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驗民主理論的一條重要原則是經濟上的困難時期同樣意味著民主的困難時期，尤其是對那些新生的脆弱的民主來說更是如此。如同西摩?馬丁?李普塞特在20世紀60年代的經典之作《政治人》中所指出的那樣，當一個民主政權缺乏內在的合法性時，它的生存依系于不穩定的有效績能的基礎之上。如果沒有危機的意外發生，合法性脆弱的民主可能會得過且過一段時間，但是一旦它喪失了有效性，民主的崩潰就隨之而來；就像20世紀30年代，澳大利亞、德國和西班牙不穩定的民主政府，在大蕭條的打擊之下所表現的那樣。事實上，19世紀20、30年代的經濟紊亂吞噬了很多歐洲和拉丁美洲的很多民主國家，盡管全球民主化的第一波回潮可以更早地追溯到1922年，由墨索里尼領導的法西斯分子的“向羅馬進軍”。
20世紀下半葉，經濟表現與政權的存活之間存在很強的關聯，尤其是對民主政權來說。在分析了涵括自1950年至1990年的數據的基礎上，亞當?普熱沃斯基和他的同事發現，當民主政權面臨收入上的下降時，其消亡的概率是它們在增長時的3倍。他們從長遠的眼光來看，發現經濟表現的沖擊力變得更為顯著：當收入在3年或更多連續的年份中保持增長時，民主消亡的幾率為1/135；而當收入在連續的2年內下降時，民主消亡的概率為1/13。普熱沃斯基及其同事的分析，證實了超過2/3的民主失敗發生之前都經歷了一年或兩年的收入下降。因此，“民主政權的消亡遵循一個清晰的模式：它們更可能發生于一個國家經歷經濟危機之時，而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它們伴隨著一場經濟危機。”
然而，現階段的世界歷史挑戰了這些模式。從各方面考慮，始于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引發了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然而，到目前為止，它看起來似乎對民主的生存影響甚微，原因有三：首先，在經濟上受經濟危機打擊的重災區絕大部分是富裕的工業化民主國家或歐洲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正如普熱沃斯基和他的同事所表明的，民主從來沒有在一個富裕的國家崩潰，因為在經歷數十年的成功運作之后，民主已在這些國家得到了鞏固和制度化。最近已獲準加入歐盟的中東歐后共產主義的民主國家(這意味著拋棄民主將以巨大的經濟成本為代價)現在似乎也得到了鞏固；其次，在那些新興的和脆弱的民主國家(包括上中等收入的東歐國家和欠發展地區)，經濟動蕩的影響導致了民選政府的垮臺而不是民主的崩潰；第三，民主的崩潰在受全球經濟衰退的打擊之前即已經發生，其原因可歸咎于國內治理不善，而非不利的國際環境。事實上，數量驚人的實例顯示，當民主崩潰發生時，經濟增長的總速卻依然相當強勁。
但是，接下來的分析不應該被理解為是在暗示經濟情況與脆弱的民主政權的命運沒有關聯。相反，最近十年的數據表明經濟情況確實起著重要作用，尤其是新生的低收入的民主國家。但是在治理不善，尤其是腐敗和濫用權力十分猖獗，以及存在極端和強化的不平等的情況下，作為整體的經濟發展可能與民主沒有多大關聯。在某種程度上，民主的生存依賴于被統治者的支持或至少是默認，而治理不善削弱了這種支持，致使處于危險的民主很容易就走向毀滅。調查數據和客觀趨勢都顯示，短期內在決定新興的脆弱的民主的命運方面，政治因素可能比經濟因素更為重要。因此，即使世界經濟從當前的衰退中迅速恢復并充滿活力，如果不提高治理質量和遏制濫用權力，那么更多的民主仍將會趨于失敗。
