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方正：為不算是革命的革命翻案

陳方正：為不算是革命的革命翻案

歷史上有一場革命，是大家都頌揚、稱贊，認為只帶來了進步、建設與光明，而沒有野蠻、流血和殘酷，更沒有破壞、混亂和倒退的；是大家都承認，它如此平和、美好、圓滿，實在不應該和歷史上其他那些充滿斗爭、殺戮、猶如天崩地裂的政治大轉變相提并論的。不用說，這獨一無二，簡直不算是革命的革命，所指就是光榮革命，近代民主政治的開端。在一般人心目中，它的過程很簡單：國王詹姆斯二世(JamesII，一六八五——一六八九年在位)企圖以高壓手段將羅馬天主教強加于英國社會，信奉新教的民眾和議員起而反抗，將他驅逐，迎奉荷蘭的威廉三世 (WilliamⅢ，一六八九——一七○二年在位)登基，但得到他的承諾，君權必須和國會共同行使，由是確立了君主立憲體制。所以，這是一場不流血革命，在短短幾個月內政權就和平地轉移到新君和國會手中，民權、自由、寬容原則自此確立。它是以最小代價，在最短時間，獲得最大進步，是最高效率的政治變革。

一、里應外合的武裝政變

但是，為什么英國這一次革命就如此完美和干凈利落，就和日后其他革命完全不一樣呢?是英國的民眾和政治家特別有理性、智慧、遠見，是英國的社會結構特別完善，它的政治傳統特別優良嗎?還是這個國家在文化或者法律上有什么秘密?抑或它是由因緣際會造成?這是個不能不追問的問題，否則在完美光潔的外衣包裹下，它就會從復雜的歷史背景中被剝離出來，成為獨特事件，從而失去在政治史上的意義。不過，要認真面對這問題，就不能夠不探究一些細節，甚至關注英國以外的事情，例如，威廉三世到底是如何被“邀請”入主英國的。

要了解這個過程并不困難，因為伊斯雷爾(Jonathan lsreal，1946-)的《荷蘭共和國史》(The Dutch Republic；Its Rise，Greatness，and Fall 1477—1806,Clarendon Press，1995)對此有詳細論述。翻開這本逾千頁的皇皇巨著就會知道，威廉三世其實是以傾國之力，調集兩萬大軍，四百艘運輸船只和五十三艘軍艦，來橫渡英倫海峽的——以船舶計算，那比百年前企圖人侵英國的西班牙無畏艦隊，足足有四倍之多!所以，與一般印象相反，威廉的“人主”絕非輕裝簡從、和氣洋溢的“受邀’，而是自六百多年前諾曼人征服英國以來最大規模的跨海入侵，是荷蘭人以國家命運作為籌碼的豪賭——西班牙君主腓力二世的豪賭慘敗就是“覆舟之鑒”。既然如此，下一個問題就來了：荷蘭人為何要孤注一擲，冒此奇險?為何實際出兵又并非在英國“七君子”密函要求援助的一六八八年六七月間，而選定于風高浪急的十一月?這是兩個再自然不過的問題，而答案則是由英、法、荷三國錯綜復雜關系決定的：英國是新教國家，基本上親近荷蘭，在十六世紀它們就曾經聯合對付西班牙，荷蘭由是得以獨立；然而，到了十七世紀，英國斯圖亞特(Stuart)王朝歷代君主則傾向羅馬天主教，因此和法國關系日益密切；另一方面，荷蘭在獨立過程中發展成為新興海上貿易強國，勢力、財富于十七世紀中葉達到巔峰，這導致它和英法劇烈沖突，由是發生了一六五O至一六七O年的兩場英荷海戰，以及一六七二年的英法聯合入侵，當時荷蘭瀕臨亡國邊緣，最后是靠打開海閘自淹國土，這才得以退敵救亡的。

