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顯而易見的是，左派的抉擇只能由不同的同等體系結構來組成，這種結構在新的基礎上建立了社會劃分。在面臨等級社會的重建計劃時，左派的抉擇應當是完全把自身定位在民主革命領域，發展反壓迫斗爭之間的同等鏈條。因此，左派的任務不是放棄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相反，是在激進的和多元的民主方向上深化和擴大民主。在下文中，我們將解釋這一任務的范圍，但是，這個事實——不可能來自談論個人權利的自由話語的意義——并不是最后被固定起來，而且正是由于這個不固定性允許它與保守主義話語要素連接起來，它也允許不同的連接和強調民主因素的重新規定形式。這就是說，組成自由話語的要素從來沒有像任何其他社會要素一樣被具體化，并且可能成為領導權斗爭的領域。不是在放棄民主的意義上，相反，而是在同市民社會和國家的整體進行民主斗爭的范圍內，才有左派領導權策略存在的可能性。然而，如果它要完全在民主革命領域、深奧的意識和提出連接需要的領導權連接中為政治實踐提供基礎，重要的是去理解左派政治想象中必要變革的徹底程度。這一任務中的主要障礙，就是我們在本書開頭一直要引起關注的那個障礙，即本質主義的先驗論、社會在某個點上被縫合的信念。由此出發，不靠任何連接實踐就能獨立確定任何事件的意義。這導致了不能理解使社會形態結構化的關節點的不斷置換，也形成了以“被先驗特權化的點”的邏輯形式組織起來的話語，這種形式嚴重限制了左派行動和政治分析能力。特權化點的邏輯一直在不同方向上起作用。正如我們所知，從根本對抗的規定這種觀點來看，基本的障礙是階級論，即工人階級扮演了特權化代表的觀念，社會變革的根本動力被看成就存在于代表那里——而沒有理解工人階級的真正定位要依賴于各種力量的政治平衡和相當程度上決定于本階級之外的多元民主斗爭的激進化（[i]這一段是本書的中心論點，相當具有啟發性，這種關于“特權化工人階級”的批判是對以盧卡奇理論為代表的經典西馬革命理論批判的繼續，比照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的論述可知這里存在著對于工人階級運動的新描述：“只有無產階級的自覺意識才能把人類從即將來臨的災禍中解救出來。換言之，當資本主義最終的經濟危機爆發時，革命的命運以及與此相關的人類命運將依賴于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成熟，也就是依賴于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加貼者注[/i]）。從引起變化的可能性集中在社會標準上這個觀點來看，根本的障礙一直是中央集權下的經濟統制——認為國家的作用的擴張是解決問題的萬應靈藥，以及經濟主義（特別是它的專家治國的觀點）——認為成功的經濟策略必然伴隨著可以明確指出的政治作用。
但是，如果要尋找這種本質主義固定性的根本核心，我們就將在一直激發左派政治想象的主要關節點上發現，這一核心就是按照雅各賓派模式鑄造的經典“革命”概念。當然，假如我們用這個概念來理解政治斷裂點上的一系列斗爭的多元決定作用，這個斷裂會伴隨著橫貫整個社會結構的多樣化作用，那么對于“革命”概念不會有任何異議。如果這就是它所包含的一切，那么，毫無疑問，在許多情況下，用暴力推翻一個舊壓迫制度正是民主發展的條件。但是，傳統革命概念的含義遠遠超過了這一點：它包含著革命行動的根本特征，即建立一種權力集中的制度，由此社會能夠被“合理地”重新組織起來。這個觀點與激進民主所要求的多元性和開放性是矛盾的。通過使葛蘭西的某些概念更加完全，我們找到了允許我們重新提供革命行動標準的理論工具。“陣地戰”這一概念完全意味著每種激烈變革都具有過程的特征——革命行動只是這一過程的內部因素。政治空間的擴大和避免權力集中于一點，是每個社會真正民主變革的前提。社會主義的經典概念假定了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權消失會產生一系列的作用，會在整個新的歷史時代中消滅一切形式的從屬關系。