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清華大學網友提供 作者：馮象 2011-10-31 11:24
一、兩個切入點：新無產階級運動和三篇文章
《共產黨宣言》我想大家都讀過，這里也不多介紹。我先念一個哥倫比亞大學莫得勒先生的一段話，作為一個引子開始我們的講座。他2003年在網上發表了一篇“網絡共產黨宣言”，引起了一些反響，我就給大家念兩句：
一個幽靈，一個自由信息的幽靈在大學里面游蕩，全球主義的一些實力，美國國會和歐盟委員會，都為屈服這個幽靈結成了同盟。看到都是招聘會，都是資產階級公司在清華校園里面結成“并非神圣同盟”的景象。有哪一個新底層自由分子不被罵為“共產黨人”?難倒我們還未發現這些拋出很多綽號的人都是小偷，而他們關于知識產權的言論只是賦予他們在必然的變化中保留他們不正當的特權。不過，公眾爭取自由運動的本身，已經被全球化的一切勢力公認為“神圣”。現在，是我們向全世界公開說明自己的觀點，并且拿我們的宣言反對他們“幽靈信息文化”的時候了!
這就是自由信息、新無產階級運動的一部分。它也模仿共產黨宣言，也印證了“至今，一般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的歷史”的觀點。但是，它沒有走那么遠。這一篇宣言不講“政黨”。《共產主義宣言》是一種翻譯方法，而另一種則譯為《共產黨的宣言》。為什么呢?這是因為馬恩在這宣言里除了講這些斗爭，除了講資本主義歷史進程，歷史唯物主義的闡述以外，還著重講了“政黨”。所謂的無產階級先鋒隊這個概念就建立在這個基礎上，講的是革命的可能性、組織等問題。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問題。
另外，我覺得還有一個切入點是前兩天中共中央開的會，講文化的。這一講文化不得了，立刻有北京、上海等地好些媒體來說：“是不是要搞文化大革命啊，這個架勢拿出來講文化!?”我們都好害怕講文化呢。
會后，某主流刊物登了三個主題文章。兩篇是中共中央黨校的教授寫的，帶著那種“面具”的人寫出來的東西。(全場笑~)還有一篇是記者寫的。這兩位黨校教授講了些什么呢?
第一位說：“民主不是核心價值，是處于核心價值之下的價值。就好比幾何學中公理與定理的關系，雖然都是規律的反映，但公理就是公理，定理就是定理。”你們不相信?反正我信了。(全場笑~)
第二位講的也蠻有思。他說：“馬上能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江山要穩固，天下要太平，就得依靠文化的力量。無論是過去朝代還是近代政治，只有當他能代表某種文化的發展要求時，它才能夠獲得統治的合法性。中國歷史上哪些短命的小朝廷，之所以短命，最根本在于他們在文化上無所皈依。還說，哈佛學肯尼迪學院的約瑟夫*奈首先提出了個“軟實力”的概念。作者解釋了一下，說現在時代變了，只有軟實力才能夠無所不在，無孔不入，富有彈性，以柔克剛。”這好像是卡扎菲的幽靈在說話。可是，明明是軍事力量才干掉了他，你僅憑軟實力行么?
倒是這位記者寫的還提到一些問題。比如，他說經濟發展是執政能力的體現，但無法論證“缺乏價值”上的幸福;另外，他還說“不可能有一種一直在發展，而沒有停止的經濟。把一切壓在經濟發展上，相當于將認同至于風險之中。”雖然他繞，但意思比較清楚。就是說GDP經濟不是合法性的基礎。這點很對。如果每年增長8%或者更多，就等于社會安定和諧社會的話，那總有一天會不達到7%，合法性怎么找呢?
