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必須拉開第二次"價值重構"的帷幕

　　孫錫良：中國必須拉開第二次“價值重構”的帷幕

　　前按：人微言輕，卻仍堅持撐厚臉皮在網上發些所謂愛國愛民的文章，既無主流重視，也未得民間認可，正如小女經常笑我乃穿破褲子的愛國者，家人尚且活得困頓，還要“管”天下大眾!?放在過去，會被林語堂所嘲笑，放在今天，又會被張維迎一類所譏。然而，無論古今，名人名言又未必真理，窮人百姓也能擔當正義力量，若能得到部分朋友的共鳴與幫助，對社會總該會有點滴貢獻。

　　19世紀中葉，清代著名啟蒙思想家魏源說過一句石破天驚之語：“天子者，眾人所積而成，故天子應自視為眾人之一人，視天下為天下之天下。”

　　在封閉專制的大清王朝，能聽到如此醒世駭俗的驚天一呼，不能不佩服思想家的勇氣和智慧。這句話絕不止于有讓皇權走下神壇的覺醒，應可視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具有普遍意義“價值重構”的主張，以此為節點，從政治角度喚醒勞苦大眾對思想和言論自由的合理化追求，并重新思考普天大眾個人價值及社會價值。

　　如果有人把康梁之輩推至近代思想家的位置，那么，我必須得說，康梁的先師應該是包括魏源和龔自珍這些人在內的一大批“價值重構”的第一代啟蒙者。沒有魏源等先輩率眾開啟蒙昧的原創性貢獻，就沒有康梁后輩們的變法思想。所謂變法即變統治之法，變吏治民治之法，變法的目標就是讓庶民有參與朝政的權力，就是要讓王侯將相能接受平民百姓的呼號吶喊，從而為“治世”奠定社會基礎。

　　魏源等近代思想家的開蒙，表面上是之于政治功效，然而，本質上講則是重于民智開啟。幾千年下來的中國平民，已經完全習慣于被動接受統治者灌輸的一切價值理念，不敢有私毫的越軌之處，尤其是在遭受鴉片戰爭之后的中國，已經處于“日之將夕，悲風驟至”的漂搖狀態，為了穩固統治地位，滿清貴族極盡文字恐怖的專制之法，整個社會令人窒息，廣大知識分子皆選擇“避席聞畏文字獄，著書都為稻梁謀”的處世之道，一般平民則更如行尸走肉，每個人的最高生存價值就是“活著”——動物般的活著。“君民同體”的新觀念毫無疑問告訴人民：君之價值即平民價值，平民價值即是國家價值，君有七情六欲，民亦有生活自由，君有治國之權，民亦有議政之理，人取于自然，權源于天賦。

　　令人遺憾的是，魏源也好，康梁也罷，啟蒙是啟蒙了，但結果都不甚理想。歷史將近又要翻過二百年，民智呢?我看仍是未開，價值觀呢?可能仍屬蒙昧。先輩思想家們引導的“價值重構”是著重于民權的自主化和人生價值的人性化。老實講，兩個目標實際都成了肥皂泡。到今天為止，中國多數人并不懂得什么叫民權，更不理解人生價值的人性化。人，你首先得能保證能做個實實在在的人，而不是動物，人有人性，物有物性，人取道文明規則，動物則遵守強弱定律，人講求理性，動物只能任由身體。若人的價值追求偏離了人性的軌道，物性是不足以還原其人性的。在漫漫長夜中，如果在人類世界只聽到夢囈和鼾聲，聽不到琴聲和話語，恐怕是“燈燭雖有光，雙眼仍朦朧”。

　　我們經常說：當今世界是一日千里。以此來形容人間萬物變化之快，我當然也有此同感。然而，如果再把視野投放到廣大的人群當中，尤其是多數中國人的身上時，我絲毫也沒有類似感觸，反倒以為時間在倒流，并沒有看到拿著手機的中國男人與留著長辮子的滿清男人有多少區別，也沒有看到涂脂抹粉身穿短裙的現代女性比旗袍鬢髻的少婦高貴幾分。一身銅臭和粉脂味的知識分子，其進步性恐怕連鴉片戰爭時代的境況都不如，寄望其承擔中華民族“價值重構”的重任可能有些勉為其難。今日中國，專注銅錢名利者眾，留心本原之學者少，崇尚念習西經者多，苦心探索創新者寡，形式做得愈入格，庸才愈見滿天下。

　　就中國過去一個較長的時空而言，歷史是已經被浪費掉，現實也還可以等待，但未來不能再長期荒唐。如果說遭遇一百多年的挨打受辱僅僅只換來“西學為用”的結果，那么，這西學又能用多久呢?人家已經讓你用了將近兩百年，總不能老等人家開啟新學吧?過去好在還有個“中體為本”，往后既無中體為本又無西學可用，那該怎么辦?這中華民族不就成了漂浮在世界的寄生蟲嗎?受制于人的時代還會遠嗎?

