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彪：創建中國地緣政治學

　　回過頭看冷戰歷程，美國在對東方戰略的研究、制定和一以貫之的配套政策實施方面，表現出強大的地緣政治戰略能力。冷戰戰略、政策制定和實施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遠遠超過曼哈頓工程。反觀蘇聯，戰前無論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都蒸蒸日上，特別是在政治和軍事能力相當強大，蘇聯工業化戰略在政治上和經濟上不僅是獨創的，而且是世界一流的，否則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無法想象。戰后蘇聯在科技、軍工、情報等領域(如航天)也仍然表現出強大的能力，一度也表現出形勢喜人，咄咄逼人，但是在東西方對抗決定性的政治領域，在斯大林去世以后蘇聯領導集團的政治素質和能力(政治思維能力、戰略思維能力、政治洞察力、思想水平、理論水平和理論創新能力、政治堅定性和政治意志、國際共運的領導能力，等等)迅速衰退是決定性原因。不是說美國總統都是政治超人，相反多是平庸之輩，甚至平庸也不夠(如小布什被評為美國歷史上最差總統)，但是西方“影子政府”能一以貫之地實施戰略(并不是其政治意志強大，相反美國初期對冷戰毫無勝算，不過是奮力一搏，后期美國高層甚至對政治前景非常悲觀，但是蘇聯加速衰落使其振奮，蘇聯解體使其瘋狂)，加以美國學術和智庫發達，有世界一流的地緣政治專家，在國家戰略決策中起著無可估量的重大作用。美國戰略具有一貫性特點，從不動搖，貫徹始終，絕不因總統更迭而改變，表明美國壟斷資本集團能夠牢牢控制政府，將其政治意志很好地轉變為國家意志。所以說政治掛帥，美國世界第一。美國政治掛帥，是地緣政治掛帥。對美國這套東西，需要下大力研究。研究是為了應對;也為了借鑒，但借鑒絕非照搬，需要創立中國自己的地緣政治學。離開馬克思主義，中國就會失去政治方向;離開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人就會失去自己;同理，沒有中國自己的地緣政治理論，將危及21世紀中華民族的命運。所以，創立中國自己的地緣政治學，已經刻不容緩。

　　一、西方地緣政治學的定義、性質和功能

　　地緣政治學是一門西學，誕生于19世紀末，是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適應帝國主義時代瓜分世界殖民地的需要，應運而生的。帝國主義國家充滿著向外部拓展經濟空間、政治空間和文化空間(現在又加上電子網絡空間)的渴求，西方地緣政治學就是為其拓展統治的空間和爭奪世界霸權服務的。

　　西方地緣政治學是將地理決定論、文化決定論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等西方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一些重要思想理論用于研究本國領土和政治的關系，主要是在此基礎上研究世界政治與國際關系，是為帝國主義的全球擴張服務的一門政治學科。曾任克林頓政府國務卿的美國學者W.克里斯托弗認為，地緣政治學是界于政治學與政治地理學之間的一個學科，“地緣政治學偏重于政治，主要研究政治現象并對這些政治現象做出地理方面的解釋和分析?！?(142)(轉引自國玉奇、B.邱德諾夫：《地緣政治學與世界秩序》，重慶出版社2007年版，第4頁)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美帝國主義的全球化擴張，地緣政治學更到處滲透，在西方已經成為一個無所不包、神通廣大的學科?！睹绹倏迫珪?Encyclopedia Americana)將地緣政治學視為對影響國家戰略潛力的地理、歷史、政治及其它相互作用因素進行統一研究和分析的學科。(143)(Geopolitics// Encyclopedia Americana.N.Y，1987.Vol.12.p.508)俄羅斯地緣政治學家納爾托夫認為：“地緣政治學是關于空間控制的學科和知識體系。”(144)(轉引自轉引自國玉奇、B.邱德諾夫：《地緣政治學與世界秩序》，重慶出版社2007年版，第6頁)在當代西方，地緣政治學已經成為在政治學、政治地理學、歷史學和文化理論等學科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交叉學科，又是政治影響極大因而擁有很高地位的學科。美國政府的國務卿和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顧問之類的職務，經常由地緣政治學家出任，如亨利·基辛格、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W.克里斯托弗等。一般認為，地緣政治學的三個理論支柱和主要內容是地理決定論、軍事戰略論和文明論。其中，地緣文化被西方學者稱之為西方地緣政治的“底蘊”，(145)((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著，譚榮根譯：《美國實力的衰落》，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頁)叵耐尋味。

　　地緣政治格局演變的軌跡和方向決定地緣政治學的方向。19世紀以來，西方國家引領世界進程，創立了地緣政治學。直到20世紀，冷戰更使地緣政治學成為西方國家的顯學，相繼使蘇聯問題專家和中國問題專家的地位陡升，喬治·凱南因蘇聯問題成名，基辛格因中國問題成就大富貴，布熱津斯基和美國前國務卿賴斯都是研究蘇聯問題起家。近年來中美關系成為東西方地緣政治格局的決定性因素，但是美國總統的顧問班子中缺少真正精通中國歷史文化和政治的一流專家，甚至沒有人懂中文和具有漢學功底，而一個時期以來美國壟斷資本集團在思想和政治上又極度僵化和偏執，這就使其對華政策承擔著很大的風險。而中國的國際問題研究領域自由主義和崇美思潮盛行，卻不喜研究西方最有用也最推崇的地緣政治學，加以人們往往對美國的種族主義、殖民主義和重商主義歷史了解有限甚至不愿意了解，一些人甚至對馬列主義特別是帝國主義論抱著不以為然、不屑一顧和輕浮鄙視的態度，對中國自身的歷史和文化也所知不多，對國內外形勢的迅速變化和時代的政治訴求感覺遲鈍，以及對人民群眾的愿望相當隔膜甚至表現出冷漠和對立，也導致一個時期以來中國的對外政策承受不小的風險。

　　西方地緣政治學是一門很有用的學科，國玉奇、B.邱德諾夫著《地緣政治學與世界秩序》將地緣政治學的功能概括為四個方面，簡明扼要，筆者受其啟發，這里根據自己的理解加以闡發。