二、中國的合法性結構現狀：改革開放和“小悅悅”事件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當然是重中之重。這場改變在一定意義上是“經濟的改革”，從傳統的指令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但是改革本身的合法性，僅是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有所提高或者是國民經濟的增長，在經濟領域取得的一些成績是還不夠的。因為一個國家，不僅僅由經濟支撐，還有其他問題，比如如何面對外部的壓力、威脅和挑釁;比如文化的保護、發展;最后還有政治上的政治改革問題。因此，改革開放如果是僅由GDP來支撐的，當然不行。實際上政府、黨中央也早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不再強調GDP是衡量干部的唯一標準，試圖把其它一些引入。
這就有一個問題：你用什么樣的價值和標準來衡量改革開放的成果，衡量這個執政的能力?現在往往有人說“執政能力弱”等問題，但是，這個問題由來已久。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時期，毛澤東也說過類似的話。當時斯諾來華訪問，毛主席對他說：他們把我的照片到處掛，讓我風吹雨打的，實際上是相當于拿我做文章干他們的事。
現實的來說，我覺得今天比較突出的一個問題就是一個合法性的問題，另外一個與之相關的問題就是：能不能提出新的或者是修正的，為自己的特殊、改革開放、法律制度等作出說明，以此來抗衡不同體系的“價值觀”?以此成為真正屹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的政治、文化體系。
說到合法性，我想在座的也不陌生。我問過一些青年，他們說小時候不覺得怎樣，大概到了初中、高中，可能跟逆反心理有關，也可能跟過度的政治教育宣傳有關，反正一個正常年輕人到了這時候不厭惡官方幾乎是不可能的。(全場笑~)到了大學，卻慢慢變了。有一部分人開始意識到復雜性。也有一部分人覺得應該更有力、更徹底地拒絕官方的一套。于是，我想今天的大學生中，在看似統一的風氣之下，實際上思想是多樣性的。這是個好事情。
中國整個主流媒體都是官辦的，跟官方意識形態的。私營的媒體除了互聯網本身，我們也在上面罵罵人之外都是官辦。那么局勢就復雜了：一方面，年輕人一般性的逆反心理和政治感的萌芽培育，使得他們厭惡官方宣傳;另一方面，還有主流媒體的相當一部分，轉彎抹角地批判著官方意識形態。實際上在黨的傳統宣傳領域，有的和政府相偏離，有的則比較批評。這樣的結構很有意思，它使得中國陷于一種獨特或者說例外的執政結構。
我比較喜歡將之跟英國比。我的英國朋友告訴我：打我出生以來沒有一天不在經濟衰退。(全場笑~)經濟衰退衰退，但他們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價值的合法性卻很少提到。英國社會不太有根本性的挑戰，很少有像中國的這種情況——整個社會上的知識階層和中產階級對中國的制度、執政黨、政府的所作所為，持那么低的公信度。比如，佛山那可憐的小孩被車撞的事一樣，要是政府發言人說就沒人信。要是網友發個微博，大家信。但是在西方國家的話，網上發布的未經證實的消息，也有人信，但是大家保持一個懷疑的態度。如果政府和比較主要的媒體，比如“紐約時報”對某個事情作出描述，大部分人會說大概就是這樣了，除非有相反的例子來證明。不是說每個老百姓都認同自己的制度、法律規定，而是說它的公信力保持這樣，它的合法性有一個信任關系的基礎。
今天中國的情況好像倒過來了，整個社會基本上都穩定了，我們可以說和諧，大致和諧，但是公信力很低。公信力低的原因很多，但具體表現就是你隨便做什么事，都被設想成對這個不完美或者很糟糕的東西的一個“改革”。因此，不僅改革家在立法中做的各項公眾行為，都必須以改掉某種大家認為落后的行為為基礎才能被相信，而且也進一步促使老百姓去想，“那肯定是因為出問題了，所以我們才必須是改這個、改那個”。這是便有了一個有趣的循環。而另外一方面，執政黨和政府的合法性在一些領域卻特別高。比如說汶川地震。溫總理確實是好總理，第一時間飛到現場。他也不哭了，(全場笑~)和老百姓握手，一改軟弱、煽情之作風。再看美國卡特里娜颶風后，布什還在陪小娃娃念課本，先讓手下人看看是真的，還是假的。等到部隊戰士進到災區的時候，架著槍指著民眾，深怕他們鬧事。
你看中國這個方面的應急能力和老百姓的擁護程度，遠高于很多西方政府。我認為這樣子平衡下來，倒是很有趣，我想從這個方面討論一下。在一些具體緊急情況下，他做的不錯，但這個“不錯”和成就卻不足以抵消公信力的喪失，這是為什么呢?
