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否定歷史正確性與價值觀的被傷害
集體主義、英雄主義、利他主義，是中華民族在解放進程中形成的核心價值觀，但在今天的中國，它們已經(jīng)被個人的、利己的、競爭的社會價值觀傷害，而這是伴隨對歷史的正確性的否定而被否定的。
我們的價值觀為什么受到傷害？它主要源自兩個方面的因素：一個方面是，現(xiàn)代資本主義的個人主義文化與集體主義、英雄主義、利他主義等價值是有沖突的；另一個方面是，為了從政治上倡導現(xiàn)代資本主義、個人主義文化，要在政治上產(chǎn)生新的價值觀，而這個價值觀就是否定整個歷史、否定歷史的正確性。
我們?nèi)绻仡欉^去這些年，什么時候爭論得最激烈？盡管存在各個方面的爭論，但凡是涉及歷史問題的，都是爭論最大的。這樣的例子太多了：不要說太平天國、義和團這些被否定，戊戌變法被否定，辛亥革命也被否定或者說被很大程度地否定，盡管抗日戰(zhàn)爭還不能被完全否定，但國共斗爭被否定了，抗美援朝被否定了。在作出了所有的否定之后，這些歷史里所產(chǎn)生的政治價值——集體主義、英雄主義、利他主義——自然也就被模糊了，被否定了。比如，張思德在今天來看，這個人跟傻瓜一樣，很多人就是這么想的，更不要說黃繼光、羅盛教這些國際主義精神了，因為支持亞非拉第三世界的民族斗爭已經(jīng)被否定了，社會解放和階級解放的目標也已經(jīng)被否定了。正因為我們的歷史正確性被否定了，歷史中積習的價值觀自然也就隨著政治性的轉變而轉變了。
二、重物質(zhì)輕精神是現(xiàn)代社會的普遍問題
1.現(xiàn)代資本主義與物質(zhì)的核心化
當代國際社會，凸顯重物質(zhì)輕精神現(xiàn)象，并非中國特有。自從現(xiàn)代資本主義出現(xiàn)以后，物質(zhì)就變成了非常核心的內(nèi)容，可以說，重物質(zhì)輕精神是現(xiàn)代社會的普遍問題。過去，馬克思曾用“拜物教”來說明這個特色。這里的物質(zhì)主要指經(jīng)濟、科技等。與現(xiàn)代社會相比，傳統(tǒng)的社會也有經(jīng)濟，也有過科學的探求，但傳統(tǒng)社會的經(jīng)濟是鑲嵌在禮儀、習俗、制度等大的文化背景里面的，即經(jīng)濟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制度和文化條件的影響和支配的，經(jīng)濟的運行主要是在經(jīng)濟的內(nèi)部來運行的。
與傳統(tǒng)社會不同，現(xiàn)代社會簡化成了一個經(jīng)濟社會，經(jīng)濟變成了支配性的現(xiàn)象：相比傳統(tǒng)社會中經(jīng)濟鑲嵌在制度、文化等條件之上才能運作而言，在今天，一切顛倒了過來，制度、文化等都鑲嵌在經(jīng)濟關系當中運行，盡管這也不能完全絕對，但現(xiàn)實中隨處可見這樣的現(xiàn)象。像張藝謀、陳凱歌的大片，各種各樣的大片，以及文藝表演，都是靠資本推動的，文化已經(jīng)變成了內(nèi)在于經(jīng)濟的一部分。
不僅文化如此，政治也是。過去說“政治掛帥”，而今天的政治恰恰是受經(jīng)濟影響的。比方說美國大選，每個候選人都要籌錢，如果沒有錢，僅靠個人的能力就沒有任何可能。在今天的中國，公共的政策、社會的政策、文化的政策也都受到經(jīng)濟利益的巨大影響。也就是說，無論中外，政治、經(jīng)濟、文化、社會、教育等都逐漸地被經(jīng)濟滲透。
除了經(jīng)濟，科學技術也是這樣。在過去，科學技術是對自然的探索，但是在今天，如果沒有利用的價值就不存在這些探索，以物質(zhì)利益為中心成了根本性規(guī)則。
正是在以上意義上，我說重物質(zhì)輕精神是人類社會共同的一個根本性的轉變：工業(yè)革命以后，物質(zhì)主義占了上風；法國大革命以后，民主的多數(shù)決定占了上風，個人獨特的內(nèi)在性慢慢受到了排除。這是現(xiàn)代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所造成的結果，并非僅僅在中國出現(xiàn)。對于這樣的轉變，一直存在著反對和反抗，包括中國。自明清以來，一些思想家比如梁啟超講“新民”，魯迅講“改造國民性”，就是直指這種變化。魯迅1907年就寫文章批評物質(zhì)，說要“掊物質(zhì)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shù)”?？梢哉f，近代以來，不斷有中國知識分子提出，在教育領域、在文化領域，如何避免被物質(zhì)支配這個現(xiàn)象?！拔逅摹睍r期，非常重視文化問題，雖然它是反傳統(tǒng)的。在當時蔡元培、梁啟超對文化的重視里，都有反物質(zhì)主義這個傾向。
2.文化、精神和政治價值區(qū)分下的現(xiàn)代社會危機
現(xiàn)代社會最深刻的危機，突出集中體現(xiàn)在社會價值觀和文化的諸多困境和問題中。對于個人的、利己的競爭導致的問題，很多人也意識到了，但他們希望用法制、契約來約束競爭，而不需要英雄主義、集體主義、利他主義等價值觀，因為這些價值觀在他們看來都是專制主義的價值觀，這是完全錯誤的。
但是，如果沒有英雄主義、集體主義、利他主義這些價值觀，一個社會就難以成型，就是一個動物的世界，就是一個叢林的法則。只是靠外在的約束，那人也不會有自主性。不管我們對過去的政治歷史事件如何評價，那個時代的人物像雷鋒等人的奉獻精神里面，其實孕育了人的尊嚴和真正的自主性，他們不是被迫的，不是受外界的規(guī)則所強制的，而是自主決定的，這就是尊嚴。
反過來說，現(xiàn)在的競爭都是為個人的，連競爭的邏輯也都是被別人決定的，這里面沒有尊嚴，只有叢林法則，看起來是個人主義，其實是完全沒有自我的。從這個意義上重新討論價值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我認為，文化、精神和政治價值是不可以區(qū)分開來的。但是，在現(xiàn)代社會，只有把政治疏離于文化和其他領域，才會有這一套完全自主的政治觀。但在我看來，任何一個政治本身也是跟傳統(tǒng)連接在一起的，不可能有一個單純的政治領域?，F(xiàn)代資本主義由于政治和經(jīng)濟的分離，產(chǎn)生出一個自足的政治概念。但是，政治離開了它的傳統(tǒng)，怎么運作？
3.價值問題與制度問題相關
我認為今天首先的問題是價值本身的問題，當然也有制度的問題。余英時有個說法，說中國的文化像“游魂”，“游魂”的意思就是已經(jīng)沒有了身體，它是流動的，沒有自主，沒有精髓。陳寅恪悼念王國維自殺的時候也說，王國維的死是文化象征，因為王國維有一個對文化的認同、體認，現(xiàn)在已經(jīng)沒有文化的綱紀，這個機制沒有了，只是空有一個人，所以他沒法實現(xiàn)，最后他就自殺了。顯然，這里頭不僅是文化問題、價值問題，還有制度問題。
比方說傳統(tǒng)的價值目標——孝道，在現(xiàn)代這么一個流動的社會里，怎么盡孝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的父母都在揚州，我每年回去一兩次，怎么能盡孝呢？不能。這其實也是制度和機制的問題。這里頭的問題是，價值目標還在，但實踐價值目標的機制卻沒了。就像孝道，古代有宗法制，家族制，即孝道完全是在那一套制度里面的，但這套機制在今天不存在了。當然，這并不等同于“孝”這個價值就沒有了，我們還是要孝敬父母，要養(yǎng)老，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父母對孩子的投入之大，都是在這套家庭關系里面的。很明顯，我們的困境是：舊的制度已經(jīng)不存在了，但是這套文化還在。
那么，我們怎樣才能讓這種文化變成“老有所養(yǎng)，幼有所教”？來為這樣的一套東西能夠落實創(chuàng)造一些條件？我們是不是要像美國一樣，人老的時候都要進養(yǎng)老院，子女就不管了？還是我們盡可能地提供一套其他的文化機制？親情關系和家庭觀是我們特殊的傳統(tǒng)，這些家庭不是抽象的、完全沒用的，在現(xiàn)代社會還是很重要的，中國人還是比較慎重的。中國孩子和父母的關系，你看看清華附中門口接孩子的家長你就知道，還有就是父母陪著孩子學習，前所未有，有的時候是我們的制度畸形造成的。我們用一套什么樣的、好的辦法來為這些好的要素提供支撐？這就是制度化建設，使得這個社會還是一個有人情的社會，不是完全被物質(zhì)關系支配的社會，我覺得這是很關鍵的。
三、在西方中心時代，保持中國文化的自主性