　　第一， 政治認知和政治導向功能

　　地緣政治形勢、因素、作用和趨勢等等，現象千姿百態，極其錯綜復雜，又瞬息萬變，信息量極大。對這些現象和信息進行梳理、加工、分析研究并上升到理論化的認知，有利于正確地理解和詮釋全球和區域地緣政治發展現狀和趨勢，無論對于國家戰略、政府、企業決策和行為、政策研究和學術研究乃至社會一般日常認知，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特別是可以為國家、各級政府、大型國有企業、跨國公司、跨國銀行的國際戰略提供理論依據和具有導向作用。德國地緣政治學先驅K.豪斯浩弗(1869-1946)說：“地緣政治學為政治行動提供保障并指引政治生活的方向?！?146)(轉引自國玉奇、B.邱德諾夫：《地緣政治學與世界秩序》，重慶出版社2007年版，第4頁)這是地緣政治學最重要的功能，這門學科其所以在西方國家特別是在美國政治影響極大，成為第一顯學，原因也在于此。

　　第二， 政治預測和預警功能

　　地緣政治認知需要正確地描述地緣政治現狀，但主要目的還在于，在分析研究的基礎上對全球和地區的地緣政治發展趨勢作出盡可能靠得住的判斷和預測，為國家、企業戰略和政策提供依據和建議，或直接參與戰略、政策制定過程。地緣政治研究還要能對全球和區域的地緣政治態勢進行持續、深入、全面的觀察、監測、追蹤，在此基礎上進行分析研究，對地緣政治機遇和風險做出提示、預警。例如本國有無戰爭威脅，哪里會發生戰爭、政變、政局動蕩和大規模社會動亂，可以出現地緣政治風險或機會，可以渾水摸魚，或者可以制造渾水而摸魚，以及防止敵方滲透，制造動亂，渾水摸魚，等等。正因為如此，地緣政治學、國際政治經濟學等學科在西方國家成為政治家、跨國公司、跨國銀行等政府、政黨和大企業高層決策最為倚重的學科，成為社會上層的第一顯學，而西方經濟學由于抽去了政治和階級斗爭(薩繆爾森語)，基本上是大學教授的職業和向發展中國家輸出的地緣政治工具。

　　第三， 政治控制功能

　　帝國主義、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跨國公司對殖民地的控制和對新殖民主義以及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條件下變相殖民地的統治，對全球和區域原料、能源產地、商品市場和投資市場的控制，從根本上說都是政治控制。實行這種政治控制，需要地緣政治學對全球和區域各領域的信息進行采集、加工、分析研究，在此基礎上作出疏理、分析、判斷、結論和預測，形成政策建議，供政府和跨國公司采用，或直接參與制定政策。按照美國政治學大師摩根索的概括，20世紀帝國主義的擴張在理論和實踐上分為軍事帝國主義、經濟帝國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對于三種帝國主義，地緣政治學都是好幫手。

　　第四，意識形態和政治洗腦功能

　　正是由于地緣政治學有政治認知、政治導向和預測功能，所以成為西方國家最有影響力的一門學科。同時由于地緣政治學是西方文化的產物，滲透著種族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毒素，本身就是壟斷資本主義的產物和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加以它完全否認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也不承認人心向背的作用，決定了它不可能是一本真正的科學，本質上是帝國主義全球對外擴張的工具。在冷戰條件下，美英地緣政治學向西方人文社會科學各學科廣泛滲透，已經成為無所不包的學科。20世紀70-80年代以來，美國等西方國家將西方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滲透著西方意識形態的人文社會科學教材和著作大規模出口至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推動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洗腦運動。這項意識形態戰略取得了不俗的成績。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發生以后，面對新自由主義的全球性破產，布熱津斯基自嘲地說：全球化就是美國式的布道。

　　西方地緣政治學的根本缺陷，是沒有人類理想的大道引領，沒有人類道德高度，缺少科學的理論指導，更沒有馬克思主義，流為國際壟斷資本集團的博弈之術。在前蘇聯，地緣政治學長期被視為“帝國主義殖民擴張和辯護的反動理論”，這種政治定性并沒有錯。但是僅靠定性分析就得出全盤否定的結論，說它是“是資產階級和納粹編造的謊言，是偽科學”，則不免教條主義和簡單化，成為武斷。事實上，地緣政治學如同西方許多社會科學一樣，偏見、謬誤和真理因素蕪雜，它總體上不是一門真正的科學，但也不全是偽科學，判斷偽科學的關鍵是它有用還是沒用。斯蒂格利茨說：“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對轉型國家基本沒用”，言外之意是基本上偽科學。但是地緣政治學有用，如果引進加以改造，可以為我所用，所以不能全盤否定。蘇聯解體以后，俄羅斯學者痛感地緣政治學有用，出現了一批地緣政治著作，其中彼得羅夫的《俄羅斯地緣政治：復興還是滅亡》一書將美國發動的“文明沖突”提到第四次世界大戰的高度，以大量翔實的資料和令人信服的分析，揭示了俄羅斯面臨民族滅亡的現實危險和前景。痛定思痛，地緣政治學已經成為當今俄羅斯的顯學?，F實情況是，地緣政治學在國際上發展很快，“這一學科不僅成為改變國家乃至整個世界的真正工具，同時也越來越經常地被用來作為預測世界各國政策的理論依據?！?147)(同上，第7頁)