我覺得有一點：從《共產黨宣言》闡明了的經典馬克思主義原理來說，有一點可以考慮：就是你不再講“革命”了，你以“革命”為基礎的道德價值和倫理制度跑掉了。而這種情況是和改革開放有關系的。
剛才我提到佛山“小悅悅”的案子。車子撞到她不算，走過去10多人也沒人幫助她，最后是一個老太太救起的。為什么說只有老太太幫助她呢?道理很簡單：老太太不怕打官司啊!她是收破爛的，誰敢告她?她根本就不生活在我們法制生活之下的，這個老太太的一切行為都是“違法”的。老太太的身份本身就是一個違法的象征，是對改革開放的控訴，所以她敢救這個小女孩。所有規規矩矩的良民，他當然懂得：只要我救了，就會有官司，所以我就不應該救。一個理性的公民在這個時候就是不會去救她的，救她的是傻瓜，不救才是安全的。只有這個老太太拒絕改革開放，才有可能救她，從而成為“道德標兵”，從而也成為廣東常悅宣傳工作的一個“燙山芋”——為什么一個“道德標兵”卻是時代的犧牲品、遺棄品?照道理，難道救人的不應該是XX大學的XX精英XX學生嗎?
我要講這個故事，主要是想引出這個問題：即是怎么樣的一種機制，社會機制或者是文化評定的機制，使得這個社會大部分人接受了目前的狀況?盡管我們天天抱怨很多社會現象，比如官場上的腐敗——一種典型的說法那就是因為當官的腐敗，所以我們跟著腐敗了。這當然是真的。按照法制的定義，腐敗和權力有關系，所以最腐敗的部分是某一階層、某一崗位上。腐敗是社會所接受的，并且在事實上受到法律的保護。不是說法律規定腐敗怎么樣，而是在事實上作為全民保護的。這意味著有一種改革開放以來建立的文化或者價值評定機制在發生作用，使得許許多多的人接受了這個現象，而這個恰是資本主義的收獲。
這點我覺得《共產黨宣言》沒有過時。他說的基本原理還是有效的。有效在什么地方?就在于：他對資產階級文化的定義——資產階級如何強迫世界各個民族，各個社會接受它的生產關系，從而接受它的文化，從而也變成資產者;其中一小部分人，從而接受它的法制制度——這就是常理，也正好是今天中國所發生的事情。
三、中國法律現狀：“特洛伊木馬計”和“法律工具主義”
具體來講，我想指出一個法制建設本身的問題。當“法制”被看成是一個隸屬于任何社會關系、社會體制而獨立存在的制度時，它便變成了一種神話般的制度。它具有某種宗教型，能夠讓人忘卻一些東西，進入一個不同的世界。
但是大家都知道，立法是一回事，執法是另一回事，司法也是另一回事。所以法律制度并非完美，實際上往往是除了“課堂”就是“殿堂”。它承載一定意識形態的，可以使某些行為、制度、政策合法化。在這個意義上，改革開放以后的法制建設很大程度上沖擊了傳統法制道德。就是這樣的過程使得今天大家接受了可悲的道德缺失、職業倫理崩潰等等現象。但是，還不僅如此，法律不僅只有條紋、程序調解的機制，它還是由人來執行的。因而所謂“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的發展，還是要由人來完成。這就個有一個把人從原本的傳統官方意識形態上解脫出來，加入一個新的意識形態的過程。這就需要改革本身的制度，建立新型的社會關系，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雇傭關系”。今天，清華就像是一個大公司。如果跟各位理工教授吃飯的話，你會感覺是和商人在吃飯。因為整個的活動的模式跟商人差不多的——先拉項目，拉完項目找學生當他的勞動力——整個機制和公司營運沒有兩樣，只不過他的來源是國家的錢。國家的基金和其它的項目，不是市場提供的，因此比市場更腐敗，是不是?那么，法律上也認可這樣的一個社會關系。各位如果跟著導師做項目的話，你不僅是在做科研。你的科研不是以“科學價值”來定義的，而是以“雇傭關系”來定義的。實際上你的創造發明和你手上作者的名字，一般還要分成第一、第二、第三作者，一般是按照資本的定量來分的;在獲得國家評價的教育部和國家機構評價時，也是按照“資本主義”來評價的。雖然也有人提出，項目創造是“集體榮譽”，但你把這個告訴美國人他聽不懂。他更是資本主義社會，所以你必須用資本主義的邏輯和語言把它呈現給其他人。
