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文學 譯作
王志超 發表于： 《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3期
喬萬尼·阿瑞吉 在20世紀下半期國際左翼運動中產生的思想家中，少有人能在歷史想象力、知識體系規模和概念清晰度方面與喬萬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相比，他的著作將在本世紀余下的時間里繼續被人們閱讀和思考。我們將在下面刊出一篇文章以表敬意。作者湯姆·雷弗（Tom Reifer）是阿瑞吉的學生，他將會評價老師的成就。作為一名具有無與倫比的熱情、正直和襟懷坦蕩的思想家，阿瑞吉依靠的是自己參與1960年代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的斗爭——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和意大利的大規模勞工運動——的經驗，以及隨后對當今全球秩序中的兩個主導力量，即美國與中國的深度觀察。他發表在《新左翼評論》（NLR）的文章，很大一部分已經成為這份刊物發展過程中的里程碑。以10年為單位，依次為60年代中期的《羅得西亞的政治經濟》（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hodesia’ in the mid sixties）（NLR 1/39）、70年代的《朝向一種資本主義的危機理論》（Towards a Theory of Capitalist Crisis）（NLR 1/111）、80年代末《馬克思主義的世紀還是美國的世紀》（Marxist Century, American Century）中對矛盾的把握（NLR 1/179）、90年代《世界收入不平等與社會主義的未來》（Income Inequalities and the Future of Socialism）中的著名理論（NLR 1/189）；在90年代，當《全球動蕩時代的政治經濟》（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 Turbulance）（NLR 20）和《霸權的崩潰》（Hegemony Unravelling）（NLR 32 and 33）成為他最后一本著作《亞當·斯密在北京》（Adam Smith in Beijing）的核心內容時，他再次關注起非洲的命運，寫有《非洲人的危機》（The African Crisis）（NLR 15）。對于阿瑞吉來說，私人友誼和政治忠誠都是不可動搖的價值觀。我們的刊物也都知道。去年秋天，他很可能已經知道自己身患絕癥，但是他用無可比擬的平靜、能量和勇氣來面對死亡的前景。在生命的最后幾個月里，他為新版《漫長的20世紀》（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撰寫了后記，已經在2010年出版；在我們刊物1-2月那期，發表了他的官方訪談，他全面回顧了自己的思想和生活。實施訪談的是大衛·哈維（David Harvey），但是若沒有他的朋友貝弗利·西爾沃（Beverly Silver）的協助是不可能完成的。西爾沃與他共著了《現代世界體系中的治理與混沌》（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這是他關于我們時代起源三部曲的第二部，可以看做是他的遺言。令人動容而又發人深省，這就是為什么他被來自世界各地——東亞、非洲、拉丁美洲、歐洲和北美——的朋友們、同事們、學生們和仰慕者所哀悼的原因。未來的人們將會把他視作他那個時代最為奪目的光輝之一。
湯姆·雷弗
資本的繪圖師
喬萬尼·阿瑞吉：1937-2009
當前危機比較顯著的特征之一，就是缺乏能夠把今日之全球動蕩置于歷史地理視角之下的分析。[ 在這里，我要非常感謝2009年5月25-29日在馬德里國立索菲亞王后藝術中心博物館舉行的“喬萬尼·阿瑞吉的著作與當前的危機”國際研討會的諸位與會者，富有啟發性的討論與激辯對我的想法產生了很大影響。當然，文中出現任何謬誤，都由我負責。]在他關于資本主義長時段的持續考察中，從中世紀后期和近代早期的起源時代到現代，大概沒有任何一位知識分子能對當前的危機做出比喬萬尼·阿瑞吉更深刻的分析。 先是與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然后又與特倫斯·霍普金斯（Terence Hopkins）合作，阿瑞吉是世界體系理論的創始者之一和最重要的貢獻者，該體系包括歐洲人的統治、全球資本主義、世界收入不平等和“發展”等內容。