1.全世界處在“西方中心”的時代
100多年來，中國眾多的仁人志士都提出向西方學習，改造中國，這是歷史條件決定的。一次、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中法戰(zhàn)爭、甲午戰(zhàn)爭，都打不過人家。其實，對西方文明，包括它的制度和精神的學習，都是以“打不過”和“打得過”為前提的，這些都是受物質(zhì)支配的，首先要學“船堅炮利”。
其實，在過去的100多年當中，不僅僅是中國，全世界都處在“西方中心”的時代。西方真正的支配地位也只有100多年。在19世紀以前，中國并不是被西方支配的國家，在全球當中，也并不是只有西方是支配性的。但是在過去的170多年里，西方越來越有支配性，為什么？
這跟西方自己的轉型有很大的關系。如果西方只是希臘，或者只是純粹的基督教世界，也沒有這個能力。它的能力，是因為有了工業(yè)革命、有了政治革命，正是這些東西使得西方在經(jīng)濟上，包括現(xiàn)代文化上一下就處于了支配地位，它把它的所有方式都傳播給我們。更重要的是，西方的支配并不是一個簡單的支配問題：現(xiàn)代資本主義能使整個世界處在同一個體系之內(nèi)。過去，中國、印度、非洲相互之間也有交流，比如鄭和下西洋，其實我們從宋代開始就有中外之間的大規(guī)模貿(mào)易，這種交流是相互自主的。但以西方為中心的現(xiàn)代資本主義有一個很大的特色：是通過全球性的勞動分工來完成的。在近二三百年當中，西方殖民主義使得北美、印度、非洲都成了他們的殖民地，為他們的生產(chǎn)提供原料、勞動力。
今天的世界，當然已經(jīng)不是昨天那個殖民世界了，但是，有的現(xiàn)象值得反省，包括中國在內(nèi)。發(fā)展中國家這么多的加工工業(yè)，等于給西方發(fā)達國家提供了廉價的勞動力，包括中國在內(nèi)的發(fā)展中國家，得到的只是很少一部分的利潤，大部分利潤被西方抽去了，還把自己的生態(tài)環(huán)境破壞了。
正是在“西方中心”的世界中，重西方輕中華成了一個基本的現(xiàn)象，不僅西方人是這樣，我們中國自己也是這樣，而且不單是中國的普通人如此，精英知識分子更是如此：反傳統(tǒng)反得最激烈的就是中國的精英知識分子，認為只有西方是對的，我們自己的傳統(tǒng)是錯的，只有打破傳統(tǒng)，才能趕上西方。結果就是，我們事事學西方。對于這種現(xiàn)象，我認為非常有必要重新思考。我舉一個例子，SARS來的時候，西醫(yī)可以說是沒有多少辦法，除了隔離之外，連病源都找不到?；仡欀袊@么多年來的防疫實踐，很多都是靠中醫(yī)來做的，可是我們多年來一直排斥中醫(yī)，排斥自己的文明。
2.在全球化下如何保持中國文化的自主性
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個傳統(tǒng)和文明，要形成自己的認同都變得非常困難。我們看到今天的變化，年輕人生活的取向、工作的取向都在發(fā)生很大的變化。在全球化的今天，我認為有必要保持中國古老的文明，很多的文明都要保持自己文化的自主性，這個自主性非常重要。在這個意義上討論自主性問題，雖然是重新評價傳統(tǒng)，繼承傳統(tǒng)，與創(chuàng)新是密不可分的。
但是，它不是簡單地回歸“東方”，因為這個世界已經(jīng)把我們籠罩在里面了，我們需要在西方或者其他世界里汲取一些為我所用的東西，魯迅說過這樣一句話，叫做“取新復古，別立新宗”。也就是說，簡單地恢復過去是不可能解決今天中國的社會問題的，“取新復古，別立新宗”，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為什么不是一個簡單的復歸問題？因為很難復歸。但是，不能簡單地復歸，并不等同于沒有必要學習傳統(tǒng)。當我們傳承、學習傳統(tǒng)的時候，應針對當代整個支配我們的基本關系，通過對傳統(tǒng)的研究和思考，來面對和解決我們當代的問題。
如果我們不能夠面對現(xiàn)代社會最真實的挑戰(zhàn)，抽象地講傳統(tǒng)講道統(tǒng)，很容易又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因為道統(tǒng)在古代就有爭論。正是出于這樣的認識，我認為在西方中心的當代世界中，討論自主性是有必要的：無論在文化上、政治上、經(jīng)濟上還是思想上，沒有自主性就沒有了自我。但是反過來說，這個自主性不是孤立絕緣的，不是封閉的，是在通過跟別人的對話、關聯(lián)、交流、相互滲透當中形成的，開放和自主必須有一個恰當?shù)年P聯(lián)。
3.中國社會需要一定的共識
全球化所導致的問題是社會解體，我們看中國這個社會，不僅是在國家這個層面上。比如說中國有一億五千萬人是流動人口，很多鄉(xiāng)村解體了。但是中國傳統(tǒng)里面有一些非常了不起的東西。以溫州為例，那么多的人在全世界流動，但向心力很強，他們?nèi)匀坏郊亦l(xiāng)來投資，這表明溫州人自己的社會認同很強。
正因為向現(xiàn)代社會轉型，正因為處在全球化下，如果沒有一個社會的概念，如果一個社會沒有共識，這個社會是很危險的。當然，需要共識不是等同于大家的想法都一樣，這些共識還是一些基礎性的，比如說我們的語言，我們的習慣，我們的生活方式，為什么大家還能夠指認？在我們這個社會里，你是中國人，他是外國人，是通過生活方式的不同來看的，有些外國人也能說中文，也能夠適應中國的文化，我們就覺得他不像一般的外國人。這個共識落實在日常生活中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共識的另外一方面是對話、辯論、差異。也就是說，共識不是對不同看法、差異的否定，在英文里面，共識這個詞一方面表示認同，一方面表示差異，如果沒有一個共識，我們就不是一個社會。
我們所說的共識，是多少滲透到我們?nèi)粘Ｉ睢⒌鼐?、血緣、文化、傳統(tǒng)等各種關系里面的，其形成途徑大致有兩種：一種是建立在文化、傳統(tǒng)、各種生活習俗這個基礎上的共識；還有一種共識是把人當成現(xiàn)代社會的“原子”，每個人即孤立的個體，按照現(xiàn)在西方的理論即契約關系，形成契約之上的完美共識。我們現(xiàn)在的這個社會，從婚姻到社會的各種關系都是契約關系、利益關系。由于現(xiàn)代社會是流動的，社會共識的取得除了通過生活方式、傳統(tǒng)、文化途徑外，締造契約關系，在契約下養(yǎng)成共識，成了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都是契約問題就沒有文化了。
4.文化價值、社會價值如何轉化為政治實踐
在西方中心的世界中，如何繼承傳統(tǒng)保持中國文化的自主性，我覺得尤為重要的問題是：文化價值和社會價值如何轉化為我們的政治實踐，而不是簡單的講政治價值。簡單的講政治價值，無非就是民主這些東西。民主這個價值當然是很重要的，但這個概念很抽象，人們對民主的解釋千差萬別，而且，民主的政治實踐處在相當大的危機里面。
現(xiàn)在的重要問題是，假定我們要將保持民主的價值作為一個價值目標的話，我們怎么能夠激活它，創(chuàng)造性地給它一個理解，對于我們的政治實踐和社會實踐很有意義。要重建政治價值，不可避免地要反思整個的文化系統(tǒng)和社會問題，把這個東西完全區(qū)分開來，在我看來，這種兩分法本身就隱藏著很大的問題，因為這個經(jīng)常是盲目的，我們不可能不考慮社會傳統(tǒng)。
我本人是支持民主的，但是我們不能不看到民主的危機。西方的民主出現(xiàn)了危機，在巴基斯坦、印度、肯尼亞，民主實際上都面臨很大的問題。我們最近看到的，哪一個不是民主問題？因為這個政治與它的社會基礎、社會傳統(tǒng)、社會關系有深刻的裂痕，它的運行，有時候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會成為問題之根源。
所以，我們并不是簡單地否定民主的價值，而是要重新理解現(xiàn)代的政治價值跟我們自己社會的傳統(tǒng)和實踐之間的關系，這個是向前看的，不是復古，不是對民主的思考就要回到專制，不是這個意思。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非常有必要把政治價值的問題跟文化、精神、傳統(tǒng)、社會各方面的問題聯(lián)系起來，如果沒有這個聯(lián)系的思考，我覺得就會犯更大的錯誤。
四、知識分子的作用：在學術研究和社會實踐中尋找聯(lián)合點
