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劉杉關于政治學到底是否“有用”的問題，實際上就是政治學的學術研究與實際世界政治的距離或鴻溝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學家們對于本學科的認識和態度決定的。
2010年9月，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召開的美國政治學年會上，一個為媒體所關注的現象似乎比高深的回歸分析、抽象的政治理論或復雜的理性模型，更能表現美國政治學研究與實際政治過程鴻溝進一步擴大這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反映或折射出美國政治學界面臨的社會認同感下降的學科危機。《華盛頓郵報》記者克萊因（Ezra Klein）不無調侃地講述了他的觀察：雖然這個會議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人數多達500多名的美國參眾兩院議員卻沒有一個蒞臨會場，也沒有一個美國聯邦政府的行政要員撥冗光顧。這些削尖腦袋找各種機會拋頭露面的“政治從業人員”，常常是想方設法擠進各類聚會。連一個在美國首都召開的商會，甚至某個議題的小會議上都少不了的政客們，卻集體缺席了美國政治學家們最盛大的集會。也許有人會把這歸結為政客們害怕知識分子對他們本人和他們政策的批判。但是這種解釋無法說明同時發生的另一個現象：這些與會的學術權威們，也很少出現在與“美國政治學年會”同時或前后，在華盛頓舉辦的各式各樣的與政府政策有關的、種類繁多的會議和沙龍。這個現象不僅反映了政治學與美國的實際政治過程巨大的隔閡，也印證了美國朝野對政治學的一個熱門的非議：“政治學有用嗎？”（Is Political Science Relevant？）實際上，有一個同時在華盛頓召開，但少有大腕政治學家現身的研討會的主題正是“政治學有用嗎？”（見“Poli Sci 101”，載《華盛頓郵報》2010年9月12日）。
政府政策過程對美國政治學界的疏離
反映政治學界與政界關系的一個重要指標是美國聯邦政府對于政治學者的任用。美國的每一任總統都要在聯邦政府的各種咨詢和執行機構中任命一些學者。威廉和瑪麗學院國際關系理論與實踐研究所的調查表明：與20世紀70年代很多國際關系研究學者在美國政府和國際組織任職的情況不同，現代的國際關系研究學者很少有在政府任職的經歷。以提出“軟實力”概念而著名的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2009年撰文《學者們靠邊站》（Scholars on the Sidelines），就奧巴馬政府沒有任命政治學者而只是任用經濟學者和律師進行探討。他指出，美國的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都是由學有所成的經濟學者所組成，門外漢極難置喙。而擔任外交和國際事務的官員卻不需要政治學的學術背景。他認為這不是政府的偏見，而是政治學界同仁自身的原因造成的。
從政府相關政策咨詢的角度來看，政治學者，包括公共政策研究學者在與政府關系中的尷尬地位也很明顯。美國政府經常就美國和世界的經濟問題向經濟學家們討教，就公共衛生問題向衛生專家咨詢，虛心聽取他們的政策分析和政策建議。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政府官員很少向知名政治學家打電話討教。對他們提出的政策建議也相對的不太重視。即使在行政管理學和公共政策研究這些政治學的分支領域，情況也不樂觀。1990年代美國副總統戈爾主導的政府行政改革，其龐大咨詢和顧問班子中，基本上把主流行政管理學家排除在外，重視的是公共管理第一線從業人員、經理人、官員和新聞記者。1990年代的重大政府管理改革項目也與主流行政管理學者無涉。雖然經濟學研究狀況也很不令人滿意，特別是近年來的金融風暴更是暴露出了一些權威性經濟學研究的荒謬，但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們敬畏經濟學者的態度和給予的待遇，卻是研究政治學和政策科學的學者所渴望的。
從對待學術研究成果的態度來看，政府和社會大眾對政治學學術研究成果的關注相當有限。這突出表現在政府對學術期刊的重視程度方面。美國的政府政策制定者們很少讀政治學的學術期刊。這種現象可能并非像有些學者所認為的那樣，是因為政策制定者們的學術修養不夠，看不懂學術的數據分析和術語，跟不上學術思辨的邏輯。或者是因為政治學的學術論著語言晦澀深奧的問題。實際上比政治科學論文更富于學術特性，更多數據分析的經濟學學術期刊正是政府有關官員們時常瀏覽的。