全球的(政治)民主衰退
始于1974年的全球民主擴張的“第三波”最為顯著的特征之一是它的持久性。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開始并在1960年代早期遭遇困境的相對較短的“第二波”不同，第三波尚未遇到具有決定性的民主崩潰“回潮”。然而，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曾經指出的，世界范圍內存在令人擔憂的民主回潮跡象。首先，全球的民主國家的數目呈現平穩狀態，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全球大約有120個民主國家，但是，在此之后并沒有多大改善。根據自由之家的數據，在2009年初選舉的民主國家有119個，而2010年初則下降為116個。自1995年以來，可以被稱為選舉的民主國家的百分比在一個狹窄的范圍內波動，約占全球所有獨立國家的60%～63%左右。
其次，伴隨著漫長的第三波，全球民主崩潰的發生案例一直在增加。如果我們不僅僅考慮喧囂的民主失敗——無論是軍事的或行政的政變，也考慮到民主過程的增量退化最終將一個政權拖離民主選舉的門檻之外，那么，根據我的計算(與自由之家非常接近)，第三波浪潮中存在的民主國家中的1/5已經發生了逆轉。這比普遍認同的百分比顯著較高。更重要的是，這一百分比與數年前的情況相比也有顯著地增加，這是因為民主失敗的案例在不斷增加。實際上，持續了35年的第三波浪潮中的30個民主逆轉中3/5發生于過去的10年內外(自1999年10月巴基斯坦政變開始)，8個民主國家崩潰于2007～2009年的3年里(參閱表1)。當然，我還沒有將其視為一次民主的回潮，但是非民主的轉型數量已經開始超過走向民主的數量。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的民主崩潰發生在一些幅員遼闊和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國家，如石油出口國尼日利亞、俄羅斯和委內瑞拉以及孟加拉國、巴基斯坦、菲律賓、泰國等。
第三個令人擔憂的跡象是，根據自由之家的計算，全球的自由程度現在也處于下降之中，并且已經持續了好幾年。在1995年之后的很多年中，公民權利和政治自由(根據自由之家每年的測量數據)水平不斷擴大，甚至選舉的民主國家的數目也穩定了下來。在除了1996年和2005年外的每一年中，改善自由得分的國家數量(無論是政治權利、公民自由還是兩者兼顧)通常是大幅度地領先自由下降的國家數量。然而，在2006～2008年間，這是自冷戰結束以來的第一個三年，自由下降的國家數量超過了自由增進的國家數量，并且這一格局在2009年繼續得到了維持。2007年，自由下降的國家數量是自由增進的國家數量的4倍左右，在2008年和2009年，自由下降的國家與自由增進的國家之間的比率為2．5∶1。
當然，第二個和第三個趨勢是相關的。顯然，失去民主之后自由水平也隨之下降。此外，自1999年以來幾乎所有的民主國家崩潰之后都成為不自由的國家，而且其中一些變得越來越不自由。最重要的是，這些民主國家都治理不善，它們在依法治理、國家行政管理和反腐斗爭的有效性方面的表現遠遜于其他民主國家所創造的紀錄。