　　二、創建中國地緣政治學的緊迫性和若干基本原則

　　實踐證明，離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基本方法，又沒有地緣政治學工具，是一個時期以來我國國際問題和國際關系研究愈來愈脫離實際和遭到海內外輿論詬病的一個理論根源。近三十年來，中國學界引進了西方幾乎所有學科，更對自由主義思潮趨之若鶩，惟獨地緣政治學門庭冷落，乏人問津。究其原因，與擁抱全球化條件下涌起的“去政治化”思潮有關，一些人由厭倦“階級斗爭為綱”走向反面，似乎患了“政治恐懼癥”，表面上是要遠離政治，實際上往往陷入另一種政治，即對西方有利而對中國有害的政治。毛澤東說：“一切問題的關鍵在政治”，極為精辟，國際問題更是如此。直到2011年中國面臨復雜嚴峻的地緣政治形勢條件下，還有學者在重要媒體上發表一些似是而非、貌似明白其實糊涂的話：“看中西歷史要減少政治因素，政治只是中西文明上很小的一部分。看中西要用文明觀，要站在文明的高度看，國家、階級的概念都窄了一點，這有助于我們追求真實，而真實是追求善和美的起點?！?148)(金燦榮在文化論壇“1573年的世界和中國”上的發言，《為什么要研究1573》，《環球時報》2011年3月14日)“政治只是中西文明上很小的一部分”嗎?“很小”是多“小”?這個“很小”讓中國做了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可見政治無論在中西文明(關系)上“多大”或“多小”，卻是問題的關鍵所在，是決定中國命運的所在。相信聽到中國學者這種充滿布道意味的牧師語言，米爾頓·弗里德曼和薩繆爾遜這些美國學術教宗和洗腦大師都會發出“天堂里的笑聲”。亨廷頓說，全球軍事干預能力是“決定作為世界強國的美國軍事地位的主要因素，也是決定西方作為世界主導文明的主要因素”，“西方贏得世界，不是通過其思想、價值觀和宗教的優越(其他文明中幾乎沒有多少人皈依它們)，而是通過它運用有組織的暴力的優勢。西方人常常忘記這一事實;非西方人卻從未忘記?！?149)((美)塞繆爾·亨廷頓著，周琪、劉菲等譯：《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37)說西方靠暴力不是靠價值觀贏得世界霸權，這是實話實說，但要說西方人忘記了這一點，非西方人從來沒忘，卻不準確。事實是，西方政治和國家戰略以地緣政治學為依據，從未忘記暴力第一，即“政治掛帥”，而在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多年來由于西方大力推動“普世文明”思潮，導致社會對歷史失憶，對政治麻木，尤其有一樁不堪言，就是思維美國化，一些學者的言論日益變得像西方傳教士。一些人對中國歷史文化和西方歷史文化都缺乏有深度的研究，甚至缺乏必要的了解，更不知道中西歷史文化的區別乃有甚于政治分歧，主要由于近代以來西方的強勢和富裕而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盲目地接受西方理論，主要靠跟蹤西方國家的對外政策演變的現象來進行有關分析和預測，缺乏根基和深度，更沒有馬克思主義，容易流于八卦，更難以有效地理解和應對西方的地緣政治攻勢，乃至對西方發起“文明沖突”缺乏理解，既遲鈍、顢頇，更不知如何應對，熱衷于說一些不著邊際的話，誤人誤己更兼誤國。思想界、學術界的這種狀態是中國一個時期以來存在的一種地緣政治隱患。

　　蘇聯解體以后，墻倒眾人推，對蘇聯的許多指責其實缺乏根據。例如對于美國冷戰以來的地緣政治意圖，起初蘇聯和許多國家一樣，并不知曉，但是到20世紀80年代后期，“前蘇聯科學院的俄羅斯戰略思想家們卻很清楚。他們仔細研究了麥金德和盎格魯-撒克遜的地緣政治理論。但是蘇聯解體時，他們的聲音被淹沒了。市場經濟和充滿財富的美好前景已經轉移了俄羅斯精英們的精力。”(150)(有關分析參見(俄)瓦西里·列昂尼多維奇·彼得羅夫著，于寶林、楊冰皓等譯：《俄羅斯地緣政治——復興還是滅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08年版)在中國，由于長期不存在這門學科，中國對地緣政治缺少研究，以至于對1979年中美建交的地緣政治含義缺乏清醒客觀的認識，這是導致后來“階級斗爭熄滅論”、和平主義、綏靖主義思潮泛濫的一個思想理論根源。海外評論說“胡耀邦和趙紫陽堅決貫徹‘全面親西方、尤其親美國’”的政策，這讓美國“從經驗上證實了舒爾茨的‘中國對于親美政策別無選擇’的新理論”。(151)((美)廖子光著，林小芳、查君紅等譯：《金融戰爭》，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第205頁)這種情況直接導致了后來中國的某種戰略被動。根據美方解密資料，1973年2月18日基辛格對毛澤東說：“我們與中國開展貿易的興趣不是商業性的，而是建立一種我們雙方共有的政治關系所必需的基礎。”(152)(同上，第199頁)其所以用這種坦率的或稱赤裸裸的地緣政治語言準確、真實地表述美方的立場，是因為美方已經判斷出這符合當時中國的地緣政治需要，中國不做這種表述，毛澤東說他喜歡同右派打交道，是指雙方在當時對共同的地緣政治利益的認識，無需繞彎子，一拍即合。但是毛周都是老獵手，也都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對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都從不抱任何幻想，也不上當。不久尼克松下臺，毛周去世，中美關系留下一盤沒有下完的棋，已經有所倒退。例如美國實際上推翻了尼克松在臺灣問題上對中國做出的承諾，里根總統甚至在多種場合公然提出要與臺灣恢復“官方”關系，不久果然有了美國《對臺關系法》這部惡法，使得美國公然干預中國內政有了國內法的“依據”。中國為了中美關系和國內發展的大局，被迫咽下了這枚苦果，從此也就遭到美國持續不斷和得寸進尺、不斷加碼的公然敲詐和勒索。實際上，美中建交是美國全球地緣政治戰略中的一個環節，一個交易，一個籌碼，并不意味其戰略改變。所謂中美戰略伙伴關系對克林頓政府來說只是外交辭令，但畢竟兩國表面上都淡化了政治、經濟、文化和意識形態分歧，相互容忍，相互合作。在這個問題上，美國是表面上做出某些策略性的暫時讓步，實踐上對中國仍絲毫沒有放松“和平演變”的地緣政治攻勢。從地緣政治學角度看，中國改革開放中發生的地緣政治過程總體上和客觀上可以概括為“以某種和平演變換經濟發展”，這是美國戰略極力推動的，也是中國長期以來為了發展大局實際上容忍的。“發展是硬道理”的指導思想，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時，也必須看到，在特定歷史條件下被新自由主義思潮泛濫鉆了空子，其地緣政治結果是，在中國國內迅速分裂和生長出一種與美國利益捆綁的地緣政治勢力，這種地緣政治勢力人數不多，但是控制了巨大的各種資源，擁有十分驚人的能量。也由于種種原因，例如思想政治上放松警惕和研究不夠，中國社會滋生了許多有害的模糊認識。廖子光先生的評論代表了海外的一種地緣政治視角：“中國由于自信其歷史重要性而產生幻覺，自認為美國和中國友好的提議是承認中國作為一個泱泱大國的重要性。”這種批評并非無的放矢。事實上，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不久，在國內結束“階級斗爭為綱”和工作重心轉移的急遽轉折背景下，在80年代階級斗爭“熄滅論”的和平主義思潮很自然地迅速滋長，一種可以理解的但卻是盲目的泛愛主義社會思潮迅速傳播開來，1986年在北京舉辦的聲勢浩大的音樂會上百多名歌手齊唱“讓世界充滿愛”，既表達出人民群眾對于和平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政治上也反映出某種不切實際的一廂情愿，人們開始熱情地無條件地擁抱全球化，特別是熱烈擁抱美國的意識形態和文化，美國的思潮、生活方式乃至垃圾食品和各種色誘統統在中國成為現代化的象征。中美建交確實為中國贏得了一個戰略機遇期，但是其中真正的黃金時期，到1989年北京風波發生已經戛然而止，美國露出了帝國主義的牙齒，使中美關系遭遇重創。中國人看到，即使在1979-1989年那十年中美關系的黃金時期，美國也從未停止對中國的明槍暗箭，1989年2月美國甚至邀請在中國有極大爭議的方勵之出席老布什總統在北京長城飯店舉行的宴會，這件事與2011年2月22日美國駐華大使洪博培現身“王府井事件(鬧劇)”現場一事堪有一比。1991年以后，中美關系表面上重新修復，實際上在美國看來，中國可利用的全球地緣政治價值已經大大下降，而作為美國地緣政治對手(敵人)的地位上升，甚至認為中國的地位主要在亞洲，而且認為中國“別無選擇”。海外人士認為：“自從1990年11月柏林墻倒塌，隨后又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瓦解，證明中國領導層在天安門事件上的處理是正確的，但同時也使美國容忍共產主義中國的地緣政治基礎消失。因此，隨著1991年蘇聯解體，在其后的十年里，缺少地緣政治支持的中美關系變得失去方向感也就不足為奇了。這種關系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初，以應付蘇聯擴張主義為共同目的，以地緣政治原則為基礎，并隨著蘇聯解體而改變。”(153)(同上，第209頁)美國“反恐戰爭”的“戲法”后來被小布什總統說漏了：反恐就是反共，反共就是反華。終于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夕，演出了西方國家的反華大合唱。可見中美關系的“蜜月期”在為中國贏得寶貴的經濟發展機遇同時，在地緣政治上也使中國付出了不小的代價，包括中國的外交政策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的遭到誤解和失去世界左翼力量的支持，而世界左翼力量這一時期也衰落到極點。當中國終于發現美國確實將中國視為敵手且形勢日益嚴峻時，國際和周邊的地緣政治形勢已經大為改變，這時更需要自己能有勇氣，有擔當，有作為。“打鐵”需要本身硬，自己不硬，交不上朋友，例如俄羅斯對中國就頗有這方面的疑慮;自己硬了，必要時再打贏一兩個硬仗，朋友反倒會多起來，就會改變地緣政治形勢，如歷史上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所證明的那樣。

