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歌》與《東方紅》不能用“凡是”邏輯解讀
曲解《國際歌》與《東方紅》詞義以售其奸，一直是右翼百寶囊中糊弄群眾的法寶之一。盡管已無新意，但他們仍樂此不疲，2月.6日《北京日報》刊出署名文章，標題《“國際歌”的真諦》，2月10日發行量極大的上海《報刊文摘》又予摘要轉載：
粉碎“四人幫”后，撥亂反正，《國際歌》所體現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得到落實。推倒“兩個凡是”，否定個人崇拜，確立實踐標準，平反冤假錯案，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實際都是在落實《國際歌》的思想———“要為真理而斗爭”的思想，“讓思想沖破牢籠”的思想，“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的思想。
這些思想，體現的是唯物史觀，是真正的革命思想，真正的無產階級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真精神。……
十年浩劫后，黨章寫上了一句話：“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這繼承和發展了八大精神，是思想解放、實事求是、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前提。這與《國際歌》的思想完全一致。當代史證明了一個真理：只有《國際歌》的思想，才能使我們民族保持清醒、理性和冷靜。
讀畢不禁啞然失笑。
“都什么時候了”，還寫這樣的文章。
右翼精英屬強勢階層，他們自恃嘴大，壟斷著媒體，手中舉著“不爭論”的金字詔旨，只要劍指“極左”，就可以不顧邏輯、不顧自相矛盾、隨意放言高論。即使早已變成“日籍華人”，如馬立誠，依然稱霸中國輿論，雄風不減當年。
不知作者知道不：如今黨員開會，已經不唱《國際歌》，改唱《國歌》了。
這一現象不知是否有紅頭文件依據，不得而知，但我參加的會議，俱是如此。第一次還感到愕然，其后就成為定制。
是各地憑著自己的理解，與時俱進， “大膽的干，大膽地試”呢，還是有上頭所本，姑存闕疑。但從“毛澤東思想”的遭際看，是遲早的事，并不難解。
你想，三分之一的老板業已變成“同志”，資本早成為先進生產力，再高唱什么 “一切歸勞動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蟲 ”，不是膠柱鼓瑟，自找尷尬嗎？
輸入“黨員開會唱不唱國際歌”，從中華、發展和強國幾個論壇隨機搜索幾條：
如今開會為什么不再允許唱《國際歌》？
這些年黨的會議，已經不再唱國際歌了。
過去無論開大會小會，唱國際歌是個少不了的內容。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不再在唱國際歌了。
這也沒有什么不好理解的，過去唱國際歌是革命，如今再唱國際歌就有反黨反政府的意味。特別是要禁止下崗工人和房屋拆遷戶聽到國際歌聲。
現在的黨代表大會，按照儀式還是要奏國際歌的，但是，唱，好象就不好意思了
在黨代會等重要場合已不適宜唱《國際歌》 。
“慶祝建黨90周年 周立波唱國際歌！膽識！”
“是我們勞動群眾 ，一切歸勞動者所有 ，哪能容得寄生蟲，最可恨那些毒蛇猛獸，盡了我們的血肉 ，一旦把它們消滅干凈，鮮紅的太陽照遍全球 ”——這幾句當今的貪官污吏肯定不愿意聽。……
國際歌，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歌”，“一個有覺悟的工人，不管他來到哪個國家，不管命運把他拋到哪里，不管他怎樣感到自己是異邦人，言語不通，舉目無親，遠離祖國，——他都可以憑‘國際歌’的熟悉的曲調，給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國際歌用藝術語言概括了馬克思主義革命學說的基本思想，理所當然地成為世界各國無產階級政黨共同的黨歌。中國的公知們，斷章取義地曲解“不靠神仙和皇帝”一句話，目的不過是借此妖魔化毛澤東，顛覆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這已司空見慣，倒還罷了。可笑的是，他們偏要侈談什么 “只有《國際歌》的思想，才能使我們民族保持清醒、理性和冷靜”，未免顯得太不倫不類了。
叫停國際歌，是“只能做不能說”。大言不慚侈談“國際歌的真諦”，就是“爭論”。
“不爭論”時，他們還顯得聰明，盡管是一點市儈機智。一“爭論”起來，袞袞諸公就顯得理屈詞窮，愚不可及。
就像近日《人民日報》談“寧要微詞”的文章，辭浮氣虛，吞吞吐吐，躲躲閃閃，顛倒黑白，不顧起碼是非，即此可見在理論上和道義上，右翼已經缺乏起碼底氣，跌入低谷。
奉勸右翼主公，還是“不爭論”為好。
“打左燈向右轉”，能讓草民“清醒”嗎？
國際歌的“真諦”到底是什么？
國際歌的基本思想，是顛覆雇傭勞動制度，消滅人剝削人的私有制。
