濡化能力的概念 強制能力是國家權力最基本的內容。但是，如果僅僅通過強制手段來維持國內的和平，其代價將是極其高昂的。因此，任何政治體制如果要想有效運作，都必須想方設法使其居民內化(internalize)某些官方認可的觀念，從而減少在行為上制造麻煩的可能性。這些觀念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對民族國家的認同，或簡稱對國族的認同；另一類是社會的核心價值。我們將國家培育與鞏固國族認同和社會核心價值的能力稱之為濡化能力。國族認同 在西方國家發展的早期階段以及在當今某些第三世界國家中，民族國家僅僅是人們對之表示忠誠的眾多權力中心之一；而人們對家庭、村落、地區、種族、宗教的忠誠往往遠勝于對民族國家的忠誠。在這種情形下，國家在取得一定強制能力和汲取能力之后，往往會做兩件事：一是將政治權威的集中化，即以一種單一的、世俗的、國家權威取代傳統的家庭、地域、宗教和種族權威；二是爭取“內在同一化”，即將人民對分散的小部落、小村落或地方小‘諸侯’的忠誠轉化為對民族國家（或國族）的忠誠。 形成國族認同是極為重要的。前蘇聯、前南斯拉夫和前捷克斯洛伐克的解體，印度尼西亞、斯里蘭卡以及許多非洲國家的種族沖突都生動地說明，國族認同的缺失可以產生強大的離心作用。一旦人口中有一股龐大的勢力發覺自己在種族、文化、語言或宗教方面與生活在同一片領土上的其它人群截然不同時，他們就可能被發動起來，建立自己獨立的政府或效忠別國的政府。顯而易見，象中國這樣的多種族和多文化國家要想贏得、并維持各色人等的忠誠往往面臨著更大的困難。但是這種困難不應把我們引向如下結論：種族、文化、宗教或語言認同是注定不變的，任何試圖在多元社會中塑造國族認同的努力都是徒勞的。事實上，幾乎所有的現代國家都是在復雜多元的文化、語言、宗教或種族基礎上形成的，包括今天看來高度同質化國家，如法國。法國本來是由三百多種說不同語言的區域性群體組成的。但法國革命轉換了原始民族主義的內容，將nation的涵義擴展成包含整個國家的公民群體，nation與state合二為一。這時nation不再是原始意義上的民族，而是國族了。民族國家認同成為國家職能的重要內容。在法國革命時期，7月14日被作為革命紀念日（1789年），馬賽曲成為國歌（1795、1871年）。大量的文學和藝術創作都以歌頌祖國為題材，拿破侖戰爭被譽為是解放戰爭。到19世紀中葉，隨著工業革命的來臨，經濟生活的復雜化，國族主義成為一種被國家（state）利用的意識形態。國家有意識地鼓動國族主義思潮和文化。政府大肆宣揚國族文化，強調國族食物、服飾、習慣和性格的特征等等。國族文化的研究和學習成為國家資助的項目，目的是弘揚國族文化和傳統。同時，體育運動也被用做培育對民族國家的認同。自1896年在雅典開始后，奧林匹克運動會始終是國族主義情緒的盛典。因此，現在強烈的國族認同存在于某些國家，而不是所有國家，這一事實本身就意味著這種認同是可以改變的。所有國家都會努力通過教育以及其它的社會化渠道將本國領土范圍內的居民同化為單一民族。因此，國族認同的形成是政府刻意消除認同混亂取得的成果。如果一個國家由于某些野心勃勃的政客挑撥離間而解體，那說明這個國家培育國族認同的機制是失敗的。核心價值 除了塑造國族認同以外，政府還要努力塑造公民的價值與信仰。迪爾克姆（Emile Durkheim）曾一再強調在一個社會中形成一套共同價值和信仰的重要性。他認為，只有當社會中的大多數成員共同享有這樣一套核心價值時，才能實現道義統一。而沒有這種道義統一，任何制度都遲早會墮落下去。什么是價值？價值是被認為值得追求的原則、標準或品質。一個人的價值取向主要不是約束自己的行為準則，而是認為社會大多數人應該遵循的行為準則。雖然這些觀念和準則未必會落實為實際行為，但社會大多數人持有某些價值觀念、崇尚某些價值準則依然是有意義的，因為這些觀念和準則會影響人們的行為（哪怕不是每個具體個人的每時每刻的行為），影響政策導向（哪怕不是每個具體政策）。什么是社會的核心價值？它不是官方的意識形態，也非某些人推崇價值體系。而是大眾信仰體系（mass belief system)，是一套被廣泛接受的、有關個人與其它主體（如家庭、外人、政府、國族）關系的信仰、原則和規范。正如貝多芬《第九交響樂》歌詞的最后一段引用席勒的詩說，社會的破裂把我們分開，共同的精神把我們凝聚起來。社會的核心價值就是那個把社會上那些分散又相互競爭的個體凝聚在一起的共同信仰和共同理念。通常，國家意識形態體現了這個制度賴以存在的核心價值。我們千萬不能小看核心價值的作用。被社會廣泛接受的核心價值或意識形態實際上是一種漫散性權力、或軟力量。就權力的性質而言，我們可以區分權威性(authoritative) 和漫散性（diffused）兩種權力。權威性權力表現為明確的命令和有意識的服從，這種權力是大家所熟知的。漫散性權力往往被人們忽視，但它恐怕更重要。這后一種權力以一種近乎本能的，無意識的，分散的方式滲透到所有居民的潛意識中。漫散性權力關系的關鍵不是命令與服從，而是內化的程度。