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開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面紗

揭開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面紗

    

    【摘 要】新自由主義是在反對國家資本主義尤其是在反社會主義的運動中誕生的，盡管其理論派別與理論觀點各不相同，但其主要內容都體現著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念，是真真切切地披著經濟理論外衣的意識形態理論，意識形態不是新自由主義的“副產品”而是它的本真之義。它通過輸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把非西方國家納入到整個資本主義體系之中來以實現其所謂的“歷史的終結”。新自由主義的發展始終都與西方政府及財團的支撐密不可分，它必然要為資產階級服務。為此，我們必須認清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本質，必須在堅持改革開放、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上對新自由主義進行深入批判，以推動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更加合理地構建。

    新自由主義產生于20世紀初并于20世紀80年代逐漸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大行其道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也是最能體現資本主義精神的理論派別之一。當前，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加快，新自由主義思潮實現了從經濟向政治、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內的全面滲透與浸入，并借助于強勢國家及國際組織的推崇而處于軸心地位。準確把握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意識形態本質，對新自由主義展開深入批判，吸收其合理內核，有助于我們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

    一、究竟何謂新自由主義
    
    分析新自由主義必須要始終追問究竟何謂“新自由主義”？對這個問題的不同回答構成了相異的研究旨趣。當前，人們普遍地把它當成一種體現著資本主義精神的“標準”的“經濟增長理論”。例如，喬姆斯基就認為，新自由主義是建立在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基礎之上的“一個新的理論體系”，“亞當•斯密被認為是其創始人，該理論體系也稱為‘華盛頓共識’，包含了一些有關全球秩序方面的內容……所謂華盛頓共識指的是以市場為導向的一系列理論，他們由美國政府及其控制的國際組織所制定，并由他們通過各種方式實施。在經濟脆弱的國家，這些理論經常用作嚴厲的結構調整方案。其基本原則簡單地說就是貿易經濟自由化、市場定價、消除通貨膨脹和私有化”。在喬姆斯基看來，新自由主義是對亞當•斯密市場經濟理論的繼承與發展，也是一種徹底的資本主義經濟理論。喬姆斯基的觀點成為人們把新自由主義當成一種經濟理論的重要依據。
    其實，新自由主義并不是一種純粹的經濟理論。羅伯特•W•邁克杰斯尼就曾經指出，新自由主義是“我們這個時代明確的政治、經濟范式，它指的是這樣一些政策與過程：相當一批私有業者能夠得以控制盡可能廣的社會層面，從而獲取最大的個人利益。新自由主義首先與里根和撒切爾關聯。最近20年，它一直是主流政治黨派、大多數傳統左派和右派所采取的全球政治、經濟趨向。這些黨派及其他方面的政策，代表了極端富裕的投資者和不到1000家龐大公司的直接利益”。邁克杰斯尼揭示了隱藏在新自由主義經濟背后的意識形態本質，指出新自由主義實質上是通過經濟手段去實現對整個社會的控制。為此，法國學者科恩•塞阿認為，新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全球化戰略下的“意識形態的理論表現”。
    國內學術界對于新自由主義范疇的理解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些學者認為，新自由主義最早產生于經濟學領域，從廣義上看主要包括“倫敦學派、貨幣學派、供給學派、理性預期學派、產權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以及公共選擇學派”等，因而它首先是一種經濟理論，“泛指經濟學中的市場自由主義思想”，并且在政府與市場、公平與效率、公有與私有、約束與放任、經濟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等諸多方面提出自己的經濟主張，構建了自己的經濟體系。為此，一些學者站在新、舊自由主義比較的基礎上認為，新自由主義之所以“新”，主要體現在它的內部不斷產生出許多新的經濟學流派，提出了一些新的經濟學思想，如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新奧地利學派，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芝加哥學派，科斯開創的新制度學派，以盧卡斯為代表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以及以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等。路愛國也認為，新自由主義把“對市場和市場力量的認可變成了一種近乎宗教式的信仰，市場被當成唯一合理、公正、民主的資源配置者，建立和發展自由市場被當成了目的本身，而一切干預市場的行動都遭到反對”。
    毫無疑問，新自由主義不只是一種經濟理論，隨著“華盛頓共識”的提出，新自由主義在拉美、蘇東、俄羅斯以及亞洲國家的實踐，及由此引發的這些國家的政治體制改革，新自由主義越來越帶有政治色彩，表現為“政治化、國家意識形態化”，進而成為發達國家“推行全球一體化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周穗明為此把新自由主義看成“最近二十余年來西方政壇的主流政治思潮”，更主要特指撒切爾、里根主義為代表的“一整套新自由主義思想和政策”。李其慶認為，新自由主義打著“自由、平等”等帶有所謂普世價值的旗號，其實質是維護自身的經濟、政治利益，這就決定了“新自由主義必然走向政治保守主義”，進而成為“政治專制主義”。為此，中國社會科學院課題組認為，新自由主義是“在繼承資產階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基礎上，以反對和抵制凱恩斯主義為主要特征，適應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向國際壟斷資本主義轉變要求的理論思潮、思想體系和政策主張”。它“通過對凱恩斯革命的反革命而著稱于世”；“‘華盛頓共識’的形成與推行，則是新自由主義從學術理論嬗變為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經濟范式和政治性綱領的主要標志”。
    表面上看，新自由主義是對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理論的繼承與超越，也是對凱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因而表現為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新自由主義似乎具有純粹經濟學理論色彩。但是，我認為，新自由主義自誕生之日起就已經明顯地帶有政治傾向與政治目標，體現為一種意識形態理論，因而始終是一種意識形態理論，反映著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愿望與要求。只不過隨著這個理論的發展以及它對拉美、蘇東以及亞洲國家的輸出，它所具有的意識形態功能才逐漸為人們所覺察。所以，新自由主義實質上就是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學”，是披著經濟理論外衣的意識形態理論。

