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時代的民主和正義

加布里爾（Sigmar Gabriel，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席）

很高興今天有機會就民主與正義的現狀，探討幾個基本問題。為此我要特別向社民黨文化論壇和Julian Nida-Rümelin表示感謝！

社民黨文化論壇的“哲學與政治”系列研討會，迄今已舉辦到第12場了。我發現，這類適合思考根本問題并開展辯論的場合，對于今天的世界而言，具有前所未有的意義。因此，很高興文化論壇邀請了汪暉教授，這位當代中國最重要的社會哲學家之一。他對世界范圍內民主發展形勢的評述，讓我感到頗為新奇，但也極富啟發性。

在當前的形勢下，由汪暉教授這樣一位中國左派思想家做出這種批判，令人興奮。我們都知道，中國和西方國家之間正在“打乒乓”，爭論真正的民主到底在哪里。這并非今天的主題，所以我不予評論，何況汪暉教授講的也是別的主題。他對中國和西式民主都有批判。汪暉教授論證說，社會平等的缺失，從內部掏空了有形的民主制度。他認為，其根源在于精英同大眾之間的不平等日益加劇。他將這種疏離化的結果稱作“代表性的斷裂”。

經濟金融危機對民主的威脅

我相信，在平等這個問題上，將中國同西方相提并論，會令在座一些人感到詫異。這是在挑戰西方通行的觀點。

但我認為，了解不同的視角，將有助于我們大家做出更清醒的觀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看清：將活躍的日常政治爭論同民主的正常運作聯系在一起，是我們的一種思維慣性。許多人認為：只要有選舉，只要媒體可以自由報道，只要沒有人因其政治觀點而遭到囚禁，就天下太平了。于是，通行的觀點認為：有了民主的法治國家，就萬事大吉了。

但我們必須自問：這種觀點今天還能不能站住腳？有許多警示信號表明，對民主的信任，即使在我們西方也有所減退。近年來我察覺，民眾日益遠離政治。投票率屢創新低，就是一個表現。

更令我憂慮的是，在歐洲乃至德國，對政界的行動能力乃至行動意愿的信任也已降到低點。一種雙重的無力感攫住了人們。一方面，人們在不受約束的金融力量面前自覺無力，另一方面，人們覺得政界已沒有足夠的能力去干預金融事務了。

并非人們對政治喪失了興趣——許多人的政治熱情很高。只要人們覺得，這回有點真格的，選舉的人數甚至會創新高。凡是選舉參與率提高，莫不是因為選民們知道：這次關系重大。要么就是，人們發現了一種新的政治力量，于是將希望乃至不滿投射于其上。這種時候，往往也會出現意外的選舉結果與超高的參與度。

比方說最近的巴登—符騰堡州州議會選舉：在許多選民看來，這次選舉關系到，我們能否擺脫核能。所以很多人跑去投票。

但除此之外，針對各種政治機構、黨派、政治家，當前的信任水平都很低落。

已經獲得的信任也在褪色：一部分選民已不再相信，政治能夠決定人們的工作、生活和社會條件，使其趨向改善。

越來越多的公民認為，經濟強勢者、游說集團、銀行、金融市場正在左右著他們的生活。還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我們這些人——政治家們——根本無心改革，而是只顧自肥。

“他們滋潤了，我們苦逼了。”這種心態目前很普遍，不光是在德國。那些自感“苦逼”的人，并不是窮困潦倒的人，而全都是那些感覺同政治相疏離的人。

此外，政治也受到一種來自“滋潤”階層的蔑視。這種蔑視存在于經理室、交易所和編輯部里。我總忍不住要對他們抗議幾句。有很多銀行家，不僅對自己的業務一竅不通——要不然他們就不會做那業務了——而且對民主社會一竅不通。他們當中的很多人根本就瞧不起政治家，瞧不起我們所從事的事業。

