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馬克思主義是在20世紀70年代興起于西方的一股頗具爭議的政治理論、哲學思潮。隨著拉克勞和墨菲的《霸權與社會主義策略：走向一種激進民主》出版，后馬克思主義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和探討熱潮。盡管后馬克思主義是在20世紀80年代“登陸”中國的，但國內學者真正展開研究是2000年以后的事情[40]。2002年12月13日，江蘇省哲學學會與南京大學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所在南京聯合召開“后馬克思思潮與后馬克思主義”學術研討會，開啟了國內后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序曲”。這次研討會之后，后馬克思主義在國內研究逐漸繁榮起來。
在對后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必然要追問的問題是：何為后馬克思主義?后馬克思主義包括哪些代表人物?后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是什么關系?后馬克思主義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關系是怎樣的?后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概念、理論和觀點是什么?以上問題也正是國內學者關心、思考和探討的問題，構成國內后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現狀。本文在分析上述問題基礎上，本文對后馬克思主義在國內研究中的成就和缺失進行評析，并對今后的努力方向進行思考。
一、后馬克思主義的概念與邊界
后馬克思主義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后馬克思主義以拉克勞和墨菲為典型代表，國內學者對這一點基本能取得共識;廣義的后馬克思主義，國內學者在界劃和代表人物上存在著諸多爭議。
周凡認為，后馬克思主義這一術語有其復雜的“經驗史”。他把后馬克思主義追溯到了波蘭尼，在1985年拉克勞與墨菲宣稱后馬克思主義之前，還有麥克弗森、貝爾、科拉柯夫斯基、阿蘭·圖雷納、瓊·柯亨使用或發展過后馬克思主義這一概念[1](37-65)。楊耕、王鳳才等人也認同這種觀點，但曾枝盛認為，把后馬克思主義的發生時間推到50年代末的波蘭尼或在其之前，這種結論有些欠妥。曾枝盛堅持后馬克思主義有一個更宏大的體系。他將廣義的后馬克思主義理解為馬克思主義之后，將狹義的后馬克思主義理解為隨著“后現代主義”思潮而出現的一種馬克思主義，并將其分為左中右三翼：以德里達為代表的“解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以詹姆遜為代表的“文化批判的馬克思主義”，以哈貝馬斯、里科爾為代表的“后解釋學的馬克思主義”，以拉克勞和墨菲為代表的“激進政治的后馬克思主義”[2]。俞吾金、陳學明與曾枝盛的劃分大同小異，他們將廣義的后馬克思主義劃分為四大派別：以德里達為代表的解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以詹姆遜為代表的文化闡釋學的馬克思主義;以哈貝馬斯、塞麥克為代表的解釋學18的馬克思主義;拉克勞、墨菲等其他后馬克思主義[3](P706-707)。胡大平指出，上述這種界劃存在著諸多理論問題，它既忽視了諸多并不同質的理論之間的差異(如哈貝馬斯與后結構主義之間明顯的沖突)，又直接反對不同理論家的公開立場(如詹姆遜對后馬克思主義的公開批評)[4]。孔明安也認為，廣義的“后馬克思主義”不應該把哈貝馬斯包括在內，因為廣義的后馬克思主義主要指的是建立在西方后結構主義或解構哲學基礎之上，對馬克思主義進行分析批判和研究的最新的西方哲學社會思潮，包括德里達、?？?、鮑德里亞和利奧塔等人[5]。
楊耕認為，后馬克思主義是一種與后現代思潮相重疊，并對傳統馬克思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進行解構或重構的政治理論、哲學思潮。它沒有思想領袖，沒有統一主張，甚至沒有同一脈絡。他把后馬克思主義分為三種不同的主導思路：其一，曾經是馬克思主義者或深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后來用后現代主義否定馬克思主義，以利奧塔、鮑德里亞為代表;其二，以后現代主義解構馬克思主義，同時又在一定意義上繼承并重構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理論，以德里達、拉克勞和墨菲為代表;其三，從馬克思的思想中尋求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資源，并認為后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形態，以貝爾為代表[6]。
