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勁松：駁格林斯潘《為資本主義一辯》的謊言

駁格林斯潘《為資本主義一辨》的謊言　　

葉勁松　　

最近幾年，西方經濟危機、金融危機、債務危機接連不斷, 資本主義剝削加劇并加緊向勞動者進攻(如減薪、削減福利、提高增殖稅和消費稅等), 又引發“占領華爾街”到橫掃歐洲的抗議示威活動。因此,在2012年1月底召開的“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反思資本主義制度的未來成為一個時髦的話題”。　　

看到有些反思資本主義的言論（參加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多為資產階級精英，其對資本主義的“反思”，或對新自由主義的批評，應該說是并不深刻的，但他們中許多人承認資本主義存在缺陷和矛盾），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坐不住了，他拋出一篇名為《干預市場  后果自負》的文章(另有不少網站是以《格林斯潘：為資本主義一辯》為名貼出其文章)，要逆資本主義內的“反思資本主義”的行動而動，粉飾資本主義，粉飾市場經濟，攻擊社會主義。對此媒體稱,“冬季達沃斯掀起了一場資本主義大反思。各種各樣人士對資本主義體制提出了質疑。但格林斯潘在《金融時報》撰文反擊”。
      格氏文章謳歌市場經濟，并對反思資本主義和企圖改良資本主義的言行提出警告。格氏說，“我們的市場經濟令財富大量增加，而我們已利用其中的大部分財富換來了大部分人眼中更高程度的文明。……我擔心，為了應對危機，對資本主義模式進行的諸多“改進”將被寫入法律。而在日后看來，這些‘改進’是否明智，我深表懷疑”。　　

看到格林斯潘的表演, 使人想起30年代危機時期羅斯福與最保守的資產階級的爭論。30年代危機時期，面臨社會主義蘇聯蓬勃發展和資本主義嚴重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當時僅美國的百萬人示威游行和進軍華盛頓運動就多次發生), 羅斯福、凱恩斯等相對較客觀的資產階級人士反思資本主義，承認資本主義缺陷，并且在不觸動資產階級根本利益的情況下, 對資本主義進行一些改良, 對勞動大眾稍微做出一些讓步, 以拯救資本主義。而堅持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的保守派資產階級人士，對羅斯福改良的“新政”進行攻擊。當美國許多大資本家及共和黨向體現國家干預的羅斯福新政進攻，羅斯福總統需要人民的支持時，他揭露了一下所謂的自由經濟中勞動者無自由，只有少數大資產階級才有自由的事實。羅斯福說，“這么多年以來，一個自由國家的人民卻逐漸被管制起來，只為少數特權分子服務，這樣的自由，我是不主張恢復的。” （［美］曼徹斯特《光榮與夢想》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147頁）　　

而格林斯潘的表演就象當年那些反對羅斯福“新政”的保守資產階級，格氏還想堅持羅斯福痛斥的“只為少數特權分子服務……的自由”市場經濟。當廣大民眾以及不少資產階級人士，都在反思新自由主義下所加重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金融危機、債務危機, 以及美國的 “占領華爾街” 、歐洲此伏彼起的抗議示威活動所表現資本主義嚴重的社會危機時，格氏卻以謳歌新自由主義推崇的市場經濟來回答（或稱挑戰）這些反思。格氏說：“我們的市場經濟令財富大量增加，而我們已利用其中的大部分財富換來了大部分人眼中更高程度的文明”。 但是，他要謳歌資本主義，推崇市場經濟, 就注定了他只有采取回避資本主義尖銳矛盾和危機的無視事實的做法。例如, 格氏的文章,通篇回避這些年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金融危機、債務危機, 以及美國和歐洲勞動大眾的廣泛抗議活動。　　

格氏說,“我們的市場經濟令財富大量增加”。但事實是, 最近十余年, 西方各國市場經濟使創造物質財富的實體經濟部門增長極其緩慢, 乃至下降。從創造物質財富最重要的工業部門看,美國、日本以及廣大西歐國家的工業生產，現在也還未恢復到2008年危機前的最高水平。例如,據媒體資料,2011年11月美國“工業生產指數為94.8263”，2007年12月美國“工業生產指數為100.678”，最高的2007年9月美國工業生產指數100.7241。也就是說, 危機發生約4年后, 觸底反彈也兩年多以后,美國工業生產也只約相當于4年前的94%。即使相對于2000年5月的工業生產指數92.4638, 2011年11月美國“工業生產指數為94.8263”也意味著, 美國工業生產經過11年半的發展,只增長不到3%。近十余年,美國市場經濟創造物質財富最重要的工業部門增長極其緩慢, 乃至下降的事實,格林斯潘要予以掩蓋, 并企圖用唱“我們的市場經濟令財富大量增加”的贊歌，來欺騙民眾, 使民眾看不到有利于資產階級的市場經濟對經濟發展的嚴重阻礙。　　

