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制”起源于中國共產(chǎn)黨1931年在瑞金成立的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毛澤東當時擔任臨時中央主席，“毛主席”的稱呼由此而來。也由于這段歷史，毛澤東對“主席”的稱呼格外鐘愛。后來，中國共產(chǎn)黨的最高領導人的稱呼也從初期的委員長、總書記改為主席，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澤東當選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而當時的中華民國陜甘寧邊區(qū)政府主席則由林伯渠擔任。
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制定了《共同綱領》，這被看作是新中國的臨時憲法。這部臨時憲法主要規(guī)定了國家的政治經(jīng)濟制度、公民的權(quán)利義務等，也規(guī)定了組織國家政權(quán)的基本原則，但并沒有規(guī)定國家機關(guān)的設置與職權(quán)（“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由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的全體會議執(zhí)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quán)，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并付之以行使國家權(quán)力的職權(quán)。”（第十三條第二款）而對國家機構(gòu)具體職權(quán)的規(guī)定是在這次政治協(xié)商會議上通過的《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可以說，《共同綱領》和這部組織法共同構(gòu)成了新中國的臨時憲法。其中組織法明確規(guī)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對外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內(nèi)領導國家政權(quán)。”（第四條）這個委員會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一名、副主席六名、委員會五十六名組成。而組織法明確規(guī)定：“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會議，并領導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工作。”這意味著“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雖屬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但又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并居于領導地位。在這種政治協(xié)商會議上，毛澤東當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同時，他還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主席。黨權(quán)、軍權(quán)和國權(quán)集中于毛澤東一身，形成了“三位一體”的主席制的雛形。
1954年憲法是新中國第一部正式憲法，它是在臨時憲法的基礎上產(chǎn)生。這部憲法可以名副其實稱之為“毛澤東憲法”。一方面由于毛澤東對這部憲法的起草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另一方面這部憲法設立了國家主席制度，是中國憲法不同于西方憲法和蘇聯(lián)憲法的一個重要特征。國家主席制度雖然是為毛澤東本人量身定做的，但他恰恰反映了毛澤東對中國憲政體制的最杰出的貢獻。臨時憲法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實際上行使著全國人大代表大會的職權(quán)，由它產(chǎn)生政務院、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這個模式基本上模仿蘇聯(lián)1936年憲法的模式。1954年憲法雖然參考了1936年蘇聯(lián)憲法，但一個根本的不同就是設立了國家主席。國家主席的職權(quán)來源于三部分：一部分是從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中屬于國家元首的一些程序性、禮儀性職權(quán)，比如簽署法律、接見外國使節(jié)等等；一部分是從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而來的，1954年憲法取消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將其職權(quán)納入到國家主席，即國家主席“統(tǒng)帥全國武裝力量，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第四十二條）一部分來源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職權(quán)，即“領導”中央人民委員會的職權(quán)，在國家主席中演變成最高國務會議，即國家主席擔任最高國務會議主席，最高國務會議討論國家重大事務，形成的意見交人大、人大常委會、國務院或其他部門討論并作出決定（第四十三條）。由此來看，國家主席不是一個虛權(quán)元首，而是實權(quán)元首。這樣的制度恰恰是1936年蘇聯(lián)憲法所缺乏的。在第一屆全國人大上，毛澤東當選國家主席，“三位一體”體制正式建立。從此，毛澤東大量重要的政治活動就通過國家主席和最高國務會議進行的，在從1954年到1958年，毛澤東召開過大約16次最高國務會議，相反，中共中央的會議遠遠少于國務會議。
