。而所謂佛陀，便是那個為天下饑荒打開自己谷倉的人，是那個為了世上的不平犧牲了全部親人的人，是那個觀看《白蛇傳》淚流滿面、拍案高呼“不革命行嗎？”的人，是那個面對世界上最大的強權，輕輕作了一個手勢說：“我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人。
無論如何，對中國革命的情感記憶一定是和韓毓海后來的學術研究旨趣掛上鉤的。其一，無論是以現當代文學還是歷史變遷為出發點，韓毓海的問題意識始終明確：究竟什么才是中國革命的真正內在動力。其二，不以自身體位決定價值偏好，不是“屁股決定腦袋”，不從既得利益出發指責人民群眾、哪怕是底層人民的愚昧與錯誤，而是從來都以人民的根本訴求和內心感受為落腳點。恰如韓毓海在回憶時一再強調的，青少年時代的一切經歷都讓他產生強烈的探求欲：什么才是中國社會變化的內在邏輯？
從學術路徑上說，文學當然是一個很好的突破口。中國現代文學與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學作品一樣，充滿如泣如訴的幽怨與橫眉冷對的怨懟，這是第三世界國家性格、民族危機鍛造的文藝樣態。從魯迅傳承下來的整個新文學主流線索，都內在包涵了國家與民族的危機。但文學研究也有其缺陷：敘事的指向，是陳述性的，非論述性；文學的論題是曲折展開的，非直接面對歷史。如契訶夫所謂，小說陳述的是“病態”，而不是“大夫”。要搞清楚中國百年變遷的內在理路，單純靠文學研究，就顯得太捉襟見肘。
90年代以來中國思想界一個極有趣的現象：一方面，各學科之間人為設置的屏障越來越多，學人大談規范問題，甚至不同學科之間，老死不相往來，自己的禁臠他人不得觸及；另一方面則呈現相反的趨勢，人文知識分子開始關注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社會科學研究者則大談文化、哲學，法律學者更是因為其先天優勢，被傳媒極大公共化。前者是學術科層化的結果，旨在培養專業學者，有意識地淡化知識分子的有機性和批判性；后者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來說，拜現代傳媒所賜，也是反學院政治的結果。
回到1997年開始的左右論戰，算是人文知識分子的內戰，而論題的設置，卻是全球化、市場化不可預見的后果與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韓毓海曾經說，《知識的戰術研究》一書算是這場論戰的結果，但實際上其身份已然轉換。今天回頭看當時的論戰，更大程度上還是人文知識分子的問題意識與方法論之戰，缺少實際的歷史內容與現實爭辯，西方的理論色彩和思辨性過于強烈，不免影響到現實領域的大眾接受，更讓人比較失望的是，思想界的左右之爭中似乎“左翼”占了道德的上風，但絲毫沒有影響到當時自由市場經濟制度的制定跟推廣?！白笠怼比绾螌ふ易陨淼臍v史資源、形成自己更有中國特點的理論并影響執政者的政策制定呢？這似乎遇到了新的瓶頸。
韓毓海2000年左右在韓國訪學，在學術進路與現實關切上，他似乎都遭遇了嚴重瓶頸，他將之定義為“不成熟”——“不成熟”，這實在是讓人慚愧的境地，尤其是在我這個年齡的“學者”們都大抵已經自成一家、立言立德的時代。然而比起成熟二字，我還是更偏愛“不成熟”……“不成熟”是最高的境地，是比鄰真實的所在——韓毓海如是說?！白笠怼痹诶碚撧q論之后往哪走，如何去積極影響中國的現實，這確實成了一個真問題。
1999年，北約的導彈精準地轟炸了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帝國主義，用最實際和粗暴的方式給所有中國知識分子上了一課。外部世界的問題必須還原到內部世界，這是世紀末的新問題，同樣又是百年中國革命的老問題。2002年年底，《知識的戰術研究》一書出版，同年，韓毓海在《書城》雜志刊發表《一篇讀罷頭飛雪》一文，結合中國當下的處境，韓毓海重新溫習1840年鴉片戰爭，他在文中再一次強調了費正清的結論：“19世紀的中國是一個王朝虛位的時代，是一個國家能力極端衰弱的時代。廣州作為一個城市的衰落，就是中央國家能力衰落的一個重要表現?！?/p>