我相信：汪暉教授的論題——所謂精英與大眾之間的疏離，即使在西方民主社會，也能找到許多論據。

信任的缺失是很危險的：不論是對于民主制度而言，還是對于社民黨而言，都是如此。對社民黨而言更是危險中的危險。社會民主制度存在于世，全賴人們心懷一個希望：政治參與能夠改善生活。如果人們感覺，政治參與什么也帶不來，那就是社民黨的末日，因為它的存在，靠的不是“剩余價值”，而是人們的“剩余希望”。

盡管保守黨派也同樣受到民主參與熱情衰退之苦，但有一句古老的口號，可以動員起足夠多的保守選民去投票，那就是：如果你不去投票，左派就要上位了。左派指的是我們。這一招一向管用，但現如今也慢慢顯得不夠用了。

選舉和有效的公共生活是民主的兩個前提。我們今天好些最嚴重的問題恰恰出在這里。造成政治和政治家的信任度如此低下，媒體也是出了力的，它們的報道方式只會加劇失望和日益增長的不信任。偶爾的丑聞炒作和常見的聚焦個人，有時令媒體喪失對政治可行性和可能性的一種視野。那會在民眾中制造錯誤的期望，煽起偏激的怒火。

但我在此不想多談媒體。只有當辯論有助于發現最佳路徑，有助于澄清普遍利益之真正所在，政治公共生活才算名副其實。

但這樣的辯論越來越少見。關于全民最佳路徑的辯論，被偏執情緒和“市場”需求排擠到一旁。如今，這種局面仍然在為投機資產提供庇護，仍然在為向納稅人轉嫁投機成本的勾當涂脂抹粉。

這種情況最突出地表現在幾個高負債的民主國家，也就是愛爾蘭、葡萄牙、希臘和意大利。

眼下希臘的情況，已經算不上是什么有形的民主了。希臘人自己覺得，他們的命運操縱在市場和外國政府手中。這是一種危險的印象。

前些天我們眼見意大利前總統貝盧斯科尼引退，直接的壓力是國債利率高企，而我要說，還有許多政治上的理由導致他應該下臺。雖然這樣一個結果讓我頗感輕松，但這整個事件值得警惕和憂慮。數十萬意大利人的抗議示威沒能做到的事情，卻由債券市場的匿名力量做到了。

扳倒貝盧斯科尼的同一股力量，也推行了延遲退休、降低工資、減稅和裁撤公共服務。這些措施都號稱別無他法，其實是為了滿足出口競爭力和債券市場的期待。

顯然，如果一直向民眾灌輸，現行政策是“別無他法”的，那么這些政策遲早會獲勝。這種政治上“別無他法”的暗示，是民主話語的毒藥，也是德國政治形勢的毒藥。

所以我們社會民主黨人不能再誤判形勢，這不僅關系到現政府的去留，更關系到政治本身的成敗。公民們越來越難分辨社民黨、基民盟、自民黨，往往籠統地談論政治“那回事兒”：他們滋潤了，我們苦逼了。

我要說，我們社會下層和上層之間的距離拉大，并非錯覺。匿名的金融市場力量不受約束，其中蘊含著對一切政治事務的經濟化，在此背景下，德國人心里不禁漸漸浮現一個問題：對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們的民主究竟還能不能說了算？

金融危機開啟了規范金融市場的大討論，這討論令最后知后覺的人也覺察到：民主已不能對這些規則獨立地做出決定了。在某些歐洲民主國家，人們甚至要得到這種印象：現如今，是國債利率的高低決定了，政治究竟還能有何作為。

事實是：在第一輪金融危機之后的2008、2009年，著手規范金融業的條件不錯，盡管如此，發達國家在有效監管金融市場方面進展寥寥。

各國公民則發現，保釋銀行業的成本并沒有讓銀行和機構投資者承擔，而是轉嫁到了民眾頭上。

在大多數國家，包括德國，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能夠出臺金融交易稅，富人的所得稅也沒能提高，危機成本的公平分擔也就無從談起。在勞動者收入較危機前顯著下滑的同時，高收入、資本利潤和紅利報酬卻繼續攀升。

