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法制論衡》第十輯
貢特爾·圖依布納 為法蘭克福大學教授
泮偉江譯 高鴻鈞校
一、 艾滋病對跨國公司
在南非，使人類損失慘重的艾滋病問題——它所奪去的生命比20世紀90年代全世界所發生的所有內戰的死傷者的總數還要多[1]，自從Hazel Tau v. Glaxo and Boehringer案[2]以來，已經發生了明顯的改變。該案將具有多維度的社會問題轉變成了更為狹窄的法律問題：跨國公司的價格政策是否違背了基本人權？艾滋病患者是否可以直接針對跨國公司主張他們的生命權？在私營企業中，是否存在一種“獲得藥物治療權的人權”？[3]更一般地講，基本權利是否不僅約束各個主權國家，而且也直接約束那些跨國的私人？
39家跨國醫藥公司，由南非醫藥制造協會(PMASA)作為他們的代表，被起訴于南非法院（South Africa’s national courts）[4]。2003年10月份，南非國家競爭委員會（the national Competition Commission）已被迫對如下問題做出決定：原告是否擁有一種獲得艾滋病藥物治療的可訴權利（actionable right），以用來控告GlaxoSmithKline公司和Boehringer Ingelheim公司。從一種法律技術的觀點來看，原告法律主張的基礎是：這兩家公司由于對逆轉錄病毒藥物(antiretrovirals，簡稱ARV) *的價格過高，損害了消費者的利益，已經違背了1998年制定的《競爭法》第89條第8款a部分。他們宣稱這些集體性的私人違背了人權：“各種逆轉錄病毒藥物的過高價格，要對提前發生的、可預知的和可避免的包括兒童和成年的HIV攜帶者的死亡負責。”[5]南非競爭委員會所給出的判決結果基本上支持了原告的立場，盡管它同時也允許醫藥公司分攤部分的研發費用到藥品的價格中去，這大大地出乎了人們的預料[6]。
基本權利的 “橫向”效力*，尤其是基本權利是否不僅對政府機構而且對私人施加義務的問題，在跨國的范圍內，較其在通常的國家范圍內出現了更引人注目的維度。這并非僅僅在討論全球艾滋病治療領域的大型跨國醫藥公司是否違背了人權時才會出現的問題[7]，在多起與跨國公司有染的著名丑聞中，它也引發了不少爭議[8]。我將從中挑選一些特別引人注目的案件：環境污染和對當地土著人群的非人道對待，例如，尼日利亞的貝殼案[9]，發生在印度波帕爾省的化學事故[10]；存在于亞洲和拉丁美洲的“血汗工廠”里的各種令人難堪的惡劣工作環境[11]；宜家（IKEA）和耐克（NIKE）公司也無法逃脫干系的雇傭童工事件[12]；體育用品制造產生阿迪達斯被懷疑在中國強迫勞動；[13]在香蕉種植園使用高濃度的殺毒劑[14]；工會的消失[15]；隨著各種大型項目而來的愈演愈烈的破壞環境現象[16]；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諸如此類的更多例子。此類丑聞舉不勝舉。其核心內容便是指責跨國公司持續性地和無可挽回地對環境和人類造成了損害[17]。
在跨國領域，此類問題很難通過那些我們所熟悉的“從民族國家的憲法引申出各種解決方案”的舊模式得到解決。盡管這些解決方案都涉及基本權利的“橫向效力”，它們卻通過發展出一系列能夠使得基本權利對私人具有“間接”效力的原理，回避了私人是否直接承擔尊重基本權利的義務這一疑難問題[18]。簡言之，我們發現有兩種最基本的解釋，盡管在此基礎上又可以變化出許多種新的解釋思路。根據政府行為理論（the State action doctrine），私人原則上被排除在基本權利的約束力范圍之外，除非從他們的行為中可以識別出某些政府行為的因素，之所以如此，乃是由于政府機構被發現實際上已經參與其中，或者私人承擔了某些公共職能[19]。相反，根據基本權利的結構化效果理論（the doctrine of the structural effect of fundamental rights），基本權利對整個法律系統產生影響，其中包括國家制定的私法，因此基本權利一定可以被發現存在于私法部分，盡管服從法律體系這一約束同時也暗示了，私人并不承擔任何直接從基本權利中引申出來的義務[20]。
在跨國性質私人活動中，集團性的私人是否受基本權利的約束這一問題比在國內法領域變得更加尖銳。此時，原先無所不在的國家以及國內法基本上處于缺失狀態，因此國家行為理論和其替代品基本權利的結構化效果理論只有在少數情況下才適用。在全球化的語境中，國家對私人的影響變得更間接、遙遠，因此國家行為理論只有有限的適用范圍。進而言之，基本權利的核心作用范圍仍然局限于民族國家的憲法，這意味著基本權利對整個法律秩序的結構性影響也只能局限于一個民族國家的內部，而很少產生一種溢出效應，對跨國的私人產生影響。最后，跨國的私人，尤其是跨國公司，以比國內公司更高程度的私人治理機制來管理它們的整個生活領域。因此，他們是否受基本權利約束這一問題已經變得不可回避。
這種形勢使得法律政策和憲法面臨許多問題。當然最簡單的做法是直接把這個問題政治化，將它化約成關于基本權利的新自由主義觀念和社會民主主義觀念，霸權戰略和反霸權戰略，一元與多極的分歧。[21]這其實就是在僅僅對國家具有約束力的基本權利和其效力遍布整個社會的基本權利之間做出政治決斷[22]。相反，我建議放棄由這些論辯所形成的傳統進路，而選擇一條相對比較迂回的理論進路，并不嚴格區分法律和社會理論之間的界限。這條羊腸小道從我所稱之為“分派性基本權利的概念”（divisional concepts of fundamental rights）出發，并且以基本權利的生態學概念為目的地。這一“理論旅行”將使得我們獲得一種與跨國私人有關的基本權利問題的一種完全不同的視野。通過考慮如下這些問題，這一視野就呈現于我們的面前：基本權利的橫向效力是否可以脫離那種基本權利的個體承受者之間的“人際沖突”（inter-personal）這一視角，而從以匿名的溝通*魔陣（anonymous matrices of communication）為一方, 以具體個人為另一方的沖突這種視角來重新思考呢？我們是否可以通過如下的方式來理解私人領域的人權，即個人能夠針對溝通過程中非個人的結構性侵犯而主張權利？
二、 分派性基本權利概念
采取這種間接的路徑的得失何在？如果我們不再將基本權利問題看作是用來平衡具體行動者之間權利的問題，而是一種“生態學”意義的問題，即將其作為一種不斷擴張的社會系統對社會、人類和自然生態的一種損害，結果又如何呢？考慮我們所遭遇的這種普遍問題，我們從這種視角來理解和分析全球化的社會領域（處于傳統政治學之外）的人權的橫向效力意義何在呢？
在其對公正制度的尋求中，歐洲的傳統總是渴望在作為整體的社會和它的各個組成部分之間建立一種“適當”的平衡。它在一個關于分裂社會的經驗和抽象的關于內部平衡之“適當”的觀念之間游移不定。通過制度實現人類正義是一種法律語義學面對社會結構改變之時所提供的一種頗有啟發意義的方案。[23]這種觀念在個案中一次又一次地對社會內部分裂的痛苦經驗做出回應。盡管存在此類分裂，在個人之間以及個人與社會之間是否能夠達致一個公正的平衡呢？或者在各種非個人主義的視角中，在社會的各個組成部分之間——在等級（estates），階級、社會階層（strata）、利益團體、倫理與文化身份、社會領域、理性的分支系統（sub-rationalities）——以及社會的各個部分和作為整體的社會之間是否能夠達致一種公正的平衡？或者制度性平衡只有在社會的分裂被克服，同時產生了一個新的社會統一體時候才有可能達致？
通過制度實現人類正義，在我稱之為分派的視角看來，可以被看作是一種因社會內部分裂為不平等的各組成部分而帶來的一個問題，或者更激進地說，這是一個由社會的破壞性分裂、社會的權力和分配的斗爭以及其對抗性沖突所帶來的一個問題。在存在著各種破壞性成分下，如何確保一個公平的社會統一體的存在？經典的回答是：不要消除這些區分，但是通過suum cuique(各得其份)公式平衡它們。通過在整體秩序中分派合適的位置，調和某些部分危險的分離傾向！事實上人類被看作是社會的一個成分；而正義則通過分配正義(justitia distributiva)和補償正義(justitia commutativa) 在人類社會得以實施，前者意指整體通過分配給部分（各種私人、團體和部門）所應得；后者意指平衡各個部分之間的關系。
盡管分派觀念（the divisional view）總是占據優勢地位，整體同部分之間的關系以及它們的公平平衡在歷史的過程中總是以一種不同的方式被理解。封建社會首先規制的是相互之間的階層關系。它確保正義作為代表社會整體的大份與小份之間的自然等級。人類個體往往在等級和團體中被統合了。[24] 現代意義上的被單方面賦予的主觀權利是不可想象的，更不用說基本權利了。相反，占優勢的是jus（正義）觀念，它作為不同等級之間的分配性平衡之復雜關系，例如封建地主與封臣之間效忠和關照的等級性互惠關系，自身就意味著公正。[25]
