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導虛構的全球一體化圖像，將經濟從社會及文化脈絡中抽離出來，再化約為簡單的成本效益計算，最終產生只有減省成本（裁員減薪）才會在全球化中有競爭力，這虛構的神話對跨國企業自然有利，但對于關注弱勢群體的社會運動來說，以反全球化作為運動方向，恐怕有點捉錯用神，更可能與想要達致的目標背道而馳。
對跨國企業來說，愈多人使用全球化的概念，愈能夠散播全球一體化的神話，使原是虛構的神話化為現實，這對于它們利用全球一體化作為減薪裁員的借口，恐怕還是有利的。在長久依賴國際貿易但卻缺乏對國際事務關注的香港的脈絡下，要反對的恐怕不是難以與香港市民日常生活扣連的抽象的“全球化”，而應該是由跨國企業設定的議題，透過指出事實，針對不負責任的跨國營運、政府管治和金融投機等具體對象，避免被跨國企業設定的議題牽走，混淆社會運動的訴求。
當然，在現實政治中，世界貿易組織規條下的所謂“私有化”和“自由貿易”應予以譴責，而事實上，香港一些“反全球化”的批評的確能夠就較具體的語境，指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政策或世貿組織的規條，在哪些具體方面對香港的社會生活產生的破壞性影響，但正如本文嘗試指出，這些應受批評的結果卻仍然可能跟“私有產權”或“市場交易”的所謂“邪惡本質”并不相關。對于社會運動來說，把這些經濟學術語所指的跟資本主義的具體現實混為一談，對有效地達致他們的目標（例如“推翻資本主義”），顯然無甚幫助。因為這樣做的結果是，社會運動者無可避免地是在右派或非理性的民粹主義者所設定的框架和議程下發言，因此不僅把“資本主義”本質化和單一化，甚至會把設定成資本主義的對立面社群——庶民、邊緣團體、自然生態保育等非政府組織本質化，僅僅以其反（被本質化的）“資本主義”的性質來想象他們，因而將這些“資本主義”的“他者”也本質化和單一化。
其實，資本主義并非如其倡導者以及批評者所描述般，僅僅是一個“自由市場”、“私有產權”、“理性計算”或“追求利潤極大化”作為運作邏輯的制度，也不是同一的或純粹由經濟主導的體系。相反，正如批判的人類學家和地理學家所示，在資本主義世界的所有經濟活動中，持久的人與人關系、動物精神、儀式、迷信和感情等各種社會文化踐行，均占著舉足輕重的位置。世貿組織等所謂國際“資本主義代理者”，恐怕從來不會全心全意地提倡“自由貿易”，只是嘗試制訂一些規管弱者的規則，有利于占盡優勢的跨國大企業。甚至被認為是新自由主義吹鼓手的里根和撒切爾政府，也從不是真摯地在推動“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相反，正如喬姆斯基所指，里根和撒切爾的政府盡管滿口自由主義的辭令，但是美英兩國政府過去十數年都是堅決實行保護主義政策的。Klein也指出，美國八十年代里根任內，反壟斷法不斷被削弱，而負責打擊壟斷行為的聯邦貿易委員會的人手編制也大幅削減，導致整個八十年代美國以反壟斷法控告大企業的案例減少了一半，也見證了(至八十年代為至)美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十宗企業合并。正如Alain Touraine所言，“商品的自由貿易，與資本的不受規管流動，這兩種是截然不同的東西”。
很多跨國企業的行政總裁，并不會認真地視管理和會計制度為提升企業的技術效率的理性工具，或會熱衷于為股東謀取最大的利潤。相反，他們大部分只想把時間和精力，用于追求個人利益，這些個人利益可能并不全是物質方面的。例如自尊、獲得尊敬、安全感、減少壓力和推卸責任等。事實上，會計和管理的策略往往只是塑造健康的公司形象的措辭技巧，而非作為管理業務的理性工具。
