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容提要】在許多現代人看來，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記述的只是古希臘城邦之間一系列很微小的事件而已，并不能對當代世界的事務給予具體指導。而隨著冷戰的結束，修昔底德作為意識形態宣傳符號的意義也下降了，但這反而給現代讀者以重新審視其真正價值的機會。本文試圖從理解修昔底德對“最偉大戰爭”的定義入手，來探討修昔底德的閱讀價值其實在于使讀者更好地體認人類處境中可能遭遇到的種種苦難，并從他所思考的苦難和偉大之間的關系中受教。 |
當許多現代人閱讀修昔底德、發現他一再宣稱并努力證明自己所敘述的戰爭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場戰爭時，他們若以之為謬，那是不足為怪的。事實上，在這場“最偉大的戰爭”爆發之際，雅典這個當時最強大的城邦宣布自身擁有總共約三萬兩千名士兵和三百艘三列槳戰船。①現代人由此可能只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修昔底德所記述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只是一系列很小規模的事件而已。②所以，首先有必要問一下為何我們今天仍需閱讀修昔底德，而了解西方上一代人對這位古代作家的看法應有益于此問題的思考。 （一） 當科諾在三十多年后回憶起初讀修昔底德的情景時，他談起了伯羅奔尼撒戰爭對他們整個一代人的吸引力： 我初讀修昔底德是在1950年代——在那個奇特的時期里我們美國人既享有如此的國力和安定，又預想災難迫在眉睫。在冷戰時代，世界劃分為兩大陣營看來是不言而喻的。龐大的反民主的陸上強國，蘇聯和所謂的“中國大陸”，各自擁有“衛星國”和協調一致的征服世界的計劃，似乎要與控制海權和空中優勢的“自由世界”趨向于沖突。而先前的那場爭斗，伯羅奔尼撒戰爭——其間民主的、擁有海軍的雅典對抗極權主義的、陸上的斯巴達——提供給我們的時代一個簡單但絕佳的象征。修昔底德的著作為我們的兩極化世界展現了一個先例，而且我們希望，或許能夠提供一種解決當代國際事務中危機情況的指導原則。1947年國務卿喬治·馬歇爾使人們注意到伯羅奔尼撒戰爭對于理解當代世界的重要性：“我很懷疑倘若一個人在他的腦海中還未回顧過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歷史和雅典的陷落，他能否有把握具備充分的智慧和堅定的信念來理解今天基本的國際事務。”他的觀點得到了廣泛的回應。 對于我，而且我相信對我這一代的其他許多古典學的學生而言，修昔底德具有一種符合于當前的適用性。……我們自身的歷史處境充分證明他對自己寫下了永久財富的斷言確實不謬。……他（修昔底德）是一位直接針對我們的時代形勢進行言說的作家……③ 顯然，修昔底德在那個時期具有舉足輕重的現實作用。但是，無論一個公元前5世紀的作家對20世紀50年代的兩極化世界“直接”說了些什么，并且寫作了一種“永久財富”使之服務于兩千四百年后的冷戰，修昔底德卻從未稱斯巴達為“極權主義國家”(a totalitarian state)。而且，假如對美國人和他們的盟友而言，預想的迫在眉睫的災難是“各自擁有‘衛星國’和協調一致的征服世界計劃的蘇聯和所謂的‘中國大陸’”，那么馬歇爾國務卿就不應該將他們比作斯巴達人，因為斯巴達人是被他們的同盟者科林斯人視作“最安居于家鄉的人”(  )。④事實上，雅典人關于他們敵人的“堅定信念”和美國國務卿大相徑庭：雅典人從未對斯巴達人過度恐慌，而是認定他們在許多時候是“戰爭中最容易對付的人”。⑤或許這位對當代國際事務“具備充分智慧的人”由于誤解了歷史而創造出一個錯誤的比擬，而他這種錯誤的想法竟誤導了整整一代人達幾十年之久。事情是否如此？我們可以重新回顧一下“自由世界”在冷戰開始時為自己所設定的目標。1946年3月5日在密蘇里溫斯頓·丘吉爾在他著名的《和平的力量之源》（即“鐵幕演說”）中發問道：“那么我們今天所應牢記的全面戰略概念是什么？”由于“一層鐵幕已經在歐洲大陸降下”，他自己急于給出了答案：“就是使人民免受兩大危險：戰爭和僭主暴政。”⑥但一年之后，當喬治·馬歇爾剛就任美國國務卿，并于1947年2月27日在普林斯頓發表演說時，卻不恰當地選擇了雅典——一個錯誤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歷史形象來為他的意識形態宣傳服務，更有甚者，竟宣稱這一形象是依據修昔底德而來的。 雅典的形象在修昔底德筆下到底是什么樣的呢？