資產階級革命對這種階級之間不公正的分配關系進行了造反。他對這種分配不公的回應是要求一種社會所有部分之間的公平。尤其是，基本權利遵循了一種新的邏輯，不過這種新邏輯卻也保留了分派（divisional）:同社會的整體相關的部分的自由，即各部分之間的平等，以及兩者相互支撐的團結。自由主義理論通過與其邏輯結論相一致的新的分派主義（divisionalism）來思考。社會不再由中介性實體所組成，而是僅僅由個人所組成。公正將由自我調節的可見的手所擔保，并由基本權利所支持，協調個人的自由領域:經濟市場、政治選舉、各種觀念的競爭和科學知識的自由實踐。 只有各部分之間的自我調節需要加以矯正時采訴諸補償正義的干預。
關于社會的無產階級的革命領域又一次采用了一種分派的進路（divisional approach）。社會的整體是由根源于經濟結構矛盾的社會階級所組成的。只有從這些對抗性沖突中誕生了無階級社會，正義才是可能的。在社會民主福利國家的觀念中，社會的組成部分即各階級轉化成了社會-經濟階層。此時再一次出現了一種分派的觀念，尤其是第二代人權中。社會和特定權利的目標是將協調不同階層的生活條件當作政治的、由國家來確保的正義。[26]
最終，這一偉大的社會理論也遵循了分派的模式。這在勞動的社會分派概念中體現得最為清楚，這一理論在有機團結而不是在機械團結中發現了公正平衡（fair balance）。[27] 在經典的功能主義中，分派因素可以在如下的事實中找到：平衡來自于不同功能領域之間的交換關系，當出現偶然性的分裂時，超穩定性通過補償機制而得到實現，如果有必要，就從經濟發展過程中得到這種國家補償。[28]而在沖突理論中，難以解決的永恒沖突取代了各個部分之間的公正平衡。不同理性領域之間的現代多元主義中，持久的公正平衡之希望業已讓位于一系列悲劇性的聽天由命。[29]
對人權來說，這些關于社會的分派理論尤其帶來了一個結果，即它們被假設為部分反抗國家的權利，而國家則代表了整個社會[30]。關于私人領域基本權利的橫向效力的學說尊從了這一分派進路。[31]其中涉及到對不穩定的分派資源的分配——權力、健康、知識——根據分配正義或交換正義。這一模式要求將國家-市民的分配模式擴展到社會中，或者基于交往模式進行其他資源分配: 基本權利作為社會的組成部分互相之間對抗的權利。 當政治性人權被直接應用到市民-市民關系中，一種關于私人互相之間進行對抗的個人基本權利的立場就形成了。[32]然而，在上述后一種分析模式中，基本權利多大程度或以何種條件能夠在非政治領域部分可以主張其效力仍不清楚。
三、 基本權利的生態學概念
然而，還有一個更深入的問題：將制度性正義看作是在整體和部分之間（或者在各個部分之間）所存在的分派（分配）的正義*，并且將人權看作是一種使個人不受作為整體的社會以及政府及其各個具體執行機構的侵犯的各種形式的、實質的或程序的保障，（或者也可以將其看作是對各個部分之間的互惠公正之交往的保障），這是否完全合適？
此時系統理論提出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也許社會內部的分裂——正是這種分裂造成了諸多不公正，使得在人們之間存在著不平等——未必僅僅是一種附生現象（a secondary phenomenon）？相反，社會內部的分裂現象可以被理解為，溝通網絡與其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現實生活中的人們根本就不處于這些網絡的核心位置，他們也無法重新回到這個網絡之中。人類僅僅是這些溝通網絡的外在環境，他們根本就無法控制這些溝通網絡的日常運轉。系統理論主張溝通系統的自治性從根本上將人類從社會中排除出去。[33]這種系統理論非常類似于傳統社會理論中的社會異化原理。[34] 在這一點上，各種表面上敵對的理論之間有了秘密的接觸：福柯對規馴權力的分析, 阿岡本（Agamben）對政治排斥的分析, 利奧塔的封閉商談理論和德里達對正義的解構，雖然這些接觸在所有的方面都被正式地否定。[35] 這種相似性只能在此處指出，而不應泛化。
接下來的法律問題是：如果人并不是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而是永遠被社會所排斥，如何系統地闡述人權呢？盡管歐洲的政治傳統往往將公正的制度設想成是由社會的內部分派所促成的，因此將焦點對準“雖有差異尚存制度性公正”（institutional justice despite differences）的思路上，如今更多的爭論可能贊成將社會系統區別于它的人文和自然環境，并且因此把差異作為制度性正義：面對社會制度與現實世界中人們之間難以逾越的鴻溝。對差異的反應不能被（系統）內部消化，而僅僅是一種（針對外部刺激）最大限度地予以回應。人權因此并不是針對一個社會性分裂的社會（a socially divided society）內部的分配正義問題所提出的一種解決方案，而是對如何超越社會的問題所做出的一個回應。人權要求一種溝通的生物學敏感。人權要成就人類受到公正對待這一目標，只有在它們跨越了溝通之疆界范圍后方有可能——這是一個不太可能做到但又很必要做的工作。緊接著的問題就是：難道這種社會的高度分裂沒有反過來一方面在其他子系統之間，另一方面在系統和外在于社會的環境之間創造新的內在界限，以致特定的社會制度的公正性同樣也僅僅能夠被作為生態問題提出來？
這種將基本權利看作是各種社會系統和它們內部和外部的各種生態環境之間的正當界限的生態學視角，若將其與原先將人類看作是社會的組成部分，并將公正看作是一個有關不平等的問題的各種分派理論比較，就可以發現它能夠提供兩種新的理論維度：首先，在溝通系統和存在于其外在環境中的人類之間有著不可克服的差異存在。溝通系統是否能夠永遠都公正對待人類？第二個理論維度就是，問題將不再是最廣義的社會資源，例如權力、財富、知識、生活機會等在社會各個部分之間的分配問題。相反，問題的關鍵是約束制度的行動，使其不能對內在于它們的社會和人文生態環境的各種權利造成侵害。對人類之間的不平等的克服和對資源的分配這兩個問題因此也被兩個對社會制度所提出的完全不同的要求所替代：（1）對它們的擴張傾向進行內在和外在的約束；（2）靈活地平衡它們固有的理性和外在于他們的生態環境所固有的各種權利。
人們指責人權傳統沒有認真對待人類個人。[36] 這并非是指它拋棄了其基本的人文進路，恰恰是由于它的這種人文進路導致了它（針對它的更完善知識而言）將人類放在了制度的中心。這一分派傳統的范疇性錯誤可以通過馬格利特有名的一幅畫的標題來說明：這不是一只煙斗（ceci n’est pas une pipe）；或者在基本權利的語境中：la personne n’est pas un être humain（個人不等于人類？）.通過將基本權利作為個人自治的領域來理解，傳統思想衍生了“心/身”和“法權人”（person）*的宿命般的等同。[37] 但是，如果我們嚴肅地看待其中的差異，將“法權人”看作僅僅是一個溝通系統語義學的人造物，而“心”和“身”則是溝通環境中活生生的肉身，那么將這些語義學上的人造物等同于現實中的人，將對有血有肉的人造成多大的不正義，就會被看得很清楚。
人們并非是社會的一部分，而是不可避免地要從社會中分離出來，這一點必然會帶來一個后果：[38]社會和“心/身”并不是互相可以溝通的。“心”和“身”是互相獨立的，（在精神或器官上）是自我維持的。兩者都涉及到溝通，但是都不能控制它。溝通變成了獨立于人的一種自由體，創造其自身的獨立于人類心智的意義世界。這一溝通能夠被人類創造性地運用以促進生存，但是它也能夠——并且恰恰在這一點上基本權利變得相關起來——反對人類并且威脅人類的完整性，或者乃至于終結人類的生存。極端的例子有：通過一連串的命令而殺人，作為匿名的市場力量后果的血汗工廠，作為宗教溝通之結果的殉教者，剝奪身份之政治和道德虐待。
恰恰在溝通的這種外在的消極特征之中，在它們對“心”和“身”的潛在威脅之中，包含著有關人權的相互關聯的諸多問題之糾結的核心所在——其并非如傳統思想所設想的存在于人類的社會平等之中。社會對環境的潛在威脅（其被看作是溝通的總效果）無論如何都不會同其運作的閉合相矛盾；相反，這是它的后果。毫無疑問，彼此的互相閉合使得社會和人彼此之間無法接近。溝通過程并無法穿透“身”和“心”；后者是外在于溝通的。但是溝通能夠以一種威脅人類自我保存的方式刺激心理-物理過程。或者它不過僅僅是毀滅他們。這就是個人（individuals，而不是法權人）的“心”和“身”要求擁有其“前法律的”，“前政治的”，甚至是“前社會的”（或者是超社會的）“潛在的和內在權利”的根據之所在。[39]“身”和“心”堅持要求其身份和自我保存，以對抗溝通的破壞性干擾——同時在他們主張這些權利之前卻不必擁有任何可以獲取的討論場所。嚴格意義的人權僅涉及那些危及精神和肉體保持完整性的“非常”事務，而不必負擔關于社會溝通的各種不同問題，盡管這并不完全否認有關基本人權的更廣泛含義。[40]
