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人似乎正是美國左派占領大學課堂的受益者，否則靠威斯康辛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的背景，想拿到杜克大學的Tenure實在是不可想象的。而今天，這個憑借《妖魔化中國的背后》（與《中國可以說不》的作者李曦光合著）而在海內外聲名大噪的海外左翼學者，竟然回到母校開講他們自己陣營的危機，這實在是一個極度誘人的話題。
講座開始前，照例是周憲教授做介紹。雖然在座各位對于劉康的背景都算有了解，知道他是少數幾個能在美國知識界掌握話語權的名校正教授，但當讀到他擔任兼職教授的國內大學名錄時，那冗長如繞口令般的長串朗讀還是讓大家哄堂大笑。在這份幾乎花了一分鐘才讀完的大學名單里，竟然還有新疆大學、西藏大學和石河子大學，當然最后還要“等等”。
劉康自然感覺到這種哄笑絕對不是善意或崇敬之笑，所以一開始就很謙虛而謹慎。他反復強調自己的這個發言只是旅美多年的個人觀感，主觀臆斷在所難免。劉康做起報告來聲音渾厚，毫不拖泥帶水，談鋒極健，思路亦清晰敏捷，更重要的是，給人的感覺非常誠懇。他從七點一直滔滔不絕講到九點一刻，這在我聽到的報告中也算是少見的。下面是我綜合他的發言提綱和現場記錄整理的一個大致內容。
第一部分：左翼文化理論和批評在美國的興盛（80年代到90年代初）
劉康是文革后最早的一批大學生，在南京大學讀到碩士畢業，遂于80年代中期赴美深造。他首先回憶自己在母校受業時，對其影響極深的沈崇美教授。當時沈教授教他們美國概況課，并且人如其名地大加推崇美國制度與文化，而這批從文革陰影中走出來的學子自然也將毛主義等左的思想視為洪水猛獸。所以，他接受高等教育的八十年代中國，正是一個全面清算和拋棄極左思想的年代。
但當他來到美國時，卻發現那里左翼知識界正大行其道，新馬克思主義開始紅極一時。他就讀的威斯康辛大學是美國六十年代學生造反運動的三個基地之一（另外兩個是伯克利和哥倫比亞大學），學長們帶他參觀校園時，把某地下室指給他看。讓他吃驚的是，里面竟然堆滿了讓中國人民愛恨交織的“紅寶書”。老師那時給他推薦閱讀的是詹姆遜教授的那本名著《政治無意識》，他則坦言自己看了很多遍都沒讀懂。
在這樣的知識氛圍下，他大量的接觸閱讀那些六十年代西方激進左翼思想家的作品，如薩特、福柯、德里達等，并選擇了《美學與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博士論文題。劉康自言，當時他對左翼的這些東西是懷有一種極為復雜的情感：既對其心有余悸，又無法擺脫這種影響。他還自我解嘲的說，別人都給他貼上“新馬”或“西馬”的標簽，而他自己都不知道是否真的屬于這個陣營。
接下來，劉康開始梳理左翼文化理論和批評在美國興盛的幾個成因。首先他講到了賽義德和詹姆遜。賽義德的《東方主義》雖然出版于七十年代末，但在八十年代開始成為紐約書評榜上的暢銷書。劉康認為，賽義德最大的貢獻是將學術批評世俗化（secularization）。作為巴解組織的重要成員，這個巴勒斯坦裔的美國教授將福柯對知識和權力的分析運用到東方主義中，并成功地將人文學科（humanities）帶離井壁森嚴的象牙塔。當時他的那句“向權力講述真相”成為了風靡一時的名言。賽義德不僅占據了美國名校的重要教職，而且長期在《紐約時報》擔任專欄作家，所以對美國民眾的影響極大。
和賽義德不同，詹姆遜從來不在大眾媒體前拋頭露面，而是完全保持學院派的陽春白雪姿態，所著文字也極其晦澀難懂。但是他有一個巨大的影響，就是讓“馬克思主義”在美國學術界成為了一個受到尊重的學說。他用縝密的后結構主義理論，論證了“語言的牢籠”；他分析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讓美國人懂得了“整體論”（totality）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當然，對于詹姆遜，劉康本人最有發言權，因為詹姆遜在1986年從北京講學返美之后就在杜克大學創辦文學系，并執掌系主任牛耳長達二十余年，將那里真正變成了一個左翼知識分子的大本營。作為詹姆遜的同事，劉康對他有非常近距離的觀察。在劉康眼中，詹姆遜儼然是保持著六十年代左翼浪漫情懷的“老憤青”——他和夫人在加州加入過一個實驗性公社，在杜克大學也養了五十多只雞、鴨、貓、狗等，家里弄得像動物莊園，包括現在很厲害的張旭東當年在念他博士時，都負責給詹姆遜太太收雞蛋。