正如周凡所言，人們紛紛“前溯后延”式地把與拉克勞、墨菲立場相同、相近、相似或者對拉克勞、墨菲思想造成重大影響以及受他們思想影響的諸多當代思想家“納入”后馬克思主義中來。因此也產生了因其外延的過度擴大而使其指義搖擺不穩的現象，從而影響了這一概念運用的精確度和規范性。但無論如何，后馬克思主義從一種思想傾向到一種被廣為接受和運用的理論分析范式完全確立起來了[7]。
雖然后馬克思主義的邊界仍然是一個爭論的問題，但后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特征卻是非常確定的：一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目標的改造，改寫為一種各階級都能接受的倫理價值;二是告別無產階級革命;三是刷新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反對元敘事[8]。不論后馬克思主義的外延如何擴展，邊界如何界定，在國內對拉克勞、墨菲代表的后馬克思主義研究卻是最多的。“無論從拉克勞與墨菲對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貢獻還是從他們對后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影響來說，都可謂無人出其右。”[1](P21)
二、后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
后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是一個重復而又復雜的問題，是后馬克思主義研究中的焦點問題，也是國內進行后馬克思主義研究必然追問的問題。大部分學者都認為后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有所繼承，也有所拋棄，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模棱兩可;少部分學者明確把后馬克思主義劃歸“非馬克思主義”或者“反馬克思主義”。周凡斷言，后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問題將是一個“繼續下去或永遠繼續下去的爭論”。
周凡梳理了拉克勞、墨菲從馬克思主義者到后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過程，指出他們曾經一度是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守護者。在后工業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的巨大變遷面前，反抗的主體、形式、策略都與馬克思的時代大不相同，再寄希望于被傳統馬克思主義視為普遍主體的無產階級去完成人類的徹底解放已沒有可能。然而，拉克勞、墨菲又不愿意放棄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對社會理想的追求，嘗試把后現代的話語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的激進批判精神高度融合起來，構建一種非階級的反抗資本的政治認同模式[9]。因此，拉克勞、墨菲的后馬克思主義一方面拋棄了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核心范疇與基本命題，提出一系列的質疑和批判;另一方面又保留傳統馬克思主義的一些敏銳洞識并延續馬克思主義真精神。既宣告后馬克思主義大大不同于傳統馬克思主義，又聲稱仍然是馬克思主義。從理論立場上看，它代表著左派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一種思想轉型和戰略轉型[1](P1-2)。
胡大平、王鳳才、尹樹廣、陳炳輝等人從不同角度表達了與周凡同樣的意思——后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關系的模棱兩可性。胡大平認為，后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采取了超越“補充”的姿態，在理論上表現出明顯的含糊性：一方面，它把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動員為一種反抗資本主義的激進個人政治話語;另一方面又扭曲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使命，并與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產生了復雜的共謀[4]。王鳳才認為，后馬克思主義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與超越、解構與重建。拉克勞、墨菲的分析還停留在馬克思主義的框架內，他們試圖強調馬克思主義的內在價值，恢復并再生馬克思主義最本質的東西。但是，他們的分析與經典馬克思主義有著根本的不同，馬克思肯定社會的客觀性，而后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是反對任何最終封閉的客觀性，許多部分都外在于馬克思主義傳統[10]。尹樹廣認為，后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社會歷史理論中的關鍵范疇如國家、階級和社會進行了解構式理解，只是在基本價值觀、現代社會政治斗爭兩個方面與馬克思主義存在著密切聯系[11]。