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斷融入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的過程中，提升中國的話語權[①]已經成為了當務之急。社會科學在社會認識和社會決策中發揮著巨大作用，它已經成了話語權爭奪的核心領域。在我國的傳統認識中，社會科學的普遍性是不言而喻的，而特殊性只是這種普遍性在特定的時間、地點、條件下的某種狀態，普遍性就存在于特殊性之中。但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這種大而化之的理解卻可能形成思維陷阱，使我國在全球政治經濟秩序中失去話語權。為此，我們需要從話語權的視角深入探討社會科學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問題，揭示其背后隱藏的話語權爭奪。
一、方法論之辯與話語權之爭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歷史學派與奧地利學派就經濟學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關系問題展開了激烈爭論，這是一次著名的社會科學的方法論論戰，更是德國與英國的話語權之爭。
在20世紀之前，歷史學派在德國的經濟學研究中居于主導地位。這一學派認為，人類社會總是處于不斷的演變過程中，不同的民族、國家處于不同的發展過程，不存在適用于所有民族的經濟規律。所以，就經濟學來說，只存在以個別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國家經濟學”，而這種研究不能通過抽象邏輯推演，只能通過對這個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的整體歷史進行細致研究來進行。德國歷史學派所說的經濟學實際上是一種綜合性社會科學研究，追求獨特型、歷史性和整體性是歷史學派的鮮明特征。德國歷史學派并非完全否認普遍性理論，而是認為理論要建立真實的歷史研究基礎上。這種研究主旨從李斯特到羅雪爾，再到古斯塔夫•施穆勒達到巔峰。
1883年，奧地利學派的代表人物卡爾•門格爾出版《社會科學特別是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研究》一書，并在一年之后出版《德國歷史學派的錯誤》，對古斯塔夫•施穆勒直接展開了批判，掀起了長達二十余年的方法論論戰。二者就經濟學是普遍的還是特殊的、是分析的還是歷史、是描述歷史還是尋求普遍的經濟法則、是方法論個人主義還是整體主義展開了激烈爭論。
門格爾把對特殊經濟現象的研究歸結為對經濟的歷史研究，把國民經濟學歸結為政策性的實用研究，而把理論經濟學歸結為研究經濟現象的一般性質和規律。門格爾以此為理論經濟學爭取自主空間。他認為，如果像歷史學派那樣把經濟學建立在對個別經濟現象的描述上，那么，經濟學知識不可避免地是特殊的和偶然的，沒有普遍性。但是，在個別經濟現象中存在著本質性因素，這種本質中隱含著事物的所有性質和因果聯系。因此，在把握了經濟現象的本質之后，按照其性質嚴密地演繹，就可以構建整個知識體系。雖然是思維的建構，但它必然合乎整個現實世界。也就是說，它是普遍的和必然的。門格爾的方法是把經濟現象還原為構成經濟現象的基本要素，也就是把國民經濟轉化為無數從事經濟活動的個人的結果，再把個人歸結為主觀偏好，由此演繹出整個經濟學體系。他的方法被稱之為方法論個人主義和主觀主義。由此可見，德國歷史學派和奧地利學派對經濟學的理解和研究方法可謂是針鋒相對。
對于這次著名的方法論大戰，過去學者們往往從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層面來認識它，而論戰背后隱藏的一個焦點問題卻被忽視了。實際上，這次論戰還是德國和英國關于國家發展道路的話語權之爭
十九世紀是英國的世紀，最強大的海軍、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和以自由主義經濟學為核心的文化霸權是英國霸權的支柱。以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為代表的英國古典經濟學，從抽象的個人的某些特征出發，通過邏輯推演，構建普世性的經濟學體系，論證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是最符合人性的，而國家的作用就是維護市場，盡量減少干預。這一理論為英國的全球自由貿易帝國提供了話語支持。奧地利學派是在英國古典經濟學影響下形成的經濟學派。門格爾從個人的主觀評價出發，論證價格的形成機制，強調社會秩序是自發的和漸進的，而不是人為設計的。門格爾前承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后啟哈耶克的“自生自發的擴展秩序”，他們都堅持認為自由市場經濟至高無上，國家干預是錯誤的。而門格爾所堅持的演繹方法，又會自然得推論出自由市場經濟和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適合于全世界。
