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小林：斯大林學說不容篡改——三評吳敬璉“社會主義模式論”

斯大林學說不容篡改

——三評吳敬璉“社會主義模式論”

國家發(fā)改委研究所研究員 夏小林

按：本文是對吳敬璉“社會主義模式論”系列評論的第三篇。它以《斯大林建設社會主義歷程不容篡改——三評吳敬璉“社會主義模式論”》為題，發(fā)表于中國經濟規(guī)律研究會會刊《管理學刊》（雙月刊）2012年1期。現轉發(fā)原文（標題、部分文字與《管理學刊》發(fā)文不同）。

摘要：本文是對吳敬璉“社會主義模式論”系列評論的第三篇。基本觀點如下：

——斯大林堅持列寧提出的新經濟政策﹐反“左”反右﹐主要反右﹐實現了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政策目標，實現了強國富民的趕超戰(zhàn)略。

——在蘇聯的社會主義社會建設中﹐斯大林長期堅持利用新經濟政策中的積極因素。蘇聯經濟實際上是“混合經濟體制”。其集中性和備戰(zhàn)色彩強，是應對嚴峻環(huán)境的適時選擇。特殊的環(huán)境和時間因素，使斯大林沒有來得及進一步改革蘇聯經濟的“備戰(zhàn)”特征。

——斯大林強調各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要根據國情進行探索，并不認為蘇聯是 “終結者”。

——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總結經驗﹐展開理論分析﹐主張變革﹐是他之后一系列更深入的社會主義改革理論和實踐行動的奠基人之一。

——吳敬璉說﹐斯大林“否定了新經濟政策”、“國家迷信”嚴重等等，經不起事實和邏輯的檢驗。吳敬璉批判和否定“斯大林體制”的目的﹐是為了否定國有經濟，并由此而及其它。

關鍵詞：斯大林；蘇聯；新經濟政策；趕超戰(zhàn)略；社會主義社會；混合經濟。

中央認為斯大林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總起來還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1]

— 毛澤東

前言

斯大林和蘇維埃政府在建設社會主義時﹐繼承了列寧的思想﹐—— 包括堅持新經濟政策約15年﹐并在后來繼續(xù)利用其中重要的積極因素﹐如不同所有制并存﹑商品貨幣關系和發(fā)展國際貿易等，—— 加快了蘇聯的工農業(yè)發(fā)展和國防力量建設﹐改善了人民生活﹐成功地實現趕超戰(zhàn)略﹐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個公有制為主體的具有混合經濟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并贏得了“二戰(zhàn)”勝利，捍衛(wèi)了蘇聯主權和世界和平。戰(zhàn)后﹐在美國等利益集團的經濟封鎖和核威脅下﹐他領導蘇聯順利地實現了經濟恢復﹐擁有了核武器﹐并積極支持新興的各人民民主國家發(fā)展經濟﹑維護國家安全和主權。斯大林時期的蘇聯經濟集中性和備戰(zhàn)色彩強，是應對嚴峻環(huán)境的適時選擇。

斯大林運用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結合蘇聯1936年以后社會主義社會建設新情況﹐首次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應當繼續(xù)利用不同所有制形式﹑商品貨幣關系﹑積極發(fā)展國際經濟交往的學說﹐為后來社會主義運動中發(fā)生的更深入的改革開放奠定了新的理論和歷史出發(fā)點。在晚年﹐斯大林仍然在思考已經建成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完善和變革問題。

在斯大林時期﹐根本不存在吳敬璉捏造的“否定了新經濟政策”﹑“斯大林體制”繼承列寧“國家辛迪加”模式﹐以及“國家迷信”等假冒偽劣問題。^[2] 斯大林時期的政策選擇﹐既是對列寧政策的繼承﹐對當時國內﹑國際環(huán)境的理性應對﹐也是一種必要的成功探索﹐更為列寧主義增添了新的內容。

斯大林反對教條主義﹐不主張其它國家對蘇聯的做法照抄照搬。

斯大林并不認為蘇聯社會主義建設過程完美無瑕、蘇聯社會十全十美。社會主義運動是億萬人民追求解放的歷史性探索﹐無論有過什么樣的代價和過錯﹐比起資產階級在18世紀以來三百多年的發(fā)展給人類社會帶來的重重危機和其它災難﹐都是最小的。^[3]

在《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以下簡稱《教程》）中，吳敬璉對斯大林和所謂“斯大林體制”的批判﹐同對待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手法一樣﹐也是充滿了曲解和杜撰。他主要通過對斯大林的批判和否定﹐結束了對馬克思及歐洲范圍內的杰出繼承者的社會主義思想和實踐的全面批判和否定。然后﹐其分析目標才轉向中國內部，并以已被嚴重歪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為襯托，去批判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和改革，去提倡以私有化、自由市場和憲政民主為核心內容的 “歐美模式”“偽改革”。

吳敬璉說﹐斯大林否定了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繼承了他杜撰的那個列寧的“國家辛迪加”模式。^[4]

實際上﹐斯大林從來沒有認為列寧有個“國家辛迪加”模式（包括所謂的馬克思的“大工廠”模式）需要自己去繼承。斯大林頭腦清醒，思路明確，堅定不移地繼承了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并領導蘇聯利用新經濟政策實現了“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yè)化”和“農業(yè)集體化”﹐基本完成了社會主義基礎的建設。《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也這樣寫道﹕

“新經濟政策只會促進這一事業(yè)﹐因為黨實行新經濟政策正是為了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基礎的建設。”[5]

但是﹐吳敬璉毫無根據地完全否認這一點﹐并以列寧去世為背景﹐給他的博士生和讀者們捏造了一個在黨的最高領導崗位上﹐自相矛盾﹑獨斷專行﹑殘酷陰險的斯大林形象。這個木偶式的“斯大林”按照吳敬璉的安排表演﹐當時就昏頭昏腦﹑自相矛盾地在聯共（布）中展開了一場論戰(zhàn)﹕一方面急于摒棄列寧建設社會主義的新經濟政策﹐甚至殘酷地用黨內“清洗”“否定了新經濟政策”﹔另一方面﹐又是“國家迷信”病入膏肓﹐急于建立列寧的“國家辛迪加”﹐即“計劃經濟”。吳敬璉寫道﹕

“列寧去世……在俄共（布）領導層中就新經濟政策的存廢問題開始了一場新的論戰(zhàn)。

論戰(zhàn)的導火線﹐是蘇聯工業(yè)化的方法和速度問題﹐但它的實質卻在于蘇聯應當繼續(xù)實行“新經濟政策”和市場經濟﹐還是應當建立行政集權的計劃經濟制度。……