當社會核心價值或國家意識形態被人們廣泛接受時，對這種漫散性權力的服從表現為漫不經心、潛移默化、自覺自愿。例如在傳統中國，這種漫散性權力的極致可以發展到“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 的地步。不要認為這種漫散性權力只是存在于專制體制。實際上，漫散性權力廣泛地存在于西方國家。當代資本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就是一種漫散性權力，它不僅在很大程度上統治著西方國家，還試圖滲透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約瑟夫－奈依的所謂“軟力量”指的就是超級大國所具有的這樣一種漫散權力。作為一種軟力量，核心價值對于維系社會基本制度極其重要。它既對人民具有精神凝聚力，同時又為國家制度提供法理性和論理性的支持。然而，當經濟基礎發生急劇變化時，如果核心價值未能作及時調整，兩者的背離就可能引發信仰危機。一旦核心價值解體，維系民族國家的精神支柱崩塌，輕則會使人民患上意識形態的“失語癥” ，讓各種有害觀念、思潮乘虛而入；重則整個政治體制岌岌可危。正如馬克思所說：“如果從觀念上來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識形態的解體足以使整個時代覆滅” 。另外，一個社會的核心價值體系還可能受到來自內外敵對政治勢力的顛覆。黑格爾曾指出，法國大革命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革命前夜盧梭、伏爾泰、狄德羅及“百科全書派”哲學家用無神論和唯物主義的哲學對作為社會精神支柱的天主教發起了猛烈的攻擊，摧毀了革命前的意識形態。這種文字上的批判為血流成河的1789大革命爆發作了輿論和精神上的準備。因此，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摧毀一種意識形態，也就意味著推翻一個制度。古人說，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志是什么？就是對核心價值的認同。一個國家可能很窮、遭遇天災人禍、被強大外敵重重包圍，只要民眾對其核心價值普遍認同，民族精神便是強健的，這個國家的制度就不會垮臺。伊朗被美國封鎖十余年，經濟衰退、哀鴻遍野，危機深重，但至今沒有垮臺。為什么？因為它實施的是伊斯蘭政教合一體制。伊斯蘭意識形態的凝聚力使人們團結在一起。古巴距美國九十海里，不過是個彈丸小國。但美國硬是沒法逼古巴低頭。為什么？因為卡斯特羅式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對人民依然有巨大魅力。一度雄居世界第二的蘇聯為什么會頃刻瓦解？原因也許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恐怕是其社會核心價值體系的破產－－從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到大批政治、經濟、知識精英對社會主義失去了信心，轉而憧憬資本主義未來。這里，我們不對核心價值和政治體制的優劣作道義上的評判，只是指出一個簡單而重要的事實：不管對哪一種政治體制而言，核心價值體系都是一種重要的政治資源，它關系到國家的命運。既然如此，世界上沒有一個明智的政權會主動放棄這種政治資源。核心價值體系的歷史演化 不過，政治精英不可能隨意將亂七八糟的觀念規定為社會的核心價值，并強加在全體居民頭上。在社會分化、人口流動、教育普及、信息開放的背景下，最容易被社會接收的核心價值體系必須以平等的公民權為基礎。在這方面，西方國家的歷史經驗值得借鑒。封建社會是一個“尊卑有序” 的等級社會。資產階級革命打出“自由、平等、博愛”的旗號，代表了一種全新的價值觀。它廢除了人身依附關系，打破了世襲制度，確立了個人從事經濟活動的自由，實現了市場交易關系中的平等。這是價值觀上的一次革命，對推動早期資本主義制度的建立與鞏固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然而，早期資本主義本身就是一個不平等、不公正的制度。這種不平等在經濟方面的表現是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在社會方面的表現是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在政治方面的表現是剝奪絕大多數民眾的參與權（包括選舉權）。當時的所謂“自由” 無非是指乞丐露宿橋洞的自由，所謂“平等” 無非是指“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 式的平等。 在這種制度下，兩極分化不可避免。一方為占有生產資料和剩余價值的資產階級，另一方為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以外，一無所有的工人階級。