同樣地，非政府組織等非謀利機構的動機也不全是不帶有私利的。實際上，很多非謀利機構參與種種類似的商業營運的活動，例如透過倡議運動進行籌款、推廣和宣傳，以及通過出席會議建立社交人際網絡。今時今日的非政府組織早已蛻變成為一門大生意，例如在社會福利服務或政府不再提供的活動等多個領域上，非政府組織都會成為政府的承包商，也可以說是“私有化”的受惠者，更甚者是不少非謀利部門越來越走向商業化的趨勢。最明顯的例子是美國。布爾迪厄曾經清楚地提醒我們，利他主義、理想主義和獨立性并不是慈善和非謀利組織的唯一特質，完全無私的活動如果存在，也恐怕是非常稀有。
因此，如果我們也愿意將“資本主義”想象成零碎、多樣、充滿各式各樣暴力、同時也充滿林林總總抗爭的可能的“東西”的話，那么是否一定要在“資本主義”之外，才可以有更大的社會運動天地？除了在“資本主義”以外尋找另類(alternatives to capitalism)，是否也可嘗試尋找另類的各式各樣“資本主義”(alternative capitalisms)？
另類資本主義首先可建基于對資本主義的既成習見的否想(unthinking)。J.K.Gibson－Graham曾引入一個有趣的比喻，將資本主義全球化比作強奸。關于強奸的主流論述，強調的是強奸者的暴力、危險性，受害者則被論說成是無力、悲慘；與此類似，資本主義全球化也被想象為無所不能，宰制全球；第三世界、原住民、工人、農民、女性等弱勢社群，則很大程度任人宰割。
然而，強奸者真的那么有力嗎？陽具只能短暫勃起，睪丸也硬不過女性的膝蓋，賦予強奸者方便的，是社會的空間設計、令女性難堪的法律程序和傳媒輿論等制度，然而這些都并非不可改變，或只能以一種單一的方式操作。同理，“資本主義”的重要中介——跨國企業，盡管也獲得各種制度性的支持，但亦同時會受語言、法律、文化踐行所制約，龐然大物如英國的霸菱可以一夜之間完蛋，曾經短暫“勃起”的百富勤等不是已經煙消云散？此外，倘若我們能夠更有效地將跨國企業的踐行置放在射燈之下，使各種權力運作顯現，那么它們的壓抑性力量和作用將會減少，生產性的功能也能更有空間發揮。因此對于社會運動來說，不一定要在“建制”以外尋找另類，事實上在建制內也充滿了各種可能性，只是未被有效地利用?？鐕髽I也經常像強奸者一樣在躲避建制的監察和懲處，弱勢社群所吃的苦頭很多時候與已有的法律、公眾意見無法在日常生活中產生作用有關。然而，法律和公眾意見并不是在任何社群脈絡中均是無效的。
如果質疑強奸者/跨國資本的巨獸形象是開出另類資本主義想象的一種方式，那么另一種方式便是再思強奸和資本主義全球化對弱勢社群所起的作用。強奸經常被說成是會長遠地傷害和“破壞”女性的純潔、清白，會令女性背負一世的污名，所依據的，是將單一的性器官擴大為自我，性器官被看作為能被取走的物體，“失去”了便等于失去了自我。資本主義“進入”了第三世界、原住民社群也會被社會運動描述成是長遠的傷害和破壞。然而可以有別的可能性嗎？
跨國企業在第三世界地區所造成的暴行自然不容抵賴，但這卻不是無可避免的。對不同的社群或同一社群不同的個人來說，“資本主義”的入侵可以有不同的后果。對不少農村婦女來說，跨國企業確會強化既有的父權壓迫，迫使她們同時要面對家庭和工廠的宰制，但對另一些婦女來說，跨國資本盡管同樣剝削、同樣父權，但也確實將她們從傳統的家族壓迫中解放，而對少部分的婦女來說，跨國資本甚或能改善她們在家庭和社群中的地位。問題因此是，在怎樣的條件和環境下，使后者變得可能?換句話說，紛雜多樣的“資本主義”可以在怎樣的環境和條件下變得不那么破壞性，甚或帶點生產性？
倘若我們能將“資本主義”想象為更開放的“身體”，充滿各種可能性，那么社會抗爭也可能發展更多“好玩”的策略。以金融市場為例，日益繁殖增多的金融工具，并不只是鼓勵了各類投機活動的擴展，也同時為長期受到正規的金融市場歧視的自雇或家庭企業提供了獲得經營信貸的機會，事實上，隨著消費信用以極速膨脹，自雇者或家庭企業往往可以把個人的“消費信貸”變為不受銀行支持的“生產信貸”，從而發展不那么“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或另類的資本主義活動。