……斯大林……批判和清洗‘迷信市場自發(fā)力量’的布哈林等“右傾機會主義者”﹐否定了新經濟政策。在‘反右’的基礎上﹐斯大林在1929年掀起了強制集體化運動﹐建立起集中計劃經濟制度﹐并在這一制度的基礎上推行他的優(yōu)先發(fā)展重工業(yè)的‘社會主義工業(yè)化路線’。

……斯大林……使列寧的‘國家辛迪加’由一種理論模式變成現實。斯大林確立的“社會主義＝占統治地位的國有制＋計劃經濟”的公式統治了社會主義國家半個多世紀。……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定義帶有強烈的‘國家迷信’色彩……。”[6]

吳敬璉這一段話的內容和觀點非常混亂﹐連一些重大事件的時間順序也被顛倒﹐十分嚴重地違反了歷史。^[7]

事實上﹐在1921年初新經濟政策正式誕生前后﹐俄共（布）黨內就開始有爭論了。先是布哈林等一直在與列寧爭論不休。1924年1月21日列寧去世后﹐從黨的十三大到十七大﹐黨內圍繞新經濟政策繼續(xù)發(fā)生著一系列原則性爭論。但是﹐這與吳敬璉所謂的“清洗”無關。因為﹐在1934年1月黨的十七大上布哈林等著名的右傾反對派還作了發(fā)言﹐肯定黨的成績﹐并檢查自己的錯誤。這時新經濟政策的執(zhí)行已接近尾聲﹐更不存在吳敬璉所謂的它的“存廢問題”了。同年12月基洛夫被暗殺﹐這才引起了1935~1937年的有關調查和黨內清查﹐并最終導致對布哈林等人的嚴厲處理。但是﹐在時間順序上評價﹐這一事件與斯大林是否堅持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已經沒有實質性關系了。因為﹐1936年蘇聯已經宣布基本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了。在這里﹐吳敬璉硬把“清洗”布哈林等事件與所謂的斯大林“否定”新經濟政策聯系在一起﹐明顯地暗示布哈林等才是堅持列寧新經濟政策的代表人物﹐這是違反事實﹐非常牽強附會的。他無非是想說斯大林殘酷﹑專制并背叛了列寧。但這又是吳敬璉的一大歪曲。

下面﹐我們來看看歷史的一系列具體場景。

一、斯大林長期堅持了新經濟政策

斯大林堅持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實現了新經濟政策的宏大目標﹐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宣布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而且﹐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社會建設中繼續(xù)利用了新經濟政策的積極因素，成功實現趕超戰(zhàn)略、國強民富，并使蘇聯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中流砥柱。歷史上根本就不曾發(fā)生斯大林“否定了新經濟政策”的問題。

相反﹐吳敬璉頗為看好的布哈林等人﹐從一開始﹐就在對待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上采取了取其一點、不及其余的右傾立場﹐并在長達十余年的時間中﹐先是不斷的與列寧爭論﹐后來是不斷的與斯大林爭論﹐——這比起前幾年﹐中國幾個精英在眾多主流媒體上爭先恐后地歪曲鄧小平的話﹐呼天搶地不允許別人“爭論”﹐并污之為“民粹主義”來﹐被他們視為專制主義者的列寧﹑斯大林可謂是民主之大典范了。

在歷史記載中可以看到這樣一些內容﹕

1. 列寧時期﹐布哈林﹑托洛斯基就不斷地歪曲新經濟政策。

（1）1921年3月俄共（布）的第十次代表大會通過實行新經濟政策決議。在這前后﹕

 “布哈林幫助托洛斯基反對列寧和反對黨。……托洛斯基和其它反對派認為新經濟政策純粹是退卻。這樣的解釋對他們是有利的﹐因為他們的路線是要恢復資本主義。這是對新經濟政策的極其有害的反列寧主義的解釋。……新經濟政策的實行遇到了黨內不堅定分子的抵抗。一方面﹐是‘左傾’空談家﹐……他們證明說﹐實行新經濟政策就是放棄十月革命成果﹐回到資本主義……。另一方面﹐是公開的投降主義者﹐如托洛斯基﹑……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他們不相信我國社會主義發(fā)展的可能﹐拜倒在資本主義‘威力’面前﹐并且力圖鞏固資本主義在蘇維埃國家中的陣地，—— 要求對國內外的私人資本作巨大讓步﹐要求按租讓原則或按吸收私人資本參加混合股份公司的原則把蘇維埃政權在國民經濟中的許多命脈交給私人資本。……黨揭露并孤立了這兩種人。黨給了驚慌失措者和投降主義者堅決的回擊。”[8]

（2）1922年3月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和1923年4月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期間。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總結了實行新經濟政策的經驗。列寧在代表大會上宣布﹕

“我們退卻已經一年。……已經夠了﹗……這個時期就要結束﹐或者說已經結束。現在提出的另一個目標﹐就是重新配置力量。”[9]

同年11月﹐在向全國作的最后一次演說中﹐列寧表示堅信﹕

“新經濟政策的俄國將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10]

但是﹐在次年召開的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爭論新經濟政策聲音再次高漲。一方面﹐托洛斯基的擁護者提議﹕

“把蘇維埃國家生命攸關的工業(yè)部門租讓給外國資本家。他們提議償還被十月革命廢除了的沙皇政府債務。”[11]

另一方面﹐我們還看到﹕

“……布哈林和索柯里尼柯夫在代表大會以前就提議取消對外貿易壟斷制。……列寧當時就痛斥了布哈林﹐說他是搞投機的耐普曼和富農的保護人。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堅決駁斥了對對外貿易壟斷制的不可動搖性的侵犯。”^[12]

2. 斯大林時期﹐托洛斯基﹑布哈林等仍不斷地歪曲新經濟政策。

（1）新經濟政策的存續(xù)和工業(yè)化問題。列寧于1924年初逝世不久﹐托洛斯基﹑布哈林等又開始爭論。托洛斯基提出“不斷革命論”﹐這是“一個否認社會主義建設在蘇聯有勝利可能的‘理論’”﹐^[13] 實質是否認列寧“新經濟政策的俄國將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的大方向。^[14]

布哈林派呢﹖

“他們還是偷偷地用自己的資產階級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來同黨的方針對抗﹐并用“發(fā)財吧”的“新”口號來補充自己的“理論”。照布哈林派的說法﹐社會主義的勝利不是消滅資產階級﹐而是培植資產階級并使之發(fā)財致富。”^[15]