十六年后即一六八八年，荷蘭處境更加不妙：雄才大略的路易十四此時已經羽翼豐滿，正在逐步實現主宰全歐洲的大計，法荷戰爭可謂一觸即發；英國的詹姆斯公開信奉天主教，建立了強大海軍和常備新式陸軍，而且唯路易馬首是瞻；至于荷蘭各省(它們是高度獨立的，全國議會必須得到省議會授權才能夠采取行動)則意見分歧，莫衷一是。在此背景下，前面兩個問題就很容易得到解釋了。就荷蘭全國而言，十六年前兵臨城下的慘痛記憶猶新，亡國危機已再度出現，所以趁英國人一致反對詹姆斯的專權和“天主教化”政策，民情洶涌的時機，破釜沉舟，先發制人，以圖打個翻身仗，那是果敢決斷而非盲目冒險的行動。就威廉三世個人而言，他和英國王室關系極密切：本人是英王詹姆斯的外甥，夫人瑪麗 (Mary stuart)則是詹姆斯的女兒，她在法理上有資格繼承大統，而以坎特伯雷大主教為首的“七君子”又致密函予他求助，這代表了教會、貴族和士紳的廣泛支持，所以他可以說是遇到了千載難逢的“天與人歸”時機。但即使如此，當年六七月間法軍虎視眈眈于旁，本國各省議論紛紜于內，所以他仍然必須耐心等待。而最后決定大局的，卻是路易選擇在一六八八年九月加劇對荷蘭的貿易戰爭，這激起了荷蘭人的同仇敵愾，使威廉得以說服議會將他的大計付諸實施。同樣關鍵的是，路易決意和德國諸邦開戰，于九月底揮軍進圍萊茵心臟地區，這為荷蘭解除了后顧之憂，短短一個月后威廉就斷然率軍渡海了。所以，威廉是通過處心積慮的部署，然后看準時機，以雷霆一擊而成就大業的，他的“黃袍加身”絕非幸事。

二、兩百年來第一翻案文章

這些細節說明了一件事情：光榮革命不僅僅是英國內部的轉變，而且和歐洲國際政治息息相關：沒有決心打“翻身仗”的荷蘭和威廉三世，沒有失算的路易在無形中“配合”，都不會有這樣一場革命。不過，國際形勢導致了這場革命的形態和進程，它的基本動力和決定性因素無疑仍然是在國內。威廉有他的動機和實際考慮，那么他的對手詹姆斯又如何?他執意以高壓手段推行“天主教化”政策，弄得眾叛親離，心中到底有何圖謀、打算，抑或就只是固執、糊涂、一意孤行?他有眾多謀臣，有法國的奧援，更建立了強大軍隊和艦隊，怎么會兩軍尚未交鋒就倉皇出奔，將王位拱手讓予女兒和外甥?他失敗的真正原因到底何在?一六八八至一六八九年這場革命所代表的，到底是宮廷和貴族間的“撥亂反正”，還是由政治、社會、宗教上的整體和深層沖突?

三百年來，這些問題已經有無數學者、史家討論過了。他們大多數是將之作為十七世紀英國政治史的一部分來討論，但以之作為主題來全面和深入研究的也代不乏人，其中十九世紀麥考萊(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的四卷本《詹姆斯二世登基以來英國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the Second)可謂奠基巨著，至于二十世紀特里維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的《英國革命一六八八——一六八九》(English Revolution 1688—1689)和鐘斯(J．R．Jones)的《英國的一六八八革命》(The Revolution of 1688 in England)則持相同論調：這幾位英國史家基本上就是“光榮革命非革命”和“撥亂反正”說的創立者和宣揚者。特里維廉所謂“驅逐詹姆斯是革命行動，但除此之外這個奇特革命的精神正好和革命相反”，斯特拉卡(GeraldM．Strake)宣稱“它(光榮革命)不是‘革命’，因為它帶來了加強而并非推翻舊秩序的一套法律。在某種意義上，光榮革命阻止了真正的革命”是此論調的典型——光榮革命的平和、完美印象，就是由他們所塑造的。

