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在中國近代思想文化體系中有著極為重要的地位，對于儒家哲學，中國歷史、思想史，以及宗教的研究，使他成為了老清華國學院時代靈魂性的人物。梁啟超從“萬木草堂”開始，就具有了世界性的視野，提倡史學應“取萬國以比例推斷之”——即研究中國，不僅要研究中國的歷史，還應具有世界視野。梁啟超在百年前世紀之交所面對的那場整個民族的危機，包括傳統與新的世界秩序的沖突，與我們今天所面對的現代性危機以及國學的嬗變，有著很多共通之處。作為與梁啟超的研究視野十分接近的歷史學者，德里克教授長期致力于中國近代史尤其是革命史的研究，并將關于地方性歷史經驗的思考融入到其對全球化時代政治經濟霸權的理論批判中。從這一點來說，德里克老師出任“梁啟超紀念講座”教授，正體現了我們重建清華國學院的目標之一，即超越人們對國學研究方法、范疇的一般理解，注重“中國主體”與“世界眼光”的統一，在尊重傳統的基礎上，進行從內部研究中國的理論創新。
——清華大學國學院院長陳來教授談德里克出任“梁啟超紀念講座”教授的意義（董一格記錄整理）
德里克記不清自己來過中國多少次了，“總有20次吧”。第一次是1983年，第二次是1989年，再以后頻率越來越高。有時半年，有時兩個月，也有時只是幾天，開個會就回去。然而，出生于土耳其的他，自1969年以后，就再也沒有踏上土耳其的土地。可以說，幾十年來，他與中國的關系，要遠比與土耳其的關系密切。
德里克對中國發生興趣是在1960年代中期，那時，他只有20來歲，今天，他年屆古稀，頭發已稀疏，兩撇惹眼的八字胡也已花白，但對中國的興趣卻未有稍減。在學術生涯的早期，他以《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1919-1937》、《中國共產主義的起源》、《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等著作奠定了中國研究權威學者的地位，后來則轉向全球化、后殖民等問題的研究，但他仍然念念不忘20多年前就已著手的關于1927年廣州起義的書稿，“從北京回去之后，我會回到這個題目上，完成書稿”。
德里克此次到中國是受清華國學院邀請，出任“梁啟超紀念講座”的第一期主講人，為期兩個月，系列講座的題目是“變革時期中國的文化與歷史——全球現代性的視角”。“出現在以梁啟超的名字命名的這個講座上，我很榮幸，”德里克說，“這些天來，和老朋友劉東教授、陳來教授，以及他們優秀的學生們課上交流討論，課下喝酒聊天，感覺非常享受。”
接受記者采訪時，有翻譯陪同，但實際上，應付這樣一個聊家常式的訪談，德里克的中文綽綽有余。如果采訪地點不是在清華國學院會議室，而是在酒吧咖啡屋，略飲幾杯，德里克談興或許會更濃。
差點參與軍事政變
“我能受到比較好的教育要感謝父親。父親在土耳其南方的農村長大，高中沒畢業就去經商，生意很成功，一躍成為中產階級。他很重視子女的教育，我和一個妹妹、三個弟弟都被送到了私立學校讀書。”德里克告訴記者。
德里克上的是在土耳其享有盛名的羅伯特學院（Robert College）。這所學校由美國人創辦于1863年，歷史悠久，名人輩出，其教學內容和方法完全是美式的。小學畢業后，德里克即進入羅伯特學院，先花兩年時間學英語，接著讀中學、大學，前后達13年之久。
上大學，德里克想學物理，但父親不同意。那時搞物理很難賺錢養家，最好的選擇是做工程師。在父親的干預下，德里克讀了電子工程專業。德里克的如意算盤是，將來到美國留學，再從工科轉到理科，但沒想到的是，他最后的選擇是文科。“我到美國后轉學歷史讓父親非常生氣。我向他報告這個消息，他甚至沒有回信。”德里克說。
實際上，去美國之前，他就對歷史學感興趣。1960年代是一個風云激蕩的時代：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冷戰正酣，1962年發生了古巴危機；第三世界的解放運動風起云涌；在土耳其，1960年發生了軍事政變。這些事情是怎么回事，他想弄明白。他覺得歷史能給他一些答案。
1963年，大學三年級的德里克擔任學生會會長，發起了一個研究凱末爾——土耳其共和國締造者——的系列講座。他們邀請軍人、婦女領袖、左派、右派等各方人士到校園里發表演講，受到歡迎，也讓一些伊斯蘭主義者不高興。“我那時表現得‘很進步’，以至于有人說我是共產黨。”德里克說。
德里克的活躍受到了軍人的注意。1963年的一個晚上，軍方人士請他到一個宮殿里開會，問他肯不肯參加政變。“我從事的是思想活動，不是政治活動。”德里克這樣回答他們。
在臺灣學漢語、淘舊書
1964年，24歲的德里克獲富布萊特獎學金(Fulbright Fellowship)，前往美國，入讀紐約州羅切斯特大學物理系。但讀了兩個月，德里克發現，相對于物理學，他更想學歷史，具體則是中國歷史——和土耳其一樣同為第三世界國家的中國革命成功，他想了解，這場革命是什么性質的。