十九世紀中后期是德國資本主義在英國霸權下艱難發展，最終挑戰霸權的過程。面對英國霸權，德國選擇的是一條國家主義的發展道路，國家為整個社會提供秩序，保護并扶植民族工業，建立強大的軍事－工業體系，為弱勢群體建立保障制度。德國歷史學派以民族國家為理論中心，強調歷史的獨特性，反對英國以古典經濟學為核心的話語體系，這都是為國家主導的德國資本主義道路提供話語支持。德國與英國的話語權之爭可以追述到德國歷史學派創始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對英國古典經濟學的批判，他認為只存在以國家為對象的“國民經濟學”，主張實行貿易保護政策發展提高工業發展水平，而英國古典經濟學的世界主義是建立在不存在的虛構前提的基礎上的，不適于德國。德國歷史學派和奧地利學派的方法論大戰實際上是這一爭論的延續和深化。
德國歷史學派維護德國的話語權不是無意識的，而是自覺行為。歷史學派后期的重要人物馬克斯•韋伯體現得最為明顯。韋伯在1894年弗萊堡大學經濟學教授就職講演中說：“作為一門分析性、說明性的學科，經濟科學或許可以保持中立，但只要涉及到價值問題，就必然成為一門服務于強大政權的國民經濟學。”[②] 韋伯在方法論上更接近于門格爾，是方法論個人主義者，從個人的主觀目的出發來研究社會。他也承認社會科學的抽象性和理論性，認為社會研究都是從特定的價值關注點出發建構理論，韋伯稱之為“理想類型”。但是，韋伯認為理想類型只是人們理解社會而構造的工具，不是社會現象之后的本質和規律。理想類型越抽象，與現實社會相對應的地方就越少，因此，不能根據理想類型來改造社會。韋伯的理論鋒芒所指的是英國的話語霸權，他指出，“極端的自由貿易主義者把純粹經濟學設想為‘自然’事實，（即未被人類愚蠢的行為所歪曲的現實）的充分寫照，并且他們還進一步把純經濟學確立為一種道德命令（一種有效的規范理想）。而事實上正相反，純經濟學只適用于經驗分析的一種便利的理想類型。”[③] 韋伯之所以堅決反對理論的普遍性，首先要否定的是按照英國的自由主義經濟學改造德國社會，反對在德國實施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
在這場論戰之后，德國歷史學派從此淡出了社會科學舞臺，強調社會科學特殊性的觀點也隨之消失，而社會科學的普遍性似乎成為不言而喻的了。[④]但是，從話語權的角度看，社會科學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的張力卻從未消失。
二、民族國家和社會科學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的張力
認識和控制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需要產生了社會科學。從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來看，社會科學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的關系，不能簡單地套用傳統認識中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辯證模式。
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是一個以資本積累為中心和動力的歷史體系,這一世界體系有其內在規則和結構。它是一個以“中心－邊緣”為兩極特征的國際分工體系，中心地區技術水平高、資本雄厚、工資水平高，而邊緣地區正相反，由此形成不平等交換，邊緣地區的勞動剩余源源不斷地流向中心地區。因此，只有中心地區才能真正繁榮發達，而邊緣地區由于社會財富的流失而處于不發達狀態。這個體系又是一個國家體系，與分工相對應，形成中心國家和邊緣國家。極少數中心國家成為霸權國家,如19世紀的英國和當今的美國，它們憑借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優勢維護這個不平等體系。在這一體系中，國家間霸權和反霸權的斗爭從未停止過。
社會科學的普遍性，也可以說社會科學的國際性，指的是它所反映的這一世界體系的結構、本質、規律、趨勢的普遍性，如資本積累的規律。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通常所說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辯證關系是適用的，即這個體系中的某個部分，雖然與其他部分不同，但它仍然反映著整個體系的規律性。
但是，還要看到，這一體系的分工結構和國家關系，使社會科學具有鮮明的民族性和特殊性。由于不同的國家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分工位置的不同，必然產生不同的國家利益，甚至相互之間存在著尖銳的利益沖突，從而形成不同國家間的利益博弈，產生不同的發展目標和發展戰略。而社會科學作為國家知識生產的體制，必然以民族國家的利益為中心，為民族國家的發展戰略服務，既提供決策所需要的知識，又要為這種戰略提供話語支持。國家利益與社會科學的這種關系限制著社會科學的普遍性，使它具有明顯的特殊性和民族性。