換句話說，我們所看到的是糟糕的治理與民主的脆弱性之間有明顯的關聯。相比之下，整體的經濟表現似乎并不是始終如一的罪魁禍首，過去十年間，這些失敗的民主國家中有很多在其崩潰前的一年或兩年都保持著積極的經濟增長率。事實上，有些民主國家在其民主走向失敗的那一段時間里有相當好，甚至是令人驚奇的良好的經濟表現，它們的年均增長率往往突破了6%。一般來說，不斷濫用行政權力而導致民主消亡的國家在其民主走向崩潰時，都經歷了強勁的經濟增長。這一點對于石油出口國來說，尤其如此。不斷上漲的石油價格所促進的民主消亡前年一和當年的增長率，尼日利亞為10．3%和21．2%，俄羅斯為6．4%和10%，委內瑞拉為18．3%和10．5%。同一模式較弱的版本是在非石油國家中，如肯尼亞和菲律賓。但是格魯吉亞和尼日爾在其民主失敗的前一年，經濟增長表現非常出色，即便在民主崩潰發生時，經濟增長也只是稍遜一籌而已。
對非石油國家來說，商品的繁榮創造了額外的動機去扼殺民主，這種觀點貌似有理。可以肯定的是，當民主是逐漸消亡而不是毀滅于暴動時，很難指出民主崩潰的具體時間，但是其消亡的趨勢仍十分顯著。即使在一些發生了軍事政變的國家，如孟加拉國和泰國，即使按人均計算，它們的經濟增長也是很明顯的。只有幾個少數國家——2002年的尼泊爾和最近的洪都拉斯、毛里塔尼亞以及尼日利亞——在民主失敗發生的那一年，按人均計算，經濟增長確實終止了或徘徊于負增長狀態。
過去的十年里，治理不善持續困擾失敗的和正在走向失敗的民主國家。在這一時期內，這些國家中的大多數目睹了民主政權的垮臺或者因濫用權力而奄奄一息，在世界銀行的六個治理質量的指數中，它們排名倒數第三。自1999年以來，在經歷了民主回潮的18個國家中，只有兩個國家(斐濟和泰國)的法治水平在中位數以上，同時僅有四個國家的腐敗在中位數以上。較為典型的是肯尼亞，(與中位數相比)政治穩定為17%，政府效率為28%，法治為21%，控制腐敗為18%。換句話說，世界上治理最為糟糕的國家(其中大部分是獨裁政權)處于在這四個參數的底部。
總之，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那些備受困擾和徹底失敗的民主國家有著某些相同的關鍵特征。第一，它們往往是貧困的或中等偏下的國家(俄羅斯、泰國和委內瑞拉例外)，人均收入在5000美元以下(以美元的平價購買力計算)。第二，以世界銀行的善治衡量標準來看，它們的排名都很低。可以說，當前絕大多數的民主國家仍處于嚴重的危險之中，即便它們仍然是民主國家(如玻利維亞、布隆迪、東帝汶、厄瓜多爾、海地、利比里亞、馬拉維、尼加拉瓜和塞拉利昂等)，但是在面對治理腐敗的問題上，它們處于第三世界國家的末位。此外，這些國家的政府公務員的素質和獨立性給人的印象并不深刻，公共服務和政策制定與實施也不具有普遍性。第三，它們在政治上不穩定，具有政治動機的暴力水平十分顯著，或者對歷史上的暴力記憶猶新，而難以將其置之度外。在更為一般的意義上說，它們的政府是脆弱的和可以被推翻的。第四，它們被階級、種族或者其他界線而深深割裂(跨黨派的敵意往往是這些混合的一部分，如在孟加拉國所表現出來的)，這是它們飽嘗內戰和高度的政治暴力之苦的一個原因。第五，它們的行政權力被嚴重的濫用。
行政權力的濫用是民主毀滅的關鍵因素，在格魯吉亞、洪都拉斯、尼日爾、尼日利亞、菲律賓、俄羅斯這些國家是這樣，在肯尼亞和巴基斯坦也是如此。伊桑?卡普斯丹和南森?康沃斯通過定量分析發現，在后過渡期或者民主脆弱的情況下，“對行政權力的有效約束將在實質上增加民主生存的機會”。在當前的一些民主國家中，最危險的是懷抱宏偉政治計劃的總統，他們相信他們需要集中和強化權力。對于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和厄瓜多爾總統科雷亞來說，他們的目標是沿著左翼民粹主義的路線重塑國家，重新分配財富和權力給歷史上被剝奪財產的大多數國民(以及他們自己和支持者)。作為其同胞中左派人物的尼加拉瓜的奧爾加特，他的意圖似乎是恢復他的桑地諾黨的主導地位，以及他本人的革命權威和遺產——清理在前任總統期間即已形成的腐敗問題。