今天，我們知道事實并非如此。例如，在反男性至上主義和反資本主義之間沒有必然聯系，二者之間的統一性可能只是領導權連接的接過。由此可以推出，在它們各自進行的斗爭的基礎之上建立這種連接，只是一種可能性，這些斗爭只在某些社會領域發揮了同等的多元決定的作用。這要求斗爭領域的自主化和政治空間的多樣化，這種多樣化與權力集中和經典雅各賓主義及其變種意味的知識是矛盾的。當然，每一個激進民主計劃都暗含著社會主義方向，因為它必然要求終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這種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則是大量從屬關系的基礎；但是社會主義是激進民主計劃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反過來并非如此。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在談論作為激進多元民主策略要素之一的生產資料社會化時，人們就必須堅持這種社會化不能意味著它僅僅是工人的自我管理，因為存亡攸關的是所有主體真正參與決定在生產的過程之中生產什么、如何生產以及采用何種形式分配產品。只有在這種情況下，產品的社會占有才能存在。把這個問題歸結為工人的自我管理，就會忽略這個事實：工人的利益可以用這樣一種方式構成，他們不重視生態的要求或其他集團的需要，這些集團不是生產者，但受到生產領域里的決定的影響。
從領導權政治的觀點看，傳統左派觀點的最主要局限在于，它試圖先驗地決定變革的代表、社會領域中有效性的層面、斷裂因素和特權化的點。所有這些障礙最后都匯聚到一個共同核心，那就是拒絕放棄被徹底縫合的社會這個假定。但是，一旦拋棄了這個假設，就將引起一系列我們現在要解決的新問題。所有這些可以概括為三個問題，我們將逐一論述：（1）如何確定激進民主計劃將包括的對抗出現的層面及其連接形式？（2）激進民主特有的多元性在何種程度上與同等的作用相一致？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同等的作用是每個領導權連接的特征。（3）民主想象的置換中固有的邏輯在何種程度上足以弄清楚領導權計劃？
關于第一個問題。由于蘊含在社會地形學里的先驗論已被證明是站不住腳的，因此，先驗地定義對抗得以出現的層面是不可能的。這是顯而易見的。因此，雖然一些左派政治學可以在某些環境中設想出來或加以說明，但是沒有任何一種左派政治學，其內容能夠擺脫環境內容來加以確定。正是由于這一原因，試圖先驗地確定其內容的所有嘗試都必然是片面的和任意的，因而在大多數情況中是無效的。破除政治獨一無二的意義——與綜合和不平衡發展相聯系——消除了根據左派和右派之間的分化確定所指的任何可能性。如果我們試圖定義構成其所有使用基礎的左派一詞的根本內涵，我們將永遠不會找到一個不表現出例外情況的內涵。如果我們正處在維特根斯坦語言游戲理論的領域之中，我們能夠得到的那最為相近的則是“家族相似”。讓我們來分析幾個例子。近年來，更多被談論的是必須更加明確國家和市民社會之間的分界線。但是，我們不難發現，這種建議沒有給左派提供一種能夠被普遍化的對抗表現表層的理論。這似乎意味著：每一種統治形式都在國家中體現出來。但是，顯而易見的是，市民社會也是大量壓制關系存在的場所，因而也是對抗和民主斗爭存在的場所。結果，大體上是清楚的，一些理論，如阿爾都塞對于“國家機器”的分析，試圖創造一個概念框架來思考統治領域中的置換現象。在女權主義斗爭的情形中，國家是實現進步的重要工具，經常對抗市民社會，在立法上與男性至上主義相對抗。在許多不發達國家，作為中心的國家，其功能的擴張是在反對擁有土地的寡頭的極端剝削的斗爭中建立一個邊界的手段。進而言之，國家不是一個同質化的媒介物，與市民社會被一道鴻溝隔開；而是一系列不平衡的部門和功能，只被發生在其中的領導權實踐相對結合起來。最重要的是，不應當忘記國家能夠成為大量民主對抗存在的場所，在國家中的一套職能——例如，專業的或技術的職能——可以成為權力中心相對抗的關系，在國家自身內尋求對國家的限制和改變。