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 20 年來，美國左翼學術力量總體上處于守勢的局面沒有多大變動。從 20 世紀 90 年代直至21 世紀最初的幾年，國際政治格局，尤其是大國間的政治格局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對西方國家政治話語壟斷權的外部威脅被削弱，這也帶動了其經濟話語權地位的進一步提升，加之新技術的普遍運用，推動了發達國家新一輪的經濟增長。在此期 間，美國國內經濟經歷了長達 115 個月的連續高速增長，低失業率和低通貨膨脹率甚至同時并存。當然，盡管美國經濟經歷了這輪強勁的增長，但在這種增長的背后，卻始終潛藏著一系列嚴重的威 脅。這些威脅既有來自經濟領域本身的，比如不斷擴大的巨額財政赤字、低儲蓄率、過度消費、貿易逆差、負債融資，等等; 也有來自經濟領域之外的，比如貧富差距拉大和加劇、社會公正屢受質疑、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的持續，等等。
經濟數據的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原有的社會矛盾。與此同時，這一時期的新自由主義，不但在美國經濟政策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也在很大程度 上影響并且遏制了美國左翼學術力量( 包括美國馬克思主義) 的發展。但是，隨著 2008 年經濟危機的全面爆發，情況發生了逆轉。左翼學術似乎又進入了新一輪的活躍期，相關著作大量出版，馬克思著述中的一些基本判斷和馬克思主義的一些核心概念 再度成為學術研究和討論的熱點。比如： 對于《資本論》的重新解讀、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發表 150 周年的相關論文、葛蘭西研究的熱潮、列寧主義的“復興”，等等。
“全球左翼論壇( LEFT FORUM) ”是美國最重要的左翼年度學術活動之一，具有左翼學術風向標的性質。自 2007 年以來歷屆左翼論壇的主題分別是： “鍛造激進政治的未來( 2007) ”、“大廈之破裂( 2008) ”、“轉折點( 2009) ”、“無法把握的中心，重燃激進想象( 2010) ”、“走向一種團結政治( 2011) ”、“占領制度： 對抗全球資本主義( 2012) ”。上述主題的集中程度以及重心的逐步變化，較為真實地反映了近年來美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主要關注點，同時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種研究的真實處境。
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鮮明特點在于其不但是對現實的批判，而且是對于實踐或行動的指導，即不僅具有批判性而且具有策略性。從批判的角度來看，近年美 國左翼學術研究的主要關注點在于對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總體性判斷和總體性剖析，并從這種剖析中引發出對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總體性批判。從行動策略的角度來 看，近年美國左翼及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真實處境并不盡如人意，在看似極為利于左翼的歷史情勢中，左翼運動的戰略或策略卻大多建立在過于樂觀的形勢判斷上，但 這種判斷并不能真實反映 2008 年之后美國社會的現實發展趨向，這使得這類策略面臨多重質疑，更談不上落實; 此外，這類策略的最大問題仍然在于，其在理論上不得不依附于其批判的對象，缺乏真正的獨立性。在這樣一個總體性危機的時代，美國左翼知識分子的“激進想象 力”被再度激發，同時又處境尷尬。除了每年召開的“全球左翼論壇”和由《重思馬克思主義》雜志主辦的兩年一次的國際學術大會之外，美國左翼知識分子和馬克 思主義學者近年出版的著作，以及《每月評論》、《重思馬克思主義》、《科學與社會》、《新政治科學》、《批判》、《社會主義和民主》、《激進政治經濟學評 論》等刊物也較好地反映了近年來美國左翼學術研究的新趨向。