社會民意對美國政治學誤解的加深
美國社會對大學政治學家的知識性依賴也有逐漸減弱的趨勢。在互聯網和各種新聞媒體十分發達的今天，各種知識和觀點只需要點擊鼠標便能知曉。CNN、BBC、阿拉伯半島電視臺和日本的NHK英語頻道不僅電視上能看到，在電腦上也能實時轉播。全球化使國家和地區間距離縮短、跨國跨地區旅行不再是少數精英的專利。很多人也不再像幾十年前那樣孤陋寡聞，或渴求政治學教授對政治迷津的指點。很多新聞從業人員、政治評論家、智庫學者，非政治學背景的知識界人士，乃至網絡寫手，都常常比大學政治學教授更受人們的歡迎。事事仰仗大學教授的智慧的政府與社會已經成為過去。
政治學在美國政府和民間重要性的下降嚴重影響到了政治學的學科形象。政治學的教學與研究中的各種與社會實際不相符合的特性也很快地為社會大眾所認識、所詬病。在美國這個多元的民主社會，人們的主張常常是由他們在國會中的代表提出來的。2009年10月參議員科伯恩（Tom A. Coburn）在美國參議院提案要求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停止所有對政治學研究課題的資助。他認為政治學研究課題既非科學研究，又沒有對國家和人民的福祉作出什么貢獻。而那些受資助最多的美國國家選舉研究實際上可以由美國的大眾媒體進行。無論是媒體的民意調查質量還是新聞評論員的水平都不比這些政治學學者差，而且還不用納稅人掏腰包。根據2005年的數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撥出的研究基金高達37億美元，用于政治學研究的僅為900萬。全部削減下來可能也只夠一兩個化學或生物學實驗室一年的經費。但是，根據美國教育委員會（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主席布若德（Molly C. Broad）2009年10月8日給參議院的信中的估計，這筆國家科學基金會的資金卻占到了整個政治學研究經費的95%，幾乎是政治學研究經費的全部政府財源。這一提案如果通過對政治學的打擊是災難性的。因為它不僅僅決定了政治學研究經費的多寡，還關系到政治學學科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地位，政治學專業在學生生涯規劃中的分量，乃至政治學教授在大學中的處境等問題。
美國政治科學學會進行了大量的危機公關工作，動員學界和教育界的各種力量游說參議院，阻止這一提案的通過。在科伯恩參議員提出提案后的幾天，一位美國政治學家——埃莉諾·奧斯特羅姆獲得了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奧斯特羅姆獲獎當然是實至名歸，但是獲獎的時機引得一些猜測。在哈佛大學經濟學系教授開獎前提供的競猜下注分析中，根本沒有奧斯特羅姆的名字。很多著名的經濟學家，包括在前一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保羅·克魯格曼，以及研究公共資源的政治經濟學家、《蘋果橘子經濟學》（Freakonomics）一書的作者、芝加哥大學教授史蒂文·萊維特都承認自己并不清楚她的研究。奧斯特羅姆是繼赫伯特·西蒙之后第二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政治學家，同時也是第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女性得主。這里需要說明的是：雖然赫伯特·西蒙是芝加哥大學的政治學博士，但長期師從挪威經濟學家特里夫·哈維默與荷蘭經濟學家特亞林·科普曼斯這些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大師，其學術成果很多也是管理學和經濟學的內容。而奧斯特羅姆的學士、碩士和政治學博士學位都是在以重視理性選擇方法而聞名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政治學系獲得的，其學術生涯也立足于政治學和公共政策研究。她不僅屬于地地道道的政治學研究的業內人士，更為重要的是她的幾項研究項目都是在國家科學基金會資助下進行的。諾貝爾獎耀眼的光環、奧斯特羅姆作為在男女比例嚴重失衡的經濟學獲獎者中第一個女性的殊榮，成為政治學界及其參議院的同情者阻止科伯恩提案的一個關鍵性武器，幫助美國的政治學度過了這次劫難。