然而，這個“三位一體”的體制由于1959年毛澤東辭去國家主席，而選舉劉少奇出任國家主席第一次發(fā)生了分裂，即按照黨章，毛澤東是黨主席和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擁有最高的政治主權(quán)；而按照憲法，劉少奇是國家主席和國防委員會主席，擁有最高的法律主權(quán)。如果二者在黨內(nèi)合作順利，那么，兩個主權(quán)合一就能維持三位一體體制；否則，中國的憲政體制就面臨著分裂。不幸的是，由于毛澤東和劉少奇在政治路線上的分歧，導致中國憲法體制的危機。當毛澤東在黨內(nèi)的聲音不能在國家體制中發(fā)揮作用時，毛澤東被迫摧毀他一手建立起來的憲法體制。為此，毛澤東一方面啟用林彪，鞏固軍權(quán)；另一方面發(fā)動群眾沖擊國家體制，最后發(fā)展到文化革命，國家的憲政體制餡入了分裂。
隨著文革混亂通過軍管得到控制，毛澤東開始考慮恢復國家憲政體制，但由于毛澤東決心不準備再擔任國家主席，那么，任何人擔任國家主席都有可能讓憲法體制陷入分裂，由此在林彪與毛澤東的政治斗爭就圍繞國家主席的存廢展開了斗爭。最后的結(jié)果是林彪在政治上敗亡，而國家主席在1975年憲法中被廢除。需要注意的是，1975年憲法直接以黨代政，“三位一體”變成了“兩位一體”，即全國人大是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下的最高國家權(quán)力機關(guān)，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統(tǒng)帥全國武裝力量，國家完全被黨所取代。僅僅三年之后，1975年憲法被修改，但并沒有恢復國家主席，于是7年之后這部憲法又進行了徹底的修改，關(guān)鍵在于重建1954年憲法的國家主席體制。因此，中國憲法中有影響的就是1954年憲法和1982年憲法。
1982年憲法是鄧小平憲法，整個憲法的修改貫穿了鄧小平的思想，即汲取毛澤東憲法中“三位一體”的教訓，避免權(quán)力過分集中，因此如果說1954年憲法是集權(quán)的憲法，那么，1982年憲法是分權(quán)的憲法。首先，國家主席由1954年的實權(quán)元首，變成了虛權(quán)元首，憲法中又設立了獨立的中央軍事委員會。在此基礎上，鄧小平對黨的體制進行了改革，廢除了黨主席制，恢復了黨總書記制，實行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與黨的總書記的分離。由此形成黨權(quán)（黨的總書記）、國權(quán)（國家主席）與軍權(quán)（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中央軍事委員會）的分離。這樣，鄧小平采取這種分權(quán)的模式，試圖探索國家權(quán)力順利移交的憲政模式，從而避免毛澤東未能實現(xiàn)權(quán)力順利移交的憲政悲劇。為此，鄧小平建立了過渡性的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他自己擔任中顧委主任，并掌控者軍權(quán)，其他老一代革命家出任虛偽元首，而讓年輕的一代掌握黨權(quán)。然而，鄧小平憲法和毛澤東憲法的一樣，當黨內(nèi)發(fā)生政治分歧的時候，這部分權(quán)的憲法導致了后來的政治悲劇。
但是，和毛澤東廢除自己一手建立起來的憲法不同，鄧小平在政治悲劇中發(fā)現(xiàn)了憲政制度的不足，而努力通過創(chuàng)立憲法慣例來完善自己的憲政體制。第一，廢除領導干部終身制，實現(xiàn)權(quán)力順利意見，并建立了代際政治的憲政慣例；二是全力恢復“三位一體”的憲政體制。1990年鄧小平辭去中央軍委主席，黨的總書記江澤民擔任中央軍委主席；1993年，江澤民又順利地出任國家主席，實現(xiàn)了黨權(quán)、軍權(quán)和國權(quán)的統(tǒng)一。2002年，胡錦濤擔任黨的總書記，2003年胡錦濤又將人國家主席，2004年，胡錦濤又擔任中央軍委主席，“三位一體”的體制作為一種憲法慣例已經(jīng)正式建立起來。2007年，在剛剛召開的中共17大上，中共中央按照鄧小平確立的代際政治這一憲法慣例，新一代未來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我們相信，在18大之后，中國的憲政體制也肯定會按照鄧小平確立的憲法慣例，維持“三位一體”的憲政體制。
由此可見，中國的憲政體制的兩種最根本的特征是：代際政治和三位一體。這種憲政體制是由毛澤東奠基的，由鄧小平完善的。如果說毛澤東憲法是中國憲政的奠基石，那么鄧小平的憲法則是中國憲政的拱頂石，而這里所謂的毛澤東憲法和鄧小平憲法，不僅包括成文憲法，而且包括不成文憲法和憲法慣例。中國憲政的發(fā)展方向就是不斷地完善這些憲法慣例，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憲政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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