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以來，發端于西歐的民族主義在世界各國變成了一種影響力最強、影響面最廣的社會思潮和意識形態之一，以至于此后的“任何社會運動或革命，如果不與民族主義結盟，就幾乎不可能取得成功”。故從某種意義上講，民族主義可以被視為能在最大限度內感召和動員廣大民眾的一種最廣泛的世俗化的“政治宗教”，這是因為它在“‘人民’中的鼓動和共振作用，只有過去的宗教能與其媲美”。正是這種發揮著意識形態招魂功能的民族主義，無論在發達的西方國家抑或在貧窮的第三世界都曾發揮過且還在繼續發揮著巨大的正反兩方面的社會功效。與西方資本主義一同來到世上的民族主義，是“一種為某一群體爭取和維護自治、統一和認同的意識形態運動”，在這種“試圖使一個共同體被認為是一個整體”的“一整套意識形態表述”中，其意識形態的“招魂”功能就在于“通過一整套象征、價值和傳統，使一個共同體實現自我認同……”民族主義的社會基礎是民族，所謂民族在通常意義上是指“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在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誕生之后的三百多年里，西方世界基于共同語言、共同血緣、共同地緣等人類族群的自然屬性，先后演變出了文化民族主義的印刷“機”緣范式、族裔民族主義的種族血緣范式以及公民民族主義的領土地緣范式。這三種處于不斷演變中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范式及其傳播模式，對世界各國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情感的文化認同以及各個特定的社會歷史階段，都曾發揮過或正在發揮著或積極或消極的巨大影響。
一、文化民族主義的印刷“機”緣范式
在西方，民族主義是隨著西方國家為了追求“政治認同和市場一統”的需要應運而生的特殊的文化產物。中世紀的歐洲，雖然政治上處于封建割據狀態，但在宗教文化上卻是高度統一的。當時的僧侶階層，既控制著羊皮紙的制造和使用，又壟斷著知識的生產和傳播。文藝復興之后，印刷術與宗教改革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有機結合，終結了拉丁文壟斷《圣經》書面用語的歷史，采用印刷術大量生產出了不同方言版的《圣經》，使得每個家庭和個人都擁有了各自的經書，從此人們再不必經過教會就可借助手中的《圣經》直接與上帝對話。“印刷的書籍繼承了中世紀教堂的角色，成為人們精神的載體”，“數以千計的書籍撕碎了統一的精神”，將其“分裂為數以千計的觀點和意見”，教堂也被“撕裂為數以千計的書籍”。
在西方學者的理念中，印刷術和印刷業的商業化對于資本主義和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同時誕生的民族主義意義深遠。隨“印刷資本主義”一道出現的印刷商、出版商、發行商，使機印書籍成為大批量生產和消費的文化商品，出版業也變成了一種有利可圖的資本主義工商業。在拉丁語市場飽和之后，印刷商便在各國介入了不同方言印刷市場的開發。“在文法與句法所限制的范圍內”，印刷商便將形形色色的口語方言組合成了數量較少的、“可以用機器復制，并且通過市場擴散的印刷語言”。緊接著便出現了大量的以方言印刷詞為媒介的小說和報刊，給最廣大的民眾提供了學習和使用文字的機會，基于不同方言的印刷詞進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族群。故此加拿大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認為，印刷詞是民族主義的建筑師。根據他的觀點，印刷術作為最早的機械化批量生產的形態，它的產物——批量化、同質化的印刷品——所造成的一個更為重要的心理和社會影響“是將其易于分裂而又整齊劃一的性質加以延伸，進而使不同的地區逐漸實現同質化”。印刷品因其同一性和可重復性使部落這一血親氏族形式出現了“爆裂”，受束縛的部落人“爆炸”為一個個經過相似訓練的個體，進而使地方的封閉、狹隘被打破，不同的地區逐漸實現“同質化”，這種同質化過程經不斷延伸便組合成了新的、更大的群體;印刷品的這種“非部落化”過程“把個人從傳統的群體中解放出來，同時又提供了一個如何把個體凝聚成一股強大力量的模式”。印刷技術在塑造同質化的“文化共同體”的同時，也打造了同質化的機械化大生產模式。正如麥克盧漢所言:“活字印刷是一種手工藝復雜的、最早的機械化形態，它成了后繼一切機械化的原型。”因此，印刷術的“可重復性”特征也是理解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化機器大生產相關的民族主義的一把鑰匙，因為印刷機這種線性的、可使信息無限復制的生產方式塑造了無數社會個體千篇一律的思想觀念和線性思維。
