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演變”是一種“安樂死”
鄭彪
“生于憂患，死于安樂”，這個中國古訓在當代獲得了最新最大的全球地緣政治版本，就是蘇東劇變。根據“安泰”原理可知，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蘇共從脫離人民到背叛人民，所以蘇共喪權和蘇聯解體是慢性自殺，不是他殺。但是說蘇聯解體與和平演變沒有關系，那是妄顧事實，或者是政治上糊涂。
近代西方的社會主義思想是在資本原始積累的血淚史中產生的，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成熟時期從空想變成科學的。世界上有不平等和貧困，就一定有社會主義。所以社會主義思想有強大的生命力，是“不死鳥”。但是社會主義思想是“不死鳥”，不等于社會主義的實現形式——社會主義國家不“死”。社會主義代表人類追求公平正義的崇高理想，這個理想的實現形式需要艱苦的探索。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也只是方法。社會主義的蘇聯模式只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更多地與戰爭、冷戰和政治對抗相聯系，是沒有最終成功的實現形式。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也存在社會主義的實現形式，這是需要專門討論的問題。社會主義國家作為在相對落后的國家中實現社會主義的形式，終歸歷史太短，需要探索，需要改革，需要發展，這就是生，就有生機。相反，社會主義理論和體制僵化、凝固，不能與時俱進，必然走向反面，這就是死。這是抽象掉國際政治斗爭而論，孤立地講社會主義國家的生與死。事實上，無論在在美蘇對抗還是在現階段全球化的條件下，國際政治斗爭都具有對抗性的一面，特別是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和策略，公開宣稱要置我于死地，這是不是對抗性?所以，從戰略上看，戰后條件下，如果說社會主義國家不改革是“等死”，而照搬西方的改革或赫魯曉夫式的鹵莽改革以及戈爾巴喬夫“推倒重來”的改革是“找死”，那么，“和平演變”則是戰后美國發明的對于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一種“安樂死”。“安樂死”是戰后美國對社會主義國家一以貫之的，從未松懈過的國際政治思想和戰略。
美國的和平演變戰略由來已久，其思想源出美國學者喬治·凱南，但中國人更熟悉杜勒斯，四五十歲以上的人們對此早已耳熟能詳。前文講到，物必自腐而后蟲生，和平演變不是蘇聯解體的首要原因。但是這句話不完全適合于東歐。
蘇聯和中國的社會主義是共產黨領導人民通過武裝斗爭，硬碰硬地打出來的。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攻克柏林的路上，用蘇軍的坦克和皮靴趟出來的，是從蘇聯“移植”過來的。象捷克斯洛伐克、東德、匈牙利等國家的經濟原就比較發達，波蘭尤其特殊，各國與蘇聯的差別很大。蘇聯模式“移植”東歐以后，從來就鬧水土不服，大大小小的政治事件在戰后半個世紀里從未間斷過。不是社會主義不適合東歐，而是蘇聯模式自己都不適合戰后條件，需要改革，如何能適合東歐?正因為如此，東歐國家與蘇聯的矛盾歷來尖銳而又不可能消除，東歐國家地處蘇聯與西方的中間地帶，于是成為蘇聯集團鏈條中的薄弱環節，成為軟肋，也就是西方和平演變戰略最先得手的地區。須知，戰后西歐和北歐國家其所以政治穩定，社會繁榮，是因為這些國家進行了福利國家的改革，如同政治上種了“牛痘”，有了政治免疫力，從而自行消化了社會主義的影響。而蘇聯把東歐國家捆得鐵桶一般，不允許稍許改革，等于自己將東歐這些鐵桶變成“火藥桶”。所以，東歐劇變中和平演變的因素有內因，有基礎，其作用也必定要比蘇聯大，歷史也久遠。但即使這樣，對東歐而言，也不能說和平演變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東歐原本應當走出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而蘇聯用武力壓制。一旦不用武力，馬上分崩離析。但蘇聯自己的情況不同，先是蘇共“自腐”，自我演變，然后才是“蟲生”，西方的和平演變乘虛而入，把美式白蘭地“釀”成俄式伏特加，一點點灌，潛移默化，最終得手。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和蘇聯解體前后，更有大批“第五縱隊” 介入，加速演變過程，蘇聯解體還不罷手，直到葉利欽執政后期“休克療法”導致俄羅斯災難深重，俄國人大“醉”初醒，克格勃勢力興起，美國才開始收手?？梢哉f，在現階段對西方有利的政治條件下，和平演變戰略已經被美國人玩得爛熟，加以美國特別舍得往這方面砸錢，這一手確實厲害。