霸權國家出于控制整個世界體系的需要，總是聲稱其社會科學的普遍性和國際性，把對自己有利的政策和社會制度說成對全人類有利。反之，那些力圖擺脫邊緣地位的國家，則強調特殊性，強調發展道路的多樣性。所以，從世界體系中民族國家利益搏弈來看，社會科學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之爭，也是霸權國家與邊緣國家的話語權之爭。而一旦某些邊緣國家上升為霸權國家，就會以強調普遍性和世界性的社會科學代替原來強調特殊性的社會科學。
現代經濟學中最為流行的“相對優勢理論”最典型地體現了霸權國家和邊緣國家的話語權之爭。
相對優勢理論認為，不同的自然條件和生產能力形成了各國的相對優勢，各國應該根據相對優勢，生產費用比較低的商品，而向其他國家購買別的商品，這樣，就可以形成合理的國際分工，相互都獲得最大收益。為此，就要取消國家的干預，充分發揮市場的自由競爭。這一原理對任何國家都適用。這是自由主義經濟學在國際貿易領域的最基本觀點
但是，像美國這樣的霸權國家的真實歷史與此正相反。
為了抵制英國工業的沖擊，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系統地提出了以貿易保護發展幼稚產業的主張。在美國內戰中，北方工業利益集團戰勝了南方的農業利益集團，維護北方工業利益的貿易保護主義思想戰勝了南方自由貿易主義思想。19世紀中期，“美國不僅是最強大的貿易保護主義堡壘。而且也是抱有貿易保護思想的學士聚集地。”[⑤] 涌現了丹尼爾•雷蒙德、馬修•凱里、亨利•克萊、亨利•凱里等有重要影響的經濟學家。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大發戰爭財，成了歐洲各國的債主。戰后的歐洲已經沒有了償付能力，正常的途徑是，英法德等國通過擴大出口償還美國的債務和戰爭賠款。但是，美國一方面堅決追討歐洲債務，另一方面，為了保護本國的制造商免受歐洲國家先進制造業的競爭，置歐洲于不顧，不斷提高關稅，從而導致了世界貿易的崩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再次大發戰爭財，其科技、工業、金融、軍事都名副其實地成為世界之首，它的工業生產能力超出了國內市場，需要更大的國際市場。此時，美國才主動出手，在自由主義經濟的原則上重建戰后國際秩序。
此時，那些提倡貿易保護的經濟學家們便從美國的思想史中消失了，曾經受到激烈反對的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相對優勢理論和自由貿易理論占據了中心位置，成為了理所當然的普遍性的經濟學原理。在美國很有影響的《經濟學》（第10版）教科書中，薩謬爾森這樣寫道，“比較有利條件的原理可以被推廣應用于任何數量的不同用品，而比較高深的著作可以說明：它能應用于任何數量的不同國家和地區……像這樣富于成果的理論在政治經濟學中是不多見的。忽視相對有利條件論的國家會在生活水平和增長潛力方面付出沉重代價。”[⑥]“任何一個愿意思考關稅問題并且不執偏見的讀者不能不看到：大多數贊成保護關稅的論點是多么淺薄。”[⑦] 這樣，隨著美國利益的需要，相對優勢原理從有利于英國、不適于美國，轉變為適用美國，也適用于全世界的原理了。
可見，在美國的發展歷史中，不管是貿易自由還是貿易保護都不是最根本的經濟原則，最根本原則是要保證國家的工業生產能力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分工中占據高端位置，并不斷保持這一位置，而貿易自由和貿易保護都只是實現這一原則的手段而已。
英美等霸權國家以“普遍性”的社會科學掌控話語權，另一方面，又在其中巧妙地掩蓋了“國家”的痕跡。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指出，“在自由資本主義的理論中，‘國家’這個單位是沒有地位的。自由資本主義的基本單位是無法再縮減的企業原子，是受到將盈利盡量擴大或將虧損盡量縮小的規則所驅使的個人或廠商”。[⑧] 這種“無國家”的社會科學成為霸權國家的話語，為國際壟斷資本跨躍民族國家這一障礙，在世界范圍內自由運行提供了理論支撐。
三、歷史的“凈化”與社會科學普遍性的話語陷阱
社會科學是對社會和人的行為的規律性研究，在一定意義上，它抽象地描述了一個特定時期的社會結構、特征、規律和趨勢。當我們閱讀現代社會科學時，我們獲得的是現代社會的理論知識，當我們閱讀17世紀、18世紀的社會科學（當時稱為道德哲學、歷史哲學）時，我們獲得的是那個時代的社會知識。所以，從這個角度看，社會科學也是特定時期的歷史記憶。
但是，當我們比較一下不同時代的社會科學，就會發現，霸權國家的社會科學存在一個不斷“凈化”歷史的過程，很多在它的歷史發展中發揮著巨大作用的因素被有意無意地忽略掉了。由霸權國家所推銷的社會科學，向世界提供的是一個被“凈化”的歷史進程和世界圖景。從社會科學的修辭角度來說，霸權國家的社會科學無非是在講一個故事，即這些霸權國家原來很落后，建立了現在的制度和實行了現在的政策，它們都繁榮富強了。只要其他國家也建立同樣的制度和實行同樣的政策，就能發展得像霸權國家一樣。但是，從真正的歷史進程來看，現在霸權國家所實行的制度和政策，只是它們長期的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等諸多戰略博弈所產生的結果，是由與現行的這些制度和政策完全不同的制度和政策所產生的。而這些使霸權國家真正登頂的制度和政策，卻被西方主流社會科學“凈化”了。