一、從危機的總體性到批判的總體性
2009 年初，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羅伯特·布倫納( RobertBrenner) 接受了媒體采訪，在被問到“當前的危機是否可以像許多媒體和分析人士所指出的那樣，被歸為金融危機”時，布倫納回答道： “這些分析人士從他們自己的立場得出結論，把危機歸于銀行和證劵市場，盡管這一點可以被理解，但是問題必須被引向更深的層次。”同一年在紐約召開的全球左 翼論壇的開幕式主題是“當前的危機： 經濟、政治、環境、文化”。這一主題所傳達的意圖以及布倫納的上述看法，都在于揭示出這場危機的總體性和根本性： 所謂的危機，不僅僅在于這次金融危機，而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從整體上陷入了一系列政治、經濟、文化和生態等嚴重的危機，以至于這些國家所依托的 制度本身，不僅無法滿足民眾的廣泛需求，甚至也無法繼續復制其剝削形式，無法再有效地推行其強制性的意識形態霸權。批判的矛頭直指資本主義制度本身。
相同的總體性危機意識和對于探尋未來發展道路的迫切要求，在美國左翼學者近年發表的相關論著中，首先表現為對當前危機的全方位的反思和批判。所 謂總體性危機，當然就不單純是經濟危機，它本身也并不單純由經濟危機所造成，而是由經濟危機所引發，這些危機廣泛存在于人類活動的主要領域。
在這些危機中，經濟議題當然是最為突出的話題之一。布倫納在上面提到的那篇采訪中指出：如果僅從經濟的角度而言，當前這場經濟危機，其實是根源 于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的全球制造業的產能過剩。產能過剩導致了實體經濟的利潤率持續下降。而西方發達國家出臺的一系列刺激經濟的政策卻不以解決產能過剩問題為目標，而 是僅僅以挽救利潤率為目標，甚至不惜以形成金融泡沫的代價來刺激經濟增長。這種以維持利潤率為唯一目標的經濟對于借貸的依賴性不斷增強，從而造成了資產價 格不斷走高，最終釀成今天的危機。
在對于本次經濟危機的各類反思中，尤其是來自左翼的反思和批判中，新自由主義成為眾口一致的標靶。比如美國巴克內爾大學經濟系的埃爾多安·巴基 爾( Ergodan Bakir) 教授和美國猶他大學經濟系的阿爾·坎貝爾( Al Campbell) 教授合作撰寫的題為《新自由主義、利率和積累率》的文章，具體分析了新自由主義與經濟運行中的利率要素和積累率要素之間的關系。他們在文中指出，近幾十年 來，資本主義經濟運行體系中的利潤率和積累率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而這與新自由主義政策有著緊密關系。幾乎被經濟學家們普遍接受的一個觀點是，資本主義當 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結構的投資獲利的增長，要低于資本主義在二戰后的經濟結構的投資獲利的增長。這與新自由主義背景下的相關政策取向有關，即不斷引導利潤 從非金融部門向金融部門轉移有關，這就導致了用于積累的利潤不斷減少。而在馬克思的體系中，增長與投資是辯證相關的，它們互為因果。另一方面，投資也與利 率辯證相關。馬克思主義者們以及其他經濟學家們認為，利率既是一種資本主義經濟健康的關鍵的決定性因素，同時也是其健康的指示器。