資本主義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和貧富懸殊的不斷加劇，迫使工人階級發起對資本家的斗爭。在這種背景下，社會主義思想得以廣泛傳播，形成了要求人人都享有平等經濟、社會、政治權利的新價值觀。建立在這種價值觀基礎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對資本主義是極大的威脅。為了不在階級斗爭中同歸于盡，資產階級不得不做出妥協。普魯士“鐵血首相”俾斯麥的言論最具代表性。在面臨社會主義運動挑戰時，他說：“只有現在進行統治的國家政權采取措施，方能制止社會主義運動帶來的混亂局面。辦法是由政府去實行社會主義的要求中看來合理的、并和國家和社會制度相一致的東西。” 通過階級斗爭，工人階級逐漸以公民的身份爭取到一些基本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利，從而也推動著平等、自由、公正、公平、民主這些觀念的普遍化。所以有人說，“階級沖突是公民身份權利得以擴展的中介” 經過一百多年的演進，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尤其在西歐，形成了比較完整的、以公民權(citizenship)為基礎的核心價值體系。首先，每一個社會成員都取得了一個共同的身份：公民。封建社會那種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做法徹底失去了合法性。其次，作為公民，所有人一律平等。在封建社會，處在不同等級中的人享受不同的權利、承擔不同的義務。現在，享受權利和承擔義務不能以性別、種族、出身、職業、居住地和擁有財產的多少來決定。第三，作為公民，每個人享有廣泛的權利，這些權利統稱為“公民權” 。 公民權有不同的分類。馬歇爾把它分為民權、政治權和社會權三類，安東尼－吉登斯也把公民權劃分為三類，即民權、政治權和經濟權。民權(civil rights)是指受法律保障的基本人身權利，如自由建立合同關系的權利，自由遷徙的權利，以及言論、出版、結社等自由。政治權是指公民以投票等方式參與政治活動的權利。
社會或經濟權是指公民享有最低生活保障、各種社會服務和社會福利的權利。民權可以說是伴隨資產階級革命而來的。公民政治權的確立是在19世紀下半葉和20世紀上半葉，其標志是選舉權逐步由少數人享有的特權演變為全體成年公民的權利。公民的經濟和社會權利則幾乎完全是20世紀的事。由于普選權的確立，工人階級可以憑借其手中的選票和有組織的動員影響社會輿論與政府決策，他們提出了社會公正的要求，并一步步爭取到覆蓋面越來越廣的社會保障和公共福利。經過幾個世紀的發展，福利已從恩惠（favor） 變成了授權（entitlement），最后變成了權利（right）。公民經濟社會權利的制度化，不僅導致了國民財富的再分配，而且在價值觀上確立了“人”的尊嚴。由此引伸開去，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保障人的基本權利高于一切。這里的“人”包括卑微的人和尊貴的人、清貧的人和殷實的人、聰明的人和愚笨的人、健全的人和傷殘的人、城里人和鄉下人、白人和黑人、男人和女人；這里的“一切” 包括經濟增長、私有產權、自由競爭、個人利益。美國核心價值體系在“進步時代” 的調整很能說明問題。在美國立國初期，“正義”(justice) 指的是殖民地不能接受英王和英國議會的暴政，“公共福利”(public welfare)指的是各州之間的共同利益。到“鍍金時代” (1870-1898)，市場原教旨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危害變得越來越顯而易見：“進步”所帶來的不是社會的普遍繁榮與和諧，而是激烈的階級沖突和貧富懸殊。對這一點，相當一批城市中產階級感受尤為深刻。壟斷資本的暴政與無產階級和下層社會的反抗使他們倍感恐懼。自由放任的“進步”摧毀了美國共和的理想，將杰斐遜曾經痛斥過的舊世界的邪惡變成了現實。他們認識到，沒有“社會公正”的“進步”不可能真實而長久地存在下去；忽視“公共福利”的“進步”是導致美國社會動蕩不安的根源。 這時異軍突起的進步主義者修正了關于的“自由” 傳統定義，對自由與社會公正之間的關系提出了新的解釋。他們主張，自由是以社會公正為前提的自由，缺乏社會公正的自由必將損害所有人的自由。同時，進步主義重新界定了“公共福利” 的意義，它不再僅僅指州與州之間的公共福利，而更重要的是指所有美國群體應該和必須享有的福利。進步主義不否認個人利益，但強調在“公共福利”與個人利益之間必須求得一種平衡，不能以犧牲前者為代價。他們相信，不承認和保護“公共福利”，所謂個人利益既不安全也不可能長久地存在。