強調費正清結論并不是韓毓海想說的重點，韓毓海本人更不是費正清觀點的擁躉。他要做的事情是重回歷史，從歷史再出發。2002年至2006年韓毓海 “行萬里路，讀萬卷書”，他出行東北、華北、中原、西南甚至韓日，以這些行路為起源，結合歷史的思考，他以《書城》為陣地發表一系列才氣縱橫的文章，其中《香巴拉的中國》一文獲得了中國作協首屆郭沫若散文隨筆獎。2004年的這些文章論題看似分散，有對東北老工業基地、云南香格里拉、上海城市的變遷、北京的水系規劃、河南“土寨子”等的研究，還有對日本、美國制度史上的研究和探索。歸根到底還是一句話，無論是讀書，還是出行，韓毓海要弄清楚什么才是中國近代革命的歷史經驗。從1998年左右之間的理論戰，進入革命歷史的內部世界闡發問題，韓毓海在尋找一條應有之道。
2006年，《書城》的文章結集出版，是為《天下》，《天下》出版后，引起了“人民網”“新華網”等主流網站的極大關注，而稍微草根一些的“天涯網” 的“關天茶舍”也組織網友對韓毓海做在線訪談，“關天茶舍”是新自由主義擁躉的大本營之一，訪談中，雙方火花四濺。韓毓海在訪談中明確提出考量現實不能從簡單的感覺出發，而必須要有“歷史學者”的“眼光和方法”——歷史學，不僅僅是專屬“歷史學家”們的，也屬于所有思考歷史問題的人，而歷史學的方法，不僅僅是史料的搜檢和論證，更是一套闡釋世界變遷、人心變化的綜合分析能力。
還是在上面提到的《一篇讀罷頭飛雪》一文中，韓毓海第一次在公開的文章中使用“國家能力”這一詞匯來進入并探討中國近代以來所遭遇的種種問題，在這之后的一系列文章中，他開始系統探討該詞，并從此為自己打開了一個全新的闡釋空間。后來集大成者的《五百年來誰著史》這本著作，就是他對“國家能力”此問題的徹底考察的總結。
對國家命運的再思考
新世紀前后的各種有關中國國情的爭議，都有比較典型的特質，即從理論辯難轉向歷史真實的討論，從對于中國歷史的虛無主義一概否定轉向比較嚴肅認真的探討。上世紀80年代文化熱中，絕大部分學者給中國近500年來的歷史定下了“封建保守、閉關鎖國”的抽象斷語，進入新世紀，500以年來全世界經濟數據的公開（中國一直領先到19世紀中葉），再加上關于中國明清以來歷史研究的極有洞見的西方著作（《白銀資本》《大分流》等）引進中國，如果再簡單地對中國歷史下“愚昧黑暗”之類的評價已經顯得非常淺薄無知。2006年中央電視臺《大國崛起》系列專題片播放更是觸發了中國思想界的敏感神經：何為“大國”？“大國”如何崛起？中國如何再度成為“大國”？而這些都是近一百年來中國的志士先賢們最關切的問題。
無論是民間讀書界通俗歷史熱的推波助瀾，還是電視媒體講史節目的熱播，背后都是圍繞“大國崛起”這個議題下的全面展開。但僅有聒噪的炒作，顯然不足以回答真正的問題，學術界呼喚真正有分量的著作。2009年末，韓毓海的《五百年來誰著史》一書恰逢其時推出。韓毓海在該書的序言中提到，寫作本書的一個很大動因，是因為他在去山西長治給當地的基層政府官員講歷史，講現代中國革命成功的內在動因。他從基層問題入手，開始探討國家的組織能力興衰問題。而這之后，他在美國紐約大學進行了半年的訪學，紐約大學旁邊恰是華爾街，2008年開始的世界金融危機，正是從華爾街的次貸危機開始并逐漸席卷全球的，得天獨厚的條件讓他得以親身體驗華爾街的“哀鴻遍野”，并展開對“貨幣和金融”近距離的觀察和思考。當然，怎么理解“貨幣金融政策”在大國興衰中的作用，也成了《五百年來誰著史》一書中的核心議題，這也是探討“中國為何衰落及如何崛起”這一命題中相當獨特的視角。韓毓海的大歷史觀從此布局，即以“基層組織”、 “財政金融”、“世界大勢”為三個支點，重新審視世界格局中的中國興衰。
《五百年來誰著史》一書回顧了1500年以來的五百年，中國始終處在一個變化的世界體系中，從中心到逐漸被邊緣化。具體來說，就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的瓦解過程與中國的衰弱構成了一個同步化的過程。中國的明代時間跨度達三個世紀。開國的恢弘與國家的鼎盛，奠定了在東亞開拓朝貢體系的基礎。與一般認為的明代封閉保守相反，明代恰恰致力于與周邊（南洋、西洋、北元、俺答、瓦剌）建立穩固的經貿關系。這一關系的建立，在名義上，是以中國對朝貢國加以“恩賜”，而其世紀內容，則是以白銀為基礎的雙邊貿易關系。15世紀，明帝國的遠洋艦隊抵達東非，國家力量輻射整個東亞，從此以中國為核心的朝貢體系初步形成。這個體系有兩個重要的內容，在北方與西北，是陸路的交通貿易體系，通過長城兩邊的關口與貿易點，以中國的茶葉、絲綢，換取蒙古的馬匹、皮毛等。而在東北與南洋的朝貢體系，則是通過以琉球為中心的海洋貿易體系的構筑完成。