此外，在美國左翼學者看來，這場危機也給人們重新閱讀并思考馬克思帶來了一個機會。比如，美國馬薩諸塞阿默斯特大學經濟系教授斯蒂芬·雷斯尼克 ( Stephen Resnick) 和理查德·沃爾夫( Richard Wolff) 共同撰寫了從馬克思主義角度看待這場經濟危機的論文，標題為《經濟危機： 一種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在這篇論文中，他們通過對勞動生產率、所獲工資、個人債務等問題的分析，揭示出這場危機背后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性病因。并指 出，當前采取的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歸根到底只是在資本主義體系內部尋求調解。如果不能改變社會階級結構，就無法真正解決危機。又比如，美國馬里斯特學 院的安·戴維斯( Ann Davis) ，則從馬克思的角度討論了國家在經濟運作中的作用，他的文章題為《馬克思與混合經濟： 貨幣、儲蓄和國家的角色》。戴維斯分別闡明了關于貨幣的異端觀點; 馬克思的貨幣理論，包括： 作為一般等價物的貨幣、國家的角色、積蓄; 金融循環; 國家在宏觀穩定中的作用; 公共財政; 商品拜物教; 國際性的維度，等等。他得出的結論是： 國家貨幣可以成為資本主義積累的工具，成為國家權力的投影。盡管有著“自由市場”的修辭和公私區分的規則，但國家的作用在當前的危機中日益突出。
大衛·麥克內利( David McNally) 于 2010 年出版了《全球性暴跌： 危機和抵抗的經濟學與政治學》。此書考察了全球性金融崩潰，并且把這種崩潰看作是資本主義在新自由主義階段的第一次體系性危機。麥克內利認為，這一危機遠 未結束，并且極有可能引致世界性范圍的嚴重的經濟與政治動蕩。我們可以在資本主義的那些基本特征之中發現這一危機產生的根源，但是卻不能認為資本主義的源 泉僅僅在于無管制的金融體系。為此，麥克內利詳細描述了新出現的不平等模式和資本積累模式，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國家中出現的模式。在他看來，對于這一歷史階 段的世界經濟的“金融化”的闡明，可以揭示出國際金融市場與債務及掠奪之間的復雜關系。通過對世界各國央行的大規模干預以期阻擋另一次大蕭條的舉措的分 析，作者指出，在避免全面崩潰的同時，這些干預措施卻使得窮人和工人階級民眾承擔了危機的大量后果： 失業、貧困和不平等狀況的持續增長、社會公益計劃的消減，等等。
除了經濟危機，環境和生態危機也是近年來美國左翼學者們熱議的話題。當然，他們在關注環境和生態問題本身的同時，批判的矛頭指向了導致生態危機 的根本原因———資本主義制度。這種批判的代表是俄勒岡大學的約翰·貝拉米·福斯特( John Bellamy Foster) ，他近年發表了《生態學革命： 與我們的行星言歸于好》、《生態裂口： 資本主義對地球的戰爭》、《財富的悖論： 資本主義與生態結構》、《每個環保主義者都需要對資本主義了解些什么》等一系列論著，探討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的關系。比如，在《每個環保主義者都需要對資 本主義了解些什么》一文中，福斯特指出，資本主義體系從根本上已經無法應付由世界性氣候的變動給地球上的生命所帶來的威脅。因為這些問題是由一種建立在經 濟擴張基礎之上的經濟體系的活動所導致的。這種經濟上的擴張，必然要求向外尋找原材料、廉價勞動力和新的市場。當然，有限的自然資源最終會被找到，但是絕 大多數的商業行為都是目光短淺，其制定的計劃不會超過 10 年。在他看來，所謂的綠色資本主義也必須接受嚴格的審視，這種模式或理念包括更好的技術、更干凈的動力、更廣泛的能源措施以及排污權交易安排等。然而，福 斯特卻并不認為綠色資本主義是上述危機的可行的最終解決方案。在他看來，只要在資本主義體系中，上述方案在應對日益加重的環境問題上最終還是無能為力的， 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案仍舊是社會主義。