通過重新解釋“樹立社會公正”和“促進公共福利”這兩條原憲法包含的原則，進步主義為美國憲政觀注入了新的內容，成為美國歷史上名副其實的良心運動。進步主義者放棄了傳統美國社會的“和諧”觀，承認多元經濟利益群體的存在，但要求國家作為一種負有道德責任的中介力量來協調利益沖突。進步主義重新定義了個人與公共領域之間的界限，要求政府擔負起保障所有公民人身尊嚴和基本權利、提供公共衛生和公民教育、治理貧困等方面的責任，所有這些原屬個人領域的責任在工業化之后已非個人能夠應對的挑戰。經過進步主義者和后來進步勢力的奮斗，在曾被美國奉為圭臬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之上，“社會公正”和“公共福利” 象兩根楔子嵌進了美國的主流意識形態。 在今天的西方社會，表面上觀念和思潮五花八門、紛繁雜陳。但最基本的層面，沒有人會挑戰公民權這個概念。因此，公民權變成了這些國家核心價值體系的重心。當國家宣稱對公民一視同仁，保證每個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經濟、社會權利時，它等于宣布：雖然由私有制和市場兩個輪子推動的資本主義是合法的生產方式，但資本主義在運行過程中產生的結果（如財富分配的不平等），不一定具有最終意義上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因為它們可能與公民平等享有的種種權利相違背和沖突。國家有責任運用所掌握的國家機器，對私有財產的運用和市場的運作做出必要的規范和限制，從而確保每個公民的權利不守侵犯。這種國家干預表明，公民權在價值上高于一切。確立以公民權為基準的核心價值體系使貨幣面前人人平等不再成為最高的價值準則，使社會公正壓倒了市場經濟中資本的邏輯，使國家得以超越階級差別、種族差別、性別差別、地域差別，在精神上把所有人連接在一起，在價值觀上使所有人形成一個生命共同體。正是這種價值觀的變化，提供了階級妥協的空間、資本主義制度進行自我調節的空間，使資本主義社會不至于在階級對抗中毀滅。在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里，人們在經濟、社會、政治領域中的不平等現象依然十分普遍。但是，以公民權為核心的價值體系至少使不滿的人看到了在體制內進行變革的可能性，從而維持了國家制度的穩定。雖然馬克思承認資本主義是歷史發展的一個必經階段，但它對資本主義制度持強烈的批判態度。在馬克思主義看來，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資料占有是如此不公，以至工人只能把勞動力作為商品來出賣，它不僅導致分配極為不公正，而且使工人成為資本的奴隸，成為提供剩余價值的工具。它堅定地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必然要滅亡，更合理的社會主義制度必然會代替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特征是，“通過社會生產，不僅可能保證一切社會成員的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生活，而且還可能保證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分的自由的發展和運用” 。 人們從事的所有經濟和政治活動，目的不是為了財富，更不是為了一部分人能夠擁有越來越多的財富，而是為了全體社會成員能夠更好地生活，更好地發展。一切社會成員，不論性別、年齡、種族，都應該是平等的，應該享有同樣的權利。因此，公正、平等和和人的解放是馬克思價值觀的基本內容。以生產資料公有制取代私有制說到底是為了建立能實現這些理想的社會制度。今天的中國以市場機制代替了計劃機制，并不再尋求純而又純的公有制。盡管如此，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觀對我們仍然有指導意義。在一個日益多元化的社會，假如我們不把“公正” 和“平等” 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即使中國可能在經濟上有所發展，但必定會陷入兩極分化、人心渙散。正如鄧小平所說：“共同富裕，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只是到出了亂子之后，社會的核心價值體系才被迫作出調整。作為仍然堅持社會主義的國家，人們期待可以不必要通過階級分化和劇烈的階級斗爭才獲得這樣的歷史進步。濡化機制 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國族認同還是核心價值觀從來都不是自發形成的，而是由國家有意識地構建和推廣的。因為，一經形成，它們便可以極大地減少國家治理成本，有效提高實施公共政策的效力。為了推動國族認同和核心價值體系的形成，國家往往視情況采取兩種對策。在人民的取向與政府的導向一致的領域，國家往往設法維護和加強這種價值的同一性；在人民的取向與政府的導向背離的領域，政府往往運用各種手段來改變社會的取向，使之與自己的導向產生共鳴（Nordinger 1981: 74-117）。