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政治是一種歷史經驗

郭松民：政治是一種歷史經驗

——11月20日在中國政法大學“國內外經濟形勢系列討論會”上的發言

今天會議剛開始，楊帆老師就談到黃紀蘇老師委托他傳話，希望跟左翼學者討論一下民主問題。但是今天很遺憾，主要的左翼學者都沒有來，只來了一個我這樣的非主要的左翼（笑聲），但我還是愿意談談我對民主問題的看法。

在展開這個話題之前，我覺得還是應該先厘清概念。什么是左翼？如果把左翼/左派定義為是那些仍然追求社會主義理想，希望建立一個人人平等，尤其是經濟上非常平等的社會的人話，那么，我就不否認我的左翼/左派身份，別的定義，我是不接受的。我希望未來中國也好，人類也罷，還是能夠進入到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現在就要致力于推動社會主義偉大復興。另外，還有一個需要厘清的概念，就是民主。我今天談論的民主，指的是西方的選舉式民主。

同時，我這里還要借用一下汪暉老師提出的兩個概念，他最近發表了一篇文章《再問“什么的平等”》，在這篇文章中，他把民主分為“民主的政治形式”和“民主的社會形式”，我覺得這個分法對我們講清道理很有幫助，汪暉說的“民主的政治形式”主要是指西方的選舉式民主，“民主的社會形式”，我的理解，主要是指經濟上的平等，不見得是完全的公有制，但應該是指在經濟、社會層面的包含很多帶有社會主義內涵的制度安排。

大家都知道左派內部目前發生了非常激烈的爭論，左派和右派之間的激烈爭論也一直在進行著。現在一個十分耐人尋味的變化是，左派和右派爭論的焦點，已經不再是民主問題，而是愛國還是賣國的問題；倒是左派內部爭論的焦點，轉變成了民主問題。這個變化意味著什么？大家可以去思考。

我認為，中國左翼談論民主，一定要先問一問，現在實行民主，是有利于社會主義復興，還是不利于社會主義復興？也就是說，要問一問“民主的政治形式”和“民主的社會形式”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還是斷裂的？獲得了“民主的政治形式”，是不是就一定能夠獲得“民主的社會形式”？會不會出現“民主的政治形式”反對“民主的社會形式”的情況？對中國左翼來說，不搞清楚這些問題就抽象地談論民主，至少是不是一個清醒的左翼。

談論民主的話題，一定不能忘了時代背景。現在談論民主，和上個世紀30、40年代的時候談論民主，概念是不一樣的，現在是在冷戰結束的大背景下談論民主的，這一點我們必須要記住。南方系有一個重量級的人物笑蜀，他的成名作是編了《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那本書，其中收集的當時新華社、《新華日報》的社論、評論文章等。這些文章里有不少贊揚美國民主，主張在中國實行自由民主制度的觀點。笑蜀編這樣一本書，我覺得他的動機是非常明顯的：要求現在的當國者兌現承諾，否則就是大言欺世。

但如果我們了解歷史的話，就會明白笑蜀的質問是在刻舟求劍。因為當30、40年代談論民主的時候，這個民主的“政治形式”和“社會形式”是聯系在一起的，面對國民黨蔣介石的獨裁政權，實行美國式的民主，不僅在政治上有進步意義，在經濟和社會層面，也意味著更加平等的社會結構的出現，所以共產黨才高高舉起民主的大旗，當時不僅新華社的社論主張民主，在解放區也建立了遠比國民黨一黨獨裁要更加民主的“三三制”政權，農村用黃豆進行選舉等，與此同時，解放區也實行了“二五減租”減租等帶有很強經濟平等性質的政策，獲得了廣大農民的擁護。中國沒有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主要是由于蔣介石迷信武力，執意要發動內戰的結果，這個責任算不到共產黨的頭上。

另一例證是朝鮮。1945年朝鮮光復以后，沿三八線南北分治，金日成在北方進行了土地改革，獲得了很高的威望，他一直主張通過普選來統一朝鮮半島，但這一要求被李承晚集團拒絕。李承晚在美國的支持下不僅單方面建立了韓國，而且還一直主張武力統一——無法通過普選來實現統一，這才是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的根本原因，當然這是另外一個話題。

但現在我們談論民主，背景已經和當年大不相同了——現在是后冷戰時代。冷戰是以美國為首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勝利，蘇東集團的失敗，以及中國的內外政策發生了巨大調整而告結束的。冷戰的結局，導致了整個二十世紀波瀾壯闊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被否定，這樣的背景，導致的結局就是“民主的政治形式”和“民主的社會形式”之間發生了斷裂，不僅是斷裂，甚至“民主的政治形式”反對“民主的社會形式”。

也許有人會從理論上反駁我的觀點，但我認為，政治不僅僅是理論，而首先是一種經驗，是一種歷史經驗。從冷戰結束以后，世界各地的政治轉軌的歷史經驗來看，我們就會發現這樣幾個特點：