我們可以看一下他是如何描述戰爭爆發時的情況的：“人們普遍傾向于拉凱戴孟人，尤其是因為他們宣稱自己是為了解放希臘。每個人和每個城邦都熱切地在言辭和行動上盡力地支持他們。人們會覺得行動在某一點上受阻是由于自己未參與其中。這就是大多數人對雅典人的態度，有的渴望擺脫他們的控制，而有的則恐懼會淪為那種被他們統治的境地。”⑦而且，修昔底德不僅通過敵視雅典的科林斯人之口，還讓雅典政治家們自己（伯利克里、克里昂）稱他們的城邦在對外進行僭主暴政般的統治。⑧雅典人的政體在修昔底德眼中“只是名義上的民主政治，但實際上是第一公民的統治”。⑨這其實是“沒有真正的民主”（丘吉爾就是這樣指責“鐵幕”降下后的東歐各國的）。⑩更為重要的是，“雅典人變得日益強大，以及由此引發的拉凱戴孟人的恐懼，使戰爭變得不可避免”。(11)如果我們真的相信修昔底德的話，那么雅典在當時其余大多數的希臘人眼中就意味著“戰爭和僭主暴政”。這樣看來，雅典倒是適合成為“自由世界”敵人的“絕佳象征”：它作為一個對內偽裝民主、對外橫征暴斂的城邦，在希臘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戰爭，并在各地的革命之中支持平民黨的領袖們來反對精英。(12)這個城邦，通過一個設立在提洛島上、幾乎每年發出指令的財富組織來控制其衛星國，(13)欲求憑借它的意識形態來影響希臘世界（“我們整個城邦都是希臘的學校”(14)），并且最終取得對希臘人和蠻族人的統治權。(15)在城邦內，雅典公民很難根據個人意愿而拒絕參與政治事務（“唯獨我們認為，一個人不參與政治事務，并非因其不活躍，而乃是因為他無用”(16)），必須完全為城邦去生或去死（“為了這樣一個城邦，這些人已經戰死了，……而幸存下來的每個人還要愿意為她承受各種可能的困苦”(17)）。他們被鼓勵多生育孩子，僅是為了確保城邦的軍事力量和安全。(18)在國外，雅典人為了鞏固霸權，肆意入侵那些不服從他們控制的衛星國的領土，有時清洗掉所有當地的叛亂者，有時則干脆屠殺盡全部的成年男性人口。(19)所以，馬歇爾國務卿到底想要美國和整個“自由世界”向修昔底德筆下的雅典學習些什么呢？ 像以上這種對修昔底德文本斷章取義的做法絕非杜撰。實際情況是，就在同一個時期內我們果真可以發現有人出于另一些“符合于當前適用性”的目的而將修昔底德筆下的雅典比擬為蘇聯。在一本1954年出版的名為《修昔底德：政治家們的指導者》的小冊子里，西摩爾（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古典學協會的理事會成員）對捷克斯洛伐克前總統貝奈斯和“捷克斯洛伐克1945年從希特勒的魔爪下獲救卻于1948年遭受共產主義奴役的悲劇”深表同情（在西摩爾眼中，這是“戰后歐洲最令人痛心的事件之一”），(20)但同時他卻這樣批評貝奈斯： 在（修昔底德的）第六卷里，一位雅典的使者在卡馬里那試圖說服那座西西里城邦信任雅典，并使其相信雅典一貫是遠方西西里的自由的捍衛者……修昔底德讓這個人講話直率到了厚顏無恥的地步。“如果卡馬里那覺得這只是僭主的觀點”，他讓這人說道：“它也不必抱有恐懼和懷疑。”對一個僭主來說，行動的唯一原則就是利益和他自己的好處。因此，“無論對一位僭主還是對一個奉行霸權的國家而言，只要符合他的利益，凡事皆屬合理，而且他也不會認為對不能完全信任的事物就無法建立起親密的關系。他在每一個階段都順應時勢地成為朋友或敵人。” 在第五卷中所謂的“米洛斯對話”里，他（修昔底德）已經運用了這種唯利是圖的僭主似的信條進行具有洞察力的分析。……雅典對神圣的正義沒有敬畏；……雅典只追隨一條法則：凡能得勢處必行統治。 貝奈斯總統是否從未閱讀或思索過修昔底德呢？如果他讀過或考慮過，那么當他在蘇聯邊上重建自己可愛的小國時，他對蘇聯的慷慨信任在我看來就顯得近乎不可理喻了。修昔底德所描繪的僭主般的雅典的可怖圖景就在他面前，每一個特征——輕蔑地拒絕一切宗教約束，用嘲諷的態度廢棄所有公認的道德價值觀，除了他們自己以外完全漠視任何其他人的權利和利益，憑借殘忍的暴虐行為來強行實現他們的意志——都能與我們今日的蘇聯僭主們在精神上和以往的行為中相對應。所有這一切都在貝奈斯眼前，可是他就是視而不見……(21) 可見，在同一個時期雅典既可以被比擬為美國，也可以被比擬為蘇聯。為了使修昔底德能夠指導“居于高位、足以影響國際事務決策的政治家們”，(22)他不得不變成門神雅努斯那樣的“兩面派”。而且，當越多地了解這個時期的修昔底德研究，我們就越想知道為何他和他的文本能夠被如此直截了當又自相矛盾地應用于宣傳冷戰的“全面戰略概念”上去。按照我們所見的這類手法，幾乎所有修昔底德的句子都可以被精心挑選、靈活翻譯和闡釋一番，來為某些人一時的政治目的服務。