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城：“非剩余價值學說視角”的實質是民主社會主義

    
    一、要警惕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來反對馬克思主義
    十七屆四中全會提出，要把我們黨建設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型政黨，號召全黨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真學、真懂、真信、真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最近習近平同志特地強調指出：“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本源。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有利于從源頭上完整準確地理解馬克思主義，系統掌握馬克思主義科學真理，也有利于深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理解和運用。沒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就談不上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他還說：“鄧小平同志說，讀馬列要精，這個‘精’主要是指馬克思主義導師們的經典著作。江澤民同志、胡錦濤同志也都強調老祖宗不能丟，丟了就喪失根本。”（習近平：《做好新形勢下干部教育培訓工作》，《學習時報》2010年10月25日）。
    中央強調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并不是空穴來風，而是有現實針對性的。改革開放以來，總有一些人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對立起來，打著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旗號，打著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號，不讀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不懂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卻不斷批判馬克思主義。前不久，讀到一本雜志上刊登的一篇蔡永飛先生寫的文章：《論什么是社會主義——基于非剩余價值學說視角》，讀后感到十分驚訝。它公開攻擊馬克思主義的剩余價值學說，說“這一學說自身的邏輯有必要重新檢討”，它“并不全是真理性”。“對于恩格斯來說，剩余價值學說是使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對于我們……來說，剩余價值學說則是使社會主義從空想到迷誤。”“剩余價值學說就成了我們在社會主義問題上失誤的主要的理論來源”。作者敢于這樣否定和攻擊馬克思主義及其創始人，這在宣布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社會主義中國，是不多見的。但從全文來看，作者完全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學說，連馬克思主義的常識都不知道。真是“無知者無畏”，越不懂馬克思主義，越敢批馬克思主義。出現這樣的文章也不是偶然的，它是目前社會上把批判馬列當作時髦的這種流行病的反映。
    馬克思主義是一門科學，它的基本原理，作為一個理論體系，反映了自然界、人類社會和思維的一般規律，是被實踐證明了的客觀真理。馬克思主義是不怕批判的，恰恰相反，它是在同各種錯誤思潮進行斗爭中發展起來的。有人反對馬克思主義、批判馬克思主義，毫不奇怪，自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一直如此。隨著馬克思主義在工人運動中占據主導地位，馬克思主義同反馬克思主義的斗爭就出現了新的情況，那就是像列寧曾經說過的那樣：“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的勝利，逼得它的敵人裝扮成馬克思主義者，歷史的辯證法就是如此。”（《列寧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7頁）我國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革命、建設和改革都取得了巨大成就，《黨章》、《憲法》上又明確規定馬克思主義是全黨、全國的指導思想，有些人就打出擁護馬克思主義、擁護社會主義的旗號來反對馬克思主義。這種手法是比較容易迷惑人的，因為它造成一種假象，仿佛他們只是對馬克思主義有不同的理解，仿佛只是馬克思主義內部的不同意見的爭論。蔡文就具有這樣的特點。
    本來，蔡文概念不清、邏輯混亂，文中的許多觀點，理論界早就說明白了，用不著再費勁來討論。不過蔡文架勢很大，好像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是錯的，過去的社會主義實踐也是錯的，仿佛他才握有真理。所以我們不得不作一些澄清。
    從蔡文的全文來看，主要有兩個問題：一是馬克思剩余價值學說是不是具有真理性；二是“非剩余價值學說視角的社會主義”究竟是什么東西。我們就這兩個問題作點論證。
    二、剩余價值學說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矛盾，是客觀真理
    蔡文的核心是批判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學說，我們也從剩余價值學說說起。