然后，劉康講到了法國新思潮在八十年代對美國人文主義和實證主義的沖擊。除了這其中有熟知的德里達、拉康和福柯之外，還有代表法國新電影、新小說的先鋒人物。耶魯大學的德曼等人所謂的"耶魯學派"當然是對法國理論在美國走紅最重要的推波助瀾者，他們的譯介工作影響很大。其中靠翻譯德里達著作而一舉成名的，就有那個現在家喻戶曉、但當時籍籍無名的斯皮瓦克。劉康還格外提到了更早期的“法蘭克福學派”，雖然那些旅居美國的德國學者很早就開始關注批評美國的文化產業，但一直影響不大。只是到法國新思潮在八九十年代大行其道時，“法蘭克福學派”的各種批評觀點才得以普及。
第三個成因是談越戰和民權運動，這里劉康主要拉雜講了些“嬰兒潮”那一代的反文化、反體制的激進主義，講了中國的文革和歐洲六八年學生革命的聯系（雖然有語境的錯位）。六十年代的遺老遺少在八十年代就走進大學課堂擔任教職，開始繼續發揮影響。第四個因素是多元文化局面的形成。這個因為是人所共知的，所以劉康僅僅簡要論及了當時美國人口中民族構成的巨大變化，其中包括墨西哥移民的大量涌入，以及亞洲和東歐的移民也開始在增加。傳統意義上的“大熔爐”（melting pot）社會開始變得不再可能，因為各種異質的文化和民族不可能在美國社會變成同化的統一體，只能遵循“多元文化主義”的政治原則。對于文學研究來說，比較文學就開始取得更加重要的地位，而對不同族裔文學和文化的研究又進一步瓦解了歐洲中心主義。
第二部分：左翼文化理論與批評的學院化、制度化和精英化（90年代）
劉康在演講的下一部分，談到了90年代這些左翼思想和代表人物的發展，并指出了其學院化、制度化和精英化的三大特色。首先，由于美國的大學體制濃厚商業色彩，開始孕育出各路帶有左翼色彩的學術明星。劉康此處略帶譏諷地說，美國的做法就是先搞出各種新批評理論，立出一個明星教授作為掌門人，甭管有沒有用，先造出聲勢、確立地位再說。比如后殖民主義的明星學者就是霍米.巴巴,比如女性主義就推朱迪斯.巴特勒，而斯皮瓦克則是跨多個領域的明星。越來越多的少數族裔開始在美國名校中獲得終身教職，比如巴勒斯坦裔的賽義德和印度裔的斯皮瓦克。王寧說這個時期他們“從邊緣走向中心”，這對于那些美國的少數族裔知識分子來說的確如此。
但與這些來自第三世界的“后學”掌門人走向學院中心相反的是，左翼在九十年代的美國開始與大眾漸行漸遠。他們遁入書齋，在美國的學院體制下從事專業的知識生產，其文字越來越帶有專業主義的味道。這批人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后，通常從最小的助理教授做起，謹小慎微地往上爬。為了獲得終身教職，他們不得不模仿晦澀的學術寫作風格批量生產論文。對此，劉康說自己有著切身體會，他現在回頭看自己評教授前寫的那些文章都讀不太懂了。當時劉康晚上耕耘論文，又哄著剛出生的小女睡覺，唱著《蝸牛》那首歌，備感心酸。一旦獲得了終身教職后，美國教授才能獲得說話的底氣。劉康正是在獲得杜克大學的正教授職位后，弄出了那本《妖魔化中國的背后》，被他的美國同行千夫所指，認為是不務正業的嘩眾取寵。而更多的學術明星則是繼續選擇晦澀化的學術寫作，在自我構建的概念世界中玩著文字游戲。這是學術商品化的結果，也是美國體制中比較差勁的一面。劉康說，國內大學對這套不好的東西學的很快，為了評職稱國人開始量產論文和專著，但是美國大學好的一些方面，我們中國反而沒學到。
九十年代的另一個重要特征是，隨著冷戰的結束，新保守主義與新自由主義開始占據意識形態的主流，例如福山的《歷史的終結》，就屬于右翼保守的新黑格爾主義。新自由主義從經濟學開始，它將人解釋為agent，而不是從前的subject，并認為存在個體、家庭和公司的agent，在通過理性的選擇實現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在這樣的思想氛圍下，按照詹姆遜的說法，連人類最后的兩個私人領域（審美和無意識）都不可避免地被商品化了。
第三部分：左翼文化理論與批評的當代危機（2000年之后）
左翼的當代危機是什么呢？這是我最希望聽劉康談論的話題。在此，他大致歸納四五個方面的淪陷因素。首先，左翼缺乏對當代文化問題的建構性新視野。比如對當下的大學企業化、知識生產、數字化、知識的利潤、相對論和普世論之爭等等，左翼文化理論與批評已經喪失了理論的活力，無法提出有價值的東西。