　　我個人篤信：中國已經到了“價值重構”的轉折期，實用主義雖不必完全拋棄，但國家主義和人性主義的雙重融合必然要走向前臺。在階級社會里，執意拋棄國家主義多半只會造成社會的整體性私欲膨脹;人性主義是基于文明社會的人類自主進步化改造，而不是野性地噴發與血腥地殘殺。“價值重構”的核心原則應該是將中國人推向更加文明，而不是反向，否則的話，中國又會逆時光回歸原始社會。評判國家民族內部“價值重構”是否成功的標準是人類社會的文明法則，決不是動物世界的叢林法則，如果有可能，在較遠的將來，整個人類之間也應當遵守文明法則，但這條路顯然還非常遙遠，因為人類整體的改造權力并非在中國人手上。

　　考察歷史，我們知道早期人類并沒有國家，是不同的階級出現以后，才慢慢有了國家，也就有了個體人與集體國家之間的關系，進而又產生了個人價值與國家價值之間的復雜性。所以，在今天的階級社會中，“價值重構”的最基礎問題仍是要解決個人與國家的價值和諧問題。人是自然造化而成，物欲情欲本是自然屬性，然而，文明的機體“國家”一旦存在，便讓個體不完全具有自然性，而帶有相當強烈的社會屬性，個人價值必須統一于國家的集體價值，這一理念，不管是在西方世界還是東方世界，大體相似。但是，今日中國的問題在于：國家的價值取向是不明確的，個人的價值觀是混亂的，雙方都既不尊重自然，也不尊重社會。

　　要解決好“價值重構”的最基礎問題，推動力在個人，決定權卻在國家，國家是一部機器，個人只是一個零件，機器不發動，零件想動也動不了。象中國這樣一個國家，1949年以前，價值混亂的理由是國破家亡，生理上的存在權高于價值觀的討論權，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前幾十年，國家價值的過度化又侵蝕了個人價值的自然屬性，實質上也是極不協調的機械主義，最近幾十年，國家價值因實用主義和極欲主義的泛濫而淪陷，個人價值的自然屬性極度膨脹，人被徹底動物化。在一個漫長的時期里，中國人始終沒有找到國家和個體的價值統一。如果簡單把責任推到代表國家執政的官僚群體身上恐怕也不足以說明問題的全部，因為官僚群體本身也是個體人的排列組合，只能說執政者中的少數主導者誤導了中國價值求索的正確方向，這就是英雄之于歷史強大的負面作用，不必對他們進行苛求和究責，但必須承認事物的本源，否則就會陷入“雞和蛋”的不可知論當中。只有國家主體找回符合歷史發展要求的價值體系，“價值重構”的理想便有了基礎可言。

　　近現代以來，西方立國受其國人較大尊重，恐怕有一點必須得承認：他們治國講究“有本有末”，本是制度信仰，末是工商器物，相輔相成，便成一體，逐末須先固本，固本方能取末，姓資也好，姓社也罷，人家堅定地依法行事，善惡豈能一言而定?他們既不強調英國特色，也無美國特色。相比之下，中國則未必本末有序，制度前面加個“特色”實為模糊制度之舉，因中國無違憲糾責程序，《憲法》容易被無情虛化，所有的制度也就失去根基，國家也就無立國之本，無立國之本，就無理性國民和守法官商。《憲法》空轉，國民縱想尋找制度信仰，然上層建筑的構造者自己都不曾相信自己的制度，掛的是紅綢，賣的是粗布，又如何能激蕩起整體性的國民制度信仰呢?沒有立國之本，“舍本逐末”于是就成了近幾十年最“高尚”的價值取向，逐本者反倒成了普遍性的大眾笑話。

　　中國到底立何種制度為本?是該抉擇了，再延續過去“形似神非”的浮影式紙上制度，恐怕會造成更大的混亂，短暫的物質繁榮不過是“海市蜃樓”般的美景。作為立國之本的國家制度，決非廣告商的賺錢口號，必須是不折不扣作為治國理政的依據，制度必須能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權益，制度必須是國家機器的安全操作規程，畫的是張三，喊的是李四，做的是王五，皆是無章可循使然，社會之亂源于制度之亂，而非刁民囂張。我無意也無力給中國畫一個制度圓圈，政治精英從不乏睿智之流，只要把智慧寄于實而非運于虛，西方能構建讓多數人接受的統一價值體系，號稱5000年文明史的中國難道還會找不著北?