我們講精神、文化的重建，也離不開社會政治價值的重建，在這一點上，它是相互連接的一個歷史；在這一點上，所有人都承擔責任。如果說到知識分子的責任的話，因為現(xiàn)代知識分子也已是現(xiàn)代勞動分工的一部分。什么叫知識分子？本身已經(jīng)是一個很成問題的問題。
對我來說，并不是你學了一點知識就是知識分子，其實要想找到一個純粹的知識分子已經(jīng)很難。所以我常常覺得知識分子不過是一個狀態(tài)，他處在一個獨立思考狀態(tài)的時候，他是知識分子；他在做教授的時候，只是一個教授。
我們不要忘記，包括知識分子也不要忘記，他們這個角色也是現(xiàn)代社會勞動分工的一個部分，在這個意義上，他是這個社會體制運轉的一部分。我們要做的是，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要進行反思，也就是說我們通過思考，創(chuàng)造一個實踐的條件，來做這件事情。
作為一個研究者，要有自己的自主性。對傳統(tǒng)的理解，對社會的理解，對生態(tài)環(huán)境的關注，這些關注既是你職業(yè)的一部分，又不能夠完全是你職業(yè)的一部分。這個角色的問題，我認為是很關鍵的。
19世紀、20世紀，在西方、在中國出現(xiàn)了既不同于傳統(tǒng)官僚、也不同于傳統(tǒng)士大夫的、相對獨立的知識分子，這是現(xiàn)代社會進程中的產(chǎn)物。同時，在20世紀有一個很重要的經(jīng)驗，就是實踐。知識分子實踐的問題，是中國傳統(tǒng)的最大價值，我們?nèi)寮曳浅Ｖ匾暋爸泻弦弧?，實踐是一個傳統(tǒng)的東西，毛澤東過去就寫過《實踐論》。
但是今天的難點焦點在哪里？理論的工作、學習的工作、思考的工作也是在實踐當中的，但是跟20世紀不一樣的是，20世紀有很多社會運動的存在，是在一個大的社會實踐的洪流里面，知識分子很容易在它們之間找到關聯(lián)，使得理論的工作能夠超越現(xiàn)代資本主義的勞動分工，它不僅僅是代表知識分子在說話，也是大眾的一部分，社會的一部分。
但今天的知識分子已經(jīng)變得很難，為什么？因為知識分子想要超越這個社會階層來說話的能力，事實上已經(jīng)很弱，也沒有一個社會實踐的條件。比如說就讓你講勞工的問題，農(nóng)民的問題。你還是你，你并不能真正代表勞工說話，也不能代表農(nóng)民來說話，因為你跟那樣的社會運動沒有真實的關聯(lián)，你還是在勞動分工里面。所以你產(chǎn)生的這些知識最終所起到的作用，不是為他們說話或者代表他們說話，而是被國家等更有利的社會階層所利用。你看國家的調(diào)整或者是資本的調(diào)整等。知識分子所處特殊的位置，在今天是面臨著和過去兩百年來所不一樣的條件。
所以，我說的難點是，知識分子一方面需要做學術的學院里面的工作，另一方面需要在這個工作的同時突破這個分工的氛圍，否則的話，哪怕你是真正地為勞工、農(nóng)民說話，人家也聽不見，你也不見得能代表人家。
從這一點來講，在文化重建、社會重建當中，怎么在我們的思想、學術研究和社會實踐之間重新找到一個有機的聯(lián)合點，不是說你自己想做就做得到，這要找一個有機的點。探索這一點，我覺得是重新形成知識分子文化的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說形成一個知識分子文化意味著并不是單純的知識分子問題，也就是說要形成一個社會性的文化，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作者：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前《讀書》執(zhí)行主編）
中國到了重建自己文化形態(tài)的時候
——30年價值觀的變遷與反思
黃紀蘇
摘要：1840年前中國的歷史是自己的歷史，1840年后中國被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成為世界歷史的一部分，中國近代以來包括價值觀危機等諸多重大問題都與這一根本性變化相關。直到今天，中國要解決的最根本問題仍然是中華民族在世界體系中的位置問題。改革開放增強了中國的國力，但在價值觀缺乏安全感，民族認同出了危機。未來幾十年，中國將有一次空前的機會，真正到了重建自己的文化形態(tài)的時候。而將儒家提倡的自強不息的入世精神、個人的價值與國家利益巧妙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將是新時代倫理價值觀的最優(yōu)選擇。
一、從歷史中探尋中國價值觀變遷的緣由與答案
要考量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的價值觀變遷軌跡，我們還是要放在中國近、現(xiàn)、當代近170年的大背景下，才能看得清楚。因為這30年，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從1840年到今天這近170年，中國歷史跟以前截然兩樣。1840年之前中國是自己的歷史：在地理上相對獨立、文化上自成一格。以特有的地理環(huán)境、資源條件，產(chǎn)生了中國的生產(chǎn)方式、社會組織、政治制度、文化價值觀念，并相互配套。這種社會格局自秦漢基本形成，一直到清末，沒有發(fā)生過根本變革。在農(nóng)業(yè)文明的簡單再生產(chǎn)基礎之上，歷史就像呼吸一樣有節(jié)奏地起伏，在王朝更替的節(jié)奏中不斷地重復自己。
中國的資源條件應該說并不太好，農(nóng)業(yè)文明中基本的耕地都集中在東部，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始終要努力維持人跟資源之間非常脆弱的平衡關系，而這種平衡很容易會被打破。這就是為什么中華民族自古以來是非常強調(diào)價值觀的民族、中華文明是非常強調(diào)價值觀的文明的重要原因。強者弱者之間，必須有一種雙方都能接受的價值觀念，來維持本來就很脆弱的人際關系，否則，天下大亂、易子而食的情況就會出現(xiàn)。
再說倫理。例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樣的倫理價值觀念，在中國產(chǎn)生得非常早，而且跟中國當時的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非常不成比例。西方則是在經(jīng)濟基礎非常發(fā)達的情況下，才產(chǎn)生了這一套倫理道德。但這并不能代表中國人特別重精神，重精神不是平白無故的。
中國的傳統(tǒng)倫理、價值觀以儒家為主。儒家講究“定分止爭”。什么叫“定分”，你就在這兒，他就在那兒，底下的也別太想著上面的，上面的也別太霸著底下的。你們就老老實實地呆在自己的位置上，別動。但同時，儒家又講究“濟困扶窮”，作為對社會各階層的一種平衡，以免社會底層因為長期的困頓揭竿而起。所以我國古代出現(xiàn)了相當發(fā)達的社會保障，比如救荒制度。
但儒家就完全是定分止爭、濟困扶窮么？事實上，儒家也認為，社會需要活力、需要流動，社會經(jīng)濟需要競爭精神，所以儒家也提倡“克勤克儉”、“發(fā)家致富”、“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儒家也很強調(diào)入世的一面，也得讓社會有活力，讓人有一定的野心，讓個人有一定的發(fā)展。社會在這種競爭中才能保持一種活力，才能推動社會往富裕的方向、往豐富多彩的方向走，這也是人對于幸福、對于財富最古老的要求，深深根植于人性之中。
但是我們再比較一下，西方有一種東西中國古代沒有，那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為什么社會達爾文主義在西方很興盛，在中國卻不太興盛呢？因為歷史上的殖民化運動給西方解決人和資源分配問題提供了新的機會，這種機會只有西方有。所以中國的倫理價值的確跟我們的文明格局，以及古代的、尤其是近代以來我們文明的基本遭遇是有緊密關系的。因為西方到了近代，向全世界擴張去了，中國到近代，反而走入了困境。中國文明自1840年起陡然改道：中國歷史從1840年前我們自己的歷史，變成了1840年后世界歷史的一部分，中國被拖入、被打進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這個體系是一個資源體系，是一個等級體系，是一個競爭體系。這是中國歷史自近代開始的一個最根本的變化。