沒有人會真心相信，危機成本的分配是公平的。只有一些已經潰不成軍的自民黨自由派還嘴硬說，這種分配方式最終會對全民有利。今日已經明了，仍在不斷累積的危機治理成本，正將歐洲的民主引入深淵。

許多質疑是合理的：這種演變是必然的嗎？為什么我們的社會生活、尤其是經濟生活中許多重要事務的決定權，從民主的手中給奪走了？最后，我們能做些什么，來對抗民主的式微？

不平等與民主

汪暉教授剛才的演講中，已經對這個問題給出了一個明確的回答：他說，精英和民眾之間的社會不平等加劇，要為民主的危機負責。

社會秩序同政治秩序不再相互符合，汪暉教授如是說。他想表達：公民平等的原則遭到了社會不平等的挑戰。我認為，他這些思考的大方向很正確，也能夠得到哪怕是來自德國的數據、資料和事實的支持。

在我看來很明顯：在現政權下，政治決定日益遵循經濟的邏輯與利益。

而社會生活——家庭、社團、企業和社區的訴求排到越來越靠后的位置。當初對我們許下承諾：我們做出犧牲，日后會變得更富裕、更自由。如今我們可看清楚了！

我們可以好好考察一下，曾經趾高氣昂的自由主義，如今縮水得還剩下些什么。即便是像《法蘭克福匯報》出版人席爾馬赫爾（Frank Schirrmacher）那樣保守的人，現在也大聲抱怨：民主制度被極端自由派簡化成了市場機制。在經濟自由的幌子下，金融界那些耍把戲的把自己變成巨富，卻讓其他人和環境去付出代價。

結論很清楚了：堆積如山的財富限制了越來越多人的自由。留給普通人的，只是替這種被曲解的“市場自由”去承擔無盡的成本。一句話：納稅人不光是承擔了危機成本，他們也喪失了部分自由。

事實真相是：今天的危險，早已不是國家對市場的扼殺，威脅我們的是，整個民主成了少數投資者財富的犧牲品！

這跟自由的真意已沒有絲毫關系。少數個人的自由、毫無顧忌地利用資本增進個人財富的自由，同全體公民的自由平起平坐。這危及民主的核心。在這樣一種社會中，有產者比其他人更平等！（譯者注：喬治•奧威爾《動物農場》中說：所有的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這是新封建社會！

我以為，單憑競爭本身并不能增進自由。只有基于規則和價值，確保所有人的機會公平，才會有自由的競爭。一切其他的競爭都會導致壟斷、欺詐和排擠。

對民主而言，后果很嚴重：權力壟斷或公民權利的不平等分配，會瓦解自由社會的基礎。

長期以來，自由派和保守派一直在布道說，我們必須信賴市場法則。據說有一條原理萬世不易：唯當市場能自由而不受干擾地運作，才能產生無盡的經濟動力。

為了證明其論點，這些自由派援引美國、英國、愛爾蘭乃至中國的所謂成功案例。現在我們知道，這些所謂的成功，代價有多高。

金融市場危機再一次動搖了對“看不見的手”的信仰。作為一名社會民主黨人，我知道那種信仰從來就是無稽之談。新自由主義教義非但沒有帶來更多的自由和福祉，反而威脅到了我們社會的團結。

所有人都能一眼看出，德國的社會團結正分崩離析。20年來，工資增長停滯。今日，負有社保義務的工作者，約有十分之一還需要打第二份工。不難想象，這些人的家庭生活和健康狀況會受到何種影響。

如果衡之以OECD定義的“低工資”水平，那么在今天的德國，負有社保義務的全職工作者，有接近四分之一的人，其收入在這一水平線下。這不僅讓人們受苦，也拖累了社保基金和宏觀經濟運行。

