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政民主”--一項禍國殃民的“頂層設計”--《炎黃春秋》為黨的十八大定調

“憲政民主”——一項禍國殃民的“頂層設計”——《炎黃春秋》為黨的十八大定調

    

    2012年新年伊始，《炎黃春秋》即擺出一副教師爺的架勢，就中國改革下一步應該怎么進行，中國應該走什么道路發了一大通議論。今年第一期的“本刊編輯部”署名的“允許看、大膽試、可討論”為其首篇以及“中國改革論壇會議綜述”一文，推出了他們對中國改革和道路問題的“頂層設計”。拜讀了這兩篇文章，可以看出《炎黃春秋》的先生們當前懷著一種復雜的、急不可耐的心情。再過數幾個月，國人、世人都矚目的黨的十八大就要召開，為十八大定什么調子，十八大后的中國，其政治走向是什么，《炎黃春秋》的先生們、黨內民主派的諸位先生們認為此刻拋出他們的“頂層設計”，是他們自封的“擔當”。
    遺憾的是，他們的“頂層設計”全無眼球效應，他們擺出來的貨色全是幾年來他們在自己的文章中、各種研討會販賣的舊貨和絮絮叨叨、不盡不休的老調。集中起來，就是所謂“憲政民主”。在“編輯部”文章中，他們對十七屆的黨中央領導班子在今年即將離任之際，下了一道咄咄逼人的指令：“推出一個促進民主憲政的頂層設計”，認為這樣做了，就“可謂善始善終，繼往開來”。這就是說，推不出按他們設計的那種“頂層設計”，這一屆黨中央領導班子就不得“善終”，至于“開來”，不言而喻，他們是用同一種咄咄逼人的口氣，指令十八屆新一屆的黨中央班子接過十七屆中共領導班子按照《炎黃春秋》設計的頂層設計干下去。這八個字管了兩屆中央領導班子。好大的胃口喲！
    “編輯部”文章也是對本期刊發的“中國改革論壇會議綜述”一文所持基調的配合（當然，反過來說也可以。“中國改革論壇會議綜述”一文由“編輯部”文章給點了睛。該刊總編輯吳思先生在改革論壇會議上的發言某些字字句句，幾乎都用“編輯部”文章中的相關表述，一字不差，這不是為會議綜述在點睛么？）論壇會議上多位先生的發言，像排著隊似的一個接一個，淋漓盡致地、和盤不漏地既為西方憲政民主論叫好賣乖，又能恣意攻擊我國當前所謂憲政改革滯后的現狀。且看《南方周末》評論員鄢烈山說：“要求民主憲政法治的壓力，是對公平正義的渴望，是更高層次的，是正當的、有益的”；政治學家陳坡說：“出版法、新聞法和結社法，如果沒有這三個法律，中國的公民社會就不可能產生。我覺得這三個法律的推出和制定，可能是開啟今天和明天憲政改革道路，是中國未來的政治改革既正當又合法的一個非常根本的保證”；清華大學教授李楯說：“法學界在90年代就提出最可擔心的，是有法律，無法治；有憲法，無憲政”；全國政協常委、經委會副主任胡德平說：“我認為還應該把社會主義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憲法、憲政貢獻給世界，貢獻給人類的進步事業”；西北大學政治傳播研究所所長華炳嘯說：“可供選擇的政治路徑主要有四大類，即財政公開化路徑、社會自由化路徑、基層民主化路徑和憲政制度化路徑……但政治的成敗最終還是要看系統性的‘存量民主改革’——即國家憲政制度改革”；政治學家陳小魯說：“改革要堅持普世價值，要堅持憲政民主的思想理念。在啟蒙階段，在民主、普世價值比較深入人心的情況下，我們進入第二個階段，就是分權階段，黨政分開，立法和行政分開，現在很多人大代表都是政府官員。落實憲法規定的民主權利，比如新聞、出版、言論、選舉和被選舉的權利，逐漸寬松一點，放開一點……到最后一個階段，就是進入憲政階段，就是比較完善了，形成了公民社會和民主政治，當然這是理想的”；政治學家李丹鋼說：“需要有一個改革路線圖。第一步是由以黨治國向憲政治國來發展。第二步就是憲政文化環境形成后，再邁向憲政民主”；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說：“西方人將陪審制比喻為自由和明燈，憲法的車輪。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制度”；一級律師、法學教授陳有喜說：“未來中國要特別關注的問題，有兩個核心內容。一是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和保護問題；二是建設法治國家、依法治國、落實憲政的問題”，等等。