不久﹐1925年4月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召開﹐批評了“所有這些投降主義‘理論’”。^[16] 更為重要的實際措施是﹐這次代表大會上斯大林提出了“側重發(fā)展重工業(yè)”的工業(yè)化路線﹕

“把我國從農業(yè)國變成能自力生產必須的裝備的工業(yè)國﹐——這就是我們總路線的實質和基礎。”^[17]

會后﹐俄共（布）即為實現“國家社會主義工業(yè)化的總方針而展開了斗爭”。^[18] 而工業(yè)化中﹐由于當時俄國輕工業(yè)已經走上正軌﹐但十分缺乏重工業(yè)﹐工業(yè)基礎薄弱。如不能制造機器﹐國防工業(yè)難以發(fā)展﹐個體農戶也難以過渡到使用拖拉機等機器裝備的集體農莊大生產﹐因此﹐國家工業(yè)化任務是“側重發(fā)展重工業(yè)”。^[19]

這個時候﹐新經濟政策還在嗎﹖

按照吳敬璉篡改后的歷史﹐此時斯大林已經“否定了新經濟政策”。^[20]

但是﹐《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回答言簡意賅﹕

“到1927年底﹐……新經濟政策條件下實行的工業(yè)化﹐短期內就有了重大的進展。”^[21]

工業(yè)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達到了戰(zhàn)前的相應水平。并且﹐工業(yè)中的社會主義成分迅速增長﹐私營成分下降。

可見﹐吳敬璉以為造假可以否定歷史﹐但反過來﹐卻還是歷史否定了他的偽說。

（2）農業(yè)集體化﹑新經濟政策晚期和斯大林宣布建成社會主義。

蘇聯工業(yè)化取得初步成就后﹐農業(yè)滯后問題日益突出。以個體小農生產為主要基礎的農業(yè)戰(zhàn)后恢復情況不理想。1927年﹐能夠供應城市的糧食﹐僅僅等于戰(zhàn)前的三分之一強。蘇維埃政權面臨“糧食生產的危機”。^[22]

當時蘇聯的選擇不可能是中國1980年代那種家庭承包制的農村改革﹐因為﹐“十月革命”以后﹐俄國農民基本保持了個體私有制﹐退無可退。于是﹐聯共（布）^[23] 的選擇只有兩條路徑﹕

或者﹐在市場自發(fā)力量的作用下﹐小農生產過渡到資本主義的大生產﹐這意味著大量農民破產﹐工農聯盟滅亡﹐富農的力量加強﹐社會主義在農村失敗。

或者﹐把小農聯合成社會主義的大農莊﹐聯合成為能夠使用拖拉機和其它現代化機器來迅速提高糧食產量及其商品產量的集體農莊。

斯大林和聯共（布）根據當時國家的實際情況和列寧發(fā)展農村集體經濟的思想﹐選擇了集體農莊的路徑來發(fā)展農業(yè)。于是﹐1927年12月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經過討論和表決﹐通過了關于“盡力開展農業(yè)集體化的決議”。^[24]

但是﹐托洛斯基﹑布哈林等又開始反對這一政策。例如：

“布哈林派也進行煽動﹐說集體農莊事業(yè)行不通﹐說不要觸動富農﹐因為富農會自行‘長入’社會主義﹐說資產階級發(fā)財致富對社會主義沒有危險。所有這些煽動﹐在國內資本主義分子中﹐首先是在富農中得到了強烈的反應。……他們開始對集體農莊莊員和農村中黨和蘇維埃的工作人員采取恐怖手段﹐縱火焚燒集體農莊和國家糧站。”^[25]

顯然﹐這種暴力反抗導致的“最重要的結果是﹕鎮(zhèn)壓了富農的反抗”。^[26] 但這決不是針對最廣大農民的。類似的情況﹐據參加過新中國農村土地改革的前輩介紹﹐當時中國一些地方也曾發(fā)生過。如有些參加土改工作的大學生被地主武裝力量殺害。不鎮(zhèn)壓這些殺人放火的反動勢力﹐農民就得不到土地。

布哈林等還在黨內采取了激烈的行動來反對農業(yè)集體化運動。這導致1929年聯共（布）黨中央11月全會建議﹐把右傾投降主義者的急先鋒和領導者布哈林開除中央政治局﹐并且警告了其它領導者。他們?yōu)榇恕斑f交聲明﹐承認自己錯誤﹐承認黨的路線正確”。^[27]

1929年底﹐蘇維埃政權“采取了消滅富農的政策”﹐“剝奪富農”的生產資料﹐“轉歸聯合起來的農民﹐即轉歸集體農莊”。^[28]

這時﹐蘇聯“對資本主義成分的總攻已經全線展開了”。^[29] 其間﹐農業(yè)集體化中出現了一些比較嚴重的混亂現象。斯大林和聯共（布）中央針對集體化運動中“違背自愿原則的現象”和強迫命令行為進行了糾偏。同時﹐也處理了富農利用這些矛盾指望“激起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叛亂”的行為。總之﹐由于聯共（布）中央“善于逆潮流而進﹐才把黨內很大一部分因取得成就而頭腦發(fā)熱﹑離開黨的路線使勁往下滑的干部及時引上了正確道路”。^[30]

到1936年11月25日﹐在全蘇蘇維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會上﹐斯大林在《關于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中宣布﹕

“……現在我們是處在新經濟政策最后一個時期﹐新經濟政策終結的時期﹐資本主義在國民經濟部門中完全消滅的時期。……我們蘇聯社會已經做到在基本上實現了社會主義﹐建成了社會主義制度﹐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者又稱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的制度。”^[31]

（3）蘇聯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后﹐斯大林繼續(xù)利用列寧新經濟政策中的積極因素來建設社會主義。

例如﹐在1952年發(fā)表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斯大林回顧性地寫道﹕

“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目前在我國﹐也像大約30來年以前當列寧宣布必須以全力擴展商品流轉時一樣﹐仍是必要的東西。”^[32]

這里所指的“30來年以前”﹐正是1921年左右﹐那時列寧提出了新經濟政策﹐主張利用商品貨幣關系等因素來建設社會主義。

再如﹐經濟開放仍然是蘇維埃政府堅定不移的方針。斯大林指出﹐雖然遇到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封鎖﹐但蘇聯和東歐各民主國家還是爭取到從資本主義國家輸入商品﹐并出口商品。^[33]