然而，只有在身體和精神痛苦不再保持無聲的沉默時，而是成功地刺激了社會的溝通，引起了新的關注時，潛在的“權利”才變得公開和明顯。而受到虐待的身體和精神的抗爭只有在溝通中被表達出來才能夠被“聽到”。這些就是社會有關反抗權力侵犯身體的溝通信息或痛苦靈魂的抱怨和抗爭的信息。只有此時關于人權之核心領域的社會沖突才有機會得到發展。但是這些社會信息僅僅是被代理的，僅僅是人類在溝通中的代表（re-present），而并非人類自身。這些溝通性沖突并不等同溝通激發的那種與其生態環境（“身”和“心”）相關的真實沖突本身。這些溝通性沖突也不能很敏銳地反映它們，而不過是這些外在沖突的社會共震，不過是在溝通內對這些生態沖突的重構。這些溝通性沖突的結果是內在于溝通之中的規則，這些規則既不能保護“身”也無法保護“心”。但是如果社會規則能夠就溝通確立一種超溝通的基礎，它們卻能以復雜的形式與兩者相關聯。這就是法律的核心角色，例如“法律禁止，你不應”之類的規則就有超越溝通界限的效果：禁止某些特定種類的溝通（禁止謀殺，禁止酷刑）。因此，“潛在權利”(例如，血肉之軀要求其肉體和精神尊嚴的內在權利變成了埃利希意義上的“活權利”（“living rights”）和非法律技術意義上的“人權”，這種權利能夠在任何社會中發揮作用（而并不僅僅是在法律和政治社會之中）。
這種論證解釋了為什么將人權設想成由實證法律構造之政治主權（無論是君主體制還是民主自治體制）的決定是沒有意義的。然而人權當然也不代表某些前法律的絕對有效的自然權利，他們在一種完全不同的意義上是前社會的（超社會的），建立在“身”和“心”要求尊嚴的“潛在權利”的基礎之上，同時因為它們建立在從政治、道德、宗教或法律的溝通性沖突以及由此帶來的沖突而引起的“活法”的基礎之上，它們也是“前政治的”和“前法律的”。將它們實證化為技術性法的做法并非是某些立法者的自由決定，而是建立在既外在于社會，又在社會內部彼此沖突的自我維持過程的雙重基礎之上。
四、 作為現代性問題的基本權利：政治權力的擴展
因此只要存在溝通，“潛在的人權”這一問題就會經常出現：作為生命有機體和精神體驗的“內在權利” 面對社會溝通對“身”和“心”完整性的危害。然而，在古老的歐洲這并不是被“轉化”成關于人權的語義學，而是被轉化為關于如何于不完美的自然獲得人的完善的語義學，或者是關于在一個腐朽世界中靈魂救贖的語義學。人類的起源事件來自于知識樹：溝通產生意義的能力以及其分別善惡的能力，破壞了人類和自然的原初統一，使得原本依照上帝模樣創造的人類被驅逐出了天堂。原初的異化來自于這人類第一次的溝通。
特定的現代意義的人權僅僅出現在第二個事件發生之后。它并非如馬克思所認為的那樣和私有財產權的出現是一致的，而是同多種各自獨立之溝通世界的自立化（autonomisation）是協調一致的。首先，自從馬基雅維利以來，政治的魔陣就已經變成是自主的了。它開始同古老歐洲社會中松散的道德-宗教-經濟聯系中脫離出來，并且不受任何內在限制地擴張到對其特殊媒介即權力的無限篡奪之中。它的封閉運行和它的結構自主性使得它為自身創造了新的環境，并針對這種環境發展出擴張性的、實際是帝國主義明顯趨向。絕對的權力釋放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破壞力。做出正當集體決策的集權化權力，發展出了一套特殊的屬于自己的、實際上野心勃勃的政治理性的語言，已經擁有了一種超越任何限制的總體化內在傾向[41]。
這種擴張導向了兩個相異的方向。首先，它越過了社會其他領域的界限。這些領域的回應便是訴諸溝通性自主以免于政治的干預。這種回應體現為基本人權的誕生，或者體現為法權人（person）的自主權，或者體現為機構的自主權。基本權利劃定了政治領域的自主邊界，這一邊界部分屬于社會機構，部分屬于作為社會構成的法權人[42]。在這兩種情況中，基本權利都為社會內部的政治魔陣的總體化傾向劃定了邊界。其次，在其控制公民的心和身的努力之中，政治帶著特殊的活力跨越了社會的邊界。其他領域的自我捍衛只有當它們以抱怨和暴力的形式的反抗能夠訴諸溝通時才是有效的。這些反抗被社會性地轉化成了被壓迫者針對壓迫者的政治斗爭，并且最終使得政治在其與作為精神-身體實體的法權人的關系中做出自我限制的政治性保證之后，通過一種歷史的妥協而結束。這些政治性保障不同于前述機構和法權人的基本權利，它們是嚴格意義上的人權。
基本權利傳統并沒有明顯地同這些作為個人和機構的自主權的“潛在”人權分離開來，反而總是通過將外部環境重新內化的途經（through a re-entry* of the external into the internal）將它們轉化成濃縮的個人基本權利。溝通不能確保或者調節內心的自主性，更無法適當反映觀念與對象之間的對應關系。溝通與內心之間的分化是不可融通的，而這種分化經由往返的過程在溝通內部被重復。這也可以用來分析溝通與身體之間的分化。人（包括身和心）是無法進入溝通之中的，他們作為“法權人”即作為“基本權利的承受者”而受到法律的型塑，而沒有任何保障能夠使得社會內部的法權人和社會外部的自然人之間保持一致。對于將法權人和自然人相等同的傳統做法之弊害，我已經在上文討論一元化的個人基本權利概念時提出了批評。它不足以在以下兩個方面做出區分：一方面是保障溝通的自由，另一方面是保障人的身心的完整性。為此，我們必須堅持在法權人的權利和嚴格意義上的人權之間做出區分。這個意義上的人權也依賴于重新進入的技巧，因此依賴于它們對溝通性構造的貢獻，但這種人權可理解為具有與法權人的溝通性自由不同的語義，即作為維護人的身心完整性的有意識的保障。
五、 社會的片斷化：社會系統擴張的自我繁殖
這種具有政治和國家導向的基本權利形式，只要國家能夠與社會保持一致，或至少國家被看作是社會的組織形式，并且政治被看作社會的等級性協調機制，就能夠發揮作用。然而，只要其他高度專門化的溝通媒介——金錢、知識、法律、醫療和技術——獲得了自主性，這種魔陣就失去了其可信度。從這一點看，基本權利和人權的橫向效力就變得相關了。社會的片斷化強化了各種自主的溝通系統和人之間的界線。新的意義疆界都劃定了其和人之間的邊界。此時對身和心的新的危險誕生了。這就是嚴格意義的基本權利的“第三人效應”力有不逮的那些問題。另一些關涉憲法權利并非不重要的問題則是機構的溝通領域相對于“私人”從屬者的自主性, 并且第三組的問題便涉及法權人溝通自由的自主性。[43]
因此，人權不應局限于國家與個人的關系，或者制度化的政治領域以及最廣義上的權力現象[44]。交往魔陣對身心完整性的特定侵害并非僅僅來自于政治領域，而是在原則上來自所有具有自我擴張傾向的社會領域。因為在經濟魔陣中，存在著資本的自主性、世界的商品化和人剝削人的現象，馬克思通過異化這個概念尤其澄清了這一點。如今我們可以看到來自自然科學魔陣、生物學魔陣、社會科學魔陣、技術魔陣和醫療魔陣、新聞魔陣、收音機和電視機魔陣中的對人的完整性的類似壓迫，它們在福柯、阿岡本和勒讓德等的作品中有著最清晰的揭示[45]。例如，門格勒醫生所曾經進行的實驗被看作是殘酷人性的表達或者作為對納粹極權主義利用科學進行奴役的表達，但是后來的研究揭示，這些實驗更能被看作是試圖抓住任何一個機會以獲取準確知識這種科學擴張傾向的產物，尤其是作為國際競爭的一個結果，除非它受到外在控制的限制。[46]
現在我們應該明白，談論政治基本權利的“橫向效力”為何沒有任何意義。國家對個人自由的保障尚沒有轉變為私人之間的“橫向”關系。相反，我們需要其他一些東西。我們需要做的是發展出一套新的保障型式，以限制處于體制化的政治之外的溝通對于身和心的潛在破壞力。國家-行為進路因此是失敗的，因為它僅僅當有國家行為的因素被識別出來的時候，才允許基本權利適用于私人。經濟權的進路同樣是誤導，因為它將基本權利僅僅看作是對權力現象的回應。這實在是太狹窄了，因為這種進路雖然囊括了社會權力，但并沒有慮及貨幣機制等其他溝通魔陣對于人的身心完整性的危害。
據此，社會的片斷化才是今天的人權問題的核心。在政治溝通與由人權保障的個人之間恰恰不存在單一的邊界。相反，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各種社會制度中，其中的每一個都形成了自己的邊界，它們都具有人的環境：并不僅僅限于政治與個人的關系，還涉及經濟與個人、法律與個人、科技與個人、醫療與個人的關系（將不再是整體和局部之間的關系，而是被理解成溝通與身和心之間的分化）。然后一切都歸結為對于各種臨界點的識別，以確認其具體的特性對人的完整性的危害。在子系統中關于法權人的各種構造中，如政治、經濟、法律、組織等（retalis需再查）,是否存在臨界點？這些都是溝通之內的構造物，但是同時也是“系統外的”自然人的接觸點。通過“法權人”這個面罩，社會各系統同自然人進行接觸；系統和人之間雖然不能進行溝通，但會彼此強烈地互相刺激。在密集的干擾循環中，溝通以其有選擇的“探詢”方式刺激對象能夠察覺，這種選擇性的“探詢”受到理性行動者這一預設，并轉而受到對方“回答”的反刺激，而這種“回答”受到嚴格選定的條件的限制。正是通過這種遞歸的動態過程，社會系統（而不是人）對人的“操控”才得以實現。作為一種專門化了的溝通過程的社會系統主要通過構造法權人來實現其對人的刺激。它“吸食”人的身心能量以維持自身。福柯所言的“規訓機制”正是以這種十分特別方式施展其魔力。[47]