[ 參見喬萬尼·阿瑞吉、特倫斯·霍普金斯和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著：《反體系的運動》（Antisystemic Movements），紐約1989年。]世界體系視角本身——正在挑戰戰后現代化理論的統治地位——脫胎于1960年代的政治運動，并且把馬克思主義、第三世界激進主義和社會科學中從法國年鑒學派的歷史地理學到德意志歷史學派的重要思想進行了頗有成效的綜合。[ 參見沃爾特·高德弗蘭克：《恢復范式？沃勒斯坦世界體系方法的規則》（Walter Goldfrank, Paradigm Regained? The Rules of Wallerstein’s World System Method），《世界體系研究》（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第6卷第2號，2000年。]沃勒斯坦與霍普金斯都同情1968年接管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兩人都在特別教員委員會中任職），在1970年代都轉到紐約賓厄姆頓大學任教，后來該校一度成為世界體系研究的中心。阿瑞吉在1970年代末也成為那里的教員，不僅管理著各種集體性的研究團隊，也在研究生課程及其與之聯系的費爾南·布羅代爾中心起到重要作用。
從他對南非定居者資本主義的分析到《亞當·斯密在北京》中追溯中國領導下的東亞作為世界工廠的崛起，阿瑞吉的著作的范圍和廣度給人以深刻印象。而且，阿瑞吉還對那些在學術上比不上他的對話者們表現出謙遜的精神：喬萬尼正是通過這種熱烈的爭論使自己的學術顯得生氣勃勃，當然，前提是保持在一個相互一致的框架里。他的理論給無數人帶來了靈感，正因為如此，當他在與癌癥搏斗一年之后于2009年6月18日去世的消息傳出之后，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包括學者、社會活動家、朋友、以前的學生以及通信者們，莫不感到萬分悲痛。
世界觀的形成
1937年，喬萬尼出生于米蘭，在納粹德國占領北意、游擊隊抵抗運動爆發以及盟軍登陸的歲月里，家族的反法西斯態度對于他的政治傾向的形成具有決定性作用。最初，他是在意大利學習新古典經濟學，之后受雇于多家不同的企業，在此期間，他開始思考60年代早期羅得西亞的局勢。正如威廉·馬丁（William Martin）在一篇強調從詹姆斯（C. L. R. James）到杜布瓦（W. E. B. Du Bois）等學者的重要性的論文中所指出的，“正如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世界體系理論擁有深深的非洲之根”。[ 威廉·馬丁：《非洲與世界體系理論》（African and World System Analysis），位于約翰·霍華德·菲利普斯主編：《撰寫非洲歷史》（John Edward Philips, ed., Writing African History），紐約·羅切斯特2005年，第381頁。]阿瑞吉移居非洲，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一次真正的學術重生”；正是在非洲，他“開始了從新古典經濟學到比較歷史社會學的艱難跋涉”。[ 阿瑞吉：《資本的蜿蜒之路》，NLR 56，2009年3-4月。]在那里，與約翰·索爾（John Saul）、馬丁·萊加西克（Martin Legassick）以及其他人合作，他提出了一種具有探索性意義的政治經濟理論，關注對象就是南非農民的被驅逐和無產階級化產生的矛盾。
在羅得西亞，喬萬尼也遇到了他的學生——后來成了朋友和同事——巴克斯爾·瓦希（Bhasker Vashee）。瓦希是印度裔非洲人，后來長期擔任跨國公司研究會（Transnational Institute）理事。實際上，喬萬尼與瓦希是獄友，因為反殖民活動而坐牢；喬萬尼被捕后一周遭驅逐，而瓦希則在長達一年時間的營救活動之后，才走出單人牢房獲得自由。1966年，喬萬尼去了達累斯薩拉姆（Dar es Salaam），當時的坦桑尼亞正在收容全非洲從事民族解放運動的人士。在這里，與阿瑞吉共事的學者有很多社會活動家，包括沃爾特·羅德尼（Walter Rodney）、索爾和沃勒斯坦。