向撒切主義學習？
霍爾(Stuart Hall)曾經要求英國左派向撒切爾主義學習，正視后者成功地在八十年代以降奪取了英國社會的文化統識(hegemony)，是建基于它有效地將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與保守的傳統、家庭、國家等觀念扣連表達出來，而這些并不是純粹的花言巧語，而是建基于直接響應大部分英國人(包括工人)的現實問題；換句話說，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結合所以能夠成功，正是由于它觸動了在經濟衰退下工人面對各種不穩定前景所追求的一種確定的答案，因此，霍爾認為，僅僅是反對或否定撒切爾主義注定是無效的，要響應保守的撒切爾主義，只有像它一樣同時響應工人和其它民眾所面對的現實問題和現實經驗，當中充滿了矛盾，同時也充滿了各種可能性。
曾經大力批評后現代主義、長期在美國任教的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者哈菲(David Harvey)，在他的新書《空間的希望》(Spaces of Hope)中，也承認資本主義全球化并非是一個單一的歷史進程，而是充滿了各種各類的矛盾，因而也充滿了轉變的希望。他甚至不忌憚要求讀者正視聯合國人權條款的重要性，盡管他完全意覺這并不符合馬克思的原意。對于馬克思主義者來說，“資產階級人權”只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是純粹法學的幻想。然而，哈菲卻指出，大部分簽署了聯合國人權條款的國家政權，實際上都違反約定，進行種種損害人權的事情，這正如大部分資本主義國家盡管把自由、自由市場、自由貿易、私有產權、改善人民生活(“發展”)整天掛在口邊，但在實際的歷史進程中，卻從來沒有認真執行。因此，哈菲認為，倘若社會運動能正視所謂“資產階級”人權觀念，使聯合國的人權條例能夠在大范圍中落實，恐怕將在很大程度上改變實存資本主義世界的性質。哈菲認為，站在抨擊《國際人權公約》是“資產階級的機制”或歐洲中心的“啟蒙思潮”傳統的立場，可以容易地把新自由主義劃為“一種對人權的嚴重違反”，因為“幾乎所有簽署國都嚴重地違反了《國際人權公約》的條款”。
哈菲進一步指出，以往有關人權的觀念主要是建基于將私人和公共權利分開，并強調后者(如選擇、發表公共言論等權利)，使得像女性對自己的身體掌握和保護的權力備受忽視(最明顯的是對家庭暴力長期的漠視)，因此盡管“私有化”的過程帶來了對弱勢群體十分不利的結果，但卻同時將公共和私人的界線模糊掉甚至逐漸取消，這帶來了重新定義人權的可能性。倘在社會運動能夠有效地利用這種機會和空間，爭奪詮釋人權的統識，是能夠對改造資本主義起不可忽視的作用的。而改造和革命對哈菲來說，往往并不是那么截然二分的，“嚴厲執行這些權利〔的建議〕，可能會在資本主義的政經方面，會醞釀大規模的，某意義上的革命轉化”。
像霍爾和哈菲的觀點，英國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史學者湯普遜(E. P. Thompson)早在1970年代便曾提出過，他以黑人法案(the Black Act)為例，指出“如果法律是毫無疑問地片面和不公義的話，它就不能夠裝扮、合法化任何東西，也就無法協助階級統識的建立。發揮意識形態功能的法律，其有效性的一個決定性前提，是能夠以獨立和公正的面貌出現……而在一個嚴肅的意識上說，統治者不管愿意與否，均是他們制造的(法律)措辭的囚犯，他們的權力來源于為他們服務的游戲規則，但卻沒法破壞這些規則，否則整個游戲便無法維持下去”。