但朝貢體系在鴉片戰爭前后，被徹底瓦解了。是什么力量瓦解了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貿易體系。在韓毓?？磥恚恰皣夷芰Α钡南陆怠！皣夷芰Α毕陆?，首先表現在清朝嘉慶道光朝的紋銀外流。英國通過征服印度，獲得了在亞洲的據點，從而使得其能大量種植鴉片，并通過向中國輸入鴉片的方式來逆轉貿易逆差。而中國白銀的大量流失，導致國內問題叢生，嚴重的通貨膨脹導致國家支付能力的下降，國內貿易網絡也因之衰弱。清代至鴉片戰爭前后，很多學者已經意識到國家能力下降這一問題的嚴重。經學家龔自珍、魏源對于世界格局的重新討論，對于邊疆問題的極端關注，其內在的含義是，中國已不是天然的世界中心。
晚清的格局，一再惡化；上層腐敗無能、下層一盤散沙，國家組織能力，不斷下降。連清末的改良主義者康有為都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500年都沒有自主主權貨幣，貨幣靠外國進口白銀。所以他提出首先需要廢除白銀，發行國家貨幣，設立國家銀行。這是相當有前瞻性的見解。但韓毓海在書中明確提出，康有為只看到了問題的表面，沒有看到實質——清末的國家主權實際上已經遭遇帝國主義的嚴重瓜分，海關的稅收管理者都是外國人。沒有主權，何來財政自主？更談何金融自主權？
再回到歷史，孫中山辛亥革命重要內容之一，就是貨幣革命，但可惜的是，這一目標并沒有實現。1935年，國民黨“四大”，蔡元培重提廢除白銀，采用法幣，但是究竟用什么來作為抵押發行貨幣？借英鎊還是借日元？國民政府最后用了英鎊?！段灏倌陙碚l著史》一書反復提到了近現代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中國沒有主權貨幣，沒有相應自主的金融系統。而這一問題的徹底解決，只有通過共產黨革命確保國家主權后才能完成。
從明至清，國家能力的下降的一個外部表現，是領土主權、貿易主權、財政主權的一再被破壞。而內在根本原因，是國家組織能力的問題。關于這一問題，《五百年來誰著史》一書中追溯到11世紀偉大的改革家王安石的新法改革，在韓毓?？磥?，宋王朝不是經濟不發達，是沒有政治，國家沒有對地方的有效治理，治理主要依靠士大夫，治理者缺位，下層依賴胥吏和劣紳，也就是今天社會學一再強調的鄉紳政治模式。當時的中央權力，只能抵達縣級單位，縣以下則由不拿正式工資的基層事務員——胥吏和獲取功名的士紳治理。這種治理模式勢必沒有組織能力，沒有動員能力，更遑論北邊的國防能力，王安石實施新法的起源正在于此。《五百年來誰著史》引述這一段是為了解釋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為何成功，韓毓海堅持的仍然是“左翼”的立場——共產黨人自一開始，就從基層動員、組織、教育人民，反對封建等級制，打破了“鄉紳政治”的傳統模式，這種組織能力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能力，并由此保證了中國革命的成功。而中國革命的成功的真理是：只有發動組織人民參與進來，才能完成中國的民主化，而不是通過兩三個所謂民意代表來鼓吹民主。今天，共產黨人遇到的問題，不是民主化不夠，而是組織與發動人民的能力嚴重下降。
近500年來世界史的消長，其核心取決于“國家能力”的強弱，而具體的“國家能力”正體現在“基層組織動員”、“貨幣政策把握”及“建立世界眼光”等方方面面——這是本書最核心的推論，也是對當下中國最具有啟發意義的理論資源之一。
