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金融業需要去神秘化的過程，我概括大致是這樣的：若當某種金融業的盈利模式在五分鐘之內一個人不能夠很清楚地加以表達，基本上存在兩種可能性：一種是他自己真的不理解這種盈利模式，一種是存心隱瞞事實，不想把核心盈利模式說出來。華爾街一個大模式是一個簡單的盈利模式通過及其復雜的數學模式論證之后，變成一個只受過一般訓練的金融業從業人士都沒法理解的復雜工程，從而達到可以自由操縱金融業發展和資金來去方向的一個目的。很遺憾的是在整個中國大的金融界發展趨勢中認為華爾街的模式具有前趨性和代表性，值得大家學習和效仿的一個方向，而金融業的本質在這點上充分反映出來，本身從一開始就帶有很強的欺騙性特征，而且通過現代的技術手段這一特征不斷的被放大。 剛才江涌老師特別提到，中國作為美元之團一部分，所以加速美元循環只會加速中國財富的流失，這個結論是正確的。因為中國是作為美元集團當中依附性、邊緣性的一部分，在這個情況下，加速美元循環必然會導致整個集團當中的依附性和邊緣性部分自我獨立性進一步喪失。
在這個意義上美國當然不存在這樣一個問題，作為集團的主導性成員本身貨幣自我循環速度的不斷加快，只會使自我主導性地位進一步突出。在大的格局之下或者金融戰略格局之下如何來保衛中國自我的金融主權和獨立性有兩種思路：一種思路是在這個體系當中上升為支配性的成員，對于貨幣體系而言，這意味著掌握核心貨幣的發行權，這在當前的情況下，基本不可能；另外一個我跟海波有共識，是毛主席提出的一個很重要的戰略，“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既然在你這個體系中，不能能夠爭到占有支配性定位，就有意識的退出這個體系，自我構建新的體系，然后通過這個兩個體系進行競爭，看誰能夠在未來金融格局當中獲得主導性地位，這也就涉及到主權貨幣的問題，劉海波先生對這個問題思考得比較久，這個問題就由他做進一步討論。我還是講一些更大的或者表面上聽起來更虛的東西。
回到我在開始發言時提到資本邏輯和政治邏輯這二者邏輯在當前世界上處于怎樣的關系的問題當中去。有關國際板以及相關造成的后果，我們最憂慮的結果是國際板的創建會加速美元的循環，而美元的循環必然將作為新興中國的財富大量抽離出母體，進入到以美國為代表的經濟體系當中，不是服務于中國的利益，而是服務于美國利益。對于我們這樣的憂慮，主流的反對意見認為資本本身不具有這樣的統一意志，資本既然是獨立的，就不存在某種代有統一意志的資本，只有分散的、個別的資本，而這些是流動的、是分散的、不規律的（這種狀態經常被形容為是布朗運動式的），在這種情況下不必擔心帶有統一性、服從整體戰略部署的資本撤離，在這點上，如果資本純粹只是遵循自我，這個世界上只有一個邏輯，即資本邏輯的話，可能這點并不是完全不能成立，但是，事實上人類歷史的發展從來不是這樣的，資本邏輯從來不是單一的邏輯，在人類長期或者前現代時期一般可以不講資本邏輯，但仍然有所謂經濟的邏輯，與經濟邏輯相對的是政治邏輯，政治邏輯在整個前現代時期始終居于主導地位，政治邏輯最根本的一點是有統一的意志和決斷，可以形成如同軍隊所支配和掌控的大的戰略規劃和部署。
進入到現代之后，經濟邏輯進一步上升為資本邏輯，資本邏輯似乎在形式上取得了對于政治邏輯的優勢地位，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資本邏輯對政治邏輯的某種表面上的壓倒性關系，事實上資本與政治的相互關聯從來不是單為獨立的，必定是相互勾連在一起，在這點上重溫一下列寧的論斷還是很有幫助的，也就是所謂的帝國主義論（當代使用“帝國主義”這個詞匯本身似乎就構成某種政治傾向和政治的抉擇，帝國主義一詞，相對于某種更加中性的，例如是某種占具有較大資源并可以形成某種支配性關系的資本-政治共同體的表述而言，似乎不那么學術，但“帝國主義”這個詞匯恰恰更能夠揭示在進入現代性歷史境遇之后資本和政治的關系）——“帝國主義”從來是政治邏輯和資本邏輯的結合，這樣的結合體現在具體的人類歷史的實踐當中或者在近代史當中一個比較典型的體現：英帝國和美帝國權力和地位的交替。