　　隨著近年來全球包括東亞地緣政治格局的迅速演變，中國的全球地緣政治地位迅速提高，于是東亞成為全球地緣政治博弈的焦點，中國的地緣政治風險也充分暴露。創建中國地緣政治學的必要性，已經毋庸置疑。實際上，發現地緣政治學對中國有用，并能將其推薦給黨和國家領導人，是著名學者何新先生在1989年北京風波之后做的一件功德。可惜中國至今沒有一個專門的地緣政治研究機構，這個領域只有一些散兵游勇，大多人微言輕，這種情況與當前我國面臨的形勢和任務很不適應。

　　不難看出，地緣政治學這門學科經過改造，對中國是有用的，中國要“走出去”，就更有用。而且前蘇聯雖然批判這門學科，卻也從戰略需要出發研究這門學科。簡單地說，地緣政治學分析，有助于理解和把握地緣政治趨勢，了解國家和民族所處的國際環境和安危態勢，正確處理國際關系，維護國家民族利益，維護和平，構建和諧世界。在西方，地緣政治學對總統、部長、銀行家、大企業首席執行官、學者等社會精英人士都是重要的知識。在我國，從高層領導到廣大干部、知識分子和群眾都應有不同程度的地緣政治思維和知識，用全球和區域地緣政治的視角思考問題，有助于開闊視野，形成遠見，提高思維和決策能力。特別是，當前內外形勢下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對提高戰略思維、戰略制定和戰略實施的能力的要求更高，也更緊迫;而這方面能力的強弱，首先取決于對世界歷史進程和現存體系變動及其趨勢的洞察力、判斷力和應對力。中國必須順應世界體系重心東移的趨勢，積極推動這個趨勢，使得這個世界更加平等一些，才有后發國家的空間，才能實現中華復興。這就既需要研究、跟蹤西方地緣政治學的理論和實踐，更要建立符合中國利益需要的地緣政治學，以便探索實現國家戰略目標的各種國際地緣政治條件和通向這個目標的路徑。也只有這樣，才可能“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實際上近年來這方面國內已經有人開始在做。

　　創建符合中國利益需要的地緣政治學，或稱中國版地緣政治學，需要確立若干重要原則。

　　第一，劃清中西兩種地緣政治學的本質界限，兩者性質不同，目的也不同。西方地緣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實力，中國地緣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價值(正義)，與此相聯系，其核心地緣政治思想是“得人心者得天下”。這是古往今來東西方兩種完全不同的地緣政治范式，也是兩種不同的地緣文明范式。這是性質不同，前者是帝國主義霸權的工具，后者是服務于中華復興與人類和平進步的地緣政治利益，我們的目的是要用未來的人類地緣文明范式取代地緣政治范式，這就需要非西方的特別是中國的優秀地緣文明參與引領。地緣政治學是西方學科，需要引進，但地緣政治學，顧名思義，不同的“地緣”有不同的“地緣政治”，更有不同的地緣政治學。地緣政治，從根本上說，由不同的地緣文化決定，既有不同的地緣政治利益，更有不同的地緣政治戰略和目標。不同的國家，特別是像中國這樣地處東方，歷史悠久，文化體系獨特，而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不可能與西方國家使用同一個地緣政治學版本。且中國是蘇秦、張儀的老家，自古以來是地緣政治大國，春秋戰國時期就有極其豐富的地緣政治思想和實踐經驗，這方面有無數精華多被歷史淹沒，需要發掘。中國從古至今極其豐富多彩的地緣政治思想和實踐，是人類社會的一項無比珍貴的資源，整理出來就是一部極其精彩、舉世無雙的地緣政治學。中國古代軍事理論發達，與此相聯系，地緣政治思想也極其豐富，例如，《孫子兵法》、《左傳》、《戰國策》、《東周列國志》、《三國演義》等著作中都有豐富的地緣政治思想，“挾天子以令天下”、“尊王攘夷”、“遠交近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合縱連橫”、“天下一家，中國一人”都是春秋戰國時期就有的地緣政治思想，人心向背決定“天下”即權力得失，正是這個時期產生的卓越的地緣政治思想，秦漢以后，歷代都有這方面的思想和實踐資源，如三國時期著名的《隆中對》，又如漢初從對匈奴的韜光養晦的“和親”政策到武帝擊匈奴的有所作為。這里有必要印證一段歷史。