事實上，“民族”是自人類產生以來就業已存在的一個最古老的歷史文化現象，而民族主義卻是在歐洲文藝復興運動中“與民族國家的出現和鞏固緊密相關”的一種西方資產階級特有的意識形態，“它的出現是同法國和美國革命前后的人民主權思想和民主思想相連的”。故在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民族主義是“社會發展到資本主義時代的必然產物和必然形式”;現代民族“不是普遍的范疇，而是一定時代即資本主義上升時代的歷史范疇”。正如斯大林所言:“世界上有不同的民族，有一些民族是在資本主義上升時代發展起來的，當時資產階級打破封建主義割據局面而把民族集合為一體并使它凝固起來了。這就是所謂現代民族。”英國學者安東尼•史密斯在其名著《民主主義》中認為:“一種特定的社會經濟形式需要一種特定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反之亦然”，“民族主義只是由工業主義帶來的文化形式”。“文化民族主義”則是以“印刷機”為代表的社會化機器大生產方式所“生產”的一種符合資本主義經濟基礎需要的意識形態，是人類社會進入資本主義階段之后把國家概念與民族概念聯系在一起的思想范式。
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想象的共同體》中強調“印刷資本主義”對民族主義的塑造功能，還把民族和國家看成是由印刷媒介所成功建構的一個“想象的共同體”。在他看來，所謂的現代民族國家不過是一群人通過看同一份報紙所想象出來的社群而已，“之所以說它是想象出來的”，“是因為即便是在最小的國家，其成員也沒有機會相互見面或認識，甚至于從未聽說過對方。但是在他們每個人的心目當中，卻存在著一個共享的形象”。總之，“發明民族主義的是印刷的語言，而不是任何一個特定的語言本身。”安德森關于現代民族、民族國家及其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等產生緣由的論述，在本質上與麥克盧漢的“媒介技術決定論”如出一轍。其實，書籍和報刊等現代印刷媒介是民族主義非常重要的催化劑和擴散器而不是它產生的緣由，是文化民族主義在整個西方世界得以散布的一種“傳播模式”。
“文化民族主義”得以在西方產生的機緣主要在于整個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而不僅僅是由“印刷機”這一機器生產方式所決定。西方在經歷了中世紀的漫漫長夜之后，文化民族主義之所以能夠在那里率先產生，是抑“神”揚“人”的文藝復興運動將國家政治的合法性由“君權神授”轉移到“主權在民”的必然結果。在這樣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民族主義這一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為其民族國家及其虛擬政權主體——現代民族提供了合法的政治思想保障。因此，它的合理性、權威性和進步性也是值得肯定的;同樣，它作為資產階級特有的政治意識形態，以其普遍的民族利益掩蓋狹隘的階級利益的欺騙性、虛偽性和階級局限性。當然，在對內的階級斗爭中，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發揮了號令天下民眾的輿論功能;在對外殖民掠奪中，它更是彰顯了征服世界的巨大精神能量。例如，在伊斯蘭世界，“法國的殖民第一次播下了埃及民族主義和埃及獨立的種子，隨后土耳其民族主義在帝國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的欺騙下惡作劇般地產生”，“猶太人煽動民族主義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為占領巴勒斯坦開辟道路”，也正是“土耳其民族主義最終把土耳其送進了北約的懷抱，并喪失了其政治和文化獨立”;阿拉伯人接受了民族主義，“導致英法政府進入阿拉伯地區”的殖民活動。有鑒于此，阿拉伯學者認為，民族主義“以土地和血緣為基礎的統一，使人類與動物本能相聯系，而不是以人類區別于動物的特性為基礎”，“使人類降低到動物的標準并遠離科學的觀點”;民族主義“以地理邊界、種族和語言為基礎的統一不能容納整個人類，在人類之間筑起了隔膜的高墻，并加劇了人類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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