六、 匿名的魔陣
如果對基本權利的危害來源于偏執的理性的整體化傾向，無論如何都不會再看到基本權利的橫向效力，似乎私人權利必須在他們的互相對抗中加以衡量。關于基本權利的危害之源，我們更進一步考察。在運用“橫向”的比喻中，關于社會的部分－整體的思路具有一種附帶效應，即它令人無法接受地對整個人權問題中的弊端置之不理,似乎人權保護的僅有的焦點就是防止個人之間相互侵害。
然而，其他自然人對個人身心完整性的侵害，無論是借助溝通過程還是通過身體行為，都是在當今社會劇烈片段化之前便早已出現的完全不同的問題。我們必須從系統的角度將這些問題從基本權利中析剝離出來。[48]在歐洲的傳統中，同其他的各種解釋一起，通過對作為實在人溝通代表的法權人賦予相互之間的“主觀權利”實現了這種轉變。通過康德傳統的主觀權利理論，這種進路在哲學上得以擴展，根據這種理論，從理想的角度講，公民絕對自由的邊界可以從他們相互之間的關系來界定，從而在法律上可采取普遍化的方式。在法律上，這種理想在經典的侵權法領域已經得到了最明顯的發展。在侵權法中，不僅僅賠償問題，同時對主觀權利的侵犯都是核心問題。如今，正如本文所言，“基本權利”在其制度化的、法權人的和自然人的維度中，都有別于私法意義“主觀權利”。它們涉及的不是作為自然人的私人之間即主體間關系的互相侵害，而是關于被匿名的溝通魔陣（制度、話語和系統）所造成的對制度、法權人和自然人完整性的危害。
英美傳統在兩種情況中對“權利”都不太關心，因此從一開始就忽略了主觀權利與基本權利之間的區分，反而能夠同時處理它們。相對地，刑法中關于宏觀犯罪的概念和政治組織的刑事責任的概念比較接近于本文正在討論的相關問題。[49]這些概念針對的不是來自于自然人而是來自于非個人的社會過程的對規范的侵害。[50]但是它們局限于針對來自于集體性的行動者（集體行動者，如國家、政黨、盈利性公司、集團公司或社團）的危害，卻沒有注意到來自于匿名“魔陣”的危險，來自于自動形成的卻并沒有被作為集體性法權人的交往過程（機構、功能系統和網絡）的危害。甚至政治性人權也不應該被看成是政治性行動者（國家對公民）之間的關系，或者是自然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表達。恰恰相反，一方面，政治性人權是匿名的各種權力過程為一方與受折磨的肉體和受傷害的靈魂為另一方之間的關系。在溝通中將這一概念表達成作為“法權人”的國家與代表自然人的“法權人”之間的關系，是非常不充分的，更不要說是非常誤導的了。
如果人們用自然人之間的主觀權利的概念來對待基本權利的橫向效力，就將重復傳統所犯的蹩腳的分類錯誤。[51]這種做法僅僅適用于侵權法領域，因為侵權法處理的是個人之間的關系。按照這種思路，我們會被迫將具體的國家導向的基本權利整體應用到變化多端的私人關系之中，而這將給私人生活中的選擇自由帶來災難性的后果。私人律師對于基本權利侵入私法領域之過度反抗的合理內核就在這里，盡管這種抱怨過于夸張，并且忽視了真正問題之所在。[52]
這種類型錯誤可以避免。無論是“舊式”政治性人權還是“新型”多維結構（polycontextural）人權問題，都不應該被理解為人們受到了它們的同伴的危險，而是受到了匿名的溝通過程的威脅。我們首先必須識別這些過程。福柯已經非常清楚地看到了這些溝通過程，激進地對權力現象進行去人格化（depersonalise），并且在“規訓”話語或實踐中辨別出社會毛細血管中的微觀權力關系。[53]
現在我們能夠對我們的抽象思考成果進行概括了。嚴格意義上的人權問題如今必須被看作是匿名的溝通過程對自然人之身心完整性的危害，這種溝通過程多種多樣，并且如今已經被全球化了。世界社會的片斷化為各種匿名的子系統，這在社會外部創造了子系統與人類之間的新邊界，在社會內部創造了各種子系統之間的新邊界。系統的擴張傾向同時指向這兩個方向。[54]新的“等式”如何替代了舊式橫向效力的“等式”已變得明顯了。舊的等式建立在兩個私人之間的關系基礎上，其中一個是私人侵犯者，另外一個是侵害的私人受害者。這個新等式的一方已經不再是作為基本權利侵犯者的私人，而是一個自動形成的溝通媒介組成的匿名魔陣。這個等式的另外一方也不僅僅是受影響的自然人。相反，由于新邊界的存在，對自然人的保護原先是統一的形象，如今卻被劈成了多個維度。在等式的另外一方，基本權利已經被在系統上分成了三到四個維度：
（1）機構的權利。其保護社會話語（social discourses）的自主性——藝術的自主性、科學的自主性和宗教的自主性——防止它們被溝通魔陣的專制傾向所壓制。通過保護它們免于受制于科學、媒體和經濟的專制傾向，基本權利作為平衡社會中偏執理性之間的“法律規則的沖突”而發生作用[55]。
（2）法權人的權利。其保護溝通的自主性，但其保護的并不是機構而是被稱作“法權人”的社會構造物。
（3）人權。作為社會性溝通的否定性約束，在那里，自然人的身心完整性受到越過邊界的溝通魔陣的威脅。
（4）其他。盡管本文沒有對其進行系統的討論，環境權也值得一提，其針對的是社會對自然過程完整性的危害。
應該強調的一點是，具體的基本權利并不是以個人與個人關系為基礎而被分配到這些維度的，而是各種情況的多重交疊。某些基本權利主要被看作是某一個維度或者另外一個維度（例如對于機構權利維度來說首要的是藝術自由、科學自由和財產權，而對個人權利維度來說首要的是言論自由，對人權維度來說首要的則是良心自由）。有些則同時表現出這三個維度（例如宗教自由權）。因此，在各種基本權利的范圍內區分出這三個維度就顯得更加重要。
七、可訴性
現在讓我們集中討論第三個維度，即保護身心完整性的嚴格意義上的人權。律師隨即面對的一個問題是：原先集中關注社會內部各沖突（個人對個人）的基本權利的橫向效力問題，是否可以被再表述為社會與其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即溝通對身/心）？換言之，橫向效力是否可以實現范式轉變，即由原先作為基本權利的個人承受者之間的人際沖突范式轉移到匿名的溝通過程與具體的人之間的社會生態學意義的沖突范式？
這困難重重，這里僅列舉幾點：
在普遍溝通和察覺之間的破壞性的系統/環境關系是如何被溝通表達為是一種沖突，一種社會沖突或者實際上是一種法律沖突（這是一個利奧塔式的問題）： 如果不是作為一種訴訟，那么至少也是作為一種分歧? 一旦無法在最高法院表達其含義，接下來唯一可能發生的事情便是內心體驗只好忍受這種侵犯，然后默默無聞地被遺忘了。或者它被“轉譯”成系統能夠接受的語言，但是這樣一來就出現了一種高度悖論性和幾乎無法實現的要求，即由權利的侵害者（社會、溝通）來懲罰自己的犯罪！這意味著將偷獵者變成牧場的看管人。但是請注意，通過將政治基本權利制度化，有幾個國家確實已經在設法做到這種牧場看管人-偷獵者的自我限制——盡管情況并不盡如人意。
當最終只有諸如“法權人”的“權利”的語言可供使用時，法律如何能夠描繪沖突的邊界呢？[56]在這種貧乏的權利話語中，它能夠重構法權人之間的沖突與外在社會沖突對個人的溝通性危害之間的差異嗎？此處我們可以發現法律理論所能夠達至的極限和法院程序的限度。在訴訟中必須有一個原告站出來主張被告侵犯了他的權利。在這個作為法權人對法權人間沖突的強制的二值化框架中，人權是否能夠針對匿名的社會過程的結構化危害而主張？唯一有可能讓這一點變成現實的——無論如何這是在訴訟中——就是重新利用上文激烈批判的這種分類錯誤，但是通過引入一種區分，對其的錯誤保持警惕，從而對其進行內在的糾正。這意味著自然人可以針對私人提起訴訟，由此人權得到了主張，而這種人權并不是法權人針對法權人之權，而是有血有肉的人對抗溝通魔陣侵害之權。在傳統的概念中，真正的制度性沖突乃是發生于私人訴訟的形式之中。我們已經對某種類似于現存基本權利的制度化理論的東西很熟悉了，其不僅將法權人作為承受者，同時也將制度包括在內。[57] 無論何人行使個人的表達自由權都同時維護了政治過程的完整性。但是本文的要點并不在于那種與國家相對的非個人性機構的權利，而是在一種關系的多重倒置中，關注外在于社會的自然人的權利，這種權利針對的是處于國家之外的社會體制。