美國政治學的自我定位和學術體制使學術遠離現實政治
關于政治學到底是否“有用”的問題，實際上就是政治學的學術研究與實際世界政治的距離或鴻溝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學家們對于本學科的認識和態度決定的。很多在政治學界具有影響力的學者秉持西方知識分子理性思考、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人文傳統，并不認為政治學，甚至公共政策的學術研究，必須有實際政策效用。主張政治學從“學術性”研究的、高于現實的理論角度考察問題，運用抽象的“科學性”原理來探索政治現象的規律性。近幾十年來，美國政治學對“科學化”的追求，突出表現在強調研究方法中統計學、博弈論和形式化建模（Formal Modeling）的成分。由于很多學術資源是由體制內的資深學者把持和掌控的。他們決定大學教職如何招聘、學者水平評估和終身教職的給予與否，以及學術成果的評估、學術課題的評審等等。他們的思想通過學術體制的獎懲機制體現了出來，在培養與社會現實漠不關心的政治學人才方面起到了某種關鍵性的作用。一個對學者成長影響最直接的制度設計就是學術論著發表的同行評議機制。由于強調政治學研究的“科學化”， 如果不用統計分析和數學模型，學者的文章就很難在一些主流學術期刊上發表。主流政治學的研究方法偏好，將使用歷史方法、檔案研究、文化研究的政治學學者邊緣化。根據“要么發表文章，要么從學術界消亡”（publish or perish）這一大學研究體制的行規，這對于跟不上潮流的學者們的打擊是沉重的。
從政治學本身的構成來看，在近幾十年來政治學的學科發展過程中，由于多元化的壓力和“政治正確”的信念，美國的政治學鼓勵各種不同的觀點表達，哪怕這種不同之處非常的細微。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分工細密、研究領域狹窄的研究類別（subgroup）。政治學的教學和研究內容五花八門。很多政治學教授的學術交流局限在一個極小的學術圈內，對其他政治學家的研究既看不懂，也缺乏深入了解的興趣。美國的政治科學因而成為一門“斷裂的學科”。雖然都是掛在同一個“政治學”的名號下，一些政治學的學者除了自己研究的那一狹窄的研究空間以外，對政治學的其他領域都不甚了解，遑論對整個政治學和公共政策研究的總體發展趨勢的把握。一個后果就是很多學者在學術研究方面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無法滿足政府政策和社會發展對政治學的要求。
政治學界的有識之士對這種情況也是憂心忡忡。2000年，一個匿名為“改革先生”（Mr. Perestroika）的政治學者發郵件給美國政治學會，要求改變美國政治學研究“把玩數學符號而漠視實質內涵”的現狀， “恢復政治哲學在政治研究中固有的核心地位”。由此發端的美國政治學界的“改革運動”，影響方興未艾。但由于這場運動缺乏方法論方面的邏輯分析和理性論證，沒有能夠像19世紀末的國家主義（Statism），和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行為主義運動（Behavioralism）對美國政治學的發展的影響那樣，改變美國政治學發展的總體趨勢。今天，雖然有包括普特南（Robert D. Putnam）和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在內的一些政治學大師們為學術研究與現實政治鴻溝的擴大而憂慮、而疾呼，但是，對現代美國的政治學這一龐大體系的方向性改革可能已經超出了他們個人的能力。一些有限的措施也沒能從根本上改變政治學發展軌跡的跡象。美國政治學的建立和發展已歷經百年。從大衛·伊斯頓1968年宣布美國政治學有學科認同危機到現在也有40多年了。然而，美國政治學對學科特性的探尋，對研究方法發展，以及對學術研究和現實政治關系的處理都還處于探索之中，其學科發展的前途上潛伏著巨大的危機沒有能夠得到消除。
由政府政策需求主導的歷程——現代國別研究在美國的發展