湯普遜進一步指出，部分馬克思主義者的問題是把“污水與小孩一同倒掉”，無法分辨任意的(或濫用)權力與以法律規管之間的分別，因而犯上了放棄改變法律游戲規則的斗爭。
這些批判的馬克思主義者和上述的女性主義者的忠告，除了可以引申至思考人權和法律的領域，更可以直接借用來重新界定資本主義的心臟領域：“自由市場”、“私有產權”、“理性會計”和“經濟發展”。倘若法律和人權是可以重新賦予新的意義、因此是改造資本主義的重要斗爭領域，那么“自由市場”、“私有產權”、“理性會計”和“經濟發展”也應該要“另眼相看”。根據這種邏輯和以上的討論，我們似乎沒有理由不能挪用“自由貿易/私有財產/自由市場/管理”來抗衡資本主義，并認真地透過整合各種經濟行為，尋求其它出路，因為這些經濟行為往往是只偶然地（有時甚至是沒有）跟資本主義經濟術語聯系在一起。
舉例說，雖然新自由主義鼓吹者經常采用抹黑受害者的伎倆，宣揚“無免費午餐”的說法，例如提倡以“用者自付”原則，推動醫療等服務的“私營化”計劃，但是當牽涉他們本身的利益時，這些鼓吹者卻并不熱衷于堅持自由主義的原則。在香港鼓吹新自由經濟的主要報章《信報》，其創辦人林行止恰恰反對“用者自付”政策。他的理由很簡單，就是“用者自付”原則并不適用于所有政府服務。他認為，若要求受害者例如一間被劫銀行，支付警察的開支，是荒謬的。同樣地，要求業主發薪予消防員，或要求廠家和商業機構承擔政府商貿代表團在國際商貿處境中協助他們磋商較佳貿易條款的開支，或要求“保護服務的使用者”支付國防費用等，也是不合理的。林行止認為，所有這些服務應該由政府提供，并通過稅收支付有關開支（《信報》，2000年4月27日）。然而，誰是這些政府服務的最大得益者？誰在吃最昂貴的“免費午餐”？面對右派使用“無免費午餐”言論來抨擊政府社會服務開支，社會運動者傾向采用一種防衛性的辯解的立場，抗辯政府的社會福利支出是必須的、公平的和幫助弱勢社群的，因而不能減少。不過，這并非是唯一的策略，對社會運動者來說，至少有另一個選擇:一種進取的策略，挪用“無免費午餐”的言論來反擊保守的言論，例如指出政府大部分的開支其實都是用于補貼大型企業，而這些企業卻把其生產和再生產的成本，轉嫁予自然生態和社會這一事實。
事實上，如果我們足夠認真地對待新自由主義的措辭，不難把它們轉化成反資本主義的武器。例如，香港消費者委員會屬于半官方機構，雖然主要聘請主流的經濟學家，但他們卻在不少問題上站在香港大企業的對立面。消委會支持立法制訂公平貿易，其關于房地產業、銀行業和大型連鎖超級市場的壟斷集中程度研究，顯示了香港的市場本質其實并不那么自由。這樣，相對于很多社會運動團體，消委會在抗衡資本主義的壟斷趨向上，可能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
同樣，與其只是因為世界經濟論壇撰寫了《世界競爭力報告》，鼓吹“競爭力”這概念，便完全摒棄這概念，社會運動和文化評論者是否可以竭力爭取再界定“世界競爭力”的意義，使其包括自然生態考慮（如清新的空氣、潔凈的食水）、人道的工作條件（如較短的工作時間）、高中層行政人員和專業人士的減酬（以較短工時作補償）、保存原住民的文化產品和生活方式等，或提出提升社會的獨特性和工人的質素，才能夠最終增加經濟競爭力？
明顯地，尋求方法把“自由市場”、“自由貿易”跟反壟斷力量扣連，無疑可助批判論述和社會運動鞏固其在民眾中的影響力。相反，視這些新自由主義術語完全不能跟社會公義、多樣化和異質性兼容，很可能為“所有的非理性民粹主義”，提供擴張的空間，壟斷了各類關系民眾日常生活的生計活動的詮釋。
許寶強，學者，現居香港。主要著作有《資本主義不是什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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