塞內加爾總統阿布都拉耶?韋德控制著國家機構，并將權力傳給他的兒子。斯里蘭卡總統馬欣達?拉賈帕克薩在內戰中最終打敗了泰米爾猛虎組織，似乎下定了決心推進民族沙文主義進程，以追求僧伽羅人的主導地位，并排除任何對和解與持久和平所造成的威脅。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關于民主的奮斗和危機的敘述，都不是內爆的經濟增長或者不斷上升的失業率的主要壓力。當然，經濟和社會的不公構成了社會和政治兩極分化的危機，這些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地區以及中美洲的部分地區(危地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都有淋漓盡致的表現。但是一些脆弱的民主國家——孟加拉國、布隆迪、利比里亞、馬拉維、塞拉利昂、斯里蘭卡——受到全球經濟衰退的影響似乎很輕微。當然，毋庸置疑，許多其他的非洲國家看起來似乎更為自由或者不那么脆弱，包括貝寧、加納、馬里和贊比亞等。大多數情況下，這些貧窮的國家都沒有很好地融入世界市場。在其他一些脆弱的低收入國家，如厄瓜多爾、危地馬拉、海地、尼加拉瓜和塞內加爾，經濟增長陷入低于人口增長的泥潭，這意味著人均收入的減少。但是，在尼加拉瓜和塞內加爾，這可能同樣削弱將不民主意圖和盤托出的總統的霸權野心的增長。在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繁榮的下降可能會加強左翼勢力的力量，總統們的反全球主義說明了其威權民粹主義的傾向。總之，將全球經濟衰退作為可能損害貧窮和中等偏低收入的民主國家的穩定的一個因素而排除在外，目前還為時尚早，但經濟衰退的影響充其量可能只是次要的，它不過是強化了其他的消極趨勢而已。
全球經濟衰退的政治影響
不是所有發展中的和新興市場國家在大蕭條的嚴重沖擊下都能得以幸免。大多數國家都經歷了一定的低迷時期。在很多較為成熟的或中等收入的新興市場國家，依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數據來看，他們2009年的經濟增長率均為負值，但是大多數國家2010年的經濟預期顯示了向(適度)正增長的回歸。對某些國家來說，2008年底的影響足以徹底摧毀其年初至今的所有增長。很多國家從2007年的快步增長到下降的變化是急劇的，包括波羅的海國家、阿根廷、博茨瓦納、巴西、哥倫比亞、波蘭、羅馬尼亞、南非、韓國、烏克蘭和烏拉圭等。發展中的和新興市場的民主國家通常都是比較貧窮的國家(例如加納、印度尼西亞、馬里和贊比亞)，因此受到經濟衰退的影響最小。
國家遭受了經濟困難的沉重打擊，這對民主的政治影響有何影響呢？到目前為止，令人吃驚的少：政府你來我往，更迭不休，但是民主卻存留了下來。這兩種影響——政府的不穩定性和民主的穩定性——都相當突出。在那些遭受經濟衰退沉重打擊，但民主愈加根深蒂固的國家中，當政者經常被選舉所敲打。根據我的計算，2008年10月至2010年10月，32個國家里發生的民主選舉中(準備好對權力的爭奪)，在任總統或總理的政黨變更已經高達一半之多(17個)。總體來看，正如我們在表2中所看到的，34個中的19個在任的政黨或總統在選舉中被擊敗或遭受挫折。在總統制國家中，現任者的困難被執政黨在中期選舉中所遭遇的嚴重挫折所強化，如阿根廷、墨西哥和委內瑞拉(如果將視野拓寬而將富裕的民主國家涵括在內的話，美國也是如此)。