另一個例子是，幾十年來，老來貧困現象在德國本已幾乎絕跡。今天我們卻發現，隨著低工資的普遍化，老來貧困現象也有所抬頭。這還沒有算上那些將來會陷入凄涼晚境的人們！

目前，靠低保生活的退休者，比例還只有四十分之一。德國平等福利協會預計，要不了幾年，貧困老人的比例將達到十分之一。

鑒于當前關于最低工資問題存在激烈辯論，借此機會我要再次強調，這個問題對我們社會民主黨人來說有多么重要。想要用低廉的工資來打發德國五分之一的就業者，是絕不能容許的。因為誰要是一輩子只能掙每小時7至7.9歐元的工資——基民盟正在討論的最低工資標準——他的養老金就無法達到低保線以上。

把確保最低工資的責任委托給集體談判，更是胡來。德國聯邦和各州層面，行業集體合同的覆蓋面已降至就業人群的一半，覆蓋企業更是不到三分之一。在其他歐洲國家，近二十年來集體合同的覆蓋比例則相對保持穩定。

德國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的例子還有：在短短三年內，德國年收入過百萬歐元的人數增加了一半多。金融危機以來，德國財產過百萬的家庭戶數，上升到43萬戶，增加了將近四分之一。

有些人說：“咱們德國人過得不錯啦。”他們樂意舉的一個例子是，德國擁有高達5萬億歐元的存款。這是德國居民歷史上第一次支配那么多的財富。

但真相是：超過三分之二的德國人沒有，或者僅有微薄的財產，而上面的三分之一幾乎擁有那些財富的全部。最富有的十分之一人口支配著全部私人財富的60%。

與之相應，近十年中，上市公司股東的平均回報接近100%。與此同時，負有社保義務的工資，平均只上漲了15%。幾乎還跑不贏物價的上漲。

我還可以羅列更多的數據，以證明同一個結論：德國的社會鴻溝擴大了，而且還在繼續加深。人們若還能相信，這不會影響到公民平等和人們的感受，那就是太天真了。

平等、正義與民主

汪暉教授在講演中建議“重新思考平等”。因為完全可以說，平等這個概念，對今日的社會民主主義乃至所有的民主左派而言，在最近的二十年里，都成了一個問題。

平等這個概念我們過去很難接受，今天同樣如此，因為據說那當真存在過的社會主義，在把所有人變得平等之余，還把一部分人變得比別人更平等。

其結果我們都記得：平等給我們的感覺，是同“平均主義”聯系在一起的。所以今天一旦有人宣稱追求平等，他立刻就會名譽掃地。平等這個概念的歷史，就是這么糾結與矛盾。

我承認，正是因此，在最近十年里，社會民主黨人寧愿思考的問題是，社會可以接受的不平等的限度在哪里。

我們也曾經被貌似勝利的新自由主義思想傳染了。但在不少情況下，我們根本就是無力抵御經濟的要求，雖然這種經濟把一切都變得不平等。

但是在社民黨2007年議定的《漢堡綱領》中，在“我們所秉持的基本價值”那個章節下，宣告了社會民主黨人對待不平等與不正義的態度：

“只要收入與財產的不平等分配將社會分成支配者與被支配者，那就是違背了平等的自由，因而是不正義的。因此正義要求更平等地分配收入、財富與權力。因為這些方面過大的不平等會威脅生活機會的平等。因此，社會性的民主是必須的。”

我認為這是一個同汪暉教授的講演明顯契合的觀點。我們社會民主黨人一貫知道，一個社會之為正義的社會，僅當全體男女公民以平等的方式享有自由與尊嚴。

在此我想提醒諸位，社會民主主義起源于約150年前的一場運動，那場運動以一種極其嚴肅而具體的變革意志，運用這一標準，來反對自由派國家所標榜的徒具形式的公民平等。因此，對社會民主黨人而言，正義和平等是緊密相連的。這里所講的平等有很多涵義，所以是同“平均主義”那個罵名風馬牛不相及的。