于是，德里克跑到歷史系，找到了研究日本史的著名學者Harry D. Harootunian教授。Harootunian聽了德里克的自我介紹后說：“學物理的學生都很聰明，如果物理系可以接受你，我們大概也可以。”
研究中國歷史，首先要學漢語——這可讓德里克吃盡了苦頭。那時，羅切斯特大學沒有教漢語的老師，也沒有研究中國歷史的專家。德里克只能先學日本歷史、俄國歷史等等。
后來，在老師的幫助下，德里克前往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東亞語言系學習。伯克利是美國漢學的重鎮之一，在這里的兩年時間里，德里克學習現代漢語、古代漢語，也聽了何炳棣、魏特夫等著名學者關于中國歷史的講座。
1969年至1970年，德里克前往臺灣，繼續學習漢語。臺灣大學斯坦福中心為美國研究生創造了極好的條件，一個老師帶一個學生，一天十個小時學習語言，讀的材料越來越難，“比如章太炎的作品，很難懂”。
在臺灣的另一大收獲是收集舊書刊。人們在大街上賣自己二三十年代買的圖書雜志，德里克淘到了對自己后來寫博士論文非常有用的《讀書雜志》。德里克跑去拜訪陶希圣，并買齊了陶希圣發表于二三十年代的著作，“都是幾十年前的原始版本，在大街上找到的”。
“那時候臺灣非常有意思。電影院正片上映之前，大家要站起來唱三民主義的歌，要看講述蔣介石如何辛勤工作的紀錄片。另一方面，在大街上，關于中國大陸、馬克思主義的書并不難買到。”德里克說。
“60年代的經驗”
德里克自稱屬于“60年代的一代人”。1964年他到美國時，適逢越戰升級，隨后，美國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戰運動。60年代也是美國黑人解放運動的高潮年代，馬丁·路德·金領導的民權運動正如火如荼。這些運動，德里克或多或少參加了。同時，他也把目光投向第三世界國家的解放運動，以及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文革開始時，德里克正在伯克利。當時，東亞語言系的漢學家很少就文革發言，而歷史系、政治系、社會系的師生對文革卻特別關心。老師們看法并不一樣，常常吵得不可開交。“有一位Chalmers Johnson教授對文革的評價是：‘沒有別的解釋，中國人發狂了！’而另一位Franz Schurmann教授則支持文革，他甚至跑到香港去買《毛主席語錄》，問那里中國公司里的工人們能否準許他參加自我批評活動。這兩位教授經常有沖突。而我們這些研究中國的研究生多半是支持文革和毛澤東的。”德里克說。“他們兩人都是偉大的學者。直到去年去世，Schurmann一直都是一位激進的學者。而Johnson在后來的歲月里成了一名強有力的美國外政策的批評家，他最近剛剛去世。”
在這種對中國政治進程的持續關注以及不斷爭論中，德里克逐漸形成了對中國問題的個人看法。“我和一批年輕學者認為，像費正清等老一代漢學家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看法是不能接受的，我們應該選擇新的路線。1975年，我們創辦《近代中國》雜志，作為自己的陣地。”德里克說。
年輕一代學者中，大家的觀點也并不一致。雖然是“革命派”，但德里克與“太熱情”的毛主義者常常發生沖突。1976年，《近代中國》組織了“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的專題，很多老一代學者發表文章認為“毛澤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有的年輕一代學者則認為“毛澤東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我認為他們說的都不對。老一代學者認為馬克思主義產生于歐洲，歐洲以外的人無法真正了解，我覺得有太強歐洲中心的色彩。年輕學者認為毛澤東實踐的是純正馬克思主義，我也不同意，因為第三世界的情況和歐洲并不一樣，馬克思很少談到第三世界不同國家的情況。”德里克說。
1971年，德里克尚未完成博士論文，就到了杜克大學任教。在年輕一代學生身上，1960年代的影響依然清晰可見。他的一些很聰明也很有社會關懷的學生在“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下，成了毛主義者。他們的毛主義是“聽黨的話”、“槍桿子里出政權”等等。這些學生決心反對美國的種族主義，他們花費大量精力和種族主義組織3K黨做斗爭。這一斗爭在1978年11月的對抗中達到高潮，其間和德里克非常 親近的幾個學生被3K黨徒殺害。這件事給了德里克極大打擊。“這件事強化了我對教條主義的懷疑，讓我明白，不能沒有分寸、不計后果地絕對忠誠于一種意識形態。”德里克說。
不管怎樣，“60年代的經驗”對德里克有深遠的影響。他那種左派的立場、理想主義氣質、批判質疑的態度，不能不說是60年代的饋贈。