　　從公元前4世紀起，匈奴一直是中國北部最大的邊患。西漢(前206-8)初年，經濟凋敝，對內實行修養生息，對匈奴實行和親政策，持續六十多年，中經文景之治，到公元前135年左右的武帝(前140年即位)初年。臺灣著名學者余英時指出，和親“是漢庭以高昂的代價從匈奴手中買來的和平，而實際上除了他們極不牢靠的‘不侵犯’的許諾，漢庭沒有從他們那里獲得任何回報，這也許可以視為中國歷史上的另一種‘不平等條約’，在其后的時期內，當中華帝國的軍事力量衰弱而不能保持與強大的胡族之間納貢關系的平衡時，這種不平等條約以一種修正過的形式在不同程度上不時反復出現。這自宋代(960-1279)與遼(契丹，907-1125)和金(女真，1115-1234)的關系上表現得尤為真切?！?154)((美)余英時著，鄔文玲等譯：《漢代貿易與擴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頁注釋②)當和親政策被一再證明不僅無法解決邊患，且匈奴的需索愈演愈烈而成為漢朝沉重的負擔和無法忍受的屈辱時，和親政策日益受到抨擊，賈誼說：“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于一縣之眾，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系匈奴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眾為上之令?！?155)(《漢書》卷五十二)可見此事在漢朝廷議時爭論激烈，而且賈誼也確實膽識過人。其實廷議自秦始皇時已成為朝廷定制，難免爭論，歷史上“不爭論”只是政治家的“從權”。但是賈誼的建議直到三十年后才受到重視。公元前133年，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即位七年后，漢朝終于結束和親政策，訴諸武力，終于迫使南匈奴歸順，將北匈奴逐出大漠而西竄，基本上解決了歷史上長期為患中國的匈奴問題。

　　再如近代中國“以夷制夷”的地緣政治思想，至少可追溯到漢朝“以夷伐夷”的思想和實踐;又如漢唐直到明清長期存在的“厚往薄來”的朝貢體系(也叫貢納體系)，以及晚清的“師夷制夷”等等，都是中國地緣政治的優秀本土資源，指不勝屈，正面、中性和反面的都有，中性的如“和親”，反面的如春秋時期的“卑辭厚幣”、漢代賈誼的“五餌”論以及慈禧太后厚顏無恥的“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等等。(156)(“五餌”是漢初賈誼提出羈縻匈奴，將其置于漢朝和親政策框架內的著名建議：“賜之(指匈奴——引者)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府庫奴婢以壞其腹(指使其奢侈享樂縱欲，“壞其腹”實為“壞其心志”——引者);于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币姟稘h書》卷四十八顏師古的注釋。當時的匈奴人明知漢之和親政策是韜光養晦，“五餌”更有“和平演變”的目的，漢朝的叛逃者中行說在給單于的建議中明確指出了漢朝給予匈奴絲綢、米、酒等豐厚禮品背后的政治目的。參見《史記》卷一百一十。中行說是個宦官，文帝時期被作為公主的護衛派遣至匈奴。但他極不情愿，出于私憤，乃失卻大義，投靠匈奴與漢朝對抗，遭到漢人極度痛恨，實為最早期的漢奸。漢奸一詞是否由此而來，很有可能。但是匈奴上層對于漢朝的高檔消費品受用已久，不能自拔了。此為中國漢初對匈奴搞的“和平演變”，故當代美國的喬治·凱南和杜勒斯們應拜賈誼為祖師爺。但是美國的當代杜勒斯們能夠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在當代中國大搞“和平演變”而成績不俗，也說明盎格魯-撒克遜的帝國主義這方面著實了得。順便說，現今也有中行說這樣的人，出于對共產黨的私憤，乃失卻中華民族大義，近年來每每上演幫狗吃食的反華鬧劇。)

　　從當代看，毛澤東的許多重要著作如《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論持久戰》等等，以及“三個世界”理論也都是地緣政治學杰作。要在整理消化本國地緣政治思想和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引進和消化西方地緣政治學，創建中國地緣政治學。理論上、邏輯上應當如此，實踐上難以一下子完全做到;至少也要總體上兩者齊頭并進，現在實際上是倒過來做，先引進，再補課，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無論如何，立足本國，立足當代，而不是為引進而引進，為學術而學術;古為今用和洋為中用，都要服務于中華復興偉業和中國參與引領人類和平進步事業的地緣政治目標。

　　第二，西方地緣政治學必須經過徹底改造才能為我所用。西方地緣政治學是帝國主義擴張和爭奪霸權的工具，對比必須用馬克思主義加以清醒地認識和定性。從中西地緣政治思想(理論)的區別看，根本區別在于兩者所依托的文明體系不同，價值觀基礎不同，因而對人類價值、人心向背的看法不同。西方否認人心向背，是實力至上原則。中國則是價值至上也是人心至上。對此也還有必要從中西文化的第一層次也是決定性層次即精神文化層次加以比較，才能更深刻全面地認識和區別。(157)(參見鄭彪：《中國軟實力“決定中國命運的兩種思路》第三、八、九章，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年版)從地緣政治學的內容看，其理論基礎之一地理決定論，不是科學，之二、之三的軍事戰略理論和文化理論包含和滲透著西方種族主義、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馬爾薩斯主義、歐洲中心主義等“三聚氰胺”。這些糟粕如不剔除，就生吞活剝，照搬照抄，搞得不好如同太阿倒持，政治自殺。但是其中有合理因素，甚至有精華部分，例如地理環境雖不是政治的決定因素，卻是影響政治的重要因素;地理與文化相關，地緣文化也是影響政治的重要因素，被沃勒斯坦認為是“西方地緣政治學的底蘊”，這種西方的文化底蘊，與中國完全不同，但是西方民族的地緣文化，陶鑄其價值觀、靈魂和精神世界，構成一國地緣政治學的基礎。西方地緣政治學經過百多年發展演變，與時俱進，有不少東西包括西方國家幾百年爭奪霸權過程中世界各區域、各國家民族盛衰沉浮的經驗教訓，可以有條件地研究借鑒。所以，對西方地緣政治學體系需要能從總體上把握，找出其長短優劣所在，痛下一番改造的功夫。