當然，這種方法決不是說，在某些情形之中，國家和市民社會之間的分化不能構成民主的基本政治陣線，例如，在東歐或索摩查斯（Somozas）的尼加拉瓜，國家變成官僚主義毒瘤，通過暴力強加于社會其他領域之上，它變成了軍事機器支撐的獨裁者。不管怎樣，顯然不可能先驗地把國家或市民社會指定為民主對抗表現出來的領域。從左派的政治觀點來看，當確定積極或消極的特征成為疑問時，也會出現同樣的情況。例如，讓我們考慮“政黨”這種形式。在某些情況下，作為政治制度的政黨可能成為官僚主義化具體化的一個實例，是群眾運動的阻礙；但在另外一些情況下，它可能成為分散的和政治上幼稚的群眾的組織者，并因此能夠成為擴大和加深民主斗爭的工具。重要之點是，由于“一般社會”領域作為政治分析的有效框架已經消散，所以在社會地形學范疇——這就是說，用不變方式把某些出現在復雜關系中的差異的意義永恒地固定起來——的基礎上建立普遍政治理論的可能性也隨之消失。
從這一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先驗地說明對抗出現的層面是不可能的，因為所有層面都因其他因素的決定性影響而不斷被顛覆，因此存在著某些領域的社會邏輯特征轉向其他領域的社會邏輯特征這種不斷的置換。在其他情況中，這是我們已經在民主革命情形中所看到的“示范作用”。民主斗爭能夠使自己在其中發展的一些空間成為自治的，并且在不同的政治空間中產生與其他斗爭同等化的作用。激進民主計劃所關聯的正是這種社會多元性，其可能性直接來自于社會代表偏離中心的特征，直接來自于把自身構成主體的話語多元性，而且也來自于發生于多元性中的置換。民主思想的最初形式，與積極的和統一的人類本性概念相關，而且在這個范圍內，它們試圖構造一個唯一的空間，人類本性將在其中顯示他的激進自由和平等的作用，并因此構建一個與市民的觀念聯系在一起的公共領域。公共/私人的區分，在一個差異被市民普遍平等消除了的領域和保持那些差異的充分力量的多元的私人領域之間，構建了分離。正是在這一點上，與民主革命聯系在一起的那種多元決定性作用，開始置換了在公共和私人之間的民主界限，使社會關系政治化，即，使新的同等邏輯在其消除不同社會實證性的空間中得到了增殖。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它從19世紀的工人斗爭延伸到婦女斗爭，形形色色的反種族歧視斗爭和反性別歧視斗爭。因此，唯一的政治構造空間本身的現實性和觀念被突破了。我們親眼見到的政治化遠遠超過了已往我們所知道的，因為這種政治化，不是統一起來的公共領域侵犯私人，而是采取了全新的和富有差異性的政治空間形式，要消除公共和私人之間的區分。我們面臨著一種主體多元性的出現，只有放棄進行統一和被統一的“主體”范疇，才可能思考它的構成形式和分散性。
但是，政治的這種多樣性難道不與作為對抗前提的那種來自同等作用的統一相沖突嗎？或者，換言之，激進民主所特有的政治空間增殖與根據同等邏輯建立的集體同一性之間難道不存在矛盾嗎？這里我們又一次面對的顯然是在上一章已經提到的自主性/領導權的兩分，現在我們應該考慮它的政治含義和作用。讓我們從兩個方面來思考這個問題：（1）兩分把自己描述為是唯一領域這種觀點；（2）考慮這種唯一領域出現的歷史條件和可能性的觀點。
我們從考慮同等作用和自主性之間的不相容這一領域開始。首先來看同等的邏輯。我們已經指出，由于對抗不僅產生于構成它的空間兩分而且來自于總是溢出兩分空間的社會多元性領域，因此只有通過來自其自身以及使外部要素領導權化，對抗兩極的同一性才得到鞏固。因此，特定民主斗爭的增強需要向其他斗爭延伸的同等鏈條的擴展。例如，反法西斯主義、反性別歧視和反資本主義之間的同等連接就需要有一個領導權結構，這個領導權結構在某些情況下可以成為鞏固每一個斗爭的條件。那么，如果走向最后的結果，同等的邏輯將意味著產生這些個別斗爭的領域自主性消失不是必然的，因為這些斗爭中的某一種斗爭成為其他斗爭的從屬部分，而是因為所有這些斗爭嚴格說來都已經成為一項特殊的、不可分割的斗爭的相同象征。由此，對抗就獲得了完全透明的條件，以至于不平衡被消除，而且每個民主斗爭在其中被構造的空間不同的特殊性也消失了。