再后來，喬萬尼返回意大利任教，參與了工人們爭取“自治權”（autonomista）的運動，幫助他們成立葛蘭西小組。到1970年代末期，他已將目光轉向帝國主義研究，在1978年完成了《帝國主義幾何學》（The Geometry of Imperialism）一書；1983年，該書再版，他為之撰寫了一篇新后記。大約在此時，喬萬尼開始重新定義該書，以此激發靈感構思出可以說是他最為重要的著作《漫長的20世紀》（1994年）——人們普遍認為該書是當代致力于世界資本主義長時段研究的扛鼎之作。在該書中，他利用斯密、馬克思、波蘭尼和布羅代爾的思想——包括后者的反市場資本主義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資本主義經歷了若干世紀的“長期”演變，經過政府機構和商業組織的反復結合，成功地使資本實現了系統周期性的增值。這些周期表現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物質擴張；當這些擴張達到極限時，資本便會進入高利潤的金融領域，各國對流動資本的爭奪為金融擴張提供了絕好的機會。
這種擴張的另一面是軍事工業化與金融寡頭在世界體系重建過程中的互相激勵，其間伴隨有它們身處其中的霸權結構周期性的“秋天”。最初的時候，金融擴張能使正在衰落的霸權國家暫時回春。但是，它們最終都會被日益嚴重的系統性動蕩和新崛起的商業與政府機構霸權聯盟的制度革命所壓倒。這些新崛起的霸權“天生具有在全球范圍內控制資本積累和社會政治環境的廣泛而復雜的制度優勢”；正如阿瑞吉指出的，這個過程有明顯的“內在界限”。[ 阿瑞吉：《漫長的20世紀：貨幣、霸權和我們的時代起源》（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倫敦和紐約1994年，第14-18頁；該書即將再版。]
具有特殊意義的是，阿瑞吉不像沃勒斯坦，而是像布羅代爾一樣，認為世界資本主義并非起源于16世紀的歐洲內陸，而是13-14世紀的意大利城市國家，在那里，世界體系進行了區域性的預演。他追溯了熱那亞資本與西班牙霸權的聯盟，地理大發現的偉大航行由此肇始；接著繼續分析荷蘭、英國、美國霸權的命運交替以及它們各自資本積累的系統周期性波動；最后分析的是中國參與下的東亞經濟復興給美國霸權帶來的威脅。隨后一系列著作的完成構成了阿瑞吉所說的三部曲——與貝弗利·西爾沃合著的《現代世界體系的治理與混沌》、《亞當·斯密在北京》以及一系列文章與新版的《漫長的20世紀》。通過上述系列著作，阿瑞吉使這個強大的理論一直流行到現在。[ 阿瑞吉，貝弗利·西爾沃：《現代世界體系的治理與混沌》，明尼阿波利斯1999年版；阿瑞吉：《亞當·斯密在北京》，倫敦和紐約2007年版。]
歷史的預言
阿瑞吉在社會長時段的宏觀演變問題上有著深刻而獨到的見解，部分來自于持續將近十年的集體研究成果，而近年來的世界局勢似乎證實了他的先見之明。舉個例子，他與西爾沃在10年前曾經說過：
過去20年的全球金融擴張或類似的運動，既非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階段，也非“全球市場霸權來臨”的佳音，而是我們已經身處霸權危機之中的明顯標志。因此，這種擴張只是一種暫時性的現象，預計將會以或大或小的災難結束。
接下來遇到的抵抗：
表明金融擴張所倚賴的收入與財富的大規模再分配已經達到或者即將達到極限……這種再分配一旦從經濟、政治、社會方面無法持續，金融擴張必定終結。唯一有待解答的問題……不是是否，而是現在無序金融市場對世界的統治何時崩潰，有多嚴重。
阿瑞吉和西沃爾得出結論：西方“從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統治頂峰上”的衰落“不僅是可能的，也是輕而易舉的”；接下來的問題是這種衰落有何特點。他們聲稱：
相比一個世紀之前的英國，美國甚至有更強的能力使正在衰落的霸權轉變為剝削性的統治。如果這個體系最終崩潰，主要原因就是美國抵制任何的適應和遷就。相反地，美國適應和遷就正在崛起的東亞區域經濟力量是非災難性地向新世界體系過渡的必要條件。[ 阿瑞吉，西沃爾：《混沌與治理》，第273-274、287-288頁。]
在《亞當·斯密在北京》一書中，根據東亞地區以中國為中心的再次崛起以及美國不顧一切地賭博——通過入侵、占領伊拉克繼續霸權統治，阿瑞吉再次討論了這些問題。這不是那些吹鼓手們希望的美國霸權新時代來臨的預示，阿瑞吉不無譏諷地指出，那些在白宮身居要職的職員鼓搗出來的所謂“新美國世紀工程”的勃勃野心恰恰增加了21世紀成為亞洲世紀的長期可能性。
