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對于當下中國和中國人而言，歷史性的迷茫期，往往也是生發更大歷史轉機的醞釀期。所謂“中國問題”、“中國道路”、“中國經驗”，既是具體實踐層面的，必然有其歷史延續性；但也亟需在思想、觀念和理論層面， 重新給予更確切、更能得其正色的判斷和命名，闡釋和提升，并能從中熔煉出更經得起考驗的“中國之道”，無論在實踐之道、理論之道、價值之道的不同意義層面上，體現出中國的歷練與擔當。
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文化政治而言， 其特質首先就是理論與實踐的彼此生成與創造過程， 或曰“理論的實踐功能”與“實踐的理論建構”之間的緊密關系問題，尤其是理論建構中最關鍵的核心價值取向，這是認同所系。正因此，客觀維度的歷史進程，主觀維度的主體成熟，仍將在彼此激發推動中，互為歷史前進的資源和動因。
有效的政治實踐有賴于文化理論的突破， 兩者之間需要更有力的互動。中國城市文化的理論與實踐，也需在如此互動中有所推進，有所拓展。作為人文社科研究者， 長期以來筆者更關注的是中國問題中的文化問題，文化問題中的精神認同與價值重建問題。人們以往探討城市文化問題，往往熱衷于強調“城市文化”本身的特質和功能，而筆者更想指出的是，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城市文化應當承擔怎樣的責任，更確切地說，就是城市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責任。
在此意義上，筆者認為，不能再把“城市文化”和“鄉村文化”作為比照性的文化形態進行畫地為牢式的區分，而要將城市作為文化發展的公共平臺，更有意識地整合歷史和現實社會實踐中極易被忽略的各種經驗、資源及其文化要素，借此突破狹義的“城市文化”概念，重建以城市文化為主體的中國文化，由此拓展出一種不同于西方既有模式的“中國城市文化”的大觀念和大格局，真正以無愧于中國氣象、中國經驗、中國道路的理論和實踐，切實推進人類文化與文明發展史。
歷史和現實表明，在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中，經歷史淘洗存留的文化實踐樣式，無論鄉村文化、傳統文化和革命文化等等，看似與所謂“城市文化”有各種分疏，但其生存發展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賴于城市這個平臺所具有的展示和遴選、提升和塑造等功能，特別是在新型多元文化樣式的萌芽、生存與發展過程中，這些實踐本身也在不斷影響和建構著城市文化的整體特質、功能和格局。
因此，所謂“城市文化”，與其理解為靜態的“城市的文化”，毋寧說是動態的“文化在城市”。城市的整體優勢和強勢地位， 也為其在中國崛起中承擔更大的文化責任提供了全方位的有利條件。優勢意味著先機，強勢意味著責任。尤其在今天這樣一個因國家快速發展而亟需重建精神價值與文化認同的時代， 危機與契機共存，問題的復雜性與應對問題的可能性同在，這就提醒我們，天將降大任于“中國城市文化”。
而問題的關鍵就在于， 倘能不把城市中國與鄉村中國、現代中國與傳統中國、革命中國等等簡單分列， 不把現代性、國家意識形態和民眾生活世界等等看作截然分列并抗衡的力量形態，而更多注意其錯綜勾連、糾結共生之處， 或可放大我們重新考察中國社會政治文化實踐的視野、胸量與格局，從而有可能在全球一體化走向中，提供更多緊貼著本土實踐的關于中國問題、中國經驗與中國道路的思考。
與之相應，中國人文社科學者的研究視角，也正在向歷史與現實的縱深處開放并下移。正如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與實踐論所倡導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1](p.899)換言之，即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至于說到可供重新整合的歷史實踐資源，就中國革命大眾文藝研究領域來看，就有許多意義重大的歷史經驗，其利弊得失都值得我們重新發現、挖掘和闡釋，從而盡可能激活其中的理論和實踐能量。限于篇幅，這里僅從兩個極富中國歷史實踐特質的問題說起：“人民性”和“地方性”。
二
“人民性”，這顯然是一個相當復雜的理論與實踐問題。而其間最重要的啟示，就是中國人的歷史記憶、社會實踐和理論想象在特定政治語境中的互動建構關系。
如果說中國共產黨與勞動人民的結合正是歷史合力的選擇， 對民眾的地位標舉也使中國革命的歷史實踐和敘事獲得了強大的道義基礎。下層民眾，從來默默生死， 如草如芥，“勞苦大眾” 作為一個弱勢的社會實體， 充其量就是以被損害者和被拯救者的形象出現在“五四”以來的啟蒙視野中，更落得蒙昧無助、孤苦無告。新中國創建的人民政權，其權力根基就在于最廣大的人民群眾，關注民眾社會，在實踐上也就是關注中國