至于格氏說,“我們已利用其中的大部分財富換來了大部分人眼中更高程度的文明”,也純屬無視資本主義社會財富占有貧富懸殊的事實的胡說八道。2011年12月22日，新華財經名為《經濟危機：西方經濟學創新的轉折點》的文章寫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金融與發展》雜志公布的一項報告指出，美國最富有的1%群體享有全國財富之比：20世紀70年代為10%，2008年金融危機前提高到23.5%，到2009年升至約40%，而80%的社會中下層群體僅享有全國財富的7%。”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美國最富有的1%群體享有全國財富的“40%，而80%的社會中下層群體僅享有全國財富的7%”的數據，證明少數資產階級成員將大部分財富攫奪，而最廣大勞動者只能享有極小部分。這事實，以及美國憤怒的民眾參與的“占領華爾街” 運動，都是扇向格氏那胡吹美國“大部分財富換來了大部分人眼中更高程度的文明”謊言的有力耳光。　　

格林斯潘不但無視資本主義現實而胡說八道，也歪曲歷史事實。格氏文章中寫道，“對照實驗不適用于經濟學領域。但二戰結束后東德與西德之間的較量，有一點接近對照實驗。這兩個國家起源于同一種文化、同一種語言、同一種歷史和同一種價值體系。在此后的40年時間里，它們在分隔線的兩側互相競爭。兩者間唯一的主要不同在于它們實行的政治及經濟制度：一邊是中央計劃，一邊是市場資本主義。1989年，隨著柏林墻的倒塌，這個實驗戛然而止，前蘇聯陣營奉行的經濟學在幾十年里給東德經濟造成的破壞也暴露無遺。實行中央計劃經濟的東德與實行市場經濟的西德相比，前者的生產力水平僅略高于后者的三分之一。”格林斯潘在這兒還企圖用講歷史來證明資本主義優越于社會主義，證明資本主義好。但是，猶如格林斯潘無視資本主義現實而胡說八道一樣，他這兒又是無視歷史事實而胡說八道。　　

格林斯潘是美聯儲前主席，被某些人稱為“經濟學家中的經濟學家”，當然應該知道，進行兩個國家經濟比較，描述“二戰結束后東德與西德之間的較量”(從文章看, 應該是講經濟方面的較量)和兩種經濟制度的“互相競爭”，應該用較多的經濟統計數據來說話，來較全面論述兩國的經濟，比較兩國經濟。格氏應該用這種較全面數據作為論據,來證明自己的“前蘇聯陣營奉行的經濟學在幾十年里給東德經濟造成的破壞也暴露無遺”的論點。但格氏沒有能用較充分的論據支持自己的論點。它僅用了“前者的生產力水平僅略高于后者的三分之一”來作為論據進行論證。但是，它這話概念含混（到底他講的“生產力水平”是什么，是生產工具數量還是工具的先進水平，是西方愛用而社會主義不用的GDP，或是其它，他未予說明），且數據只有一個說明含混概念的“三分之一”，這表明其論據的充分性嚴重不足。這也說明，胡說八道的格林斯潘不能用充分的論據支持自己所說。通俗講，格林斯潘不能自園其說，只有胡說八道。　　

如要進行“二戰結束后東德與西德之間的”經濟較量的比較，看社會主義東德和資本主義西德的社會制度，誰更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就應看誰的發展速度更快。　　

按馬克思主義觀點，工業、農業、建筑業以及與其相關的運輸、包裝等所謂“實體經濟”部門勞動，才是生產勞動，才創造物質財富。而西方國家中占了GDP大部分的“虛擬經濟”部門，并不創造物質財富（而資產階級卻用“納稅人” 的概念來掩蓋誰創造物質財富問題。例如，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軍隊人員、賭博場人員等不創造物質財富，只消耗物質財富，甚至很多情況下破壞物質財富，他們是工人、農民和技術人員等創造的物質財富所供養。但GDP和“納稅人”的概念中，這些人都創造GDP，都對經濟增長有很大的直接推動。用資本主義的GDP和“納稅人”的概念看問題，則馬克思主義里消耗物質財富的人群，其對GDP，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大過了創造物質財富的工人、農民和技術人員等）。因此，這兒我們不用資本主義才使用的GDP，而是對創造物質財富的西德、東德的工業、農業部門進行考察。　　

