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中國的國際戰略著眼于聯合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抗蘇聯霸權，以便減輕北方大陸邊境的軍事壓力，從南方發起經濟上的改革開放。由于中美關系緩和，鄧小平借機提出解決臺灣問題，香港問題還不在當時的決策視野中。然而，英國人提出續簽新界土地租約，迫使他提前思考香港問題，把解決香港問題作為解決臺灣問題的范例。這種決策的轉變加速了香港問題的提前解決，無疑不利于英國人，以至于不少人認為從土地租約問題入手是一個巨大的戰略錯誤，假如按照“澳門模式”可能又是另一種情形。
其實，英國人當時選擇在租約這個法律細節上偷步，是幻想著繼續維持殖民統治。這種思路由于一九七九年撒切爾夫人的上臺進一步強化。其時，冷戰格局發生了有利于英美的轉變：蘇聯入侵阿富汗遭到了全球抗議，中越戰爭和鄧小平訪美，使得“鐵三角”不利于蘇聯；蘇聯計劃經濟的弊端暴露無遺，撒切爾夫人和里根則推行自由政策重振資本主義經濟；軍事上里根拋出“星球大戰計劃”力圖取得對蘇聯的戰略優勢，而撒切爾夫人則通過馬島戰役來重振大英帝國的雄風。然而，在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遭到唾棄的時代里，撒切爾夫人必須為戰爭尋找新的理由：
福納克（即馬島——引者）的人民和英國的人民一樣，是海島民族……他們人數不多，但一樣有權利過和平的日子，選擇他們想要的生活方式，決定他們想要效忠的國家。他們的生活方式是英國式的，它們的效忠對象是英國皇室。我們要盡一切可能維護他們的這些權利，這是英國人民的愿望，也是女王陛下政府的責任。（《戴卓爾夫人回憶錄》（上），122頁）
撒切爾夫人在議會中的這段演說的理論基礎就是《聯合國憲章》中所肯定的“民族自覺”理論。這既是威爾遜的原則，也是列寧的原則。威爾遜和列寧的民族自決理論強調受殖民地統治的民族從殖民地的枷鎖中解放出來，自己決定自己的前途。可實際上，威爾遜希望的是這些殖民地從西班牙、英、法、德這些老牌殖民主義者中解放出來，然后納入到美國的保護體系中，比如拉美、東南亞就是如此。而俄國則把基于民族自決理論從奧斯曼帝國和莫臥兒帝國中獨立出來的中亞諸國直接并入到蘇聯。撒切爾夫人再次啟用民族自決理論，不過是為了改變大英帝國從一九五六年蘇伊士運河慘敗以來似乎已注定日漸式微的命運，使英國重新獲得信心。正如撒切爾夫人在勝利后所言：“我們不再是個日薄西山的國家。我們已重新尋回自信……絕對不要把這場勝利解釋為回光返照，決不是這樣——我們感到愉悅的是，英國已經重燃過去世世代代的耀眼光芒，而且近日的榮光絕不比過去遜色。英國已在南大西洋重尋自我定位，而從今以后，只有更加奮步向前，保持這份榮耀。”（同上，172頁）正是帶著這份自信和傲慢，撒切爾夫人踏上了中國的旅程。
和馬島一樣，英國人在香港地區問題上也有一張政治牌，這要歸功于麥理浩治港十多年的成就，香港精英階層已認同了英國統治，開始抗拒回歸。但英國政府很清楚，這張牌在香港無效，因為它沒有實力與中國開戰。不過，和馬島不同，英國人多了另外兩張牌：三個國際條約的法理牌和香港地區已成了“生金蛋的雞”的經濟牌。于是，一九八二年九月，撒切爾夫人在與鄧小平就香港前途會談中，一開始就提出了香港的繁榮問題，認為香港繁榮系于香港人對前途的信心，而繁榮和信心系于英國的繼續統治，中英雙方只有在香港未來治權上達成協議，才能討論主權問題。表面上看，撒切爾夫人打的是經濟牌，但其背后卻隱含著法理牌，即主張三個不平等條約繼續有效，英國人合法地擁有對香港的主權，由此也擁有合法的治權，談判的主題只能是“九七”之后新界的主權歸屬問題。由此，通過香港繁榮這個中國政府極其關心的問題，撒切爾夫人在主權與治權問題上建立了內在的邏輯關系，并為后來所謂的“主權換治權”的談判思路做好了鋪墊。
對于撒切爾夫人的到來，中國領導人有充分的準備。鄧小平曾經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過，“香港不是馬爾維納斯，中國不是阿根廷”。對這位身經百戰的政治家來說，馬島之戰根本就算不上戰爭，大英帝國在馬島的勝利不能證明任何東西。他要面對的不是與英國人的軍事較量，而是政治較量。這場被譽為是“鐵娘子”與“鋼漢子”的談判往往被看做是主權意志的較量，但在我看來，這更多是政治智慧的較量，是話語主導權的較量。
面對復雜而嚴峻的形勢，能夠對整體態勢做出理性判斷和審慎把握無疑是政治家的第一美德，然而，如何能在這復雜形勢中把握對自己有利的政治話語，從而把握話語的主導權，把政治實力建立在正義或正當性之上，對政治家而言無疑是最高的境界。政治的基礎無疑是實力或者綜合國力，且軍事實力是決定性的手段。但政治之所以成為一種文明的行動，而非野蠻的暴力，就在于這種實力通常要以話語上的正當性表現出來，由于這種正當性或正義原則對野蠻的軍事力量起到了相當大的遏制作用，這種話語力量也就被當前的學者們熱炒為所謂的“軟實力”。因此，在政治較量中，誰掌握了話語權，誰就贏得了主動，誰掌握了對問題性質的定義權，也就掌握了話語的主動權。鄧小平在中英談判中表現出的強勢不僅是政治意志，而且是他通過對談判性質的定義，掌握著整個談判過程的話語主導權。