第一個把全球化概念
介紹到中國的學者
1983年，距離他開始研究中國已將近20年，距離他的成名作《革命與歷史》發表也已有5年，德里克第一次來到中國，近距離地觀察這個國家。“那時的中國還很窮。老百姓很少有肉吃，但還是給我們很多好吃的，肉呀什么的，很熱情地招待我們。那時的中國是很有社會主義的味道的。”德里克回憶說。他對當時中國單位體制下的死板管理也印象深刻，“我們住在南京大學專家樓，如果晚上回去太晚，就只有爬墻進去了”。德里克在演講中談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南大老師給的評語是“不正統”、“修正主義”，但一些學生很感興趣，晚上跑來和他切磋馬克思主義。
在德里克看來，1980年代的中國處于一種不穩定的狀態，一邊是開放，一邊是控制，“我們那時都不清楚中國會向什么方向發展”。這種不穩定發展到后來就是1989年，那年，他第二次來中國。
德里克第三次來中國是在1993年。受俞可平的邀請，他在中央編譯局做了題為《全球化與世界體系分析》的演講。“1980年代我到臺灣，已經有人討論全球化問題。但我1993年演講時提到這個名詞，在場的學者還是第一次聽說，對Globalization怎么翻譯還有一番討論。后來人們說，德里克是第一個把全球化概念介紹到中國的學者。”德里克說。
進入1990年代以后，德里克從中國革命史的研究轉向了全球化、后殖民等問題的研究，出版了《革命之后：警覺全球資本主義》、《后殖民氛圍：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第三世界批評》等著作。由于這些撰述，德里克被認為是對后學的崛起以及各種與后學相關的術語進入學術話語立下汗馬功勞的人。特別是，作為左派史學家，他提出后革命和后社會主義兩個術語，在國際和中國學界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后現代問題上，他與自己在杜克大學的同事、后現代主義權威理論家詹姆遜觀點頗有不同；在后殖民問題上，他與霍米·巴巴等學者的看法也多有分歧。這種不同和分歧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關注和研究第三世界——其中主要是中國——的獨特背景。即使是后學研究、文化批評，他也常常以他對中國歷史與現實的精深研究作為立論的主要根據。“我首先是一個研究中國的學者，”德里克說。
讀書報：講講您的成名作《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1919-1937》的寫作吧。
德里克：那是我的博士論文，最初本是一項關于陶希圣的研究。從1969年開始寫，1971年到杜克大學任教之后繼續寫，1973年完成，1978年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
讀書報：寫《革命與歷史》時，中美還處于隔絕狀態，您是怎么收集到那些文獻的？
德里克：那時，美國國會圖書館、哈佛大學圖書館、伯克利分校圖書館等處都藏有比較豐富的中文資料。不過，收藏中國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獻最多的還是斯坦福大學的胡佛圖書館，因為他們那里右派聚集，收集了一切有關革命的材料進行研究。另外1969年的臺灣之行對我收集資料也很有幫助。寫作《革命與歷史》時，我一邊學習中國歷史，一邊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所以我說，我的馬克思主義是“自學”的。
讀書報：《革命與歷史》指出，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的革命形勢深刻影響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您這一觀點已被學界普遍接受。
德里克：1927年大革命失敗，革命者迫切想要了解革命失敗的原因，這就不但需要研究中國社會的現實，而且需要了解中國社會的歷史。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共產黨、托派、國民黨以及蘇聯專家中都有人投入對中國歷史的研究和解釋，他們希望發現歷史發展的秘密，從而制定科學的革命觀，終極目的還是中國革命的勝利。所以，我在書里說：“唯物史觀在這時的中國知識分子中之所以富于感召力，并不是因為它在史學方法上的優點，而是因為它與革命性變革這個在20年代逐漸被認知的問題的關聯性。”作為一個對照，我發現土耳其1965~1969年的革命浪潮被壓制了以后，也曾有一場史學運動。
讀書報：那么，您認為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史學多大程度上被革命訴求扭曲了，又有多大實質性的學術貢獻？