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紀，這一面倒的和諧形象終于被打破了：在過去短短兩年間，就涌現了三本有關光榮革命的專著，包括瓦倫斯(Edward Vallance)的《光榮革命：一六八八——不列顛為自由而戰》(Glorious Revolution；1688一Britain’s Fight for Liberty)、哈理斯(Tim Harris)的《革命：不列顛王國的巨大危機，一六八五——一七二○》(Revolution：the Great Crisis of the British Monarchy l685——1720)，以及耶魯大學的平克斯(Steve Pincus)在去年出版的《一六八八：第一場現代革命》(1688：The First Modern Revolu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9)，它們基于過去半個世紀的大量檔案研究，各自展現了這個巨變更復雜和動態的不同面相。其中平克斯的新書更對兩個世紀以來的史家共識樹起了鮮明的反叛大纛：他石破天驚地宣稱：“一六八八至一六八九年的革命是第—場現代革命，不僅因為它導致了英國國家與社會的蛻變，而且因為它和所有現代革命一樣，是群眾性的、暴力的、造成分裂的。……一六八八至一六八九年的革命并非像輝格建制派(whig　establishment)史學所描述的那樣，是貴族階層間基于共識而沒有血性的事件。”毫無疑問，這是激進的、毫無妥協的兩百年來第一翻案文章，它至終是否能夠為世人接受，接受到何等程度，自然尚在未知之數，但它將在學界掀起軒然大波，產生激烈爭辯是必然的，它之大有可能徹底改變我們對西方近代史特別是現代革命的觀念，也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平克斯到底提出了些什么新觀點，他的反叛又是在何處取得突破的呢?

三、詹姆斯要干什么?

平克斯所提出的眾多新觀念之中，最核心、最根本的是：詹姆斯是意志堅決的改革家，而非愚昧自大的昏君。光榮革命最直接的原因是這位新君以高壓手段改造英國，企圖使它成為中央集權的天主教社會，這是大家都承認，不可“翻案”的事實。但他為什么要甘冒英國政治與宗教傳統以及民心士氣之大不韙，如此之倒行逆施呢?平克斯否定了向來的看法，認為詹姆斯這樣做絕非出于宗教狂熱，更不是無目的與方針，昧于民心國情；正相反，他是一位有決心、有理想，有堅定意志的改革家，其現代化的典范正就是當時歐洲最強大、最先進、秩序井然的中央集權(乃至極權)國家，即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國，也就是說，他要“以法為師”。

這個“大改革”的觀念有許多證據。首先，詹姆斯是有整體計劃和實施步驟的，這包括他史無前例地建立常備軍隊、大事擴充艦隊，以及不顧反對，以強力改造英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包括其宗教、大學和司法體制乃至議會，務使它們直接聽命于國王。其次，他這“一面倒”政策得到了路易十四全力支持：不但由于得到法國補助(這其實在他的父王查理二世時期就已經開始)他能夠繞過國會的掣肘實行整軍經武，而且他的核心“執政團隊”主要就是和法國關系密切的耶穌會士，他們無論在羅馬抑或在英國天主教徒當中都不受歡迎。第三，法國和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神圣羅馬皇帝乃至羅馬教廷都積怨甚深，而詹姆斯則始終站在法國一邊；更有甚者，在光榮革命前后，英國天主教徒整體上并不支持詹姆斯，甚至，在革命之后很長時期，英國國內圖謀復辟的所謂“詹姆斯派”(Jacobites)也大多來自英格蘭教徒(Anglicans)中的保守派，而非天主教徒。因此，平克斯再三強調，光榮革命的焦點絕非宗教沖突：詹姆斯的獨裁和天主教情結都只不過是效法路易十四(路易在一六八五年廢除已經有將近百年歷史的“南特詔令”[Edict of Nantes]，不再容忍國內新教徒，這是他政策上一個關鍵性的轉變)的方針而已，由此引起宗教沖突是連帶性的，而非根本性問題。他更認為，詹姆斯這個“法國一天主教”現代化模式雖然失敗，雖然被后來發生的革命所壓倒，但并非不切實際，或者完全沒有成功的可能性。

四、不流血革命?