這種區分是否理由充分？如果溝通畢竟只能通過法權人的方式才能實現，一方面，法權人與法權人的沖突是否可以被同自然人與自然人的沖突中區分開來？另外一方面，這些沖突是否依次可以同溝通與自然人的沖突中區分開來？將其轉譯成法律語言，其就變成了一個歸責的問題。誰干的？（whodunnit？）在何種條件下對完整性的某一具體侵害不是歸責于具體的自然人或者法權人，而是歸責于某個匿名的溝通過程？如果這種歸責能夠成立，那么即使在一種貧乏的關于法律的權利話語中也可以系統闡釋真正的人權問題。[58]
以十分簡化的方式，基本權利的橫向效力問題也許能夠以熟悉的法律分類描述如下。僅僅當對身心的危害來自社會“機構”（并且并不僅僅來自于私人）時私法中的人權問題才出現。原則上，機構包括私人性的正式組織和私人性的管理系統。這里最重要的例子是作為正式的組織的商業公司、私人協會、醫院、學校、的大學；以及作為私人管理系統的一般貿易條款、的私人性的標準化和類似的規則設置機制。當然，我們必須弄清楚“機構”這個名稱僅僅是不完全地代表了危及身心完整性的溝通性行為之鏈，并未完全把握其真正旨在擴張的現象，而這種擴張現象恰恰是匿名魔陣這一隱喻的全部含義。但是對于具有規則和法權人導向的律師來說，“機構”這個概念的優點是其可以被界定為規范集合體，同時也能夠被人格化。機構的概念能夠相應地在社會領域中重新命名基本權利（就像它在政治領域可以被用來將國家當作一個機構和個人一樣）。其結果就是能夠形成一個關于“第三方效力”的公式，該公式即使在那些強調白紙黑字的律師看來也是真實可靠的。它并不將橫向效力看作是基本權利之私人承受者之間的基本權利的平衡，而是看作對于人權和話語權的保護，以對抗擴張性社會機構。
八、再論艾滋病對跨國公司
現在，在我們既提高同時也降低了我們的期待之后，讓我們回過頭來對南非的艾滋病災難采取另外一種視角。我無法提供一個解決方案，但是卻可以建議一種方向，通過它我們可以發展出對人權的某種思考。在法院的訴訟程序中對病人的基本生命權與跨國公司的個人財產權進行權衡，這毫無疑問是遠遠不夠的。這并不僅僅涉及到公司的社會責任問題，不僅僅是單個團體通過其價格政策侵犯了艾滋病患者的基本權利。只有在基本權利的“橫向”效力被從法權人之間的沖突重新表述為系統和環境之間的沖突時，獲得藥物治療的權利才能變成現實。
在機構的維度上，該沖突需要被設置在其社會語境之中，該語境要求我們觀察到，艾滋病災難最終源于兩種互不相容的行動邏輯的沖突。[59]這一嚴重沖突出現在患者獲得醫藥治療的權利領域，是經濟理性的規范與衛生語境中形成的規范之間的矛盾。[60]因此，在該案中，要點不在于對特定藥品公司施加價格控制，而是就商業領域和衛生領域之間的沖突發展出一些抽象和一般的規則，并且需要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和聯合國的法律作為跨國專利法的一部分，用來回應因根據經濟理性規范考慮衛生問題而在不同行動邏輯之間產生的不可調和的破壞性沖突。既然沒有主要用來解決此類沖突的專門法院，它就只能根據其中沖突一方體制邏輯中得到解決，在本案中就是世界貿易組織。但是處于競爭之中的行動邏輯，在本案中是衛生領域的原理，不得不按照國際經濟法的邏輯提起訴訟。
然而，令人擔心的是真正的人權維度并沒有得到足夠的考慮。也就是說，如果獲得藥物治療這一點并沒有通過已制定的措施和計劃中準備制定的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條約而得到持續的改善，與醫藥產品有關的專利法的跨國發展將不得不被重新調整，如通過對醫療產品的認證授權、使之價格透明化、程序簡化以及降低成本等方式，規定獲得經營執照之權，或根據經濟能力分級設立經營執照或專利例外體系，或最終采取特別的措施，完全取消跨國專利法對于某些藥物治療專利的保護期限。[61]
這一應對艾滋病災難的大致法律路徑顯示了如下這種樂觀看法是如何地不適當：即人權問題可以通過利用法律政策的資源得到解決。甚至機構的權利也使得法律面對其他社會子系統之間的邊界。一種話語是否能夠對另外一種施行正義？這是一個利奧塔曾經分析過的一個兩難問題。[62]但至少這是一個存在于社會內部的問題，一個盧曼用作為社會充分復雜性之正義的概念來試圖回應的問題。[63]關于嚴格意義上之人權的一個更加引人注目的情形存在于溝通和單個人的邊界問題上。所有嘗試將人權法律化（juridify）的嘗試都掩蓋不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在嚴格意義上來講這是一個不可能的事業。如果個人并不是社會的一部分，而是處在溝通之外，如果社會不能同他們溝通，而不過是在他們的附近，甚至實際上根本就無法理解他們，而不過是要么刺激他們，要么毀滅他們，那么社會如何可能公正對待個人呢？在非常不人道的社會實踐中，人權的正義是一個非常緊迫的問題，幾乎不可能對其提出解決的方案。這一點已經昭然若揭。
如果一個處于溝通與人類關系之中關于正義的肯定性概念根本不可能，那么一旦我們并不屈服于后結構主義的虛靜，留下的便是一種次優的選擇。在法律中，我們不得不承認，對身心完整性問題惟有通過對刺激的不充分的感知、重建和重建和再引入（re-entry）才能夠被經驗到。在溝通與身心之間的沖突至多能夠由法予以測定。留下的唯一標示便是法律禁止，通過這一禁令，溝通的自我限制似乎變得可能。但是甚至這種禁止也只能寓言式地描述他者的超然存在。這項關于正義的方案最終必然要失敗，并且并不能像德里達那樣用“未來”[64]來自我安慰。因此，人類的正義至多能夠從否定性的角度加以闡釋。它僅僅是一種關于抵制溝通對于身心的侵害之原則，一種反對溝通之非人性化的原則，若沒有這種原則，關于肯定性的溝通條件，即關于促進“人類正義”的溝通條件如何可能就無從談起。
關于現代性的解放方案也無助于問題的進一步解決。既然只有法權人而非身心參與其中，就沒有來自關于個人在社會過程中民主參與標準的信息。以此觀之，人們就只能對參與浪漫主義的天真感到驚訝。民主程序并不是社會人權正義的標準。[65]同樣，普遍化理論也缺乏信息的支撐，它們通過先驗的特征或對后天需要的普遍化而超越地大行其道。這些哲學抽象同真實的個人又有何相干？同樣的質疑也適用圍繞市場機制而形成的個人偏好經濟理論。
只有對身心的自我觀察——內省、精神苦惱、肉體痛苦——才能夠判斷系統是否侵犯了人權。這些自我觀察無論如何被扭曲，如果其得以進入溝通中，那么溝通的人性化的自我限制就獲得了某些機會。關鍵在于這樣一個“時刻”：通過表達疼痛的呼喊，覺察和溝通同時完成。由此我們觀察到，從自發的憤怒、騷動或抗議出發，正義之路近在眼前，而從哲學的、政治的和法律的話語出發，正義之路則遙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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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rix的本意是子宮、母體、孕育生命的地方，同時，在數學名詞中，魔陣用來表示統計數據等方面的各種有關聯的數據。著名的電影《黑客帝國》的英文名字就叫做“The Matrix”，在圖依布納教授托張騏教授轉發的關于譯名的解釋中，他也特意地強調了本文中Matrix同《黑客帝國》之間的關系。在本文中，Matrix指的是一種自我創生，自我維持的溝通過程。這個概念同時借用了生物學和數學的含義，作為一種系統的Matrix同生物學含義的關聯在于，其是自創生的（autopoitetic），具有一種自我繁殖的能力以及一種自我擴張的傾向；另外，Matrix的這種自我繁殖的能力，從“二階觀察”（Beobachtung zweiter Ordnung）的理論中可以得到論證和說明，而“二階觀察”是指一種對觀察的觀察，從數學的角度講，就是一組有關聯的數據，即對運算進行再運算，每一次運算都是對以前一次運算的結果當作對象進行再運算，多次運算之后會沉淀出一個固有值，而這就使得不需要事先共同基礎的溝通成為可能，其對應的是系統的偶合性，而這恰恰是現代社會出現各種多元偶合的溝通系統存在成為可能。——譯者注。
* 本文原刊于《現代法評論》總第69期，2006年（Modern Law Review，69，2006，327-346），本文的翻譯獲得圖依布納教授授權，北京大學法學院張騏教授玉成此事，在此一并表示感謝。
** 譯者為清華大學2006級法理學博士研究生。
*** 校者為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
[1] Report of the High-level Panel on Threats, Challenges and Change (2004) A More Secure World:Our Shared Responsibility.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No. 44, 48; at: www.un.org/secureworld.