　　西方地緣政治學不是一門真正的科學，也沒有嚴密的學科體系，其內容主要是兩部分：一部分是幾種地緣政治學說支撐起來的基礎理論，另一部分是這些學說在地緣政治上的應用，為國家、國家集團和其它國際實體(如跨國公司)的國際活動提供指導、咨詢、意見和建議，等等。所以肢解其理論體系主要指前者。肢解的辦法首先是“去‘西方中心論’”。世界歷史不是以西方為中心發展起來的，以此為指導書寫的歷史是不真實的，虛構的。我們不主張以“亞洲中心論”取代“歐洲中心論”，但是主張恢復歷史真相。東方國家，特別是中國和中國文化的地緣政治影響，在世界歷史上相當巨大，儒家文化圈、朝貢體系、鄭和下西洋，等等，都是中國地緣政治學古代部分的范疇。即便就20世紀以來而言，本質上也是西方從巔峰開始跌落，中經峰回路轉，又趨衰落，總體上是走向衰落的歷史過程。這其中，對于削弱西方霸權，改變世界地緣政治格局，在很多方面亞洲、東亞包括中國都有著重要作用。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的地位、作用更具有某種決定性意義，這是當代中美地緣政治關系具有全球意義的基本背景。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詮釋世界歷史進程和與此相聯系的全球地緣政治格局變化，馬克思主義有不可替代的優勢和作用，這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對象是社會生活的本質關系即生產關系，故能夠揭示社會發展規律。這方面。馬克思主義本身也是一種地緣政治學，對此下文還要專門討論。這樣一搞，中國地緣政治學的基本思路、體系框架就大體上有了，照此努力，假以時日，學科面貌必將煥然一新，在國際上也能獨樹一幟。

　　第三，對西方地緣政治學需要做“拔毒”和“輸血”兩方面的工作。在對學科體系進行改造的基礎上，對具體內容首先需要“拔毒”。所謂“拔毒”，是指將西方地緣政治學中所包含和滲透著西方種族主義、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馬爾薩斯主義、歐洲中心主義等等毒素拔去。例如，美國地緣政治學家喬治·弗里德曼說：“在我們所處的時代，國民身份意義重大。地緣政治學教導人們，國際關系是人類生活中的關鍵部分，這也就意味著戰爭是家常便飯。”(158)((美)喬治·弗里德曼著，魏宗雷、杰寧娜譯：《未來100年大預言：21世紀各國大派位》，海天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頁)美國不僅歷來靠戰爭發財，而且簡直就是一架戰爭機器，事實也確實如此。這些西方地緣政治學的糟粕，中國不能學。不能學的意思是中國不能拋棄自己的價值觀，學習西方做“食人獸”、戰爭販子，但是又要學打仗的本事，孔子教的“六藝”其中還有“射、御”兩門武功呢。至于“輸血”，是指要注入一些東西，主要是注入中國價值觀和中國古代、近現代地緣政治學說和歷史經驗、著名案例，等等，當然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還有，西方地緣政治學的一部分內容是地緣文化，也很重要，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提出“文明沖突”論，實際上是指種族沖突和地緣政治戰爭，需要使用比較文化的工具和視角。

　　第四，將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古代、近現代地緣政治思想和歷史經驗注入其中，地緣政治學就不僅有了中國“精、氣、神”，加以吸收世界各種地緣政治學流派的精華，中國地緣政治學必將獨樹一幟，成為該領域的一枝奇葩。首先要注入中國價值觀，崇尚仁道，追求正義，子曰：“政者，正也”，重視“師出有名”，表現在一個根本性地緣政治思想就是重視人心向背這個重大的地緣政治因素，所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天下畔之”。西方不信，也不講這一套，不分正義非正義，其實是沒有正義，也就不講正義，只重實力，完全是另一種價值觀。喬治·弗里德曼說：“地緣政治學不涉及事情的對錯，不涉及領導人的品行，也不辯論外交政策，它只涉及制約國家和人類的客觀力量，這種力量迫使人們以特定的模式行事。”(159)(同上，第35頁)這是騙人的，西方地緣政治學排斥價值判斷，只相信權力和財富的力量，其實是暗含著美國的金錢財富、實力至上的價值判斷，這樣才能為帝國主義擴張服務。按照西方地緣政治學，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取得勝利，中國打贏朝鮮戰爭，都無法解釋。如果西方地緣政治學引進正義的價值判斷，而權力和財富又不能占領人類道德高地，擴張是非正義的，這門學科根本也沒辦法生存。

　　三、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地緣政治學解讀

　　地緣政治學有政治認知、政治導向等四方面的功能，但是歸根結蒂，地緣政治學是代表某種利益，以改造地緣政治秩序、格局和面貌。由不同的地緣文化和利益決定，地緣政治學有不同的思想理論形態。人類自古以來有兩類最具代表性的地緣政治思想和地緣政治秩序，前者是以中國文化為代表、為基礎的東方(亞)地緣政治思想和秩序，實踐上就是東亞朝貢體系，這個體系以中國為核心，實行禮尚往來甚至厚往薄來、公平貿易，不以剝削欺壓為手段，是一種和為貴的王道政治和大體上和諧的地緣政治體系。這個東亞朝貢體系形成于中國漢初，至唐宋時期已相當發達，聲名遠播，明末隨著西方殖民者入侵東亞開始衰落，到19世紀下半葉終于解體。后者是以西方基督教文化為代表、為基礎的西方地緣政治思想和秩序，這個體系由十字軍東征萌芽，由西歐大航海運動的殖民擴張發軔，形成于17世紀即威斯特伐里亞體系，前期沒有一個穩定的核心，到19世紀由英國為首建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這個體系先由英國，后由美國為核心，以暴力為前提和基礎，以自由貿易為名義，以強制傳教和宣揚自由主義為意識形態掩護實行血腥的屠殺包括種族滅絕、殘酷的掠奪、剝削，是一種典型的霸權主義的地緣政治體系，至今已經將人類引向核戰爭、生物武器戰爭和人類面臨毀滅的邊緣。

