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這個階段達到臨界點的時候便開始轉向第二個階段。一般來說，前階段向后階段轉接主要有兩個標志：1.這個民族從工業化過程中獲得民族自信。這種民族自信要求重新檢討在前階段西方化過 程中過度損害民族自信的現象，同時也要求對曾經拋棄傳統文化的行為進行重新審視。2.以市場化引領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必然會導致道德的真空狀態和個人的焦慮狀態，社會失序狀態和意義喪失狀 態。正如剛才許老師提到當下中國是一個“秩序大亂、人心大壞”的時代，我們正經歷一個舊秩序被打亂，新秩序尚未建成的過程。按照這樣的觀點和思路，我們進行判斷：2008年前后，當代中國是 否到達亨廷頓所謂的臨界點？
針對這一問題我有兩方面的思考：一方面，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經濟的發展的確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民族自信。現今中國似乎已經到了一個要求擺脫西方的象征符號，重新尋找民族認同的價值的 時代。這種由于經濟的增長而引發的民族自信，使我們以為趕英超美已唾手可得，從而導致國內民族主義興起和所謂的“文化保守主義”的復興，人們要求回歸傳統來尋找新的當代意義。另一方面， 我對當代中國市場化、高流動和陌生人的社會，是否能夠確立以自我約束為中心的道德，即克己復禮，對內在加以約束來符合外在的群體生活一般準則的想法存有困惑和質疑。那么現在有兩種思路， 一種是認為市場展開，個人利益成為社會的基本。只有建立在個人和權益基礎上一整套的法治規范，而道德的高層意義問題則是個人私事。之前韋森教授引用的哈耶克的觀點，似乎在某種程度上有過 度美化自由主義之嫌。自由主義歸根到底是把意義托付給個體，是謂個體的自由。妄圖從外部來規范社會的每個個體，因此它強調以個人為本位，經濟為本位，以法制為規范，只強調規范和程序。國 內自由主義大體上朝這個方向走。
我認為，道德在當代中國價值觀重建的關鍵所在是共同體。共同體是道德唯一的生存基礎。所謂：“共同體在，道德在；共同體失，道德失?！眰鹘y中國道德的主要載體是家族及其擴大形式村落 。如果村落和家族也被市場分化，那么鄉村共同體的功能即會喪失。城市是一個陌生人的社會，個體所追逐的僅是個人利益，因此在這樣一個陌生人的社會里，機會主義蓬勃發展，個人欲望膨脹，暢 通無阻。
最近我去江西鷹潭鄉村考察共同體的重建問題。在南方丘陵山區地帶，一個行政村管轄十一個自然村，并以行政村為單位參照西方民主模式，廣泛建立村民自治委員會，賦予村民民主選舉、民主 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權利。幾年后，他們發現這種民主政治僅保留了三年一次的民主選舉的形式，其它民主權利在以行政村為單位的這個層次上根本無法實現。因此，他們將共同體建設縮小 到每個自然村，以三五十人為規模建立在同姓村或宗族上的理事會。理事會成員由宗族或村民推薦產生，管理共同的衛生、水利、交通和糾紛。城市雖然是一個陌生、流動的社會，但居民小區顯然是 個“半熟人社會”，小區內部會產生一個理事會來管理小區共同體內部的事務。比如說上海從1997年以后開始進行小區建設，核心是在高度流動的陌生人社會里，以居住地為中心把區建成一個社，也 是建設城市里共同體的表現。
除此以外，需要指出的是，凡在工業化、城市化剛剛展開的時段，都是強盜大亨的時代，比如說1870－1910年的美國，洛克非勒、卡耐基等都是強盜頭子；十九世紀初，以法國為中心的資本主義 的歐洲。那時候的知識分子對市場化、城市化和工業化帶來的整個社會秩序的巨大變動憂心忡忡，都試圖通過完美的制度設計來重建社會秩序。我們讀一讀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的著作就會明白，尤其 是傅里葉的作品。他對那時候商業腐敗的批判可謂鞭辟入里。當然，后來更尖銳的批判來自于馬克思。然而，現今中國知識分子對整個市場，整個轉型和社會秩序批判的尖銳程度遠遠低于十九世紀末 的美國和十九世紀初的歐洲。這些問題也值得我們重新思考和研究。
最后，我想說的是：在一個分散的、市場的和個體化的社會里，共同體的建設何以可能？若沒有共同體建設，即沒有實現道德的基礎。這也是十九世紀中晚期社會學家涂爾干一生想要解決卻始終 未能解決的問題。因此，“家以外，國之下”的團體找不到，道德重建不可能。
來源：《天涯》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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