當撒切爾夫人經過對香港形勢的理性評估，放棄了政治牌而打出經濟牌時，已經用功利主義的利益計算取代了政治的正義原則。他們預期中國經濟發展對香港這只“下金蛋的雞”的依賴，至少會讓中國在香港的治權上有所讓步。確實，在改革開放初期，香港對于內地的經濟建設無疑具有重大的影響，而鄧小平也常常被人們看做是實用主義者。這其實是對鄧小平的巨大誤解，更是對中國共產黨的誤解。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將政治建立在正義基礎上，因此對政治正當性的理論闡述和不斷創建被看做是黨的生命所在。曾經參與中蘇論戰的鄧小平深知政治原則的重要性，因為它是政治正當性的源泉。市場和計劃作為手段，可以采用實用主義的立場，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對鄧小平來說，是不可動搖的政治原則。在香港問題上，主權歸屬就是不可以用經濟繁榮來交易的政治原則。因此，面對撒切爾夫人的香港經濟繁榮論，鄧小平從政治的角度重新定義香港問題。他在談話的一開始就明確指出：
我們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是明確的，這里主要有三個問題。一個是主權問題；再一個問題，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國采取什么方式來管理香港，繼續保持香港繁榮；第三個問題，是中國和英國兩國政府要妥善商談如何使香港從現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現大的波動。（《鄧小平論“一國兩制”》，香港三聯書店二○○四年，1頁）
首先是主權，其次是治權，最后是過渡。這是鄧小平對香港問題的完整定義。這種重新定義展示了鄧小平高超的政治智慧，它用一個新的理論框架重新定義了撒切爾夫人提出的香港繁榮問題。在他看來，香港問題的實質不是繁榮問題，而是主權歸屬問題，只有解決了這個根本問題，明確香港的主權是誰的，然后，這個主權者才有資格考慮如何維護香港繁榮。換句話說，在鄧小平的理論框架中，撒切爾夫人提出的問題根本就不存在，如果說香港主權屬于中國，香港繁榮問題屬于中國政府要考慮的，與英國人毫無關系，英國人應當關心的問題是如何過渡的問題，這才是中英談判的實質。
正是從主權問題入手，中國政府就掌握了整個談判的主導權和主動權，因為它直接回應撒切爾夫人假定的三個條約有效論。新中國成立后曾明確宣布三個不平等條約無效，并重申對香港、澳門擁有主權。一九七二年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黃華致信聯合國“非殖民地化特別委員會”主席，正式聲明香港和澳門是被英國和葡萄牙當局占領的中國領土，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完全是屬于中國主權范圍內的問題，不屬于通常的所謂‘殖民地’范疇。因此，當年聯合國大會將香港和澳門從“非殖民地化”的“殖民地地區名單”中刪除。這意味著香港的前途不可能獨立，而只能回歸中國。
正因為有這樣的歷史背景，主權話語無疑為談判爭取了政治主動權。當年，在中央內部討論香港問題時，不少經濟官員顧慮香港繁榮問題而對是否按期收回香港舉棋不定，外交部副部長章文晉在發言中慷慨陳詞，主張不按期收回香港就等于是李鴻章政府。這種主張獲得了鄧小平的首肯。在與撒切爾夫人的談判中，他直接提到這個問題，顯示中國收回香港的決心。因此，鄧小平理直氣壯地告訴撒切爾夫人：“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現在時機已經成熟了，應該明確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國將收回香港。”就是說，中國要收回的不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島、九龍。
至于說如何保持香港繁榮問題。當時中央高層的經濟官員，都存在類似“主權換治權”的想法，即主權歸中國，讓英國人繼續管治。鄧小平的偉大在于他既不是教條主義者，也不是機會主義者或經驗主義者，他的政治智慧就在于能夠在原則與現實之間找到最佳的平衡點，既能滿足左派主張的主權回歸，也能滿足右派主張的保持繁榮。在他看來，香港繁榮不是由于英國人統治，而是由于采取了資本主義制度。為此，他提出用“一國兩制”的模式來保持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維持香港資本主義的繁榮。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批駁了香港繁榮論，打消英國人以香港作為“下金蛋的雞”來要挾中國的企圖：