歷史與當下根本性的政治問題和文化問題。
而在中國共產黨主導的革命大眾文藝實踐及其敘事中，為了重塑勞動人民的“主體性”，表現“人民當家作主”， 越是底層民眾越是需要通過承擔為革命犧牲、獻身的義務而成長為革命群眾， 革命也就從勞苦大眾的甘愿舍生取義中獲得了更為堅實的正當性和崇高性。犧牲、獻身、舍生取義，當底層民眾原本卑微的生死能與某個長遠而崇高的理想目標相聯系時， 其間激發的情感和道德能量往往能促使個體克服種種局限，走向自我的超越，力爭在“革命”過程中成長為真正的“革命者”。中國革命的成功，就在于如何引領喪失一切的人們在利益抗爭的過程中不斷承擔新的義務和使命， 并且構筑一條從利益抗爭通向政治建設的道路。
“人民”既具體又抽象，一方面擁有其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實體，另一方面也很容易成為意識形態符號。但在國家話語層面始終標舉的民眾主體， 作為實踐中發揮作用的群眾基礎， 終究還是執政黨的合法性與道義力量之所寄。這也是親歷了革命洗禮的政黨領袖們的經驗和共識，比如軍民、官民、政黨政府和民眾之間同生共存的“魚水情”，作為這種歷史實踐經驗的意識形態化表述， 也可謂是中國革命尚未耗盡的歷史遺產和政治資源。盡管底層民眾在意識形態中被高調確立的政治地位，很快隨著時代變遷分化而風雨飄搖，然而全民投入過的歷史實踐豈能輕易化為烏有？ 諸如“為人民服務”、“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等觀念形態，早已在潛移默化中構成了中國人的集體記憶和普遍訴求，久而久之也匯成了歷史的強大蓄勢。
從敘事到蓄勢，從理論到實踐，歷史的經驗得失彌足珍貴。那么，時至今日，與“人民性”緊密相關的社會主義實踐的那些具體內容和形式，諸如人民當家作主、群眾路線、群眾的政治參與、黨員干部要密切聯系群眾、知識分子要深入生活并接受群眾監督與評議等等， 其間的經驗教訓還能否得到社會各個層面的重視和借鑒呢？
2007年，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 科學發展觀的核心就是以人為本：“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的根本宗旨，黨的一切奮斗和工作都是為了造福人民。要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人民首創精神，保障人民各項權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p.15)2010年，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也在一次重要講話中強調：“我們不能完全照搬革命戰爭和計劃經濟時期的群眾工作方法，但‘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切為了群眾， 一切依靠群眾’ 的群眾觀點的本質仍是我們須臾不能忘記的基本原則。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是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但發展不能以擴大社會矛盾為代價，不能以犧牲環境和浪費資源為代價， 必須以共同富裕為目標，必須以逐步縮小城鄉差別、地區差別、貧富差別為目標，必須以提高人民群眾的福祉和幸福感為目標，這是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真髓， 是新時期群眾觀點在發展中的體現。”[3]“人民利益”、“群眾觀點”能在中國崛起與城市化進程中形成共識，深入民心，這無疑是令人欣慰的。
經過前后各30年看似斷裂實則充滿延續性的歷史曲折和時代劇變， 無論國家或個人都不同程度地經歷著從“政治人”到“經濟人”乃至“以經濟為政治”的角色定位與價值觀的轉型。然而，倘若仔細考察歷史變化軌跡并觀察當下現實，我們能否發現，究竟還有哪些“共和國” 的創生基因和要素仍在有形無形中保持著真實的生命力？ 譬如，延至今日的革命歷史題材的文藝創作中，如何體現這種政治、文化與精神傳統的生命力？ “紅色文化”經久不變的精神氣質與價值內核是什么，如何才能有所創新、發揚光大？ 對此，有學者認為：“今天我們仍然要重提‘人民’，用這個概念來召喚人們的認同， 這自然不是要壓抑個性， 而是要強調重建個人與一個更廣大的人群之間的關聯， 讓每個人都感受到與他人之間的息息相關的聯系，并領悟到這樣一個真理：人不只是為自己活著，而是為更多的人活得好而活著，這樣的人生才是有意義、有尊嚴的。這些電視劇之所以為我們所喜愛，大概正是因為它們給我們提供了許多教益， 讓我們反省到自己生活中的缺憾， 并進而憬悟到什么才是一種理想的、健康的生命狀態吧。”[4]