    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學說是馬克思經濟理論的基石，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在剩余價值學說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也正是由于創立了剩余價值學說，才使得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了科學。恩格斯在評價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學說時指出，剩余價值問題的解決是馬克思著作的劃時代的功績。它使明亮的陽光照進了經濟學領域，而在這個領域，從前的社會主義者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樣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學社會主義就是以此為起點，以此為中心發展起來的。剩余價值學說，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的矛盾，揭露了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闡明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階級對立的根源，從而為無產階級革命、消滅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奠定了科學的理論基礎。所以恩格斯把剩余價值學說看作是馬克思一生兩個重大發現之一。剩余價值學說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資本主義社會無數事實證明了這一學說的科學性，一系列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也充分證明了這一學說的偉大意義。然而恰恰是這樣一個基本原理，遭到了作者的抨擊，認為它沒有真理性，根本站不住。
    那么，作者是怎樣批判剩余價值學說的呢？主要是以下兩條理由：一是剩余價值是由于市場經濟不成熟造成的，因而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市場經濟的成熟，剩余價值就會消失；二是資本家是從事經營活動的勞動者，說他無償占有剩余價值是錯誤的。我們就說說這兩條“理由”。
    1.剩余價值學說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矛盾，它與市場經濟成熟與否沒有關系作者不承認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必然產物。他不是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去尋找剩余價值的來源，而把剩余價值的產生歸之于市場經濟不成熟，認為一旦市場經濟成熟了，政府又進行調控，一切剝削（包括剩余價值）就消失了，剩下的只是分工不同而已。他說：“是否存在剝削的問題，取決于市場經濟的發展程度、市場機制的成熟程度、規范勞資關系的法律制度完善程度，特別是取決于作為勞資關系仲裁者的政府的公正程度和市場調控能力，市場經濟發展到了一定階段，人們就可以期待，資本家和工人只是相互雇傭的關系：你是從事經營勞動的勞動者（注：這是作者對資本家的解釋）、我是從事復制產品的勞動者（注：這是作者對工人的解釋），還有土地經營勞動者、產品設計勞動者等等，大家合作組建企業，建立契約關系，也可以看作是各種勞動者都是被企業所雇傭的。”這樣，剩余價值就不會產生，剝削就會消失。而且“在較多西方國家，曾經成為嚴重社會問題的剝削問題已經基本得到解決……階級斗爭基本上已經熄滅。”
    這是一種掩蓋資本主義剝削、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論調。為了說明資本主義剝削問題，我們不得不簡單地重復一下馬克思主義的剩余價值學說。剩余價值產生的前提是，生產資料歸資本家所有，工人喪失了生產資料，一無所有，但人身是自由的，他只能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謀生。資本家在市場上按照勞動力價值購買勞動力，然后叫工人到工廠進行勞動。勞動力是一種特殊的商品，它的使用（即勞動）能夠創造價值。在勞動過程中，工人創造出的價值超過了勞動力的價值，這就構成剩余價值。
    由于勞動力已經出賣給了資本家，在勞動力使用過程中創造的價值必然全部歸資本家所有，因而剩余價值也就無償地歸資本家所有了。這就是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只要存在這樣的經濟條件，剩余價值就是不可避免的。只有消滅了資產階級私有制，消滅了雇傭勞動制度，剩余價值才會消失。可見，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物，反映的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資本家同工人之間的經濟關系，即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剩余價值的產生同市場經濟成熟與否毫不相干，同國家調控職能的強弱也毫不相干。馬克思在論證剩余價值的產生時，恰恰是假定市場上是等價交換，即資本家是按照勞動力價值購買工人的勞動力這種特殊商品的，也就是說把作者所說的“成熟的市場經濟”作為前提的，他反對用不等價交換來解釋剩余價值的來源。作者如果要否定剩余價值學說，就必須從理論上論證，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占有生產資料的資本家為什么會讓一無所有的工人白白使用生產資料，而不會憑借掌握的生產資料來占有剩余價值？如果不想占有剩余價值，資本家掌握生產資料又想干什么？這個涉及資本本質的問題，作者無法回答，只好回避了。這里，把市場經濟成熟與否扯進來，是無濟于事的，因為在交換領域，無論是等價交換還是不等價交換，就全社會來說，都不會影響價值總量，都不會增加或者減少價值，也不會產生或者消滅剩余價值。至于說到現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由于市場經濟發達了，所以已經消滅了剝削，階級斗爭消失了，那只能是作者為資本主義辯護的一種想象。把想象當作現實，這也是作者的一大特點。作者沉迷于資本主義制度形式上的自由、平等。的確，在資本主義社會里，流通領域是充滿了自由、平等的。工人是自愿地出賣勞動力的，而且得到了勞動力的價值，工人同資本家之間是一種契約關系。作者認為，有了這樣“合理”的制度，加上國家的調控，一切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了。然而這只是流通領域的假象，一進入生產領域，情景就發生了變化。正如馬克思所說的：“一離開這個簡單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庸俗的自由貿易論者用來判斷資本和雇傭勞動的社會的那些觀點、概念和標準就是從這個領域得出的，——就會看到，我們的劇中人的面貌已經起了某些變化。原來的貨幣占有者作為資本家，昂首前行；勞動力占有者作為他的工人，尾隨于后。一個笑容滿面，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像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只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6頁）。