[2] South Africa Competition Commission, Hazel Tau et al. v. GlaxoSmithKline, Boehringer Ingelheim etal., Competition Commission, Statement of Complaint in Terms of Section 49B(2)(b) of the Competition Act 89 of 1998, available at:
http://www.tac.org.za/Documents/DrugC ... sVGlaxoSmithKlineAndOther
sStatementOfComplaint.doc.
[3] See Hestermeyer, Holger (2004): "Access to Medication as a Human Right", 8 Max Planck Yearbook
of United Nations Law, 101 et seq.
[4] Bass, Naomi (2002): "Implications of the TRIPS Agreement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Pharmaceutical Patent Laws in Brazil and South Africa in the 21st Century", 34 George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191 et seq., at 192.
* 這是目前延長艾滋病感染者生命最有效的藥物——譯者注。
[5] South Africa Competition Commission (fn. 2) No. 17.
[6] South Africa Competition Commission, Competition Commission finds pharmaceutical firms in contravention of the Competition Act, Press Release 33, 16. October 2003, www.compcom.co.za. On the case, see: Law and Treatment Access Unit of the AIDS Law Project und Treatment Action Campaign (July 2003) The Price of Life. Hazel Tau and Others vs. GlaxoSmithKline and Boehringer Ingelheim: A Report on the Excessive Pricing Complaint to South Africa’s Competition Commission, at: http://www.alp.org.za/view.php?file=/resctr /pubs/20030813_PriceCover.xml; Love, James Packard (2003): Expert Declaratio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Responsive Law, at: http://www.cptech.org/ip/health/cl/cl ... rsa-tac/love02032003.doc.
* 基本權利的“水平”效力，處理的是基本權利的第三者效力問題，傳統的基本權利的主要任務主要是限制政府的權力，但是后來逐漸發展成對作為私人的第三人也發生效力。關于基本權利的第三人效力問題，在美國是用政府行為理論來解釋的，在德國是普通法院在私法關系中的“間接適用”模式（indirect application model）來解釋，不過目前各國的憲法法院對基本權利的第三者效力持一種非常謹慎的態度，只有在極少書的個案中適用。——譯者注。
[7] Details in Fischer-Lescano, Andreas and Teubner, “Regime-Collisions: The Vain Search for Legal Unity in the Fragmentation of Global Law", 25 Michigan Law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999 et seq.
[8] Wood, Stephen G. and Scharffs, Brett G. (2002): "Applicability of Human Rights Standards to Private Corporations: An American Perspective", 50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531 et seq., at 539.
[9] See e.g. Saro-Wiwa, Ken (ed.)(1996): Flammen der Hölle. Nigeria und Shell: Der schmutzige Krieg gegen die Ogoni, Hamburg, Reinbek.
[10] U. Hoering‚ ’Bhopal und kein Ende oder: Der Second-Hand-Kapitalismus und die Ökologie’ (1985) 6 Peripherie 53.
[11] Fung, Archon, O’Rourke, Dara and Sabel, Charles (2004): Can We Put an End to Sweatshops? Ann Arbor: Beacon.
[12] See e.g. Cleveland, Sarah (1998): "Global Labor Rights and the Alien Tort Claims Act", 76 Texas Law Review, 1533 et seq, at 1551 et seq.; Ashagrie, Kebebew (1998): Statistics on Working Children and Hazardous Child Labour in Brief, ILO: Geneva, at: www.ilo.org/public/english/sta ... oc/stats/child/stats.htm.
[13] Holtbrügge, Dirk and Berg, Nicola (2004): "Menschenrechte und Verhaltenskodizes in
multinationalen Unternehmungen", in: Bendel, Peter and Fischer, Thomas (eds.): Menschen- und
Bürgerrechte: Ideengeschichte und Internationale Beziehungen, Erlangen, 178 et seq., at 179.
[14] Yozell, Emily (1996): "The Castro Alfaro Case: Convenience and Justice: Lessons for Lawyers in Transcultural Litigation", in: Compa, Lance and Diamond, Stephen (eds.): Human Rights, Labor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73 et seq.
[15] Weber, Gaby (2001): Die Verschwundenen von Mercedes-Benz, Hamburg: Libertäre Assoziation.Fischer-Lescano, Andreas (2005): Globalverfassung: Die Geltungsbegründung der Menschenrechte,Weilerswist: Velbrück, 31 et seq.
[16] Perez, Oren (2004): Ecological Sensitivity and Global Legal Pluralism: Rethinking the Trade and Environment Conflict, Oxford: Hart Publishing.
[17] Baker, Mark B. (2001): "Tightening the Toothless Vise: Codes of Conduct and the America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Wisconsi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89 et seq.
[18] For a comparative view, Friedman, Daniel and Barak-Erez, Daphne (eds) (2001): Human Rights in Private Law, Oxford: Hart, 1 et seq.; Anderson, Gavin W. (2004): "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Rights Constitutionalism", 17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Law & Jurisprudence, 31 et seq.; for England, Campbell, T., Ewing, K. D. and Tomkins, A. (eds.): Sceptical Essays on Human Righ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1 et seq., at 4; for Israel, Barak, Aharon (1996): "Constitutional Human Rights and Private Law", 3 Review of Constitutional Studies, 218 et seq., for South Africa: Cheadle, H. and Davis, D. (1996): "The Application of the 1996 Constitution in the Private Sphere", 12 African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44 et seq.
[19] See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nderson (fn. 18), 31 et seq.
[20] T This implication becomes obvious at Canaris, Claus-Wilhelm (1999): Grundrechte und Privatrecht.Eine Zwischenbilanz, Berlin: de Gruyter, 11 et seq.; a critique of this approach, Brüggemeier, Gert (2005): "Horizontal Effects of Fundamental Rights. A Critical View on the German Cathedral and Beyond", forthcoming, 15 et seq. Gert Brüggemeier, Constitutionalization of Private Law - The German Perspective, in: Tom Barkhuysen and Siewert Lindbergh (eds.),Constitutionalization of Private Law,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Leiden (forthcoming 2006)
[21] On the political strategies of societal constitutionalism see Anderson (fn. 18), 33 et seq.; Hardt,
Michael and Negri, Antonio (2004):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Penguin, 202 et seq.; Davis, Dennis M., Macklem, Patrick and Mundlak, Guy (2002): "Social Rights,Social Citizenship, and Transformative Constitutionalism: A Comparative Assessment", in: Conaghan, Joanne, Fischl, Richard M. and Klare, Karl (eds.): Labour Law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511 et seq.
[22] This suggestion is from Anderson (fn. 18), 33 et seq.
* 盧曼和圖依布納理論中的communication這個詞，指的是一個過程，即告知、接收訊息以及理解的整個過程，這是一種抽象的、獨立于人的、能夠自我創造意義的封閉的系統。——譯者注。
[23] 關于法律語意學和社會結構之間的關系，可參見：Luhmann, Niklas (1981): "Subjektive Rechte: Zum Umbau des Rechtsbewußtseins für die moderne Gesellschaft", in: id:Gesellschaftsstruktur und Semantik Bd. 2, Frankfurt: Suhrkamp, 45 et seq.
[24] Gierke, Otto von (1902): "Das Wesen der menschlichen Verbände",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26 et seq.
[25] Villey, Michel (1957): Leçons d’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du droit, Paris: Dalloz, 249 et seq.
[26] For example Rothstein, B. (1998): Just Institutions Matter: The Moral and Political Logic of the
Universal Welfare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27] Durkheim, Emile (1997):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68 et seq.
[28] Parsons, Talcott (1971): 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4 et seq.
[29] Weber, Max (1968):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3. ed. Tübingen: Mohr & Siebeck, 605 et seq.; on this Schluchter, Wolfgang (1988): Religion und Lebensführung, Band 1.Frankfurt: Suhrkamp, 302.
[30] Alexy, Robert (2002): 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p. 10.
[31] 對人權效力之個人主義理解的系統闡述，參見：Lessard, Hester (1986): "The Idea of the "Private": A Discussion of State Action Doctrine and Separate Sphere Ideology", 10 Dalhousie Law Review, 107 et seq.
[32] Representative the German Federal Constitutional Court, BVerfGE 89, 214 et seq.; see also Alexy,(fn. 30) chap. 10; Brüggemeier (fn. 20) 17 et seq. Very critical towards the subjective rights view,Ladeur, Karl-Heinz (2004): Kritik der Abwägung in der Grundrechtsdogmatik, Tübingen: Mohr & Siebeck, 61 et seq
* divitional（distributive）justice
[33]Luhmann, Niklas (1995): Social System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76 et seq.;Luhmann, Niklas (1990): „The Individuality of the Individual“, in: id., Essays on Self-Refere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07 et seq.; Luhmann, Niklas (1983): "Individuum und Gesellschaft",39 Universitas, 1-11; Luhmann, Niklas (1991): "Die Form ’Person’", 42 Soziale Welt, 166 et seq.
[34] Mead, George Herbert (1967): Mind, Self and Socie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uri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35 et seq.
[35] This discourse need not be addressed to the cognoscenti among those scornful of systems theory:they see these secret convergences, especially Schütz, Anton (2000): "Thinking the Law With and Against Luhmann, Legendre, Agamben", 11 Law and Critique, 107 et seq.; Schütz, Anton (1998): "Sons of the Writ, Sons of Wrath: Pierre Legendre’s Critique of Law-Giving", in: Goodrich, Peter (ed.): Law and the Postmodern Mind: Essays on Psychoanalysis and Jurisprudence,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3 et seq.