(23) （二） 我們不能無視這樣的事實：修昔底德自稱的“所有時代的財富”(  )在文藝復興之前被西歐人幾乎遺忘了好幾個世紀之久。(24)且據莫米亞諾的研究，在西歐人重新發現古希臘的歷史作家之后很久，波利比烏斯都比修昔底德更令人們感興趣，這一狀況一直要到18世紀后期才得到改變。(25)這意味著歷史上的人們并不總在虔敬、認真地閱讀修昔底德。而即便在最近的兩個多世紀里修昔底德被持續研究并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他的著作也并不顯得具有很多“實用價值”：倘若某種疾病像雅典瘟疫一樣超出了人力所及的范圍，則閱讀修昔底德并不能給治療提供有效的指導；(26)研究修昔底德未必能帶來戰爭的勝利——連他自己也在戰場上遭遇了失敗；(27)模仿修昔底德也無法確保寫出好的歷史著作，因為歷史不會完全重復它自己。(28)而隨著冷戰的結束，所謂“民主的雅典對抗極權主義的斯巴達”的意識形態宣傳已顯陳舊，還時常自相矛盾而令人厭倦。當那些“符合于當前的適用性”褪去之后，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為何要閱讀修昔底德。或許我們已經熟知了修昔底德自己所宣稱的寫作目的：如果有誰想要清楚地審視過去發生的事情以及基于人類的處境(  )將來還會以同樣或類似的方式再次發生的事情，而判定這部書有用( )，那對我就足夠了。(29)對于這句話學者們有過充分的討論，尤其是如何理解和闡釋“( )”和“（）”。人們被認為能夠從修昔底德所描述的歷史過程之中學會“每個時代都相同的永恒人性”，并總結出一些“人類行為中不變的模式”，這是修昔底德常被視作“最好的歷史學家”的理由。(30)然而，我們如何可能在閱讀修昔底德之后像他一樣理解人性和人類的處境呢？這里有必要了解一下修昔底德自己在寫作時的情況：我（修昔底德）度過了整個這場戰爭，并已經到了能夠洞察事物的年齡且具有理解力，可以使我確切地知曉情況。在安菲波里斯的指揮之后，我遭受到了放逐而離開自己的祖國達二十年之久，卻因此可以從參戰的兩方面，尤其由于流放的原因還能更多地從伯羅奔尼撒人那里來了解事態，也更有閑暇來觀察戰爭的情況。(31) 他還告訴我們他在色雷斯擁有金礦開采權，這保證了他能在超過二十多年的時間內進行寫作。(32)在當時的條件下，他的這種工作（收集、選擇和辨別材料，再用他的編年方法將它們編輯起來）是空前困難的。(33)但修昔底德對自己的能力和心智上的成熟充滿著自信，毫不懷疑他的著作可以垂諸永久。這就是修昔底德寫作時的境遇狀況：一個因在戰場上失利而被他的城邦懲罰、遭受放逐的將軍，想要憑借他自己的信息來源和方法來更清楚地理解戰爭中的人類處境，并希望那些也想擁有同樣見識的人閱讀他的書。貝奈斯總統被認為從未閱讀或思考過修昔底德，所以他有著“近乎不可理喻的信任感”。馬歇爾國務卿據說卻能從修昔底德那里獲得對國際事務的“智慧和信念”，之后兩極化的世界就有了古代的“象征”。但是馬歇爾國務卿是否真正理解了修昔底德呢？我們無法確定。事實上，冷戰時期以及以往種種對修昔底德的濫用造成了我們對他理解上的障礙。德·圣·克魯瓦批評了這類濫用修昔底德的情況，但同時他仍然堅持修昔底德著作的閱讀價值： 如果你，修昔底德的讀者，根據你所了解的全部以往相似情況中的人類行為（當然包括修昔底德提供的知識）從而真正恰當地理解了你自身的處境，你就會知道事情將如何發展；這樣之后——唯有這樣之后——你將能夠有效地利用你所具備的判斷力和才能，或許還能改變事情的進程。……修昔底德，如我們所見，并沒有提供實際的建議：他非常了解在未來的每一個場合中都會有不同于他所描述的那些情況的新要素和新特點出現。但由于人性持久不變，你將會發現某些“相同或相似于”修昔底德《歷史》中所描述的特征，而意識到這些將有助于你明智地做出自己的決定。這想必才是修昔底德所設想的他的《歷史》是“有用的”和“所有時代的財富”吧——事實上也確實如此。(34) 我們應該可以接受德·圣·克魯瓦的這個結論，這表明從修昔底德那里我們不僅能學到關于公元前5世紀在希臘發生的幾十年的具體事件，而且還可能理解某些普遍的但也有用的東西。修昔底德當然不能對現代人提供實際的建議，但他所敘述的人類處境能使后代的讀者們也感受到自身的情況，他傳遞的應是人類行為中的某種相似性。 現在我們能夠更好地回到起初的那個問題了：修昔底德明確將他當時的那場戰爭視作“最偉大的戰爭”，因此，也是“最值得記述的”。對現代人而言，這種看法是“顯然錯誤的”。(35)即使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前夕“希臘的財富力量達到了空前的高度”，(36)但古代城邦之間的戰爭規模現在看來仍過于微小，不具備指導“居于高位的政治家們”處理當代國際事務的“實用價值”。