平克斯所提出的第二個基本新觀念是光榮革命絕非如傳統史學所宣稱的那樣，只是“撥亂反正”和“回歸傳統”，是貴族階層憑借共識、公議而決定的轉變，所以是“非革命性的革命”。他認為，正好相反，它是牽涉流血、沖突的全民性大規模斗爭，它造成了思想上、政治上、社會上、宗教上、外交上等各方面的斷裂和根本改變，所以是不折不扣的現代革命。可是，就大家所十分熟悉的、一六八八年十一月威廉率軍渡海以迄他翌年登基之間那四個月在英格蘭南部所發生的事件而言，這劇烈沖突的觀念如何能夠成立呢?也就是說，麥考萊和特里維廉的敘事到底錯在哪里呢?

答案有兩個層次。首先，是平克斯研究的范圍和深度比以前增加了不知多少倍。用哈佛大學拜林教授(Bernard Bailyn)書評文章中的話來說，平克斯“閱讀了和這革命有關的每張印刷品和每份手稿，包括正面和反面，而且在一百二十八頁密密麻麻的注釋中把它們全部引用了”；所以，他警告那些有意批評平克斯的人：別輕舉妄動，除非他們也同樣跑遍了他發掘資料的那六十二所檔案館，也通讀了他在注釋中引用過的千百種宣傳冊頁、手稿和其他原始文獻，否則肯定無法招架他的回應(《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二OO九年十一月十九日號，44—46頁)。其次，也許是更重要的，平克斯把光榮革命的觀念擴充了不知多少倍：在時間上，從一六八八至一六八九年那幾個月擴充到一六八五至一六九七年間的十二年；在空間上，從英格蘭擴充到英倫三島以至歐陸，特別是荷蘭和法國；在性質上，則從政治、宗教擴展到行政、經濟、軍事、外交、國際關系。我們在此自然不可能充分說明他這“激進革命”觀念的內涵，但也許舉兩個例子就足夠了。威廉登基后一兩個月內蘇格蘭和愛爾蘭的“詹姆斯派”(包括大量新教徒)就都起來造反，控制當地，而且其初節節得勝。蘇格蘭不久就平定了，但愛爾蘭則要到翌年六七月間威廉親自率軍在波恩河(RiverBoyne)之役擊敗詹姆斯，這才算是暫時穩定下來；但法國海軍隨即在Beachy Head擊敗英荷聯合艦隊，此后法國入侵的企圖和傳言不絕如縷，直至一六九二年決定性的La Hogue海戰(不知為何平克斯完全沒有提及此戰)之后情況才逆轉。而這些戰役的大背景則是威廉在國會支持下，領導英荷向法國宣戰，為慘烈的“九年戰爭”(一六八九至一六九七)拉開帷幕。直至此戰結束，威廉的王位才得到法國承認而鞏固。所以，“不流血”革命云乎哉?

其次，英國社會當時已經處于向工業和遠洋貿易這新經濟基礎轉化的關鍵時刻，荷蘭為此提供了典范，但詹姆斯卻認定土地為財富根源，支持以保守黨為代表的地主階層，以及壟斷性的特許海外貿易機構，諸如東印度貿易公司和非洲貿易公司，甚至不惜為此與印度的莫臥兒帝國(MogUlEmpire)正式開戰而致遭逢大敗。威廉登基后代表新興工商階層的輝格黨(Whigs)逐漸得勢，其結果就是以商人為中堅的英倫銀行之設立，土地稅法案之通過，國家土地銀行之議被否決，非洲貿易公司被廢止，東印度貿易公司修訂章程、被迫自負盈虧等連串重大經濟政策的劇烈改變。所以，“憑借貴族階層共識”的革命云乎哉?

