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民主和自由的內在統一
文|劉永佶
公有、民主、自由,是現代人類社會發展大趨勢,也是中國社會變革的目的和主導。公有、民主、自由的根據是勞動,主體是勞動者。在勞動主義哲學理念的前提下,公有是民主和自由的經濟基礎,民主是公有和自由的政治機制,自由是公有和民主的文化導引。勞動社會主義的核心內容就是公有經濟、民主政治、自由文化的內在統一。
現在中國的思想界,一些人割裂了公有、民主、自由的內在聯系:一派強調民主和自由,反對公有,主張“私有化”;一派堅持公有,排斥民主和自由。主張私有制并以此為民主、自由經濟基礎的觀念,是早在二三百年前就由西方思想家提出來的,當時英國和法國的資產階級為了確立其統治地位,把民主和自由作為反對封建,進而反對專制的思想武器,并貫徹于由其統治的社會制度。資產階級的民主和自由都是以私有制經濟為基礎,以保證和實現私有制為目的的。資本主義的核心,是財產的私有權,所謂“私有財產神圣”是其基本理念。由此而建構的經濟制度,不過是這一理念的社會形式。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民主制”,是資本私有制的實現形式。它限定了擁有政治權利者的性別(不給婦女政治權利)和財產量(不給窮人政治權利),是典型的“財主”或“資主”。經過一百余年的社會主義運動和婦女解放運動,才爭得了普選權。但資產階級特別是大資本財團仍在以各種方式操縱選舉和政治機制,“資主”的性質并未改變。而與資本私有制和以其為基礎的“民主制”相適應的自由文化,其實質依然是保護財產私有權,為擴大私有財產而自由競爭。這并非人的自由,而是將人物化的自由,是資本家剝削勞動者的自由,勞動者充其量只有選擇被哪個資本剝削的自由。
今天中國的“自由派”自詡的“新思潮”,不過重復西方二三百年前的陳詞濫調。不僅思想上沒有創意,也沒有實行的條件。更重要的是,與“私有化”配套的“民主”、“自由”,根本就不是真正人的民主和自由。相信“自由派”的朋友們中有相當一部分只是讀了些西方自由主義的宣傳冊子,并不清楚其原委,才跟著喊“私有化”的,但如果將公有經濟全部都“私有化”了,中國也就沒有了民主和自由的根基。
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明確了私有與民主、自由的矛盾。他主張的公有制——“重新建立個人的所有制”——才是民主、自由的基礎。然而,首先實行公有制的“蘇聯模式”,卻忽略、排斥了民主和自由,因而導致內在的缺陷。“蘇聯模式”只能以失敗告終。“蘇聯模式”的教訓,主要就是:沒有民主和自由,也就沒有真正的公有制。那種為保衛公有制而反對民主、自由的觀點,也不可能真正保衛和發展公有制,只能給專制主義者對公有制的操控提供依據。而專制主義者所操控的公有制,只能演變為少數人控制勞動者的工具,甚至演化出官僚資本——比私有資本更落后,也更具危害的反動勢力。
我堅持公有——但不是“蘇聯模式”的由專制主義者操縱的公有制,而是明確并保證勞動者的勞動力所有權和生產資料所有權,并由所有權主體掌控占有權及其行使機構的“自由人的聯合體”。正是“自由人的聯合體”的公有制,必然要求以勞動者個人為主體的民主政治和自由文化。
我主張民主和自由——但不是建立在資本私有制基礎上的“資主”和對財富“叢林法則”式的自由競爭,而是以公有制經濟為基礎,是實現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的政治機制的民主,是保證勞動者社會主體地位并提高素質技能的文化導引的自由。這是真正人的民主和自由,是克服人性中動物一般性野蠻成分的唯一途徑。
我相信,思想界不論哪一派中的絕大多數人,都和我一樣靠自己的腦力勞動而謀生,我們都希望中國進步發達,都希望有適宜我們自由的社會條件。之所以出現偏頗,在于學識、閱歷和思想方法。當我們明確主體性、國度性和時代性,而非把思想依附于二三百年前的西方思想家和五六十年前的“蘇聯模式”,我們就能從對中國歷史與現實矛盾的辯證思考中,認知我們的共同利益和前途,這就是公有、民主、自由的內在統一。
思想只有新舊之分,沒有“左”“右”之別。將公有與民主、自由割裂并分成“左”“右”對立的觀念,是極少數既得利益者利用舊思想在思想界制造的混亂,是侵害我們共同利益的,更是阻礙中華民族和全人類發展大趨勢的。公有、民主、自由的內在統一,是新時代勞動者總體利益和意識的概括,是新思想、新的時代精神。消除人為的“左”“右”之別,立新除舊,變革社會,解放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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