三
再談“地方性”。中國共產黨從建黨到新中國成立前后， 對作為政權合法性基礎的民眾主體和勞動人民地位的標舉， 相應也使作為其社會載體的民眾生活世界和“地方性”文化實踐得到了空前的關注。譬如，從“延安新秧歌”到“文革樣板戲”，中國革命大眾文藝實
踐表現出鮮明的“本土”政治文化意味，同時也承受著“現代性”的深刻影響。在政府自上而下推動的新中國戲曲改革運動中，無論是劇目改編的政治意識形態化， 還是演出形制的現代化和“現代戲”的崛起，都關涉到如何重塑社會理想，如何變革政治文化形態，如何再造民眾主體、社會生活及道德倫理秩序等問題。
其間，原本扎根于民眾生活的人情倫理、風俗習慣等“地方性”文化特質，在自下而上的發掘提升過程中， 與中央集權的地方分權體系及其意識形態動員機制相結合， 由此獲得了更多的現實性、可理解性和可操作性。而所謂“地方性”特質在不同關系結構中的彼此滲透與重組， 的確在具體歷史實踐中打開了基層和民眾利益的表達空間和渠道， 進而也墊實了可供國家意識形態吸納的民間資源、社會條件和現實基礎。此中利弊交織，眾說紛紜，但上述實踐過程客觀上增強了國家的治理能力，特別是社會的整體動員力和凝聚力。
回溯20世紀中國革命的歷史敘事、文化創造與主體建構過程，特別是反映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民眾力量的基層組織和活動方式， 往往與其置身的鄉土生活世界緊密結合，利用各種現有的條件，因地制宜， 而使斗爭進程逐漸融入日常生活實踐。“革命”由此深嵌到具體的社會脈絡、生活環境和地方秩序，不僅從具體歷史生活中汲取資源、能量而滋長生息，使得鄉土生活世界有所新生，也因“革命”逐漸順乎自然、有序而能彼此相安相持， 共度艱難歲月。此種令人喜聞樂見的“傳奇性”、“地方性”和“革命性”的滲透交融，相激相生且相合，或許就是“人民革命”在其歷史實踐中含蓄生成的革命大眾文化特質。在此共生結構中確立起來的地方性文化及其根植的日常生活世界， 作為民眾生活意義的長久寄托之地， 作為人民革命的歷史能動性的力量來源， 也就與革命大眾文化產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系。而遍布中國的革命大眾文藝實踐，尤其是深入民心的“地方戲”，恰恰因為扎根于民眾日常生活而擁有極為豐富的方言俚語、民歌曲調、民間習俗等“地方性”生活與文化元素，如果充分運用且恰到好處，往往就能將這種革命文化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展現得淋漓盡致。這里就有著民眾情感的延續性，生活倫理的延續性，鄉土/ 地方秩序的延續性，革命歷史敘事的延續性，以及相互間的默默關聯和在關聯中感應到的休戚與共的“共命感”。而具有歷史正當性的“革命”，隨之也就真正融入了順應天道人心般的恒常感和秩序感， 更能為廣大民眾所認同。
正如新中國成立伊始， 梁漱溟先生的那份感慨： “高高在上的北京政府竟是在四遠角落的農民身上牢牢建筑起來”，“每一個農民便是一塊基石”。[5](p.881)只有深深體會到這種發自民眾內心、源于生活實踐的政治參與熱情的樸素和結實，才更能理解“革命現實主義”、“革命浪漫主義”之所以能落到具體社會生活中的真實基礎，因其樸素而推向普遍，也因其結實而趨于深刻， 由此認識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最深厚的根源潛在于普通民眾之中。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凝聚起最廣大人民的情感與道義力量， 促使地方性的集體生活經驗融鑄為更具整體性、普遍性的社會事實，進而轉化成更有歷史性、實踐性、革命性的社會能量。在此基礎上的具體歷史實踐， 或可孕育出民眾中間與生活世界同其廣泛的自發組織能力， 并凸顯其在行動過程中自然而然確立起來的主體性。
值得一提的是，地方與地方性認同，在我們母語的歷史實踐中也生成累積著多義性，比如：相對中央的行政區劃，指基層；相對軍隊，指群眾、百姓；相對官方、精英，指民間；相對外來事物，指本土、本地、當地；相對總體規劃，指具體實踐；相對整體性概況，指部分和局部狀況；此外，還指具有某種程度獨立性的區域及其擁有的廣泛特征，等等。可見，在不同的語境和結構中，“地方性”與民間性、群眾性、本土性、跨界性、具體性、獨特性、普遍性等等都具有錯綜復雜的關聯，因而成為自下而上建構文化認同的重要基礎和環節。