保加利亞是選舉懲罰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在2009年7月的議會選舉中，現任總理謝爾蓋?斯塔尼舍夫的社會黨能夠爭取的選票由2005年時的34%降低至18%。通過承諾打擊腐敗和扭轉經濟低迷，索菲亞市市長博伊科?鮑里索夫贏得了近40%的多數席位。也許，第一個承諾比第二個承諾更為重要。2008年，由于未能處理腐敗和有組織的犯罪，保加利亞失去了近5億歐元的歐盟基金。這些強調了在全球經濟衰退動亂的圖景下，民主選舉中的一個持久的話題：國家因素，特別政治因素比經濟蕭條更為重要。在通常情況下，經濟蕭條是一個嚴重的惡化因素，但是并不是促成選舉更替的原因。
2009年，在其他后共產主義國家的選舉中，中間偏右的勢力旗開得勝，使得蒙古和馬其頓的前共產黨人在總統選舉中倍感不安，馬其頓的執政黨社會民主聯盟在大選中一敗涂地，只贏得了1/3的選票。這兩個國家在選舉當年，經濟由增長而陡然陷入負增長。在摩爾多瓦，2009年共產黨民調支持率的下降，部分原因是選舉總統的國會中形成了僵局，但是這次輪替造成的附帶品是激烈的爭論和所謂的選舉欺詐，其中，盡管治理不善和經濟暴跌，但是共產黨人還是想方設法擴大了他們的多數地位。在當時，將權力排除在外的選舉可能被認為是自由和公正的。在巴拿馬，大富豪卡多?馬蒂內利重新奪回總統寶座，是政治右翼勢力對執政黨的一次完勝，執政黨的支持率與2004年的峰值相比降低近10個百分點。面對急劇的經濟衰退，中間偏左的執政聯盟通過“努力遏制犯罪和高物價”，大量削減經濟增長速度，從2008年的9．2%降低至2009的估算值1．8%。領導三黨聯合的馬蒂內利贏得了24個百分點——是自1989年恢復民主以來的最高值。
在智利，經歷了1990年軍事獨裁者奧古斯托?皮諾切特退出政治舞臺之后的兩個十年的政治荒蕪，右翼勢力重新執掌政權。2010年1月，億萬富翁塞巴斯蒂安?皮涅拉終于在對前總統弗雷的決選中獲勝。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在首輪投票中皮涅拉支持率的變化，在2005年他僅贏得了首輪投票的30%，但在4年后則上升到44%。可以肯定的是，長期執政的中左聯盟取得了不俗的成績。“蓬勃發展的銅收入和審慎的財政政策”，伴隨著創新和有針對性的反貧困項目，“幫助政府減少貧窮，從1990年的45%到今天的13%”，與此同時，人均收入提升到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達到14000美元左右。盡管法律禁止再次當選，巴切萊特總統依舊享有上層78%的支持率，并且因其稱職勝任和有效的經濟管理而贏得了滿堂喝彩。但是，在財富的分配不均和拙劣的執政聯盟選擇時機上仍存在值得注意的隱患，如在經過多年的4%至6%的增長之后，2009年智利的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1．5%。
并不只是右翼勢力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的選舉中獲益，2009年3月，在薩爾瓦多的大選中，執政的競技黨在經歷執掌政權的4個任期20年之后，因其以往的表現而降低了9個百分點的支持率，并失去了一個溫和的左派總統。盡管薩爾瓦多的經濟在2009年實現了收縮，前幾年有著至少3%的年均增長率，同時每屆連續的競技黨政府也都致力于公共物品供給的改善。但是，經濟上的不平等依然嚴重，而減少貧困的步伐卻又過于溫和。此外，左翼在地方上有所收獲已經有一段時間，很多觀察家預計，一旦超越了內部分裂并推選一個不太激進的候選人，那么左翼將會贏得總統選舉。執政黨2009年的失敗特別值得一提，因為它是自1821年薩爾瓦多成為獨立的民族國家以來，第一次民主與和平的政權交替，它將權力移交給了法拉本多?馬蒂民族解放陣線。但是，馬解陣線的勝利可能更多地應歸因于長期和短期的政治因素，而不是當前的經濟衰退。在墨西哥，中間偏右的國家行動黨在中期的立法選舉中也遭遇挫折，在下議院的席位比例從40%下降為2009年的不足30%，這與日益嚴重的毒品暴力問題和6．5個百分點的經濟萎縮不無關系。