第二點，文化批判的修辭化與空洞化（幽靈化），這體現在德里達、齊澤克、德勒茲等人與大眾和大眾文化的日益隔膜和脫離。他們這些文人的學問越做越精致，但卻越來越不為人所理解。劉康此處特意提到了前些日子在南大訪問的齊澤克。劉康認為，齊澤克在西方之所以走紅，并不是因為他的思想有多么深邃，而是因為他作為前共產主義國家知識分子的特殊背景。齊澤克雖然被標為新馬，但和傳統意義上的毛主義者不同，這些當代的新馬都是以批判極權主義、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為己任。蘇聯在1956年入侵匈牙利和蘇伊士運河是一個標志性事件，從此新馬走向兩線作戰，不僅批判資本主義制度，也批評極左的蘇聯。對于齊澤克的思想本身，劉康說自己一直是敬而遠之，認為他也不可避免的走向修辭的空洞化。齊澤克的文化分析多半以電影舉例，他試圖用黃色笑話來消解自己話題的沉重，最終的歸宿只是虛無。作為學術明星的齊澤克有很多宏大思想敘事在自我圈構的文本內似乎都能成立，但如果你做真正的社會調查或定量分析，發現他的很多觀點又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即使如此，劉康還是說，自己對齊澤克依然保持著敬重，認為他身上有新左派中難能可貴的詩人氣質，有著深刻的人文關懷。
第三點危機，是大眾傳媒對于左翼文化的批評，最明顯的兩點分別是PC和相對論。所謂PC就是我們常說的“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這是左翼文化的一個最具體的遺產。女權主義者弄來弄去，最后就是要在語言文字的使用上和男權作戰。過分的政治正確，已經導致了美國大眾的厭煩。而相對論（relativism)主要是說，解構了邏各斯中心主義，將基督教中對于普世性的信仰打碎，最后實際上是把人帶入一個相對主義泛濫的懷疑世界。比如研究亞裔文學、非裔文學，聘請亞裔或非裔教授成為了政治正確，但對于文學好壞標準的評判就成為了得罪人的事情。經典被打開，一切都在去中心化，就連審美也不過是存而不論的了。
第四點是后冷戰時代右翼取得了對大眾傳媒的意識形態的控制，以及全球化下的文化霸權背景。劉康甚至懷疑，左翼和右翼存在文化邏輯的共謀，因為公共和私人領域的界限正在出現"越軌"（transgression）和"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美國的帝國不再是地理概念上的，而是文化意義上的霸權存在。劉康在杜克大學的同事邁克爾.哈特曾寫了一本書《帝國》，來鼓動世界人民在沒有疆域的文化帝國內部采取各種方式進行反擊。當然，隨著9-11事件，這些左翼的革命化思想漸漸的也失去了話語權。劉康用美國右翼推動的醫療保障體系私有化為例，來解釋這種從公共到私人領域的“越軌”。不過我對什么是文化邏輯的共謀依然不是很清楚，劉康似乎也語焉不詳。
第四部分：西方左翼對于左翼自身的批評
在講座的最后一部分，劉康主要引用了一些左翼思想家對于自身陣營的反思，讀來也的確振聾發聵。我僅僅摘錄一些最有趣的語句，與大家分享吧。
齊澤克：“右翼知識分子是無賴，是尊古守舊者，他們只會滿口說現有的秩序，把它視為繼續支持它存在下去的證據。對左翼人士的烏托邦計劃熱嘲冷諷，這一切也比如導向災難。左翼人士則猶如傻瓜，一個宮廷小丑，他公開揭露現存秩序的謊言，可他行事的方式恰恰懸置了他語言的行動效力。今天，在一些地區的社會主義制度崩潰后，無賴的面孔是新保守主義者，自由市場的鼓吹者，他殘酷地嘲弄所有形式的社會團結，說那是感情用事，阻礙生產的發展。而傻瓜則是解構主義文化批判者，他用那套瘋狂的程序來顛覆現存秩序，結果卻成為了現存秩序的補充。”
勞倫斯.葛洛斯堡：“左翼贊同民主可自己卻搞精英化。左翼聲稱要為人民代言，但又無法用有效的流行大眾話語來表達并維系自己。它提出用社群來代替市場，但卻未能看到這種反對完全無關民生。他們越來越發現自己是在對信徒布道，但卻無法彌合它自我建構的鴻溝。左翼認為自己是普羅米修斯，而其實他們在世人看來更像是西西弗斯。”（Lawrence Grossberg, Caught in Crossfire, 2005）
最后，劉康用葛蘭西的一句話來自我勉勵，“知識分子的悲觀必須用意志的樂觀來加以補充。”他總結自己在人文關懷上更加傾心于左翼思想，但對于它自身的局限劉康也一直在進行批判性觀察。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注：配圖來自網絡無版權標志圖像，侵刪！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烏有之鄉
責任編輯：執中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