第二，自主性的邏輯。每項斗爭都是在與其他斗爭相比較中獲得自己不同的特殊性。每項斗爭所產生的政治空間是各不相同的，相互之間也難以溝通，但顯而易見，這種明顯的自由主義邏輯只在新的封閉的基礎上才能維持。因為，如果每項斗爭都將其特殊性因素轉化為同一性的絕對原則，那么所有這些斗爭加在一起就只能是孕育于一個絕對的差異體系之中，而這個體系則只能是被封閉的總體。這就是說，社會透明只是從同等體系的唯一性和可理解性被轉換到差異體系的唯一性和可理解性。但是，在這兩種情形中，我們涉及的都是企圖通過它們的范疇來控制作為總體的社會。在兩種情形中，總體的因素就不再是地平線，而是成為一種基礎。正是僅僅在這種合理的領導權空間里，同等邏輯和自主性邏輯才被看成是已經得到的和被固定的。因此只有在這里，兩個根本矛盾的社會邏輯才找到了在其中根本作用可以充分發展的領域。然而，這種終極時刻永遠不會到來。同等和自主性的不相容消失了，各自的地位變了：它再也不會是社會秩序的基礎，而是社會邏輯的基礎，在不同程度上介入到每個社會同一性的構成之中，并部分地限制它們相互間的影響。從這里我們能推斷出激進自由主義政治概念的一個基本前提，即拒絕控制每一個假定的社會“根本基礎”——無論是在思想上還是在政治上。每一個尋求將自己建立在對這種基礎的認識之上的概念，都遲早會發現自己將面對盧梭式的悖謬，即人會被強迫成為自由的。
某些概念地位的這個變化，即轉變成先前是社會基礎的社會邏輯，使我們得以理解作為民主政治基礎的多樣化維度。首先，它使我們能夠正確地把意義和我們也許能夠稱之為“民主同等原則”的界限視為一體。我們能夠說明意義，是因為平等主義想象的唯一置換不足以產生置換得以起作用的團體同一性變革。在同等原則的基礎上，法人性的團體能夠要求其與其他團體平等的權利，但這里有一個限度，不同群體的要求是不同的，而且在許多情況下，他們的要求是不相容的，而這并不能導致各種民主要求之間任何真正的平等。在所有這些情況下，占有性的個人主義都是不同團體同一性產生的發源地，這種結果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要有“民主平等”，則其他的東西是必須的，即構造一種新的“常識”，以改變不同群體的同一性。這樣，每一個團體的要求就能與其他團體同等地連接起來——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所有人自由發展的條件”。就是說，在其并不僅僅建立特定利益聯盟，而是限制參加聯盟的力量的同一性這個范圍內，同等總是具有領導權的，因為在損害婦女、移民和消費者的情況下，工人階級的權益并沒有得到捍衛，必須在不同的斗爭之間建立起同等。只有在這個條件下，反對權力的斗爭才能是真正民主的，對權利的要求才能不是建立在充滿問題的個人主義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對其他附屬團體平等權利的尊重基礎上。然而，如果這就是民主同等原則的含義，那么它的局限性也是很明顯的。完全的同等從來就不存在，每一種同等都會受到來自社會不平衡的結構不穩定的滲透。就此范圍而言，這種不穩定要求通過自主性邏輯得到補充或限制，正因此，平等的要求是不充分的，需要用對自由的要求來平衡。這就引導我們來談論激進的或多元的民主。激進的非多元民主，在同等邏輯無限制運作基礎上建立單一的平等空間，沒有認識到不可還原的空間多元性因素。這種空間分離的原則，是要求自由的基礎。多元的原則正是存在于其中，并且多元民主才能和自由原則聯系起來。這種原則不是會產生問題的自由主義，對于作為保護個人自由以實現個人能力的倫理原則，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有效。然而，如果自由的維度是由每一個民主和解放的計劃構成的，那么在對過多的“整體論”進行反駁中，它就不會使我們單純和簡單地回到對“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辯護中去。