德里克：《革命與歷史》里有兩個人非常重要，一個是陶希圣，一個是郭沫若。他們都是很聰明的人，陶希圣對中國法律制度、家庭制度、宗法制度有深刻了解，郭沫若對甲骨文、金文等先秦文獻很有研究。因為我對中國古代歷史沒有研究，也不懂甲骨文、金文，所以沒法全面評價郭沫若的著作，我更多關注的是他的研究方法和理論運用。我的看法是，郭沫若使用的資料很豐富，但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教條了一些。
讀書報：請談談《中國共產主義的起源》、《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兩本書。
德里克：這兩本書內容上是有關聯的。我發現，無政府主義傳到中國是在清末，比馬克思主義還要早。而且，在1920年前后成立的8個共產主義小組中，無政府主義派占了最大比例。那時，像李大釗等人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都還很少。到1921年、1922年，在蘇聯顧問的干預下，中國共產黨才逐漸擺脫了無政府主義的影響。
中共黨史的研究，資料方面，我得到南京大學歷史系路哲先生的很大幫助，他向我介紹了1920年前后共產主義小組的很多歷史文獻；方法方面，Franz Schurmann教授的《共產黨的組織與意識形態》（我認為這本書是研究中國革命史最好的著作之一）給了我很多啟發。Schurmann認為，共產黨成立的早期，大家的意識形態觀念是有很大的模糊性的，而這時組織就非常重要。我同意他的觀點。
讀書報：您后來為什么會從中國革命史研究轉向文化批評呢？
德里克：首先是現實發生了很大變化，1970年代，全球范圍內社會主義革命消退，進入了一個我稱之為“后革命”的時期。其次，學術界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因為對蘇聯失望等原因，英國的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湯普森（E.P.Thompson）、法國的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等左派學者都脫離了共產黨，成為“獨立的馬克思主義者”。以前蘇聯的馬克思主義是有點機械主義的，強調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二元劃分，而這些學者認為文化也是物質生活的一方面，不能把文化孤立地抽離出來，因此，他們都很重視研究文化。1976年，伯明翰學派的斯圖爾特·豪（Stuart Hall）正式提出文化研究觀（cultural studies），產生了很大影響。與此同時，法國學者關注語言的分析，在1970年代發展出后結構主義。這樣到了1980年代，就有一場席卷整個學界的“文化轉向”。
我第一篇文化研究方面的文章寫于1985年，當時，我受邀參加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舉行的一場研討會，在會上發表了題為Culturalism as Hegemonic Ideology and Liberating Practice的演講，產生了比較大的反響。我在文章中指出，文化主義既可能起壓迫的作用，也可能起解放的作用。“壓迫的作用”我舉了列文森（他是我老師的老師）的例子。列文森等學者只注意文化的方面，而不管物質的方面。他們說中國有五千年歷史，意思是中國一直如此，從來沒有變化。所以我說他們是用文化拒絕歷史，用文化反對革命。“解放的作用”我舉的例子是法儂(Frantz Fanon)和毛澤東。他們認為文化不是一成不變的，因為是人的活動創造了文化。比如法儂(Frantz Fanon)認為第三世界解放運動中的文化不是繼承過去的，而是在革命過程中創造出來的。比如毛澤東1940年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認為新中國的文化應該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也就是說新的文化是革命中形成的、活著的文化。
我很贊賞摩洛哥學者Abdallah Laroui在《阿拉伯知識分子的危機》一書中的觀點。他說很多阿拉伯人被困在一座思想監獄里：一邊是過去的阿拉伯文化，一邊是當代的西方文化；選擇前者就不是當代人了，選擇后者就不是阿拉伯人了。他認為應該采取歷史主義的態度，要用歷史解釋文化，而不是用文化解釋歷史。歷史學不是保守的，不是反革命的，我們不應該做過去的奴隸，而要利用過去創造未來，這就是我堅持的觀點。
讀書報：您為后學貢獻的兩個重要概念是“后革命”、“后社會主義”，這兩個概念是為了描述1989年之后的變化嗎？