而雅典人和斯巴達人之間的那些具體斗爭如果沒有馬歇爾們所賦予的意識形態宣傳上的“象征意義”，那么它們還將告訴現代讀者們什么樣的普遍相似的處境呢？現代人不得不追問、了解其歷史敘事的意義何在。這也成了我們現在面對修昔底德文本時首要的也是最大的困惑。倘若修昔底德確實非常清楚未來的時代會有新要素和新特點，那么他也應該知道以后的戰爭將大不同于他所記述的戰爭，并能預見未來會有“更偉大的戰爭”爆發。但他堅稱——而且我們也相信——他所敘述的戰爭體現了人類的基本處境和持久不變的人性，那意味著未來若有新戰爭能被稱作“偉大的戰爭”，并非因其有理所當然要產生的新要素和新特點，而是它們有類似于伯羅奔尼撒戰爭中的偉大情境出現。因此，我們思考的焦點現在集中到了這樣一個問題：修昔底德在何種意義上稱他所記述的當時那場戰爭為“最偉大的戰爭”，即他是如何定義人類處境中普遍相似的偉大性的。 （三） 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學者們已逐漸接受了這樣的觀點：修昔底德絕非一名僅報道客觀情況的事實記錄員，而是一位追求高度修辭的“后現代主義者”。(37)沃德曼就試圖使我們相信關于“最偉大戰爭”的表述僅僅是修昔底德的修辭手法——修昔底德為了要與荷馬和希羅多德競爭，便強調了他所處時代的這場戰爭，夸大了他的敘事主題： 正如希羅多德曾強調他所提出的主題的偉大性那樣，修昔底德也是如此……所以修昔底德遠非置身事外或純然客觀，卻是為了證明自己的作品和主題均優于希羅多德而采用了標準的修辭性的夸張手法。……修昔底德在追隨荷馬的創作手法……他這么做便揭示出他自己其實是荷馬真正的繼承者，并且正如他的傳記作者馬爾克里努斯(Marcellinus)所觀察到的，是一個競爭者。(38) 誠然，古希臘人都熱衷于競爭。荷馬史詩和希羅多德的《歷史》在那樣一個口頭社會能夠流行就要部分歸功于振奮人心并帶有競爭性的表演和吟誦。洛埃德認為，公元前5世紀中期以后，政治集會、法庭辯論和職業化修辭術的發展共同改變了希臘人寫作的風格，公然挑戰以往的權威在當時成為風尚。希臘人踐行了話語(  )的力量，用以說服聽眾、批評對手。(39)雖然修昔底德的寫作風格一般被認為是古怪而獨特的，(40)或許他還反對世俗的觀念，但他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當時那種崇尚競爭的風尚的影響。所以，伯羅奔尼撒戰爭中的眾多軍事行動可以被他看作是“一種品達式的、運動競技般的對抗”，(41)而使用比較級和最高級來夸大主題還似乎成了他的一種寫作習慣。(42)但即便我們將“最偉大戰爭”的稱法視作修昔底德的一種修辭技巧，(43)卻仍有進一步的問題存在：既然特洛伊遠征和希波戰爭在當時的希臘人中間均被看作是偉大的戰爭，那么到底在哪一點上修昔底德認為他自己所記述的戰爭比起荷馬和希羅多德的戰爭更偉大和更值得記憶呢？我們必須澄清幾點。首先，在修昔底德眼中，最偉大的戰爭未必等同于最多軍隊參與的戰爭。根據修昔底德自己的估算，阿伽門農遠征特洛伊的規模是一千兩百艘艦船和十萬零兩千名士兵，(44)遠多于被稱為伯羅奔尼撒戰爭中“花費最多和最為壯麗的軍事行動”（公元前415-413年雅典人對西西里的遠征）的規模。(45)另外，既然修昔底德也承認波斯戰爭是以往歷史中最偉大的事件，那么他一定聽聞過薛西斯大軍的驚人數量。即使我們設想修昔底德考慮的是當時整個希臘的軍隊，他們仍然無法與波斯人的大軍相提并論。(46)其次，最偉大的戰爭在他的理解里也并非金錢上耗資最多的戰爭。無論如何，修昔底德不會不意識到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雅典領導的提洛同盟的財政基礎和軍費支出能力顯然是遠不足以與波斯帝國相比較的。(47)第三，修昔底德并非從任何有根據的“跡象”(  )、“證據”( )、“證明”( )中，(48)而是從“許多人都曾預言過的神諭”中來試圖讓人們相信這場戰爭持續了27年之久（“它必定要延續三個9年”）。(49)即使我們在戰爭時間的長度上同意了他的觀點，那是否就意味著它是希臘歷史上最長的一場戰爭呢？希臘人在公元前470年代到公元前430年代經歷了許多戰役和騷亂，而首先記載這些“五十年時期”內事件的正是修昔底德自己。我們為何不能認為那四十多年的時期是希臘歷史上更長的一場戰爭呢？或將雅典人和伯羅奔尼撒人之間的戰爭追溯到公元前460年，而非公元前431年（所謂的“第一場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于公元前460年(50)）？