這里包含的是另一種個體，他不是在占有性個人主義基礎上產生的。應該拋棄“自然”權利優先于社會權利的觀念——以及虛構的個人/社會這個二元整體，代之以提出權利問題的另一種方法。我們從來不可能孤立地去定義個人權利，只有在社會關系的范圍內才能做到。因而，總是要涉及到參加同一社會關系的其他主體的權利問題。必須在這個意義上去理解“民主權利”這個概念，因為存在著只能集體地加以貫徹的權利，而這些權利也承認他人平等權利的存在。不同社會關系構造的空間可以發生巨大的變化，這要看它涉及到什么樣的關系，比如生產關系、公民關系、鄰里關系或夫妻關系等等。因此，民主的形式應該是多樣化的，因為它必須適合社會空間——直接民主不可能是唯一的組織形式，因為它只適用于簡化的社會空間。
因此有必要拓寬超出傳統“公民”有限領域的民主權利的貫徹這一領域。至于民主權利從傳統“政治”領域到經濟領域的擴展，是一個反資本主義特殊斗爭的領域。與那些主張經濟是“私人”領域的經濟自由主義相對立，自然權利的位置和民主的標準在其中沒有存在的理由。社會主義理論，捍衛作為生產者而不僅僅是作為公民的社會代表的平等權和參予權。多元理論思想家，如達爾和林德布盧姆等，在這個方向上已經取得了進展，今天他們認識到，在多國公司時代，還把經濟說成是“私有的”領域已毫無意義，因此在企業運營中必須接受某種形式的工人參與。我們的觀點當然完全不同，因為我們所質疑的正是那種認為可以有自然的“私有”領域的觀點。公與私、市民社會與政治社會的區分只是領導權連接的某種形式而已，它們的界限隨一定時刻既存的力量關系而不同。例如，明顯的是，新保守主義話語今天正在致力于限制政治領域，并且重新肯定近幾十年面臨的不同民主斗爭對之提出縮減要求的私人領域。
再來討論一下我們關于同等和自主性相互之間必要限制的這個論點。只有在封閉體系的假設下，政治空間多樣性概念才與同等邏輯不相容。但是一旦這個假設被放棄，它就不可能產生于空間的增殖、表示其自身是總體的社會的不確定性和不可能性、總體化因素與激進民主計劃之間的不相容。憑借同等作用的政治空間的構造不僅與民主斗爭相容，而且在許多情形之中是需要它的。在面對新保守主義的攻擊時，民主同等鏈條的構造是左派在當前環境下爭取領導權的斗爭之一。因而，不相容性并不存在于作為社會邏輯的等同之中，它只產生于同等空間不再被當成是他者之間的一個政治空間并且被理解為中心的時候，這個中心從屬并組織了所有其他空間。不相容性出現在這種情形之中，在那里不僅在某種社會層面上產生了同等的結構，還使這個層面轉變成了統一的原則，把他者還原成內在于它的不同因素。因而我們看到，自相矛盾的是，在當今社會，正是公開性和對差異的民主顛覆的邏輯，創造了比以往激進得多得封閉的可能性：這種激進到了對傳統差異體系的拒絕被打破的程度，不確定和模糊將更多的社會要素轉化成“漂浮的能指”，產生了要使中心制度化的可能性，這個嘗試要激進地消除自主性的邏輯并圍繞自身重構社會團體的總體。如果說19世紀每個激進嘗試的限制存在于殘存的貫穿于社會關系中的舊的從屬形式之中，那么現在那些限制來自于一種新的可能，而這種可能恰恰產生于民主領域，即極權主義的邏輯。
克勞德·勒福爾已經說明了作為包含象征層面豐富轉換的新領域的“民主革命”，意味著社會新的制度化形式。在早期社會，按照理論——政治邏輯組織起來的權力由君主個人體現出來，君主是上帝的代表——完全的正義和至高無上理性的代表。社會被認為是一個團體，其成員的等級結構建立在無條件的秩序上，按照勒福爾的觀點，民主社會帶來的根本差別在于這種權力的所在地已成為空洞的地方，與超然的保證者之間的關系消失了，一起消失的還有基本的社會統一的代表。結果，權力、知識和法律之間的要求發生了分裂，它們的基礎不再得到保證。這樣便出現了沒有終結的疑問過程的可能性：“沒有被固定的法律，其規定易受到質疑；總之，沒有社會中心的代表：統一不再能消除社會分化。民主帶來了社會不能被理解和控制的經驗，這個社會聲稱人民擁有最高權力，但是在其中他們的同一性不能確定，而仍然只是潛在的。”在勒福爾看來，正是在這種環境中，應該看到存在著出現極權主義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由重建民主已經破壞的權力、法律和知識之間的統一這種企圖構成。