然而，對于這些軍事、外交、經濟上的巨變，麥考萊和特里維廉這兩位大史家即使不甚注意，或者知之不詳，也絕不可能懵然不覺，何以他們和平克斯的觀點卻如此之南轅北轍，冰炭不容呢?對此原因，平克斯也同樣沒有放過研究!他的論證是，直至十八世紀初為止，光榮革命之為劇烈的全國性大沖突是英國人所一清二楚，絕無爭議的，對它看法的“保守轉向”開始于沃爾浦爾(Robert Walpole，一七二一至一七四二年任首相)和他所開創的“建制派輝格黨”之長期執政；他們在政策上發生了巨大逆轉，要遏止有共和傾向的民主進程，并且轉為和法國親善，故而連帶對光榮革命的“革命性”也不斷加以淡化。此后兩個多世紀間，這“保守轉向”更因為三位著名學者對歐陸如狂飆激流般的民眾運動之畏懼、反感而不斷加強。這些學者中名氣、影響最大的，自然是大力抨擊法國大革命的保守政論家伯克(Edmund Burke)，但麥考萊處身歐洲革命年代(一八三○至一八六○)，特里維廉經歷納粹橫行的黑暗時期，他們承受、發揚了同樣的保守論調，也是很自然，很順理成章的。所以，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兩百多年來史學界對于光榮革命的成見牢不可破并非無因，而在三百年后的今日要為這場革命正名、翻案，還它一個公道，還是得靠遠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學者，那恐怕也并非偶然的了!

五、現代革命的本質

那么，既然歷來公認為最平和、順利的光榮革命是如此，難道所有現代化轉型都必然是激進、流血、斷裂性的嗎?它們的本質是什么?為了回答這個最自然不過的問題，平克斯提出了他第三個核心觀念，即現代革命并非由政府的壓迫而產生，它不是“義民反抗昏君，推翻暴政”的故事，反而是由改革本身所觸發的沖突所造成。在這嶄新的解釋框架中，光榮革命和其后法國、俄國、奧斯曼帝國、中國等等的革命并沒有基本分別，它們都是社會向現代轉型過程中所要經歷的相同階段。

為什么改革反而會導致革命?平克斯認為，主要的原因在于：關乎政治、社會體制的基本改革必須經過醞釀、討論階段，而且必須以當權政府承認現行體制的基本不足為前提，這樣就會為社會上各種本來被壓制的勢力提供在群眾之間宣傳、煽動其見解的空間，甚至提供了動員群眾將各種理念(包括與政府截然相反者)付諸實際行動的機會。這樣，自然就有可能瓦解原有政治秩序，引發全國性沖突，當政府失去控制的時候就會出現革命。光榮革命基本上就是由詹姆斯的“法國現代化模式”與輝格黨和保守黨合流之后的“荷蘭現代化模式”兩者之間沖突所產生。同樣，在辛亥革命中有“保皇黨”與“革命黨”或曰立憲與共和兩種不同改革主張的沖突，俄國大革命中有克倫斯基政府、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的斗爭，法國大革命中有雅各賓派與吉倫特派的競爭等等此外，一九○八年的土耳其革命、一九五九年的古巴革命和一九七九年的伊朗革命，也都可以說是民間所追求的現代化模式戰勝了當權政府的模式所造成。

不過，另一方面，平克斯也強調，現代化改革并不一定就導致革命，其關鍵在于政府本身的健全程度和控制能力與社會自發性力量的強弱對比如何。他特別指出，像瑞典、丹麥、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國，或者明治時代的日本都經歷了現代化轉型，但并沒有發生革命：在現代化過程中雖然會有不同模式的沖突、競爭，革命卻并不是必然的。