在基本權利上，人人平等。在國家面前，他們作為公民和人，享有同等的價值，理應得到同等的對待，有權過有尊嚴的生活。這也是我國《基本法》的核心與樞紐。請回想《基本法》第一條：“人之尊嚴神圣不可侵犯。敬畏之、捍衛之乃一切國家權力之義務。”

保守派和自由派則強調，不平等可以是合理的，因為它能促進競爭，讓我們所有人變得更富有，更自由。所以，他們認為，不平等也是正義的。

作為社會民主黨人，我清楚地看到：物質上的不平等，必須限制在一定范圍內，以不妨害公民參與政治的機會平等為前提。

我們的基本價值并非將正義等同于絕對平均，后者是必須加以駁斥的。正義意味著，每個個人擁有平等的條件，可以過上自由、理性與和平的生活，并參與到文化與政治之中。

我相信，一個正義的社會也要求法律的平等。如果可以根據經濟上的理由抹殺法律賦予公民的權利，那么對于法治國家的信賴將會蒙受損害。

我建議諸位認真思考下述事實：金融危機的肇事者大多全身而退，而一名超市女收銀員只因截留了兩張價值1.3歐元的礦泉水瓶押金單便遭到解雇（譯者：2009年2月的一則新聞），這個國家對正義的感知能力一定沒有得到恰當的運用。

沒有政治、公民平等，就不會有民主的公意凝聚過程，也不會有對政治權力的有效節制。而缺了高水平的文化、經濟和社會平等，一個社會就不能給所有成員提供高水平的生活質量和自我實現的機會。我相信，只有實踐了這些平等的社會，才有權自稱“正義”的社會。

我知道，社會民主黨的活動，如今已不再那么頻繁地引用《共產黨宣言》。但那個理想，“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對社會民主黨人而言也是有效的。我們的現狀離那個境界還遙遠得很。

德國社民黨從中得出的實踐結論是，正義——在一切生活領域中享有平等的自由和平等的機會——的首要主張就是社會權利。

誰都能看出，在這個問題上的沖突仍將持續，尤其是同自由派的分歧，在他們眼中，將更多的民主引入經濟仍然是一種駭人聽聞的事情。

《漢堡綱領》還將正義擴展到了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上。在今天的社會民主黨人看來，正義不僅意味著社會內部的正義，也關系到子孫后代的生存權利。

我們理解的代際正義包括：未來的人類，至少應享有同我們一樣的發展機會。那是一項全球性的責任，不僅僅適用于德國。

今日之正義乃是民主之前提

在社會民主黨人看來，政治服務于一個目的，一個超越于權力爭奪的目的。我們并不滿足于，在任何沖突里通過社會政策搞點平衡。社會民主黨人投身政治是有所為而來！他們想要改變社會！

對于我個人，這意味著：政治的目的在于創造條件，讓人們免于困苦、壓迫和剝削而生活。所謂一個正義的世界，除了這個還能是什么？

為此，我們必須以團結的方式，相互保障。由此，我們同當今的市場自由派在何為自由之前提這一問題上有明確的差異。我們認定，團結只會存在于平等者之間，而不是競爭者之間！

放眼當今社會之情形，我更加堅信，社會民主黨必須確立起一種“增值”的目標——更多的保障、更多的正義、更多的團結、更多的民主以及由此為每個人提供更好的生活質量。

盡管這些口號在這樣一個時代聽起來很激進，但此種意義上的正義并非烏托邦式的狂想。社會民主黨從來就不是一個烏托邦政黨！它有目標！但它也關心實現目標的具體步驟。我們稱之為策略！

有一種社會理念，在我國當代的歷史上曾經富有成效。那就是“社會化的社會”的理念（譯者注：sozialen Gesellschaft，“社會化的社會”相對于“市場化的社會”而言）。這樣一種社會能夠獲得多么大的成功，我們剛剛證明過。