不僅如此，各國政府都努力從娃娃抓起，利用強制義務教育，向兒童灌輸國族認同和社會核心價值，以便把他們培養成忠心不二、奉公守法的未來公民（Creveld 1999: 210-217）。 在推動教育方面，普魯士國家最為出色。普魯士皇帝威廉一世曾在1717年發布詔令，要求所有的父母送子女上學，因為他發現普魯士兒童對許多事情非常無知。但因為沒有皇室財政支持，此事不了了之。后來威廉大帝又在1763年撥款建立學校，但收效不大。在他統治時期，普魯士建立了國家管理大學制度，并實行了公務和軍官聘用的考試制度。到1808年，在威廉三世的統治下，普魯士建立了教育部，負責推動全民教育。經費由學生家長、地方政府支付。國家還出資培養教師。因為缺乏教師，一些孤兒院的孩子被專門制定培養成為教師。到1837年，80％的普魯士兒童都能夠上學接受教育（同期通過的禁止童工法起了推動作用）。到18世紀中葉，普魯士成人的識字率達到80％，而同期的英國和法國成人識字率分別只有50－65％。普魯士軍隊的士兵的識字率更是高達90％。1849年，普魯士國家將全國所有的教師（包括大學教授）全部納入國家公務人員的行列。1871年德國統一后，這一制度普及到全德國。 英國政府對教育發展的政策起步很晚。直到1820年，議會才批準2萬英鎊的專項預算來資助貧窮階級的教育。到1858年，專項資金增加到7萬英鎊。與此同時，建立教育部和全民強制教育的法案始終無法在議會通過。法國的國家教育制度在拿破侖時期得以開創，但他主要注重技術學校和高等學校的建立。普魯士軍隊在19世紀中葉和下半葉的勝利使其它歐洲國家猛然覺醒，全民強制教育相繼在意大利（1877）、英國（1890）和西班牙（1908）實行。日本是亞洲第一個實行全民強制教育的國家（1872）。1895年，82％的英國兒童能就學，并享受政府提供的午餐補助。與此同時，全民免費教育制度緩慢地得以實施，在1945年后完成。 不可否認，國家教育制度的建立對國家建設和民族性建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它延伸和強化了國家對社會、家庭和個人的滲透與規范，同時在兒童吸取知識的最佳年齡灌輸了由國家制定的知識結構和價值觀。中國在濡化能力方面的問題和閃光點 存在問題： 在中國部分地區（如新疆、西藏的某些地區、香港特別行政區），國族認同還沒有完全建立。在英國的蘇格蘭、法國的科西嘉、西班牙的巴斯克、甚至美國的佛蒙特州和德克薩斯州同樣也存在國族認同問題。與其他國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亞、俄羅斯、尼日利亞)相比，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中國在解決國族認同方面應該說是相當成功的。 2002-2003年在全國范圍進行的一次隨機抽樣調查發現，超過90%的漢族被訪者認同“維持國家統一是至高無上的”；少數民族被訪者中，也有近80%認同這個說法。對地區獨立采取容忍態度的人，不管是在漢族被訪者中，還是在少數民族被訪者中，都是可以忽略的極少數（圖1、圖2）。 圖1 圖2
在所有受訪者中，不管屬于哪個年齡組，絕大多數人都同意“為了國家，個人的利益都可以犧牲”。因此，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國族認同在中國并不是個嚴重的問題。圖3 中國濡化能力方面的主要問題主要產生于市場化改革和官方意識形態之間的巨大分裂。任何社會都有一套主流意識形態或核心價值體系。雖然這套核心價值體系看不見、摸不著，但它是整個政治制度的精神支柱，關系到其命運與存亡。一旦社會的核心價值體系解體，就意味著政治制度的根基出現了裂痕，極有可能導致全面危機。正因為意識形態如此重要，世界上沒有一個明智的政權會放棄對意識形態加以主導、對人們精神信念進行濡化。在傳統中國社會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社會，核心價值體系都是團體本位；不同的只是一個以家族為本位，另一個以集體為本位。傳統中國社會以家族為基本生產單位，以血緣為聯接人與人關系的紐帶。與這種經濟和社會結構相適應是一套家族本位的意識形態。一個個小家庭講究“上下有序，父子有倫”，講究“禮”，用“禮”來“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整個國家則被看作一個“大家”，強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綱常”，要求士大夫、各級官員都安于名位，遵守禮制，不得僭越。個人在這個價值體系中始終處于從屬地位，必須為“存天理”而“滅人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社會建立在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基礎之上。