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所謂“資本主義補課論”
（《為毛澤東鳴辯》）第七章第三節
王恕煥
毛澤東去世以后，某些人責難毛澤東“拋棄了新民主主義論”，急于向社會主義過渡，急于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急于消滅資本主義，染上了民粹主義色彩，晚年哲學思想“從唯物主義向唯心主義逆轉”。他們認為,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不能搞社會主義，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勝利后，“資本主義還要有大的發展”，“應補資本主義這一課”。胡繩說：“毛澤東在上世紀50年代，急于消滅資本主義，染上民粹主義色彩，在低下生產力的基礎上，實行公有制，實際上就是搞貧窮的社會主義，實際上把‘新民主主義論’否定了。”[46]杜潤生說：“建國以后，毛澤東拋棄自己創立的新民主主義論，否定了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社會需要幾十年上百年的結論，拋開了各民主黨派共同制定的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共同綱領》，急于發動社會主義改造和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直接過渡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結果產生了災難性后果和文革式浩劫。”他還說。“因此，必須認識當代中國的經濟結構是新民主主義的結構，社會結構是新民主主義的結構，政治結構也是新民主主義的結構。為了保持政策口號的延續性，回避極左派的‘文革’式攻擊，我們可以采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旗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等等過渡性口號，但是必須清醒地看到我國在現階段是新民主主義社會，今后很長一段歷史時期仍然將處于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所清楚地闡明的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他在談話中還特別強調：“新民主主義社會，也就是新式資本主義社會”[47]
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說：“落后的發展中國家，革命勝利后不能立即建立社會主義，只能為社會主義創造和準備條件。應補資本主義這一課。我以為為了發展社會生產力，即使實行私有化，發展資本主義也沒有什么可怕，也沒有可責難的。就是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發展資本主義，走向共同富裕。這就是改革的理論。也就是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48]他還說：“十月革命后，蘇聯用行政強制的辦法來推行社會主義，結果是四處碰壁走進了死胡同，以瓦解告終。在中國，毛主席則認為意識形態的力量大，要把資本主義斬草除根，硬要用意識形態的力量，群眾運動的辦法來推行他的農業社會主義的理想，結果給中國人民造成無比的大災難，也以失敗而告終”。[49]“斯大林、毛澤東的大悲劇在于沒有資本主義補課。”“補資本主義的課有利于實現現代化”。 “資本主義社會可以搞的，只要對發展生產力有利，我們也可以搞。所以，革命后，搞社會主義這一點錯了。”[50]這些年來，類似的說法甚多，這里僅摘引這么一些。
事實上，難道毛澤東在建國后是“拋棄了新民主主義論”嗎？難道經濟文化落后國家，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應補資本主義這一課” 嗎 ？難道毛澤東晚年哲學思想是主觀唯心主義嗎？建國后，中國向何處去，究竟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廣義道路？這些問題須從實際出發，很好弄清楚，作出科學的正確回答。
問題的中心點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我們要從這個根本問題上切實弄清楚中國對社會主義的選擇是不可避免的，具有內在的歷史必然性，而不是什么“農業社會主義烏托邦的幻想”，更不是什么“晚年哲學思想從唯物主義向唯心主義的逆向轉變。”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是歷史的結論。
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的目的、宗旨和奮斗目標，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為社會主義革命作準備，目的是走向社會主義，“最終目的社會主義”。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是為了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這是兩種民主革命的根本區別。抹煞這兩種革命的根本區別，是完全錯誤的。
關于新民主主義理論，毛澤東抗日時期所著的《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著作中已有系統論述，后來又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而不斷發展。1947年12月，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這個報告中，又作了進一步的闡明，并且提出了沒收官僚資本、確立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及其領導地位的問題。建國后他還說：“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長時期內是反帝反封建。在解放戰爭時期，我們又提出了反對官僚資本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斗爭，包含著兩重性：一方面，反對官僚資本就是反對買辦資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質；另一方面，反官僚資本就是反對大資產階級，又帶有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51]
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又作出進一步的論證，他考慮到新中國誕生時社會經濟形態應該怎樣的，考慮到新民主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兩者的關系。他指出：“大工業、大銀行、大商業，不管是不是官僚資本，全國勝利后一定時期內都是要沒收的，這是新民主主義的原則。而只要一沒收，它們就屬于社會主義部分。我們國家銀行的資本，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民在土地改革后搞合作社，要看在誰的領導之下，在資產階級領導之下，就是資本主義的；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就是社會主義的。當然，今天我們農村的合作社，是個體農民在私有財產基礎上組織的合作社，不完全是社會主義的，但它帶有社會主義的性質，是走向社會主義的”。據此，他認為，說我們的社會經濟是“新式資本主義”，這個名詞是不妥當的，因為它沒有說明在我們社會經濟中起決定作用的東西是國營經濟，這個國家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所以這些經濟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村個體經濟加上城市私人經濟在數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決定作用。我們的國營經濟、公營經濟，在數量上較小，但它是起決定作用的。正因為如此，“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還是叫‘新民主主義經濟’好。”社會主義經濟的領導作用，保證中國向社會主義社會發展。