    二、新自由主義是一種徹底的意識形態理論

    我們之所以把新自由主義當作一種徹底的意識形態理論，是因為新自由主義具有如下四個方面的顯著特征。
    第一，新自由主義是在反對國家資本主義尤其是在反對社會主義運動中誕生的。反社會主義與反國家資本主義構成了新自由主義的理論主題與理論目標，離開了反社會主義與反國家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也就失去了自身的存在根基。作為新自由主義的開山人物，早在20世紀30年代，哈耶克在與蘭格的論戰中雖然沒有取得勝利，但卻及時宣揚了他的反國家資本主義與反社會主義的政治主張，引起了私有企業主以及其他壟斷資產階級的普遍關注與極大興趣。1944年，在具有新自由主義“憲章”的《通往奴役之路》一書中，他對社會主義以及當時正在實施的凱恩斯主義經濟社會政策進行了猛烈抨擊，認為英國的福利政策以及美國的“羅斯福新政”是對資本主義的修正，與資本主義本質背道而馳，而蘇聯的社會主義簡直是一條“通往奴役之路”，因為它們“朝著專制的方向邁出了一步”。在哈耶克看來，計劃經濟必然導致“極權主義”。哈耶克的這些思想與其說是對“看不見的手”理論的發展，倒不如說是徹底的反社會主義、反國家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理論，是借反凱恩斯經濟理論之名而反國家資本主義以及反社會主義之實，是體現著資本主義本真精神的意識形態理論。盡管新自由主義在后來的發展過程中也對自己的理論進行了某些修正，出現了“左派”、“右派”以及“第三條道路”等理論形態，其目的只不過是使自己的理論具有更強的解釋性與迷惑性，因而絲毫不能改變它的意識形態本性。
    第二，從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歷程來看，新自由主義總是在一個國家出現重大的經濟社會問題的時候獲得了較快發展。一次是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的爆發使得西方國家進入了所謂的“滯漲階段”，以凱恩斯主義為原則而建立起來的福利國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負擔危機，這為新自由主義全面批判凱恩斯主義提供了可乘之機。此時，以弗里德曼、盧卡斯等人為代表的貨幣學派、理性預期學派等徹底否定了國家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從邊緣走向了中心，成為里根和撒切爾政府的治國之道。第二次則是在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原來以進口替代為主導的拉美國家陷入了嚴重的債務危機。于是，在個別國家及國際經濟組織的壓力下，一些拉美國家只好接受新自由主義思潮，調整經濟結構，大力推行私有化、市場化改革，實行金融、貿易以及投資的自由化。但是，這些改革是建立在接受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基礎之上的。也就是說，如果全盤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遲早也會逐步認同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理論。
    在那個時代，蘇東地區發生了顏色革命與政權更替，這為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向這些國家的輸入創造了有利時機。以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為基礎、以“華盛頓共識”為主要內容，以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為導向的“休克療法”就成了蘇東以及俄羅斯經濟體制改革的唯一指南，導致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這些國家的侵入與滲透。新自由主義透過個別國家及國際組織試圖將他們苦心經營的“華盛頓共識”拓展成為“全球共識”，用西方的意識形態一統全球，而全然不顧這些國家的經濟改革成效以及人民福祉的提升。可以這么說，新自由主義的發展與勃興是建立在對別國意識形態侵入與顛覆基礎之上的。任何一個國家要想接受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必然要接受它所具有的意識形態。