這樣看來，我們現在也處于一個奇特的社會階段：在政治架構上是社會主義體制，有一個執政黨——這個政黨不承認資產階級民主的合法性，因此其它的民族黨派是黨派，是統一戰線的一員，而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政黨”;但是，在其他的所有社會關系當中，都承認“資產階級”的邏輯、價值、文化、認同等等。這個是非常明顯的，我想由此可以解釋公信力為何如此之低。當大部分人生活在“資本主義”中的時候，他很難認識一個不同體系發出的聲音。這是一個現實的問題，而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這些因素都是在80年代從西方輸入的。
吳邦國委員長在大會上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建成。換言之，他不覺得法律體系是西方的“特洛伊木馬”，而是覺得自己造了一批自己的“馬”。所以西方觀察家也有討論，問：是不是“法律特洛伊木馬計使中國改變”的理論失效了?我個人覺得的確是失效了。雖然，現在法律進口、移植、建設在很多方面都向西方看齊，既不是傳統中華法系，也不是景岡山的路子。但是，法律本身只是一個技術手段。西方法制包含的價值未必被中國認同，很大程度上只是工具性的。而當成“工具”就不能是“木馬”，怎么用，是我的事。
另外，有一點與西方不同的是：法律職業人——從事法律的律師、法官和檢察官，還有我們等等——在中國是拋棄任何職業倫理的。一個沒有任何職業倫理的團體是一個虛構的利益集團。因為它很容易被分化、購買，應用于實際，服從于實際利益分配。因而，哪怕咱們學生典型的法學教育基本上“極右”，不承認中國的政治制度的有效性，但是畢業以后，因為他的技能可以被任何人購買，他不會因為自己的受到的教育而堅持一種倫理立場去拒絕實際利益。所以，實際上(特洛伊木)無法起作用。他不可能擔負起變更或者顛覆政治制度的任務。這點上，我覺得這也是一個中國特色。
當委員長宣布如期建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系”的時候，對其架構而言，我覺得是基本成立的，物權法和侵權責任法定出來后，整個民法體系大致完成，其它的法律也基本上就這么立了;但就制度而言，大體可以這么說，一些觀察家所希望的(特倫木馬)的策略肯定是失敗的，因為大陸法律沒有培育出一種例如像香港一樣的法律精英團體，他們的意識形態是“反X”的。你像香港經常有這樣的情況，發生什么案件的話，“反X”的立場很鮮明。但是，在大陸整個法律集團中，有各式各樣思潮的人，而多數人基本上是持工具性的態度來看待法律的。
這樣來說，我覺得中國的合法性問題具有相當的復雜性。首先，它是一個老百姓普遍認為公信力很低的存在，質疑它的“合法性”的;但是同時，它的效率還是有力的，而且就其“反抗力量”而言，多數是自己把自己當商品的，構不成任何挑戰。于是，在這個時候，它也非常穩定，不發生非常大的事情。為什么那些看起來很激烈的批評卻并不能轉化成實質力量?這點是值得探討的。
四、馬恩毛的探索：“巴黎公社”的反思與“文化大革命”