每個人都在一個集體（城市單位和農村生產隊）中工作和生活。個人、家庭和基層單位不是獨立的主體，而是整個國家大系統上的零部件，必須服從國家統一的計劃。那時提倡的是“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集體主義，強調的是 “為人民服務”，“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大河不滿小河干”，“一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中去”。作為這種價值觀的人格化代表，張思德、白求恩、向秀麗、邢燕子、雷鋒、焦裕祿、王進喜等英雄人物激勵了幾代人無私奉獻，犧牲個人利益和局部利益來維護全局利益，使“一窮二白”的中國在不長時間里建立起完整的現代經濟體系。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結構。產權結構的多元化、社會流動的加快、物資供應的豐富消弱了工作生活一體化的城鄉集體。更重要的是改革開放徹底改變了中國經濟和社會運作的內在邏輯：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強調合作，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強調競爭。在市場經濟中，人的各種復雜的、豐富的內在屬性都簡化為單一的、明確的利益追求。否則，他便會被市場大潮所吞噬。為了在競爭中求生存，人不得不把自己變成在市場經濟中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個體，不得不與他們原來從屬的血緣、地域、單位切斷感情紐帶。結果導致這些原有共同體逐漸分崩離析，包括傳統的家族、村落和現代的單位、街道。建立在共同體基礎之上的集體主義也隨之變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改革使原來建立在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基礎上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與日益市場化、私有化的經濟基礎嚴重脫節，開放又為西方資本主義價值觀的大舉進入開了方便之門。在這種情況下，指望人們依然滿足于充當國家和集體大系統上“永不生銹的螺絲釘”是不現實的；反倒是以個人為本位的資本主義價值觀念看起來更符合人們的日常經驗。以前信奉的東西失去了意義，人們便開始尋求新的精神支柱。從八十年代開始，與生俱來的生命、自由、私有財產等“天賦人權”，等價交換，功利主義，享樂主義，這些以前被批判了幾十年“錯誤觀念”逐漸在社會中蔓延開來，滲透到人們的思想和行動中。在中國歷史上，社會的價值體系破天荒第一次從團體本位轉向個體本位。市場化改革已經對官方意識形態釜底抽薪，但官方意識形態仍然高唱老調，其后果是官方意識形態空洞化，變成了“皇帝的新衣”，而社會上則出現了價值和道德混亂。 以“轉型時期的社會倫理與道德”為題，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進行過一項大型社會調查，結果發現只有28.1%的被訪者說自己“有信仰”；22.2%的人“曾經有過信仰”，但現在已經沒有什么信仰了；“沒有信仰”的人占36.1%；其余的人則“不想回答”。有信仰的人總共不到三分之一，可見信仰危機相當嚴重。這個危機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作為國家未來的希望，年輕一代思想空虛。近年來，不少對青年工人、青年農民、大中學生的調查發現，絕大多數青少年公開承認自己不信仰共產主義，公開宣稱馬克思主義不是自己的精神支柱。不少人干脆對馬克思主義及其共產主義理論表示懷疑或加以否定。當問及“一個人應不應該有信仰”時，相當多的回答“無所謂”，甚至“不應該”。如果說他們還有什么信仰的話，也不過是“實用主義”而已。以前，青年人以加入中國共產黨為榮；而現在，在很大程度上，入黨對青年人失去了吸引力。且不問入黨動機如何，積極爭取入黨的人越來越少。這種情況在私人企業和三資企業尤為明顯。以前，談到金錢、享樂，人們還遮遮掩掩，現在，多數青年人認為拜金主義、金錢萬能論可以接受，可以理解。他們最大的追求不再是為社會作貢獻，而是“高收入”、“有一份滿意的工作”、“有一個幸福的家庭”。他們評判人的標準不再是思想上是否進步，而是看拿錢多不多，權力大不大。他們崇尚的生活態度不再是“犧牲個人利益，奉獻社會事業”，“老老實實做事，清清白白做人”，而是“拼命工作成為有錢人”，“刻苦學習、出人頭地”，“追求合乎自己興趣的生活”。更嚴重的是，部分青少年因認為“人生苦短，當及時行樂”而物欲橫流，因相信“人不為己，天誅地滅”而不擇手段地追求個人利益。 第二，作為制度的中堅力量，很多各級黨政官員迷失了方向。