　　“價值重構”的第二個重要任務便是國民個體的自省。雖然我說過“價值重構”的主體責任在國家，然而，真正承擔具體任務的還是個人，因為所有的價值理念必須寄存在人的心靈，狗從吃屎轉變到吃肉，并沒有讓狗升格到何種程度，狗見到狗的時候，絕不會認識到彼此之間有什么新的不同的精神價值，能承載價值并且能體現出價值的只有人。

　　我將人與狗對比起來表達觀點，絕無作賤自己和侮辱同胞之意，基本的愿望是借此闡明“價值重構”的人性一面，只有清清楚楚地弄懂如何做一個區別于動物的人，才有談論人生價值的資格。觀察現實的中國，有多少人能夠擁有排除物欲和生理欲望之外的更高境界?答案恐怕是很悲傷的。通過列舉的方式論證我武斷的結論其實也并無必要，“實證主義”在社會學領域往往無法象在科學領域一樣管用，每個人直接的社會觀感比做幾道證明題更具說服力，如果在殺人犯快速增多的時期，你卻說治安環境在不斷變好，那只能說鼓勵犯罪是這個社會的最明顯導向，如果在失足女性成倍增加的時候，你堅持女性地位達到歷史之最，除了庸俗的男人相信這個結論，看不出還有更可恥的人會承認。

　　中國人與世界其他國民相同的歷史責任是讓人類變得更加文明，而不是復歸野蠻和亂倫，中國人與世界他國國民不同的歷史任務是構建好屬于自己的價值體系。為官，當知自身價值出自于民;為工，當知自身價值附之于器;為農，當知自身價值生長于土;為商，當知自身價值取之于信;為學，當知自身價值著眼于用;為教，當知自身價值專注于授;為兵，當知自身價值定格于苦。“價值重構”最終必須歸結于“責任覺醒”，能為自己的社會角色承擔屬于自己的相應責任，就能體現自身的社會價值，社會角色可以自由選擇，也可以隨條件轉變而更換，但選擇位置之后就不可主動虛化，越位和失位都是放棄作為一個正常人社會責任的不可取之舉，從而也就無法釋放自身的個人價值，當然，還會不可避免地侵犯他人的專有利益。中國社會之亂不在于人多地大，而在于彼此缺位和越位，缺少制度信仰和文化信仰的巨大群體時刻都在相互琢磨著通過掠奪他人滿足自己的私人欲望，進而實現某種毫無道德基礎的所謂人生價值。

　　如果僅僅只強調責任意識對于個人價值的指標意義恐怕會讓很多人感覺有些冰冷，“私欲”之于人的價值自然也不能忽略，但大家又要仔細思考一下，私欲價值實際上很大程度已經在“責任覺醒”中得到實現，當一個好官，決不只是于民有利，于己亦是收獲;做好一個誠信的商人，贏得的絕不僅是消費者的認可，個人利益也會有最大化體現。倡導私欲的任何時候都不應以“極欲主義、超前消費、環境破壞、自私主義和社會亂倫”為目標，絕不能拿原始社會的荒蠻狀態所展示的人性與文明社會的有組織性和群體性來對比，以突顯無序個人價值的合理性，鼓吹中國人要還原動物本性的精英絕對算不上合格的精英，畢竟13億多的“動物”若是打起來，其慘烈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回眸中國的歷史長河，中華民族的每次失敗均不是天時與物產不如他人，也不是內在民智不如他人，真實的動因乃出自于民智未開。時至今日，我不得不說，很多國人仍有蒙昧不化之嫌，是天然還是被引導不得而知，我只是預感：新一次“價值重構”如果不能成功，恐怕在若干年以后，中華民族又要面臨“血氣沖天卻悲天愴地”的挨宰命運，即便你物冠全球也無濟于事。

　　結束語：我無意也無力成為中國人第二次“價值重構”的引領者，我只想開啟這扇可以引起爭論的思想大門，讓更多更高水平的精英們能夠切入進來，擔負起歷史突破的艱巨任務。對于現實，無論有多少遺憾和嘆惜，但對于未來，我總會對自己的祖國充滿信心，任何變化和坎珂也不會讓13億多人的中華民族沉淪，更不可能令其消失！

　　這篇文章希望有更多的網友能夠幫助轉載，中國不進行第二次“價值重構”，未來或許將要面臨慘痛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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