2009年，其他地方表現良好或受到選民歡迎的中間偏左的政府，得到了牢固的選票信任的回報。印度受全球經濟衰退的影響很輕微，在非常能干的總理曼莫漢?辛格的領導下，這個國家實現了幾年的卓越的經濟增長，國大黨不負眾望，增加了其在議會中1/3以上的席位。在南非，那里的選民仍然明顯地被種族界線所分隔，執政的非洲人國民大會繼承了種族解放的衣缽，擁有在國會中近2/3的多數。自從蘇哈托倒臺以來，印尼享有了前所未有的更大的穩定性和更多的平等治理，在任總統蘇西洛?班邦?尤多約諾在他所屬的曾經的小黨獲得了幾近三倍的立法投票的幾個月之后，不費吹灰之力地于2009年7月以60%以上的得票蟬聯總統。相比之下，加納的執政黨遠沒有這么幸運。在8年執政之后，在職者卸任下臺，新愛國黨在與前威權強人杰利?羅林的前執政黨的對決中，遭遇了極其痛苦的慘敗。經濟不是這次挫折的原因：加納仍舊享有自獨立以來最為繁榮的時刻。相反，選民反抗的似乎是上升的腐敗和強權的傲慢這些老生常談的問題。
2010年堆積如山的選舉結果表明，回顧性的投票模式仍在延續，在新興市場民主國家中，人們認為執政黨和領導人應為他們的表現負責。在一些事例中，選民懲罰表現不佳的在任者。烏克蘭在災難性的經濟中蹣跚不前，2004年橙色革命中誕生的兩個主要派別之間無休止的爭吵，使得他們都為此付出了代價。維克托?尤先科總統僅僅依靠5%的領先在競選中連任，而他往昔的盟友尤利婭?季莫申科在與俄羅斯的前總理維克托?亞努科維奇的決選中倉皇落敗。2010年4月，在為期一年(2009)超過6個百分點的經濟衰退中，匈牙利執政的社會黨人一敗涂地。2006年9月的錄音帶泄漏事件觸發了民眾長期的滿腔怒火，在該錄音帶中，社會黨總理公開承認他所代表的黨為了贏得2006年4月的議會選舉，而在國家的財政狀況問題上“早上說謊，晚上說謊，午夜還是說謊”。同樣，菲律賓的選民對格洛麗亞?馬卡帕加爾?阿羅約濫用權力的懲罰已經渴望多年，其濫用權力甚至包括可能篡改以前的總統選舉結果。在這種情況下，該國的經濟在2009年急劇下滑之后的重新繁榮顯得不太重要。已故的受人尊敬的阿基諾總統之子貝尼格諾?阿基諾三世在決選中輕松取勝，這被視為民眾對于不是因選票當選的阿羅約的廣泛拒絕。在2010年9月，經過多年的經濟管理不善和匍匐前行的獨裁主義之后，委內瑞拉選民在中期的國民議會選舉的表現迎頭痛擊了現任總統查韋斯。如果查韋斯沒有粗魯地操縱了選舉規則的話，那么他的黨將失去對立法機關的控制。
相比之下，由于擊敗了泰米爾猛虎組織和保持了適宜的經濟增長，斯里蘭卡總統拉賈帕克薩于2010年初再度當選。在今年的晚些時候，由于可看得見的政績，哥倫比亞的選民給予了胡安?曼努埃爾?桑托斯類似的獎勵，他是高度成功和普遍受歡迎的任期有限的阿爾瓦羅?烏里韋總統的繼任者。通過承諾在烏里韋的成就的基礎上，刺激經濟增長和挫敗左翼叛亂分子，桑托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勝利。但是，反映人民的感激之情最為深厚的國家莫過于巴西。經過8年的經濟蓬勃增長，貧困的顯著減少以及國際威望的不斷上升，選民們心悅誠服地選擇了路易斯?伊納西奧?盧拉?達席爾瓦總統指定的接班人迪爾瑪?羅塞芙，而后者在此之前甚至沒有自己的選舉辦公室。
民主問責制的復興