如以1970年的工業生產指數為100，二戰爆發前的1938年，西德、東德各自所屬地區工業生產指數分別為25、17，1950年西德、東德工業生產分別為24、19（《世界經濟統計簡編1978》第99頁，三聯書店出版）。這意味著，二戰后到1950年的這段經濟恢復期間，相對資本主義西德，開始走向社會主義的東德經濟恢復得更快，1950年東德地區工業生產已超過戰前（1938年）該地區的工業生產水平，工業生產約為戰前19/17倍，即已為戰前的1.1倍強。而1950年，資本主義西德工業生產約為戰前該地區工業生產的24/25，即還未完全恢復到戰前工業生產水平。　　

同樣以各國1970年的工業生產指數為100，1950年西德、東德工業生產指數分別為24、19；1980年資本主義西德和社會主義東德的工業生產指數，分別為124、173（《世界經濟統計簡編1982》第72頁，三聯書店出版）。也就是說，1980年，資本主義西德的工業生產是1950年的124/24倍，即5倍多一點。而1980年，社會主義東德的工業生產是1950年的173/19倍，即9倍多一點。而1951～1980年這30年的工業生產年平均增長速度，西德是5.7%，東德是7.6%（《世界經濟統計簡編1982》第74頁）。因此，在同樣的一段時間里，社會主義東德的工業生產增長速度，比資本主義西德高出不少。　　

如以1980年的工業生產指數為100，1989年，西德、東德工業生產指數分別為117、133（《國際經濟和社會統計提要 1990》第104頁，中國統計出版社）。也就是說，在同樣的時間段，社會主義東德的工業生產增長了33%，而資本主義西德的工業生產只增長了17%。　　

因此在戰后的各個時間段，社會主義東德的工業生產增長都快于資本主義西德，這些經濟數據有力駁斥了格林斯潘對資本主義的粉飾，駁斥了格氏關于“前蘇聯陣營奉行的經濟學在幾十年里給東德經濟造成的破壞也暴露無遺”的謊言。　　

農業生產方面，各國均以1970年的農業生產指數為100，則1950年西德、東德的農業生產指數分別為65、54，1973、1974、1975、1976年西德的農業生產指數分別為101、105、103、103（由于農業生產受天氣影響較大，所以筆者選幾年數據來看平均狀況）。對應年份，東德的農業生產指數為112、123、119、119（《世界經濟統計簡編1978》第208頁）。從數據看，可能1974年氣侯較適合農業生產，相鄰的西德、東德在該年的農業生產指數都較高，隨后兩年兩國農業生產都有下降。如以1976年計算，社會主義東德的農業生產是1950年的119 /54倍，即2.2倍；同樣是1976年，資本主義西德的農業生產是1950年的103/65倍，即1.6倍不到。這26年里，社會主義東德的農業生產增長速度超過了資本主義西德。　　

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1979年11月《統計月報》資料，如各國1970年農業生產指數為100，1979年西德的農業生產指數為110（原文如此，這與《世界經濟統計簡編1982》第159頁的112略有出入——筆者注），1979年東德的農業生產指數為131（轉引自《世界經濟年鑒1981》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924頁）。即1979年東德的農業生產比1970年增長了31%，而同期西德的農業生產僅增長了10%（即使按《世界經濟統計簡編1982》第159頁的112算，也只增長了12%），東德的農業生產在整個1970年代的增長也快于西德。　　

如各國農業生產指數以1979—1981年為100，則1989年，西德的農業生產指數為109.2，東德的農業生產指數為113（《國際經濟和社會統計提要 1990》第57頁）。即在1980年代，東、西德農業生產增長速度接近了，但東德增長仍略快于西德。　　

綜上所述，不管在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的發展速度上，社會主義東德一直高于資本主義西德，這些事實，有力批駁了格林斯潘關于資本主義優越，社會主義“給東德經濟造成的破壞也暴露無遺”的謊言。因此事實證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已經嚴重制約經濟發展，而新自由主義推崇的自由市場經濟更是嚴重阻礙經濟發展。要解放生產力，就要消滅資本主義，實行科學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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