[36] Luhmann, Niklas (2004): Law as a Social Syst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在本文中，person乃是法律意義上的自然人，相對于自然意義上的肉身之自然人（individual），其乃是一種法律的構造物，為了區分二者，我們將person翻譯成法權人，而將individual翻譯成“自然人”或者“個人”。需要注意的是，法權人是法律上的“個人”，而不是法律上的“法人”。——譯者注
[37]“本文中所談論的‘human being’（人），指的是在其完整的個人性上自我組織的個人（a self-organising individual in its whole individuality），其具有一種經驗意義的不可比較性，并且不再作為“the human being”而被歸入到作為一種抽象存在的規范的社會結構之中” Luhmann,Niklas (2002): Einführung in die Systemtheorie, Heidelberg: Carl-Auer-Systeme, 343.
[38] 關于溝通與心之間的區分，也可參見Luhmann (references in fn. 33) also Fuchs, Peter (2003): Der Eigen-Sinn des Bewußtseins, Die Person, die Psyche, die Signatur, Bielefeld: transcript; Wasser, Harald (1995): "Psychoanalyse als Theorie autopoietischer Systeme", Soziale Systeme, 329 et seq.; Stenner, Paul (2004): "Is Autopoietic Systems Theory Alexithymic? Luhmann and the Socio-Psychology of Emotions”, 10 Soziale Systeme, 159 et seq.
[39] 在理解這一點時尤其要小心。這并不是法律、政治或者道德意義上的權利，而是一個針對環境的差異鏈（a chain of differences against the environment）的自我保存的傾向和對完整性的主張。
[40] Luhmann, Niklas (fn. 36), chap. 12.
[41] Luhmann, Niklas (1965): Grundrechte als Institution: Ein Beitrag zur politischen Soziologie,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24.
[42] 關于個人的基本人權向機構的基本人權的轉換，可參見 Ladeur (fn. 32) 77.
*也有人將re-entry翻譯成“再進入”的，這是盧曼的系統理論中一個相當關鍵的概念，在此略作說明：在盧曼的系統理論中，系統和環境的差異這一區分是最基本的區分，所謂的再進入，就是將這種區分再次引入系統之中，從而在系統內部創造出各種不同的亞系統。——譯者注。
[43] 機構的面向在如下文獻中得到了強調Ladeur (fn. 32) 64: “正如溝通性自由的第三人效力一樣，當其保護的是非經濟的利益和善時，基本權利因此是對私法的自我反思的一種貢獻。”
[44] 沿著政治權力所設置的界限，將基本權利的水平效力削減為“社會權力”，在勞動法領域也很常見。Facing organisational power this stands to reason, yet reduces the question of fundamental rights to a mere phenomenon of balancing powers. See Gamillscheg, Franz (1964): "Die Grundrechte im Arbeitsrecht", 164 Archiv für die civilistische Praxis, 385-445. Explicit political concepts concerning the horizontal effect of fundamental rights exhibit similar reductions, e.g. Anderson (fn. 18), 33
[45] Agamben, Giorgio (1998):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5 et seq.; Foucault, Michel (1991): Discipline &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London: Penguin Books; Legendre, Pierre (1989): Leçons VIII. Le crime du caporal Lortie. Traité sur le père, Paris: Fayard.
[46] See Schmuhl, Hans-Walter (2005): Grenzüberschreitungen. Das Kaiser-Wilhelm-Institut für
Anthropologie, menschliche Erblehre und Eugenik 1927 bis 1945, Göttingen: Wallstein; Böll, Heinrich
(1994), The Lost Honor of Katharina Blum: Or How Violence Develops and Where It Can Lead, New
York: Penguin Books.
[47] 對于構建法權人作為溝通與心的聯結點的更為細致的討論，可參見Teubner, Gunther and Hutter, Michael (2000): “Homo Oeconomicus and Homo Juridicus: Communicative Fictions?”, in: Baums, Theodor, Hopt, Klaus J. and Horn, Norbert (eds.), Corporations, Capital Markets and Business in the Law. Liber Amicorum Richard Buxbaum, Den Haag: Kluwer, 569 et seq.
[48] 毫無疑問，通過侵犯最基本類別的權利（生命、尊嚴）人們能夠最惡劣地互相對待，但是這仍然不是本文所意指的基本權利問題，而不過是侵犯了十戒中的某一個戒律，刑法或者侵權法中的某一條基本規范而已。現代意義的基本權利并不反對來自于個人的侵害，它反對的是來自于社會系統的魔陣的侵害。
[49] See e.g. Jäger, Herbert (1989): Makrokriminalität: Studien zur Kriminologie kollektiver Gewalt,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Gómez-Jara Díez, Carlos (2004): Fundamentos Modernos de la culpabilidad empresarial, Doctoral Dissertation Madrid.
[50] 尤其要澄清的是個人的責任并沒有因為集體責任的出現而消失，毋寧說二者是同時存在的。
[51] 關于在水平效力的范圍內對主觀權利所進行的激烈批評，可參見Ladeur, n 31 above, 58-80.
[52] Medicus, Dieter (1992): "Der Grundsatz der Verhältnismäßigkeit im Privatrecht", 192 Archiv für die civilistische Praxis? 35 et seq.; Zöllner, Wolfgang (1996): "Regelungsspielräume im Schuldvertragsrecht: Bemerkungen zur Grundrechtsanwendung im Privatrecht und zu den sogenannten Ungleichgewichtslagen", 196 Archiv für die civilistische Praxis, 1 et seq.; Diederichsen, Uwe (1997): "Die Selbstbehauptung des Privatrechts gegenüber dem Grundgesetz", 197 Archiv für die civilistische Praxis, 57 et seq.; Diederichsen, Uwe (1998):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als oberstes Zivilgericht", 198 Festschrift für Karl Heinz Briam, 171 et seq.
[53] Foucault (fn. 45), 135 et seq.
[54] In more detail see Fischer-Lescano, Andreas and Teubner, Gunther (2006): Regime-Kollisionen. Zur Fragmentierung des globalen Recht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Chap. 1. Although not the therapy, the diagnosis is followed by Koskenniemi, Martti (2005): "Global Legal Pluralism: Multiple Regimes and Multiple Modes of Thought", Harvard, 5 March 2005, available at: http://www.valt.helsinki.fi/blogs/eci/PluralismHarvard.pdf.
[55] Ladeur, (fn. 32), 60, 69 et seq., 71; Graber, Christoph and Teubner, Gunther (1998): "Art and Money: Constitutional Rights in the Private Sphere", 18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61 et seq.; Teubner, Gunther (2000): "Ein Fall von struktureller Korruption? Die Familienbürgschaft in der Kollision unverträglicher Handlungslogiken", Krit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 für Gesetzgebung und Rechtswissenschaften, 388 et seq.; Teubner, Gunther (2003): "Expertise as Social Institution: Internalising Third Parties into the Contract", in: Campbell, David, Collins, Hugh and Wightman, John (eds.): Implicit Dimensions of Contract: Discrete, Relational and Network Contracts, Oxford: Hart, 333 et seq.
[56] Glendon, Mary Ann (2000): "Rights Talk: The Impoverishment of Political Discourse", in: Eberly,
Don E. (ed.): The Essential Civil Society Reader,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305 et seq.
[57] See the impersonal concept of fundamental rights by Ridder, Helmut (1975): Die soziale Ordnung des Grundgesetzes,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Ladeur, Karl-Heinz (1999): "Helmut Ridders Konzeption der Meinungs- und Pressefreiheit in der Demokratie", 32 Kritische Justiz, 281 et seq.
[58] 這個問題適合用來區分公法領域中主權和國家的財政行為，或私法中代理者的行為和本人的行為。
[59] Cf. Teubner (2000) (fn. 55).
[60] 關于當下的沖突以及對可能的解決方案之前景的探討，可參見Fischer-Lescano and Teubner (fn. 7) 999 et seq.
[61] Correa, Carlos and Musungu, Sisule (2002): The WIPO Patent Agenda: The Risk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South Center Working Papers 12/2002, at:www.southcentre.org/publications/wipopatent/toc.htm; see also Helfer, Laurence (2004): "Regime Shifting: The TRIPs Agreement and New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Intelectual Property Lawmaking", 29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 et seq.; generally on the regulation in the domain of biotechnology: Stoll, Peter-Tobias (2004): "Biotechnologische Innovationen: Konflikte und rechtliche Ordnung", in: Hèritier, Adrienne, Stolleis, Michael and Scharpf, Fritz (eds.):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after the Nation State. Different Scopes and Multiple Levels, Baden-Baden: Nomos, 261 et seq.
[62] Lyotard, Jean-Francois (1988): The Differend: Phrases in Disput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 Press, cif. 1 et seq.
[63] Luhmann, Niklas (1974): Rechtssystem und Rechtsdogmatik, Stuttgart: Kohlhammer; Luhmann, Niklas (1981): Ausdifferenzierung des Rechts: Beiträge zur Rechtssoziologie und Rechtstheorie, Frankfurt: Suhrkamp, 374 et seq.; Luhmann (fn. 36), 214 et seq.
[64] Derrida, Jacques (1990): "Force of Law: The Mystical Foundation of Authority", 11 Cardozo Law Review, 919 et seq., at 969.