當西方的戰(zhàn)艦出現(xiàn)在美國東海岸的時候，印地安人說，這就是神仙下凡！當1840年同樣的戰(zhàn)艦出現(xiàn)在東南沿海的時候，中國的士大夫看得非常準確，李鴻章說，這是幾千年未有的大變局。這個世界體系本質(zhì)上就是社會達爾文體系，就是叢林原則、就是適者生存。在這個體系里，我們能夠留存得下去么？所以說我們中華民族這170年，是從置于死地、置于絕境開始的。當時我們提出“圖存保種”，中國社會馬上開始了激烈的調(diào)整。近代以來種種運動，比如維新變法、改良、洋務、立憲、革命、新文化運動、國民黨北伐、共產(chǎn)黨革命，以至后來的改革開放，所有的這些東西，最根本的都是要解決中華民族在世界體系中的位置問題。
今天是不是還在解決這個問題呢？還是在解決!因為今天我們依然面臨很多危機。一個大國要崛起，十幾億人要過世界中產(chǎn)階級的生活，對其他國家就是一種威脅，因為資源有限。一個中產(chǎn)階級的生活對資源的要求是有一定份額的，你要用這些水、這些陽光、這些石油、這些礦產(chǎn)，那人家還用不用？坦率地說，人家不希望你一個跟頭栽下來么？如果機會來了，人家都是樂觀其成的。實際上，我們今天還是在一個相當不那么祥和的世界體系里面。這種情況下，我們這個民族應該有一個什么樣的價值觀？為此，我們回過頭來看看自己這么多年來所遵從的是哪些價值觀。
近代以來，我們曾處于民族存亡的大危機中，在這個時候，我們的價值觀基本上是一種“克己利群”，主張個人要做出犧牲，因為中國這條在風浪里行駛的船，翻不翻船都不一定，這時候船上要是再有幾個人特別喜歡追求自己的欲望，那顯然是不行的，因此一定要對個人的欲望加以克制，而利這個群體。這個群體小則是一個社區(qū)，大則就是一個國家。這種價值觀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這就是時代的需要。所以在電影《色·戒》的問題上，希望大家要讀懂一些歷史。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汪精衛(wèi)說得很清楚：像中國這么一個弱國，我們沒別的辦法，只能靠犧牲。中國要軍隊沒軍隊、要錢沒錢、要糧沒糧，只能靠地道戰(zhàn)、地雷戰(zhàn)、麻雀戰(zhàn)。所謂枯木朽株齊努力，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得上陣。你王佳芝(電影《色·戒》中的女主角)，對不起，也得上陣；你張愛玲(小說《色·戒》作者)不上陣就得譴責你。家國是虛的么？家國不是虛的，家國就是四萬萬人，四萬萬人的利益是一體的。那個時代我們太危險了，所以必須提倡英雄主義、集體主義，克制個人欲望，大家都得為大家的事兒多做貢獻，要不然大家都得滅亡。
抗日戰(zhàn)爭年代，有很多國民黨部隊包括軍閥部隊，同樣克勤克儉：像馮玉祥的部隊就非常艱苦樸素，容不得一點搞貪污腐化，因為一旦有了這些東西，士氣馬上就萎靡，仗就打不了。共產(chǎn)黨為什么能勝利，就是非常清正廉潔。去延安參觀回來的人都說，那里就是另外一個社會，給人一種非常清新、剛健的感覺，就是能夠凝聚人心士氣。再看國民黨那邊，總是用軍用飛機運自己的貓啊狗啊，那就是用價值觀的炸彈在轟炸自己。老百姓當然要把命運寄托在共產(chǎn)黨身上，大家需要這樣的黨，這樣的黨才能保障大家的利益。共產(chǎn)黨取勝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認同這種克己利群的價值觀，能夠給中華民族帶來最大的利益。
革命勝利之后，我們迅速地搞超英趕美，大家都勒緊褲腰帶，拼命地干革命。但是我們站起來了么，我們還有很多的方面沒有站起來。洋火就沒站起來，因為還叫洋火，洋油、洋傘也還沒有站起來。世界就是一個競爭體系，沒有自己的工業(yè)、沒有自己發(fā)達的經(jīng)濟，還是要落到后頭，人家的槍炮還是要打過來。所以一定要有一個能代表大家利益的黨，帶領大家在世界的叢林里繼續(xù)往下走。所以解放以后，在價值觀上基本還是對個人利益不那么放松，還是提倡集體主義、英雄主義，還是得靠英雄。關鍵的時候得要有人站出來犧牲自己，整個群體才能活下去。當然，不能要求每個人都是英雄，這是辦不到的，但是每個人都要尊重英雄。所以我們說鄭萍茹烈士（《色·戒》王桂芝的原型），我們要認同人家是個英雄，不能說英雄跟叛徒人性上都差不多，都追求七情六欲、男歡女愛。這不一樣，有些人就是放棄了七情六欲，趙一曼就放棄了、鄭萍茹也放棄了。很多人都放棄了，跟你張愛玲不一樣。我們不能被壞的思想綁架，我們要認同好的；我們可以知道自己做不到，但是要尊重英雄。只有這樣，這些人才能拉著我們的車，大家才能坐在車上往前走。
解放以后，錢學森、鄧稼先這些科學家就是秉承著這樣一種價值觀。在當時美國的科學體系里，他們已經(jīng)很有學術地位，但他們堅持要回來。這種放棄個人利益為了國家利益的做法，應該得到認同和報答。報答不一定是錢，要使他們獲得尊重，這就是價值觀。克己利群這種價值觀在新中國的前幾十年都是存在的，是要讓中華民族在這個并不友善的世界里得以生存發(fā)展。
有些人認為，解放后的很長時間里，中國價值觀單純講理想主義，實際上，我們是把個人利益與國家民族利益很好地嫁接在一起了。鄧稼先們沒有個人的追求么，不可能沒有，但說到國家民族又會讓他們激動，讓他們可以放棄個人利益而回來，為祖國奉獻一切。鄧稼先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物理系，跟楊振寧是同學。后來楊振寧獲得了諾貝爾獎，應該說這是個人成功的價值觀的一種體現(xiàn)，他得到了學科傳統(tǒng)最高的承認。楊振寧1971年回國訪問時曾問鄧稼先：“在美國聽人說，中國的原子彈是一個美國科學家?guī)椭兄频?，這是真的嗎？”鄧稼先請示了周恩來后，寫信告訴他：“無論是原子彈還是氫彈，都是中國人自己研制的”，楊振寧看后痛哭流涕。這個痛哭流涕很復雜，因為他明白，鄧稼先們是把一個民族給托起來了。個人成功絕對比不了為一個民族而成功，瑞典斯德哥爾摩皇家科學院的一個燈泡發(fā)出的光亮，遠遠比不了中國羅布泊上空蘑菇云的光彩。楊振寧獲得了個人的成功，他發(fā)現(xiàn)鄧稼先也是一種個人的成功，但這種成功是和民族的成功綁在一起的，這種榮譽感要大得多。在那個時代，儒家提倡的自強不息的入世精神，將個人的價值與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很巧妙有機地結合在了一起。新中國的成就與此密切相關。
可為什么文革又失敗了呢？文革失敗是中國現(xiàn)當代史上一件最大的事情。文革搞得太過火了，一下子讓很多人有了普遍的幻滅的感覺。1975年開四屆人大，周總理重申“四個現(xiàn)代化”，現(xiàn)場掌聲雷動、經(jīng)久不息。這掌聲說明，大家希望回到經(jīng)濟建設的路上去。文革十年我們的經(jīng)濟發(fā)展落后了，改革開放就是重新回到經(jīng)濟建設的路線上。
這時出現(xiàn)了一個特別有意思的價值觀的變化。近代以來的價值觀基本上是克己利群，當時的說法是實業(yè)救國、教育救國、科技救國，說到底都是為了救國，都不是為了個人利益。但是完全不顧個人利益，我們推動一件事的動力從哪來？危機感、犧牲精神，這些當然是重要的，但個人想成名成家、出人頭地，應該說也是一個很大的動力。問題是要將個人利益的沖動與群體利益有一個巧妙的結合。
剛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大家也說“為中華崛起”如何如何，但實際上是走了一條個人主義的路。這時候的個人主義就是適者生存、弱肉強食。以往我們靠集體主義英雄主義，這是“德”，到這時候我們發(fā)現(xiàn)改革開放以后靠“才”了?？俊安拧睂Σ粚Γ斎灰矊?。因為這個時期對于每一個中國人的切身感受來說就是和平時期，你過于強調(diào)讓大家奉獻、犧牲自己，歷史就開始反彈了。比如說文革十年，所有的電影里沒有談戀愛的，中國的文學作品里沒有談戀愛的，這就跟《色·戒》這種片子的出現(xiàn)形成了對立統(tǒng)一。當年是一個極端，現(xiàn)在是另一個極端。歷史的鐘擺當年往那邊擺得太高了，所以今天就往另一個方向使勁地擺，今天可以坦率地說：我們還是沒有完全走出這個歷史的反彈。