以上歷史告訴我們﹕

第一﹐在黨內爭論中﹐斯大林批評各式各樣的反對派﹐根本不是斯大林要在政策層面斷然否定新經濟政策﹐而是他要堅定不移地實行它﹐并如列寧所說﹐最終要使“新經濟政策的俄國將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34] 而托洛斯基﹑布哈林等不斷地從反對派的角度挑起爭論﹐忽“左”忽右﹐歪曲新經濟政策﹐向外資和私人資本投降﹐向市場自由調節(jié)投降﹐主張“國退資進”﹐是為了否定列寧利用新經濟政策走向社會主義的初衷。他們不僅這樣對待斯大林﹐如前所述﹐也是這樣對待列寧的。

進一步看﹐斯大林與布哈林等人爭論的實質﹐其實就是按照列寧的原意﹐利用新經濟政策來建設社會主義﹐還是違背列寧的意見﹐利用新經濟政策實施的機會，放任國內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發(fā)展﹑外資壟斷國民經濟命脈﹑任憑落后的小農經濟分化瓦解﹐最后被資本主義大農業(yè)兼并。

而吳敬璉卻說﹐這一的爭論“實質”是“在于蘇聯應當繼續(xù)實行‘新經濟政策’和市場經濟﹐還是應當建立行政集權的計劃經濟制度”﹐這是他對列寧﹑斯大林和聯共（布）黨史的曲解。

當然﹐如果按照吳敬璉“向往”的資本主義“歐美模式”[35]來曲解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只說其發(fā)展資本主義（包括外資經濟）和小農的一面﹐不說利用它們來建設社會主義的另外一面﹐從而斷定斯大林搞社會主義是“否定了新經濟政策”﹐那肯定是有一定理由的。但是﹐在這種偷天換日、偷梁換柱的情況下﹐吳敬璉與布哈林的右傾路線之間還有多少距離呢﹖其實﹐吳敬璉離布哈林的錯誤有多近﹐他離開列寧﹑斯大林就有多遠。

一切歷史爭論都服務于現實利益。吳敬璉為布哈林等人的右傾路線涂脂抹粉和招魂﹐是為他今天力主的“國退民進”﹑^[36]“歐美模式”﹑^[37]“普世價值”^[38] 偽造虛假的理論根據和歷史理由。在《教程》的其它部分﹐他隨時都在借機舞文弄墨﹐要求實現這些制度訴求。

由此可見﹐今天中國改革中的“資改派”或稱“西化派”﹐在企圖扭轉社會主義改革方向時﹐無獨有偶﹐前面早就有布哈林等人的錯誤在發(fā)揮種種的示范作用。不過，吳敬璉在跨越時空﹐招呼亡靈的同時，其行為已經遠遠超越了聯共（布）黨內的反對派們﹐他是干脆直接呼吁“向往”資本主義“歐美模式”和“憲政民主”了。[39]

于是，歷史在這里提出了一個極有諷刺意味的問題：如果布哈林和托洛斯基等真的僅是犯了錯誤的社會主義者，他們的幽靈會贊成今天吳敬璉利用自己的名義來反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主張“歐美模式”資本主義嗎？他們會總結蘇聯和個人的正反經驗，發(fā)揮自己的理論才能和雄辯來批評吳敬璉嗎？

第二﹐實際上﹐在1936年11月斯大林宣布蘇聯進入“新經濟政策終結的時期”之前，^[40]在斯大林領導下展開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包括在工業(yè)化進程中﹐新經濟政策一直在貫徹，不同所有制（包括外資等）并存﹑市場調節(jié)的局面仍然存在，但在社會主義改造中其實現形式有所變化。因此﹐在實際生活中﹐斯大林時期也根本不曾映證吳敬璉的偽說﹐即斯大林要“廢”了新經濟政策的任何問題﹐以及更荒誕不經的在1920年代斯大林在實際上已經“否定了新經濟政策”的偽問題。^[41]

至于斯大林一直利用新經濟政策中的社會主義成分戰(zhàn)勝資本主義成分和改造小農﹐為趕超戰(zhàn)略提供強大的物質技術基礎﹐這本來就是列寧新經濟政策的題中之意﹐根本與“否定”它無關。相反地﹐是斯大林在利用新經濟政策來實現它本身所指向的社會主義強國富民目標。而按照當時的認知標準﹐斯大林也成功地實現了這一宏大的制度改革目標﹐并利用新經濟政策﹐加速趕超﹐把一個落后的農業(yè)國發(fā)展成為了先進的工業(yè)國﹐^[42] 工人農民的生活福利水平也明顯提高﹐^[43] 從而在1930年代中期﹐勝利地結束了新經濟政策建設社會主義（包括強國富民）的歷史使命。在舊的沙俄時代﹐這是一百個沙皇加起來也不可能做到的。

蘇聯社會主義的成功﹐當時在世界上不僅得到了仍然持敵視態(tài)度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承認﹐甚至在1930年代世界經濟大危機背景下﹐產生了更為深刻的影響﹕

“1930-1935年間﹐西方著名的政界﹑經濟界人士﹐紛紛前往蘇聯取經﹐‘計劃’一詞成為政界最時髦的名詞。一時間﹐美國和西方國家對蘇聯計劃經濟‘轉變?yōu)槟７隆！芑萦谔K聯計劃經濟的羅斯福‘新政’的成功實踐﹐促進了凱恩斯主義的成熟﹐推動了凱恩斯關于政府干預經濟思想的理論化和系統化。”^[44]

另外﹐也進一步刺激了資本主義國家去改善本國窮人的狀況。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著名經濟學教授保羅‧薩繆爾森等在2001年版的《經濟學》教科書中就回顧過這一段歷史﹕

“大約一個多世紀以前﹐西方許多被稱為“福利國家”的政府制定了各種各樣的轉移支付計劃﹐作為對抗社會主義的堡壘。……這些計劃旨在拔掉“赤貧”這根社會芒刺。”^[45]

2005年羅馬俱樂部發(fā)表的一份的報告也承認﹕

“從一開始﹐西方就很清楚冷戰(zhàn)的實質是一場意識形態(tài)之戰(zhàn)﹐而最好的遏制戰(zhàn)略也許是證明在大眾繁榮方面資本主義比共產主義擁有更好的處方﹐這樣﹐就開始努力采用經濟和社會上的遏制戰(zhàn)略了。‘社會和人性的資本主義’的主張占了上風。強大﹑繁榮和民主的國家被看作是維護資本主義的可靠壁壘。因此最佳壁壘看起來似乎應該是那些福利國家。”^[46]