    第三，從新自由主義所標榜的內容來看，盡管新自由主義理論派別各不相同，理論觀點有所差異，但是，新自由主義的核心思想與主要內容都圍繞著如何推進“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以及全球化”而展開的。只要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的這些主張，自然就得接受它所追求的私有制、資本主義一統天下、非資本主義終結等意識形態觀念。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市場化”是對注重政府調控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否定，進而“邏輯地”否定了社會主義本身，新自由主義甚至把“政府調控”當成經濟不穩定、效率低下以及社會不公平的總根源。因此，堅持市場化就必然反對政府調控，倡導“小政府大市場”，堅持“個人自由”，主張“小政府大社會”。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化”以個人自由為前提、以個人主義為基礎，它是“私有業者”最大限度地“控制社會層面”的自由，而不是馬克思所說的建立在“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之上的“人類整體”的自由。也就是說，這樣的自由只是“資產階級”最大限度地獲取自身利益的自由，它不是“全體社會成員”的自由。以產權改革為核心的“私有化”最能體現新自由主義的精神實質，一味地堅持私有化而忽視產權改革的社會主義主體地位就會從根本上否定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以及集體主義，成為資產階級進行和平演變、向全球推廣其意識形態的最佳路徑。
    馬克思認為，經濟上占據統治地位必然也支配著這個社會的“精神力量”，形成與這個社會經濟相一致的意識形態觀念。新自由主義所標榜的“貿易全球化”或“貿易自由化”不僅是發達國家打開發展中國家市場、向發展中國家傾銷自身商品、掠取發展中國家資源的最好辦法，也是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兜售其文化價值觀念、讓這些國家聽命于資本主義安排的重要手段。為此，馬克思精辟地指出：“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的資料。”此時，這些國家的經濟究竟能否真正增長，貧困問題能否真正消除，社會公正能否真正實現，新自由主義已經沒有必要關注了，或者說就不曾關注過。可以這么說，“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以及全球化”是引導其他國家接受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觀念的“潘多拉之盒”。
    第四，從新自由主義的目標來看，新自由主義借助于浸透著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經濟制度向其他國家推廣，把非西方國家納入到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當中，去實現所謂的“歷史的終結”。馬克思曾經指出，意識形態“本身是階級的生產關系和所有制關系的產物”，它是由“這個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來決定的”，在全球推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必然內在地推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按照新自由主義的看法，盡管世界各國尤其是第三世界中仍然會發生著一些沖突，但由于整個世界已經普遍性地接受了“民主”、“自由”、“私有”等價值觀念，普遍性實行了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使得人類關于自由、民主的爭論已經結束，整個世界的意識形態觀念必將“全盤西化”，西方國家現行的民主制度也許是“人類最后一種統治形式”而表現為“歷史的終結”，與西方資本主義相左的意識形態將會不復存在。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觀念將一統江山，至于各國的經濟發展就不再是一個重要問題了。這正如新自由主義者福山所言，這樣的歷史終結是“人類意識形態的演進的終結點和作為人類政府最終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及”。因此，“歷史的終結”不是指人類歷史本身的消亡，因為“歷史同認識一樣，永遠不會在人類的一種完美的理想狀態中最終結束”，而是說意識形態在全球的推廣與滲透，使得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達到了“孤獨求敗”地步，新自由主義為資本主義高唱贊歌、鼓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由此昭然若揭。
    至此，原本似乎作為經濟理論的新自由主義已經徹底撕開了它那偽善的衣裳，變成了赤裸裸的政治意識形態理論以及文化霸權理論。所謂的“市場化”、“全球化”、以及“自由化”等只不過是它用來推廣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一塊遮羞布而已。