陳炳輝認為，后馬克思主義一方面肯定了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和理想，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借助后現代主義理論，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思想文化進行了新的探討和分析;另一方面又主張解構馬克思主義的核心范疇，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觀點和方法，并力圖通過這種解構和否定，重新激活馬克思主義的傳統[12]。
只有李世濤和王平兩位學者明確界定后馬克思主義是一種“非馬克思主義”或者“反馬克思主義”。李世濤指出，后馬克思主義在歷史唯物主義、階級觀、階級政治、科學社會主義、本質觀和因果關系方面反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盡管它借鑒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但從總體講后馬克思主義的目標是解構、超越經典馬克思主義，并由此與經典馬克思主義拉開了距離，成為與經典馬克思主義相矛盾、對立的一個理論思潮[13]。王平也認為，在性質歸屬上，后馬克思主義從根本上講是一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它試圖解構馬克思主義的所有概念和范疇[14]。
三、后馬克思主義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關系
從總體看，大部分學者認為拉克勞、墨菲的后馬克思主義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分支，也有學者認為后馬克思主義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終結之后的一種思潮。具體來看，拉克勞、墨菲的后馬克思主義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盧卡奇、盧森堡、葛蘭西、阿爾都塞等人有理論上的密切關系，其中與葛蘭西的理論聯系最為密切。
仰海峰把從葛蘭西經阿爾都塞到拉克勞、墨菲這條線索直接納入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當中，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發展的一條線索，區別于另外一條為人們所熟知的線索。始于盧卡奇，經法蘭克福學派的中介，以阿多諾為轉折點，轉變為后馬克思主義[15](P2)。陳炳輝認為，后馬克思主義思潮直接源于西方馬克思主義，是后者在上世紀70年代～80年代后的新發展，甚至是廣義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衍生出的一個新流派，二者之間存在一定的連續性和斷裂性[16]。王鳳才與陳炳輝的觀點大體相同[10]。胡大平的觀點稍有不同，他認為后馬克思主義是傳統西方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終結后的又一種新的歷史動向，它在當代學術中的急劇生長，充分反映了當代資本主義的復雜變化，也在理論上為當今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提供了一些基本教訓。后馬克思主義的形成存在著一個潛史，作為一種新的理論表征，它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發展的邏輯后果[4]。
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中，葛蘭西對拉克勞、墨菲的理論聯系最為密切，但盧卡奇與拉克勞、墨菲的關系卻鮮為人知，也很少被人論述過，拉克勞、墨菲本人在其著述中也很少提到盧卡奇。周凡對拉克勞、墨菲與盧卡奇的關系進行了挖掘，他將馬克思——盧卡奇——拉克勞連接起來，凸顯三人之間的關系。在直接的理論承繼關系上，周凡認為主要表現在，盧卡奇把盧森堡自發性概念作為闡發階級意識的藍本，如果階級意識是自發性的不適當變體，那么霸權概念就是階級意識的不適當變體。相對于盧卡奇，拉克勞放棄了作為“本體”的無產階級概念，也放棄為搶救這一“本體”而重新發現的辯證法，他致力于再造一種新型的主體[1](P344)。
如果說拉克勞、墨菲與盧卡奇的關系是隱形的，那么與盧森堡的關系雖不及葛蘭西密切，但卻是顯露在外的。在《霸權與社會主義策略》的開篇，拉克勞、墨菲在對霸權概念譜系的追溯中就指出盧森堡的理論困境。國內兩位研究后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對此持不同的態度。夏瑩給予了反駁，她反問：盧森堡的困境真的存在嗎?她認為，拉克勞與墨菲對盧森堡進行了誤讀，盧森堡試圖通過對特殊性(偶然性)的強調來建構一種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普遍性的嘗試，使盧森堡與拉克勞的霸權理論具有了本質上的相似性[17]。周凡在拉克勞、墨菲對盧森堡解讀的基礎上進行了延伸。他指出，拉克勞與墨菲把自發性概念撥正為一種極其創造性的理論資源，從中尋覓偶然性，為在反資本主義的政治斗爭中進行主體身份建構。盧森堡的兩難困境是由于受到了多元決定過程之外的必然性邏輯的嚴格限制，只有實際地承認偶然性邏輯的作用，才能走出盧森堡式的困境[1](P161-164)。