第一，政治民主化的實踐，無一例外地都伴隨著對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否定，無論是蘇聯、南斯拉夫還是任何一個東歐國家“轉軌”的實踐，都是如此。這是一個簡單的歷史事實，沒有任何可以爭論的地方，到目前為止，我們也找不到一個案例，證明一個前社會主義國家，可以通過建立“民主的政治形式”，來復興社會主義，何以中國能夠例外呢？

如果我們承認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的話，我們就會發現：對中國現在的執政黨，不管左翼對它如何不滿意，也不管它在實際上究竟執行了一條什么樣的路線，但它在客觀上還是扮演著“社會主義遺產看護人”的角色，盡管這些遺產已經被他們變賣了不少，但留下來的仍然可觀，其中包括政治遺產，如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協制度等；也有法律的遺產，包括憲法和黨章的一些規定，還有道統的遺產，比如他們還不能公開否定中國革命的合法性，也不能公開否定中國社會主義歷史的合法性，毛主席像還掛在天安門城樓上，等等。這些遺產賦予了執政黨所以能夠“執政”資格，所以他們還不敢輕易將其全部變賣，而充其量將其封存起來。對左翼來說，這些遺產正是未來社會主義復興的重要基礎，有了這些遺產，左翼就可以合法地主張社會主義。中國的自由派/新右派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才急于忽悠共產黨搞“民主的政治形式”，以便徹底摧毀這些社會主義遺產，左翼面對這個問題，難道不能更清醒一點嗎？

第二，冷戰結束以后發生的民主轉型還導致另外一個結果，就是賦予資本統治的合法性，使得資本可以名正言順地支配政治權力。選舉是要靠媒體的，而媒體則是誰有錢誰就可以控制的。西方的選舉基本上形成了一個資本提出候選人，選民在資本認可的候選人當中進行選擇的游戲規則。很顯然，這樣的選舉不會傷及資本的利益，對普通的中下層民眾也沒有什么意義，但對資本的來說卻是很有意義的：資本的統治本來是反對大多數人的利益的，是1%反對99%，但經過這樣一個選舉的程序，資本巧妙地讓大多數人投票同意1%的人統治自己，投票同意反對自己的利益，使他們陷入了一種自作自受，無法反對的狀態——只要按照這個游戲規則玩下去，選舉和不選舉是沒有什么差別的，反正是資本在統治。

中國實際上已經出現了資本（主要是國際資本）通過控制媒體來統治社會的現象。最近發生的孔慶東“三媽事件”，我們仔細分析后，就會發現一些很有意思的細節。據當事記者回憶，孔慶東接到電話后盡管罵了一句，但和他自己后來在微博上公布的“三個排比句”還是有很大的不同，顯然，孔是故意要把這個事情炒大。孔慶東在掛了電話之后，馬上給記者發了一個短信表示道歉，表明他并不愿意傷害這位記者個人，他是非常冷靜、理性地在做這個事。那么他為什么要把這事炒大？我的看法就是他要通過這樣一個事件爭奪話語權，事件被曝光后成了媒體的焦點，他就有了話語權，就可以說話了。就這一具體事件而言，孔做的很漂亮，處于內線態勢，卻打了一場外線戰役，“南方系媒體”由此很難徹底撇清和“漢奸媒體”之間的關系，但就宏觀而言，我們卻不得不承認，國際資本假手南方系，在中國公共輿論空間里形成了一種令人窒息的專制局面，孔慶東身為北大教授，本來應該有一定的話語空間，但他也不得不通過這種“誘敵深入”的方式來爭取說話的權利。

在今天的中國，盡管資本的統治在事實上已經被建立起來，但由于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的法統、道統仍在，所以資本的統治仍然不具備完全徹底的合法性。最近媒體一直在炒作富豪移民問題，就反映了資本統治在未完全獲得合法性的情況下所表現出的這樣一種惴惴不安的心理。

第三，冷戰結束后的政治轉軌還有一個歷史經驗，就是政治轉軌通常都伴隨著多民族國家的解體。一個基本規律就是大國變成小國，多民族國家變成了一個個單一民族的國家，我們沒有發現任何相反的例子。蘇聯解體了，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也解體了，其中南斯拉夫的解體還伴隨著殘酷的內戰。蘇聯的繼任者俄羅斯也差一點解體，為了避免解體，俄羅斯不得不發動了三場非常慘烈的車臣戰爭，我曾經看過一個反映車臣戰爭的紀錄片，用殺人盈野，血流成河來形容也不為過。

概括起來，左翼內部在討論民主問題的時候，首先要回答這樣三個問題：一是民主會不會導致社會主義？二是民主會不會使資本的統治獲得合法性？三是民主會不會導致國家分裂？中華民族能不能承受得了這樣的代價？