此外，2008 年的世界性饑荒引發的糧食安全問題，引起了大量討論。《每月評論》2009 年 7—8月合集的主題是“糧食危機”。佛蒙特大學的弗雷德·麥格多夫( Fred Magdoff) 和康奈爾大學的布雷恩·托卡爾( Brain Tokar) 撰寫了《處于危機中的農業和糧食》一文，探討了糧食危機的根源。他們認為，造成糧食價格峰值的原因，包括玉米和大豆轉向供應畜牧業，公司對于糧食生產的所 有領域進行集中控制，糧食作物轉向供應農業燃料生產。轉基因生物技術的農作物使得農民越來越依賴于殺蟲劑，這引起了小農場主、環保主義者和公共健康倡導者 的反對。對于農業造成的最大危害來自自由市場及其意識形態，大公司對糧食生產的控制日益加強，已經使得世界性饑荒的威脅可能性大大加強。康奈爾大學社會學 系的菲利普·麥科馬克( Philip MaMichael) 撰文分析了歷史中的世界性糧食危機; 農業和貿易政策研究所的索菲亞·墨菲( Sophia Murphy) 則強調了農業中的自由貿易的不利影響; 格拉斯哥大學經濟地理學教授黛博拉·費伊·布萊森( Deborah Fahy Bryce-son) 談及了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正在消失的農民和全球糧食危機;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農業生態學教授米格爾·阿爾迪耶( Miguel Altieri) 強調農業生態學與小農場及糧食主權的關系。此外，埃塞克斯大學的朱爾斯·普雷蒂( Jules Pretty) 以《生態農業能夠養活九十億人嗎?》為題的論文，討論了生態農業和建立在工業化原則基礎之上的農業體系的發展。他認為，盡管農業領域集約型生產得到發展， 但仍舊只能有限地減少饑餓人口。自 1970 年以來，人均糧食消耗已經增長了百分之十七。農業體系必須向可支撐和可持續的方向轉變。
當然，除了上述經濟危機、生態危機和糧食危機之外，宗教問題、戰爭問題、種族問題、性別問題、勞工運動問題等，也構成了美國左翼學者眼中當前總 體性危機的組成部分。對于人類在當下所面臨的總體性危機的共同意識和對此種危機的根源的反思，使得他們的批判指向了危機現象背后的資本主義制度本身。
美國猶他大學經濟系教授李明啟( Minqi Li) 撰寫的論文《“歷史的終結”的終結： 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危機與人類的命運》，較為全面地把資本主義本身的危機看作一種結構性危機。按照李明啟的說法，自大蕭條以來，全球資本主義正處于最大的危 機之中，甚至連世界的統治精英們也不再懷疑一個重要的歷史性轉折已經到來。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走到了終點。這將證明所謂“歷史終結說”本身的終 結，并預示著全球性的反革命時代的終結。李明啟在文章中分別闡述了1914 年至 1945 年期間的私人壟斷資本主義的危機、2001 年至 2005 年期間的新自由主義危機、石油峰值與全球性危機階段、全球性階級斗爭的戰場，以及氣候變化等主題。在最后，李明啟指出，未來十年的全球性的階級斗爭，會決 定世界資本主義當下的結構性危機將如何最終解決。他指明了三種可能的結構： 首先，隨著另一個資本主義體系的成功再造，危機將被消解; 其次，全球性的階級斗爭將徹底顛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 最后，全球性的階級斗爭還將為一種新的全球性體系的興起鋪平道路，這種體系是建立在生態可承受性和滿足一般人口基本需求的基礎之上的，是一種高層次的經 濟、社會和政治民主。
2009 年 4 月 2 日，就當時在倫敦召開的 G20 峰會，全美廣播電視展播節目“今日民主”( Democ-racy Now) 邀請了著名馬克思主義學者大衛·哈維( David Harvey) 做了題為“金融危機和新自由主義”的電視訪談。在被問到當前的危機對于資本主義的未來意味著什么的時候，哈維把資本主義描述成為“非理性地使其合理化的那 種體制”，并且提到了“現在該是我們挑戰整個基礎的時候了”。