    三、新自由主義為何能夠大行其道

    20世紀80年代以來，英美等國實行了新自由主義方面的某些改革，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當時國內出現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矛盾，新自由主義思潮被這些國家捧為圣典。隨后，這個理論在拉美、蘇東以及在全球經濟一體化改革中再次得到了運用，使得一些國家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
    首先，新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精神一脈相承，必然得到資產階級的擁護。資本主義以資本為紐帶整合資產階級，“自由”與“擴張”構成了資本主義的運行方式，推動著資本主義的發展。于是，聽命于資本的統治、對價值和利潤的無休止追逐就成了人們活動的直接目標以及資本主義社會的生存法則，誰掌握的資本多、誰的利潤高，誰就越能夠支配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潤，他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死的危險。”資本的目的不是取得一次利潤，而是通過私人資本的無限積累、不斷擴大的再生產“謀得利潤的無休止的運動”。這是資本的本質，也是資本主義的本質，任何一種學說只要彰顯資本主義本質它必然會得到這個階級的擁護與支持。而建立在個人主義基礎之上、試圖恢復所謂的“純正的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所堅持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以及全球化理念則與資本主義精神完全一致，它為追求利潤最大化，個人資本向壟斷資本、國內壟斷資本向國際壟斷資本尤其是金融壟斷資本的集中提供了理論支撐。因此，只要有可能，資產階級就會將新自由主義捧為“圣經”而不管這個思潮本身所固有的內在矛盾性，也不管這個理論給世界各國業已造成的災難性后果。
    其次，新自由主義本質上反對社會主義，自然得到資產階級國家的支持。新自由主義一旦要恢復所謂的“純正的資本主義”，自然就要反對社會主義，甚至把實行國家干預、實施社會福利的資產階級改良政策都貼上“偷偷摸摸的社會主義”標簽，并按照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去分析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所發生的“滯脹”問題，構建凱恩斯主義之后的理論體系與解釋框架。于是，新自由主義再也不是什么“純粹的經濟學人”了，比起其他任何一種理論，它具有徹底的反社會主義以及反國家資本主義性質，而這種意識形態必然會得到試圖向外擴張的壟斷資產階級的大力支持。喬治•蘇尚在1996年發表的《單一思想是怎樣形成的》文章中披露了美國大財團、大資本家支持新自由主義的若干細節。
    一方面，壟斷資產階級為新自由主義開展學術研究及傳播思想提供龐大的經費支持。例如，20世紀60年代以后，“胡佛戰爭、革命與和平研究所”、“美國企業研究所”以及“傳統基金會”等新自由主義研究機構的年度經費預算分別高達1700萬、1280萬以及2500萬美元。1990至1994年間，美國《國家利益》、《公眾利益》等4家最大的新自由主義刊物得到了2700萬美元的資助，而同期《民族》、《革新者》等4家進步刊物只獲得了26.9萬美元的慈善贊助，經費支持不及新自由主義的1％。另一方面，壟斷資產階級不惜對新自由主義學說加以美化，把他們的觀點包裝成具有普世價值的“客觀真理”，讓這些學者獲得學術榮譽，以利于新自由主義思潮對其他國家的滲透。為此，1974年、1976年以及1995年，新自由主義者哈耶克、弗里德曼以及盧卡斯等人相繼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同時，資產階級還為新自由主義學說的傳播與踐行提供條件，讓這些學者成為英美等國政府的座上賓，進而把它推廣到拉美、蘇東、俄羅斯以及亞洲部分國家。從而使得新自由主義成為資產階級的御用政治哲學，作為一種反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本性暴露無遺。正如文甘君所言：“這里有什么非意識形態嗎？沒有。這是貨真價實的意識形態，甚至他們的‘非意識形態’本身也屬于意識形態。”所言極是！
    再次，新自由主義試圖淡化其意識形態特性，具有很強的迷惑性與欺騙性。新自由主義的發展得益于20世紀70年代凱恩斯主義的失靈所引發的滯脹危機，得益于拉美國家的債務危機，得益于蘇東社會主義的挫折，得益于以超級大國為主導的壟斷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在這種情況下，新自由主義把最具有欺騙性的“民主”、“自由”、“經濟全球化”、“金融市場化”當成普世的、具有中立地位的價值觀念，擺出一幅價值中立的樣子。而那些急于擺脫債務危機的國家在接受發達國家及其控制的國際經濟組織所提供的金融安排的時候往往不自覺地接受了隱藏在經濟背后的意識形態，最終別無選擇地接受新自由主義，按照新自由主義開出的“藥方”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從而實現資本主義在全球勝利的這個夢想。此時，新自由主義不是一劑“治國良方”，而是引導民族國家走向消亡的“死亡陷阱”。也就是說，新自由主義最初總是以“純粹經濟”的面孔進入到其他國家中去，打著拯救這些國家的經濟，幫助這些國家脫貧致富的旗號。其實，自從它踏進這些國家領土的那一刻起就不再是什么純粹的經濟理論，而是成為發達國家推行自身價值觀、推行和平演變的有力工具，從而成為把其他國家引向資本主義道路的意識形態理論。這正如馬克思所言：“你們的觀念本身是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和所有制關系的產物，正像你們的法不過是被奉為法律的你們這個階級的意志一樣，而這種意志的內容是由你們這個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來決定的。”正是由于新自由主義打著經濟旗號來滲透自身的意識形態，因而使得它具有很強的隱蔽性與欺騙性，并使得這個理論大行其道。