這些西方政界人士和學者有些無可奈何的承認和感慨﹐比較吳敬璉對于列寧﹑斯大林和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污蔑和否定﹐是不是要更客觀一些呢﹖

據說﹐1959年12月英國首相丘吉爾在英國下議院發(fā)表講演后﹐也流傳開了他的一句評價斯大林的名言﹕

“他接手的是一個使用木犁的國度﹐撒手人寰時卻是一個擁有原子彈的國家。”^[47]

言歸正傳。在這種情況下﹐實踐檢驗真理﹐再反過來再看布哈林等人的右傾機會主義主張﹐如放任市場自發(fā)調節(jié)﹑資本主義和小農經濟泛濫﹑外資控制國民經濟命脈﹑貧富分化等等﹐難道我們還有任何理由認為﹐這樣做不會阻滯社會主義成分的發(fā)展﹐不會大大地延遲蘇聯工業(yè)化進程﹐不會妨礙國家推進趕超戰(zhàn)略﹐不會讓蘇維埃政權在“二戰(zhàn)”中處于“落后挨打”的局面﹐不會“國弱民窮”﹖

答案應當是明白的﹕

布哈林等人的右傾機會主義主張會使這些目標都落空﹐并埋葬蘇聯已經取得的政治成果和人民的物質成果。

在這個意義上說﹐布哈林等右傾機會主義者在長達十多年中﹐一再對新經濟政策進行歪曲﹐才是真正地實施著“否定了新經濟政策”的政治行為。

 “二戰(zhàn)”中蘇聯贏得勝利證明﹐斯大林利用新經濟政策﹐發(fā)展社會主義經濟、實現趕超戰(zhàn)略、捍衛(wèi)國家主權，是卓有成效的。^[48] 這一點﹐全球有目共睹。吳敬璉也不能不承認﹕

“計劃經濟制度……往往能夠更好地實現國家的目標”。^[49]

在吳敬璉的這個承認下﹐我們再來看他批評斯大林“批判和清洗‘迷信市場自發(fā)理論’的布哈林等‘右傾機會主義者’﹐否定了新經濟政策”的言論﹐^[50] 是不是覺得他在自相矛盾呢﹖

因為﹐如果在當時條件下﹐斯大林利用“計劃經濟制度……往往能夠更好地實現國家的目標”﹐那么﹐“布哈林等‘右傾機會主義者’”“迷信市場自發(fā)理論”﹐一再從右的方面解構新經濟政策﹐又有什么正面意義可講﹐憑什么要翻右傾錯誤之案呢﹖

我們再退一步假設﹐如果當時布哈林等人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得以貫徹﹐私人資本成為國民經濟的主體﹐外資掌控國家經濟命脈﹐上千萬小農被大資本分化瓦解﹐當“農民工”都沒有地方﹐社會兩極分化加劇﹐“市場制度”決定一切﹐是不是就不“能夠更好地實現國家的目標”了呢﹖

如果不能﹐批判斯大林﹑為布哈林等人的錯誤鳴冤叫屈加翻案﹐又有什么實質性的歷史進步意義呢﹖

如果不能﹐“二戰(zhàn)”中蘇聯能夠贏得勝利嗎﹖

如果不能﹐斯大林到底有多大的錯。三七開﹐還是七三開﹖

至此﹐斯大林和布哈林比較﹐孰是孰非﹐以及《教程》一書以假亂真﹑是非顛倒﹐還不清楚嗎﹗

于是﹐我們看到﹐吳敬璉在這里既表明了自己的理論﹑政治和歷史的價值取向是何等的不切實際﹐遠離歷史﹐同時他也陷入了自我混亂的泥坑﹐讓人不知所云。這是典型的要意識形態(tài)﹐不要歷史真相和邏輯的必然結果。

第三﹐斯大林和聯共（布）推行“側重發(fā)展重工業(yè)”的工業(yè)化路線時﹐農業(yè)集體化還沒有成為黨的決定和國家的全面行動。蘇聯工業(yè)化方針是在1925年12月聯共（布）十四大上提出來的。農業(yè)集體化方針是以列寧的合作社計劃為根據﹐在1927年12月聯共（布）十五大上才提出來的。這兩個重大方針都是黨代表大會通過的。就時間順序而言﹐是工業(yè)化方針在前﹐集體化方針在后。斯大林認為﹐應當以工業(yè)化帶動農業(yè)集體化﹐這是務實的﹐是符合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馬克思主義原理的。

因此﹐吳敬璉的下列說法也是沒有任何歷史根據的杜撰﹕

“斯大林在1929年掀起了強制集體化運動﹐建立起集中計劃經濟制度﹐并在這一制度的基礎上推行他的優(yōu)先發(fā)展重工業(yè)的‘社會主義工業(yè)化路線’”。^[51]

描述重要歷史事件時顛倒順序﹐這或者反映出吳敬璉在評論歷史事件時有非常大的主觀隨意性﹐或者反映出他對自己的評論對象十分缺乏了解。總之﹐立場決定水平﹐他治史的態(tài)度是不嚴肅的。

另外﹐與此相關的一個質疑是﹕

當時斯大林不“優(yōu)先發(fā)展重工業(yè)”﹐蘇聯能夠用拖拉機等機器設備去促進農業(yè)集體化﹐能夠實現“趕超戰(zhàn)略”和贏得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嗎﹖

第四﹐在斯大林宣布蘇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以后﹐他仍然堅持了新經濟政策中的積極因素﹐如利用商品貨幣關系﹑對外開放等等。這個事實進一步說明﹐吳敬璉說1920年代斯大林就否定了新經濟政策完全是杜撰的無稽之談。

     二、斯大林對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貢獻

列寧﹑斯大林相繼利用新經濟政策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并由斯大林初步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實行國民經濟計劃﹐保留部分商品貨幣關系﹑市場調節(jié)范圍和個體所有制等的混合經濟體制的社會主義社會。同時﹐蘇聯面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封鎖﹐克服困難﹐堅持實行對外開放方針。斯大林不僅是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偉大探索者﹐而且是他之后一系列更深入的社會主義改革理論和實踐行動的奠基人之一。[52] 斯大林也不主張其它國家教條式地照搬蘇聯的做法。吳敬璉說﹐“斯大林沒有提出系統的經濟理論觀點”﹐[53] 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的偏見。

從本文特定的分析角度評論﹐斯大林對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理論的重要貢獻如下﹕

（一）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商品貨幣關系和價值規(guī)律作用的空間。在1952年完成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斯大林總結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實踐﹐明確指出﹐那種認為在生產資料國有化以后﹐“應當消除商品生產”的意見是“大錯特錯了”。他寫道﹕