有些事情，由于掌握資料不足，難以區別是和平演變還是“第五縱隊”。蘇聯解體前后發生了很多按照常識難以理解的事情。例如1991年5月，也就是蘇聯解體前半年，戈爾巴喬夫派亞夫林斯基去美國，同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一起制定了一個“哈佛計劃”。計劃規定：西方每年援助蘇聯三百億至五百億美圓，五年共援助一千五百億至兩千五百億美圓;作為交換條件，蘇聯則要實行“市場化”、“私有化”、徹底的“民主化”，以及允許各民族自決的“改革”，等等。該計劃還規定，西方援助與蘇聯改革緊密掛鉤，每半年協調一次。一個不成文的原則是“大改革大援助，小改革小援助，不改革不援助。”幾個經濟學家如何能夠敲定如此重大的國際政治、國際金融問題呢?亞夫林斯基，一個乳臭未干的毛頭小伙，如何能承擔這等軍國大事，又如何能贏得哈佛對手起碼的尊重呢?不耍你又待如何呢?就這樣一個明顯的沒有任何法律效力的一紙空文和政治騙局，戈氏當成真事。7月16日，他的皮包里夾著“哈佛計劃”到達倫敦，會晤西方各國首腦，請求兌現巨額援助。結果可想而知，一個美圓也沒撈到，反而鬧成國際笑話，自取其辱。怪誰呢?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怪不得西方的。四個月以后，蘇聯解體，但是“哈佛計劃”卻變本加厲地推行開來。這件事到底是和平演變還是第五縱隊，抑或兩者都是?政治家“白癡”到這種程度?還是“走火入魔”?或是另有隱情?直令今人拍案驚奇，也殊不可解。如果真是這樣，蘇聯在二十世紀就貢獻了兩個頂級的政治家，一個是偉大的列寧，全世界無產者的偉大領袖和蘇維埃政權的締造者;一個是戈爾巴喬夫，蘇聯的掘墓人。
再如，1991年當導致蘇聯解體的別洛韋日條約簽署之后，葉利欽首先打電話報告美國總統布什。(21)這是什么行為?不要說在斯大林時期這是不可思議的，即使按照常規，第一，這是通敵行為，葉氏不是蘇聯總統，無權越過總統直接與敵國總統和任何外國人通報重大國務信息;第二，出賣蘇聯利益;第三，向美國賣身投靠。這三條中任何一條，都足以斷送當事人的前程，戰時或非常時期就是死罪。但在蘇聯，一個克格勃令人聞風喪膽的國家，竟然稀松平常。再如，葉利欽取締蘇聯共產黨，簡直就是美國白宮命令的執行人。對此，還是俄羅斯人自己看得最清楚：“所有行動的指揮都來自一個中心，這個中心很清楚，如果不消滅蘇共，不槍殺蘇聯政權，他們是無法分割、甩賣蘇聯這樣的世界強國，這是西方為消滅蘇共、瓦解蘇聯而精心策劃的重大行動。……按照久加諾夫的觀點，這是冷戰的結束性行動，整個行動的領導權就掌握在華盛頓，就在老布什手中。”(22)蘇共是蘇聯的心臟，取締蘇共，王綱解鈕，蘇聯隨即解體。美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早就研究明白，制定了方案，由蘇聯人自己實施，最理想不過。所以，久加諾夫的這個觀點雖然正確，惜乎是事后諸葛亮。事后諸葛亮不可取，而事前下決心作決策又極難。如此這般，大勢就可知了。國際政治中似此種蘇聯解體前后國家政治被操縱的例子不勝枚舉。再如葉利欽任俄羅斯總統時，蓋達爾政府里有幾百個外國經濟學家作顧問，其中大部分是美國人。這種事情發生在一個有著強大的克格勃系統的國家，簡直是匪夷所思。就算當時克格勃都“中風”了，難道葉利欽總統也“中風”了?古往今來，國家興亡尋常事，如此興亡幾回聞?這其中必然另有隱情?？傊?，沒有這方面的資料，看起來似乎很費解，其實想想也簡單，無非幕后有政治交易而已。
有和平演變戰略，就理應有反和平演變戰略。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反和平演變戰略無論過去、現在和今后，都是完全必要的。“不改革死路一條，照搬西方模式的改革，是一條死路。中國必須走自己的發展道路。”1989年到1990年在蘇聯東歐這一年的經歷更加深了我的在八十年代形成的信念，實際上這是當年國內關夢覺先生那一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中形成的一種共識，是對1982年小平同志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經濟理論上的呼應，我只是其中為數不多的年輕的追隨者。這種觀點在當時西風漸烈的氣候下，沒有產生大的影響，而且被一些人誣為“保守”，甚至是“反對經濟改革”。其實，當時真正反對經濟改革的人很少，而他們是真心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經濟改革的。八十年代中后期，當“長痛不如短痛”的“價格闖關”等項改革主張和措施闖出通貨膨脹的禍來，特別是在發生了 1989年東歐劇變、北京政治風波的驚天大禍以后，重新提出反和平演變問題，也是有根據的。問題是，否定經濟改革的極“左”思潮也隨之泛起，在當時的復雜情況下，反和平演變在理論和實踐上會變成反對和否定經濟改革。所以，如何從理論和政策上明確堅持改革與反和平演變的界限，這是一個有待解決的重大問題。不解決這個問題，反和平演變在理論上就會迷失方向，實踐上或者反不下去，或者妨礙改革和發展。九十年代中國的發展和改革付出了不小的代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當時不得已把這個問題擱置起來，實踐上是為了發展經濟而在政治上吃了一劑苦藥。