    剩余價值正是工人在“讓人家來鞣”的過程中產生的。形式上的平等掩蓋了事實上的不平等，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特點。馬克思透過形式上的平等揭示了事實上的不平等，從而說明了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而作者卻通過批判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學說，充分肯定形式上的平等，否定事實上的不平等。這種觀點，從政治上說，是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從理論上說，是一種嚴重的倒退：從揭示本質回到描述現象了。這里還要捎帶說一下剝削問題，因為這個問題也被作者說糊涂了。剝削是一種經濟關系，即生產資料所有者憑借掌握的生產資料無償地占有勞動者剩余勞動的產品那種經濟關系。剝削是私有制（個體勞動者所有制除外）的必然產物。資本家占有剩余價值是剝削的一種特殊形式，即它是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的剝削。消滅剝削就是要消滅私有制產生的所有者與勞動者之間的這種經濟關系。所以，只有消滅私有制才能消滅剝削。在保留私有制的條件下，想要消滅剝削，那是緣木求魚。馬克思把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作為工人階級擺脫剝削和壓迫、獲得解放的根本條件，道理就在這里。從本質上說，剝削的存在同市場經濟成熟與否、同國家法律完善與否毫不相干。作者完全不提消滅私有制，而把消滅剝削的希望寄托在國家在流通和分配領域的調控上，這只能陷入空想。
    2.不能用資本家從事經營管理來否定剩余價值作者否定剩余價值學說的另一個理由是，資本家從事管理活動。他說：“資本家在企業生產過程中從事的是管理勞動，他是管理勞動者。顯然，這一結論和剩余價值學說關于資本家無償占有工人勞動的結論是自相矛盾的。”
    上面講過，剩余價值反映的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只要存在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雇傭工人進行生產這樣的經濟條件，就必然產生剩余價值。這與資本家本人是否從事經營活動沒有關系。資本家從事經營管理活動也好，不從事經營管理活動也好，只要有資產階級私有制和雇傭勞動制度，就會有剩余價值。
    需要回答的問題是，資本家如果從事管理活動，能不能說他對工人就沒有剝削了，是不是表明他就不是剝削者了，從而剩余價值學說就喪失依據了？經常有人提出，占有生產資料的資本家脫離管理，成為單純的食利者，那當然是剝削者；如果他從事管理活動，那他就是勞動者，不能再叫做剝削者了。這個問題，需要作點分析。不可否認，管理工作是一種勞動，能夠創造價值。但是，正如馬克思指出的，資本主義的管理就其內容來說是二重的：一方面是組織社會勞動的職能，即把許多人的勞動合理地組織起來，有效地進行生產；另一方面是剝削工人的職能，即保證資本能夠增值，保證資本家能夠獲得利潤。資本主義企業的管理之所以具有二重性，是因為它所管理的生產過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產品的社會勞動過程，另一方面是資本的價值增值過程。可見，資本家的管理活動，既有勞動的一面，又有剝削的一面。既然資本家的管理活動具有二重性，那么資本家究竟是勞動者還是剝削者呢？毛澤東曾經指出過判斷事物性質的一般原則。事物總是一分為二的，任何事物都是矛盾著的對立面的統一。但矛盾雙方并不是均衡的，總有一個方面是主要的。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規定的。（《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2頁）判斷具有二重性的事物的性質，關鍵要看哪一方面是主要的、決定性的。就資本家的管理活動來說，榨取剩余價值、保證資本增值是第一位的，組織社會勞動的職能是從屬于前一職能的，它是為榨取剩余價值服務的。馬克思指出：“一旦從屬于資本的勞動成為協作勞動，這種管理、監督和調節的職能就成為資本的職能。這種管理職能作為資本的特殊職能取得了特殊性質。”（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84頁）所以，盡管資本家從事的管理工作也屬于勞動，但他仍然是剝削者，而不是勞動者。資本家從事管理工作，并不意味著他同工人就處于平等地位，他們都“被企業所雇傭”，或者“相互雇傭”（作者提出：人們可以期待，“資本家和工人只是相互雇傭的關系”，這是荒謬的。“雇傭”這一概念指的是這樣一種經濟關系：一方占有生產資料，另一方則沒有生產資料，但人身是自由的，前者就有可能雇傭后者進行生產。資本家雇傭工人，這是事實；要說工人雇傭資本家，那就荒唐了：工人不占有生產資料，憑什么能夠去雇傭資本家？他又為什么要雇傭資本家？提出“相互雇傭”論，反映了作者概念的混亂，為了掩蓋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掩蓋剩余價值，什么荒謬的理由都可以編造來，什么邏輯都可以不顧，怎么信口開河都可以），因為這種情況沒有改變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工人則一無所有的不平等現象，也沒有改變資本家同工人之間的雇傭關系、剝削關系。資本家之所以殫心竭慮地從事經營活動，目的是為了更多地榨取工人所創造的剩余價值，獲取最大限度的利潤。在他們獲得的收入中，靠自身經營活動創造的只占一小部分，絕大部分是他們依靠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無償地占有的工人所創造的剩余價值。資本的積累過程即資本家的發家史，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和現實早已并正在證明這一點。