要想讓鐘擺平衡，需要強調(diào)的是，我們應該根據(jù)不同時期的不同的特點，把兩種價值觀都作為社會發(fā)展的動力結合得特別好，特別巧妙。1977年恢復高考，那就是個人命運和自己掛鉤，人們一天到晚就在上各種課，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在競爭中處于有利的位置，于是你追我趕，大大加強了社會活力競爭力。這時候就開始出現(xiàn)工具理性了。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強調(diào)個人主義、個人欲望。作為過來人看，這確實帶來整體的提升，社會的確顯得非常有活力，也沒有什么歪的斜的，大家就玩兒命干吧！工廠就搞革新，圖書館根本搶不著座兒。但隨著城市改革后開始搞商品經(jīng)濟，另外一種價值觀就慢慢進來了。王朔的小說里曾經(jīng)反復描寫了這個時期的社會生活：一些文革中所謂的精英階級，發(fā)現(xiàn)恢復高考后社會經(jīng)過重新洗牌，自己的社會位置已經(jīng)排到后面去了。他們首先特別不滿，再加上文革把原有的價值觀破壞了，他們就成了無拘無束的一幫人，開始進入市場經(jīng)濟。漸漸地，價值觀開始變化了，“利”出來了?！袄钡膶α⒚媸恰傲x”，“義”就是集體主義，甚至包括正派的、健康向上的個人主義。健康向上的個人主義就是要有他的道，他要取之有道。但是講“利”的時候，各種手段都可以來，為利所驅動了。
當時的知識精英也還是說我們要走個人主義路線，但我們的個人主義不是不擇手段的，對做買賣的還是看不上。但看不上呢，錢還是被做買賣的掙去了。所以當經(jīng)濟變化的時候，社會必然跟著變。我們看歐洲的歷史，看巴爾扎克的小說，資本家有了錢，先帶著錢到貴族的家里把人家的小姐娶出來。但你看中國的明代、清代社會，的確是經(jīng)濟地位跟社會地位長期的不重合。你再有錢，我進士的閨女不嫁給你商人的兒子，這是中國社會一個傳統(tǒng)。但到了這時候，開始變化了，知識分子也感到這種變化將要到來了，非常不滿。他們希望呢，經(jīng)濟地位也歸我們、社會地位也歸我們，但是現(xiàn)在呢，經(jīng)濟地位跟社會地位分離了，經(jīng)濟地位歸做買賣的了。
1992年一大批知識精英下海，出現(xiàn)了很多儒商。人只要一做起買賣，只要一唯利是圖那就都一樣了，都是不擇手段了，都是無商不奸了，都是工具理性了。原來還有一半價值理性的影子，就是我也要個人成功，也要弱肉強食，但我得走正門，不能翻墻?，F(xiàn)在就是告訴你，你也可以翻墻，走下水道都行。知識精英成為商人掙錢去了，一下子就把知識精英與政治精英的尖銳對立給化解了。人鉆到錢眼兒里，誰還管你三權分立不分立、民主不民主？這又是一次價值觀的重大轉型。這時候知識分子接受了商業(yè)社會的價值觀，“利”放在第一位了。
改革開放以來，精英主義、弱肉強食的這些價值觀，對于整個社會經(jīng)濟，的確起了強大的推動作用，但隨著商業(yè)文化的進入，逐漸走向極端、失去活力了，弊端也顯現(xiàn)出來。這種價值觀也就不能繼續(xù)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今天的價值觀迫切需要轉型。
二、對中華民族的根本認同發(fā)生了危機
關于現(xiàn)狀，簡單地說：在今天中國的價值觀，缺乏安全感。極端精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唯利是圖的價值觀，實際上給中華民族埋下了危機，很多社會問題，都直接或間接地和這有關系。例子太多了，今天非法小煤窯、黑磚窯等等問題，要追究原因，都跟這些價值觀有關。今天，中華民族還沒有遇到重大遇到危機，今后如果出現(xiàn)危機，怎么辦？如果有一天發(fā)生戰(zhàn)事了，還有人愿意為了國家上前線么？“9·11”發(fā)生的時候，美國人排著隊下樓，讓有困難的人先走，中國會出現(xiàn)這樣的情況么？都是個人主義，不管別人，人跟人之間還有彼此的信任么？所以說中國現(xiàn)在在價值觀上，無安全可言。從大家對《色·戒》的反應就看得出來：我為了個人的需求、欲求，國家民族利益完全可以放在一邊不管，我自己比什么都重要。那好，發(fā)生戰(zhàn)事的時候、出現(xiàn)災難的時候，誰還管集體啊，誰還管國家啊，像這些觀點太普遍了。當然，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因為過去對個人欲望壓制得太厲害了。但再厲害也已經(jīng)過去30年了，也不能沒完沒了什么事情都往那30年上追。這么多年對個人利益還是尊重了吧，個人利益上已經(jīng)得了多少房子、多少錢、多少機會，已經(jīng)實現(xiàn)得夠多了吧，可有些人還要說，“一座城市毀滅了，一個國家毀滅了，成就了一段愛情?！睈矍槭呛寐牭模痪褪浅删土藗€人的利益么？我覺得這是非常值得擔憂的現(xiàn)狀。
一個最基本的，我們對中華民族的根本認同發(fā)生危機了。危機從兩方面來：一方面是現(xiàn)在有一幫日子過得好的人，說我們干嘛要講集體主義，我們個人挺合適的，我們還想跟世界接軌呢，我們還有很多個人夢想沒實現(xiàn)呢，你憑什么要拿國家這種東西來攔我的路呢？這就是今天很多中產(chǎn)階級的想法。另一方面來自底層，他們說我們什么東西都被盤剝光了，我們什么都沒有，這國家跟我有什么關系？你愛毀不毀，毀了活該。你打仗，讓我當炮灰去，我憑什么去？有錢的人覺得你這民族國家妨礙了人家的利益最大化，倒霉的人看不到好處，覺得你是搶劫他了。這次通過《色·戒》這件事，我有幸跟很多人接觸，所看到的東西，同樣指向民族國家，都是對民族國家不認同，也就是說對這個大集體不認同，大集體的事兒誰也不想管。所以老百姓十平米的平房，堅持不搬走，我就當釘子戶，我憑什么吃虧。如果是在認同的基礎上，不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
究其原因，那就是精英主義、個人主義、唯利是圖，這些東西太泛濫了。我們講市場經(jīng)濟，現(xiàn)在可不只是市場經(jīng)濟了，整個社會生活全部市場化了。再舉一個例子，《色·戒》在湯唯之前，曾經(jīng)找過四個女演員，這四個人都以各自的理由拒絕了。第一個說，“我已經(jīng)名利都有了，用不著演脫戲了”，這是工具理性不是價值理性；第二個說，“我以前一直是脫，現(xiàn)在剛剛好不容易轉型了，不能再走回頭路”，這也是實用主義工具理性；第三個說，“我一直是清純路線，我有固定的觀眾，現(xiàn)在一下子改了觀眾接受不了，那我還得失敗”，這也是工具理性；第四個說，“我不希望將來我女兒看到她媽媽拍過這樣的戲”，只有這個是價值理性。加上湯唯五個人，做個簡單的統(tǒng)計，4/5是工具理性，1/5是價值理性。
如果一個社會到這種地步，這就有問題了。一個社會完全按照唯利來運轉，一旦運轉不下去，必然分崩離析。如果這個社會沒有任何危機，那大家每人一塊自留地，也行。但人類社會不在試管里，不在實驗室里，分崩離析根本不行。美國也得宣傳英雄主義、愛國主義，歐洲也在說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傊痪湓拋砀爬?，價值觀上，中國缺乏安全感。
三、以自信重建當代的民族文化形態(tài)和價值觀
中國改革開放經(jīng)過30年，有成績，也有問題。如果用黑格爾的說法，正題、反題，然后走向合題。也就是說，未來的30年我們要走向合題：吸收前30年的利，擯棄前30年的弊，在不斷融合、取長補短的情況下，走出一條更好的路。
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我們的視野應該更開闊一點。1840年以來，中國的近、現(xiàn)、當代史一路看下來，今天中國起碼經(jīng)濟上起來了，雖然人均GDP我們還是落后的，但是不管怎么樣，我們有了一個總量。未來的幾十年內(nèi)，我們必然有一次空前的機會：中國真正到了重建自己的文化形態(tài)的時候。對此，我們應該有信心。過去被我們當垃圾扔掉的東西也許可以盤活，我們不必認為中國什么都不行，今天有這個條件，很多東西我們可以試試看。
當代中國文化形態(tài)在今天有機會形成，傳統(tǒng)的東西要現(xiàn)代化，西方的東西要民族化，既是中國的，又是當代的。比如傳統(tǒng)的詩詞，你要讓它能說今天的事兒，還要讓今天的人覺得說得挺地道、挺到位，有今天的感覺、有今天的氣息，這就得做大量的試驗。這樣試的結果，可能就出新東西了。樣板戲就是用一個傳統(tǒng)的東西來寫中國革命的題材，而且寫得很有精氣神兒，這就把傳統(tǒng)現(xiàn)代化了。試驗的前提是有信心，要是認為這些東西已經(jīng)不行了、已經(jīng)死了，那它就是不行了、就是死了。這需要不止一個人兩個人，而是大批的知識分子都得來做試驗。