拉克勞曾經指出，他的作品的主旋律就是重新闡發葛蘭西的霸權概念，認為如果沒有葛蘭西，他們的整個思想規劃將是不可能的。那么，拉克勞、墨菲從葛蘭西那里繼承了什么?又拋棄了什么?怎樣形成自己的霸權概念的?仰海峰認為，拉克勞、墨菲通過批判本質主義將葛蘭西的霸權概念改造為話語游戲意義上的激進民主理想[18]。周凡指出，葛蘭西主義的思想方法和概念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被沉積到“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構造之中。后馬克思主義的話語政治是對葛蘭西式的語言政治學的后結構主義處理;葛蘭西一直強調霸權是對其他集團的意識形態元素的多元決定與鏈接關系，只有在這樣的霸權鏈接關系中，才能保證參與各種斗爭的主體的自由、平等與自主性，實現社會主義，成功的政治能夠從異己的、反己的力量中吸收增益性的成分，葛蘭西這種觀念被拉克勞、墨菲以一種獨特的形式接合到自己的論述之中[19]。張秀琴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出發，對葛蘭西和拉克勞、墨菲進行了比較研究。她指出，葛蘭西立足于一種總體的歷史主義視角來探討意識形態問題，而拉克勞、墨菲則主要從一種偶然的連接主義視角來探討意識形態問題，盡管后者一直聲稱從葛蘭西那里繼承了眾多意識形態分析范疇，但卻得出了與葛蘭西不同甚至是相反的結論[20]。
拉克勞、墨菲借用阿爾都塞的多元決定概念，對其進行了解構式的閱讀。仰海峰、孔明安兩位學者對此進行了分析。仰海峰分析了阿爾都塞多元決定理論對于拉克勞、墨菲的重要性，指出拉克勞、墨菲廢除了阿爾都塞多元決定理論的最后決定框架，使具有總體特性的多元決定理論變成了一種碎片式的鏈接理論，這構成了他們重新討論霸權概念時的理論要素之一[21]。孔明安指出，拉克勞所得出馬克思前后思想的“矛盾或沖突”的結論與阿爾都塞的“斷裂論”存在“家族相似”。在阿爾都塞看到的標志著馬克思思想成熟和科學之處，恰好成為拉克勞批判馬克思主義實證主義嫌疑或科學主義之所在;在阿爾都塞認為是需要擯棄的，即馬克思不成熟或不科學的、標志著馬克思的意識形態理論的地方，恰好構成了拉克勞大加改造和發揚之處[22]。
四、后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概念及理論研究
國內學者從不同的角度，諸如霸權概念、話語理論、對抗、政治理論、社會主義觀、偶然性邏輯、比較研究等方面切入以拉克勞、墨菲所代表的后馬克思主義理論。
在霸權方面，學者們都能看到霸權是拉克勞、墨菲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礎、核心概念，只是在具體觀點上有所差異。周凡追溯了在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話語中，盡管霸權邏輯實際上已經發揮了替補作用，但其正當性并沒有得到認可，霸權是以一種匿名形式出場的[23]。曾枝盛指出，“霸權”的條件是對抗力量的存在和把它們分離開的不穩定邊界，自主性是其構造形式，激進多元民主是其基礎[24]。陳炳輝認為，拉克勞、墨菲超越了列寧的政治領導權和葛蘭西的意識形態領導權，走向話語領導權，顛覆了社會客觀性和歷史必然性的觀念，解構了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和階級斗爭論，表現了一種隨機性、偶然性、非決定性的后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歷史觀[25]。
從話語的角度，胡大平、付文忠、孔明安、夏瑩等人進行了分析。胡大平認為，拉克勞和墨菲的激進民主政治規劃作為一種左派話語，實際上是通過阿爾都塞和拉康等人的“反本質主義”邏輯把客觀的“社會”存在改寫成一種主觀的話語空間而形成的價值立場，在其中，政治的對抗性基礎變成一種與社會條件無涉的個體對抗，政治本身變成一種話語爭奪的斗爭[26]。付文忠、孔明安認為，后馬克思主義的話語理論深受福柯的影響，為了消解馬克思的總體性社會概念，把社會歸結為話語，否定經濟決定論的同時卻肯定了話語決定論[27]。夏瑩認為，拉克勞、墨菲“現實政治策略”的建構基礎是語言學，激進民主政治不過是一種滲透著語言學轉向的政治謀劃而已，其激進性實質上是一種語言學意義上的激進性，在現實中表現為政治斗爭形式的多樣性[28]。朱彥明探討了拉克勞、墨菲對?？略捳Z理論的繼承與批判：一方面，他們繼承了福柯“離散中的規則”的思想，反對話語的任何先驗的或經驗的統一性，認為話語實踐就是在一個散布的差異空間中的“接合實踐”;另一方面，他們又批判了福柯在話語和非話語之間的區分，認為這種區分只是話語內部的區分，整個社會生活就是一個話語空間。后馬克思主義明確地將話語實踐與激進的多元民主結合起來，重新為喪失活力的歐洲左翼找到了革命的使命[29]。