除了馬恩提出的基本原理，對中國現實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當然最主要的就是毛澤東的著作了。了解他的一些政策、想法、所關心的問題等等，是有助于了解今天中國的執政黨的能力、執政黨的地位、以及未來走向、堅持目標能否達到的一個重點。
中國馬克思主義和西方的不同之一在于馬恩是導師，卻不是任何一個實際運動的領導者。我說到“巴黎公社”。“巴黎公社”是發生在馬恩之前的，兩位沒有參與，而是寫文章，組織一些工人等等。“巴黎公社”的成功和失敗，大致兩個月的時間。現在看力量當然懸殊，因為巴黎是一小塊地區。這邊是工人政府，那邊是普魯士的軍隊。我們事后來看是很難成功的。但是，馬克思天才的地方就在于，他馬上想到另外一種東西：即奪取政權之后會怎么樣。恩格斯也在德文的共產黨宣言里面簡單地提了一下，即“工人奪取政權以后，不能簡單地把原來的國家機器拿回來用”。指出了三點問題：一、金融和政治上的建設，二、軍隊的建設，第三，革命隊伍就是干部本身的建設。馬克思持一種非常激烈的態度，他認為奪取政權以后的工人干部也就是公務員，應該是選舉產生的，而且他的工資不應該超過一個普通工人的工資，而且在當上之后不應該按照一屆一屆的撤換，而是隨時可以撤換，以防止腐敗。實際上，從蘇聯開始，到東歐、中國以及其它的社會主義國家，沒有一個國家根據馬克思遵循這個原則，而全部采用了非直接選舉的方式。像我們現在，比如公民登記選區人大代表，他也不是直接選舉的，更不要說那個執政黨本身。這是一個問題。
但是，你從列寧著作和毛澤東的著作里面都可以看到，他們很早就意識到這個問題。這個有名的故事大家也許都聽過。黃炎培在訪問延安跟毛澤東談天下興旺問題時說：古代朝代都免不了周期，興盛很快，衰落也很快。你是共產黨領袖，你覺得怎么樣?毛澤東說：有一個辦法，就是實行民主，那么我們就可以避免古代朝代興旺交替的命運了。但是，解放后并沒有這么做。當然，肯定有它的難處。大家想：50年代以來到文化大革命，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想干什么?無非是解決這個問題：就是毛澤東意識到革命隊伍很難在“沒有革命”的狀況下保持穩定性，很難防止腐敗。于是，他的穩定方法就是想用一種跟“民主”好像是差不多的東西——“大民主”——讓老百姓直接起來，來對黨員干部監督，揭發、批判，讓干部接受鍛煉。可以說，文化大革命是最后一次毛的嘗試。
可見，這些革命領袖也意識到了問題，但解決不了。解決不了才引起了今天的“合法性”問題。所以，剛才文章里面這幾位作者說“民主”不是核心價值，這個話比較難。因為從官方經典論述來說，“民主”當然是重要價值，對西方資產階級革命來說也是如此。也不能說現在沒有實行充分的民主，沒有建立一個成熟的民主制度。你就說它不是核心制度，這種說法在老百姓那兒是說不通的。同樣，我們不搞法制我們就亂來，那也不行。法制在這個意義上是大部分人認同的。我們指出“法治”的虛偽性，不是說老百姓不認同它;“民主”也是這樣，民主有其操縱民意、有其不完善的地方——我們說占領華爾街，實際上也是美國民主出現的一些問題——但是這不是社會主義政權或者工人階級政權拒絕“民主”的理由，也不是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民主”的缺失我覺得還是要到中國革命本身去尋找。它是一個有過一些嘗試，但不成功，還需要繼續探索的問題。
五、挑戰史無前例：“倫理重建”和“三大法寶”