面對這種“非理性地使其合理化的資本主義”，美國左翼學者的回應之聲大體是一致的。邁克爾·萊博維奇( Michael Lebowitz) 的《人類發展之路： 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一文的標題正是這種態度的體現。萊博維奇指出，發展的前提是充足的糧食、良好的健康、教育，以及人民自己做主的機會。全面的發 展，即能夠使得人類潛能全面發展的社會，才是社會主義者的目標。在論文開篇，萊博維奇寫道： “如果我們相信人民，如果我們相信人類社會的目標必然是‘確保人類的全面發展’，那么可供我們選擇的就非常清楚了： 社會主義或是野蠻。”
二、激進想象，或革命式鄉愁
在危機時代，左翼從來不缺乏激進的想象力，所缺乏的只是支撐這種想象力所需要的穩固基礎。這種基礎既包括理論上的嚴密構想，也包括實踐上的有效規劃。
在危機時代尋找一條可能的出路，成為美國左翼學者們的迫切任務。為了找到這條出路，首先必須在理論上有充分的設計和論證。2010 年出版的萊伯維茲的《社會主義者的選擇： 真正的人類發展》一書，正是這種論證的嘗試。萊伯維茲提出，一個好的社會，就是一個允許人類的潛能充分發展的社會。他論證這樣一個社會是完全可能的。而資 本主義卻沒能成為這樣的一個社會，只需要大致查看一下其主要特征就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第一位的并非人類的發展，而是極少數人的私人財富 的積累。在私人利益和人類發展之間一旦出現沖突，那么私人利益必會居先。萊伯維茲同樣批評了某些自我宣稱的社會主義。在他看來，一個好的社會必然具有以下 三個特征： 生產資料的社會占有; 社會生產由工人控制; 社會需求和社會目的的滿足。他認為，這三個要素之間是相互影響和相互加強的，同時，他也提出了這些要素如何發展并具有自主性的問題。在書中，萊伯維茲也對 下列事物提出了獨特的看法： 財富的性質、利潤的非法性、工人控制企業的缺乏、勞工的劃分，等等。
此外，“共有”問題，也是美國左翼學者近年來特別關注的問題。在不少左翼學者看來，“共有”既與人類的歷史以及現實的政治處境相關，又與試圖擺 脫時代危機的激進想象的指向相關。邁克爾·哈特( Machael Hart) 和安東尼奧·內格里( Antonio Negri) 認為： “在今天，至關重要的共有概念到底是什么……事實上，與我們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中所經驗到的相比，今天的我們已經參與到了一種更加徹底和深刻的共有性之中 了。這個事實就是，我們參與到了一個生產性的世界之中，這個世界是由相互交流的社會性網絡、互動性服務以及公共語言所組成的。我們的經濟現實和社會現實， 更多地是被合作生產性服務和關系所界定的，而只是在較低程度上被物質對象的生產和消費所界定。不斷增長的生產性意味著對于相互協作和相互交流的共有性的建 構。”
圍繞“共有和公社的形式”的主題，《重思馬克思主義》2010 年第 3 期刊登了系列專題討論文章，討論分為五組，分別是： “共有和公社的形式”、“共有及其生產”、“商品拜物教和共有”、“共同體的模式”和“公共中的差異”。