“不能把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混為一談。……在我國﹐商品生產沒有像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那樣漫無限制和包羅一切地擴展著﹐它由于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建立﹑雇傭勞動制度的消滅和剝削制度的消滅這樣一些決定性的經濟條件而受到嚴格的限制﹐試問﹐為什么商品生產就不能在一定時期內同樣地為我國社會主義社會服務而并不引導到資本主義呢﹖”^[54]

他同時強調﹐要利用商品經濟中的價值規(guī)律。^[55] 蘇聯的社會主義國民經濟中一直存在著商品貨幣關系和價值規(guī)律的作用。

在赫魯曉夫時期﹐否定斯大林成為一股歪風。但是﹐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通過的蘇共綱領中卻仍然寫道﹕

“在共產主義建設中﹐必須根據商品貨幣關系在社會主義時期所特有的新內容﹐對商品貨幣充分加以利用。在這方面﹐運用經濟核算﹑貨幣﹑價格﹑成本﹑利潤﹑貿易﹑信貸﹑財政這些發(fā)展經濟的工具﹐起著巨大的作用。”^[56]

蘇共“黨綱的這一原理”﹐在1966年蘇共二十三大﹑1971年的蘇共二十四大決議等文獻中也不斷地反映出來。當時﹐在蘇聯的經濟政策和經濟理論討論中﹐一般的傾向是要求擴大商品貨幣關系和價值規(guī)律的作用范圍。^[57] 如承認生產資料的商品性質，等等。這一切﹐難道都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與斯大林第一次在實踐中和理論上肯定已經建成的社會主義社會要利用商品貨幣關系沒有任何歷史的關聯﹖

歷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雖然﹐有的老成之人經常仿效小姑娘去任意打扮歷史﹐并落下笑柄。

（二）社會主義社會有可能實行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fā)展﹐但是﹐首先﹐不能把可能同現實混為一談。領導機關的計劃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不能有“計劃迷信”。其次﹐國家計劃﹑企業(yè)計劃都要需要考慮價值規(guī)律的作用。在國民經濟全局中﹐計劃影響生產﹐價值規(guī)律也還影響生產。而且﹐計劃實行范圍有一定限度。斯大林痛批一些新干部被蘇聯的成功“沖昏頭腦”﹐自“以為﹐蘇維埃政權是‘無所不能’的”。^[58]

在宏觀經濟層面﹐斯大林清清楚楚地指出﹕

“國民經濟有計劃發(fā)展的規(guī)律﹐使我們的計劃機關有可能去正確地計劃社會生產。但是﹐不能把可能同現實混為一談。這是兩種不同的東西。……不能說﹐我們的年度計劃和五年計劃完全反映了這個規(guī)律的要求。”^[59]

另外﹐在微觀經濟和企業(yè)管理層面﹐斯大林也指出﹕

“價值規(guī)律的作用﹐并不限于商品流通范圍﹐同時也擴展到生產方面。誠然﹐價值規(guī)律在我國社會主義生產中﹐并沒有調節(jié)的意義﹐可是它總還影響生產﹐這在領導生產時是不能不考慮到的。……我們的企業(yè)是不能不﹐而且不應該不考慮價值規(guī)律的。”^[60]

斯大林還指出﹐當時與國民經濟計劃有關的產品交換制度并不發(fā)達。他寫道﹕

“我們沒有發(fā)達的產品交換制度﹐但有產品交換的萌芽﹐即農產品的換貨。”^[61]

（三）社會主義社會存在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農業(yè)中還存在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兩種成分。斯大林指出﹐蘇聯憲法規(guī)定﹕

“集體農莊內每一農戶……擁有此園地上所有的副業(yè)﹐以及住宅﹑食用牲畜﹑家禽和小農具為其個人財產。”^[62]

（四）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實行對外開放。如前所述﹐雖然遇到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封鎖﹐但蘇聯和東歐各人民民主國家還是爭取到從資本主義國家輸入資金和商品（包括先進技術等）﹐并出口商品。^[63] 早在實行新經濟政策的工業(yè)化時期﹐對外貿易就曾使蘇聯國內的“工業(yè)企業(yè)得到大量的進口機器”。^[64] 到1953年﹐蘇聯已經在同51個國家進行貿易。^[65]

1954年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也指出﹕

“蘇聯堅定不移地遵循著同資本主義國家在互利的條件下發(fā)展經濟事務的聯系的方針。但是﹐……受到在美國侵略集團壓力下所實行的歧視政策的阻礙。”^[66]

同時﹐蘇聯積極發(fā)展與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進出口貿易﹐當時占其貿易額的五分之四。^[67]

（五）蘇聯的做法不能照搬到別的國家。一直到晚年斯大林都認為﹕

“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是不能停滯不前的﹐—— 她在發(fā)展和完備著。馬克思主義在自己的發(fā)展中不能不以新的經驗﹑新的知識豐富起來﹐——因此﹐它的個別公式和結論不能不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不能不被適應于新的歷史任務的新公式和新結論所代替。馬克思主義不承認絕對適應于一切時代和時期的不變的結論和公式。馬克思主義是一切教條主義的敵人。”^[68]

而在1952年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斯大林也認為﹐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國際意義”僅在于﹕讓外國同志知道我們是怎樣做的。例如﹐了解“為什么我們生產資料已經公有化了﹐但還沒有消滅商品生產﹑貨幣﹑商業(yè)等等。……向我們學習﹐并為了自己的國家來利用我們的經驗。”^[69]

而在斯大林親自指導下完成的這本教科書里﹐在涉及各新建人民民主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時﹐作者特別明確地一再提示讀者﹕

“各人民民主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所依據的﹐也就是那些決定蘇聯新經濟政策的根本原則。但是﹐正如前面說過的﹐各人民民主國家運用這些原則時﹐是考慮到本國經濟政治的歷史發(fā)展特點的。列寧教導說﹐‘所有民族都要達到社會主義……但是所有民族達到社會主義的方式并不完全一樣…… ’ ”。^[70]

 三、評論：混合經濟、“國家迷信”和經濟變革

從以上的理論概括﹐其實也是斯大林的實踐作為中﹐我們又看到些什么內容﹐可以進行哪些評論呢﹖

第一﹐在嚴格意義上說﹐斯大林建立的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國有﹑集體﹑個體和計劃與市場并存的﹑對外開放的“混合經濟體”。