國別研究在美國被稱為區域研究（Area Studies或Regional Studies），是對某一國家或由某種政治、文化或地理因素聯系起來的數個國家所構成的地域的研究，專注其特殊的地理、政治、文化和歷史等方面，是一門涉及多個學科的綜合之學。以一個國家為研究對象的研究領域包括中國研究、日本研究、韓國研究、俄羅斯研究等，以包含幾個民族國家的一個區域為研究對象的研究領域包括中東研究（阿拉伯研究）、南亞研究、東南亞研究、拉美研究和北歐研究等。對某一個區域的研究并不排除對區域中某一個國家的集中深入研究。美國現代區域研究歷史發展經歷了從20世紀50年代初產生，到60—70年代的蓬勃發展，再到冷戰后90年代的衰落和21世紀的重新崛起等幾個階段。在這個過程中，其學科特性乃至在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領域的學科地位都是與政府政策需求密切相關的。
政策需求是現代區域研究建立的主要推動力量
關于現代意義上的區域研究的含義，很多學者認同大衛·桑頓（David L. Szanton）等人2003年著的《知識的政治職能：區域研究與各門學科》（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一書中所采用的阿蘭·坦斯曼（Alan Tansman）的概括，即區域研究是一個內涵廣泛的概念，是有共同志向的學術領域和行為的集合。其內容包括：長期和專業性地學習和掌握所研究國家或區域的語言；深入實地的調查研究；對所研究國家或地域的歷史、社會觀點、資料和評注材料的密切關注；超越對細節的描述性研究，測試、完善、批判和發展以實地研究資料為基礎的宏大理論（Grand Theory）；多學科的、有時甚至要跨越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界限的研討。區域研究的目的在于根據區域的地理和歷史狀況，針對區域內國家、社會、各種集團的實際情況，系統地收集資料和信息，明確和把握所研究區域的總體特征，進而預測其未來的發展動向。
歐美對非西方國家和地區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就已經出現。但那時的研究多是針對西方國家殖民地的研究，如大英帝國對于非洲地區的研究。在奉行孤立主義的美國，大學對于美國以外地區的研究則基本上局限于歐洲研究。研究非西方國家的社會文化、政治和歷史的學者數量極少，現代意義上的區域研究還沒有出現。
二戰后，美國政府和學界達成了一個共識：為了在下一次戰爭中取勝，美國必須走出西方中心論的自我束縛，特別是西方世界以外的國家和地區。冷戰的迅速到來使這種觀點得到了社會的響應。以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和卡耐基基金會為主的民間基金會開始關注國際問題和國別研究。在政府的協調下，它們與中央情報局等機構密切合作，努力填補美國政府和社會對西方以外國家和地區的知識的匱乏。1957年，蘇聯發射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震動美國朝野，催生了1958年的《國防教大學國別研究或區域研究中心的設立。國際研究育法》。一百多個大學的區域和國別研究項目獲得資助，從而加速了各和外語培訓在美國大學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當時亞非拉如火如荼的民族解放運動，也對區域研究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區域研究的學科特性建立在政府政策需求基礎之上
第一，研究區域的劃分具有很強的政策主導性。從20世紀50年代初現代區域研究初建之時，研究區域的劃分就與文化或人文的研究關系不大，而是受冷戰時期的政治和軍事戰略的需要，因政治要求來劃分。如把吉爾吉斯斯坦與捷克都劃為同一個大的蘇聯東歐研究區域、把澳大利亞與緬甸劃在同一個大的“東南亞區域” 等。這里需要說明的是，雖然區域研究并不必然地以國家為單位進行，但區域的界限通常都是由國界所規定的。而且，現代社會科學各學科在研究國際問題和進行經濟發展比較時所用的各類數據常常是以國家為單位的。
第二，雖然關于區域研究到底是一門獨立的學科還是各學科的分支，學界一直存有爭論，但其研究的重點領域卻是依據政府政策需要確立的。從學理上來看，國別研究和區域研究既包括文史哲的內容，如語言、古代史、文學藝術、哲學和習俗等，也包括社會科學的很多學科，如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然而，政府的政策需求和資助導向，通過其對重點研究區域的引導和對學術資源分配方向的鎖定，使得現代區域研究在許多方面是由比較政治和國際關系研究等學科唱主角的，研究的重點也多是與美國政府國際戰略相關的內容。
