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讀政治經濟學面臨的挑戰
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建立以1776年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發表為標志。亞當•斯密曾經將自己的兩部著作《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形象地比作是左手和右手。可見，經濟學研究需要有人文底蘊，而政治經濟學恰恰能夠容納表現人文關懷。
自亞當•斯密以降，政治經濟學理論不斷得到豐富發展，經濟思想史學家普遍將這種理論的演進概括為兩個軌道分化，即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以效用價值論為基礎的經濟學。后者經過了多階段演化，在1890年有一個比較大的突破，這就是英國的著名經濟學家A•馬歇爾將他的代表性著作命名為《經濟學》。反觀從“政治經濟學”進化為“經濟學”學科名稱的變化，一方面是因為社會再生產活動的分工關系深化、勞動生產力的大大提高：另一方面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逐漸走向成熟，決定影響經濟活動的因素逐漸得到厘清，歷史的、傳統的、政治的、社會倫理的因素得到梳理，逐漸被看作是經濟活動的外生變量．由此有助于經濟學研究更多地引入數理分析，使經濟學向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靠攏。馬歇爾之后，上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出現了大危機，導致凱恩斯主義應運而生，此后，以美國經濟學家P•A•薩繆爾森為代表，將馬歇爾經濟學的微觀分析內容和凱恩斯經濟學的宏觀分析研究內容整合到一個分析框架之中，由此經濟學理論被冠以一個全新的概念－－新古典綜合經濟學。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經過了蘇聯“十月革命”成功后社會實踐對該理論的豐富發展，特別是列寧在探索“戰時共產主義”和“過渡經濟”中的大量文獻。“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指導又有了在中國實踐施展的機會。但總體上看，它所經歷的時間不長，存在著明顯的局限性。除此之外，今天檢討起來，可以看出還存在以下問題：其一，我們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理解掌握缺乏全面準確性，戰爭背景下步入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階段后，難有從容的學習研究積累，制訂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方案，許多知識只是從蘇聯學來的，比如，隨著對斯大林主持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的學習引進，斯大林式的理論思維必然直接影響我們干部隊伍的理論素質；其次，在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階段，“左傾”思想總像幽靈揮之不去，最為典型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對待經濟工作任意“上綱上線”。本來作為闡明社會再生產原理和規律的政治經濟學科學理論，被歸納為幾條干巴巴的說教，政治經濟學理論被過度“意識形態化”、教條化，表現為范疇內涵凝固，研究方法保守，理論體系僵化，失去了對社會經濟運行的解釋能力和指導能力。此外，1979年鄧小平倡導“改革開放”方針，西方經濟理論被全面引進，尤其是作為“主流”的新古典綜合經濟學，基于其強調經濟理性、張揚競爭機制激勵，能夠借助數理方法相對精確地揭示經濟運行的投入產出關系、產業部門關聯關系等長處，與已經被教條化了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形成鮮明反差。加之經濟發展績效反差對人們感觀的刺激，進一步加強了人們對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懷疑，導致政治經濟學理論被邊緣化，在相當長時期里不受重視，甚至是處在完全停滯和“被拋棄”的境地。對此必須引起足夠高度的重視和正視。
如何評價主流經濟學所產生的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自覺引進吸收西方經濟理論，一項重要的變革就是推進“市場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并且在1992年明確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模式。
必須指出，我國經濟建設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績，與改革開放中對經濟學理論的取舍是分不開的。我們放棄了與戰爭動員的資源集中體制相適應的斯大林主義傳統經濟理論，引入西方主流經濟學。西方經濟學所倡導的資源約束條件下的微觀自主選擇原則，對于刺激我國處于閑置狀態的資源得到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極大地促進了經濟效率的提高。此外，西方經濟學宏觀經濟政策工具的引進，也為我國制訂緩和的經濟政策作出了貢獻，避免了傳統上我國經濟政策喜好急轉彎式的變化對國民經濟的負面影響。但是，將發展的績效說成是西方經濟理論的貢獻顯得過于簡單膚淺。尤其是在與傳統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對比研究中，需要吸收借鑒和學習接受其重視實證的研究方法。實際上，馬克思主義并不排斥“經濟理性”的地位，早在1837年，馬克思就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強調指出“人們所奮斗的一切，都與他們的利益有關”。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經濟理論十分重視商品所有者主體的經濟理性和自由主權，以及在這種主權前提下的商品生產者相互之間的競爭博弈關系；它所揭示的價值規律作用機理對于價格信號如何引導資源流動、優化配置，同樣是生動而具有普遍應用意義的。
實際上，大量研究表明，2008年最先爆發于美國的國際金融危機，實際上也暴露出西方主流經濟理論自身的致命的缺陷，也面臨著諸多挑戰。具體說，首先，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價值觀面臨挑戰。古典經濟學是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的統一體。新古典經濟學將這個統一體進行了分解，舍棄了價值理性和人文精神，保留并片面發展了經濟學的工具理性和“科學精神”，使經濟學掙脫了倫理的束縛，為經濟學的達爾文主義化打開了潘多拉之盒。總體上看，西方主流經濟學發展中的迭爾文主義色彩越來越濃；其次，西方主流經濟學方法論上存在缺陷。追求理論表現形式的數理嚴密，使得理論不能客觀、完整地反映現實世界的復雜性，結構嚴謹的數學模型，使得經濟學理論達到“深奧而漂亮的新高度”，但現實經濟活動的豐富性、多樣性和易變性使得數學理性方法只能近似反映現實；再次，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主要假定“經濟人”已經落后于現實世界的發展；最后，西方主流經濟學刺激消費主義并進而導致人與環境的矛盾。遵從主流經濟學指導的人們在經濟活動中暴露出嚴重的消費主義，導致人與自然的不和諧。我們在肯定主流西方經濟學對于人類文明的巨大貢獻的前提下，也要客觀、公正地看待其內在缺陷，看到主流經濟學對于彌補這些缺陷所作的努力。不偏執、無成見地彌補主流經濟學的缺陷，使其更客觀、準確、完整地反映現實世界，反映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本質，需要有一定的學術勇氣和歷史眼光，也要有哲學思考的習慣和人文主義精神。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47期，摘自2012年2月23日《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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