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由于全球資本邏輯的通行和介入，世界性與本土性、國家性與地方性，各種關系也日趨復雜化、多樣化。一方面，人們用來標識自身精神特質的國家/民族/地方文化認同， 正在不同程度地被各種現代化、標準化的文化符號所取代，致使各個地方的文化認同普遍陷入困境；另一方面，全球化所造成的種種危機和契機，也不斷提醒和強化著人們對自身所處的民族、地域、宗教、文化等問題的理解，并有可能在全球經濟發展和運作機制一體化的新環境、新條件下，重新整合更廣泛領域、更多種形式的力量， 以維護文化特質和多樣性的延續，從而為克服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提供更豐富的文化精神資源。而廣義的中國城市文化實踐，無論就其歷史、現實和未來趨勢而言， 都是世界文化和精神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 并且隨著中國無可回避的和平崛起之勢而將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
四
更令人深思的是，當下謂之“中國崛起”的背景，恰恰也是世界性、全球化的整體發展背景。很大程度上， 也正是國際社會對世界危機的共同克服， 迫切需要中國在市場、資源等方面的更大介入和實際投入，因而會以各種強力方式(推力或阻力)，促使中國更大幅度地致力于“被崛起”。因而這里最為關鍵的問題，就是中國如何想象新的更合理的世界愿景， 如何設法在更為自主自覺的實踐中，保持自身的清醒和韌性，盡可能將各種因素轉化為合力，以便激發出真正“崛起”的主體性能量？ 換言之，從“被崛起”到真正“和平崛起”，中國將如何進退取舍， 才有可能避免成為全球化浪潮中地位日趨重要卻逐漸喪失其主體性(特別是完整價值體系)的VIP成員國？
換言之，今天的“和平崛起”，事實上就意味著中國發展到更高歷史階段的“立國”。那么，面對世界性危機中的后發優勢與契機，中國人將以何種努力，既務實(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綜合治理水平)，也務虛(以價值觀為核心的主流意識形態建設)，同舟共濟，開創出更加平正、剛健、寥廓的中國氣象？
家國之勢，譬如一身。國家，社會，時代，如果也有生命、有性情、有意志，那在特定時期的社會轉型發展所凸顯的政治經濟動機之下， 究竟還蘊含著哪些更為細致而深沉的文化精神因素？
筆者想到梁漱溟先生終其一生所堅持的文化觀， 也是其歷史觀與世界觀。梁漱溟先生認為，人類文化中如“工具手段、方法技術、組織制度”等等雖極占分量卻只居從屬地位，“居中心而為之主”的則是“人生態度” 和“價值判斷”，諸如“何所取舍，何所好惡，何是何非， 何去何從”，這種人生態度或價值判斷“寓于一切文化間，或隱或顯，無所不在”，“文化之改造，亦重在此，而不在其從屬部分”。基于此， 他把創造和維系文化生命的“人心”視為歷史發展動力，“人之所以為人在其心”，“心之所以為心在其自覺”； 心有自覺就是持守其內在價值感和超越性，“超于利害得失之上來看利害得失，而后乃能正確地處理利害得失”。由此他概括中華民族之精神， “一為向上之心強，一為相與之情厚”，并且富于“平靜通達”、“清明安和”之理性。而中國文化之要義，就在于以價值為核心，以“人生向上”為鵠的，以情誼來組織協調群己人我之關系，義務觀念重于權利觀念，遂能互以對方為重而反求諸己，相安共處。梁漱溟先生堅信，此種倫理本位、情義充沛的文化如可存在，“當然不能僅只使用于中國而須成為世界文化”。①
而在對新中國開國氣象和歷史貢獻的體認中，梁漱溟先生指出， 統一穩定的國家要有秩序才能保全和生息，并通過教育來促進“團體生活”，以修正中國人缺乏公共觀念、紀律習慣、法治精神、組織能力等問題。“來路即是去路，既從實踐上發現出此問題來，還回到實踐上去求解決”。倘若人們在社會實踐中相聯相通， 心開智開，人心透出，一切力量也隨之透出來，“人類文化則是愈讓人的生命活力得到發抒的愈是進步的文化”。進而他強調，中國政治、經濟的改造，“不能各自分別獨立來看，而只在整個文化改造上有其意義，只是全部文化改造里面的事情”。②如今看去， 似乎就更能懂得，梁漱溟先生正是以“文化改造”為內在理路，再度打通并敞亮了中國人對于一個健康合理社會的政治想象力，而其能量之核心，就在于最廣大的人心對于文化和倫理的普遍自覺。
五
生活在中國，意味著腳踏實地，就地生根。如果我們的自我理解和現實認知都無法落實到生活世界，只能從外部獲得概念與框架，處處榫卯不合，那說明我們還是無力從價值層面來維持和組織好生活世界。問題是，時至今日，任何人為打造的整體性、普遍性計劃都不可能再有現實的生路；但這并不意味著，基于生命實踐多元互動而來的文化、思想、精神層面的共通性隨之也將喪失殆盡。面對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所導致的種種危機，我們還能以怎樣的視野、胸量和格局來想象世界，想象人類生活，想象中國和中國人？ 最要緊的是，我們在想象中到底還能寄托多少美好的人生理想、社會理想和政治理想， 借此調整各自的生活態度和精神狀態，重建更為健康、合理而有尊嚴的生命形式？