第三，美國現代區域研究是國際文化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體現了美國的軟實力。雖然區域研究在客觀上為促進國際合作與和諧、為推動共同發展作出了貢獻，然而，美國的現代區域研究本質上是服務于國家利益的，是美國軟實力的重要內容，具有某種思想滲透的作用。其研究和教學的一個實際效用，就是向外國推銷美國的文化外交，彰顯西方民主自由體制在道德和實踐方面的優越性，壓縮非西方文化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擴展空間。
第四，區域研究學者群體的現代學術素養相對較低，對科學研究方法掌握不足。為在政策研究方面迎合政府的需要，區域研究必須有一種早出成果、快出人才的使命感，以盡快地轉化學術和教育成果，為國家戰略利益服務。這就導致了現代區域研究學者在教育培訓和學術成果兩方面學術嚴謹性的欠缺，以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冷戰高峰期最為明顯，當時很多對于中國和蘇聯的研究的學術質量是不高的。
第五，雖然不乏對美國政策的批評，但區域研究學者群中往往有一種相對較強的意識形態氛圍。從麥卡錫主義時代對學者的政治思想審查開始，“政治正確”是從事區域研究的一種傳統。很多區域研究者都是美國政府政策的制定者或擁護者。一些區域研究學者甚至參與到了美軍旅一級的軍事行動中，如美國國防部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人類知識系統”（HTS）計劃。一些區域研究者的對非西方國家的研究也往往擺脫不了西方中心論的束縛，薩義德所批判的“東方主義”針對的就是這方面的問題。
冷戰后政府政策需求變化導致區域研究衰落
冷戰后，政府政策需求的轉向導致了區域研究的危機和轉型。美國的區域研究受到官方、社會和學術界本身的批評，面臨嚴重的危機。
首先，冷戰的結束導致區域研究政策價值的下降。政府對培訓相關文化和語言人才的興趣減少，特別是那些通曉發展中國家和經濟不發達的偏遠性區域的人才。基金會不再重視區域研究，不再為特定地域的區域研究提供資助。為語言訓練和實地研究提供的經費銳減。一直作為全國區域研究協調性機構的非營利組織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SSRC）和美國學術團體協會（ACLS）也關閉了其區域研究協調機構。
其次，區域研究及其姐妹學科——國際關系研究幾十年的研究績效受到很多詬病，其對美國國家利益的有益性受到質疑。因為在一些重大的國際事件中，學者專家們扮演的是事后諸葛亮的角色，其研究不乏錯誤和疏漏，與所投入的資源與美國政府和民間乃至西方各國朝野對區域研究的期望極不相稱。例如，雖然美國政府和社會投入了大量的資源吸引了美國和世界最優秀的人才進行針對蘇聯的研究，但卻沒有人預測到蘇聯的突然解體。
再次，區域研究與現行學術體制產生矛盾。區域研究領域本身是一個十分松散的學術圈，研究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學者之間很少有學術交流。區域研究學者在科學性的學術素養方面落后于其他學者，這包括統計學知識、理論建設的責任感、數學研究方法等方面。以某一區域或國別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學術，也是以表意性、描述性為主的研究，無法超越案例分析或小樣本的定性研究，建立社會科學所推崇的理論框架明晰、普遍有效的法則。此外，區域研究學者中很多非英語母語的移民學者，溝通能力和社會背景在學界不突出，一旦外在的支持減弱，這個群體在現行的學術體制中的弱勢地位就凸顯出來。奉行理性選擇理論的學者斷言：區域研究沒有產出科學意義上的知識。其研究過程既沒有科學嚴謹的因果分析，也缺乏足夠的理論支撐。零碎事實的混合無法構成系統性的理論體系，只能為其他學者驗證理論與模型提供素材。
最后，從區域研究本身來看，冷戰結束后，過往的區域研究理論和分析框架變得陳舊。冷戰中受政治需要和政策需求推動而建立的區域劃分和分類的標準顯得與變化了的世界不相符合。很多研究內容在理論上和現實中都被學術界主流認為是過時的，因為歷史“終結”了，西方的民主自由模式似乎已經成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由之路。20世紀六七十年代那些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那些理論和社會制度的爭論，現在已經有了明確的答案，沒有必要繼續投入大量資源進行研究。區域研究這種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研究方法，被認為是過于強調各個地域的特殊性，沒有很好把全球化時代新的社會、技術和文化的發展考慮進來。