《共產黨宣言》在這一點上只是提供了一些原理，提供了一些歷史唯物主義的描述，但他并不能告訴我們具體怎么做，具體的一個社會主義的政權如何做。這跟改革開放不一樣。所以我覺得現在的問題是兩方面，其一，改革開放本身，經濟上面的發展比較快，經濟上的“資本主義”制度基本上建立。但是從整體來說，這個體制是非常缺乏公信力的，還需要有一套體制系統和價值理論加以說明。其二，在政治領域，如何繼承原來的遺產，發揚當中積極的、有價值的地方，揚棄錯誤，吸取教訓，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這兩個問題如果按照一般的資本主義理論，你肯定做不成的，就跟把法制當成“木馬”一樣。但是，如果按照這個邏輯，共產黨領導的來實現基本上是私有化的經濟的發展，在理論上也說不通。因而中國實際上變成了例外，它是一個傳統西方理論、也許是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學，沒辦法解釋的東西。樂觀一點可以說，我們將來可以創造出一種新的“中國特色”來解決問題。但是，時間是有限的，任務是緊迫的。
剛才第三位作者，我覺得有點很對，即GDP本身不提供“合法性”，而只是不斷的安慰、不斷增加我們的期待。也有不少評論家、學者指出這點。現在的問題是老百姓生活越好，生活欲望就越高。前兩天和賈春旺先生吃飯。他是我們法學院的主任，也是中國的總檢察長、公安部長。他自稱是一個老保安，干了一輩子保安工作。他也提到這點，說現在的年輕人一畢業要買個汽車，要買一套房子，工資不低于多少。過去的人半輩子了還老老實實擠在一個老單元里面。清華的樓，他住了幾十年，后來當了大干部才搬出去。現在的年輕人剛剛參加事業就要全部的。但是問題又來了，這個欲望不是憑空出來的。這個年輕人不是因為“富于想象”才提出這些要求的，而是和所有人一樣做、一樣想。他沒有做的不合理，就像過路人看到小孩跌倒在地才不救一樣，他只是遵循一個“普遍的東西”。
問題出在哪里?問題還是在現在的體制、執政能力、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之間的沖突，法制建設與原有的道德規范的沖突等等的關系中。這一整套的關系使得欲望非常難得到滿足。而按照資本主義的邏輯，要有市場經濟，承認它的合理性，那么人的欲望又有什么錯呢?市場是由欲望構成的，消費者就是欲望的代號。如果不消費，那經濟不就停下來了么?按照這個邏輯，你要鼓勵我消費，所以假如我沒這個消費能力，我就得想辦法。這樣子下來，整個循環便朝向一個徹底的、不受約束的、原始的資本主義方向發展了。
這樣看來，挑戰更大了。一個是共產黨本身的改革、執政理念、學術創新，涉及它對革命的態度等等;而另一個是市場邏輯，把大家推向另外一個階段。因而它更不被信任了。它不覺得老一套過去的革命傳統是可以接受的，在缺乏了這種“革命”理想之后，又沒有西方式的，比如說宗教和傳統的約束，于是，人的欲望是便不可能克制。那么，在這個意義上我也覺得，我們年輕人，尤其是清華的各位同學，似乎有一種責任，即怎么樣跳出這個怪圈，來做富有建設性的事情。
其中一個事情就是我經常講的倫理重建。把30多年來丟失的東西比較好的找回來，把新的倫理關系建立起來，使每個人有所適從，每個崗位有倫理的約束，每一個行業有它自己的威力。建設不是憑空的，需要有某種理想的指導，有某種超越性的價值觀的追求。如果你只停留在現實的市場關系當中，那你沒有辦法說服另外一個人，告訴他“你不要有這么多的欲望”。他開車我也要不開呀，他污染我也有權利污染!所以，唯有擁有一個超越市場邏輯的，超越雇傭關系的，超越現在骯臟政治腐敗的東西，你才能說服普通老百姓和年輕人來約束自己，來追求不同的東西。在這一點上，我覺得《共產黨宣言》里提到的論說是有意義的，也是中國革命人成功的一個關鍵。