六、余論

《一六八八：第一場現代革命》是一本充滿熱忱、動力和反叛性的，令人興奮的新書。在它五六百頁篇幅中，幾乎到處都予人以破惑發覆，新義層出不窮的印象，然而它的注釋卻又是如此鋪天蓋地，無懈可擊，無怪乎拜林要發牢騷說，此書是“過分撰寫，過分征引，不斷重復……它的論證重復了那么多遍，我們不免要因為被催眠而接受它了!”但對于中國讀者來說，在辛亥革命百年祭的前夕來讀這么一本大書，自然又別有滋味和感慨在心頭。近二十多年來，有感于中國近百年現代化道路之曲折坎坷，從而追本溯源，質疑辛亥革命的中國知識分子可謂不絕如縷。他們雖然未必明言，但有意無意之間，往往流露出心底里的一種疑問和訴求：為何中國的革命就不能夠像光榮革命和明治維新那樣的理性、完美、順當?是不是中國人太沖動、激進、缺乏遠見，白白丟掉了循序漸進，立憲改良的機會呢，還是有什么別的理由?

平克斯這本巨著不可能完全回答我們的疑問，但至少它可以很有力地說明一點：現代化轉型要改變大多數人的思想、行為、習慣，要改造整個社會的機構、體制，所以它不是請客吃飯，往往不可能避免流血、斗爭、混亂，也就是需要經歷貨真價實的革命，即使那么成功的光榮革命也不例外。它的平和、順利、憑借共識只不過是兩百年來政治家和學者所共同塑造的表象而已，現在是面對歷史真相的時候了!思念及此，我們也應該可以對辛亥革命，以及對為此革命前仆后繼的許多先烈感到釋懷了吧！

當然，我們心目中還有一層更重要的疑問是這本書沒有提供答案的：僅僅就政權的轉變而言，辛亥革命事實上和光榮革命幾乎同樣迅速。然而，光榮革命所產生的臨時國會(Convention Parliament)為什么竟然能夠在那樣急迫、倉猝、意想不到的情況下，在擁戴威廉登基之際，未經激烈爭辯、討論，就提出了如“權利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那樣成熟、合情合理、思慮周詳的條件要求新君接受，而這也就順利地成為日后憲政穩定發展的基礎呢?反過來看中國，則辛亥革命之后政局仍然是動蕩不安，斗爭不息，直到四十年后才初步穩定下來，而此后還要再經歷了三十年的失敗嘗試和激烈爭論，這才終于走上較為平穩的現代化道路。這比之英國在光榮革命之后的發展實在是迂回曲折太多了，其差別又從何解釋呢?

當然，盡人皆知，這和二十世紀初對中國極為不利的國際形勢有關，而中國人口和幅員之遼闊，也使得重新建立有效政府備加困難。但這些都不必在此討論，我們要提出來的是往往為國人忽略的第三個因素，即英國長遠得多的憲政與革命傳統。從遠的來說，《大憲章》和議會(Parliament)這兩個體制從十三世紀出現，至十七世紀已經有三四百年的歷史和發展。從近的來說，第一位斯圖亞特君主詹姆斯一世和議會的對抗是從一六二○年開始的，它后來發展成長達二十年的清教徒革命 (一六四○至一六六○)，那是個大混亂時期，其間發生了國王與議會的激烈抗爭；雙方兩度內戰；國王受審和被處決；長逾十年的議會當權和“護國君”克倫威爾執政，最后則以查理二世復辟收場。換而言之，英國的十七世紀“大革命”實際上延續了足足半個世紀(一六四○至一六九七)以上!因此，應該承認：光榮革命實際上是“大革命”的結束而非開端，它一方面繼承了英國的政治傳統，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英國人從此前半個世紀革命歷史中所得到的慘痛教訓，故此能夠迅速帶來較成熟與合理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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