最后我想說的是，一個國家要發生根本變化，一般要經歷三大革命，一個是政治革命，一個是經濟、社會革命，還有一個是文化革命。在20世紀，中國革命首先是進行了政治革命，在1949年奪去了政權，然后是通過“一化三改造”完成了經濟和社會層面的革命，最后在1966年開始文化革命，最終由于文化革命的失敗而功虧一簣。當然，我這樣的區分僅僅是一種大略上區分，實際上，在每一個歷史時期，三種革命往往都是同時進行的，只不過側重點有所不同而已。

中國改革開放，實際上開啟了一個去社會主義化的歷史進程，小平同志也說過改革也是一場革命。這場“革命”是從文化革命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失敗導致了政治革命的發生，從1976年10月事件到后來的華國鋒下臺，以及后來的清理三種人等，都屬于政治革命的范疇，然后在政權的強力推動下，開始經濟和社會層面的革命，重建了私有制，也重建了官僚資本和買辦資本的統治。到了今天，在經濟和社會層面的革命都已經完成了，西山會議派自己開會的時候都說經濟改革已經完成了，經濟、社會層面的問題已經解決了，資本的文化革命本來也已經基本完成了，但由于左翼的重現，使得這一領域重新出現了不確定性，目前他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攻堅”，移植來自西方的“民主的政治形式”，徹底廢除中國革命、中國社會主義運動的道統和法統，徹底完成政治革命。

面對這樣的狀況，左派內部發生了分裂。一派主張從政治革命開始，左右合流，先拆廟，先搞“民主的政治形式”，這樣做會導致什么結果？我在前面已經談了很多，這里不再多說。總之那些善良的左翼有可能陷入替他人作嫁衣裳的窘境，或者像一個拉洋車的，把資本送進權力的大廈去享受權力的盛宴，而自己最后卻只能蜷縮在大廈前的街道上餐風露宿。

另一部分左翼人士則主張先從文化革命開始，通過爭奪文化領導權來爭奪政治領導權，最后推動經濟、社會層面的社會主義復興，重建“民主的社會形式”。

這樣一種主張可行不可行呢？我想指出兩點：第一，這是1990年代新左派重新出現之后一直在實際執行的路線，包括和自由主義的論戰，包括國企改革的論戰，也包括關于顏色革命、普世價值的論戰，等等，都屬于爭奪文化領導權的范疇，而且取得了可觀的成效；第二，重慶模式的出現，為這一思路提供現實的經驗，她向我們展示了沿著“文化革命→政治革命→經濟和社會革命”的路徑推動社會主義復興的現實可能性。

我不同意一些左翼朋友對重慶模式無限拔高的說法。重慶模式究竟能走多遠，我們不能肯定，未來重慶模式會不會被推向全國，我們仍然不能肯定，社會主義者不是算命先生。我們能夠肯定的只有兩點，第一，重慶目前走在正確的道路上，這條道路的自然延長線，是指向社會主義復興的；第二，重慶模式的出現，并不是某位領導人心血來潮的結果，而是和中國社會左翼力量近十幾年來，一直堅持不懈地進行文化革命，爭奪文化領導權所營造的大環境是密不可分的，在一定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重慶模式是1990年代以來重新出現的左翼思潮的精神產兒。毫無疑問，沒有左翼這些年來對貧富分化的強烈批判，沒有左翼對中國革命、中國社會主義運動歷史的捍衛，重慶是不可能推出“唱紅打黑。共同富裕”的政策路線的，在1990年代甚至新世紀的前幾年，重慶這樣做都是不可能的。

回首歷史，我們會發現西方也是沿著同樣的路徑推動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卷土重來的。杜勒斯的“和平演變”的主張，就是一條“文化革命→政治革命→經濟和社會革命”路徑，而且這一路徑的有效性在前蘇聯得到了充分驗證。同樣，左翼推動社會主義復興，也可以沿著同樣的路徑前進。在文化革命進行到一定程度，政治領導權一定會隨之發生變化，一種可能是堅持社會主義路線的政治人物掌握政治權力，還有一種可能是現在掌握政治權力的人開始推行轉向社會主義的路線，最后導致在經濟和社會層面重建“民主的社會形式”。

總之，我對沿著這樣一條道路推動社會主義復興是充滿信心的，至少在這樣一條道路被完全證偽之前，在確認“民主的政治形式”和“民主的社會形式”之間的斷裂被消除之前，左翼不應該貿然嘗試別的路徑。

最后我談談個人對張木生老師提出的“重歸新民主主義”的看法。從歷史的角度看，如果張老師的理論能夠肯定、并且能夠令人信服地解釋毛澤東時代的合理性和中國革命的合理性，從未來的角度看，如果能夠明確“新民主主義”的方向是繼續走向社會主義，從當下的角度看能夠重新確立工農聯盟的政治領導地位，那么，我覺得這個“新民主主義”也是可以接受的，至少比現在的糊里糊涂，回避階級分析的“中特理論”要好得多。“新民主主義理論”好就好在可以使階級分析的理論重新成為政治話語的主流話語，這將為社會主義者爭奪話語權打開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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