21世紀的政策需求推動區域研究的重振
在各方面的壓力之下，一些大學減少了區域研究學者的科研經費，關閉或合并了很多區域研究機構。同時，區域研究領域也在努力對自身進行變革，以跟上時代的要求。區域研究者更多地超越案例分析的傳統研究套路，重視跨國和跨區域的比較，并努力整合區域研究中的科學性與人文性因素，進而推導出普遍性的、帶有規律性的法則。在研究內容方面，則更多地圍繞全球化、民主化等通行的主題開展，在研究方法上也越來越多地努力運用統計分析方法和理性選擇的分析邏輯。與這種學術氛圍相適應，大多數美國學者在研究世界其他地區政治的時候，不是用當地政治文化所熟悉的名詞和分析框架進行分析，而是用美國政治學者熟悉的政治概念、模式和分析框架，如民主、選舉、利益集團等，對民族和宗教沖突問題沒有足夠重視，這使區域研究失去了很多應有的特色。
“9·11事件” 前幾年，美國對中東、伊斯蘭和相關問題的了解極端不足，這方面的人才培訓也做得很不夠。“9·11事件”后，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移植西方式民主的努力，使得美國政府提高了對研究中東、南亞等伊斯蘭國家和地區的興趣，社會各界也想探尋恐怖主義的原因。除了國際恐怖主義之外，美國國力的相對衰退和中國、印度等國家在經濟上的崛起以及核武器擴散等議題都使得美國的國際環境變得復雜，這使得了解和認識世界各國、各地區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需要重新變得迫切起來。
在學界內部，社會科學界對“民主轉型”范式的熱衷以及對區域研究的諸多不滿，也被證明是與實際發展不相符合的。蘇聯東歐集團的解體并沒能導致西式民主在世界各地的確立。一些經歷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國家，其政治體制最終還是介于民主和專制之間。在區域研究方面，很多套用主流研究標準和程式建立的研究方法、理論和實證設計，或者被證明是在非西方世界適應不良，或者是根本無法用上。一些認為理性選擇理論有超越文化效能的學者所設計出來的理論和模型，在實踐中被證明是外表美麗的垃圾。面對世界發展的現實，很多學者體認到，理性選擇理論在不穩定的政體中只有極為有限的解釋性作用，而對于一個國家或地區特殊文化和社會的深入認識，是理解當地政治秩序和政治變化內在動因所必需的。區域研究的材料和觀點具有獨特的貢獻，能夠使現代社會科學的知識系統更具有包容性和多元性，超越其本身所建立的西方歷史基礎，發展出更有力的社會和文化分析工具。于是，要求減少或取消區域研究的呼聲消失了，被學術界內外邊緣化10年多的區域研究有了重新崛起的趨勢。
西方當代中國研究的浮躁性
——與歐洲傳統漢學之比較
對于當代中國問題的研究，很多中國人有“外來和尚會念經”的看法。從一個多世紀以前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對中國人特性的概括到當代學者麥克法夸（Roderick MacFarquhar）對“文化大革命”的結論，往往被一些中國人奉為無可辯駁的權威觀點。西方的當代中國研究有其獨特的研究方法和觀察角度，也有很多值得我們借鑒的內容。然而，一些西方當代中國研究實在與國人心目中西方學者嚴謹認真的風格大相徑庭，表現出很強的浮躁性。其研究成果常常流于認識的膚淺和學風的不嚴謹，有時甚至是錯誤百出。從現在解密的冷戰時期美國學者為決策者提供的戰略分析報告，到當代各種學術研究和與學術研究相關的觀察，半個多世紀的研究充滿了誤判和低水平的錯誤，特別是對中國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國力發展誤判連連。今天，西方當代中國研究不嚴謹的例子很多，人們熟知的延續了數十年的“中國崩潰論”就是一例。西方當代中國研究這種學術的浮躁性除了社會科學研究與現實社會實踐的天然距離以外，也是有其獨特的學科性根源的。
門檻大大低于傳統漢學