中國革命本身當然是一個農民為主體的社會變革的運動，跟俄國革命不一樣，中國革命理論上的先鋒隊是工人階級，但是主體卻不是工人。中國沒那么多工人，解放前除了上海，大部分地區沒有什么工人，革命從開始就是一個農民運動。80年代，菲莉先生交歷史，說：中國人歷史上有兩場農民戰爭是成功的，一場是朱元璋領導的，一場是毛澤東領導的。實際上，毛澤東就是農民運動的領袖，只不過把它轉化成“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變成一個共產黨領導的運動，被他改造的主體是農民。那么什么東西可以使他改造農民?當然也有中國的傳統文化、價值等，但是更有非常非常接近西方人的思想，那就是馬克思主義。他那個馬克思主義不是到蘇聯留學，不是到巴黎勤工儉學學來的，而是自己琢磨的，因而很不一樣。當時那28個“布爾什維克”看不起他，他們都是從“莫斯科”回來的。他們覺得毛澤東很奇怪，打仗也不按規律，繞來繞去，心底里就看不起。但是，后來毛澤東的威信卻很高。因為他的確打了一些勝仗，在組織路線和黨的工作等等方面也有起色，所以其他的干部一塊兒鬧革命的時候，才有會相信他。你看現在電視里面，利比亞打仗，我就特別擔心。這雙方都是不會打仗的，只想著開車打過去，那邊也是這樣子，打不過人家就往后逃。他們完全沒有毛澤東的“游擊戰”略意識，“發動群眾”的意識，“以集中兵力消費有生力量”這種思想。他們一點都沒有，只好讓北約的飛機炸了。
中國革命當中的經驗是現在執政黨一個財富，但是這個財富受到一些限制，因為現在畢竟不是那個時代了。比如說，毛澤東在解放前發表的《論無產階級革命》，那是一個有用的東西。他那里總結了20多年的經驗。他說：我們的革命與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大不相同，有許多寶貴的經驗。第一，就是有一個有紀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的、采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系人民群眾的黨;第二，有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軍隊;第三，一個由這個黨領導的革命各階級、各個方面的統一戰線，這三個便是我們戰勝敵人的主要武器。
可是，這三件在今天都面臨著挑戰。第一，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的黨，今天連黨校的教授都不堅定，更不要說普通干部的思想了。我還沒遇到過一個有馬克思理論思想的干部。除了退休老干部有些，其余真沒有。采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系群眾的黨，到哪兒去找?采取自我批評的，聯系群眾的，很難找吧。第二，一個由這樣黨領導的軍隊那還可以，但是得要求軍隊國家化的呼聲不絕于耳，而且也都是我黨的成員。可見，這個黨本身已經包容了反對它的力量。第三，統一戰線現在也不是太維護。
六、跳出體制思考與行動：“告別革命？”和“一同探索！”
你怎么對待這個遺產，你可以說這是“馬上得天下”的遺產，不是“治天下”的么?問題是：如果你放棄這些，不做先鋒隊的話，你有什么理由不實行多黨政治呢?如果你沒有按照一般市場的原理和資本主義的要求，也不遵循資產階級經濟和資產階級智慧，那么，你的唯一的執政的理由是：我不是資產階級政黨，我不是一般的意義上的一個政黨。所謂“先鋒隊”不是指僅僅因為它是領導者，而是因為它能提供各個階層的“終極目標的理想”，能夠領導各個階層、各個民族、整個國家進行一番事業。而不是每天按部就班，發發股票、調整一下股價，這個不是你需要做的。現在電視上報道的各種民生問題，在本質上都可以由任何資產階級政黨來做，所以不需要一定要有一個“先鋒隊”。“先鋒隊”是因為它要做超越這種事情之后的事，換言之，“先鋒隊政黨”必須保持自己的理想。用宗教的話說，它必須是“烏托邦的政黨”，它必須有超越性的價值。