一旦通過民主革命消除了與特權社會權力之間的關系，一個純粹的社會權力就會出現，它把自身表現為總體，并且獨自從自身之中引出法律原則和知識原則。由于這種極權主義，而不是已經指明的空場，權力尋求使自身具體化為整個人民的代表機構，在實現人民統一的借口下，由于民主的邏輯形成的明顯社會分化被否認了。這個否認構成了極權主義邏輯的中心，而且在一個雙重的運動中被實現了：“國家和社會分裂的標志的取消，以及社會內部分化標志的取消，這些意味著影響政治社會構造的要求的差別被取消。被從權力當中分離出來的法律和知識再沒有最高保準。”
如果按照我們的問題來分析它們，就可能把這些分析和我們已經指出其特征的領導權實踐領域聯系起來。正因為不再存在來自超驗秩序的受到保證的基礎，因為再也沒有能把權力、法律和知識聯系在一起的中心，才有可能和有必要，通過領導權連接，來統一某些政治空間。然而，這些連接總是局部的，而且總是容易受到質疑，因為再也沒有一個最高的保證者。任何建立最后縫合、否認民主邏輯所制定的社會徹底開放特征的企圖，都會導致克勞德所說的“極權主義”，即由建立社會可以被完全掌握和了解的出發點組成的政治構造邏輯。這是一個政治邏輯，而且沒有任何一個社會組織形式得到過如下事實的證明：它不能被歸因于特別的政治傾向：它可能是“左”的政治的結果，按照這一點，每個對抗都可能被排除，而且社會呈現出完全的透明性，或者在國家建立的等級制上固定社會秩序的極權主義結果，就像法西斯主義的那種情況一樣。但是，在兩種情況中，國家或者以無產階級的名義或者以民族的名義，都把自己上升到社會秩序真理唯一擁有者的地位，并試圖控制所有的社會網絡。在民主所開創的根本不確定性面前，這實際上是企圖重新強加一個絕對的中心，并重建能夠因此恢復統一的封閉性。
然而，如果威脅民主的危險之一毫無疑問是極權主義試圖跨越對抗的構造特征，并且在試圖恢復統一中否認多元性，那么還有相對稱的另一個危險，即對這種統一缺乏了解。因為，即使不可能，這仍然是個地平線，由于導致社會關系失去連接，它必然要阻止社會的破裂和任何共同參照點的缺席。這種由象征結構解構所引起的社會結構拆解，是政治消失的另一種形式。與以極權主義方式強加不變的連接這個危險相對照，這里的問題是缺少那些能允許建立不同社會主體共有的意義的連接。在完全同一的邏輯和純粹差異的邏輯之間，民主的經驗應該由承認社會邏輯的多樣性，以及它們連接的必要性組成。但這種連接必須不斷地再造和協調，而且沒有取得最后平衡的終點。
這將把我們引向第三個問題，即民主的邏輯和領導權設計之間的關系問題。很明顯，從目前我們所說的一切中可以看到，民主的邏輯并不足以形成任何領導權。因為民主的邏輯只不過是平等主義的想象對更廣泛社會關系的同等置換，而且同樣的是，它只是不平等從屬關系消除的邏輯。民主邏輯不是社會實證性的邏輯，因而它不能建立任何形式的關節點來重建社會結構。但是，如果民主邏輯的顛覆性因素和社會制度的肯定因素不再被任何人類學基礎統一起來，這一人類學基礎把它們轉變成陣線和單一過程的反面，那么，非常明顯的是，兩者之間的每一個可能形式都是偶然的，并且因此是連接過程的結果本身。這正是這樣的情形：沒有任何領導權涉及能絕對地建立在民主邏輯之上，而是還必須由一系列實證性的社會組織方案組成。如果從屬集團的要求完全被看做為對某種秩序的顛覆性否定要求，與任何可見的重建特殊社會領域的可行計劃沒有聯系，那么，從一開始他們的領導權行為能力就被排除了。這就是“對立策略”和“重建新秩序策略”之間的差別。在前一種情況下，某一社會或政治秩序的否定要素占優勢，但是這種否定要素并沒有任何真正去建立關節點的企圖，從這種關節點出發，社會結構的不同實證性重構有可能實現——而且結果是，這一策略被宣告是邊緣性的，這個情況就是“飛地政治”的另一版本。而不管是意識形態的還是社團的。相反，在新秩序構造策略的情形之中，社會實證性要素占優勢，但是這個事實帶來了不穩定的平衡以及與民主的顛覆性邏輯持續的張力關系。領導權的情況將是這樣的，在其中，社會實證性的安排和不同的民主要求的連接已經達到了最大的綜合——對立的情況，在其中社會的否定性導致了每個穩定的差異體系的瓦解，這種情況與組織危機是一致的。這將使我們領會這樣的意義，在其中我們能夠談論由左派選擇的激進民主涉及。這不可能由來自邊緣立場的一系列反體系要求的主張構成，相反，它必須使自己建立在對兩種情況的平衡點的探尋之上，這兩種情況是：在廣泛領域之中民主革命的最大化發展；領導權指導的能力和部分從屬團體在這些領域中實證地重構。