    三、“非剩余價值學說視角”的社會主義實質上就是民主社會主義
    剩余價值學說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理論基礎。作者反對剩余價值學說，必然否定科學社會主義。但他又說贊成社會主義，那么，他主張的社會主義是什么呢？從蔡文看，他的所謂“非剩余價值學說視角”的社會主義，實際上就是民主社會主義。
    第一，他所理解的社會主義，并不是一種取代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而是一種政策，一種能夠實現效率、公平的政策。他認為，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主義實際上主要是社會主義政治，而他的社會主義政治有兩個基本的指向，一是追求公平公正，一是追求效率。二者都是社會主義政治應有的職能；落實到實踐中也就是社會主義國家或者政府的職能。”因此，無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消滅私有制和雇傭勞動制度，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用社會主義制度來代替資本主義制度，統統是不必要的。只要國家的政策能夠促進效率與公平，那就是社會主義。這顯然同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是格格不入的，倒是同民主社會主義志同道合了。民主社會主義中有一派，叫做倫理社會主義，他們主張社會主義不是一種社會制度，而是實現某些倫理價值的運動，只要是朝著實現諸如民主、自由、平等、人權、公平、正義等等價值觀念前進，不管建立的是哪種所有制，也不管是哪個階級掌握政權，都是社會主義。戈爾巴喬夫就是這種倫理社會主義的典型，他說，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實現以下價值原則：人道主義和全人類價值原則、民主自由原則、社會公正原則、愛國主義和族際主義原則。所以，戈爾巴喬夫說，社會主義是“社會逐漸失去其原先狀態的一種實際運動”，只要不斷實現這些倫理原則就是社會主義。作者基本思路同他們是完全一致的，只不過他把“效率”、“公平”當作社會主義必須實現的原則而已。
    作者最反對的是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必須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這一論斷。他認為，社會主義實踐最大的失誤就是“迷信公有制”。他說：“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制度的剝削根源是私有制，因此消滅私有制是馬克思主義者的首要責任。可以說，一切制度和政策設計都是要建立公有制、消滅私有制。而所有這些做法都是要消滅剝削，依據仍然是剩余價值學說。”這一思想導致了社會主義國家不把注意力放在提高效率上，使得“社會主義從空想到迷誤”，這是以往社會主義產生錯誤的根源。這種說法是十分荒唐的。
    根據剩余價值學說，強調社會主義必須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這一點正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作者看到了這一點，應該說抓住了根本，但他卻顛倒了是非，把對的說成錯的了，竭力否定和批判這一原則。生產資料所有制是整個社會的經濟關系的基礎，它決定了所有者同勞動者之間的關系，決定了社會生產的目的，也決定了整個上層建筑的性質。馬克思主義是十分重視所有制問題的。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工人階級要獲得解放，必須通過革命“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然后“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3頁）。
    他們把消滅生產資料的資產主義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作為工人階級獲得解放的根本條件。所以，他們提出，“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6頁）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看來作者根本不理解這一常識。作者不懂得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道理。他認為，不需要改變經濟基礎，就可以改變整個社會制度，就可以使資本主義變成社會主義。從世界觀來說，從歷史唯物主義倒退到歷史唯心主義，這是作者在社會主義問題上的錯誤的根源。
    實際上，離開了生產資料公有制，作者所提出的“社會主義兩個基本指向”即效率與公平，一個也實現不了。上面講過，我們是不贊成把社會主義歸結為效率與公平這兩個原則的，但即使沿用作者的說法，否定了公有制，這兩條也無法實現。在生產力具有社會性質的條件下，資本主義私有制已經束縛生產力的發展，當前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世界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再一次證明了這一點。只有公有制才能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才能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才能提高效率。