在毛澤東總結的28年中，一個抗日、一個土地改革，是針對一些超越民生問題解決的重大問題。我在課上也和同學講過，美國有人寫書，里面寫的很好，說：不久的將來，將會有幾萬萬農民起來，向著太陽奔跑。而這恰是毛在1927年說的。那個時候沒有人敢說這種話，那個時候是共產黨的低潮期，遭到屠殺，根據地很小。可是，他居然說出了這種話。這話實際在什么地方實現呢?20年之后，革命區實行新土地法。整個華北，土改意味著200億美元的“喪失”。這就意味著國共之間不可能有任何的合作的可能性。當時的政治精英分子到“引以為榮”的大學者，都在討論國共和談，甚至在討論第三條路。而美國人在太行山一個小村子里(叫張莊)，參觀了共產黨的土改，發現了這個問題。“奪走”200億美元的資產還談什么?這一下就是幾萬萬農民跟定你了，你跑什么，你打就是了，你有那么強大的人口和武力的支持，哪怕人家武器比你好。
提出這個問題，不是說要土改，而是說要提出大目標。這個大目標不是抽象的一般意義上的“現代化”。“現代化”從清末就開始干，現在干的不錯了。現在是中國尤其是清末以來，現代化最成功的時候。作為先鋒隊的政黨，你得提出比較崇高的，富有理想的東西。在這個目標上才可以建設新的政治倫理和社會倫理。不然，你那個反對腐敗的理由也會很可笑的。現在，腐敗在多數情況下不是法律問題，它是受法律保護的。所以你沒有辦法解絕它，這個就是我們面臨的一個很大的問題。用李澤厚先生的話說“告別革命”。如果那些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都告別革命的話，本身沒有什么可怕的。但是，如果告別，你必須面對許許多多的問題，因為原有的超越性的價值都失去了，現在你得面對各式各樣的挑戰。從政治挑戰一直到每個人的欲望。欲望是無法滿足的，不論經濟發展到什么階段，一個消費者的欲望都是受刺激的，而不是受壓制的，這是你沒法面對的東西。
讓我們感到挑戰更為艱巨的是：《共產黨宣言》也好，馬恩的著作也好，一直到毛澤東都沒有現成的答案。事實上，毛本人也采取過“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最后失敗了。因此，他實際上留給我們一個教訓，他雖然看到許許多多的問題但沒有成功。改革開放本身也有很多很多的成就，但是在一些根本性的問題上把問題推遲了。沒有真正著手，只是把問題推遲了。推遲的結果就是現在面臨的巨大的沖突。這一點我想既是理論問題也是實踐問題，實踐上來說，就是有待于大家共同努力，在各行各業當中探索;理論上，可能是一些思想家和愿意思考的學者的一個問題。它可能不會變成一個公共的話題，但是知識分子和學術界應該重視的。它不僅是一個對資本主義一般性的批判——這個批判西方并不缺乏，實際上占領華爾街等本身就是批判——但是，這不是中國問題。中國如果要占領，占領的是什么呢?如果說占領的是要把失去的拿回來，失去的是什么呢?失去的是一些理想的東西，革命的遺產、超越性的追求，這些東西我們怎么樣把它給恢復，
這是一個艱巨的任務，那么我也想聽聽諸位的想法。我自己并沒有什么成熟的理論可以闡述，也是在探索之中。望大家一同探索，一同努力。今天我就講到這里，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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