并且，就算這場戰爭可以被認作是希臘世界內最長的一場戰爭，它為何一定就是最偉大的戰爭呢？還是讓我們來重新體會一下修昔底德自己的判斷吧：這場戰爭不僅歷時長久［注意：并非“最久”］，而且在同樣的時間長度里它給希臘帶來苦難(  )的數量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從未有如此眾多的城市被攻陷或荒棄，有的是蠻族人所為，而有的是希臘人自己互相攻伐時所為（有一些城市在被攻占后甚至改換了居民）；也從未有如此眾多的人遭到放逐或殺戮——有一些殺戮是因為戰爭，而另一些則是因為城邦里的內戰。以往有些只是口耳相傳卻難被事實確證的描述，如今都變得可信了。例如，廣大地區都遭受了極強烈的地震；日蝕，根據我們的記憶過去也從未如此頻繁地發生過；一些地方出現了巨大的干旱以及隨之而來的饑饉；還有造成最大損失的致命的疾病：瘟疫。所有這一切都隨著這場戰爭降臨到希臘人中間了。(51)看來，最偉大的戰爭其實意味著最多的災難和痛苦。帕里曾極好地分析過這一觀念，他認為修昔底德是善于運用希臘傳統的“話語／行動”(  )對照的思想來進行寫作的：人類存在著“話語／行動”的區分。偉大的行動是值得通過話語言說而在人類世界被記憶的，而且偉大的行動和值得記憶的話語往往發生在戰爭之中。修昔底德在一開始就宣布他的話語()——有關伯羅奔尼撒人和雅典人之間的戰爭——是最值得記述的( )，并解釋了它在何種意義上比起特洛伊遠征和波斯戰爭更重要。他預料到人們總是傾向于將他們正在進行的戰爭判斷為最偉大的戰爭，而當戰爭結束之后又轉而驚嘆于古代的事跡。但他強調只要從行動本身（ ）來觀察，就會清楚他當時的這場戰爭是最偉大的。(52)他認為阿伽門農的軍隊由于缺乏財物使得相當一部分人在許多時候并不在作戰，而是通過搶劫或種地來維持給養，所以特洛伊遠征是名不副實的；但他承認波斯戰爭是以往歷史中最偉大的行動，不過他指出它僅在兩次海戰和兩次陸戰后便迅速有了結果。(53)所以戰爭和隨之而來的苦難都并非很大。而人類歷史上更偉大的行動發生在當代的希臘人中間了，苦難比過去任何時期都顯得更大、降臨得更頻繁。不僅人類的行為（戰爭、內戰、流亡、屠殺，等等），而且自然現象（地震、日蝕、干旱、饑饉、瘟疫，等等）都在這場戰爭中表現出了極端的情況，較之以往足以被更全面和深刻地記錄下來。為了超越前人，修昔底德使自己的話語更清晰地反映出這些事件，摒棄掉傳奇的成分。他預料到這難以取悅于人們，但他確信他的讀者能夠從他對這場戰爭的敘述中清楚地了解人類眾多的苦難。(54)帕里認為，這是嚴格意義上的修昔底德所謂的“最偉大的戰爭”。(55)施特拉斯布格也贊成這種見解；他還認為修昔底德判斷偉大的標準就是人類的苦難。(56)所以，“最偉大的戰爭”不僅取決于參戰軍隊的規模、軍費支出的數額和戰爭時間的跨度（當然，它們是重要的），更事關人所承受的災難范圍和痛苦程度。(57)請看一下修昔底德是如何敘述這些苦難的：瘟疫：（雅典瘟疫時）在所有的痛苦之中最可怕的是當人們知道自己得病之后所陷入的那種絕望（人們立即以為失去了希望，更多地選擇自我放棄而不是繼續抗爭），人們在給別人提供醫療幫助時被感染上了疾病，就像羊群般地死去，這造成了最大量的死亡。 內戰：所有致人死亡的形式都出現了，在這種情況下通常人們會無所不用其極，有時甚至會更糟——有父親殺死他們兒子的，有從神廟中被人強行拖出后殺死于附近的，還有被墻封堵在狄奧尼索斯神廟內就死在那里的。……在內戰期間，許多痛苦都降臨到城邦之中…… 屠殺：色雷斯人沖入密卡勒索斯，劫掠屋舍與神廟，屠戮居民。凡所遭遇，無論老幼，他們一概不恕，婦孺均未得幸免，乃至被他們看到的負重牲畜和一切其他活物，都一一被誅殺。因為色雷斯人種，正如一切蠻族，當他們自信無畏時，是極其嗜血的。當時城內一片大亂，各種慘景比比皆是。災禍還降臨到了當地最大的一所學校：正當孩子們進入這所學校時，色雷斯人將他們全部殺死了。這是全城所遭受過的最大的一次災禍，突發性和可怕性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虐囚：在起初的日子里敘拉古人粗暴地對待他們（雅典遠征軍的戰俘），將他們安排到采石場里去。許多人擠在一處又深又窄的空間里，在無遮擋的情況下陽光和酷熱已先使他們飽受折磨，接著又有與白晝相反的寒冷的秋夜出現，這樣的溫差變化給他們帶來了疾病。由于空間狹小，他們要在同一個地方做所有的事。加之，有人因傷或溫差變化或諸如此類的原因死亡了，他們的尸體被互相疊放在一處，氣味讓人難以忍受。同時他們還得挨餓受渴（在八個月里敘拉古人只給他們每人每天一杯水和兩杯谷物），至于其他各類在這種地方可能遭受到的痛苦，也沒有一樣不降臨到他們身上的。