著名經濟學家米爾達爾在談到研究的外在因素時指出，“社會里有一些勢力迫使經濟學家不得不在自己的研究中得出一些同占支配地位的利益集團和偏見相適應的結論……如果這些利益集團在一段時間內完全保持不變，我剛才提到的傳統就要維護這些利益集團，并得到這些集團的支持。”[⑨]
當我們把社會科學不是看作個人的認識活動，而是看作為國家的利益服務的知識生產體制時，米爾達爾所說的就沒有什么可奇怪的了。任何主流社會科學，都是與統治集團利益相符合的知識體系，而與其不符合的經濟、政治、文化因素都會被有意識地忽略。在這個意義上，社會科學是被不斷改寫的歷史記憶。
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大師亞當•斯密的歷史地位的變遷最能說明這一點。
人們總是會想當然地認為亞當•斯密在他所處的時代享有巨大的影響力，但事實正相反。在18世紀，亞當•斯密的影響很小，1790年去世時，《年鑒》只用了12行字來介紹他。只是到了19世紀初，《愛丁堡評論》開始推崇亞當•斯密，一些政治人物在議會里引用他的著作，他的著作才被廣泛閱讀。
而當時聲名顯赫的經濟學家是詹姆斯•史都華（James Steuart,1712-1780），他身出名門，教育良好，身居重位，年輕時游歷歐洲大陸十四年。這一時期，蘇格蘭傳統社會解體，資本主義正在興起。史都華所處的時代、他的學養、閱歷和位置，使他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具有同時代的人無法比擬的高度與深度，后世許多聲名顯赫的大學者都悄悄地抄襲他的思想，而“斯密只是史都華的一個劣質翻版”。[⑩]可是今天，已經很少有人知道這個名字了。
為何二人生前身后差距如此巨大呢？史都華的問題就在于他的理論太真實、太深刻。他站在統治者立場上，對英國政府在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過程中，尤其是利用各種手段剝奪農民的生產資料，強迫農民進入工廠這一原始積累過程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進行了深入、細致地研究，把資本主義的殘酷本質、原始積累血淋淋的過程赤裸裸地擺在那里。資產階級政權的合法性要求遺忘這個過程，所以，史都華被埋在故紙堆中了。
相反，亞當•斯密給這個過程戴上了溫情的面具。資本主義的進程是在市場這一“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下，自然而然的發展起來的，這是一個自發的過程，為了完全釋放市場的力量，政府甚至要退出這個進程。他的研究不是面對現實，而是充滿猜測和奇聞軼事。這樣，亞當•斯密一方面適應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又巧妙地掩飾了這個過程的殘酷性。亞當•斯密的聲名不在于他深刻和真實，而在于他非常聰明，知道別人想聽什么，他應該說什么，如何去說。
亞當•斯密的學說以及后來的各種新版本也掩蓋了英國成就世界霸權的那些英明的戰略以及見不得人的手段。英國文學家和經濟學家丹尼爾•迪福在1728年寫過一本名為《英格蘭商業計劃》的書，深刻地描述了都鐸王朝如何運用保護主義、補貼、壟斷權、政府資助的產業間諜等手段來不斷發展英國的高附加值工業。非經濟手段中，軍事和外交手段不用說了，伊麗莎白女皇甚至暗中支持海盜搶劫財物。“伊麗莎白統治時期用于制造硬幣的價值450萬英磅的金銀，大部分是從西班牙人手里搶來的。”[11] 海盜對英國成為霸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英國后來在世界范圍內的殖民擴張和無數的不平等條約的作用就更不用說了。所有這些因素形成了英國這個自由貿易帝國，但經濟學中的自由貿易理論卻“凈化”了所有這些歷史記憶。
更重要的是，霸權國家的社會科學的這種歷史凈化是一種體制式的遺忘。
維護國家利益的社會科學形成了主流傳統，它通過特定的規訓體制（如教學、期刊、出版和職稱評定體系）形成了統治話語。一個人要成為這個體制所認可的學者，他就要經過規訓，用特定的概念和理論思考，發表文章、出版專著。這種話語決定人們什么可以說，什么不可以說，以什么形式說，并由此維護著主流傳統。學者“背離傳統觀念不太遠，又善于在框框內工作，能夠豐富、修訂和發展傳統思想，他們就會得到報償：在同事中顯得有地位，尤其是在大學中取得教學和研究工作。”[12] 而任何試圖顛覆主流傳統的社會科學家則會受到主流思想的排斥。所以，在西方主流社會科學中，最聲名顯赫的人物未必是最深刻、最真實地揭示社會現實的人，影響最大的學派也未必是最深刻、最真實反映社會現實的思想體系，但它們必然是最符合統治者需要的人物和思想體系。