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是我們勞動群眾！一切歸勞動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蟲？！最可恨那些喝血的毒蛇猛獸，吃盡了我們的血肉！一旦將它們消滅干凈，鮮紅的太陽照遍全球！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起來，世界受苦的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斗！ 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奴隸們起來，起來！! ……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歌詞氣壯山河，始終貫穿的基本精神，就是鼓勵奴隸造反，做“最后的斗爭”，打爛舊世界建設新世界——它“鼓吹斗爭哲學”，反對 “國王用和諧的煙霧來迷惑我們，我們要聯合 向暴 君開戰”。
“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就是毛澤東終生最強調的“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依賴恩賜和“黃世仁扶貧”，“先富幫后富”。
“我們要奪回勞動果實，讓思想沖破牢籠”——上半句講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是“剝奪剝奪者”，通過奪取政權將地主資本家剝削的財產物歸原主，而不是“落實政策”再次“歸還”。下半句講，革命解放思想，沖破傳統觀念，統治幾千年的地主資產階級階級思想才是“牢籠”，而不是“解放”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壓迫的國家空洞的法律，苛捐雜稅榨窮苦；富人無務獨逍遙。窮人的權利只是空話， 受夠了護佑下的沉淪。平等需要新的法律，沒有無義務的權利，平等也沒有無權利的義務！
這一段，歐仁·鮑狄埃簡直就像專門為今天的中國寫的。它歌唱的是歷史唯物論的法制觀和平等觀，與今天霸權話語的 “法制” “民主”“人權”囈語，比較一下吧。
一面引吭高歌，一面嘀咕于心，能讓人“清醒”嗎
江蘇一位著名右翼公知說的還差不多：“國際歌也是造反歌，造反有理歌。”
連國際歌也“黑貓白貓”了，可悲。
多年前的一篇舊作，附上以為本文補充。
《國際歌》與《東方紅》不能用“凡是”邏輯解讀
《國際歌》與《東方紅》是用不同的表述方式、從不同的角度表達的不同道理。
“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表述的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思想。過去時代，被壓迫者把自身的解放寄希望于救世主，諸如形形色色的神仙、圣君賢相、清官循吏以及除暴安良的武俠之類，那統治階級制造的不切實際的幻想。只有無產階級代表先進生產力，他們隨著資本勢力的擴張不斷地成長壯大，他們的解放依靠自身的覺悟與斗爭，沒有也不可能有自身之外的恩賜。這是共產黨人領導革命和建設的一個基本原則，毛澤東把它表述為“相信群眾，依靠群眾”。
《東方紅》所表述的是被壓迫群眾解放與共產黨及其領袖與的關系。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從平英團、義和團到戊戌變法，從辛亥革命到南昌起義，從到中國共產黨建立到遵義會議到長征勝利，百余年流血犧牲，換來了一個明白：只有跟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鬧革命，才能得到自身的解放。他們把這個歷史性的徹悟變為歌詠，就是“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們大救星。”“救星”者，只有跟著他走才能獲救得解放之謂也。
二歌表達的角度不同：《國際歌》講的是無產階級解放只有靠自己奮斗，《東方紅》講的是人民在解放斗爭中離不開黨和領袖的正確領導。作為歌詞二者雖然都是詩，但《國際歌》在總體上是用“賦比興”中的“賦”的修辭方式，極其凝練地“敷陳”一個深刻的道理，科學社會主義的一個基本思想；而《東方紅》則是用“比”的方式，表達了人民大眾對領導自己翻身解放的領袖的信賴與景仰。
毛澤東從來也沒有把自己當作“救星”，他最相信群眾，事事依靠群眾，無論是領導革命還是組織建設，他都寄希望于群眾。比如土改，他就批判“恩賜”觀點，著眼點放在“發動群眾”上，青年同志看看《暴風驟雨》和《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可知。特別是反腐，無論是“三反”還是“社教”，他都以“群眾運動”的形式行之，因為不發動群眾，就不能真正揭發出“腐敗”，更重要的是，不讓群眾自己起來反腐，就不能鍛煉群眾，提高群眾的覺悟，培養群眾的主人意識—這才是真正的民主建樹！他身后，為什么腐敗愈演愈烈，就是因為我們忘記了“依靠群眾”，僅僅靠紀檢部門“取證”，實際上就是“恩賜觀點”，那才是“救世主”意識呢。如此反腐，一面是面對馬德式的“生存鏈”紀檢部門顯得蒼白無力，一面是群眾懾于權力的淫威，支付不起“反腐成本”，逆來順受慢慢奴化。“反腐”難的癥結就在這里。共產黨靠群眾運動起家，這是無產階級政黨得天獨厚的優勢，克敵制勝的法寶，過去年代也許有過“左”的教訓，但將一切“群眾運動”否定，真有點匪夷所思，也該反思反思了。——即此可見，毛澤東這位“大救星”不是“救世主”，他是“放手發動群眾”依靠群眾“自己解放自己”。