“信仰危機”不僅存在青少年之中，同時也存在于領導干部之中。不少領導干部口口聲聲信仰共產主義，滿嘴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說得比唱得還好聽。但實際上，他們什么都不信，只信權力和權力帶來的利益。他們沒有理想，除了滿足私欲，不知道人生還有什么意義；他們沒有道德，除了追逐私利，不愿對任何人負責。他們留在共產黨內不是因為認同黨的宗旨，他們千方百計往上爬不是因為忠于這個制度。黨票、官職只是他們敲門磚和護身符，沒用時，兩者都可以拋棄。意識形態的衰落加速了黨和政府的腐敗。在過去25年里，挖出的貪官越來越多，懲治的力度越來越大，但腐敗的勢頭并沒有被遏制。雖然，大大小小的貪官被殺了一批又一批，但更多的貪官前赴后繼，而且腐敗所涉及的級別越來越高，腐敗所涉及的面越來越廣，腐敗方面所涉及到的金額越來越大。從各級官員貪污受賄的瘋狂程度可以看出，他們對宣誓為之奮斗的事業沒有任何信心，他們對委自己以重任的制度沒有絲毫忠誠。第三，宗教的復興與邪教的泛濫。由于官方意識形態已無力“收拾人心”，面對巨大的社會轉型而陷入孤獨、無助、焦慮的人們往往被各種宗教所吸引。中國在過去25年里經歷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人際關系的陌生化、疏遠化，收入和財富鴻溝的出現與迅速擴大，燈紅酒綠、聲色犬馬、物欲橫流的生活方式，以及精神支柱的悄然崩塌使很多人感到苦悶、眩暈、不知所措、無所適從。在這種背景下，宗教可以作為一種宣泄與舒解社會不良心理的手段。它可以“將被市場所激發同時又被市場所排斥的過剩欲望從社會內部引導出去，并引入超驗的世界，從而維持內心的安寧、維持社會秩序”。 過去25年恐怕是中國歷史上，各種宗教信徒數量增加最快的時期。據國務院宗教管理局統計，目前，我國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和天主教信徒的總數已超過1億人。其中，基督教徒增加最快，目前已超過1000萬，比解放前增長了十幾倍。不包括地下教會成員，天主教徒現有400萬，比1949年前增加了100萬。信仰伊斯蘭教的10個少數民族人口高達1800萬。 這個估計大概嚴重低估了宗教信徒的數量。據中國科協1998年下半年進行的一次全國性調查，中國農村人口中，信仰佛教的占15.4%，基督教占2.5%，伊斯蘭教占0.9%，天主教占1.7%，其它占9.4%，無神論者占62.1%。換句話說，有超過三分之一的農村人口信仰某種宗教。雖然宗教有“教化信眾、收拾人心”的效用，有利于壓抑物欲、減少摩擦、穩定社會，但正如馬克思所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 我們的確應該理解，“宗教里的苦難既是現實苦難的表達，又是對這種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心境……”，不過信眾在短時間內大增反映出來的問題不容忽視。除了正教以外，民間迷信也十分風行。曾經被作為“四舊”掃除掉的算命占卜、求神拜佛、招神驅鬼、興墳祭祖、看風水、擇吉日已在農村全面卷土重來。不僅一般農民從事迷信活動，農村基層黨員、干部、教師、技術人員參與迷信活動也相當普遍。無怪乎一些地方行政部門往往以發展旅游、再現民俗文化為由，興建各式各樣的鬼府神宅、廟宇祠堂，為愚昧迷信推波助瀾。更為嚴重的是，在過去一二十年里，各種聲稱具有超自然神力的氣功組織紛紛涌現，動輒便可吸引幾百萬、上千萬追隨者。一些“大師”們還登堂入室，成為各級黨政部門（包括中央部門）、宣傳部門的座上賓。當然，絕大多數參與氣功運動的人都是出于強身健體的動機。然而，由于人們思想空虛，任何自稱具有神秘力量的說教，稍加包裝，就可以乘虛而入，填充人們的信仰空間，法輪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法輪功的領導人李洪志不過是個受教育不多的普通工人，根本算不上現代意義上的“精英”。法輪功的所謂“理論”實在是十分粗糙，可謂漏洞百出。然而，就是這么一個人的這么一套“歪理邪說”卻吸引了成千上萬的癡迷追隨者，包括一批高級知識分子，黨政軍領導干部。法輪功之所以能夠麻痹、欺騙、誤導無數善良的人們，正是因為在急遽變革時期，他們普遍感到迷茫、悲觀、甚至絕望。處于信仰危機里的他們在法輪功中找到了精神寄托。對于法輪功這種帶有邪教色彩的社會勢力本應該將它撲滅在萌芽狀態，所謂“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尚書 周官》）。然而，法輪功卻在長時期里被姑息。真是“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蘇軾《策略第一》）。雖然，后來黨和政府查禁了法輪功，我們必須切記歷史的經驗：對于信仰問題，取締不是個好辦法，甚至可能適得其反。