《亞當·斯密在北京》與之前的類似著作一樣是一本費解的和雄心勃勃的著作；并非寫的不好——喬萬尼的散文是清晰曉暢的典范——而是因為其中繁多的理論和寬闊的視野。正如阿瑞吉所指出的，這本書的目的“與其說是根據亞當·斯密的經濟發展理論來解釋全球政治經濟中心正在從北美向東亞轉變的事實，還不如說是根據那種轉變來解釋《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 阿瑞吉：《亞當·斯密在北京》，p. xi.]同時，這本書還研究了很多其它問題，比如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所稱的西歐及其移民國與東亞之間存在的“大分岔”（Great Divergence）出現的原因。[ 彭慕蘭：《大分岔：中國、歐洲以及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普林斯頓2000年版。]在書的后半部分，阿瑞吉還追溯了在美國全球軍事霸權和東亞日益增長的經濟實力之間不斷擴大的矛盾，證實這種矛盾存在的是中國領導下的東亞龐大的盈余積累、他們在美國國債上的投資以及包括次級抵押貸款在內的其它美元資產。這種情況被視作是一種異常現象，因為在過去的系統性資本積累周期中還沒有過這種先例。
阿瑞吉在早期還撰寫過一系列論文，從世界歷史比較角度贊揚或批評羅伯特·布倫納（Robert Brenner）分析當前長期衰退的理論，均發表于《新左翼評論》。[ 參見布倫納：《全球動蕩的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NLR I/229，1998年5-6月；另見《繁榮與泡沫：世界經濟中的美國》（The Boom and the Bubble: The US in the World-Econmy），倫敦與紐約2002年版，第609-622頁。]不論從哪方面說，這都是阿瑞吉喜歡的方法：他總是教導他的學生和同事們去批評一種論點的強點而不是弱點，從而使其面對挑戰不得不拿出比他們批評的更為優秀的解釋來。
當然，布倫納對他稱之為“新斯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和他在資本主義起源問題上的各種互相關聯的觀點與世界體系理論形成鮮明對比。[ 布倫納：《資本主義的起源：對新斯密式的馬克思主義的批判》（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NLR I/104，1977年7-8月。]從各個方面來說，根據他們對資本主義起源的分析，阿瑞吉和布倫納都有著很大的差別。布倫納反對世界體系理論，主要把目光放在財產關系的中心和農村中的階級斗爭上面，同時由于反對把它們置于新崛起的世界體系中，他實際上排除掉所有因素，而把資本主義的起源單單定位于英國的農村地區。然而，在農業資本主義的問題上，由于共同遵從了法國年鑒學派重視農村史的傳統，沃勒斯坦與布倫納——盡管有很大區別——之間比與阿瑞吉之間有更多的共同點。阿瑞吉在《漫長的20世紀》中認為在世界范圍內的資本主義起源中，農業作用很小或者甚至毫無作用。[ 參見布倫納和克里斯托弗·伊賽特（Christopher Isett）：《英格蘭與長江三角洲的區別：財產關系，微觀經濟和發展型式》（England’s Divergence from China’s Yangzi Delta: Property Relations, Microeconomics and Patterns of Development），《亞洲研究雜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 61, no. 2, 2002年5月。]富有戲劇性的是，布羅代爾跟隨奧利弗·考克斯（Oliver Cox）在《資本主義的基礎》（Foundations of Capitalism, 1959）中的觀點，卻將資本主義限定于頂級層次的世界貿易和高級金融活動以及較小規模的工業——這正是阿瑞吉最堅定的看法。
然而，在對當前危機的看法上，阿瑞吉和布倫納卻有著很多共同語言。布倫納關于長期衰退的解釋似乎與阿瑞吉對財富擴張終結的思考有異曲同工之妙：二者都認為日益增長的競爭降低了利潤率。他們都認識到，當前的全球性經濟衰退不僅僅是金融危機而且也是源于1970年代長期衰退的資本主義的更深層危機的表現——政府行為使之惡化。可是，布倫納主要把這種危機歸因為生產過剩，阿瑞吉卻認為其首先是過度積累的危機。相比布倫納，阿瑞吉觀點的另一層含義是將當前的長期衰退及其伴隨的金融擴張視作是與美國霸權的危機（一定程度上，還包括勞工力量）密切相關的過程，與英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面臨的困難類似。[ 參見西沃爾和阿瑞吉的重要論文：《北方與南方的勞工》（Workers North and South），《社會主義紀事》（Socialist Register），2001年；另見阿瑞吉：《馬克思主義者的世紀，美國的世紀：世界勞工運動的形成和重鑄》（Marxist Century, American Century: The Making and Remaking of the World Labour Movement），NLR I/179，1990年1-2月。]