在當時情況下，我深感中國的改革開放大業正面臨嚴峻考驗，但也面臨轉機，我堅信中國的出路在于走出自己“特色”的道路。這個觀點寫進了1992年春發表的《蘇聯解體對東北亞的影響》一文。這里摘錄其中結尾一段：
“中國其所以在國際風云如此變幻的今天，仍然能保持政局穩定，最根本的一條是得益于1979年以來的改革、開放和發展。在這個問題上取得共識，對于在當前關鍵的歷史時刻把握中國的前途和命運，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
隨著蘇聯解體，世界格局正在加速重新組合。中國能否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爭取到一個比較有利的位置，從國內因素上說，取決于中國的改革與發展。蘇聯解體使中國的改革面臨著更加嚴峻的考驗。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使人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使命和國際意義。今天，只有繼續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進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勇敢地探索改革的新思路，才是上策，才能真正贏得長治久安。‘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中國既不是東歐，也不是蘇聯。中國有自己的國情，中國必須走出自己的路子，中國能夠走出自己的路子。”(23)筆者的基本觀點經受住了九十年代以來歷史的檢驗，完全符合黨的十七大精神，今天仍有意義。實際上經過八十年代后期到今天不可能一帆風順的發展和改革，隨著近年來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的基本輪廓愈來愈清晰了，關鍵在于克服阻力和排除干擾。而問題還在于恰恰是這件事情做起來并不容易。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堅持反和平演變實際上將可能導致偏離黨的基本路線，耽擱、阻礙發展和改革，甚至錯過寶貴的戰略機遇期。所以隨著1992年小平同志 “南方講話”而推動的又一輪發展和改革的啟動，反和平演變的口號基本上銷聲匿跡了。這在當時有其必然性，但是其后遺癥也表現出來。
1992年以來，特別是1995年以來，我國的國民經濟和綜合國力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與此同時，我國日益嚴峻的外部環境和咄咄逼人的國際形勢，國內勞動力、資本、產能過剩與醫療、教育、住房和社保短缺的嚴峻局面，涇渭分明的社會分化以及仍然相當緊張的社會關系，對我國的發展和改革提出了一個關乎全局和命運的根本問題：要從根本上實現和諧社會和中華復興的戰略目標，必須如黨的十七大報告強調指出的那樣：旗幟鮮明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道路，堅持貫徹科學發展觀，這在實際上是端正發展和改革的社會主義政治方向。蘇聯解體以后，美國大大加強了對中國推行分化、西化和實行和平演變的戰略。而長期以來，我們沒有能夠把反和平演變提到必要的高度，甚至不提，而在理論戰線特別是經濟理論也包括國際問題領域的學者基本上放棄了馬克思主義及其分析工具，轉用西方經濟學的宏觀經濟理論和指標體系觀察、分析和規范我國在日益深入地卷入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的國民經濟運行，用西方國際政治和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觀察、分析我國面臨的國際環境和試圖規范我國在國際事務中的活動，而對于我國在當前國際環境中面臨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方面的重大風險要么估計不足，要么視而不見，置若罔聞。從近年來中央高調宣傳和貫徹科學發展觀、提倡“八榮八恥”以及黨的十七大報告圍繞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所確立的一系列重大理論觀點、重大戰略思想、重大工作部署看，實際上已經表明中國共產黨反對和抵制和平演變的態度和做法，同樣也是堅定不移的。
(本文系拙著《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第一章“蘇聯解體剖視”第二節的一個目，該書2008年由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