有一些學者認為美帝國的興起和美帝國在全球占據支配地位只美國這樣一個具體的民族國家被資本選擇為實現其利益最大化的一個工具，這確乎是事實的一個層面；在另一層面上，資本邏輯必定依托于強勢的民族國家，這個國家必定會呈現為某個帝國形態，在將滿足資本的無限自我復制的過程中，也同時確立帶有高-低、上-下、中心-邊緣、支配-受制關系的世界權力格局。在此意義上，資本邏輯的核心處仍然有強大的政治邏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可以想象我們所憂慮的，受到統一的意志支配形成統一性的戰略部署和戰略轉移的資本運作趨勢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現實的，從70年代以來各個新興經濟體所發生過的資本外流情況來看，盡管表面上所體現的形式都是因為出現了某種政治和經濟危機之后，出現了大規模的的資本外逃，這些資本外逃都是以個別分散的企業形式體現出來，這就如同具有統一意志的戰爭必定可以分解為無數孤立的、單獨的、具有自我行動能力的戰士行為一樣，但這一點并不能夠否定這之后具有某種統一性的戰略存在。
如果中國現在面臨的局勢和當年東南亞以及日本、阿根廷有什么樣本質差異的話，就在于一點，那些共同體當中缺乏一個類似于中國共產黨這樣的具有統一政治意志的，可以對經濟行為進行總體性干預的、作為共同體之核心紐帶的政治體。中國共產黨黨的存在，決定了金融工作、經濟工作不但要服從資本邏輯，更要服從政治邏輯，不但要講資本性，更要講黨性。值得重視的是，過去較長時間以來，某些宣揚政黨-國家去政治化即放棄政治意志的言論廣為傳播，在社會上乃至黨內造生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亂，這類言論或者試圖切割國家與作為這個國家締造者的中國共產黨的天然紐帶，或者通過質疑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建國實踐的正當性從而動搖其確立的政治共同體的正當性，或者意欲將以整體國家-民族利益為旨歸、不應帶有任何自利動機的黨降低為經濟過程中的以自利為特征的“理性”博弈者。而喪失了統一政治意志的政黨也就失去了它活的靈魂，事實上就取消自我存在的合理性。一旦這樣的態勢形成，最終的結果必定是由中國共產黨所奠造起來的政治共同體的共識的瓦解和實體的消亡，這對于付出了兩千萬革命志士生命才得以克服了近代以來的全面危機、重新成為統一體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族而言，是絕不能承受的政治代價。
這種去政治化思維的現實基礎在于形形色色的部門利益、條塊利益、地方利益，它們嚴重地威脅危害著整體性的國家利益。用中國傳統政治術語來分析的話，這些利益體也就是所謂的封建集團。封建集團的根本特征便是將自我集團所對應的利益視作是高于整體利益的，追求的是自我集團所對應的利益最大化。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將“反封建”與“反帝”并舉作為最重要的革命對象，有著極深刻之歷史合理性。當封建集團面對一個比它的更高的整體利益時，天然的傾向于和外來勢力結成同盟，挾洋自重，不惜以犧牲整體利益以達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這種內部封建集團與外來勢力結成的利益共同體在中國當前金融領域體現得特別充分，必須要引起足夠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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