    直言所謂憲政民主的優越性是上面幾位，其他各位發言中沒有直接點出所謂憲政民主的字樣，但大體也都是對西方憲政民主各方面具體內容的詮釋。可以說這次論壇會議最中心、最集中的一個主題就是竭力推行、兜售西方的憲政民主。各位先生們聲嘶力竭地要把西方憲政民主那一套移植到中國來的如饑如渴的迫切心情真是溢于言表啊！政治學家唐欣在發言中還特別強調：“未來能做的事，第一件大事就是一定要提倡啟蒙運動，要把思想啟蒙運動當成一個長征來看待”。啟什么“蒙”？自然是啟國人對西方憲政民主懵懵懂懂的“蒙”了。他們認為這是當前的第一件大事，要像對待二萬五千里長征一樣對待。先生們是深闇凡舉事，思想必為先的道理的了。他們把啟蒙當作長征一樣看待（他們對長征的目的根本不是為了建設一個西方憲政民主國家徹底無知的），又設計了一個推行憲政民主的路線圖，他們思慮問題之深遠，真是令人刮目相看哪！
    宣揚憲政民主的文章，從本期《炎黃春秋》的內容看，自然不僅限于上述兩文，其他多篇文章，諸如郭道暉寫的“我看社會管理的創新方面”一文，在盡訴我國諸如“對社會矛盾沖突與社會危機不是著重疏導，而是圍堵、遏制，甚至打壓以致維穩的經費高于國防預算”；“我國西南某大城市竟耗資170億在市內安裝了50萬個監控攝像頭，監控市民的日常活動，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監控城市”；“在公民的第二代身份證內都要安裝芯片，用衛星定位來監控每一個人。這樣，全體國民的私生活也都置于公權力隨時隨地的廣泛窺視、監管之中，13億人可以全部成為被懷疑的對象，個人信息安全則受到威脅……這就很可能導致中國走向‘警察國家’”等等弊端、惡行外，大力推崇西方民主社會如何如何美好等等；再如余良明的“‘失蹤條款’違反基本道德原則”一文打著保障人權的旗號，訴言人大公布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第30條、36條、39條所意指的內容“在‘無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等嚴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礙偵查的情形’下，當局可以對當事人實施監視居住、刑事拘留、逮捕等強制措施而不受‘在逮捕后24小時以內，通知被逮捕人家屬’規定的約束”，這個條款可被簡稱為“失蹤條款”，是對人權不容侵犯這一“金規則”的違反；又如思源寫的“黨內分權制衡的來歷和經驗”一文，大訴我黨如何如何高度集權帶來一段段如何如何令人痛心的歷史，盡力宣揚分權制衡之必要，等等，等等。人們知道，無論是分權制衡、言論自由、保障人權、公民社會，等，都是西方憲政民主的要旨。而所有這些要旨，目的只有一個，都是旨在于取消、削弱、虛化黨的領導。我們講的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一切活動都要在憲法范圍內進行，同西方宣揚的憲政民主具有本質的區別。毛澤東當年曾經一針見備地指出：“像現在的英、法、美等國，所謂的憲政，所謂的民主政治，實際上都是吃人政治……中國現在的頑固派，正是這樣。他們口里的憲政，不過是‘掛羊頭賣狗肉’”。黨內民主派今天拾西方牙慧，聲嘶力竭地叫嚷推行西方憲政民主，不是依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干著掛起羊頭，賣開了狗肉的營生嗎？不是為了掩蓋其“吃人”的罪惡本質嗎？他們的所作所為，完全應著毛澤東同志說過的另外一句話：凡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做輿論的工作，革命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這句話真是鞭辟入理，至理名言啊。這正是《炎黃春秋》的先生們和黨內民主派的諸位先生們有的教我們的最為精要之處啊！
    《炎黃春秋》和黨內民主派的大人先生們總想著如何擺布黨，擺布中國人民。在2012年，對中國人民、中國黨有著十分重要的一年，他們戳力謀劃，精心設計，再次熱炒憲政民主濫調，拋出了他們的“頂層設計”，實際上是給中國黨和中國人民挖下了陷阱。但是他們實在是超高地估計了自己的能量。有多少人能陷入他們的陷阱呢？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這是他們自己給自己制造的唯一下場。（2012年1月8日）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