只有在今天這個時代，我們才能做這樣的實驗，以前我們有這樣的抱負，但缺少今天的實力。我們還有很多東西要從西方拿來，我們要讓它民族化。把這兩件事兒辦好了，當代中國的文化形態(tài)就形成了。這種文化形態(tài)，既是以中國為本位的，又是向世界開放的，而且是有信心的。為什么這么說，我們是一個大國，是一個大的文明體，必須自主創(chuàng)新，沒有自主創(chuàng)新，中國發(fā)展不下去。自主創(chuàng)新一方面要為中國帶來出路，另一方面，我們摸索出當代中國好的文化形態(tài)和價值觀，會給人類歷史、給世界歷史帶來機會。這必須要靠中國新一代的知識精英、政治精英、經(jīng)濟精英，他們要有這種自覺意識，要有這種氣度和抱負。
再談一點價值觀的事兒。好的價值觀，我們繼續(xù)發(fā)揚，中國的歷史積累非常了不起，這是我們的財富。一個民族走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環(huán)境，就要有不同的需要。歷史積累就好像是一個大的倉庫，需要什么我們都可以找得到。再說這文明境界，西方的文明境界不如中國，他們歷史上有精深的技術，但是境界不高。我們有大同理想、天下為公這種很深刻的人道主義，西方近代以來科學技術發(fā)達，但是在人格塑造上，他們相當簡單，就是“我有你沒有、我能你不能、我強你不強”。在這些方面我們不必妄自菲薄，也沒必要盲目自大，有好多東西我們可以吸收過來，為我所用。在未來，首先是知識分子應該建立自信，在重建當代中國文明形態(tài)和價值觀的大目標下，在人類歷史的宏觀視野之下，知道當代世界體系是什么狀態(tài)，知道中國在當代世界體系里面是一個什么位置，這樣我們就會有更具體的長期目標、中期目標、短期目標，我們就能有信心、有步驟地結結實實地走下去。
結語
張文木說過一句話挺好：一個個人的崛起一定是跟一個民族的崛起綁在一塊兒的，才能事半功倍。王小東也有一句話說得挺好：中華民族天命所歸。這就是說我們的人口規(guī)模、歷史積累、文明境界，再加上資本主義本身有著深刻的危機，就可能推動我們摸索出好路子來，給世界帶來希望，給人類帶來希望。當你有天命的時候，就好像天風驟起，每個人的風箏一下就都能上去。沒有這種風的時候，那就相當于我們?nèi)チ税拇罄麃喨チ嗣乐?，我們都只顧個人的，拿著自己的小風箏猛跑，最后跑出一個相對二級風來，你的風箏也就飛七八十來米。但一個民族，當他要為世界歷史做開創(chuàng)性貢獻的時候，會把所有人的風箏帶上天。所以未來幾十年，那些看明白世界大勢的、想?yún)⑴c世界歷史的、有志氣的中國知識分子，一定要抓住這個機會。當然，對于我們一直堅持的好的價值觀，這也是一個機會。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社會科學》副主編）
● 本文在本刊編輯張亮對作者訪談的基礎上整理而成，未經(jīng)作者審閱。
中國的社會風氣需要第二次轉變
韓少功
摘要：中國窮怕了，中國人要追求幸福的生活。上個世紀80年代，文革時期那種凡私皆惡的極左的、僵化的思想被拋棄，中國的社會風氣實現(xiàn)了第一次轉變：從精神至上轉向發(fā)家致富，許多中國人將美國式的生活作為現(xiàn)代幸福生活的目標。自90年代迄今，中國轉向市場經(jīng)濟，工業(yè)化城市化高速起飛，物質(zhì)欲望得到充分釋放，道德淡化：凡公——社會正義、社會公德、社會公平、社會關懷——被視作幼稚而棄。中國的社會風氣需要第二次轉變，以尋求：思想和制度同步進行，利己和利他平衡，好的傳統(tǒng)在日常行為中身體力行。
一、欲望需要精神上的約束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重物質(zhì)輕精神的現(xiàn)象在中國已經(jīng)越來越明顯。為什么是從80年代開始？這要回溯一下當時的狀況，那時的中國已經(jīng)窮了很長一段時間，大家都窮怕了，急切地希望致富，過上現(xiàn)代的幸福生活。這個愿望，是可以理解的。
但對于到底什么才算是幸福生活？在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我看大家都比較糊涂，沒有比較清醒和理性的思考，這就出現(xiàn)了一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把現(xiàn)代的幸福生活直接等同于美國式的生活，而這個美國式的生活直到現(xiàn)在，我們才能夠看得很清楚：它不具有普遍性，只是一種特例。它完全是建立在上世紀50年代獨特的條件下的，比方說全球性的低油價，正是這種低油價維持了美國人的生活方式：美國占全球5%的資源但能耗卻占32%，這是一種高能耗的生產(chǎn)方式和生活方式。再加上，包括美國在內(nèi)的少數(shù)核心的所謂發(fā)達國家，既擁有技術強勢，又擁有一種依附體系：全世界廣大的地區(qū)是其廉價原料的提供基地和其商品傾銷的廣闊市場空間。顯然，美國是個特例，是不可能被全球所有的國家普遍地模仿、復制和照搬的。
對于美國的特殊性，上個世紀80年代的中國人，了解得并不清楚。當時，中國人夢想的幸福生活圖景是：開美國那樣氣派的汽車、住美國那樣大的房子。其實，憑中國的資源和人口條件，我們中國人是不可能過上美國式的幸福生活的。
上個世紀80年代那種對物質(zhì)有所要求，但精神準備不足的弊端到上個世紀90年代，日益顯現(xiàn)，且很嚴重。由此，以文化界、知識界為核心，掀起了一些思想的爭論和討論：關于人文精神、消費主義、拜金主義，等等。比方說關于欲望，我記得在90年代的時候就爭論得比較厲害。很多人都說，欲望是最神圣的、最偉大的，也是天然合理的。這當然有一定的道理，如果人沒有一定的欲望，那我們的經(jīng)濟活動、文化活動等都會失去一個重要的動力。但是欲望也是要可控的，它需要有一種精神上的約束，否則，無限的欲望是很可怕的。對這一點，也是在90年代，即在我們中國吃了很多苦頭、遇到很多障礙以后，而且是對國際的情況有了更多的了解以后，才慢慢體會到的。然而，在90年代，當文化界、文藝界一部分人發(fā)出了反對欲望這樣另類的聲音時，幾乎得不到廣泛的理解和支持，甚至反被認為是人民公敵：你要壞我們的事兒，我們的幸福生活要受到你們這類人的打擊、阻礙。顯然，在90年代的時候，少數(shù)人對這類問題還持比較情緒化的理解。進入21世紀以后，隨著中國物質(zhì)世界越來越強大，物質(zhì)與精神的背離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在市場經(jīng)濟背景下，如何繼承傳統(tǒng)，如何講道德，正在越來越多、越來越大地引起更多人的關注和思考。
二、對西方不要盲從，要實事求是
1.實事求是面對西方
前些年，國內(nèi)一家民調(diào)機構做了一個問卷調(diào)查：有一半的中國人都承認自己比較崇洋媚外。這個當然很容易理解，因為有一段時期中國的經(jīng)濟發(fā)展得不太好，社會矛盾也比較多，與西方的技術、經(jīng)濟各方面相比較都有一定差距。奇怪的是，中國的許多知識精英也是這種態(tài)度。其實，作為知識精英應該看得更高一點，不要把自己流于一般的市井小民，來一些瞎起哄。我們要虛心學習人家，這沒錯，但是不要把人家不太好的東西也當作是特別好的東西?；蛘叻催^來說，把我們中國一些好的東西罵得一無是處，這也沒必要，這就不是實事求是了，這也不是西方的態(tài)度。
西方當年意氣風發(fā)、大步邁進的時候，他們堅持實事求是，好的就說好，不好的就說不好，大家都是一些明白人。西方重視創(chuàng)造精神，并不是睜著眼睛說瞎話的那種瞎起哄。向西方學習，我們要學習他們的那種精神：實事求是。這方面尤其是知識精英一定要注意，因為一般的人他可能不大懂，他沒出過國，或者說他就是看看電視、看看廣告，就那么來想象西方，因此情有可原。但作為一個稍微有些文化的人，看問題不要那么簡單化。比方說，改革開放后，很多中國人都認為西方吃得好，其實并不是這樣的，西方人的飲食結構是有問題的。比如說美國有那么多胖子，體形那么糟糕，身體和健康都有問題，這顯然與他們的飲食結構存在問題有關。所以，我們千萬別學西方人的飲食方式，他們那樣吃肯定是不對的。現(xiàn)在世界上提倡一種地中海飲食，所謂地中海飲食，就是吃的植物比較多，菜呀、糧食呀，肉相對少一點。其實這不就是中國人的吃法嗎？我這是舉一個小小的例子，說明不要盲從西方。
2.西方文明中的特殊性
西方確實有不少優(yōu)良傳統(tǒng)，比方說西方的文明禮貌，且也很讓我們中國人仰慕和欣賞。但我們要明白，西方的這些禮儀是有其具體的形成條件的。比方說他的文化傳統(tǒng)，如騎士，講究紳士風度，是怎么來的？他是那種軍事貴族，有一套禮節(jié)。他有貴族文化，貴族文化就很講究優(yōu)雅。還有一個宗教文化，無論是教父也好、牧師也好，他不能嘻皮笑臉，他不像中國人那樣坐在一起就是哥們兒來哥們兒去的，然后是攀肩搭背、粗話連篇。他不會這樣，他的傳統(tǒng)要慢慢形成。