在全球經濟動蕩的時代，我們能從這篇選舉政治的評論中得到什么呢？如果在這些案例中有一個共同的思路貫穿其中的話，那就是民主政治的復興。選民懲罰表現不佳的現任領導和政黨，不是因為他們被全球經濟的逆流所拖累，就是因為他們工作不善而沒有滿足選民對于善治的期望，或者兩者兼有。在絕大多數嚴重的經濟衰退中，選舉當年的增長率暴跌了至少7個百分點(就像保加利亞、墨西哥、蒙古、巴拿馬和烏克蘭所發生的那樣)，執政者因此受到了懲罰。惟一對此趨勢提出了挑戰的執政黨是重組前的摩爾多瓦共產黨，它可能操縱了選舉——甚至即便如此，在僅僅在三個月之后，它還是受到了嚴厲的懲罰。人們還可以列舉2009年底羅馬尼亞現任總統極為勉強的再次當選為例，但是這一切發生在半總統制中，在歷經上一年的議會選舉之后，它的統治權也轉移到不同的執政聯盟手中。
數據的匯總依表2所示，我將追溯到2008年第四季度的選舉分為兩種結局：執政黨保留權力(或增加立法的權限)或者失去權力(或遭遇中期失敗)。此外，我還區分出三組不同的類別：溫和的影響，選舉當年與前一年相比經濟增長下降(或估計下降)不足3個百分點；中度的影響(3至7個百分點的跌幅)以及嚴重的影響，經濟增長與前一年相比下降7個百分點以上。在10個“嚴重的影響”國家中，7個在任者喪失了政權(如果我們將2009年4月摩爾瓦多令人質疑的投票排除在外，就變成了9個國家中的7個)。如果經濟增長急劇下降，但不是徹底崩潰的話，在任者丟失政權的概率為5/8；如果經濟表現良好，或至少不那么糟糕的話，在任者贏得了當時的大多數；如果在任者發生垮臺，那是他們因其他的績效不足而受到了懲罰。一般來說，民主選舉在經濟困難時期的如期舉行，提供了一個允許選民懲罰在任者的安全閥，而同時又維護了作為整體的制度。
這似乎顯示了對現存民主國家的健康多少有點樂觀的看法，但是影響更深遠，時間持續更長和范圍更普遍的經濟衰退(更不用提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可能會向世界上脆弱的民主國家索要一筆更為嚴重的費用。至少，不自由的民粹主義甚至極端主義的政黨預期將會吸引更多的選民，即便在一些已加入歐盟的后共產主義國家也是如此。在這些國家中，導向民主崩潰之路的主要障礙可能就是歐盟本身，因為歐盟的政治條件和轉移支付可以緩解經濟混亂和社會陣痛。在其他地方，包括亞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部分地區，受到經濟危機的蔓延，和一個時代的民主威信更深遠的符號性損失的驅動，民主崩潰的步伐無疑會加快，并可能聚集形成一個強有力的和無可否認的民主回潮——當這些發生的時候——在面對經濟厄運的回頭浪潮時，富裕的已經確立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往往顯得無能為力。
幸運的是，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美國正在(緩慢地)擺脫經濟衰退，同時在全球性的作用下，影響較嚴重的國家可能將會緊隨美國開始增長，現在許多新興的市場民主國家在經濟上的表現也非常出色。新興民主國家正在平安渡過不是自己制造的經濟風暴，但是，壞消息是他們在治理問題的影響下顯得過于蹣跚躊躇，而這些治理問題已經深深地扎根于它們政治制度和規范的不足之中。從長遠來看，這些民主國家需要改善的是自身國家制度的質量(包括民主制度和官僚制度)——以提高問責性和加強法治——如果他們想在面對未來經濟和政治的挑戰時安如磐石穩坐泰山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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