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今天知識左翼的云集不僅僅是因為甘陽的號召，而更多地與甘陽所思考的問題有關。簡而言之是，今天知識左翼所深深憂慮的是，現代西方文化隨著全球化的同質化進程，使得今天的文明多樣性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創傷。一種其內部有如此之多問題的現代西方文明，竟然要同化全球所有的異質文明，甘陽悲觀地說，這必定是一個毀滅性的結局。如何重建現代西方文化的外部，首先成為中國文化生死攸關的問題，也是人類生死攸關的問題。這就是今天與會的知識左翼最為核心的關懷所在。
而那些宣揚普世價值、普世文明的人，心中所思所想，卻仍然是那個西方現代文化，他們在普世價值的預設下，假定了西方現代文化普世的完美圖景，并且假定了其足夠的包容性。然而，事實是，西方現代文化在21世紀的最初十來年的迅猛發展，已經超出了甘陽的預計，他說，這一同質化的速度之快，甚至使我們無法試圖去想象八十年代的文化狀況是什么樣子了。對于同質性的追問，導向了對普世價值的懷疑。真的有普世價值嗎？趙汀陽追問道，假定真的有的話，那么這一價值至少得成為模仿價值，而模仿價值首先要滿足兩個條件：第一，這一價值是所有人都愿意、都可以模仿的；第二，如果不愿意去模仿，那么也不會導致災難，或者模仿了，也不會導致災難。可是，所謂的民主，是這樣嗎？作為尊崇普世價值的新儒家代表，杜維明甚至也承認，請記住，美國從來不會宣傳超出其國家利益的東西。
正如美國無法超越其國家利益，而作為中國人，我們也喪失了對另一種文明的實質性的想象力。甘陽說，這就是他悲觀的原因。中國有沒有可能現代化但不是西方化？甘陽很悲觀，但是不絕望。重申一遍：為什么問題如此嚴重、崛起不足五百年的西方現代文明，對于全球文化的同化過程所帶來的毀滅性后果，人們竟然渾然不覺，反而以標榜普世價值（比如西方式的民主）為由去追隨？甘陽說，那些要和他辯駁，試圖與他的悲觀作斗爭的自由主義者們、普世價值的吹捧者們，他承認他辯駁不過他們。辯論在這里無效了，因為西方文明在今天的惡果如此日甚一日，速度之快令他茫然不知所措，他只能痛苦地看到這一趨勢的毀滅性發展。
所以甘陽提出了儒家社會主義的概念，從與會的發言以及自己的體會來看，儒家社會主義相比于現代西方具有充足的異質性：首先它是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甘陽說，本質特征是平等，而西方民主，本質特征是自由；其次它是儒家的，也就是中國古典的。儒家社會主義既是形式與內容的結合，也是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結合，還是混融為一的“通三統”。儒家與社會主義的結合，或者是重建西方現代性外部的方式。對這一概念的追問是，儒家在今天還能存在嗎？它除了是游魂之外還能借尸還魂嗎？今天中國的社會主義，在齊澤克看來，根本就是典型的資本主義，它還是社會主義嗎？儒家與社會主義的關系又如何？
首先，楊立華說，儒家與資本主義是不可能結合的，儒家的關注點是家庭，是集體，而資本主義建立在原子個人主義的基礎之上。所以，新儒家所提出的儒家資本主義，實在是標榜普世價值的翻版——這與汪暉對新儒家的批判有類似。其次，唐文明說，儒家不能僅僅停留在批判性的立場上，它還需承擔建構性的功能。——的確，甘陽回應說，儒家相比于道家、佛教，它在歷史上就承擔著組織日常生活的使命，而后兩者是拋棄家庭，脫離日常生活建制的，因此，如果要復興中國傳統，只有儒家更有可能。然而，對于這樣一種建構性的承擔，唐文明和張祥龍提出了多種多樣的實踐性方案，但總是遭到了不可思議的笑聲或者懷疑，因為儒家在今天必然面臨的問題是，如何處理資本的問題，如何處理科學的問題，如何處理民主的問題。因此，對于儒家的借尸還魂，至今沒有很好的答案。但是汪暉說，在今天，重提儒家、社會主義的問題，是重新把握問題的新穎性的契機。今天提出儒家社會主義的新穎性，需要被迫切地理解到，對儒家的建制化的懷疑并不能取消這一問題的新穎性。
其次，今天中國還是社會主義嗎？羅崗引用齊澤克的話說，在今天，中國成為最大最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因為它對內壓迫，對外擴張，政治專制，這是西方資本主義理想的發展方式。然而在今天，關鍵問題不在于到底中國是不是資本主義，而在于我們到底要不要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問題并非某種派別立場的問題，這也許是甘陽試圖超越左與右所表明的。因為關鍵問題不是要根據對待社會主義的態度來確定左派或者右派的立場，而是我們要不要重建資本主義的外部？何況，正如羅崗和崔之元所說的，今天西方左右兩派的存在，所承擔的任務是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動力，左右兩派構成合力，鞏固了資本主義。所以，談論左右兩派的意義已經喪失。今天左派不僅面臨著巨大的困境，而且它本身因為這一困境已經深深地內在于資本主義。這就是超越左右的意義之所在：超越左右在今天，意味著拋棄左右兩派同時內在于資本主義的立場，并且試圖跳出來，站立在資本主義外部的努力。因此，社會主義的問題，不是派別問題，而是與中國知識左翼的核心關懷內在關聯。這也是為什么，不是左右，而是文明·國家，成為甘陽的關注重心所在。