《五百年來誰著史》是一本個人學術風格強烈的著作，卻一再成為中國圖書排行榜上的?？停诟鱾€讀書論壇，反響相當激烈。筆者查閱，該書在某新聞網站上來自新聞報刊的報道，就達到了477條，而在豆瓣社區，僅網友自發寫作的書評，達到了37篇之多。這些數據，遠不足以概括本書在讀書界的轟動效應。日本學者緒形康，將這本著作將其與日本最著名的思想家柄谷行人的《世界史的結構》相提并論，認為是當代中國最重要的學術成果，目前，《五百年來誰著史》的日文、英文版本正在翻譯中。在倡導“以科學發展為目標，以轉型跨越發展為主線”的戰略轉折期，中國黨政高層也極為重視這本著作，在一部名為《高層領導推薦著作》的書中，《五百年來誰著史》為山西省委書記袁純清推薦的著作，以注重實踐的思想、學者型官員著稱的袁純清推薦，并且結合科學發展觀的推行，大力強調改造作風、文風和學風，這是極其令人深思的。在與此書寫作動因密切相關的山西，省委的主要領導同志也都極其重視本書，并號召山西的黨員干部都來閱讀學習本書。為何？山西省是目前國務院批準的唯一在全省域、全方位、系統性的進行資源型經濟轉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的區域，很明顯，《五百年來誰著史》的論點及思路將對山西的全面轉型跨越、大力推行科學發展觀起到極大的幫助。
自新世紀以來，中國國家力量的上升，一再成為世界各國媒體報道的頭條?；蚴侵袊{論氣囂塵上，或是中國崩潰論嘩眾取寵。與之相呼應的，是中國內部世界的聲音呈現出更為多樣化的色彩。左右之爭的格局中，山頭頗多，新權威主義、新儒家、新自由主義、新民族主義等等，但縱觀這些流派，理論多、實踐少，愛意氣用事、少綜合考慮，所以也很少被當政者作為可行性高的理論資源，但為何恰恰是韓毓海的“國家能力的闡釋”能被高層廣泛接受，究其原因，是因為他進入了更深層次的歷史內部去尋找中國的癥結所在，強調中國國家能力的提升，就是國家民主決策能力的提升，是應對世界大挑戰能力的提升，是人民群眾主體性的提升，同時全書展示了新的世界視野與現實考慮，從長期歷史和世界格局變遷中，闡發了中國革命、中國改革的劃時代和創世紀意義，闡釋了中國道路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深刻內在聯系，這是一條獨特的學術進路，卻將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知行”完美合一。
《五百年來誰著史》寫就，韓毓海曾經承諾，這部書還將有下部?，F在，這部書只寫到了晚清，這接下去的一部，勢必是關于中國這一百年來革命的具體討論。在中國社會組織遭遇嚴重問題、群體性事件一再噴發的今天，在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世界結構大調整的今天，如何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實踐提供新的思路，如何以科學發展的方式，解決舊的生產、發展方式與人民群眾的社會需求之間的矛盾，當然是一種巨大挑戰。在近期的文章和講座中，韓毓海詳細強調了“為應對復雜問題、多元矛盾的創造性實踐、博弈能力”、“從最基層組織、動員和服務人民群眾的能力”、“從總體的世界歷史變遷中進行戰略決策的能力”，是中國共產黨戰勝難局，取得勝利的能力，他尤其以重慶、山西、廣東、內蒙等省市強力推行科學發展，為新的轉型跨越破釜沉舟、“殺出一條血路”為例解釋何為“中國能力”，比如黨員干部的“三進三同”、鐵腕手段的“打黑風暴”、將內需與民生結合，推動經濟發展由資源要素向技術、資本和創新要素跨越等等。而對中國近現代革命和建設中，共產黨數次扭轉局勢、把社會變化從量變引向質變的能力，更是韓毓海當下最新思考的內容。
1998年至2010年，12年間，韓毓海從左右論戰批判新自由主義的市場霸權、文化同質化開始，進而探求國家革命的歷史動力，并轉向重點探討共產黨人的基層組織動員能力，以及扭轉局勢、將社會從量變引向質變的執政能力，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學者在自覺地增強主體內在解決問題的決斷能力，并在政治思考和理論實踐雙向度上走向成熟。
韓毓海是十分幸運的，幸運在于他生活在這樣一個空前的大時代，幸運在于因為他積淀在血液中的愛國情懷，始終鞭策他與中國共歡樂、共憂患。
“新左翼”，這個曾經具有強烈批判性的“不成熟”色彩，已在學者韓毓海身上逐漸褪色。走向成熟不是簡單的尋求穩妥，而是從批判走向建設的高度飛躍。
這正是韓毓海十余年的大轉變，也是“新左翼”代表性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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