德里克：1989年，社會主義在東歐遭到失敗，標志著革命的終結。那一年也是法國大革命200周年，而很多法國學者對200年前的那場革命持批評態度，認為那場革命是錯誤的。但在我看來，革命是與現代性有密切關系的。拒絕革命、拒絕烏托邦、拒絕理想之后，我們對未來也就沒有了期望。對將來的預期是我們歷史意識的一部分，沒有這種預期，我們如何賦予過去以意義？又如何把握我們的今天？
讀書報：近年來中國有一波國學熱、儒學熱，您如何看待？
德里克：任何熱，無論是毛澤東熱、文化熱還是國學熱、儒學熱，都暗含了一種意識形態。而作為學者，一個重要任務就是開展意識形態批評。我認為國學熱是沒有什么好處的。像陳來教授在古代儒家哲學方面做了很好的研究，但在國學熱的背景下，大家都去關注一些表面的、意識形態化的東西，對嚴肅的學術卻沒什么關注，這是很糟糕的事情。
讀書報：作為左派學者，您堅持批判資本主義和美國霸權，對全球化、后殖民也進行批評，是否會讓被批評者不高興？
德里克：是的，我批評全球化和后殖民，我批評美國、土耳其，當然也會批評中國。批評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有人說馬克思主義是一些教條，但馬克思在給朋友的信中說，他的學術態度就是“對所有東西的批評”。這也是我的態度。
德里克：那是我的博士論文，最初本是一項關于陶希圣的研究。從1969年開始寫，1971年到杜克大學任教之后繼續寫，1973年完成，1978年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
讀書報：寫《革命與歷史》時，中美還處于隔絕狀態，您是怎么收集到那些文獻的？
德里克：那時，美國國會圖書館、哈佛大學圖書館、伯克利分校圖書館等處都藏有比較豐富的中文資料。不過，收藏中國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獻最多的還是斯坦福大學的胡佛圖書館，因為他們那里右派聚集，收集了一切有關革命的材料進行研究。另外1969年的臺灣之行對我收集資料也很有幫助。寫作《革命與歷史》時，我一邊學習中國歷史，一邊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所以我說，我的馬克思主義是“自學”的。
讀書報：《革命與歷史》指出，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的革命形勢深刻影響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您這一觀點已被學界普遍接受。
德里克：1927年大革命失敗，革命者迫切想要了解革命失敗的原因，這就不但需要研究中國社會的現實，而且需要了解中國社會的歷史。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共產黨、托派、國民黨以及蘇聯專家中都有人投入對中國歷史的研究和解釋，他們希望發現歷史發展的秘密，從而制定科學的革命觀，終極目的還是中國革命的勝利。所以，我在書里說：“唯物史觀在這時的中國知識分子中之所以富于感召力，并不是因為它在史學方法上的優點，而是因為它與革命性變革這個在20年代逐漸被認知的問題的關聯性。”作為一個對照，我發現土耳其1965~1969年的革命浪潮被壓制了以后，也曾有一場史學運動。
讀書報：那么，您認為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史學多大程度上被革命訴求扭曲了，又有多大實質性的學術貢獻？
德里克：《革命與歷史》里有兩個人非常重要，一個是陶希圣，一個是郭沫若。他們都是很聰明的人，陶希圣對中國法律制度、家庭制度、宗法制度有深刻了解，郭沫若對甲骨文、金文等先秦文獻很有研究。因為我對中國古代歷史沒有研究，也不懂甲骨文、金文，所以沒法全面評價郭沫若的著作，我更多關注的是他的研究方法和理論運用。我的看法是，郭沫若使用的資料很豐富，但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教條了一些。
讀書報：請談談《中國共產主義的起源》、《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兩本書。
德里克：這兩本書內容上是有關聯的。我發現，無政府主義傳到中國是在清末，比馬克思主義還要早。而且，在1920年前后成立的8個共產主義小組中，無政府主義派占了最大比例。那時，像李大釗等人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都還很少。到1921年、1922年，在蘇聯顧問的干預下，中國共產黨才逐漸擺脫了無政府主義的影響。
中共黨史的研究，資料方面，我得到南京大學歷史系路哲先生的很大幫助，他向我介紹了1920年前后共產主義小組的很多歷史文獻；方法方面，Franz Schurmann教授的《共產黨的組織與意識形態》（我認為這本書是研究中國革命史最好的著作之一）給了我很多啟發。Schurmann認為，共產黨成立的早期，大家的意識形態觀念是有很大的模糊性的，而這時組織就非常重要。我同意他的觀點。