比如，在第二組專題討論中，吉基·洛格羅( Gigi Roggero) 撰寫了題為“關于共有的五個命題”的論文。在論文中，洛格羅提出了在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發生轉變的背景之下，以及當前所面臨的全球性危機的背景之下的關于共 有的五個命題。這些命題涉及認知的資本主義、階級組成的新進展、生活知識的生產和主體性，等等。洛格羅認為，在今天，對于共有物的探討，常常涉及“共有之 物”的私有化和商品化。這就暗示了某種關于共有的自然的和保守的看法，這種看法是與生產關系相脫離的。針對這種觀點，洛格羅區分了共有物與共有： 前者與卡爾·波蘭尼有關，后者則與卡爾·馬克思有關。他認為，共有假定了某種抗爭性的雙重性狀態： 它既是搭載自覺的、有生命力的勞工的夢想的航天器，同時也屈從于資本主義的“捕獲”。因此，至關重要的不是對于“共有物”的保護，而是在新的體制中對于共 有及其組織的生產，這能夠使我們超越公有和私有之間的乏味對話。他所提出的五個命題分別是： 1. 共有具有一種雙重狀態; 2. 共有并非自然之物; 3. 共有并非普遍的概念，而是階級性的概念; 4. 共有并非一個烏托邦; 5. 共有制度是共產主義的新理論和實踐。又比如，在第四組專題中，杜克大學的肯尼斯·蘇琳( Kenneth Surin) 發表了《論團結( 的概念)的生產》一文。蘇琳提出，在北半球/西方，對于共同體及與之相關的團結，存在著兩種主要的理解模式。一種是前工業社會的理解模式，借助了村莊的觀 念，涉及其有機的鄰里紐帶等。另一種是工業社會的理解，是根據共同的受剝削狀況來理解共同體的，這種狀況是建立在從事工業化工作的階級組織上的。但在今 天，在北半球/西方，上述兩種理解模式都已經無法應用了： 村莊中的大部分地方，已經成為聚居性的郊區，工業化生產也已經越來越變得不具有無產階級性質了。為此，蘇琳提出了另外一種關于社會團結的概念。在他看來， 構成共同體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在于作為其成員的價值中心的功能; 問題就在于我們的新的生產形式如何能夠允許這些價值中心發展壯大。論文還考察了這種關于共同體的新概念的兩種模式： 一種來自雷蒙德·威廉姆斯，把“經驗”作為其組織性范疇; 另一種則來自吉爾·德魯茲和費列克斯·加塔利，將“欲望”作為其關鍵性范疇。對于資本主義總體性危機的判斷和對于自身發展的樂觀估測，不僅使得美國左翼學 者在理論構想上采取了激進的姿態，而且在行動策略上也力圖貫徹上述激進想象。
2007 年，全球左翼論壇的主題是“鍛造激進政治的未來”。會議主辦方指出，我們正處在一個黑暗的時代，但同時也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時代。為了這個希望，我們必須采 取具有策略性和實踐性的步驟，必須討論往往被忽略的有關政治的組織問題和社會運動的民眾力量問題，即采取不同于以往的激進政治的步驟。2008 年論壇的主題是“大廈之破裂”，正是那一年經濟危機全面爆發，論壇關注的核心問題是： 在此緊要關頭，左翼如何有效地介入?
2009 年，論壇的主題是“轉折點”。同一年，由《重思馬克思主義》雜志主辦的會議的主題則是“新馬克思時代”。兩個大型會議在主題上的內在一致性，反映出了美國 左翼的關注點和基本立場上的某種一致性，即在面對人類不利處境的時刻所具有的積極態度。在重大危機的當口，如何重新理解馬克思? 在這一歷史處境中，馬克思主義可以發揮何種積極作用? 左翼如何積極而有效地介入? 這些問題成為兩個會議共同關注的焦點。兩次會議上的多場專題報告和圓桌討論充分反映了上述焦點問題，比如：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發展”、“馬克思主義和社會制度”、“對于馬克思的再思考”、“馬克思主義、主體差異以及平等的可能性”、“馬克思的價值理論 研究”、“新自由主義修辭和馬克思主義批判”、“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和批評性回應”、“危機，來自左翼的長期視野： 在改革中嵌入激進民主觀點和民主的潛能”、“核心資本主義國家的左翼策略”、“左翼的長期戰略”、“歐洲激進左翼的重組”、“左翼的獨立出版”、“政黨、 運動與階級： 對于激進轉型中的組織化表達的再思考”、“新舊左翼之間”、“左翼為新政黨做好準備了嗎?”，等等。盡管沒有一致性的結論，但是如何在美國建立一個具有廣 泛基礎的左翼政黨，還是成為與會者討論最多的話題。