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著重研究了在全國勝利后，中國從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從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總任務和主要途徑。毛澤東指出：“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并且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后，中國還存在著兩種基本矛盾：第一種是國內的，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第二種是國外的,即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七屆二中全會報告重申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發展到社會主義革命的一貫主張，“我們必勝，社會主義必勝，這是整個的趨勢和可能性”。因此毛澤東在1958年成都會議上說，社會主義的問題我們在七屆二中全會就已經明確了，當時沒有公開講，直到1953年宣傳過渡時期總路線才公開講。
1949年6月30日 ，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總結100多年來，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28年來的歷史經驗，闡明了即將成立的新中國的國家政權性質是工人階級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
毛澤東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基本結束和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開始。我們立即沒收了占全國工業、運輸業固定資產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資本，轉為全民所有。同時，用了三年的時間完成全國的土地改革。”[52]
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就指出：“我們應當在革命勝利以后，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他再次強調：“資本主義道路，也可以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們不搞資本主義，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會主義，那就要兩頭落空。”毛澤東這個主張完全符合中國的實際。因為近代以來的歷史表明，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道路在中國是走不通的。從19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產生以來，始終處于舉步維難的境地。經過七八十年的發展，到1949年整個民族工業不過只有20.08億人民幣。
毛澤東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不斷革命論與革命發展階段論相統一的革命辯證法，建國后不失時機地由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1953年毛澤東正式提出并經過中共中央通過的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規定：“黨在整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是一條實行社會主義工業化與社會主義改造同時并舉的總路線。中國共產黨一方面要求把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作為全黨、全國人民面前的基本任務，另一方面又要求通過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以適應實現國家工業化這個任務的需要，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兩個任務是互相關聯，互相促進的。
中國共產黨開辟了一條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既遵循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又符合中國的實際，具有明顯的中國特點。它要求通過合作化的具體途徑，積極而又穩步地對個體農業、手工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要求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途徑，用和平的、“贖買”的辦法，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顯然，在人口眾多，經濟落后，情況復雜的國家，實現從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到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偉大變革，不但社會秩序沒有發生動蕩，而且生產還有持續增產，這確是“世界社會主義歷史的偉大創舉”，是毛澤東領導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創舉，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重大貢獻。
中國有計劃的工業化建設和有系統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同時進行的。當時建設的大中型工業骨干企業，極大地加強和壯大國營經濟的領導力量，為順利過渡到社會主義奠定了強大的物質基礎。同時，社會主義改造又是圍繞著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任務進行的。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黨和政府采取的實際步驟總是力求使之與經濟發展的要求相適應，以便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而不允許對生產力造成破壞。正因為如此，社會主義改造這樣一場極其深刻的社會變革，總的來說，不僅沒有引起激烈的社會動蕩和經濟破壞，而且使生產逐年增加，它成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直接的推動力量。