這個經濟體的多元化內涵﹐遠不是吳敬璉簡單﹑僵化的公式﹐即“社會主義經濟＝占統治地位的國有制＋計劃經濟”所能覆蓋的﹐^[71] 也不是吳敬璉虛構﹑杜撰的馬克思的“大工廠”模式﹑“列寧的‘國家辛迪加’”“理論模式”和“計劃經濟”所能覆蓋的。對于后來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建設和改革﹐這個經濟體的多元化特征﹐是富有啟迪意義的﹐并被這些國家（包括中國）在自己的探索中進一步地改造和發(fā)展了。

另外﹐吳敬璉說“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定義帶有強烈的‘國家迷信’的色彩﹐……被不少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視為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72] 但是﹐吳敬璉并沒有提供斯大林這個“定義”的有關文字﹐以及文獻索引。這又是他根據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一些內容在牽強附會的臆造。^[73] 而在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其中有斯大林對《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內容的許多評論和建議﹐—— 也沒有發(fā)現這種被吳敬璉批判的“定義”。相反地﹐在這本書中﹐如前所述﹐斯大林痛批了一些年輕干部“以為﹐蘇維埃政權是‘無所不能’的”“國家迷信”。^[74]

那么﹐吳敬璉這樣說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他是在轉彎抹角地批判和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即國家所有制。吳敬璉寫道﹕

“在他（指斯大林 — 引者注）指導下﹐……《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把國家所有制和由國家機關組織實施的計劃經濟列為社會主義最基本的經濟特征。其中﹐國家所有制更被看作是整個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雖然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定義帶有強烈的‘國家迷信’色彩﹐但在相當長的時期中被不少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視為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75]

這段話里﹐吳敬璉回避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即馬克思主義承認﹐在還需要國家存在的條件下﹐社會占有只能通過國家形式來實現。這不是什么“國家迷信”﹐是科學和基本的政治常識。斯大林對此是非常清楚的。斯大林似乎預料到自己身后會有人出來說他是“國家迷信”者﹐所以﹐1952年他就曾特別地指出﹕

“事實上﹐轉歸國家所有（指個別人的財產和個別集團的財產 —— 引者注）﹐這并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最好的國有化形式﹐而是原始的國有化形式。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里關于這點所正確說過的那樣。當國家還存在的時候﹐轉歸國家所有﹐無疑地是最容易理解的原始的國有化形式。但國家并不是永世長存的。隨著社會主義的活動范圍在世界大多數國家中的擴大﹐國家將日漸消亡﹐因而把個別人的財產和個別集團的財產轉歸國家所有的問題當然也就會消失。國家一定消亡﹐而社會是一定留存下來的。因此﹐作為全民財產的繼承者的﹐已經不是將要消亡的國家﹐而是以中央經濟領導機構為代表的社會本身。”^[76]

在這一段話中﹐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立場表達得清清楚楚。對此﹐吳敬璉偏執(zhí)的“國家迷信”批判﹐還有什么話可以說出來呢﹖難道連恩格斯的國家學說也要反對了嗎﹖

當然﹐如果發(fā)生這種情況﹐也是正常的論爭。但是﹐那就請吳敬璉不要再以所謂的馬克思主義名義對斯大林和蘇聯社會主義說三道四。

另外﹐吳敬璉也說對了一句話﹐即國家所有制（還應當包括其它公有制形式）為“基礎”﹐“在相當長的時期中被不少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視為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77]

比如﹐中國有“不少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參加的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yè)改革和發(fā)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就非常明確地指出﹕

“必須不斷促進國有經濟的發(fā)展壯大。包括國有經濟在內的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78]

吳敬璉經常說﹐要貫徹這個《決定》。2011年元旦﹐他更是特別發(fā)文﹐強調要“執(zhí)行”它。^[79] 但是﹐他卻反對該《決定》以上的基本價值取向﹐即國有經濟是“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認為這是需要清除的“國家迷信”﹐杜撰黨中央的政策應當是“民進國退”﹗^[80] 吳敬璉在這里﹐是不是又在自相矛盾﹑言不及義﹐讓人不知所云﹐但知其所欲了呢﹖

第二﹐歷史地看﹐這種“混合經濟”也不是一個很成熟的體制。在這個體制下﹐蘇聯的經濟發(fā)展是贏得了巨大的成績﹐但它身上處處都被那個特殊的艱苦卓絕的時代打上了深刻的歷史烙印﹐它需要與時俱進﹐在不斷變化了的環(huán)境中不斷地充實和改善自己。

實際上﹐斯大林也一直在探討社會主義社會的變革﹐在晚年也沒有停止過。他作為先行者﹐通過《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也確實為后人留下了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利用商品貨幣關系的實踐經驗和思想財富。但是﹐在吳敬璉看來﹐斯大林留下的僅僅是令人討厭的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需要徹底推翻﹐由他“向往”的“歐美模式”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取而代之。^[81]

一個簡明的歷史事實是﹐在當時險惡的國際環(huán)境下﹐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體正常運行的時間很短暫﹐差不多也就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時間的三分之一左右。而且﹐同中國的改革開放一樣﹐難免存在各種各樣的弱點和缺點。只是﹐兩者相比較而言﹐當時斯大林領導時期的蘇聯不僅差不多是白手起家﹐而且﹐所擁有的建設和發(fā)展時間是太短了。

具體歷程如下﹕

蘇聯1936年11月通過“新憲法”﹐宣布基本建成社會主義﹐而在1935~1937年間﹐二戰(zhàn)“實際上已經開始”﹐^[82] 蘇聯開始加緊戰(zhàn)備﹐重工業(yè)加快發(fā)展。“高度集中”機制不可避免。

1941年6月蘇德戰(zhàn)爭爆發(fā)﹐“戰(zhàn)時經濟”更加“高度集中”。“二戰(zhàn)”時期的歐美各國也是一樣。

這樣﹐在蘇德戰(zhàn)爭之前﹐蘇聯社會主義在高度戰(zhàn)備狀態(tài)下享受的經濟和平發(fā)展僅才四年多時間﹐相當于人生的幼兒期。

1945年9月“二戰(zhàn)”結束后﹐到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其間實際上才七年多時間﹐其中直到1950年代初﹐“二戰(zhàn)”中損失慘重的蘇聯才在獨立奮斗的狀況下，基本渡過戰(zhàn)后經濟恢復時期﹐并且還要在面臨重重困難的情況下﹐預防來自資本主義陣營的核威脅﹐幫助各個新建立的人民民主國家﹐接著又是幫助中國抗美援朝。