[65] 即使承認民主程序能夠促進對人權問題的政治敏感性是毫無疑問的。
【附】從嗜睡病看資本主義私有化的局限
熱帶非洲大陸流行著一種地方性寄生蟲病，叫嗜睡病（Human African Tiypanosomiasis）。在疾病的第二階段，因寄生蟲越過血腦屏障，會造成患者睡眠混亂并導致昏迷。如果治療不當，患者就會死亡。長期以來，用來治療嗜睡病的是一種毒副作用嚴重的藥物，平均每二十個病人中就有一個是被其毒副作用殺死的。更為糟糕的是，由于寄生蟲的耐藥性的增強，這種藥物的療效也越來越低。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期，病例的數量回復到了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極%高水平。在2002年，非洲有6000萬人面臨著這種疾病的威脅。
盡管如此，幾十年來世界制藥界對這個巨大的病患群卻體熟視無睹，全世界所有制藥公司中只有百分之一在研究熱帶疾病，而嗜睡病不過是眾多熱帶疾病中的一種。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一家法國醫藥公司開發出了一種叫依氟鳥氨酸的抗癌藥，并意外發現這種藥對治療嗜睡病有一定的療效。它比現有的藥物的副作用小得多，而且對治療已處于昏迷狀態的病人也有足夠的療效，因此人們稱它為“復活藥”。雖然這種藥完全是一種副產品，而不是對這種熱帶疾病有目的的努力研究的結果，它給非洲千百萬嗜睡病感染者帶來了一線希望。但是，醫藥市場激烈的競爭壓力很快將這種熱切的希望碾得粉碎。1995年，該公司停止了依氟鳥氨酸的生產，原因很簡單，生產這種藥無利可圖，缺乏投資回報。該藥的專利移交給了世界衛生組織。
于是新千年伊始，我們看到一個無奈而荒謬的狀況：雖然對這種藥物的需求空前高漲，卻找不到任何一個供貨商。因為這種需求是來自于一個無法贏利的市場，病患實在是太窮了，沒錢接受治療。醫藥市場日益激烈的競爭、兼并，和醫藥公司的成本－收益分析使熱帶非洲貧窮的病人無法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
令人跌破眼鏡的是，2000年底，美國、也是全球最大制藥公司之一的百時美施貴寶（Bristol Myers Squibb）將依氟鳥氨酸重新投入了生產。但這并不是為了幫助那些即將死于嗜睡病的非洲病人，而是該公司發現依氟鳥氨酸具有去除毛發的作用，可以用來制造化妝液，其目標客戶是富裕得多的美國女性，用于她們的面部脫毛。這是一個每人每月花費100美元的市場。相比之下，熱帶非洲人均每月的生活費常常連50美元都不到。在這個世界上恐怕很難找到比這更經典的荒誕對比了：非洲正有大量的病人死于嗜睡病，而拯救他們生命的必要藥物成分卻被用來生產化妝乳液以滿足富裕的美國女性的美容需求。
2001年，在世界衛生組織和“無國界醫生（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等一些國際民間組織的努力之下，終于有一家制藥公司與世界衛生組織簽訂了一個為期五年的協議，為非洲的嗜睡病人生產依氟鳥氨酸。盡管這是個好消息，但是問題并沒有最終解決：一方面，世界衛生組織還在繼續尋找一個愿意在2006年接替現任公司來繼續生產依氟鳥氨酸的公司；另一方面，由于依氟鳥氨酸服用起來非常困難，并因病蟲的抗藥性而可能很快就會失去療效，因此迫切需要進行新的研發來尋找新的
新的、更有效的藥物和治療方法，而全球的醫藥公司在這方面的研究仍是一片空白。
上面的這個故事是從《私有化的局限》(Limits To Privatization, How To Avoid Too Much Of A Good Thing)一書中摘錄下來的。該書由前德國聯邦議會議員、現任加利福尼亞大學圣塔?芭芭拉校區環境科學與管理學院的院長魏伯樂(Ernst Ulrich Von Weizsècker)、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揚(Oran R. Young)、和瑞士聯邦技術學院芬格(Matthias Finger)三位教授主編，是2004年底提交給國際著名思想庫“羅馬俱樂部”的一份報告，現已由周纓、王小衛譯成中文，上海三聯出版社于今年3月出版。
這個故事說明了什么？該書的作者認為，這個故事說明了制藥市場和潛在的專用藥在私有化和自由化以后所產生的一些結果。在新醫學手段方面的研發顯著加速，導致了1975年以來約有1400種新藥上市。這可以看作是私有化的一個正面效應。但是，正如這個案例所顯示的，私有化及其所帶來的競爭是否真正能夠導致世界上大多數人口所需要的藥物的產出，值得高度懷疑。像無國界醫生這樣的慈善機構所能做的最多也只是對市場失靈的后果加以補救。解決依氟鳥氨酸短缺的臨時性辦法，象其他類似的專門措施一樣，缺乏改變這種狀態所需的全球性遠見和可持續性。……現有的醫藥研發系統嚴重地依賴于專利和競爭，從而產生了許多不足之處，這些不足之處對于每年發展中國家中成千上萬個病人都是生死攸關的。
人們可能會爭論說，上述案例與私有化無關，企業是追求利潤的，不是慈善機構。相對非洲的嗜睡病患，美國女性的美容需求才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因而是有效需求，企業當然應該通過滿足這樣的市場需求以賺取利潤。對于沒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企業愛莫能助。把上述案例提出的問題歸咎于企業和市場，歸咎于私有化，有欠公允。站在企業的立場，這樣的爭論并沒有錯。而從市場公平交易的原則來說，私有化也不應對這樣的狀況負責。但這恰恰說明私有化是有局限的。嗜睡病的故事是一個比較極端的案例，但它反映的是，在關系到人類基本生存權利的行業，私有化必然導致資源分配向富裕群體傾斜的事實。私有化在滿足市場的有效需求方面可以是非常有效率的，但對關乎人類基本生存權利、卻沒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卻可以漠不關心、熟視無睹，或是愛莫能助。因此，希望通過相關行業的私有化、市場化來滿足這樣的需求就很可能是緣木求魚。而若要在那些關系到現代文明社會人類之基本生存權利的領域或行業推行私有化，以期提高效率，增加供給，就必須慎之又慎，就必須預籌有效措施來應對類似上述案例的市場失靈狀況。《私有化的局限》一書討論了大量關于公用事業、醫療衛生、教育等等的私有化案例，告訴我們的正是這樣的經驗教訓。
1992年贊比亞政府在西方的壓力下對包括醫療衛生部門在內的許多國有企業進行了私有化的改革。一方面，鼓勵醫療衛生部門的私人投資，另一方面，對原來收費低廉或不收費的政府醫院實施收費。到2003年，改革取得了一些進步，但許多調查表明，改革造成了醫療保健服務總體水平的下降。原因很簡單，大多數貧窮的贊比亞人支付不起醫療衛生私有化以后昂貴的醫療費用。1999年的一則來自首都大學附屬醫院的新聞報道說，由于去不起昂貴優質的私立醫院，大部分病人都蜂擁至（公立的）大學附屬醫院。那里病房擁擠，病人得不到醫生的重視，有些人死于很容易治愈的疾病，結核病房緊挨著產婦病房，很多病人無論是治療還是藥物都負擔不起。
贊比亞是一個窮國，出現上述情況可能并不稀奇，但在世界首富的美國，由于私營公司主導了醫療保健行業，造成4400萬人口沒有醫療保險，并有差不多同樣數量的人口他們的醫療保險不健全。《私有化的局限》中討論美國情況的作者說：“美國的例子說明了對醫療保健系統的私有化有一個界限。從醫療服務提供者的角度來看，競爭和市場是提高質量和節約成本的很有用的工具，但是從需求方來看，私有化導致了負面的社會政治影響，特別是它將大量的人口排除在醫療保健之外。”
與醫療保健領域的情況相似，教育系統的私有化也導致了教育領域嚴重的兩級分化，致使大量的貧窮家庭的子女被排斥在資質優良的學校之外。比如，相信市場會為社會提供最好的教育，智利從1970年代開始在教育系統實行了大面積的私有化，教育系統被構造為三個部分：私立教育，政府補貼的教會學校，和公立教育。做為改革的結果，大部分智利青年人發現他們被固定在最后一個部分，這里財務狀況糟糕，基礎設施很差，而失學率很高。同樣的，在坦桑尼亞，從上一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的高等教育私有化，其結果是把絕大多數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排斥在大學校門之外。
除了教育與醫療領域，該書還列舉了世界不同國家對公共事業部門私有化導致市場失靈的許多案例，限于篇幅，不再贅述。我們知道，公用事業、醫療衛生、教育等行業大都直接關系到現代人類的基本生存需求和權利，在當今世界，即使是最富裕的社會，仍可能會有相當數量的人群沒有足夠的經濟條件來滿足他們基本的生存需求。在這些行業和領域推行私有化，而對私有化的局限沒有充分清醒的認識，不采取相應的措施來確保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存權利，完全讓市場來主導這些行業內產品和服務的供給，那么，類似嗜睡病那樣的悲情和荒誕就會一再重演。被市場所忽視和漠視群體不是陷于嗜睡病患那樣的絕望，就是被這種絕望所激怒，這樣的社會還會有和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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