這樣，霸權國家的主流社會科學就把霸權國家在歷史上真正實行的制度和政策“凈化”掉了，并且倒果為因，把作為歷史演化結果的現存的制度和政策反過來作為這些霸權國家之所以發達的原因，而且認為它適用于一切國家，從而為邊緣國家推薦了一條在歷史上從未存在過的繁榮之路，為邊緣國家設置了一個發展“陷阱”。
結語：霸權國家的社會科學是其話語霸權的核心支柱，如果把它作為普遍性的中立知識，就會落入話語陷阱。但是，令人擔憂的是，這種現象正在我國出現。西方社會科學理論在我國的學術和教育領域受到盲目崇拜，逐漸占據統治地位，西方的學者被奉為大師，西方的教材未經任何反思被原版引入，而學術研究中，只有用西方的理論體系討論問題才能受到重視。與此同時，社會科學的說明和預測能力卻在下降，尤其是對這次全球性金融危機，我國的一些知名學者和智庫機構嚴重誤判，危機之前不能預測危機，危機之后又看不到其嚴重性，更不要說提出應對之策了，更多的是跟在美國學者的后面亦步亦趨，隨聲附和，甚至在國家利益需要理論支持時，卻只能用西方理論得出對人家有利的結論，變成了站在人家的立場上，從人家的利益出發看問題。更重要的是，在這種狀況下，一旦涉及到我國的長遠發展戰略，就有可能把對霸權國家有利而對我們不利的制度和政策奉為發展的法寶，失去我國選擇發展道路和制定社會政策的話語權。因此，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我國學者應該對這種話語權競爭有清醒的意識。一方面，要消解西方的話語權，對這些國家的歷史發展研究不是依靠它的主流理論，而是進行細致的歷史研究，還原真正的歷史進程，找到其發展的“秘史”。另一方面，深入研究中國的革命和建設歷史，建立自己的理論體系，呈現中國發展道路的真正獨特性，為我國制定合理的發展戰略提供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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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話語（Discourse）是一個比較模糊的概念，一般指特定歷史條件下的一套思想體系，它由一定的制度支撐，涉及真理的生產和確證的程序。人的知識都要通過特定的話語表達。話語與權力相互加強，權力產生話語，而話語又在運行中加強這一權力。弱勢的國家或集團一旦接受了強勢國家或集團的話語，也就接受了其統治。
[②] ［德］馬克斯•韋伯：《學術與政治》，馮克利譯，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第181頁。
[③] ［德］馬克斯•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楊富斌，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年，第141頁。
[④] 奧地利學派也并非勝者，門格爾從本質演繹出普遍規律的方法與現代經濟學格格不入。而歷史學派消失也是因為其無所不包的研究方式不能滿足治理高度復雜的現代社會需要，另外，兩次大戰慘敗，德國失去了話語權，這也是歷史學派影響力消失的重要因素。
[⑤] ［英］張夏準：《富國陷阱—發達國家為何踢開梯子》，肖煉,倪延碩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53頁。
[⑥] ［美］ 薩謬爾森：《經濟學》（下），高鴻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54－55頁。
[⑦] ［美］ 薩謬爾森：《經濟學》（下），高鴻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88頁 。
[⑧] [英]艾瑞克•霍布斯鮑姆：《帝國的年代》，賈士蘅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頁。
[⑨] ［瑞典］岡納•米爾達爾：《反潮流：經濟學批判論文集》，陳羽綸，許約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第59頁。
[⑩] [英]邁克爾•佩羅曼：《資本主義的誕生—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一種詮釋》，裴達鷹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73頁。
[11] [意]杰奧瓦尼•阿銳基：《漫長的20世紀——金錢、權力與我們社會的根源》，姚乃強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34頁。
[12]［瑞典］岡納•米爾達爾《反潮流：經濟學批判論文集》，陳羽綸，許約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第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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