因此，每一個領導權立場都是建立在不穩定平衡基礎上的：構造是從否定性開始的，但只有當它成功地構造了社會實證性時才能得到鞏固。這兩種因素在理論上并沒有被連接，它們勾畫了矛盾性張力空間的輪廓，這個張力構造了不同政治事態的特殊性（正如我們所見，這兩個因素的矛盾特征在我們的意見中并不意味著矛盾，因為，從邏輯的觀點看，兩個不同的和矛盾的社會邏輯共存，采取了相互限制它們作用的方式，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如果這種社會邏輯的多元性是張力的特征，那么它也需要在其中它們將被構成空間的多元性。在構造新秩序策略的情形之中，可能在社會實證性中引入的變化，不僅建立在追求這一策略的力量的或多或少的民主特征上，而且取決于一系列由其他邏輯所建立的結構性限制。這里重要的是不能陷入不同形式的烏托邦理想之中——烏托邦理想試圖不顧構成那些結構性限制的空間多元性；也不能陷入政治冷淡癥之中——它由于有限的變化特征可能在其中實現而拒絕傳統的政治領域。但同樣極其重要的是，不能尋求把政治領域限定在社會實證性的安排上，并且只接受那些現在能夠進行的變化。近年來，有許多關于需要“政治世俗化”的議論，如果一個人照此理解了對傳統左派本質主義的批評，即左派繼續“政黨”、“階級”、“革命”類型的絕對范疇，這個人就不會持有異議。
但是那個“世俗化”常常意味著不同的東西：把烏托邦從政治領域完全驅逐出去。現在，如果沒有“烏托邦”，沒有否定秩序的可能性，這個秩序超出了我們能威脅到的它的部分，也就根本沒有任何構造激進想象的可能——無論是民主的還是其他的形式。作為使某些社會秩序總體化為否定的一系列象征意義的想象存在，對所有左翼思想的構造是絕對必要的。我們已經指出，政治領導權形式總是認為在這種想象和社會實證性的安排之間存在著不穩定平衡，但這種張力是透明社會不可能性被證明于其中的形式之一。每個激進民主政治應該避免：由極權主義理想國神話和改革者無法實施的實證主義方法代表的兩個極端。
這種導致社會根本上不完善和不穩定特點的張力和開放性，正是每一個激進民主計劃應該使其制度化的。使社會民主具有特點的制度多樣性和復雜性，應該以完全不同于復雜官僚系統特有的功能多樣化這種方式來想象。在后者那里它完全是一個實證社會的安排問題，而且每個多樣化因此發生在控制一系列領域和功能的合理性之中。黑格爾的作為普遍階級的官僚機構是這個觀點完美的理論具體化。只要社會之內的標準多樣化——伴隨著功能主義、結構主義或任何其他類似的觀點——與這些作為概念總體構成因素的保準的每一個的概念聯系起來，它總體控制這些概念并提供意義，它就已經轉變成社會學的平面了。但是在激進民主特有的多元論情形中，多樣化已經轉變成多元性了。因為每個不同的要素以及標準不再是超越它們的總體的表達。空間的增殖和伴隨它的制度多樣化不再由合理的功能支撐組成，它們確實也不再服從構成所有變化合理原則的隱蔽的邏輯。但是它們卻是表達了對立：通過不可還原的多樣性和多元性特征，社會構造了典型的和對它不可能性的安排。每個安排的妥協、不穩定特征和對抗是主要的事實，而且正是在這個不穩定性內，實證的因素和它的安排發生了。激進民主方法的設計的發展因此迫使合理透明的社會神話逐步退出社會的地平線。這變成了一個“微不足道”的地方（non place），它自己不可能性的象征。