無可否認，毛澤東時代的吏治都是最為清廉的。從“三反”到“社教”，毛澤東的思考和探索，逐漸把目光聚焦在以自己為領袖的執政黨身上，防止“公仆”異化成“主人”，老人家為之探索努力了一生。一個最高執政者為了大眾能夠這樣勇于自我否定，在歷史上還是絕無僅有的。如果說是“神”，那毛澤東則成了勞動大眾民主權利的守護之神。毛澤東的思想和舉措，乃是中國大小執政者的緊箍咒，每當公仆越軌，“守護神”就念起“三反”“社教”之類的“咒語”，老百姓就群起而攻之，以保證其不能“做官當老爺”。而一旦緊箍去除，為公的權利就能變成為我的權力，“公仆”很容易“轉型”為“老板”。于是，一面是千百萬工人被剝奪、被“炒魷魚”，一面是國企老總可以給自己定幾十幾百萬乃至一千多萬的年薪，三陪二奶，窮奢極欲，更不要說MBO了。吏治前腐后繼，馬德賣官生存鏈迅速普世化。――強勢精英與弱勢大眾的“民主化進程”，是成反比例地“深化”的。
《國際歌》與《東方紅》一點也不矛盾。
也許是漢語過于豐富，也許是我們中國人太長于言，同一話語，不同的表述，或不同的解讀，都能翻出許多花樣來—難怪中國是禪宗的故鄉。
有比喻型的陳述，有夸張型的陳述，如果用邏輯性的方式解讀，就能做出許多文章。
毛澤東有過一段有名的話也經常遭到精英們的詬病：“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其實，這句話無非是用夸張的方式表述一個帶有普遍性的現象：敵我之間因為立場不同，對同一事情的是非判斷往往相反；我們不能因為看到敵人反對動搖自己的立場和信心。這種帶感情色彩的夸張式的表達，決不同于嚴格的數學定理，在生活中我想誰也不會機械的對待的。如果你偏要詬病，只能說明自己有病，用前些年精英愛用的話，叫做“線形思維方式”，倒有點庶幾乎近之。尼克松曾當面贊譽，說毛的書改變了世界。我想，毛澤東決不會對此“就反對”的。
談論《紅樓夢》，人們都熟悉賈寶玉有個有名的“男清女濁論”：“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人我便清爽，見了男人便覺得濁臭逼人。”在邏輯上也屬“凡是”型的周延論斷。我們是否也能質疑：北靜王、柳湘蓮、秦鍾―― 劉心武 先生開創的“秦學”中的秦可卿的令弟也――等等，難道也是“泥做的骨肉”？您的“老爺”賈存周大人并賈氏的“列祖列宗”，是否也“濁臭逼人”？
再如，這位“二爺”還有個女孩子“珠子變魚眼睛”說，那你家的“太太”和“老太太”是否也是“魚眼睛”？
“共產黨”“金珠瑪米”在歌詞里不是都曾被稱為“大救星”嗎？過去稱孫中山為“國父”、鄧稼先為中國的“氫彈之父”、赫魯曉夫更是稱斯大林為自己的什么什么“父親”，這都是比喻性的表述，不能用邏輯來與較真。
時下還流行一種模糊性的表述。
右翼精英“打左燈，向右轉”，慣于“不能說透”，于是“去天津”先說“到廊坊”，成為時代性的基本策略。他們的話語，就只能憑“感覺”去解讀。
比如“轉型”、“接軌”云云，就屬于模糊會意性的表達，不宜深究：我們的改革是為了“完善社會主義”，“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未“顛覆”，籠而統之地講“轉型”，到底“轉”為何“型”？與“演變”何異？其實這一類話語并無“紅頭文件”依據，也就是精英們將其“打造”成了時尚流行，引領著大眾“跟著感覺走”。我想，詰難《東方紅》的人們，恐怕不會深究“轉型”的底蘊吧。
再如“全球化”，這個詞在精英口中頻頻出現幾乎等于是福音。稍加思考不難質疑：“全球化”乃是跨國資本勢力的全球化擴張，是資本主義“體制”和“意識形態”的“全球化”，而同時此消彼長的則是國際共運的全球范圍的“歷史終結”也即退潮。如此不分青紅皂白地歡呼，如何“與時俱進”？其實從販賣黑奴、從鴉片貿易之時起，資本主義就在不斷“全球化”也即向全球擴張著，《共產黨宣言》就對此做過論述，不過它一直未曾像今天這樣得意洋洋罷了。“歷史終結”的論斷，時至今日連美國人自己都覺得言之尚，已經羞于出口了：中東的麻煩未已，拉美紛紛左轉，亞洲“毛派”游擊戰爭的“星星之火”也未曾熄滅……那里就“終結”了呢？我們中國的買辦精英樂觀得有些過分了。
其他，諸如他們嘴上的“完善”啦，“產權改革”啦，“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啦，等等，等于是禪的機鋒，如果你直來直去地理解，則“圖窮匕現”時你就會吃大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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