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錫良:民主立國的誤讀與進化論學說!

　　孫錫良：民主立國的誤讀與進化論學說

　　前按：在中國，談民主是一個羞澀的話題，崇尚民主自由的我，在理解上與常人有諸多不同之處，推動民主進程，但不相信民主能解決人類事件的全部。歷史再悠久的國家，條件再落后的國家，民主這條路都非走不可，而鋪設一條什么樣的路則非常關鍵。

　　西方社會到底是極樂世界還是極惡世界，不同階層的人自有不同的解讀,如果拋開簡單物質評判標準的話，恐怕最為誘人和最具精神說服力的當屬“民主”概念了，而爭議最大的又恐怕是西方絕不松手的霸權主義。民主的內涵從來都沒有人能制定出世界標準，每個角落的種群都必須按自己合適的需要量身定做，當它被作為普世價值推向世界的時候，最能打動人的推銷廣告就一句話：民主社會里，國王的權力沒有法律的權力大。

　　然而，西方世界到底從什么時候才開始出現國王權力敵不過法律的呢?即便從議會制約機構的原始起源算起也不到三百年的歷史，而真正讓西方人廣泛擁有法律制衡能力的時間最多還不足二百年。在很長時間內，歐洲國王的受限與中國皇帝的受限并無本質區別，中國皇帝晚上由哪位女人陪睡也并非自己完全可以操控，內宮規矩同樣制約著眾多風流帝王的日常生活，個別皇帝因難忍生理煎熬不惜青樓探春。如果西方民主真如傳說中在歐洲那樣的根深蒂固，19世紀中葉以后到20世紀初為什么歐洲會誕生如此多的革命家和革命事件呢?難道民主天生就是讓人革命的嗎?

　　毫無疑問，1700年以后，歐洲的速度是超乎想象的快速，偏偏就是在這二三百年間的時期里，一種叫“民主”的東西也逐漸在那片大陸上興盛，正如其經濟發展速度一樣。這到底是歷史的巧合還是民主制度的必然結果?恐怕不能簡單地作出結論，因為在這期間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進程也在同步延續——歐洲帝國瘋狂的世界性擴張與侵略。自1500年以后，歐洲就開始積累霸權主義帶來的豐碩成果，因侵略戰爭觸發的科技進步非常明顯地取得了成效，正如《意大利百科全書》中寫道：只有戰爭才能使人類的能力達到最高水平。500多年以后，西方國家仍然在傳承這種強權刺激發展的合理邏輯，相信在未來很長時期內，歐美都不會放棄這種理論的實踐機會，除非他們的強權被終結。

　　在民主、科學和強權這些基本的影響因素中，要找出國家富強的決定性因素非常不易，尤其是無法給出一個不可能的假設——歐洲不奉行侵略戰爭又是什么結果?如果歐洲不奉行侵略政策，那么近500年的世界歷史將完全不可預料，倒推歷史的假設思維注定沒有結論，因為侵略已經發生。換一角度看，同樣沿著歐美思想實行民主之路的其他不具有侵略能力的國家最終的成就又是什么呢?遍及世界搜尋，似乎找不到比較令人信服的活教材，最典型的失敗者便是印度，英國殖民統治下的印度并沒有因為實行民主政治而獲得超越世界的發展速度，這個與中國極度相似國家的失敗也許在昭示——民主并不能成為懦弱國家走向強盛的金鑰匙，受壓迫的民主往往會演變成老年女人的粉底。

　　我不得不試圖尋找其它可能的答案，達爾文的進化論學說就是一個重要啟示，進化論學說本是純粹的生物論學說，但因為在達爾文的學說中有“適者生存”的競爭理論，這種理論無疑更適合于具有思維能力的人類世界，生物學說自然而然地可以用來解釋人類社會學問題。達爾文的學說雖然誕生于19世紀中葉，比歐洲諸強的侵略和民主概念的提出都遠要落后，但并不表明歐洲人早前不具有強烈的競爭意識，達爾文也不過是在他的生命過程中敏銳地抓住了歐洲復興的本質所在。在他以后的很長時間內，歐美并非完全相信生物進化的漸進過程，但有一點是深信不疑的——適者生存。現代戰爭史再一次表明，西方國家的生存理論完全就是赤裸裸地建立在讓他人不適合生存的基礎之上，任憑他們如何用民主來裝點世界，掠奪的本性是實事無疑的。