然而，正因為這個原因，統一起來的左派話語的可能性也消失了。如果多樣化的主觀立場、不同的對抗和分裂點構成的是多樣性而不是多樣化，那么很明顯，它們不能被帶回到它們能夠從中被單一話語包含和解釋的地方。話語的中斷變成主要的和構成性的。激進民主的話語不再是普遍的話語，“普遍”階級和主體憑之言說的認識論壁龕被根除，并且它被復調的聲音所代替。每一個聲音構成了它自己不可還原的話語同一性。這一點是決定性的：不存在不拒絕普遍話語及其固有的接近真理的特權的激進多元民主，那種普遍話語之中真理只能被少數主體獲得。在政治術語中，這意味著，正如沒有什么層面被對抗的出現賦予特權一樣，也沒有什么激進民主程序能先驗排除的作為可能性斗爭領域的話語領域。司法制度、教育體系、勞動關系以及邊緣人口抵抗的話語構成了社會抗議的最初不可還原的形式，并且由此貢獻出了所有激進民主被建立于其上的話語復雜性和豐富性。傳統社會主義話語具有完全不同的類型：它是普遍的話語，把某些社會范疇轉變為政治和認識論特權的場所；它也是關于有效性不同層面的先驗話語——而且同樣的，它減少了它認為是可能的和合法的那些話語層面的范圍；最后，它是涉及到這樣特權點的話語，在這種特權點中，歷史變化在運轉中——革命、總罷工或者進化——被規定為使不可還原的部分發展的積累統一起來的范疇。激進民主的每一個設計，正如我們所說的，包含了社會主義的維度——就是說，廢除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但是它拒絕必然伴隨著這個廢除而來的其他不平等被消除的觀念，結果，斗爭和話語差異的去中心和自主性、對抗的增殖、可以在其中確定自身發展的空間多元性構造，都是傳統社會主義理想不同成分——無疑，它應該被擴展和再形成——可以獲得的可能性的必要條件。正如我們在這里已經充分討論的，這個空間多樣性并不否認，而是需要在某種標準上它的作用的多元決定，以及隨之而來的在它們之間的領導權連接。
讓我們來得出結論。本書是圍繞著領導權概念、社會內部固有的新邏輯、從列寧到葛蘭西都妨礙了對其激進政治和理論潛力做出理解的“認識論障礙”的興衰變遷構思的。只有當社會開放的和沒有縫合的特點被充分接受時，當總體的本質主義和要素的本質主義被拒絕時，這種潛力才能變得清晰可見，而且“領導權”才能開始為左派政治分析構成一個基本工具。這些條件最初源自于我們所說的“民主革命”領域，但只有在激進民主設計中，它們在自己的所有解構作用中被最大化了，或者換言之，是在這樣一種政治形式之中，這種政治形式并不建立在任何教條假定的“社會本質”上，而是相反，建立在每個“本質”的偶然性和不明確性上，建立在社會分化和對抗的基本特征上。這是對只有通過否定其基本特征才能生存的“基礎”的實證，對只存在于混亂的局部限制之中的“秩序”的證實——換言之，政治領域作為從來不是“零和”博弈的空間，是因為規則和選手從來都不是完全明確的。這一躲避概念的游戲確實至少有一個名字：領導權。
《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導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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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思想今天處在十字路口之上，過去“鮮明真理”——經典的政治分析和推理形式、斗爭力量的本質、左翼斗爭和目標的真正意義——受到了瓦解這些真理基礎的巨大歷史轉變的挑戰。這些轉變無疑相應于這些失敗和失望：從布達佩斯到布拉格和波蘭政變；從喀布爾到越南和柬埔寨共產主義勝利的余波，使得人們對社會主義的構想以及實現它的道路越來越產生疑問。這已經導致了對左派思想傳統上構造的理論和政治基礎進行批判思考，它是腐蝕性的也是必要的。不過還有比這更多的，構成那些轉變的所有新的積極現象使得對下面這些現象進行理論再思考的任務更加急迫：新興起的女權主義、少數種族、少數民族和性少數的抗議運動，人口邊緣階層發動的反制度化生態斗爭，反核運動，資本主義外圍國家非典型化的社會斗爭——所有這些都意味著社會斗爭存在于更廣闊的區域范圍，它們正在開創潛在的、甚至不只是潛在的，而是更自由地走向民主和平等社會的趨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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