真正要解決信仰問題，就必須形成一套符合社會經濟現狀的、能使廣大民眾重新找到生命意義的核心價值體系。第四，社會失范。由于市場經濟強調競爭，忽視合作，強調等價交換，忽視互利互讓，個人主義和金錢至上的觀念影響越來越大，成為左右青少年思想的主流價值觀，并滲入到成年人群和老年人群。然而，被市場競爭、貧富分化、西方幻境激起的無限物質欲望注定不會全部實現。沒有了傳統價值觀的阻隔，物欲的滾滾洪流很容易沖決道德和法律的堤防。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自己的欲望，很多人不擇手段地攫取財富。于是，唯利是圖、損人利己、坑蒙拐騙、假冒偽劣、貪污腐敗等丑惡現象在中國大地泛濫。對處于社會底層的人來說，他們對權力和財富的羨慕往往會因實行自己欲望受阻而轉化為嫉妒和怨恨，結果導致犯罪率大幅上升，從而提高了國家治理的成本。第五，作為價值社會化(socialization)主要渠道的學校、媒體遭到市場力量的嚴重侵蝕。“樹德莫如滋”（《左傳 哀公元年》），在任何國家，推行和維護核心價值必須依靠各種一整套持續不斷的灌輸機制，如家庭、學校、教會、媒體等。這里講的灌輸不是“大水漫灌”，而是“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杜甫《春夜喜雨》）式的“滴灌”。傾盆暴雨式的宣傳遲早會造成意識形態的“水土流失”。 表面上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從未放棄思想政治工作：大中小學校仍然安排政治課，黨政部門和企事業單位仍然定期進行“政治學習”，媒體仍然被當作“黨的喉舌”，文學藝術仍然被要求高唱“主旋律”。但幾乎所有人都清楚，這一切早已變成了“例行公事”；人們奉行如儀不過是應付差事而已，是做給老師、領導、主管部門看的，不但難以收到思想教育的效果，反而會造成對官方意識形態的反感。與此同時，由于財政撥款的萎縮，學校和媒體都被迫進入市場，自謀生路。結果，一直被人們看作高尚、神圣、偉大的教育事業彌漫著濃厚的商業氣息。現在，可以商品化的知識比品德更加重要，教書比育人更加重要，評判學生的標尺是成績，評判學校的標尺是升學率，其它一切不過是點綴。媒體的銅臭味更是刺鼻。迫于主管部門的壓力，它們也得進行宣傳。但由于宣傳不賺錢，它們往往滿足于照本宣科，用生硬、刻板、單調的說教去轟炸人民，不愿也不會將宣傳寓于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媒體最看中的是收視率、發行量。為了提高收視率和發行量，它們可以想方設法從內容上到形式上迎合讀者、聽眾、觀眾，即使產生顛覆官方意識形態的效果也在所不惜。關于這個變化，外國人可能比我們自己看得更清楚。他們認為，中國昔日的宣傳機器正在變為賺錢機器。閃光點： 但是，整體來說，中國社會目前的核心價值觀體系似乎還未出現完全崩潰的局面。2002-2003年間進行的一項全國性抽樣調查有助于我們在一定程度上理解為什么急劇的經濟轉型，卻沒有出現大的社會動蕩。如果我們將核心價值觀分解成七個層面（即個人與家庭的關系；個人與他人的關系；個人與群體的關系；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個人與政府的關系；個人與終極目標[神或異化的自我]的關系）——進行態度測量，調查的結果如下： •與家庭的關系：以家庭為重，但要講理。
•與他人的關系：年長者較遷就、重視信任，年輕者較容忍、重視忠義
•與群體的關系：集體觀念仍然沒有過時
•與社會的關系：要求平等
•與政府的關系：依賴和支持政府 與終極目標（神或異化的自我）的關系：信教不多，拜神不少
行為模式：關心自己，處事公平
當然，任何實證調查都有其局限性，尤其是關于態度問題的問卷調查，更是要求對于各種可能發生作用的變量進行精心設計。上文提及的研究及結果僅僅只是從年齡這個變量來進行態度測量，所以，所得結論可能有流于簡單化的缺點。如加入受教育程度、收入、生活區域等重要變量，也許會呈現一個更豐富的結果。但是，這個調查仍然幫助我們得到以下觀察：1，在任何問題上都不存在完全的共識，但幾乎在所有問題上都有被多數人接受的價值準則；2，價值觀在不同年齡組之間有差異：價值觀是變動的；3，價值觀在同一代人中也有差異：價值的多元化；4，與美國的核心價值（個人主義、機會平等、自由企業制度）有明顯差異：中國的特點；5，在價值判斷方面，似乎不存在價值迷失、價值崩潰；但在價值判斷與行為模式之間確實存在差異，這表明道德實施的外在約束機制松弛：內在超越的傳統（？似乎還未結束），從熟人社會變為陌生人社會、集體的弱化導致恥辱作用的弱化）；6，因此，道德危機之所以產生，更多的是由于道德實施的外在約束機制松弛，而不主要是由于價值判斷的混亂；7，無論如何，中國社會的核心價值體系為急劇的經濟社會轉型提供了精神的支撐面（轉型是相對平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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