　　然則西方文明中也有追求真理、崇尚正義、解放人類的一路，表現為在19世紀西方文明發展到頂峰時代誕生了馬克思主義?！顿Y本論》其所以是“工人階級的圣經”，就在于它是指導無產階級和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翻身解放，從而改變資本主義地緣政治秩序的和實現自身利益的地緣政治學。

　　以上論述已經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了某種地緣政治學解讀。實際上，馬列主義本質上是革命的理論，也就注定其具有地緣政治學性質。馬列主義在20世紀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翻轉過來，是最偉大也是對中國最有用的地緣政治學。其中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論和階級斗爭理論、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更是后發國家一種卓有成效的地緣政治分析工具和理論。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實際上是以馬列主義為指導，通過暴力革命開辟十月革命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成功地實現了一場地緣政治革命，使蘇聯異軍突起，后來居上，以驚人的速度、卓越的建設成就和蕩平德國法西斯主力的軍事成就迅速地崛起為世界超級大國，得以與西方平起平坐，也成功地開辟了俄羅斯獨特的現代化道路。列寧也因此成為世界無產階級導師，實際上也是以顛覆了資本主義世界地緣政治格局的驚天偉業成為當之無愧的20世紀東方地緣政治大師。在這方面，斯大林無愧是列寧的學生，而斯大林以后的蘇聯領導人如赫魯曉夫、戈葉之輩，則將俄羅斯幾百年來包括蘇聯74年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的地緣政治成果幾乎喪失殆盡，實為俄羅斯民族的不肖子孫。

　　地緣政治學在中國有極深厚的歷史淵源，春秋戰國時期就積累了極其豐富多彩的地緣政治思想和實踐。兩千多年來中國老百姓世代受儒學正統思想熏陶，接受王道，崇尚正義，反對苛政，也善于反抗，對地緣政治學有自己樸素的理解和表達，最簡潔的語言叫“造反”。世界進入資本主義時代，中國受制于西方地緣政治霸權，被定格為半殖民地，太平天國運動失敗表明，沒有現代科學理論指導的農民起義的造反老路已經不通，需要向西方尋求革命真理。孫中山為中國接受和宣傳社會主義思想的第一人(梁啟超語)，“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是資產階級革命綱領，也是一種地緣政治思想。至于他創立的三民主義，作為社會主義理論在中國的一種早期形態，理論上有建樹，實踐上民生主義由于不符合地主資產階級利益而被閹割，更被蔣介石拋棄。孫中山晚年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實際上開始認識到馬列主義領導人民群眾反轉乾坤的偉大地緣政治力量。20世紀徹底改變中國命運和面貌的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中國革命的面貌從此煥然一新。”這相當于孫悟空從東海龍王那里借來了個如意金箍棒，有了馬列主義理論，也是造反(“大鬧天宮”)的方法和工具，也是地緣政治工具。著名旅美歷史學家何炳棣說，中國共產黨將一個“‘阿Q’式忍辱待斃的民族一變而為一個艱苦卓絕、坦誠果毅、憂思深遠、勤樸武健的民族”，“這才是人類史上最大的奇跡!”(160)((美)何炳棣：《從歷史角度看新中國的特色與成就》，香港《七十年代》一九七四年三月號)這也是世界和東亞地緣政治的奇跡。創造這個奇跡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乃是由中華傳統文化哺育出來的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心有靈犀，很快接受了階級斗爭理論，并將其作為馬列主義全部學說的核心，其實也是將其作為地緣政治學理論運用于中國革命實踐，取得政權，建立新中國。毛澤東晚年說了一句著名的話：“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蒂，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根據這個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爭，就干社會主義?！边@句話是馬列主義，又頗具中國特色，乃是將階級斗爭理論與中國歷史上的造反思想傳統相結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句代表性語言，也是現代翻轉中國在全球地緣政治格局中地位的具有根本性的重要地緣政治思想。毛澤東將馬列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與中國歷史的造反傳統相結合，并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加以理論創新，找到了繼續造反的大民主辦法，就是黨內出資產階級而人民群眾造反，中央出修正主義而地方造反，中國黨出修正主義而兄弟黨造反的辦法。(161)(參見1964年毛澤東會見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日成的談話)這些長期以來被認為是極“左”的錯誤理論，卻正在新的形勢下再現其思想魅力，歷史往往頗為吊詭。“干社會主義”至今對于突破資本主義全球化，突破中美地緣政治瓶頸，對于實現中華復興偉業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毛澤東從馬列主義全部學說中悟出了“造反有理”，就是將馬列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用做地緣政治博弈，根本思想是依靠人民群眾，依靠大多數人，與中國古代得人心者得天下的卓越地緣政治思想大義相通，一脈相承;而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與中國春秋戰國時期就有的，而為歷代仁人志士所共同追求的大同理想，一脈相承，大義相通。而中國共產黨在不到一個世紀里其所以能夠領導中國人民取得史無前例的翻天覆地的巨大成就，其秘訣還在于救亡圖存、中華復興具有無比強大的民族凝聚力，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因而具有無比強大的動員能力和組織能力，兩者結合起來也就是無比強大的地緣政治能力，因而“任何人間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