作為既成事實，我們置身于各種現行制度中，制度不是不能變革， 可萬變不離其宗， 至少在你我有生之年，差別、階層、等級、國家機器仍會作為社會物質性存在，發揮它們遠不止于物質性的多重治理功能。這種社會結構的穩定性（或曰固化），和其間相與制衡的靈活度（或曰失序），已經籠罩性地構成了時代的切身境遇。我們就是生活在這樣的中國，就是在做這樣的中國人， 這里有一種無法跳脫也不可替代的“在地感”和“現場感”，不管你看沒看見，承不承認，這就是我們最真實的發展基礎。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在正視并承擔現實的前提下，因陋就簡，因地制宜，正可謂“螺螄殼里做道場”， 唯其自力更生，徐徐圖變，才可能將基于普遍思想信念而來的整體性、全局性、超越性的視野和理念，真正融入深入細致的社會實踐過程中。
明白這一點， 我們才能重新確認日常實踐中諸如此類的生活智慧和心靈意志， 進而努力發掘包蘊其間的精神含量與主體自覺，并加以格外的珍視和護持，期待著這股心力、這種主體自覺在長期社會實踐中的彼此呼應、凝聚、壯大。正是這種普遍根植于日常與人心的實踐性力量長出來、聚攏來的過程，時刻催迫著每個時代重新建構更富于生活根基與社會脈絡的政治性和政治感，從抽象理念直到融入社會生活的感覺結構。
要而言之， 處在當前新的歷史與現實的創造基點上， 如何更充分地挖掘和凝聚正在形成中的社會正面價值，中國才可能在政治、文化、價值上作出新的整合與突破， 才可能讓最大多數的普通中國人更加認同這個精神的、文化的、當然也是政治的民族國家共同體， 重新走出適合并真正屬于今天中國人的“中國道路”？ 在此至關重要而又不可逆轉的實踐過程中， 當前的城市文化建構乃至中國文化認同等問題， 如何才能承擔起恰如其分的歷史使命？
如果說，今天的城市文化，確實代表了中國文化的發展方向， 那它所承擔的時代責任就不能僅僅停留于城市文化本身， 而要從更鮮活的文化實踐和更深厚的理論底蘊中召喚中國文化及其政治認同的豐富資源， 并通過繼承、挖掘各種歷史與現實經驗而形成大概念、大容量的城市文化的嶄新生命。換言之，生活在中國， 我們就要深深扎根于中國歷史和當下的生活世界與社會實踐，從強韌的精神傳統、蓬勃的生長態勢和敏銳的發展意向來把握城市文化建構在當前與未來中國文化認同中的核心地位， 重建以城市文化為主體的中國文化，由此拓展出一種不同于西方既有模式的“中國城市文化”的大觀念、大格局，更切實有效地走出一條富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
①參見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1949），載《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97、132-133 頁；《人心與人生》
（1984），載《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581-582 頁；《東西文化及其哲學》（1921），載《梁漱溟全集》第一
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338 頁。
②參見梁漱溟：《中國建國之路（論中國共產黨并檢討我自己）》（1951 年），載《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第324、340-344、349、386、393 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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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
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 俞正聲.群眾觀點須臾不能忘記———在中共上海九屆市委
十次全會結束時的講話[N].解放日報，2010-1-11.
[4] 倪偉等.“中國電視劇”的“時代之痛”[N].21 世紀經濟報道，
2010-3-16.
[5] 梁漱溟全集（第6 卷）[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
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1 年第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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