到1956年，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國繼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之后，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跟著建立了起來。1952年，各種經濟成分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分別是：國營經濟19.1%，合作社經濟1.5%，公私合營經濟0.7%，個體經濟71.8%，資本主義經濟6.9%。就是說，個體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合計為78.7%，占到國民收入的絕大部分。到了1956年，各種經濟成分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分別是：國營經濟為32%，合作社經濟53.4%，公私合營經濟7.3%，個體經濟7.1%，資本主義經濟接近于零。這就是說，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和基本上社會主義性質的公私合營經濟合計92.9%,占到了國民收入的大多數。這表明，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中國已經確立。
社會主義改造是我國經濟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這是中國幾千年來最偉大最深刻的社會變革。社會主義改造取得的偉大成就，都是我們黨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堅決走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取得的。歷史經驗證明，中國由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必然性，中國共產黨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正確性，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必要性和正確性。總之，在中國對社會主義的選擇是不可避免的，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的，具有歷史的必然性。
顯然，毛澤東在革命實踐中，堅持和發展了新民主主義理論。那種責難毛澤東在建國后“拋棄了新民主主義論”，是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所謂“拋棄了新民主主義論”，是說新民主主義就是“新式資本主義”、“‘新’資本主義”，“新民主主義社會，就是新式資本主義社會階段”，說毛澤東放棄了“新式資本主義”的提法，放棄了“新民主主義社會論”，否定建國后“需要幾十年上百年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而由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急于向社會主義過渡，批判“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鞏固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急于消滅資本主義，說這是毛澤東建國后主觀唯心主義的一大錯誤。顯然，這種責難是完全錯誤的，是對科學的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歪曲和否定。
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由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階段，這是中國共產黨歷來的提法，是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實質靈魂，是整個中國革命的基本理論和實踐。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一開頭就提出：中國向何處去？他在這篇著作中科學地規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政治、經濟、文化綱領，深刻地指明了由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嚴厲駁斥了那種妄圖在中國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的主張，嚴厲駁斥那種把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絕對割裂開來，對立起來的謬論。毛澤東指出：“這個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階段，決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而是要建立以中國無產階級為首領的中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社會，以完結其第一階段。然后，再使之發展到第二階段，以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 [53]。他還指出，“完成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并準備在一切必要條件具備的時候把它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上去，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光榮的偉大的全部革命任務。每個共產黨員都應為此而奮斗，絕不能半途而廢。”[54]
毛澤東創立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在抗日戰爭時期的七大、解放戰爭時期和建國以后的革命實踐中，都有不斷的發展。對毛澤東創立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怎么能把它凝固為固定不變的教條呢？毛澤東在1942年曾用過“新式資本主義”這個名詞，他在1947年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就指出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再用“新式資本主義”這個名詞就不妥當了。至今某些人卻說“新民主主義社會，也就是新式資本主義社會”。還說這種新式資本主義社會要搞幾十年上百年是毛澤東的“結論”。這不是公然有意歪曲和捏造嗎？有些人提出在建國后“要廣泛地發展資本主義”，主張建立“允許和鼓勵資本主義大力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這難道不是公然否認中國共產黨在建國以后對資本主義經濟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嗎？難道不是對新民主義理論的有意曲解和歪曲嗎？難道不是有意抹煞新民主主義革命與舊民主革命的根本區別嗎?難道不是鬮割、拋棄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實質、靈魂嗎？!