正因為公有制的建立及其在國民經濟中占主體地位，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盡管由于經驗不足，犯過一些錯誤，有過一些挫折，但從整體來說，生產力得到了遠比資本主義要快的速度發展，經濟不斷增長，人民生活不斷得到改善。沒有公有制，沒有公有制為主體，效率就是一句空話。談到公平，必須看到，公平，作為一種觀念、一種價值觀，是由社會經濟關系決定的，不同社會，有不同的公平標準。恩格斯指出，公平“始終只是現存經濟關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觀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現。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公平認為奴隸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資產者的公平要求廢除封建制度，因為據說它不公平。在普魯士的容克看來，甚至可憐的行政區域條例也是對永恒公平的破壞。所以，關于永恒公平的觀念不僅因時因地而變，甚至也因人而異，這種東西正如米爾柏格正確說過的那樣，‘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理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2頁）。
    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從經濟上說，實行按勞分配，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才是公平，而這種公平，只有在公有制條件下才能實現。試想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并占有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怎么能夠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呢？
    第二，按照作者的社會主義觀，實現社會主義，不需要進行階級斗爭，更不需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他把通過階級斗爭、革命來實現社會主義看作是一種“迷誤”，也是社會主義實踐產生錯誤的根源。這就涉及如何看待階級斗爭、如何看待革命的問題。不得不承認，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有一股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否定階級斗爭，否定革命，蔡文又是一個例證。
    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自原始社會瓦解以后，“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2頁）。階級斗爭是一種客觀的現實。馬克思主義者在談論階級社會的一切社會問題時，始終不能離開分析階級關系的正確立場，不能離開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因為“階級關系——這是一種根本的主要的東西，沒有它，也就沒有馬克思主義”（《列寧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2頁）。
    這一點，連某些有見識的資產階級學者也是承認的，他們對階級斗爭理論在整個馬克思主義學說中的地位有著十分明確而清醒的認識。美國最后一任駐蘇聯的大使馬特洛克寫的一本回憶錄《蘇聯解體親歷記》，就有一段十分精彩而又令人深省的論述，他說：“如果蘇聯領導人真的愿意拋棄階級斗爭觀念，那么他們是否繼續稱他們的指導思想為‘馬克思主義’也就無關緊要了，這已是一個在別樣的社會里實行的別樣的‘馬克思主義’。這個別樣的社會則是我們大家都能認可的社會。”（馬特洛克：《蘇聯解體親歷記》（上），吳乃華等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第169頁）。他是不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但是他抓住了一個要害問題：抽掉了階級斗爭理論的馬克思主義，就是在連西方都可以認可的那種社會里的別樣的“馬克思主義”。這個“別樣的社會”，即美國也可以認可的社會，這當然是資本主義社會；這個“別樣的馬克思主義”，當然就不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修正主義。事實已經證明，馬特洛克這種看法和預感的理論邏輯是正確的。
    進一步的問題是，不通過階級斗爭、不進行革命，能不能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這就不能憑想象、憑愿望來作結論，需要到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中去考察。要建立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社會，那就需要消滅資產階級私有制，這同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是矛盾的。
    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掌握著生產資料，在政治上掌握著政權，他從自身的階級利益出發，絕不會心甘情愿地把生產資料、政權拱手讓給無產階級的，必然想盡一切辦法（包括暴力鎮壓的辦法）來維護自己的利益。他們至多只能允許對資本主義制度作點改良，即在不觸及私有制和雇傭勞動制度的前提下，調整一些政策，給點工人眼前的、暫時的好處。就連這一點，也需要工人進行艱苦的斗爭才能做到。因此，要想消滅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只有通過激烈的階級斗爭，通過無產階級革命，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廢除資產階級私有制，才能實現。一系列國家實現社會主義都是經歷了這樣的途徑。