現在人們議論最多的是，如果香港不能繼續保持繁榮，就會影響中國的“四化”建設。我認為，影響不能說沒有，但說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中國的建設，這個估計不正確。如果中國把四化建設能否實現放在香港是否繁榮上，那末這個決策本身就是不正確的。人們還議論香港外資撤走的問題。只要我們的政策適當，走了還會回來的。所以，我們在宣布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的同時，還要宣布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所實行的制度和政策。（同上，2—3頁）
偉人之所以偉大，就在于他的目光投向了普通人難以想象的未來。香港回歸十年后，我們再來看這一段話，不能不為小平二十多年前的遠見所折服。鄧小平在香港問題上之所以采取強硬態度，既不是顯示實力的粗暴，也不是魯莽的沖動，更不是出于名留青史的政治虛榮心，而是出于成熟政治家對未來遠見以及由此產生的自信、剛毅和決心。如果說，小平在中英談判中表現出霸道的一面，那不是在主權問題上，也不是在繁榮問題上，而是在最關鍵的過渡問題上。
政治家的成熟就在于去除了任何虛幻的東西，無論盲目的迷信，還是天真的幻想。雖然當時中國與英美的關系很密切，但鄧小平很清楚，在香港問題上，由于涉及英國人的根本利益，他們不可能就此善罷甘休，必然會制造各種事端，威脅到香港順利過渡。為此他明確告訴撒切爾夫人：“我擔心的是今后十五年過渡時期如何過渡好，擔心在這個時期中會出現很大的混亂，而且這些混亂是人為的。這當中不光有外國人，也有中國人，而主要的是英國人。”（同上，3頁）對此，鄧小平立場堅定地告誡撒切爾夫人：“如果在十五年的過渡時期內香港發生嚴重的波動，怎么辦？那時，中國政府將被迫不得不對收回的時間和方式另做考慮。如果說宣布要收回香港就會像夫人說的‘帶來災難性的影響’，那我們要勇敢地面對這個災難，做出決策。”（同上，3頁）后來的事態發展也證明了鄧小平的遠見。
這可以說是一種霸道，是在最關鍵時刻展現主權中最硬的一手，即訴諸武力，提前收回香港。在此，鄧小平展現出支撐政治正當性或正義原則的主權意志，即對緊急狀態的決斷權。政治意志絕不是虛張聲勢，而是要做出實實在在的準備，更不是魯莽從事，而是對最壞的后果有著清醒的認識，并準備勇敢地承擔。當年，中國人正是準備好“打碎壇壇罐罐”，才勇敢地投入朝鮮戰爭，最后爭取到最好的結果。而在香港問題上，中國人也做好了香港發生動亂、提前出兵收回的最壞結果，才宣布收回香港，也爭取到談判的順利進行和香港的回歸順利。為此，鄧小平曾讓國務院算筆賬，香港每年給中國爭取到多少外匯，如果香港出現問題，對國家的經濟究竟會產生多大影響。
“主權是國家絕對和永久的權力。”十六世紀法國偉大的法學家博丹為主權下了這樣一個定義。就是這個定義，幫助歐洲的世俗君主戰勝了無所不能的教皇，建構了現代國家。也是這個定義，幫助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爭取到國家獨立。因此，在近代以來的中國政治哲學傳統中，最核心的概念無疑是主權，而且是人民主權。鄧小平與撒切爾夫人這篇不到兩千字的談話，無疑是關于主權學說的經典文獻。它在主權、治權與政權過渡之間建立了內在的理論關聯，王道與霸道雜糅，展現了政治家最高的德性：審慎的判斷、果敢的意志和高超的智慧。在西方經典的主權學說中，主權就意味著現實的政治統治，可是在鄧小平所闡述的主權理論中，中國雖然擁有香港主權，但卻并沒有行使這種主權。這種與西方理論的背離恰恰展現了中國對主權理論的發展和豐富，即區分了“主權權利”與“主權行使”兩個概念。在中英談判初期，通常采用的說法是“主權回歸”。對此，著名的國際法學家邵天任先生認為，香港的主權一直在中國，英國人從來沒有擁有香港主權，所以不存在“主權回歸”問題，而應該是“恢復行使主權”。鄧小平贊同這個說法，于是，“恢復行使主權”這個說法后來就寫在了《中英聯合聲明》中。也正是這個原因，“聯合聲明”也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國際條約，因為中英雙方沒有相互的權利義務關系。香港的主權屬于中國，中國完全可以單方面發表聲明宣布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現在，既然英國人也同意這個聲明，那就自然變成了“聯合聲明”。
（《戴卓爾夫人回憶錄》，香港博益出版集團一九九四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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