所謂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革命勝利后不能搞社會主義，“應補資本主義這一課”，事實上，這一套并不是什么新鮮貨色，正是蘇聯建國初期，列寧粉碎了的伯恩斯坦、考茨基等老修正主義者的“庸俗生產力論”的破爛。他們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和先進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對發展生產力的促進作用，根本否認了勞動群眾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是推動歷史發展的動力。1923年列寧在《論俄國革命——評尼·蘇哈諾夫的札記》一文，對俄國十月革命奪取政權后走向一條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道路作了論述。他說：“既然建設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雖然誰也說不出這個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樣的，因為這在各個西歐國家都是不同的），我們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他指出：“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形式順序上表現出來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55]一般與特殊的革命辯證法，而且由于當時俄國社會階級力量對比的特殊性，列寧提出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的先進民主力量從奪取政權開始，然后在這個基礎上創造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條件，開創一條避免走向資本主義而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條件，開創一條避免走向資本主義而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道路，從而為東方和亞洲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樹立了榜樣。這一點確實已“在全世界范圍內得到了證實”，不僅蘇聯在十月革命勝利后，社會主義建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曾發展成為世界上第二大國的事實證實了這個問題，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一些國家也得到了證實。
對這個問題，毛澤東又進一步明確指出：首先制造輿論，奪取政權，然后解決所有制問題，再大大發展生產力，這是一般規律。他說：“從世界的歷史來看，資產階級工業革命，不是在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國家以前，而是在這以后。都是先把上層建筑改變了，生產關系搞好了，上了軌道了，才為生產力的大發展開辟了道路，為物質基礎的增強準備了條件。當然，生產關系的革命，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引起的。但是，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系改變以后”。[56]這個一般規律， 對于無產階級革命也是適用的。
列寧在1920年提出過，“落后國家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而過渡到蘇維埃制度，然后經過一定發展階段過渡到共產主義階段。”毛澤東認為，由于具備一定的條件，“在一個很不發達的中國能搞社會主義”。他說：“民主革命在全國勝利之日，才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56]中國在全面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時期，即1953—1956年，全國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19.6%,農業總產值每年遞增4.8%。經濟發展比較快，經濟效益比較好，重要經濟部門之間的比例關系比較協調，市場繁榮，物價穩定，人民生活顯著改善。社會主義改造不僅沒有阻礙生產力的發展，而且成了生產力發展的直接動力。我們還應當看到，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為中國全面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開辟了道路，為中國爾后的一切進步發展奠定了基礎。1957—1978年的20年內，盡管在探索過程中犯了一些錯誤，但從整體來說，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仍然取得了歷史性的巨大成就。在這期間，我國基本上建立起了了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使中國在贏得了政治上的獨立之后又贏得了經濟上的獨立。而且在這期間，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從整體上來看，還是相當快的。工農業總產值，1952年為810億元，1978年為5634億元，1953—1978年平均增長率為8.2%。其中：工業總產值1952年為349億元，1978年為4237億元，1953—1978年平均年增長率為11.4%,農業總產值1952年為461億元，1978年為1397億元，1953—1978年平均年增長率為2.7%.1953年和1978年我國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居世界位次的變動情況是：谷物由第3位上升為第2位，棉花由第2位變為為第3位，豬牛羊肉由第2位變為第3位，化學纖維由第26位上升為第7位，布由第3位上升為第1位，煤由第5位上升為第3位，原油由第23位上升為第8位，發電量由第13位上升為第7位，鋼由第9位上升為第5位，水泥由第8位上升為第4位，硫酸由第14位上升為第3位，化肥由第33位上升為第3位。除了少數農副產品產量的位次保持不變或稍有后退外，谷物和主要工業產品的位次都明顯上升了。
這些事實生動地證明經濟文化落后國家在革命勝利后是能夠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并顯示出社會主義制度有巨大的優越性，有力地駁斥了所謂“社會主義改造搞早了，使中國經濟長期處于緩慢發展狀態”的謬論，徹底地駁斥了所謂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在革命勝利后不能搞社會主義的謬論，有力地駁斥了所謂選擇社會主義，“結果給中國人民造成無比的大災難，也以失敗而告終”的謬論。
實踐證明，新民主主義理論指明的由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開辟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與社會主義改造同時并舉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具體道路和具體形式，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發展。
歷史表明，所謂“拋棄了新民主主義論”，所謂“資本主義補課論“，所謂毛澤東晚年哲學思想的“逆向轉變論”，實質上是否定由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否定科學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和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否定毛澤東哲學思想是發展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否定毛澤東代表了一個社會主義時候，實際上是為資產階級唯心史觀翻案，是為現代修正主義翻案，是為建國后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錯誤翻案，引導復辟資本主義。
這里附帶提一下，《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一書中寫道：“先念同志給我講，他給陳云同志講過，文化大革命期間，毛主席講黨內有走資派，犯了大錯誤。但是，從這幾年來看，趙紫陽像不像一個走資派呢？陳云同志說：“什么像不像，他就是走資派，他搞的那一套，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見，證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資派”。[57]近幾年，趙紫陽出版了《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改革歷程》和《趙紫陽還說過什么？》等書，人們只要粗讀下這些書，就不難理解陳云所說的話，的確是入木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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