另一個重大區別是布倫納一直強調制造業和日本、德國和美國，而阿瑞吉卻更多地強調金融、資本金融化——尤其是離岸貨幣市場——與霸權和全球地緣政治。阿瑞吉之所以能夠把兩個領域結合起來，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是1970年代末期和1980年代初期美國領導下的金融擴張，美國開始在全球資本市場上通過一切可能的愚蠢手段包括借貸的方法爭奪流動資本。當華盛頓不再像以前那樣容忍有利于與所謂的《華盛頓共識》聯系在一起的宏觀經濟逆向流動時，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彼得·高恩（Peter Gowan）在《華盛頓的全球賭博》（The Global Gamble, 1999）以及系列相關文章中對這些過程進行了杰出的研究，尤其是華爾街與美國財政部勾結起來打開太平洋周邊市場并最終導致了1997年亞洲經濟危機的行動，以及隨后進行地區金融整合的嘗試。[ 格文也在6月去世：參見塔里克·阿里（Tariq Ali）在NLR 59上發表的訃告。關于格文在世界體系理論上最有影響的看法，參見他撰寫的關于阿瑞吉和西沃爾的《混沌與治理》的重要書評，發表于NLR 13（2002年1-2月）。另外，他的《當代內部關系與世界體系理論》（Contemporary Intracore Relations and World-Systems Theory），位于克里斯托弗·柴思-鄧恩（Christopher Chase-Dunn）與薩爾瓦托雷·巴博尼斯（Salvatore Babones）主編：《全球社會變革：歷史與比較視角》（Global Social Change: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巴爾的摩2006年版。]
霸權與領土
與布羅代爾和熊彼特類似，阿瑞吉對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分期強調資本主義本身的靈活性、非特化性和自我調適能力。另外，貨幣資本和國家債務體系也在資本主義的復興中起到了特別重要的作用，它在正在衰落的國家中完成積累，然后設法通過向正在崛起的霸權投資來賺取紅利，從威尼斯到美國，莫不如此。[ 阿瑞吉：《漫長的20世紀》，第4-5頁；《資本的蜿蜒之路》，第90-94頁。貨幣和銀行在資本主義起源和發展中的中心地位長期遭受忽視，關于此問題有一篇重量級文章，參見喬弗雷·英格漢姆（Geoffrey Ingham）：《資本主義、貨幣和銀行：對新近歷史社會學的批評》（Capitalism, Money and Banking: A Critique of Recent Historical Sociology），載于《英國社會學》（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 50, no. 1, 1999年3月，第76-96頁。]同等重要的是阿瑞吉對歷史地理學的重視，通過歷史地理學方法，他闡述了地理和歷史是怎樣不斷地成就著或者破壞著資本主義的命數。在他的理論中，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視角，就是在資本家和主權國家之間連綿不斷的爭斗。盡管這有助于理解他對葛蘭西資本主義作為世界體系語境中的霸權概念的闡釋，人們卻經常忽略之。海權國家與之后空中霸權國家的爭斗（威尼斯，聯省共和國，英格蘭，美國）以及大陸主權強國之間的爭斗（依次為西班牙、法國、德國和前蘇聯）都屬于此類爭斗。
阿瑞吉強調，標志著霸權變更的金融擴張、對流動資本的激烈競爭和日益增多的系統動蕩最終導致世界體系在新的、擴大了的社會基礎上重鑄于正在崛起的霸權國家領導之下，或者至少也會使大陸挑戰者崩潰。離我們最近的年代里，發生了社會主義陣營的戲劇性崩潰，其中大部分國家都又返回到原先在第三世界的位置。正如阿瑞吉已經多次指出的，資本主義在這場戰役中贏得的東西可以與它們在任何戰場的收獲相媲美。這種圖景不僅揭示出資本主義自身的靈活性，也體現出這個正在擴張的體系已經擴展到全球范圍。
阿瑞吉另外一個重要理論是他對經濟地理區域和世界收入不平等的研究。關于此問題，他一直堅持按照下列順序思考：首先是前殖民時代的遺產；其次是殖民主義的影響；第三是后殖民時代的發展——以上三方面都處于比較世界歷史理論框架之中。阿瑞吉在這此領域的最新作品將他醞釀多時的撒哈拉以南非洲比較理論與他在東亞問題上的最新著作結合了起來，還勾勒出其它一些地區的發展，包括他所稱的有機體心臟地區。[ 阿瑞吉：《馬克思主義的世紀還是美國的世紀》；《世界收入不平等與社會主義的未來》，NLR I/189，1991年9-10月；《非洲的危機：世界體系與地區特征》（The African Crisis: World Systemic and Regional Aspects），NLR 15，2002年5-6月。]