(58)有時候現代人會對這些語句感到震驚，因為它們仿佛在提醒我們不能忘記自己處境中的類似情況。致命的疾病、戰爭和內戰中的暴行、大屠殺、集中營等等。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的過程讓現代人多次回想起修昔底德；更為現實的是，這一切并沒有隨著冷戰的結束而徹底結束。各類痛苦和災難仍是現代人所必須面對的。修昔底德所敘述的希臘人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的苦難經歷仿佛成為一種經典性的警示。所以對于現代人而言，閱讀修昔底德與其說是為了獲得如何處理具體的國際事務的指導，不如說是能夠體認人類可能遭遇到的種種苦難的處境。這或許才是我們今天應當閱讀修昔底德的真正原因。 ［收稿日期］2009-11-04 注釋： ①修昔底德，2.13.6-8.本文所使用的修昔底德著作希臘原文據“牛津古典文本”(Oxford Classical Texts), Henry Stuart Jones (ed.), Thucydidis Historiae, revised by John Enoch Powell, 2 vo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2).文中所引用希臘原文均為筆者自譯。 ②參見Simon Hornblower, The Greek World 479-323 BC, 3r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2) 150-1. ③W. Robert Connor, Thucydid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3-4. ④修昔底德：1.70.4. ⑤修昔底德：8.96.5. ⑥Winston Churchill, "The Soviet Danger: 'The Iron Curtain'," Blood, Toil, Tears and Sweat: The Great Speeches, ed. David Cannadine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9) 297, 300, 303. ⑦修昔底德，2.8.4-5. ⑧修昔底德，1.122.3，124.3；2.63.2；3.37.2. ⑨修昔底德，2.65.9. ⑩Winston Churchill, "The Soviet Danger: 'The Iron Curtain'," p.304. (11)修昔底德，1.23.6. (12)修昔底德，3.82.1. (13)修昔底德，1.96.2；2.69.1；3.19.1；4.50.1，75.1. (14)修昔底德，2.41.1. (15)修昔底德，6.90.2-3.亞西比德在斯巴達的演說揭示了雅典人當時“征服世界的計劃”。 (16)修昔底德，2.40.2. (17)修昔底德，2.41.5. (18)修昔底德，2.44.3. (19)修昔底德，3.50.1；5.116.4. (20)P.A. Seymour, Thucydides as a Guide for Statesmen (with a "Foreword" by H.K. Hunt.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54)11. (21)P.A. Seymour, Thucydides as a Guide for Statesmen, pp.12-14. (22)H.K. Hunt, "Foreword" to Seymour, Thucydides as a Guide for Statesmen, p.1. (23)這種方法也被運用到歷史學的研究之中。科諾說，美國文學研究中的新批評主義與統一派（強調修昔底德著作的基本統一性）合作，為了他們的歷史觀而重新建構和利用修昔底德的文本：“我們希望可以從修昔底德的文獻資料中提取能夠和碑銘與其他材料相比較和驗證的部分；從而我們可以決定他到底有多‘客觀’，并且利用他來重新建構過去”。見W.Robert Connor, Thucydides, pp.4-5. (24)在1452年洛倫佐·瓦拉出版了第一個拉丁文譯本后，修昔底德在西歐的閱讀者數量才驟升。