　　春秋時代中國就有“得人心者得天下”的杰出的地緣政治思想，孔子概括為“政者，正也”，《孟子》中關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有精辟的闡述，以后的歷代政權和政治家、思想家都非常重視人心向背，成為中國道統、政統和學統的一個基本思想，共產黨有馬列主義，實為將人類大同理想加以當代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表述。1944年8月12日毛澤東在修改一篇文章時說：“一切問題的關鍵在政治，一切政治的關鍵在民眾，不解決要不要民眾的問題，什么都無從談起。”(162)(陳晉：《讀毛澤東札記》，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58頁)國內問題是如此，國際問題也是如此，這個道理很簡單，卻是杰出的地緣政治思想，今天對于解決中國的內外部問題仍具有指導意義。毛澤東作為中國革命的偉大領袖也是在20世紀中華民族付出巨大民族犧牲和艱苦卓絕的長期斗爭包括戰爭實踐中，悟出這一極其深刻的道理的。中國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這是政治定性，要爭取獨立解放，必須在政治上翻身，也只有暴力革命一途，而且只有靠馬列主義指導，靠人民群眾力量，才能成功，叫做民眾政治。西方國家靠殖民擴張起家，百多年來的帝國主義已經不止是地理擴張，而是從地理到對全球經濟、文化、信息、思想、心理的擴張和控制，叫做地緣政治，號稱精英政治，實為為少數人牟利和實現其全球野心的政治。

　　中國共產黨創造的“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成功的中國革命戰略，也是成功的中國特色的地緣政治戰略。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和實踐，實際上就是“農村包圍城市”理論在全球戰略上的出色運用?？上М敃r中國的經濟實力和地緣政治力量不夠，如果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有當時蘇聯的實力，20世紀下半葉的世界歷史就完全是另一幅面貌。所以，毛澤東的戰略思想，包括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戰略思想以及三個世界的基本思想和實踐，仍然具有巨大的現實意義。

　　1996年江澤民同志在新自由主義浪潮洶涌而來的時候，提出“領導干部要講政治”，這個提法非常好，也非常重要。政治是要掛帥的，政治掛帥不是否認經濟、排擠經濟，而是從政治方向上領導經濟，保障經濟，使經濟發展和經濟改革不走邪路;政治不掛帥，任憑新自由主義浪潮泛濫、沖擊、掛帥，任憑美國蠶食和圍剿中國，那叫不講政治，或者講了另一種政治，用鄧小平晚年的話說叫“走了邪路”。經過1979年以來的三十年改革開放，回顧建國六十年以來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人們深感不但“一切問題的關鍵在政治”，而且“一切政治的關鍵在民眾，不解決要不要民眾的問題，什么都無從談起?！碑斍爸袊e國上下如此重視民生問題，也是由于執政黨堅持馬克思主義，深知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內外問題的鑰匙，就在這里。

　　用地緣政治學方法考察20世紀以來世界歷史和地緣政治格局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考察近代以來中國歷史和地緣政治地位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對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所具有的，以往為人們所忽略的地緣政治學性質，就會有豁然開朗的新的認識。這其實也是西方百多年以來一貫仇視、詆毀馬克思主義，特別仇視和惡毒攻擊列寧主義，包括近三十年來所有反動勢力、錯誤思潮詆毀毛澤東思想、丑化毛澤東形象以及千方百計地誘導中國放棄毛澤東思想的根本原因所在。正因為如此，薩繆爾遜說：“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太大，不能聽任馬克思主義者支配?！?163)(轉引自吳易風：《西方經濟學家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烏有之鄉網2008年3月1日)“不能聽任馬克思主義者支配”，于是有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浪潮的“反支配”。對于歷史和現實的中外政治風云和理論風云，不是坐在書齋里一味追隨西方思想理論，脫離社會發展實踐，坐而論道所能理解和認同的。毛澤東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成果，早已經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乃至整個中華民族的生命所系，中國的地緣政治利益所系，須臾不可離開。這與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思想和實踐，是必須加以清醒地科學地反復甄別和嚴格地區分的兩個問題。20世紀90年代錢學森同志在一次談話中語重心長地說，如果丟掉了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中國就完蛋了!俄羅斯人有社會主義建設和計劃經濟的寶貴經歷，有經歷20世紀90年代那場地緣政治災難前后的對比，對新中國走過的歷程和地緣政治變化有獨特的角度和深邃的觀察，最近著名經濟學家波波夫教授明確地指出：“最近三十年中國成功的先決條件絕大部分是在1949-1976年間創造的。毫不夸張地說，沒有毛澤東政權所實行的政策，1979年以來市場類型的改革不會取得現在這種令人矚目的成就。在某種意義上，1979年以來的經濟自由化僅僅是錦上添花。其余的要素，最重要的是強有力的制度和人力資本已經由以前的政權提供了。沒有這些其他的要素，在任何時期和任何國家，單獨的自由化是從來不會成功的，甚至有時候會適得其反，如上世紀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就是這樣?！彼€指出：“中國的國家能力強大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如果中國的國家能力被持續削弱(這一點近三十年來一直在進行)，那么中國將下降為‘標準的’發展中國家。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迅速增長就會結束，中國模式將不復存在。”(149)(《波波夫談中國發展模式》，《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1期)錢學森的話是一個偉大的愛國科學家畢生最深刻的政治體會;波波夫的論證是用發展經濟學的語言詮釋20世紀中國地緣政治的變化和揭示其中的道理，都值得深思。歷史證明，國際國內的有識之士也這樣認為：毛澤東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成果，是中國革命和建設道路的理論基礎，與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從根本上是一致的，也必然成為新時期科學發展觀的理論基礎。20世紀80年代黨內曾出現將毛周在政治上割裂開來甚至對立起來的思潮，對此鄧穎超同志晚年曾十分嚴肅地加以糾正。近年來又出現將毛鄧在政治上割裂開來和對立起來的思潮，都是錯誤和有害的。如果一定要將其對立起來，不僅理論上和邏輯上不通，而且其結果必然導致執政黨的政治分裂，要么是放棄了20世紀中國共產黨的最偉大思想理論成果和否定了黨自身90年的偉大實踐，要么就陷第二代、第三代領導人于不義。

　　自由主義的水晶球已經失靈，東西方重新發現馬列主義的范式有用，有大用。其實馬克思主義在西方一直被公認為是一個有用的范式和理論工具，馬克思主義需要發展，包括方法論上也可以有不同的維度，例如地緣政治學維度包括地緣文明比較的維度，這是筆者的一孔之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具有地緣政治學意義，是中國克敵制勝的思想武器。近年來中央提出：“思想理論建設是黨的根本建設”(十七大報告語)，既切中時弊，又高瞻遠矚。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周年，回顧九十年來中國人民艱苦卓絕的奮斗歷程，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進行一番地緣政治學解讀，應屬開卷有益，也是一種實用的思路和方法。

　　(本文系拙著《世界變局與中國前沿》第一章的第四節，該書殺青于2011年6月，近日將由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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