　　自民主概念輸入到中國的100多年以來，中國人從來都沒有停止過由此引起的復雜爭論，20世紀初的中國，喊出的口號是“民主救國”，結果民主的種子也并沒有開出什么艷麗的花朵，更沒有結出什么碩果，孫中山一手建立起來的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甚至沒有留下任何民主的影子就敗走臺灣，救國的重擔似乎并沒有由高喊民主的那批先行者完成，以民生為重的共產黨倒是在腳踏實地的奮斗過程中完成了中國大陸統一和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的偉業。歷史的選擇從來都沒有假設，只相信現實，共產黨和新中國在特殊的時代背景下實現了相互選擇，并以此為基礎實現了共同進步和快速發展。然而，正如一個龐大的家族一樣，無論它有多么完美的開始，一旦家大業大之后，磕磕碰碰便會隨之而來。新中國的歷史也并非象教科書中記載得那般美妙，新中國的現實也并非主流媒體中宣傳得那般和諧與繁榮，思想的碰撞正在復制著上個世紀同樣的旋律，不管你是否明白碰撞的起因來自何處，一種“民主立國”的呼聲似乎正試圖用力叩開所有時代主流的心門，他們的廣告詞仍然是：民主可以解決中國的一切現實問題和未來問題。到底是否真能如其所愿，并沒有思想者去思考。

　　“民主立國”的思想到底是否具有適合于中國的邏輯合理性，恐怕不能簡單地給出定論，過早地否定也大可不必，理性地做一些系統性論證也許更加可靠，尤其是要放開自由的思想，讓各種形式的論證方法完全釋放出來，以期獲得具有正反兩方面的綜合觀點，歷史最后選擇誰自有歷史的決定。未來的世界，已經沒有任何個人和任何力量可以長期扼住歷史的自然進程。但是，在允許自由思想的同時，必須弄清楚兩個概念：民主和西方民主。因為中國不同立場人士爭論的焦點不是民主是否必要于中國，而是西方民主是否適合于中國。一部分人夢寐以求的是西方民主，而不是廣泛意義上的民主大概念。中國人最后的爭議落腳點必須回到走西方民主之路還是走中國式民主之路，或者說民主之路必須是唯一性的。

　　一種制度到底是否適合某個民族和某個國家，最合適作為檢驗標準的東西恐怕就是這個國家的歷史，這是很多人都不愿意面對的說辭，因為無論是中國的左派還是右派，都希望一次性與中國歷史做個徹底的了斷，走一條全新的復興之路，然而，他們在這個問題上都犯有幼稚病，一個有5000多年歷史的文明古國，永遠都無法切斷歷史，就算有人能夠將中國的所有顯性歷史全部毀滅，也無法將這個民族的文化之魂徹底切斷，因為，組成這個民族的基本個體“人”是活著的，只要不從肉體上消滅中華民族，歷史切割就是個幻想。設想一下某個人的父母，即使他們全部都是文盲，身上不帶有任何知識性的文化符號，但他們仍然是中華文化的代表，在他們的樸素教育下，某個人始終還是會保持中國人的特有個性，絲毫也不會改變。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會出現問題，那就是中國已經不復存在。從西方民主傳到中國到21世紀的今天，中國人民對民主的選擇有一個最簡單的結論：少數集團操控下的民主不適合中國，沒有利益分化的大民主才是最單純的民主，民主的文化土壤及國民選擇性永遠是不可回避的。中華民國的集團民主既沒有保證人民權益，也沒有保證遏制腐敗，最終還是失去了權力基礎。