見Marianne Pade, "Thucydides' Renaissance Readers," Brill's Companion to Thucydides (ed), Antonios Rengakos and Antonis Tsakmakis (Leiden: Brill, 2006) 779-810. (25)Arnaldo Momigliano,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48-9. (26)Adam Parry, "The Language of Thucydides' Description of the Plague," The Language of Achilles and Other Paper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175-6. (27)修昔底德，4.104-107. (28)G.E.M. de Ste. Croix, 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2)32. (29)修昔底德，1.22.4. (30)參見A.W. Gomme, A. Andrewes, and K.J. Dover,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以下簡稱HCT）vol. l(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5) 149-50; Simon Hornblower,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以下簡稱CT）vol.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61. (31)修昔底德，5.26.5. (32)修昔底德，4.105.1. (33)參見M.I. Finley, "Introduction" to Rex Warner,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1972) 21-2. (34)G.E.M. de Ste. Croix, 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p.32-3. (35)A.W. Gomme, "The Greatest War in Greek History," Essays in Greek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37) 116. (36)HCT, vol.1, p.89. (37)參見W. Robert Connor, "A Post Modernist Thucydides?" The Classical Journal 72 (1977):289-98. (38)A.J. Woodman, Rhetoric in Classical Historiography: Four Studies (Portland: Areopagitica Press, 1988)6-7, 29. (39)G.E.R. Lloyd, Magic, Reason and Experience: Studies i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Greek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15-6, 79-86, 259-60. (40)關于修昔底德的寫作風格，詳見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On Thucydides，尤見第24-51章。 (41)Simon Hornblower, Thucydides and Pindar: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the World of Epinikian Poet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4. (42)艾莉森對修昔底德語法上的術語和句法做了細致的研究。她得出結論說，考慮到著作的文字量，修昔底德使用比較級的比例多于任何其他的希臘古典散文作家，而且修昔底德在一般人要用比較級的地方傾向于使用最高級。這可以視作他的一種寫作習慣，也反映了他強烈的對比和競爭的意識。