    四、自覺抵御新自由主義的侵襲

    一段時期以來，新自由主義主要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部進行消化。20世紀8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義在向發展中國家侵入過程中日益彰顯其意識形態功能，并開始向我國滲透，試圖左右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因此，警惕新自由主義思潮在我國的滲透，促進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又好又快地發展就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共同要求。
    一是要認清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意識形態本性。新自由主義思潮絕不是什么純粹經濟學思潮，它從來都是一種意識形態。只不過在新自由主義還沒有獲得主導地位的時候，在凱恩斯主義仍然發揮作用、能夠解決資本主義國家面臨困難的時候，它的經濟功能掩蓋了政治功能，意識形態本性被經濟理論所遮蔽了。然而，一旦新自由主義在西方國家獲得了主導地位，左右著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政策，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本性就暴露無遺。而且這種意識形態本性迎合了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以及廣大發展中國家侵襲的需要。此時，新自由主義思潮所關注的則是非西方國家有沒有吸收它們的思想，有沒有按照“華盛頓共識”進行“休克療法”式的改革，它們關心的是非西方國家有沒有進入到整個資本主義體系之中。從這個角度看，新自由主義為建立全球資本主義埋下了邪惡的種子，它試圖在整個世界建立起龐大的資本主義依附體系，努力使窮人從屬于富人，東方從屬于西方。因此，認清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本性有助于揭開新自由主義的神秘面紗，自覺抵御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侵襲。
    二是要明確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不是否定改革。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確立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地位，政府著力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加快產權制度改革，擴大對外開放，大力引進外資，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劃分政府與市場的責任界限與責任范圍，強調政府的主要任務是健全法律法規，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創造公平競爭的機會。這些思想與新自由主義的某些主張不謀而合。一些學者據此就認為，如果對新自由主義思潮進行批判就無異于否定改革開放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其實不然。我們主要批判依附在新自由主義身上的意識形態，批判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假設與理論前提，批判新自由主義假借全球化、金融貿易自由化、市場化之名推廣所謂的普世價值觀，進而批判它們否定社會主義公有制思想，批判它們否定市場經濟的階級性質，批判他們否定世界各國探求適合本國發展道路的做法。而對于新自由主義中的某些合理成分我們固然需要繼續吸收。因此，批判新自由主義不是否定改革，恰恰正是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也只有明確了這一點，才能使我們保持一顆警惕之心對待新自由主義的各種思潮。
    三是要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大力開展經濟社會建設。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內在地需要我們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不斷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使之既能吸收包括資本主義在內的一切優秀成果，又能不斷自我創新；既能充分發揚民主，又能實現集中領導；既能保障人民當家作主，又能“集中力量辦大事”，從而將全國各族人民緊密團結起來形成一股強大合力，積極應對各種風險、各種思潮乃至各種政治風波的挑戰，不斷彰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提供重要經驗，使那些標榜所謂“歷史終結”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理論永無立足之地。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內在地需要我們揚棄包括新自由主義在內的所有經濟社會建設理論，強化政府在經濟社會建設中的基礎性地位，努力克服以新自由主義為理論指導的西方國家所固有的積弊，讓社會主義成為新自由主義的“終結”。因此，我們批判新自由主義思潮，并不是全面否定新自由主義，而是通過批判新自由主義所隱藏的意識形態，警惕新自由主義思潮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侵襲，使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始終能夠堅持社會主義方向。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37期，摘自2011年第11期《政治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