從學科發展的歷史角度來看，當代中國研究是在與歐洲傳統漢學斗爭或博弈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西方當代中國研究與傳統漢學的分離就是從人文學科的“求真”向社會科學的“經世致用”轉變的過程。在這一轉變中，對研究者的學術素養要求和治學研究的門檻大大降低。傳統的歐洲漢學研究有悠久的歷史、嚴謹的學風和縝密的研究方法。這種漢學研究是建立在曲高和寡的治學傳統之上的，講求學院派的扎實基礎，特別是對研究者的漢語語言和社會人文知識的嚴格訓練。而以美國為主的當代中國研究則是一門半個多世紀前發展起來的新的社會科學門類，其發展過程是用“經世致用”指導思想取代漢學嚴謹的治學傳統的過程，強調學術研究“經世致用”的實際效果，學術的功利性色彩鮮明。
當代中國研究的奠基者、“二次大戰后在美國幾乎是單槍匹馬地創造了當代中國研究的領域”的費正清，就是一個不拘泥于傳統漢學學術規范的學者。他本人在學術上的成長歷史是一個擺脫西方傳統漢學束縛的過程。在費正清求學的20世紀30年代，美國哈佛大學的中國研究是由傳統歐洲漢學學者所把持的。費正清卻到牛津大學學習中國歷史，不僅避開了哈佛大學，也避開了傳統歐洲漢學的基地法國巴黎和荷蘭萊頓。牛津大學雖然在英語世界有崇高的威望，然而當時卻連專門的中國語言和中國歷史課程都沒有開設，也不要求考試和相關的研究經歷。后來費正清在中國清華大學的學習也避開了歐洲派的漢學學究陳寅恪，而求教于強調綜合史學和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蔣廷黻。因而，費正清并沒有受到傳統漢學的嚴格訓練，其對于漢語的掌握也主要依賴于他在中國的四年學習。在他的學術生涯中，只要在學習和研究中涉及略為高深一點的中文文獻方面的材料，就必須有華人的合作。這種學習歷程一方面很難培養出費正清對傳統漢學的興趣和對傳統漢學學科規范的尊敬，另一方面也使他擺脫了傳統漢學的研究框架，幫助他大膽創新，開辟了一個新的學術領域。他自豪地認為：因為沒有先師，所以他無所畏懼。費正清的博士論文根本沒有充分運用中文資料，而主要是根據英文和法文資料寫成，這與傳統歐洲漢學的標準是不相符的。他在自述博士論文答辯時的表現時說：“我已經學會了如何成為歷史學家中的漢學家，以及稍加變化，又成為漢學家中的歷史學家。很像一個不易被抓住的中國土匪，處在兩省轄地的邊緣，一邊來抓便逃到另一邊。我通過了答辯。”
費正清的學習經歷反映到了他的學術成果之中。雖然他是當代中國研究的開創者，人們卻難以從他的著作中發現系統的學術思想。他的著作，包括其名著《美國與中國》一書，雖然有很大的社會影響，但基本上是以西方人的第二手資料為依據寫成的，在參考中國和東亞的歷史學論著方面做得很不夠，其學術原創性和學術價值也被很多嚴肅的歷史學者所詬病。另一位當代中國研究的奠基者、著述頗豐的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僅僅只受過一年的高等教育，沒有獲得任何學位。他的學術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取得主要靠他的天資、游歷和勤奮，其理論上的弱點和論證邏輯方面的不夠成熟也是當時學界關注的問題。
與政府聯系過于密切
在1968年任第83屆美國歷史學會會長的演說中，費正清毫不諱言地認為“研究應當具有實際的效用”，“學者的責任不僅在于增加知識，而且在于教育公眾，在于影響政策”。與傳統漢學求真的宗旨不同，在忠誠于學術和傾力為美國的國家利益和現實政治服務兩方面的要求中，費正清偏向于后者，這也是他創建當代中國問題研究的宗旨。這一宗旨是與政府智庫的主要政策研究目標相適應，即在研究中以說明問題為主，而不是以發展學術體系、探求真理為目標。因此，美國的當代中國問題研究注重社會大眾和政治家對問題的理解，以影響政府和大眾為目的，不僅不像很多其他社會科學門類那樣給學術性以神圣的地位，而且常常對繁瑣復雜的學術考證過程缺乏興趣。
從美國發源的當代中國研究與歐洲傳統漢學的斗爭，以50年代當代中國研究在美國的勝利告終。漢學在美國成為中國研究的一個分支。而在歐洲的斗爭則持續到70、80年代。這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美國的中國問題學者急切希望將學術成果進行轉化，為國家戰略利益服務，因而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早期的當代中國問題研究也主要是為美國的外交政策服務的。政策需求在當代中國研究的學科發展方面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這種以政策為目標的學術導向對學科的發展也有很大的影響。從費正清開始，當代中國研究領域的學術地位往往是由學者獲得政府和社會資源的能力決定的，而學者的學術素養則相對沒有那么重要。從對學者的評價來看，也常常是一種官本位的標準，以在政府中任職或受官方重視為榮。