    第三，按照作者的思想，怎么實現他所說的“社會主義”呢？那很簡單：只要政府（不管是哪個階級的政府）實行正確的政策就可以了。他說：“政府調控作用是至關重要的。如果政府不能站在勞資雙方的中間、成為勞資矛盾關系的中立化的仲裁者，而總是作為資產階級政府站在資本家的立場上偏袒資本家，就可能引起工人階級的革命。也可以說，剩余價值學說所呼喚的，實際上是政府對經濟運行過程和激勵機制的宏觀調控，是勞資關系平等和收入分配制度的合理化。或許正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其傳播中逐步啟發了資產階級政府：如果資產階級政府主動地通過宏觀調控，保護弱勢勞工的生存權、發展權等等權，讓雇傭勞動者分享共享經濟發展成果，無產階級何必要革命呢？”
    作者是夠天真的了。他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一個起碼的道理：國家是階級斗爭的工具，是統治階級用來鎮壓被統治階級的工具，國家體現和貫徹的是統治階級的利益和意志。世界上沒有超階級的國家，國家不可能是“一種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礎’的獨立存在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3頁）。要國家充當不偏不倚的仲裁者，從根本上講，這不是南轅北轍了嗎？
    作者把實現社會主義的希望寄托在國家身上的社會主義觀，令人想起了十九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拉薩爾主義。當時拉薩爾就主張通過俾斯麥政府幫助建立合作社來解放工人。他多次同俾斯麥密談，并一再給俾斯麥寫信，答應要工人支持普魯士王國政府，換取政府對工人的幫助。他認為，實現他這一套主張，就可以和平地實現社會主義。所以，他聲明，他的全部政治活動就是爭取國家進行社會主義干預，他的全部著作就是宣傳通過立法的干預解決工人問題。拉薩爾是后來的民主社會主義的先驅，當代的民主社會主義在不同程度上仍繼承了拉薩爾的思想，強調依靠資產階級政府來實現“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曾經同拉薩爾主義進行了不懈的斗爭，為此還專門寫了《哥達綱領批判》。想不到過了130多年，拉薩爾的這種思想卻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復活了。
    順便說一下，作者把社會保障制度當作資本主義國家作為“不偏不倚”的仲裁者的樣板，認為社會保障制度的實施，“不僅促成了勞資關系的和解，也促進了政府和工人群眾的和解”，這就是“社會主義政策”，而政府實行了“社會主義政策”，社會主義也就實現了。他指的就是像瑞典那樣的“福利社會主義”。應該指出，持這樣看法的人，大有人在。其實，西歐社會黨搞的“福利社會主義”的實質，是在工人階級斗爭的壓力下，資產階級為了緩和階級矛盾、鞏固自己統治地位所采取的一項政策措施。它不觸動資產階級私有制，不改變雇傭勞動制度，只是由壟斷資產階級從剝削第三世界以及本國勞動人民獲得的高額壟斷利潤中拿出一部分來實行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因而至多只是對資本主義制度作若干改良。盡管就眼前利益來說，這種政策對本國勞動人民是有利的，但這不過意味著，“雇傭工人為自己鑄造的金鎖鏈已經夠長夠重，容許把它略微放松一點”（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14頁）而已，而沒有根本改變被雇傭、被剝削的地位，從而談不上什么社會主義！
    不可否認，作者強調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從字面上講，這是正確的。但是，關鍵在于他所說的“共產黨”是什么樣的政黨？首先，他說的“共產黨”應該拋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尤其應該拋棄剩余價值學說，應該否定剝削，這就是說，不應該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其次，他所說的“共產黨”不應該依靠工人階級，因為據說“工人階級連自己是工人階級、具有革命的要求都不知道，甚至事實上本來就沒有革命要求、沒有多少政治意識，他們只要求有就業機會、拿到工資，頂多要求增加工資”，而資本家卻是從事創造性勞動的優秀的勞動者，才是依靠對象；再次，他所說的“共產黨”的奮斗目標，不應該是消滅階級、消滅剝削的共產主義社會，而是由國家作為“不偏不倚”的仲裁者調控勞資關系的社會，即作若干改良的資本主義社會。具有這樣的指導思想、階級基礎和奮斗目標的政黨，不管它掛著什么招牌，都只能是社會民主主義式的資產階級政黨。由這樣的“共產黨”做領導，能實現社會主義嗎？讀完了蔡先生的大作，我們可以悟出一個道理：拋棄了剩余價值學說來談論社會主義問題，就不會有科學社會主義，而必然自覺不自覺地陷入民主社會主義泥坑。
    了解意識形態斗爭情況的人大概還記得，在黨的十七大前夕，有些報刊上曾出現過類似蔡文那樣的鼓吹民主社會主義的文章，甚至有人還提出，“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所以作者的觀點一點也不新鮮，不過是舊調重彈。黨的十七大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根據我國實際和時代特征賦予鮮明的中國特色”（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頁）。（也就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在中國的具體實現）。此后，尤其是在中央旗幟鮮明地表態，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絕不搞民主社會主義（即“六個為什么”之一）以后，鼓吹民主社會主義的文章似乎銷聲匿跡了。想不到時至今日，仍然出現公開攻擊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大力宣傳民主社會主義的文章。這表明，中央提出的劃清科學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界限，是一項長期的任務。理論界對民主社會主義絕不能掉以輕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