　　就現實中國和未來百年中國的預期來看，說靠“民主立國”還為時尚早，民主之于中國，頂多還只能起到良性推動作用，而不會起到國家興亡的決定性因素。目前的中國之所以出現如此強烈的民主呼聲，一個重要原因是腐敗的嚴峻，西方社會的腐敗鮮有恰恰給了民主思考者很好的參照系，大部分人都相信這是民主制度的碩果。不能完全否定民主防腐的作用，但決不可夸大其詞，西方腐敗少有的國內原因是民主制度，而國際原因仍然是霸權主義。很多人不理解這一隱藏多年的本質原因，西方國家的貪婪者用強權的手法從世界各地掠奪財富，以滿足利益集團不斷膨脹的需求欲望，當霸權主義一旦停止腳步，西方國內所有的矛盾都將浮出水面。歐洲1500年以前的歷史曾經比中國腐敗得多，吸血者的殘忍性也恐怖得多。當霸權主義失去權力的時候，他們的罪惡之手必然會伸向國內民眾，此時的民主就是窮人身上布滿窟窿的破褲子——遮羞，霸權主義是西方國家保證國內民主得以順利實現的最強大武器，英國著名的哲學家培根曾說過：歐洲的繁榮必須建立在對世界的侵略基礎之上。再考察據說是中國最為西化和最有知識的海歸一族，我們不難發現，在他們身上除了軟弱和所謂的親西方式理性，還能看到什么呢?由這些人操弄起來的民主，頂多只能成為國內斗爭的工具而已，期望它能保護中國最大多數人的權益恐怕不堪重任，因為這些人在面對列強的時候首先還要付出必要的民主代價，以期贏得歐美“先生”的認同感和政治力量的支持。如果這些人敢于喊出“用槍桿子捍衛國家利益”的口號，我愿意選擇附和他們的民主呼聲，他們敢不敢?

　　羅嗦了幼稚民主派的不是，并不表明我排斥民主的進程，相反，我始終希望能推動中國式民主向前發展，2008年我就寫了一篇《中國民主之路將走向何方?》的文章，之后又多次談到民主改造的問題，2011年初，我還以另類超前的想法給有關方面提供了選舉制度改革的有關設計。我堅持認為：“中國式民主”是可以存在的，也是可以創新的。“凡爾賽條約”不能保證第一次世界大戰參戰勝利方中國利益的實事告訴我們一個非常簡單的結果：沒有所謂國際性普世價值，任何民主都是有條件的。之后幾十年的實事又反復證明了這一結論。達爾文學說中的競爭理論必須在中國決策者靈魂中扎根，不能保證中國在國際競爭中自身利益的完整性，勢必無法保證國內民眾不斷增長的民生需求，甚至在中國的國土上都有可能遭受“新型殖民主義”的剝削，一個連民生都無力保障的國家，跟隨美國搞所謂的西式民主，結果只有一個：壓著蓋子炒蠶豆——鍋里斗。

　　強調以強權參與國際競爭并非代表中國也要象美歐一樣稱霸世界，只是試圖讓大家清楚地知道當美歐強國在碰到中國的權力時會不會高舉“普世價值”的標準法則，其它落后國家碰到美歐的時候有沒有享受到“普世價值”的陽光普照，美國總統如果只給了美國人的民主權力，卻不給予世界其它國家的民主權力就清楚地表明民主并非是普適的，相反只能說明民主是有國家性和階級性的，大國身邊的朋友一定也是建立在實力保障之上，國家間本沒有永遠的朋友，小國從來都是大國的陪襯，民主不是決定朋友多寡的要件，利益訴求有交集才是真實原因所在。我強調中國要參與強權競爭的另一個旨意應當是民主的自衛原則問題，你有權力侵犯我，我當然有權力來約束你，這難道不是民主嗎?毛澤東當年曾經講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中國的強權是用于民主的自衛和自立，是用于保護中國的自身利益，中國的強權最終的目標是終結西方國家殖民世界的歷史，只有消滅各種形式的新殖民主義，世界才會有真正的太平和真實的民主。升平世只可能存在專制加斗爭，大同世才有普遍的民主。目前的世界就是西方集團對發展中國家的專制，發展中國家只有對歐美開展斗爭一條路可走。達爾文的適者生存學說對于人類的積極貢獻是讓弱勢者看清了被剝削的本質，對于人類的消極貢獻是鼓勵了強權者貪得無厭的殖民心態。

　　有德之人最多為謀求生存而受他人雇傭，無德之人以顛覆國家為目標以贏得國際贊譽，愛國之人則以尋找最佳的民族出路而不懈努力。如果有人以不軌的心態推廣某種不適合中國的普適價值，其破壞性將遠遠超過其優越性。不管中國走什么樣的民主之路，只希望它不要成為一系列災難事件的罪魁禍首!民主只是國家進步的動力之一，決不是立國之本，如果連國家主義都尚難做到，就以世界主義自居而對中國人指手劃腳，這些人幼稚得恐怕連100年前的辮子青年都不如，遲早都會淪為歷史笑話，任由他去吧!

　　摘自本人新著《黑坊文集》——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