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原因是不能忽略的?，F(xiàn)代西方文明，得益于發(fā)展得比較早，當全世界都在過窮日子的時候，世界的主要資源、財富、專利所形成的暴利，都掌控在西方人手上。正因為西方有這么充裕的物質(zhì)資源和環(huán)境，西方人才能過上一種比較優(yōu)雅的生活，包括優(yōu)雅的文明禮節(jié)。比方說在另外一個民族，他處于連飯都吃不飽、房子也住不上的狀態(tài)，你要強求他有多么優(yōu)雅、多么從容，那肯定是強人所難了。所以，既要有一些文化傳統(tǒng)的條件，又要有現(xiàn)實的物質(zhì)資源的條件，在特定的情況下才能形成某一種文化現(xiàn)象，而這個現(xiàn)象隨著條件的改變，就會出現(xiàn)新的問題。比方說現(xiàn)在他們的物質(zhì)資源出了問題，經(jīng)濟如果出現(xiàn)衰退，如果一旦不把便宜的糧食和石油都賣給他們了，那他們就可能遇上新的難題，大麻煩就來了。在這樣一個特定的條件下，這些例子就用上了。
3.我們不要盲從西方
我們以前也有人說像美國人那樣天天開車就好，其實那時候石油很便宜。一旦美國人用石油，歐洲人也用石油，甚至連中國人、印度人、巴西人也要用石油了，當全世界都用石油的時候，這個石油肯定是要漲價的，而一旦漲價了，不光是我們不一定能過上那種想象當中的幸福生活，連歐美人現(xiàn)在的幸福生活也要大打折扣，這說明這是一個動態(tài)的結構在變化。
所以，對于西方我們要客觀地去看待，我們不要盲從西方，但也不要回歸到東方，重新把自己封閉起來。恰恰相反，最好的辦法就是要更加開放，讓大家更多地了解西方，這樣的話，我們那些莫名其妙地仇恨西方、崇拜西方這些問題才能夠解決。所以我們要更加地開放，而不要封閉。而且在這個開放的過程中，我們所謂的傳統(tǒng)，也在被我們今天所解釋、理解、利用、選擇，而不是所謂的原原本本的傳統(tǒng)。傳統(tǒng)，一定是被我們今人所理解和認識的傳統(tǒng)，它不是一個被古人所認識和理解的傳統(tǒng)。
4.對中國好的傳統(tǒng)要在日常行為中身體力行
我舉一個小例子。比方說一個搞基因的專家，他特別重視一種原始的物種，這個物種沒有經(jīng)過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的污染和干擾，完全是那種古生物的、原始的種子的基因，但是要找到這種基因必須用現(xiàn)代特別尖端的技術。所以說，如果沒有現(xiàn)代的技術你是沒有辦法認識和發(fā)掘出來的。這里面看起來是兩個東西，那你說這個東西是現(xiàn)代的還是傳統(tǒng)的？具體說這個東西是傳統(tǒng)的，它是最原始的物種，但它同時也是最現(xiàn)代的，為什么呢？如果沒有最現(xiàn)代的技術，你根本無法識別，連描述你都做不到，就更不要說利用了，因此是這樣的一種狀態(tài)。所以說，對于傳統(tǒng)而言，它不是那么一種簡單地回歸呀、復興呀，不是那樣的。它是被我們現(xiàn)代人所重新認識、描述、闡釋、篩選、利用、組裝的，它是這樣的一種情況。從某種意義上說，傳統(tǒng)應該是現(xiàn)代的一部分。
我們一些舊的傳統(tǒng)，其實它也是很人性化的，并不是那么可怕，但是很有可能被我們以前一些妖魔化的宣傳和理解所扭曲。我舉一個例子，宋代著名的思想家朱熹提出“去人欲，存天理”，其實這個天理人欲都曾被誤解了，以前我們好像把天理就當作是一種天道，服從于一個抽象的概念。其實天理在宋人的解釋中，是很人性化的，說的是什么呢？你看像程灝的那些解釋：就是吃飯、穿衣、住房子，這些就叫天理。什么叫人欲呢？就是說你過分了。比如說你住了一間房子，你還想要十間。所以，它是很有分寸的。人正當?shù)男枨蟾^分的私欲是要有一個區(qū)分的，而我們后人的理解卻把它妖魔化了，就說是人卻不講人情，連人欲都要滅掉，飲食男女都被視為滔天大罪。這完全是一種妖魔化的誤解，這把我們古人的智商也低估得太厲害了，古人哪兒那么傻呀！
那么在今天，如果我們要身體力行，來繼承我們某些好的傳統(tǒng)的話，這不很簡單嗎？我們到生活中去了解一下，哪些是我們正常的需求？哪些是我們過分的私欲？這個我們每個人都要從自己做起，從我們周圍的一些小范圍做起，這就是一種最好的實踐。我注意到很多的企業(yè)家，凡是優(yōu)秀的企業(yè)家，沒有一個不注意他的企業(yè)文化的。只有那些暴發(fā)戶、賺幾個臟錢的那種人，他們可能不注重。若真是一個好的企業(yè)家的話，他就會非常重視自己的企業(yè)文化。什么叫企業(yè)文化？就是有一種心靈道德的管理。也就是說他不光是一個賺錢的能手，而且是一個道德上的楷模，他要有感召力、凝聚力和影響力。在一個企業(yè)里，他既要靠他的制度管理，也要靠他的思想教育。不懂得這一點的企業(yè)家，他經(jīng)營的企業(yè)一定是短命的，一定是做不起來的。我覺得把這些工作做好了，就能在我們的辦公室、車間、校區(qū)、營房等，把這些所謂的道統(tǒng)或者傳統(tǒng)美德加以利用。其實這是一件具體的事情，并不是一個特別抽象的、玄奧的真理，然后我們要用一個非常大的投資，建立大的規(guī)劃、藍圖在那兒來做，我覺得那個東西說得太空洞了，其實最具體的、最實在的、可靠的，就是每個人的日常行為。
三、誰來承擔道德教化的職能
中國的強大，中國人的富裕，離不開物質(zhì)的發(fā)展，也離不開道德。道德不是天生的，它需要教化，需要養(yǎng)成。
1.儒家的倫理在中國漢區(qū)仍在起作用
人類在歷史上有很多的經(jīng)驗。從歷史上看，在歐洲或者除了歐洲以外的其他某些地區(qū)，主要是用宗教來約束人的貪婪和欲望。資本主義在歐洲興起的時候，不光是有人的欲望的解放這一方面，另外還有一個方面，如德國的學者韋博所說的資本主義精神，而這個資本主義精神的內(nèi)涵就是宗教倫理，就是基督教革新以后的宗教倫理，對人精神上的很多規(guī)范。比方說人不能說假話、人要誠實地勞動、人不要做壞事，是這樣的一種東西，它當時平衡了資本主義初期的那種利欲熏心、唯利是圖的沖動，如果它達到了一個很好的平衡的話，社會就能健康地向前發(fā)展，也能夠保持一種穩(wěn)定。
但是有一些國家這方面的經(jīng)驗卻不足，像在我們中國古代，有一點宗教，如在漢區(qū)（不包括西藏和新疆），主要是一種儒家的思想倫理在起作用，但后來又有佛教的一點東西，但是主體上還是儒家的倫理在起作用。儒家的倫理有的人認為也是一種準宗教，有的人認為這是一種學術，都具有道德倫理。這個東西怎樣定性并不重要，但是它都起到了一種規(guī)范人類社會行為的作用。比方說仁義道德、人不能做壞事、君子與小人是有區(qū)別的、大家當君子不能做小人等，這些都是一些倫理規(guī)范，它也起到了作用。
那么在當代中國應該靠什么來作用呢？這個東西確實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因為中國的宗教傳統(tǒng)不是很深厚，尤其是在漢區(qū)，我反復地強調(diào)是在漢區(qū)，因為在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宗教發(fā)揮的作用還是比較大的，但是在漢區(qū)宗教傳統(tǒng)比較薄弱的地方，也有一些宗教。但是一些宗教的組織卻很腐敗，也很虛假，甚至是忽悠人，他們的目的是來騙錢、斂財。包括我們的很多信徒，到這樣的宗教場所去活動，它不具有西方宗教那種道德自省的要求，我們很多的信徒到寺廟里面是去做生意、求子、求福、求財。比如我給神仙一些好處，神仙給我一點好處，這樣一種狀態(tài)他完全沒有我懺悔、我檢查、我是不是有道德上的錯誤等心靈內(nèi)省，這種宗教活動的性質(zhì)與西方宗教的性質(zhì)相比，應該說差別還是很大的。
2.共產(chǎn)黨的行政手段承擔了道德教化的職能