周凡認為，后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概念策略突出地表現在：全面質疑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哲學基礎并消解其主體承擔者的本體論規定，同時它又堅定地捍衛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社會主義事業不再是由普遍主體宰制的特定的階級政治，而是以等同邏輯為鏈條的對抗性民主話語的不斷闡發與建構[30]。曾枝盛認為，拉克勞和墨菲的社會主義策略是在總結20世紀社會主義運動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主要內容包括對社會主義的規劃、提出“新霸權”理論、改變民主革命的主體、提出激進與多元民主，屬于右傾機會主義[31]。
孔明安從哲學角度對拉克勞、墨菲的“多元激進民主”政治綱領進行分析，指出多元激進民主是以“領導權”為核心、以“鏈接”實踐為基礎、以反本質主義為特征的政治本體論;具體內容體現為以“對抗”為特征的多元激進民主理論;而具體目標和實踐則體現為構建“激進民主政治”的“新社會運動”[32]。周凡分析了拉克勞、墨菲的后馬克思主義政治概念與馬克思主義政治概念相比發生的三個轉變：從宏觀政治到微觀政治的轉變，從階級政治到非階級政治的蛻變，從對立政治到對抗政治[1](P310-338)。張之滄認為后馬克思主義繼承人道主義，批判和重構了霸權概念，倡導微觀權力和非階級政治;主張從對立政治轉向對抗政治，從暴力革命轉向多元民主，從生產進到生活;拒斥經濟決定論，反對歷史和經濟分析方法;宣揚差異政治、微觀政治[33]。付文忠認為，拉克勞、墨菲的后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在深層邏輯上和福山在《歷史的終結》中的觀點非常一致：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抗消失了，資本主義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取得了最終的勝利，推翻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社會運動的革命歷史終結。后馬克思主義用認同政治取代階級政治，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解放規劃[34]。王平認為，在政治立場上，后馬克思主義與西方的政治自由主義有一種內在聯姻，它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維護者而非顛覆者;在現實行動上，后馬克思主義是一種遠離政治斗爭的“精神社會主義”[15]。
曾枝盛和孔明安還對后馬克思主義的偶然性邏輯進行了研究。曾枝盛指出，后馬克思主義者利用偶然性范疇否定歷史決定論和必然論、為多元政治辯護、為反對本質主義尋找借口，最終是為謀取“多元霸權”[35]。孔明安指出，鏈接是理解后馬克思主義的偶然性邏輯的核心概念。鏈接是發生在主體身份之間的、話語性的、偶然性的建構實踐活動。拉克勞、墨菲的鏈接雖然力圖避免近代哲學的本質主義和還原主義，但卻仍然避免不了其“唯心”傾向和還原論的嫌疑[36]。
王平從現代性批判的角度切入對后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他認為，后馬克思主義的邏輯起點基于對馬克思主義現代性特征的預設。借鑒后現代主義的批判手法，后馬克思主義認為馬克思主義具有本質主義、中心主義、二元論、普遍主義等現代性特征，并據此對馬克思主義展開了批判。后馬克思主義以為對現代性的批判就可以擺脫現代性，然而它在曲解馬克思主義的同時，由于自身的先天論、還原論以及虛無主義特征，使得它依然歸屬于現代性陣營[37]。
莫雷關于后馬克思主義的兩篇文章都將拉克勞、墨菲與齊澤克進行比較。在如何理解全球化背景下革命的新形勢和左派所應采取的政治策略方面，他們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拉克勞和墨菲主張“回到領導權斗爭”中去，建立多元的激進民主策略;齊澤克則主張從這種激進民主“回歸”階級斗爭。兩者的差異體現了后馬克思主義思潮的不同發展階段，也潛在地反映了后現代政治敘事邏輯的轉變[38]。在對主體概念的理解上，他們之間存在一致性，都拒斥傳統的、透明的、統一的主體。拉克勞和墨菲把主體理解為話語立場的主體，主體是分散的、多元的，齊澤克則把主體理解為不能被符號秩序所整合的無意識主體[39]。在此基礎上，他們消解和解構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概念，建構了后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理論。
還出現了一種傾向，就是對拉克勞、墨菲進行分別研究。周凡研究了拉克勞后馬克思主義轉向之前的接合概念，陳炳輝、付文忠分別從不同的角度研究墨菲的后馬克思主義理論，在觀點上盡管與作為一個整體的拉克勞、墨菲的后馬克思主義理論沒有大的差異[41]，但表明了國內對后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深入。