然而，這場危機并未完全按照部分美國左翼人士的預測發展、延續。在此期間，左翼自身的發展也不盡如人意。一方面，危機的加速擴展和民眾不安情緒 的普遍蔓延，使得長期處于守勢的部分左翼人士對于建立新的廣泛左翼聯盟的構想充滿信心; 但另一方面，左翼長期以來的精英路線，使得他們很難在美國最廣泛的民眾和基層組織中建立起牢固的根基。比如被稱為“左翼旗艦”的《紐約時報》不盛反衰; 左翼工會無法在危機中發揮積極而有效的作用; 相反，右翼和保守勢力卻借助危機尋求新的發展路徑，比如2009 年3 月，在左翼原有的勢力范圍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成立了“右翼運動比較研究中心”。
2010 年全球左翼論壇的主題再次突出“激進”概念，不過變成了“重燃激進想象”。會議組織者認為，仍在持續的全球性資本主義危機使得某種希望得以產生，即給美國 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左翼政黨和社會運動重新注入活力。目前，左翼仍舊處于破碎和混亂的境況之中，并且漸漸脫離了其原有的勞工基礎，與此同時，右翼卻似乎以更 為強大的面目出現了，至少是以一種更為咄咄逼人的面目出現了。目前的整體社會經濟下滑狀況并未被扭轉，失業率依舊居高不下，工資水準卻始終處于低位，不安 全感日益增長。在美國，奧巴馬政府對于商業利益和政治保守勢力作出越來越多的讓步。這種趨勢是否能被扭轉? 由這場資本主義危機所產生的困境和帶來的機會，仍舊能夠成為具有改造能力的左翼在此復興的動因嗎? 在這一系列問題之中，勞工運動問題和工人組織問題顯得尤為突出。這與左翼自身的傳統有關。而在經濟危機的情形下，勞工問題則成為考驗左翼的政治組織能力和 社會行動能力的關鍵性因素，或者說成為檢驗左翼激進想象的試金石。左翼試圖重歸勞工階級基礎的努力表現在這次會議的相關討論主題之中，比如： “可能的勞工組織： 工人委員會”、“國際性勞工運動”、“關于工人階級的生活、工作和組織”、“經濟危機及其對工人階級的影響”、“美國勞工的未來”、“工會策略，窮人運動 和危機”、“比較勞工運動策略與階級斗爭策略”、“如何與失業和低薪作斗爭： 低薪資本主義時代的勞工運動策略”、“來自底層的工會改革： 美國、加拿大和波多黎各”、“跨國的勞工運動”，等等。與之相關，《重思馬克思主義》雜志在 2010 年 10 月號上也專門刊出了一組以“工人權利是人權嗎?”為主題的文章。
2011 年，全球左翼論壇的主題是“走向一種團結政治”，更加強調左翼的政治團結的長期戰略目標。2012 年的論壇主題則是“占領制度： 對抗全球資本主義”，其中的“占領”( Occupy) 一詞，取自 2011 年 9 月的“占領華爾街”民眾性運動。在美國左翼的一般性策略和規劃中，現實行動的急迫性日益凸顯。
盡管美國左翼學術的激進想象在這場危機的延續和演變過程中始終沒有停止，盡管美國左翼日益迫切地關注自身的組織能力和采取現實行動的能力，但 是，早在2008 年就被預言的“全面的左翼時代”并未到來，危機自身的演變和現實政治的發展也并沒有給美國左翼指出一個明確樂觀的前景。
總體性危機激發出了美國左翼學術的激進想象力，但與此同時，這種激進想象力也遭遇到了各類難題： 經濟上的激進構想無法真實有效地消解迫在眉睫的債務問題和失業問題; 組織上的激進規劃無法團結大多數左翼團體; 勞工運動上的激進策略仍舊缺乏廣泛的基層民眾的基礎，等等。但是更大的困難還在于，美國左翼學術的行動策略的理論論證、行動規劃，乃至于對于歷史進程的基 本判斷，仍然過于依附其批判的對象的運作邏輯，這使得這種批判本身的力量大為削弱，也使得相應的行動能力大受局限。這類似于齊澤克所說的主體對于其所拒絕 之物的病理式依賴，在此依賴的意義上，激進想象只能是某種革命式鄉愁。美國左翼學術要想真正有所作為，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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