這樣﹐勉強算下來﹐社會主義蘇聯的經濟發(fā)展﹐以及今天經濟學家們十分關心的制度建設﹐所能利用的和平時間總共也就11年左右﹐相當于還沒有渡過人生的少年時期﹐屬于“少先隊”。其間﹐備戰(zhàn)﹑戰(zhàn)爭﹑戰(zhàn)后恢復和繁重的援外工作﹐^[83] 使得“集中計劃經濟”的色彩﹑重工業(yè)主導的色彩﹐在這個初生嬰兒和兒童般的經濟體身上注定是揮之不去的。

所以﹐這個新生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從誕生開始﹐就沒有獲得真正的長期的和平發(fā)展環(huán)境﹐難以在常規(guī)狀態(tài)中運行和完善自身。但是﹐它適應了當時蘇聯國內外的復雜、險惡環(huán)境和世界革命的需要。它是成功的。

如果后人不顧當時的歷史條件﹐用今天的眼光﹐特別是用新古典經濟學的眼光對它求全責備﹐說它犧牲了一些農業(yè)﹑輕工業(yè)和民生的內容﹐竟然在一個四周的資本主義國家虎視眈眈和弱肉強食的殘酷時代﹐采取了非常手段來保衛(wèi)自己的生存和發(fā)展﹐那肯定是非歷史的態(tài)度。對此﹐中國古代智慧所能給出的釋疑倒可能更為貼切﹕兩害權衡取其輕。

另外﹐如果要求這種當時能夠成功實現趕超戰(zhàn)略﹐能夠相對明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能夠成功應對軍事威脅和世界大戰(zhàn)的經濟體﹐不經過改革和變化﹐就可以適合長期和平時期的發(fā)展需要﹐并將其體制“模式”簡單化﹑絕對化和教條化﹐也是不正確的。如前所述﹐馬克思主義不承認存在一個具有普適性的“社會主義模式”怪物。恩格斯也早就說過，社會主義社會是要不斷變化和改革的。

晚年的斯大林對此是很清楚的。他不僅繼續(xù)反對教條主義﹐還進一步明確地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也會不斷地發(fā)生變化﹐因為存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需要不斷地解決這些矛盾。他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寫道﹕

“雅羅申科同志斷定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社會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沒有任何矛盾。這是錯誤的。……矛盾無疑是有的﹐而且將來也會有的﹐因為生產關系的發(fā)展落后于并且將來也會落后于生產力的發(fā)展。只要領導機關執(zhí)行正確的政策﹐這些矛盾就不會變成對立﹐……發(fā)生沖突。如果我們執(zhí)行……不正確的政策﹐那就會是另一種情況了。在這種情況下﹐沖突將是不可避免的……”。^[84]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后﹐蘇聯解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的工作仍然在繼續(xù)。例如﹐在農業(yè)中﹐1953年8月﹐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馬林科夫提出了降低稅收﹑增加國家對谷物的采購價格﹑鼓勵農民經營小塊自留地的農業(yè)政策。接著，赫魯曉夫也在同年9月提出了更高的采購價格﹑強化農民自留地等政策。^[85] 這些建議導致的結果是﹕

“1953年9月舉行的蘇共中央全會通過了關于根本改變當時的采購﹑收購和交售價格水平的決議。提高采購價格以及其它物質刺激的重要措施﹐迅速產生了良好的效果﹐農業(yè)總產值1958年為1953年的150％﹐其中種植業(yè)為154％﹐畜牧業(yè)為144％。”^[86]

但是﹐1958~1965年﹐由于赫魯曉夫的主觀主義改革政策脫離實際﹐“導致了農業(yè)生產發(fā)展速度的急劇下降。”^[87] 改革不是一帆風順的﹐而且有風險。

但是﹐吳敬璉不是這么辯證地﹑歷史地看問題。相反地﹐他在曲解立場上概括和批判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所謂錯誤“模式”以后﹐就以這個宣布基本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的“斯大林體制”為最重要的靶子﹐通過從核心問題﹐即否定其經濟“基礎”國家所有制來進一步否定中國的社會主義探索和改革。

                  四、小結

（一）斯大林堅持列寧提出的新經濟政策﹐反“左”反右﹐主要反右﹐實現了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政策目標，實現了強國富民的趕超戰(zhàn)略。

（二）在蘇聯的社會主義社會建設中﹐斯大林一直堅持繼續(xù)利用新經濟政策中的積極因素。蘇聯基本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實行國民經濟計劃﹐對外開放﹐保留部分商品貨幣關系﹑市場調節(jié)范圍和個體所有制的混合經濟體制。斯大林時期的蘇聯經濟集中性和備戰(zhàn)色彩強，是應對嚴峻環(huán)境的適時選擇。特殊的環(huán)境和時間因素，使斯大林沒有條件來改變經濟的“備戰(zhàn)”特征。

（三）斯大林強調各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要根據國情進行探索。他不認為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做法是什么“模式”﹐并不認為蘇聯的一些做法具有普適性。斯大林更沒有去充當什么社會主義建設方式的“終結者”。

（四）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總結經驗﹐展開理論分析﹐主張變革﹐是他之后一系列更深入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改革理論和實踐行動的奠基人之一。

（五）吳敬璉說﹐斯大林“否定了新經濟政策”﹑“斯大林體制”繼承列寧“國家辛迪加”模式、斯大林“國家迷信”嚴重﹑^[88]“斯大林沒有提出系統的經濟理論觀點”﹐^[89] 是一種嚴重的意識形態(tài)偏見。“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吳敬璉對斯大林時期歷史進程的分析和評論也充滿了混亂﹐經不起事實和邏輯的檢驗。

（六）吳敬璉批判和否定“斯大林體制”的目的﹐是為了集中攻擊國有經濟。因為﹐吳敬璉認為，“最與市場經濟不相稱的便是國營部門……”。[90]吳敬璉也非常清楚﹐“國家所有制更被看做是整個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91]“計劃經濟”也是“以國有制為基礎”的。^[92] 中國是“仿效蘇聯的榜樣”。^[93] 所以，否定“斯大林體制”、“去蘇聯化”﹐就可以否定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成果，及改革開放中堅持的“公有制為基礎、國有經濟為主導、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fā)展”的經濟制度﹐從而引出他所“向往”的“歐美模式”﹐在中國全面實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

(結合本文內容，推薦閱讀2011年10月吳恩遠文章：《俄羅斯教科書：斯大林被視為蘇聯最成功的領導人》，http://news.ifeng.com/history/shijieshi/detail_2011_10/31/10289186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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