依靠著雇主和雇員之間的社會伙伴關系，依靠著集體合同，依靠著對經濟基本條件的嚴格規定，德國比沒有這些東西的新自由主義國家都更好地渡過了危機。依靠縮短工時、經濟刺激計劃乃至銀行國有化，依靠集體合同，我們更好地渡過了經濟、金融危機。

我們今日屹立于世，不是靠所謂的“新經濟”，而是依托強大的、在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工業。我們比英國和美國擁有更健全的醫療體系。一句話，事實證明，我們的社會模式是高度成功和穩定的。

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將“社會化社會”的理念重新樹立為德國乃至歐洲社會民主政治的拱頂石。我們必須闡發“社會化社會”的真意。

我們也必須公開捍衛這一理念！我認為，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歐洲民主制度正處于自二戰以來最深重的危機之中。這一危機同時也將標志一個時代轉折。

因此我們歡迎今天這樣的場合，在這里我們可以討論，如果要存續我們的民主制度，我們必須朝哪個方向走。

政治爭論是民主的本質，在這一號稱“別無他法”的時代，我們必須記住這一點。我堅信，民主的穩固和社會正義彼此不可分割。我同時也知道，為了這個理念，必須贏得政治上的多數。

我們想要的國家，是能夠保護其公民免受社會風險和社會困境的國家。這不是要把人裹在棉花里。而是說，當人們無辜陷入困境之時，如果國家不去扶他們一把，人們對民主國家的信任就會消失。

在我看來這也意味著，民主化也是一個有關公共和私營經濟的主題。我們要收復失地，將那些近年來紛紛私營化的公共服務重新置于民主的監督之下。

而企業必須成為這樣的場所，在其中，工作者享有共同決定權，也必須承擔共同責任。我們的企業絕不能掛出這樣的牌子，說：“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民主部分到此為止！”民主和人類尊嚴絕不能止步于車間與辦公室之外。很顯然：自由的人也必須自由地工作。那只是正義而已。

社會民主黨人所捍衛的不是別的，恰恰是一個敬業社會，一個尊重勞動也尊重勞動者的社會，因為勞動是所有人福祉的源頭。

按我的理解，這就需要讓體面的工資、良好的工作條件、社會保險和無固定期限合同重新成為常態！我們的國家曾憑借這些制度經歷過繁榮年代，而不是靠著新自由派傳教士搞的那一套無限制的靈活性和低工資。

社會民主黨人認定，德國要保持一個工業強國的地位。因為工業創造真實價值。工業產生訂單，需要貸款，帶動生產服務行業。那將創造并保住未來的工作崗位——不僅僅是研發，而且還有生產！

多年來我們被譏為“老派”，因為我們捍衛工業、工會和企業共治。如今我們知道，那些條件對一份給人帶來尊嚴和生計的工作來說十分重要。而我們今天看到，那些努力沒有白費！

此外，生產性的工作也能鞏固一種既實在又有利潤的經濟形態。它也能激發平等者的自豪感，從而為這個國家的團結和福祉做出貢獻。這樣一來，我們既加強了個體，同時也加強了整體！

請允許我在結束前再補充一點：汪暉教授今天的講演給我的印象是，進步的、民主的政治如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能獲得國際合作的支持，這支持來自那些為自由、民主和正義的社會不懈追求的人們。

他克服了巨大的文化差異，同歐洲的民主左派表達了類似的宗旨，做出了類似的批判，這一事實讓我更加認定，此類合作富有成果，因為，盡管不乏摩擦，但這些交流極具辯證價值，引導我們共同走向更深刻的認識。

民主正受困于我們社會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它的困境在于，越來越少的人相信，公民具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社會民主黨的當前和今后幾年的政治活動就要從這些任務入手。

德國社民黨的主張就是，將民主的要求和社會現實之間的這種不協調糾正過來，創造一種平衡，讓自由和正義相輔相成，讓團結和社會凝聚力重新集結。

謝謝各位的聆聽！

（馬俊譯，譯者系上海資深媒體人。刊發時有刪節，21世紀網所刊為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