五、對國內后馬克思主義研究的評價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后馬克思主義研究在中國已經從“一開始的激烈反應和爭鳴過渡到較為平和、冷靜和深入細致的學術探究”，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和路徑切入后馬克思主義，“以學術追問的方式不斷更新后馬克思主義的話語，不斷重塑后馬克思主義的‘外形’，不斷擴大后馬克思主義邊界，不斷豐富后馬克思主義探討的問題域，不斷密切后馬克思主義與當代政治生活的關聯。”[42]除了以上對具體問題的研究，國內后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成績還表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表現在一手資料和二手資料的翻譯上。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有關后馬克思主義的譯著，包括拉克勞和墨菲的《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2003)、拉克勞的《我們時代革命的新反思》(2006)、墨菲的《民主的悖論》以及巴羅的《批判的國家理論——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后馬克思主義》。江蘇人民出版社翻譯出版了巴特勒、拉克勞、齊澤克的《偶然性、霸權和普遍性——關于左派的當代對話》(2004)、墨菲的《政治的回歸》(2005)、斯圖亞特·西姆的《后馬克思主義思想史》(2011)，保羅·鮑曼的《后馬克思主義與文化研究》(2011)，安娜·史密斯的《拉克勞與墨菲：激進民主想象》(2011)。這些一手資料、二手資料的翻譯大大便利了國內的后馬克思主義研究。
其次，表現在后馬克思主義研究隊伍在不斷壯大。曾枝盛是較早進行后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學者，他的《后馬克思主義》早在2002年就于臺北出版。周凡是國內后馬克思主義研究最著名的青年學者，他主編的《后馬克思主義》和《后馬克思主義：批判與辯護》于2007年在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前者比較全面地展示了后馬克思主義的話語背景、問題域及理論特征，后者全面展示了國外學者關于后馬克思主義的碰撞與反思、探討與爭鳴。在后來的研究中，這兩本書成為國內后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重要參考書目。周凡于2010年出版《后馬克思主義導論》個人專著，是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改出版的，是國內第一本比較詳細、全面地研究后馬克思主義的權威著作?，F在的后馬克思主義研究已經不限于曾枝盛、周凡、胡大平、孔明安，而擴展為一個更大的學術群體，張一兵、楊耕、陳學明等權威人物也在后馬克思主義這一論題上有所闡述，仰海峰、文兵、夏瑩、陳炳輝、張秀琴、盧春雷、王平等青年學者也撰文對相關具體問題進行研究和探討，孫亮、莫雷等80后學者也介入進來，相關的博士論文已有十余篇之多[43]，還將有更多的博碩研究生將后馬克思主義納入自己的畢業論文選題、作為自己以后的研究方向?！昂篑R克思主義以其特有的思想品質與獨創性的闡釋路徑一而再、再而三地成為人們的熱門話題，成為眾多理論家與學者回應的對象?！盵1](P12)
但也應當看到國內后馬克思主義研究中的不足。從以上研究現狀和問題的分析中也能看出，盡管國內的后馬克思主義研究涉及了很多方面，但是研究依然不夠深入。首先表現在述評較多，理論建構不足，很多文章都是先把拉克勞、墨菲的理論或是國外對拉克勞、墨菲的研究概述一番，然后做出自己的評價;其次表現在很多問題尚處于爭論當中，如后馬克思主義廣義上的邊界問題、后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問題、后馬克思主義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問題等，還沒有定論。這可能與國內后馬克思主義研究處于起步階段有關。
除了要對以上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外，還應當在以下幾個方面推進國內以拉克勞、墨菲為代表的后馬克思主義研究。首先，需要繼續關注國外最新的拉克勞、墨菲研究動態，與其展開對話并吸取有益成分，以促進國內的后馬克思主義研究，不能僅僅停留在評介的層次上;其次，把拉克勞、墨菲的后馬克思主義放在國外馬克思主義的大背景下進行研究，才能對拉克勞、墨菲的后馬克思主義有更為清晰、清醒的認識;第三，應把拉克勞、墨菲的后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與其同時代的新自由主義、保守主義聯系起來;第四，拉克勞、墨菲借用了索緒爾、阿爾都塞、拉康、?？?、德里達等人的某些概念，但是極少有人對其進行綜合研究，拉克勞、墨菲是如何把這些不同的概念綜合在一起的?這是我們要思考的;最后，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演進，當代資本主義社會面臨的問題，中國也同樣面臨著或者即將面臨，我們需要思考后馬克思主義某些積極的理論觀點能否用來分析中國的現實與政治?后馬克思主義理論能夠給予我們怎樣的啟示?