積累與掠奪
當前的資本主義危機似乎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機會，使我們重新回到關于資本主義發展本質、未來的方向及其具有實際世界歷史意義的替代品的討論上來。在一篇以“重新思考1970年代的無爭議問題”為目的的文章中，阿瑞吉指出，盡管這場聾子的對話可能有助于保護新涌現的研究項目以便它們不至于半路流產，“但最終它們還是成為充分理解自身潛力的障礙。我感覺到世界體系理論很久之前就已經到達這個階段，只有從早就應該熱烈討論但一直沒著手的討論中才能獲益。”[ 阿瑞吉：《資本主義和現代世界體系：重新思考1970年代的無爭議問題》（Capitalism and the Modern World-System: Rethinking the Non-Debates of the 1970s’），《書評》（Review），vol. XXI, no. 1, 1998年。]因而，他對沃勒斯坦世界體系理論的諸多有力批評都進行了回應，包括西達·斯科克波（Theda Skocpol）、布羅代爾以及布倫納等人提出的批評。
這種情況下，阿瑞吉重新討論早期的勞工供給作用問題或許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充分揭露了資本積累通過剝奪使當地人民無產階級化的矛盾，他所謂的“非洲勞工儲備庫”涵蓋了南部非洲的大部分地區，包括種族隔離地區。[ 薩米爾·阿明：《不平等的發展：關于外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研究》（Unequal Development: An Essay on the Social Formations of Peripheral），紐約1976年版。]在這里，白人定居者殖民主義、農業、采礦業以及勞工短缺等因素共同作用導致大多數非洲農民徹底被剝奪，以便為采礦業和制造業提供成本低廉的移民勞工；但是隨著時間推移與日益高漲的勞工成本，這種狀態終究會結束。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正如基里安·哈特（Gillian Hart）指出的，阿瑞吉也提到過他的著作——遍及東亞大部分地區的資本積累：沒有剝奪，反而是實現“農村的發展和工業化”。這里出現的矛盾是——哈特和阿瑞吉及其他的合作者都強調過——通過剝奪原有生產者使之徹底無產化的資本積累最終會成為南部非洲資本主義順利發展的最大障礙之一，或許世界其他南方國家也都是如此，盡管經典理論認為這種積累是資本主義發展的起源。[ 參見阿瑞吉、尼科利·阿斯科夫（Nicole Aschoff）和本杰明·斯庫里（Benjamin Scully）：《通過剝奪積累及其極限：南部非洲模式再思考》（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and its Limits: The Southern Africa Paradigm Revisited），未刊文，2009年2月17日，特別關注第39頁。作者們還引述了基里安·哈特的《破壞全球化：后隔離時代南非的權力分配》（Disabling Globalization: Places of Power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伯克利2002年版），哈特認為這些不同的發展路徑提示我們應該“重新思考古典政治經濟論題，修正“剝奪被視為資本主義通過‘原始積累’發展過程中的一個自然副產品”的目的論假設，參見第199-200頁。]于是，是否徹底剝奪勞工，是否實行種族隔離政策，這種在資本積累途徑上的差異造成了東亞和南部非洲在發展方式上的根本性分野。阿瑞吉及其合作者也對南部非洲地區提出過具體的政策建議，包括給無地者分配土地、增加教育投入和社會福利等，都可以使大多數人非洲人受益。[ 把這種比較理論延伸到拉丁美洲是個有趣的想法。例如，比較日本領導下的東亞與美國領導下的拉美的發展模式和工業化狀況，參見費爾南多·法尼柏（Fernando Fajnzylber）的新著：《無法避免的拉丁美洲產業結構調整》，（Unavoidable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in Latin America）達勒姆，NC1990。]