甘陽對儒家與社會主義的關系，似乎并沒有直接回應，而是針對唐文明對其“通三統”的分析，給出了某些暗示性的回應。比如，甘陽認為通三統中的“三統”，其側重性顯然有一個時間表。也就是說，什么時間段側重哪一種“傳統”，這是要根據時代的變化來作出調整的。儒家社會主義顯然是與通三統的邏輯理路一致的，但是其內部的關系到底如何，甘陽似乎難以給出具體的回應。顯然，甘陽關心的是始源性的問題：首先我們要不要通三統。今天，這一問題還處在深重的詰難之中，因此，儒家社會主義對這一理論的深入或者是更為明確地表明了這一始源性問題的重要性與迫切性。甘陽對這一問題的始終如一的呼吁所面臨的如此艱難的境地，暴露了一個絕望的知識狀況，那就是，在今天，中國知識左翼的核心關懷是多么深厚，對它的質疑就多么激烈。這就是為什么今天所謂中國文化的自覺仍然建立不起來的根源。更為直接地說，對于中國文化自覺的意識，在今天都處在一個需要登高疾呼的境地。在鐵屋子里的人沒有打破鐵屋子的訴求，那么談論在鐵屋子外面如何行動，就面臨著袖手空談的指責和邊緣化的危險。
更何況，何謂中國文化的自覺，都顯得面目模糊，這一點體現在會場首先開始討論“對話”的議題上。對于趙汀陽與楊立華來說，中西對話的可能性何在，這仍是一個值得懷疑的問題。因為，處于強勢地位的西方，如何可能平等地與中國對話？哈貝馬斯交往理性的最大問題在于，我們可以在mind的層次對話，但是在heart的層次上，卻始終無效。沒有什么普世價值是絕對通貨，而價值的信奉是heart的領屬。那么，如果對話的后果是同質化，那么楊立華說，中國文化有個特點：知止，對話要知道對話的限度何在，才能避免同質化與強加所謂普世價值的后果出現。這是一種基于文化自覺的立場的發言，對“對話”的反省表明其對自身文化的某種清醒的立場。然而，對于致力于中西文明對話的新儒家杜維明來說，顯然是不可接受的。杜維明堅持認為，中西的核心價值是可以對話的，而且是平等對話的。杜維明仍舊站立在普世性的立場上發言，但也同樣表現出某種文化的自覺。然而，這一自覺的指向性卻如此不同，足以看出談論文化自覺的困境何在了。普世性一旦不存在，那么必然有些價值無法通約，普世性存在，那么核心價值便可并置于普世性的框架之中。但是杜維明忽略了與會者的大多數意見：文明、價值必須找到實際的承載者，那就是國家，一個足以與西方抗衡的經濟、政治、文化實體。國家消亡，談什么文明？談什么對話？實際上，就此而言，杜維明的立場仍然是所謂西方普世性的立場，中國文化的普世性是在西方文明的普世性之內談論的。這一點也可以從他總是舉美國以及美國的事例來進行論證可以約略看出，他在舉例中時時刻刻顯示出某種優越感與對西方現代文明的贊賞。
今天，中國知識左翼作為一個名詞還能存在的話，那也需要重新定義，因為至少甘陽已經首先表現出保守主義的立場，并且知識左翼內部表現出強烈地超越西方意義上的左右之分的努力。如果在中國知識左翼內部能容納保守主義的立場，如果中國知識左翼的核心關懷已經超越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文化與制度之爭（盡管他們還在這一基礎上展開討論），那么，什么又是中國知識左翼呢？那些將所謂的中國知識左翼貼上“新左派”以取得象征資本的勝利，并且時刻不忘西方普世價值的鼓吹者，讓我們假定他們的夢想一旦成功，結果又如何呢？“民主”確立起來了，“自由”確立起來了，普世文明確立起來了——姑且不談這些民主與自由的落實如何，更為關鍵的是，一個重建西方現代文明外部的可能從此喪失了，一個同質化的世界末日從此到來了。如果“民主”、“自由”宣稱為普世價值只是一種策略，一種批判當今時代的一種策略，那么這當然值得理解。施特勞斯說，我們要區分“屬己”之物與“善”，不能僅僅站在“屬己”的角度去為“屬己”之物辯護，不要忘記，在“屬己”之物之上，還有“善”。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民主、自由還不是“屬己”之物，還表現為“善”，因此憑此去批判當代社會還是一種有效的策略。然而，當民主、自由已成為“屬己”之物的資本主義世界已經充分表明了這一“屬己”之物與“善”的清晰的區別，而我們還一廂情愿地致力于追求這樣一種表現為“善”，實際卻具有“屬己”之性的事物，這不但是可笑，而且極為可悲。“善”需要重新被表征，以區別中西對“屬己”與“善”的不同立場的矛盾，這就是中國知識左翼的核心關懷所在，也是我們重新理解中國知識左翼的關鍵所在。
2011年12月31日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注：配圖來自網絡無版權標志圖像，侵刪！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烏有之鄉
責任編輯：執中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