此外，在對待后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上，應當避免將其“神圣化”和“虛無化”。后馬克思主義作為闡釋和理解馬克思主義和當代西方社會的一種方式，既包含著很有價值的方面，同時也有值得懷疑的向度。我們既不應當做后馬克思主義的辯護士和頌揚者，也不應對之僅報以輕蔑和鄙夷、甚至激進的反對。相反，我們應該敞開胸懷，既直面它的挑戰和沖擊，同時也對它的某些結論和觀點提出質疑。應當拒絕偏執和獨斷，辯證地看待后馬克思主義。所幸，國內大部分學者都能堅持這種辯證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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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周 凡.后馬克思主義霸權概念的出場形態——論拉克勞和墨菲對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的解構[M]∥復旦大學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評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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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胡大平.激進民主、對抗性與霸權——拉克勞和墨菲后馬克思主義政治規劃的批評性解讀[J].求是學刊，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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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夏 瑩.論拉克勞、墨菲領導權理論的語言學基礎[J].哲學研究，2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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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周 凡.論“后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觀[J].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5，(4).
[31]曾枝盛.評拉克勞和墨菲的社會主義策略[J].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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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莫 雷.從激進民主到階級斗爭——拉克勞、墨菲與齊澤克的政治策略的差異[J].山東社會科學，2010，(2).
[39]莫 雷.后馬克思主義的主體概念[J].學習與探索，2010，(2).
注釋
[40]2000年以前的著作只有《馬學新論：從西方馬克思主義到后馬克思主義》，黃瑞祺主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1998年版;翻譯的著作只有丹尼爾·貝爾的《后工業社會的來臨》，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1992年11月20日的《國外理論動態》刊載了《英國學者萊克拉奧談后馬克思主義與后共產主義》，1993年11月童世俊在香港的《中國社會科學季刊》上發表了《后馬克思主義視野中的市民社會》，以及周凡的《后馬克思主義導論》，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版。
[41]參見周凡的《論拉克勞后馬克思主義轉向之前的接合概念》，《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5年第2期;陳炳輝的《墨菲的后馬克思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3年第2期;付文忠的《對政治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之爭的超越——-讀墨菲的后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思想》，《教學與研究》2005年第3期。
[42]盡管周凡談的是國外的后馬克思主義研究概況，但國內的后馬克思主義研究卻與國外的研究有極大的相似之處。參見周凡的《后馬克思主義導論》，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年版，第27頁。
[43]其中，復旦大學陳學明指導的周凡的博士論文《霸權結合的哲學批判：解讀拉克勞與墨菲的后馬克思主義理論》(2004)，是國內最早關于后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博士論文;中國人民大學曾枝盛指導了三篇關于后馬克思主義的論文，分別是李志英的《拉克勞、墨菲的政治和國家理論述評》(2006)、寶艷園的《后馬克思主義文化霸權理論研究》(2007)、王芳的《后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歷史觀述評》(2009)。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
原載《中共天津市委黨校學報》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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