盡管迄今尚未有人做過，人們仍然能夠在馬克思、沃勒斯坦、布羅代爾和阿瑞吉等人在“最高層次的國際貿易”問題上的著作與巴靈頓·莫爾（Barrington Moore）、布倫納和其他人在農業資本主義問題上的著作之間想象構思出一系列的歷史地理聯系，也能把這些發展過程在初級綜合基礎上聯系起來。這種思想將更全面地闡述——包括全面思考沃勒斯坦在《現代世界體系》一書中對這些問題的經典研究和重讀“布倫納的爭論”與1970年代“無爭議的問題”——資本主義農業、城市化和阿瑞吉所稱的“制造國家和制造熱量的資本主義體系”三方面怎樣全部緊緊纏繞于世界歷史中的資本主義發展起源問題之上。[ 類似于此的論點是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一篇論及布倫納的論文中提到的。他觀察到：“在一個國家中，從字面上講，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好不了多少……歷史地看，這樣看待資本主義比較合理：作為一個復雜的增值過程，它通過一系列互相關聯的鏈條來運轉。在這個過程中，城市始終居于中心地位。如果沒有佛蘭德爾城鎮，英格蘭的地主們永遠不會向商品農業轉變。”參見安德森：《光譜：在理念的世界中從左到右》（Spectrum：From Right to Left in the World of Ideas），倫敦和紐約2007年版，第251頁。]令人感興趣的是，哈特與阿瑞吉關于當代南部非洲和東亞的剝奪式或非剝奪式資本積累問題的著作是否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的發展路徑起源的問題，正如布倫納和沃勒斯坦所分析的那樣。
當然，這些關于過去與現在的爭論是交織在一起的；對于過去的解釋可以有力的反映出當代人的所思所想。正如1970年代后期布倫納批評“新斯密-馬克思主義”的那篇文章的編輯導言所指出的：
資本主義怎樣興起，為什么它出現在世界某些地區而不是其它地區，在這些問題上各種矛盾的解釋明顯已經超越純粹的歷史研究興趣。它們影響到對今日世界范圍內階級斗爭定位的評估、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解釋以及從資本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概念問題。更進一步，這些爭論涉及到一系列的理論問題，比如歷史決定論的性質、經濟學與政治學的關系以及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理論基礎的有效性等問題。[ “主題”（Themes），NLR I/104，1977年7-8月，第1頁。]
當前關于這些問題的爭論中，諸如此類的說法還有很多很多。根據這些新的發展和研究成果，我們確實應該重新討論這些問題。
近年來，阿瑞吉還希望能夠把他關于全球不平等問題最重要的一些文章做個匯編。傷感的是，現在他無法去完成這項工作了，盡管人們希望可以有其他人來做這件事，從而使這些珍貴的作品能夠為更為廣大的讀者所知。人們僅僅想知道的是阿瑞吉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過去數十年里關于不平等問題的其它重要著作，比如讓·德雷茲（Jean Drèze）、阿瑪提亞·森（Amartya Sen）、阿米亞· 庫馬爾·巴格奇（Amiya Kumar Bagchi）、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布蘭科·米拉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羅伯托·庫茲涅維茨（Roberto Korzeniewicz）以及蒂莫西·帕特里克·莫蘭（Timothy Patrick Moran）等人的著作。對于學者和活動家們來說，紀念阿瑞吉及其創建一個更人道的世界體系的理想的最好方式便是重新回到我們這個時代中心問題的討論上來，因為這是當前學者們的集體努力中——理解這個世界，使它變得更和平、社會變得更公正和平等——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21世紀的生活中，影響最嚴重的壞習慣是人們不再嘗試用長時段理論去分析當前世界。喬萬尼·阿瑞吉的著作——以及他的合作者們的著作——代表著一種先驅性的分析嘗試。我們謹希望未來的人們可以繼續發展他的思想，尤其是他的團結精神以及所有作品都顯現出來的那種學術敏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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