見June W. Allison, Word and Concept in Thucydides (Atlanta: Scholars Press, 1997) 133-5. (43)  是 的最高級，本意為“最大的”，但含義較廣，是修昔底德最常用的詞匯之一，形容“戰爭”或“榮耀”等概念時，應理解為“最偉大的”。參見CT，vol.1，pp.6，339.(44)修昔底德，1.10.4.在《伊利亞特》第二卷的“船表”中，實際上有一千一百八十六艘船。高默說，就算保守估計大約也有七到八萬名士兵——那還是“遠比任何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航行出征的人數要多”。見HCT，vol.1，p.114；參見A.W. Gomme, "The Greatest War in Greek History," p.119. (45)哈蒙德估算了雅典在鼎盛時的軍事實力：大約有兩百二十五艘海上戰船和四萬五千名各類人員在為城邦服役。見N.G. L. Hammond, 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C，3rd edition(Oxford: Clarendon Press，1986)396，400. (46)關于薛西斯遠征希臘的大軍人數，希羅多德提供的數據（五百二十八萬三千二百二十人）當然是不可信的。現代學者們則估計波斯大軍至少有六十五萬人的規模。見希羅多德，7.60-99；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以下簡稱CAH），vol.4，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532-4. (47)關于伯里克利統計的雅典人能夠用于戰爭的經濟儲備，見修昔底德，2.13.3-5.關于波斯帝國的財賦情況和薛西斯發動對希臘遠征時動用的財富，見希羅多德，3.89-97；7.28-29；參見CAH，vol.4, Second edition, pp.87-91，96-99，534-5. (48)修昔底德時常使用“  ”、“ ”、“ ”，霍恩伯勞爾認為它們都僅表示“我有證據說……”修昔底德喜愛使用這種準法律性質的詞匯來表明自己的權威性，這也是他重要的修辭方法。見Simon Hornblower，Thucydides(London: Duckworth，1987)100-7；CT，vol.1，p.25.(49)修昔底德，5.26.4. (50)修昔底德，1.105-6；參見Simon Hornblower, The Greek World 479-323 BC, Third edition, pp.26-38. (51)修昔底德，1.23.1-3.根據《希英大字典》(A Greek-English Lexicon)，  是指“任何降臨到人身上的痛苦、不幸和厄運”。修昔底德在此處使用“ ”，帶有“災難”和“痛苦”兩層含義。(52)修昔底德，1.21.2. (53)修昔底德，1.11.1-2，23.1. (54)修昔底德，1.22.4. (55)Adam Parry, "Logos" and "Ergon" in Thucydides, PhD dissertation, 1957. Published in 1981, Salem, NH: Ayer, pp.7-10, 114-120; and "Thucydides'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Language of Achilles and Other Papers, pp.288-95.參見CT, vol.1, pp.62-4. (56)Hermann Strasburger, "Die Wesensbestimmung der Geschichte durch die antike Geschichtsschreibung," in Studien zur Alten Geschichte Ⅱ (Hildesheim and New York: Georg Olms, 1982)989. (57)HCT, vol.1, pp.89-91；參見A.W. Gomme, "The Greatest War in Greek History," pp.120-3. (58)修昔底德，2.51.4；3.81.5，82.2；7.29.4-5，87.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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