在中國，宗教傳統(tǒng)有限，而儒家倫理那一套老的文化傳統(tǒng)，又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被大力地破壞、摧毀，甚至顛覆了。在這樣一種情況下，道德教化上的空白怎么來填補？這確實是一個值得研討的問題。在一般情況下，我們中國人很容易想到的就是行政手段，就靠政府。比方說我們黨的組織、政府的組織在很長時間里就承擔了道德教化的職能，這跟西方有很大的區(qū)別。像我們的部隊，有指導員、政委，西方的軍隊里沒有這一套，但有隨軍牧師，隨軍牧師是干什么的呢？他就是搞思想政治工作、道德管理這些。但是我們中國是靠黨政這樣的力量來做的。黨政的力量從實際中來看，也有許多的弊端。比如說對個人生活的干預、進入有時有不恰當?shù)牡胤?。尤其是黨政的一些官員，當他自己的道德質(zhì)量很難保證的時候，他的這種示范效應，他的這個所謂主導作用、教化作用就會大打折扣，甚至起到了一個大的反效果。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怎么做？我覺得這確實是擺在中國人面前的一道難題，如果說中國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有很多難題的話，這可能是頭等的大難題。中國人的思想道德怎么來管理？用什么樣的方式？動用什么樣的資源？找到一條什么樣的路子？這都是非常大的問題。
3.傳統(tǒng)的有益經(jīng)驗，應作為今天思想文化的資源
傳統(tǒng)的東西作為一種思想文化資源，這個資源都是可以利用的。比方說我們老祖宗的這個儒家的傳統(tǒng)，包括西方的宗教，如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猶太教，這一些有效的資源都應該被我們重視和利用。如何利用呢？這可能有一個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還有我們在現(xiàn)實實踐中，也會產(chǎn)生一些新的經(jīng)驗，包括我們在革命時期，我們用行政的手段，來推進這種道德教育和道德管理，也不完全說是一無是處。比方說我們學雷鋒、學焦裕祿，學習一些先進的英模人物等，不是說這些運動具有一些負面的效果和意義，他們在一定的時期也起到了一些好的作用。包括美國的西典軍校也學雷鋒，也把雷鋒當作學習的楷模，他們也可以把我們的實踐經(jīng)驗當作學習的資源。但反過來說，我們也應該把人類歷史上、古今中外，凡是在道德管理和教育上這樣一些有益的經(jīng)驗，都應該作為我們思想文化的資源。包括現(xiàn)在有一些人說，我們把儒家的一些東西找出來加以利用。這當然也不錯，因為我們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也有特別偏激的一面，就是把儒家的某些道統(tǒng)，尤其是宋明以后，儒家問題比較多的時候，對它們進行合理批判的同時，把儒家某些有益的因素也給丟掉了。正如我們所說的，在潑洗新生兒的臟水時卻把新生兒也給潑出去了，是不是這個道理？因為在宋明以前，尤其是在漢唐、先秦的時候，那時候儒家作為一個生機勃勃的思想流派也好，作為一個新的思考的方向和文化的建設也好，確實也有一些合理的東西，尤其在修身、齊家這方面積累了很多的經(jīng)驗，這個翻翻《論語》，翻翻以前的經(jīng)典，我們青年人也會感到一種會心的認同，就是日常的一些生活經(jīng)驗我們今天拿來也是有用的，也是不錯的。這些東西我當然覺得也是好的，但是我們也不要走極端，說我們有了儒家就行了，其他的我們一律不要了，有了儒家我們就可以包打天下，這種情況也是很片面的。
四、我們的社會風氣需要第二次轉變
1.思想和制度建設一定要同步進行
對于儒家千百年來所形成的傳統(tǒng)，我們要合理地繼承。但也有人認為，中國的傳統(tǒng)一直在那里，道德訴求很容易，但是無法自動地變成現(xiàn)實。對于中國來說，目前關鍵在于找到落實價值目標的具體的制度化的機制。在我看來，其實政治制度和思想管理是相輔相成的，它肯定了好的思想的推廣，或者運用，但它一定要有制度性的保障，它不光是說一些好話、一些勸誡，雖然這個東西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我們不能把人性估計得過高，有時候它就需要有法律和制度來加以約束。如果像那樣的話，它的一個假設的前提就是每個人都是圣人，每個人都特別懂道理、特別明智、特別理性，只要一把道理說通了，他就會這么干。其實不是的，我們不能在這一點上犯幼稚病，以為人性都是那么高尚。有的人他就是不講道理，他的利益決定了他就是不講道理，他之所以不講道理，因為他是用屁股來指揮腦袋的。并不是說有些人他想學壞，是現(xiàn)實的許多利益條件驅使他變成了一個貪官，或者變成了一個刁民。在這種情況下，你必須要有強有力的手段，就是說如果我們在思想上吹吹暖風，就能把這個問題解決，那太天真了，這個問題和制度的建設一定要同步進行。
像美國和歐洲的許多經(jīng)驗，他們說不要隨地吐痰，比方說下雪天把自己家門前的雪要打掃干凈等等，都是法律強制下產(chǎn)生的一些習慣。因為法律規(guī)定了，如果下雪天一個人在你門前摔倒了的話，你就要負法律責任，你就要付出巨額的經(jīng)濟賠償，或者說要承擔刑事責任。我們可以把這看作是言行并罰，這樣慢慢的某些生活習慣就養(yǎng)成了，某些道德風尚就形成了。反過來說也是這樣，沒有一個好的道德風尚建立起來的法律也是有問題的。有時候為什么說法不治眾呢？大家都不這么做的時候，你定了多少法律都是白搭、沒用，所以這個一定要雙管齊下。一定是硬的約束和軟的實力并行，一定要軟硬兼施。這樣的一種管理，對于管理者來說一定要非常清醒才行。
2.利己和利他需要尋求一種平衡
如果說我們的社會風氣需要轉變的話，那現(xiàn)在應該是第二次轉變的開始。我們在新世紀，大概有這樣一個過程。第一次轉變是發(fā)生在上個世紀80年代，我們已經(jīng)對文革時期的那種極左的、刻板的、僵化的體制和思想狀態(tài)進行了轉變。比方說以前的“斗私批修”，即不能有任何的私心雜念，像這個東西當然是過了，于是在那個時候我們實行了第一次轉變。但是那次轉變也帶來了一個負作用，許多人誤認為利他都是罪惡的、可笑的、無理的，這個東西當然很荒唐、也很幼稚，這是對社會很有危害、對自己也很有危害的一種觀念。這一點很多人不一定要擺在桌面上來談，實際上我們中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尤其是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有相當一部分人的心里就是這么想的，就是說今后再也不要當傻子了，再也不要考慮到他人、集體，更不要說國家了。這樣的情況當然是有問題了，而且是非常有問題。斗私是不搞了，我們就要來斗公，凡事提到公，那就不對。提到社會正義、社會公德、社會公平、社會關懷，那都是幼稚可笑的，這樣一種思潮當然是很有問題的。其實，中國古人和現(xiàn)在的老百姓都很明白，有句老話叫“上半晚要想自己，下半晚要想別人”，這就是說利己和利他要有一個平衡。而在利己和利他平衡的時候，對自己和對他人都是一種最優(yōu)化、效益最好的狀態(tài)。
3.人性并不都是自私的
人性并不是完全都是自私的。西方的科學家做過很多這樣的實驗，比方說小孩在三歲以前，在完全沒有意識或者是在無意識的狀態(tài)下，他經(jīng)常會有無意識的利他的動作和行為。比方說一個人的東西丟了，這個小孩兒他可能是下意識地把它撿起來還給這個人，這是一點。第二點，動物學家和生理學家都發(fā)現(xiàn)，這些無意識的或者說是沒有理性的、沒有文化的生命體，包括動物，在它們的生活中也充滿了利他行為。比方說母親對兒子，甚至是兄弟姊妹之間、同類之間，他們都有一些下意識的利他行為。所以說人性只剩下自私這一點，是沒有任何科學上和理論上的根據(jù)的。
結語
從我們社會的實踐和發(fā)展來看，人類從來就是在利己和利他之間尋找一種不斷的平衡、不斷的不平衡、又不斷的平衡這樣一種狀態(tài)，而且社會發(fā)展最好的時候往往是它處于平衡狀態(tài)的時候。正因為如此，在現(xiàn)實生活中，我們會發(fā)現(xiàn)那些特別自私自利的人到最后是要栽跟頭、吃大虧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對于這些前人的經(jīng)驗，包括人生理學上的一些基本事實，可惜我們在很短的一個時期內(nèi)忽視了，從而一味地以自我為中心、以物質(zhì)為中心，棄我們優(yōu)秀的文化傳統(tǒng)于不顧，由此產(chǎn)生了誤導我們思想的一些幻覺，以為這樣我們就找到了真理。到今天，中國的社會風氣需要繼改革開放之后進行第二次轉變，這對于很多人來說，都是一個很大的任務。
（作者：作家、海南省文聯(lián)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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