與政府政策過程的密切聯系導致當代中國研究在學科指導思想方面很難保證學術研究所需要的價值中立。給學者們的研究課題常常有預設的觀點，為研究的結果定了基調。政府官員的心理和國內政治需要對研究的影響很大，甚至常常具有決定性。此外，由于中國問題研究中的“政治正確”的要求，很多人在研究中自覺不自覺地以貶低中國各個方面的發展為主要基調。為了在政府眼中的角色和社會的地位，為了來自各方面的研究經費以及必須拿出報告的壓力，學術的客觀性往往就成了犧牲品。
美式標準成為主流
費正清立足哈佛大學培養了大批的中國問題專家和碩士、博士研究生，桃李滿天下。他還攜美國在世界政治經濟上霸主地位的優勢，努力在包括歐洲和日本的世界各地推廣美式的當代中國研究。因此，他的治學方法和學風不僅影響了幾代當代中國研究學者，包括當前西方的中國問題研究群體，也在相當的程度上決定了整個當代中國研究隊伍的發展歷程。
這種美式標準有一個低于傳統漢學的學術標準和學科素養的要求，表現在一些學者漢學基礎普遍不扎實、研究中淺嘗輒止、不求甚解的學風，以及很多人中國語言方面能力的低下。這個問題林白（John Lindbeck）在70年代初就提出了警告：“現在美國學界的研究中存在著研究流于膚淺和空洞浮躁的風氣。學者對現有的資料沒有進行認真的消化和解釋……大多數人都不能在中文的環境中運用自如。”然而直到現在，很多當代中國研究者實際上也沒有把中文能力放在眼里。這種在當代中國研究中輕視中文的風氣，還在學者的潛意識上強化了西方文明的“普世性”以及認為中國的一切都是落后的認識。
由于漢語是國外學者研究中國問題遇到的主要障礙之一，低的語言門檻不僅使很多按照歐洲傳統漢學的要求根本沒有辦法入門的西方學者登堂入室成了專家，并且使得很多門外漢也紛紛投入當代中國問題研究。結果一方面促進了學科的發展，另一方面也帶來了與求真求實的嚴謹學術不相容的很多東西。一個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很奇怪的現象，就是在當代中國研究領域，嚴肅的學者常常與那些以窺探隱私為主要樂趣、熱衷于制造社會轟動效應的商業和新聞從業人員混雜的情況。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很多人是以發掘有關中國的“負面”新聞為主要興趣的，他們中一些人的能力和表現似乎更適合于撰寫引人入勝的推理小說，而不是對中國情況的客觀考察。由于獨特的觀察角度和妙筆生花的寫作能力，一些很好地把握了大眾心理的人還往往鳩占鵲巢，取代睿智的學者成了政府政策的主導者和社會輿論的制造者。例如，2005年出版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就很難說是一部學術水準很高的著作，然而卻成了西方的暢銷書。連當時公認并不特別喜好讀書的小布什總統都放在枕邊研讀并向大眾推薦。可能正是這種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應，使得很多嚴肅的學者也常常推出一些有待商榷的學術成果，辜負了人們對當代中國研究的期許。如哥倫比亞大學的黎安友、普林斯頓大學的林培瑞和加州大學的夏偉共同推出的《天安門文件》，就受到其他學者的很多批評。
需以客觀批判的眼光從容面對
與側重解決文化和認識問題的人文學科不一樣，社會科學以“經世致用”為重點，講求與現實的聯系。然而這種聯系在很多現代社會科學門類中往往體現為與西方社會的聯系，其理論體系也往往是建立在西方社會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基礎之上的。在有13億人口和數千年文化的中國，現代化發展過程中的復雜性必然會超出現有社會科學理論的有效涵蓋范圍。人類社會的實踐是豐富多彩的，而理論則往往是灰色的。孔德和迪爾凱姆所向往的“理想化”社會科學研究在比當代中國研究簡單得多的社會科學領域都很難實現，用西方理論和視角解釋中國各個方面發展的情況，學者們“看不懂”，研究結論錯誤頻仍當在意料之中。由此看來，我們對西方當代中國研究的認識似乎應該秉持這么一個基本的態度，即唱衰中國的研究對各方面的分析大多是建立在客觀事實基礎上的。即使是一些負面的看法也往往可以起到幫助我們認識發展過程中的各種缺失和不足的作用。
（劉杉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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