讀書報：您后來為什么會從中國革命史研究轉向文化批評呢？
德里克：首先是現實發生了很大變化，1970年代，全球范圍內社會主義革命消退，進入了一個我稱之為“后革命”的時期。其次，學術界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因為對蘇聯失望等原因，英國的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湯普森（E.P.Thompson）、法國的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等左派學者都脫離了共產黨，成為“獨立的馬克思主義者”。以前蘇聯的馬克思主義是有點機械主義的，強調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二元劃分，而這些學者認為文化也是物質生活的一方面，不能把文化孤立地抽離出來，因此，他們都很重視研究文化。1976年，伯明翰學派的斯圖爾特·豪（Stuart Hall）正式提出文化研究觀（cultural studies），產生了很大影響。與此同時，法國學者關注語言的分析，在1970年代發展出后結構主義。這樣到了1980年代，就有一場席卷整個學界的“文化轉向”。
我第一篇文化研究方面的文章寫于1985年，當時，我受邀參加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舉行的一場研討會，在會上發表了題為Culturalism as Hegemonic Ideology and Liberating Practice的演講，產生了比較大的反響。我在文章中指出，文化主義既可能起壓迫的作用，也可能起解放的作用。“壓迫的作用”我舉了列文森（他是我老師的老師）的例子。列文森等學者只注意文化的方面，而不管物質的方面。他們說中國有五千年歷史，意思是中國一直如此，從來沒有變化。所以我說他們是用文化拒絕歷史，用文化反對革命。“解放的作用”我舉的例子是法儂(Frantz Fanon)和毛澤東。他們認為文化不是一成不變的，因為是人的活動創造了文化。比如法儂(Frantz Fanon)認為第三世界解放運動中的文化不是繼承過去的，而是在革命過程中創造出來的。比如毛澤東1940年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認為新中國的文化應該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也就是說新的文化是革命中形成的、活著的文化。
我很贊賞摩洛哥學者Abdallah Laroui在《阿拉伯知識分子的危機》一書中的觀點。他說很多阿拉伯人被困在一座思想監獄里：一邊是過去的阿拉伯文化，一邊是當代的西方文化；選擇前者就不是當代人了，選擇后者就不是阿拉伯人了。他認為應該采取歷史主義的態度，要用歷史解釋文化，而不是用文化解釋歷史。歷史學不是保守的，不是反革命的，我們不應該做過去的奴隸，而要利用過去創造未來，這就是我堅持的觀點。
讀書報：您為后學貢獻的兩個重要概念是“后革命”、“后社會主義”，這兩個概念是為了描述1989年之后的變化嗎？
德里克：1989年，社會主義在東歐遭到失敗，標志著革命的終結。那一年也是法國大革命200周年，而很多法國學者對200年前的那場革命持批評態度，認為那場革命是錯誤的。但在我看來，革命是與現代性有密切關系的。拒絕革命、拒絕烏托邦、拒絕理想之后，我們對未來也就沒有了期望。對將來的預期是我們歷史意識的一部分，沒有這種預期，我們如何賦予過去以意義？又如何把握我們的今天？
讀書報：近年來中國有一波國學熱、儒學熱，您如何看待？
德里克：任何熱，無論是毛澤東熱、文化熱還是國學熱、儒學熱，都暗含了一種意識形態。而作為學者，一個重要任務就是開展意識形態批評。我認為國學熱是沒有什么好處的。像陳來教授在古代儒家哲學方面做了很好的研究，但在國學熱的背景下，大家都去關注一些表面的、意識形態化的東西，對嚴肅的學術卻沒什么關注，這是很糟糕的事情。
讀書報：作為左派學者，您堅持批判資本主義和美國霸權，對全球化、后殖民也進行批評，是否會讓被批評者不高興？
德里克：是的，我批評全球化和后殖民，我批評美國、土耳其，當然也會批評中國。批評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有人說馬克思主義是一些教條，但馬克思在給朋友的信中說，他的學術態度就是“對所有東西的批評”。這也是我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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